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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第八 《古文雅正》　总集类 提要 臣等谨慎考查：《古文雅正》共十四卷。本朝蔡世远编纂。蔡世远另有《二希堂集》，已经另行著录。这部书选录了从汉代到元代的文章，共二百三十六篇。书前有蔡世远自序说：“题名为《雅正》，是因为文章辞采典雅，道理正当。”考察《诗经》的大雅、小雅以及《尔雅》的古代注疏，都把“雅”解释为“正”。然而《史记·五帝本纪》说：“百家谈论黄帝，其中的文字不典雅驯正”；《史记·司马相如传》说：“跟随车骑，举止从容娴雅，非常美好”；顾野王《玉篇》也说：“雅，就是仪态，也是娴雅。”可见自汉代以来，“雅正”已经分为两种解释。蔡世远大概采用的是后一义。考察历代总集的流传，只有《文选》在历代盛行，遗留下来的精华，滋润影响无穷。然而潘勖的《九锡文》、阮籍的《劝进笺》，与名教相违，却同那些文章并列，君子常常讥议，这是雅而不正。至于真德秀的《文章正宗》、金履祥的《濂洛风雅》，立论完全以义理为准，而收藏它们的人家只把它们填充书架，既没有人起来攻击，也没有人喜爱诵习，难道不是正而未雅吗？音乐本于极致的和谐，但五音六律不齐备，就不能发声歌唱而形成和谐；礼本于极致的敬意，但九章纹饰、五种色彩不齐备，就不能袒衣露体、跪拜行礼来表示敬意。文章的文采与质朴相互辅助，怎么能和这些不同呢？蔡世远这部书，以义理为根本，体制杂近语录的文章不收；以文辞为羽翼，语言流于浮华艳丽的文章不录。刘勰所说的“扶持质朴，建立骨干，垂下枝条，结成繁茂”，大概差不多可以做到了。几十年来在文坛流传诵读，并不是没有道理。有人疑惑，姚铉删《文苑英华》为《文粹》，骈体文章全都不收，而这部书却收有李谔的《论文体书》、张说的《宋公遗爱碑颂》等篇，似乎稍显宽滥。不知道散体转变为骈体，就像古诗转变为律诗一样，只应当评论其文辞义理的是非，不必计较其格律是古是今。杜甫的诗集，近体诗占了一大半，评论者并不认为它的格调低于古体诗。唯独谈到文章，却把古文与四六文看成判若鸿沟，这也是没有推究同类变化的道理。兼收骈偶文章，正说明蔡世远深知文章古今正变的缘故，又怎么能算作这部书的累赘呢？乾隆四十四年七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译《古文雅正》原序 文章辞采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它发抒天地的精华，根本在人的性命。《易》的道理在于阴阳，《诗》的道理在于志向，《书》的道理在于史事，《礼》的道理在于行为，《春秋》的道理在于名分。概括地说，这些都是关于性命的文章。周、秦以后，文人代代兴起，但流传到文苑、载入典籍的文章，是非纯杂，不可能没有辨别。古人评论古文，大致分为四类：辞命、议论、论事、论理。究其根本，辞命、议论、论事没有不贯通于义理的。只有贯通义理，内在才能关系到身心意知的防范，外在才能用于治理天下国家。因此，关于性命的文章，简约而通达，丰富而精练，深奥广博而又有体要。至于其他奇异诡怪、虚浮蔓衍，以及铺陈月露风云、连篇累牍的文字，正大的文风并不推崇。我自从取得官籍以后，在秘书省任职，恭敬诵读 圣祖仁皇帝的《周易折衷》《性理精义》《古文渊鉴》等书，阐明精微的言论，搜集正统的学问，用朱笔黄笔评点甲乙，光明显著如同日月星辰；即使片段义理、单句言辞，也都归结到义理的要旨。这些著作对于世道人心的谋划，实在深远。皇上即位以后，继承先圣先王的事业，潜心探究道的奥妙 诏令接连颁发，以崇尚实学、敦厚名教为首要事务，希望天下的文人士子不追逐声名文采，而以内在归依性命之学。漳浦蔡闻之先生，学问广博而品德纯粹，曾经在鳌峰书院讲学，慨然有志于关中、闽中、濂洛一派的学问，受到 召见进入京师，命令他教授 皇子的经学。我也有幸列在讲席之间，接触他的言谈风采，更加了解先生的为人。闲暇时，他拿出所选的若干卷古文给我看。我总览书目，二千年上下只收文章二百多篇，精密典雅，完全符合六经的规范，而奇诡幻怪、风云月露一类的辞章，一篇也没有。这就是所说的把辞命、议论、论事统一贯通于义理。后进之士应以前人的事业为老师，但选文家往往漫无主见，对于文章的是非纯杂，很少有所取舍，只取文辞丰富优美，作为学者讽诵的材料，这岂不是把文章之学与性命之学判为两条道路，使学习文章的人从这些文章中还能取什么来约束自身、检点行为呢？所以说：“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又说：“言语没有文采，流传就不能久远。”大概不承载道就不足以称为文章，即使想要流传久远，又怎么能够做到呢？先生身逢 盛明时代，体味道理，含咏经书，广泛综合子书史书，这部文选就是这样编成的。篇帙简约，义理精粹；崇尚实学而排斥浮华，阐明义理而祛除放诞。确实足以辅助文治，成为后学的津梁，难道只是供文人学士诵读学习而已吗？因此作序。张廷玉序 康熙乙未年，我从京师回到闽地，在家居住了几年，评论选录历代古文，从汉代到元代，大约二百三十多篇。弟子和登门求学的人私下抄写诵读，我不敢拿它来刊行于世。雍正元年，承蒙 皇恩特意召入京师，和志同道合的李君立、侯张君季长共同讨论考订，又加以订正。高安朱可亭先生以及季长任长洲县令时，取此书交付刊刻，我于是为它作序说：这部选本，从各家文集中采录若干篇，从二十一史中采录若干篇。《文选》《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以及历代名臣奏议，偶然有特别喜爱的就收录其中。文章虽然佳美，但如果与修身治世的大道没有关系，就不收录。言论虽然切实，但体裁不完美，连贤哲的格言也不能全部收载。事情可以作为法则、可以流传，文章可以歌咏、可以诵读，然后才加以收录。不及《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檀弓》，是因为《檀弓》属于经，《三传》虽然是传经之书，也不及战国时期的文章，因为其中有许多机巧智谋而妨害道义的言论。《荀子》《韩非子》《庄子》《列子》不收，是为了斥退异端学说。唉！空车外表的装饰，与犬羊皮革的虚饰，都值得讥讽。不加以体察实行的功夫，只夸耀宏博雕琢的作用，是先儒所羞于称道的。言语不能充分表达志意，文章不能流传久远，也不是大雅所崇尚的。把这些文章施用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伦理关系，发扬其中治理国家的大业和垂名不朽的盛事之美。言语是内心的声音，文辞贵在有体制和要旨，这就是这部文集选文的缘由吧？凡是我所评论的，都是写下自己的心得，不讲次序、不合体例，留给大方之家取笑，也不顾虑了。题名为《雅正》，是因为它的文辞典雅，道理正当。蔡世远序。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雅正》第一卷 礼部侍郎蔡世远编纂 求贤诏【十一年】　汉高帝 听说，帝王没有谁比周文王更高明，霸主没有谁比齐桓公更杰出，他们都是依靠贤人而成就名业的。如今天下贤人的才智，难道只比古人差吗？问题在于君主不与他们交往罢了。士人凭什么途径进身？如今我借助上天的威灵，和贤士大夫平定天下，使天下成为一家，希望它长久存在，世世代代奉守宗庙，永不灭绝。贤人已经和我共同平定天下了，难道不应当和我共同安享利益吗？贤士大夫中有愿意跟随我共事的，我能够使他们尊贵显达。现将此意布告天下，使大家明白我的心意。御史大夫昌下达给相国，相国鄼侯下达给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达给郡守。其中有意推荐品德高尚、名声显著之人的，一定要亲自劝说他，替他驾车，送到相国府署。品行义理足以推荐而有司却不报告的，查出后免职；年老衰弱患病的，不要遣送。治理国家没有比求取贤才更重要的，开创基业尤其是首要事务。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胸襟开阔、通达大度，仿佛能听见贤才的声音。后世文章辞藻增多而意旨反而淡薄了。○汉初的文章古朴质实，中期以后质朴丰茂。赐南粤王赵佗书【元年】汉文帝 皇帝恭敬地问候南粤王：你实在费尽心力了。我是高皇帝姬妾所生的儿子，离开京城在代地担任北方藩王，路途遥远，又受到阻隔蒙蔽而愚昧无知，因此从未给你写信。高皇帝离开群臣后，孝惠皇帝去世，高后亲自处理政事，不幸患病，病势日益加重，因此治理政事悖乱暴虐；诸吕发动变乱，所以不能独自控制法令，只得取他姓之子作为孝惠皇帝的继承人。依靠宗庙的神灵和功臣的力量，诛灭诸吕已经完成。我因为王侯官吏不肯放过诸吕的缘故，不得不被拥立，如今已经即位。先前听说大王给隆虑侯将军写信，请求亲近兄弟，并请罢免长沙的两位将军。我已因大王的书信罢免了将军，博阳侯在真定的亲兄弟，我已经派人前去存问，并整修先人的坟墓。前些日子听说大王在边境发兵侵扰，灾祸没有停止。当时长沙受到苦害，南郡尤其严重。即使对大王的国家有利，难道就只有大王一人获利吗？必然会多杀士卒，伤害良将贤吏，使寡妇的丈夫、孤儿的父亲、老人的儿子失去亲人，得到一个利益却失去十样东西。我不忍心这样做。朕想重新确定疆界，对于犬牙交错的地方，拿这件事询问官吏。官吏说：‘这是高皇帝用来界定长沙土地的办法。’朕不能擅自改变。官吏又说：‘得到大王的土地不足以扩大国家，得到大王的财物不足以使国家富裕。’ 从服岭以南的地方，由大王自行治理。即便如此，大王的名号是皇帝，两个皇帝并立，却没有派出一辆使者车来沟通道路，这就是争斗。争斗而不谦让，是仁人不肯做的。希望和大王共同放下过去的忧患，从今以后像从前一样互通使者。因此派贾疾驰前去晓谕大王，把朕的心意告诉你，希望大王也接受，不要再制造侵扰的灾祸。现赐给大王上等褚衣五十套、中等褚衣三十套、下等褚衣二十套。希望大王听音乐以排遣忧愁，并存问邻国。这是仁人的言语、帝王的气度，简明直截而宽宏大度，出自敦厚真诚，所以能够使倔强的人心悦诚服，其效果胜过汉武帝的数十万甲兵。议论赈济借贷诏【元年】　汉文帝 正值春天和暖的时候，草木以及各种生物都各自得到快乐，而我们的百姓中鳏寡孤独、穷困的人，有的已经濒临死亡，却没有人过问。忧虑自己是百姓的父母，应当怎么办？让有关部门讨论救济借贷的办法。养老诏【元年】　汉文帝 老人如果没有丝帛就不能保暖，没有肉就不能吃饱。如今岁首，既没有及时派人存问长老，又没有赐给布帛酒肉，将拿什么来帮助天下的子孙孝敬赡养父母？如今听说官吏按规定应当给应受粥食的人发放粥，有的却用陈粮，难道符合养老的本意吗？把这些详细制定为法令。这两篇诏书，都是从爱护百姓和万物的心意出发而制定的帝王政令。汉文帝的文章质朴优美，但学问并不充足，又没有名臣辅佐，所以成就也只能到这里。然而从三代以后，少有可以和他相比的。日食求言诏【二年】　汉文帝 朕听说，上天生育百姓，为他们设置君主来养育、治理他们。君主没有德行，施行政令不公平，上天就显示灾异来警戒治理不善。如今十一月晦日发生了日食，恰好显现在天空中，还有什么灾异比这更大呢？朕有幸保守宗庙，以微小卑贱的身躯，寄托在士民和诸侯王之上。天下的安定与混乱，责任在我一人。各位执政大臣，仍然是我的股肱。朕向下不能治理养育众生，向上又使日月星辰的光明受到牵累，这不仁德实在太大了。诏令到达后，你们都要思考我的过失，以及你们所知道、看到而我还没有察觉的地方，请把它们启奏告诉朕。并且举荐贤良方正、能够直言极谏的人，来匡正我的不足；再分别命令他们承担职务，减少徭役费用，以便利百姓。朕既然不能使德泽远播，所以忧惧地想到外部还有祸患，因此防备措施还没有停止。如今即使不能撤除边境屯戍，却又整治兵备、加强守卫；应当罢免卫将军所统率的军队，太仆现有的马匹和余下财物足够使用，其余都拿来供给驿传。纯粹是帝王的言论，西汉诸帝的诏书中这是第一。○刚即位时，时局尚有疑虑，所以连夜任命宋昌为卫将军。如今罢免卫将军，是因为事情已经安定。从此以后，便没有所谓南军、北军了。这是汉文帝处置政事最有大略的地方。○《史记》说十一月晦日发生日食，十二月望日又发生日食，于是汉文帝下诏如此。如今诏书中只说晦日日食，由此可知望日再次日食是《史记》衍出的文字。按照交食法，日食一定发生在朔日或望日，不可能在没有日食条件的日子发生；偶尔记在晦日，是历法有误。○考察《汉书》以及《五行志》，没有这次日食的记载；诏文也依据《汉书》中的《劳赐三老孝悌力田诏》【十二年】汉文帝 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天下最大的顺德；努力耕作，是谋生的根本。三老，是众民的老师；廉吏，是百姓的表率。朕非常嘉许这些大夫们的行为。如今有万户的大县，却说没有人符合诏令，难道真是人情如此吗？这是官吏举荐贤人的办法还不完备。应派谒者慰劳、赏赐三老和孝子：孝子每人五匹帛，悌者、力田每人二匹，二百石以上的廉吏以及俸禄百石者，按等级每人三匹。还要询问百姓有什么不便和不安，并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的常额，命令他们各自率领同类人，以道义教导百姓。孝悌是敦厚根本的德行，力田是敦厚根本的事业。根本的德行不敦厚，即使足以获得声誉，有见识的人也会讥笑其如秦越般彼此疏远。根本的事业不敦厚，即使足以致富，君子也会讥笑其浮薄。风气发展到战国，浇薄浮靡到了极点。秦兼并六国后，乖戾强悍更加严重。经过汉家的培养，几乎恢复到三代的程度，这是汉文帝的功劳。汉文帝质朴厚重、敦厚真诚，诏书接近古代，自汉文侯的命令以下从来没有这样的。○考察本集所收高祖、文帝、景帝的诏书，《汉书》记载得比这里详细；《史记》只特别记录了日食诏书，对史料简略的讥评由来已久。

译文帝纪赞　《前汉书》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马、服饰和御用品，都没有增加。有不便利百姓的，就立即放弃以利民。曾经想修筑露台，召来工匠计算费用，要用百金。皇帝说：“百金，是中等人家十家的财产。我奉守先帝留下的宫室，常常还担心辱没它，为什么还要修露台呢？”自己穿着粗丝绸衣服，宠爱的慎夫人穿衣不拖到地上，帷帐不绣花纹，以此显示敦厚朴素，给天下做榜样。修建霸陵，全部使用陶器，不许用金银铜锡装饰，依着山势修建，不起高坟。南越尉赵佗自立为帝，召来赵佗的兄弟，用恩德怀柔他，赵佗于是称臣。与匈奴缔结和亲后，匈奴背约入侵盗掠，便命令边境加强守备，不发兵深入，怕烦扰百姓。吴王诈称有病不来朝见，便赐给他几案和手杖。群臣袁盎等人的劝谏，即使言辞尖锐，皇帝也常常宽容地接受采用。张武等人接受金钱贿赂，事情败露后反而更加赏赐他们，以使其内心惭愧。专心致力于用德行教化百姓，因此天下富足，兴起礼义；所判决的案件只有几百件，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唉，真是仁厚啊！这篇赞语写出了他的仁厚恭俭，仿佛亲眼看见一般。命令二千石官员修明职守诏【后元二年】汉景帝 雕刻文饰、镂刻器物，会损害农事；织造锦绣、缀结彩丝，会妨害女子的纺织。农事受到损害，就是饥荒的根源；女工受到妨害，就是寒冷的根源。饥寒一同到来，而能够不做坏事的人就少了。朕亲自耕田，皇后亲自养蚕，用来供奉宗庙的祭品和祭服，为天下做表率；不接受进献，削减太官的供给，节省徭役赋税，希望天下专心从事农耕蚕桑，平时有积蓄来防备灾害。使强者不能侵夺弱者，使人多者不能暴虐人少者；让老人长寿终其一生，让幼孤得以顺利成长。今年有的地方收成不好，百姓粮食颇少，过错究竟在哪里？有的人伪装欺诈来做官，官吏把收受货赂当作交易，掠夺百姓，侵害万民。县丞是县中掌管政务的长吏，若违法与盗贼勾结，盗贼还要更觉得无所谓。命令二千石官员各自修明职守；有不任职守、耗乱政务的，丞相要上报，请求治罪。布告天下，使大家明白朕的心意。文帝、景帝并称贤明，然而景帝事事都比不上文帝。文帝的仁厚，不是景帝所能及的。只是恭敬节俭这一点，没有改变文帝留下的旧制。这篇诏书质朴简约，使人仿佛看见西汉的风俗。议论不举荐孝廉者治罪诏【元朔元年】汉武帝 公卿大夫所承担的使命，是总揽方略，统一纲纪，扩大教化，美化风俗。以仁为根本、以义为祖法，褒奖有德之人、使贤能者享有禄位，劝人为善、惩罚暴行，是五帝三王由此兴盛的原因。朕早起晚睡，欣喜地希望和天下士人共同达到这条道路，因此礼敬老者，恢复孝敬的教化，选拔豪杰俊才，讲习文学，考察政事，祈求民心进步。郑重告诫执事大臣，兴办廉举、孝举，希望逐渐形成风气，继承圣人的美好事业。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忠信之人；三人同行，其中必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如今有时竟至于全郡都不推荐一个人，这是教化没有深入到底，而积累善行的君子被阻塞，不能上达天听。二千石的官长，掌握人伦纲纪，将凭什么帮助朕照见幽隐之处，劝勉百姓，激励众民，尊崇乡党的教训呢？况且进荐贤能者受到上等赏赐，遮蔽贤能者遭受显著的杀戮，这是古代的道理。命令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商议，不举荐人才者的罪罚。汉武帝学问和资质都很美好，初年敦厚地崇尚儒术，爱惜贤才如同口渴求水。读这篇诏书，和蔼动人。后来他喜欢大规模建功，贪图功利，宠信用兵的臣子和将领，残酷的官吏也一并任用，百姓就无法忍受命令了。汉武帝知道举荐孝廉关系到治道和风俗，却不知道重用董仲舒，这是君子所感叹再三的地方。○高帝时制度尚未完备，文帝、景帝取士只设贤良一科，间或实行。汉武帝开始举荐孝廉，设置博士，设博士弟子五十人，六经也在这个时期一齐兴盛起来，文治彬彬，盛况可观。孝廉这一科，有的举孝，有的举廉，有的孝廉并举，并不以文章考试。博士弟子则由太常荐送，经过考试后授予官职。汉顺帝时，孝廉才开始有考试。武帝纪赞　《前汉书》汉朝承受历代君王留下的弊病，高祖拨乱反正，文帝、景帝致力于养育百姓；至于考察古代礼仪文制等事务，仍有许多缺漏。孝武帝初即位，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于是向海内广泛征询，举用才俊，与他们共同建立功业。兴办太学，修订郊祀，改革历法正朔，确定历数，协调音律，制作诗乐，举行封禅，祭祀百神，接续周朝后裔，号令文章灿然可观，值得记述。后世继承者得以遵循宏大的事业，从而有三代的风气。像汉武帝这样雄才大略，却不改变文帝、景帝的恭敬节俭，以此成就百姓，即使《诗》《书》所称道的圣王，又有什么能超过他呢？汉武帝值得记述的地方很多，他的过失只有任用酷吏和偏爱功利之臣。司马光《资治通鉴》讥刺他刑罚繁多、赋税沉重，篇末完全在褒扬中寓有贬意，确实也是至为精妙的史论。命令二千石官员考察属官诏【元康二年】汉宣帝 审理案件，关系到万民的性命，是用来禁止暴行、制止邪恶、养育众生的。能够使活着的人没有怨恨、死去的人没有遗恨，才可以称为有文德的司法官。如今却不是这样，执法时有的人怀着玩弄技巧的心思，割裂法条、曲解律文，使刑罚轻重不公平，增加言辞来掩饰过错，以便定成罪名；上报的案件又不符合事实，皇上也无从知道真相。这样一来，朕不明察，官吏不称职，四方百姓将仰赖谁呢？二千石官员各自考察属官，不要任用这种人。官吏应当致力于公平执法；有的擅自兴办徭役，修饰厨房驿舍，夸大接待使者的费用，越过职权、违犯法令，以此博取名声，这就好比踩着薄冰等待太阳出来，难道不危险吗？如今天下有不少地方遭受疫病灾害，朕非常怜悯，命令郡国中受灾最重的地方免除今年的租赋。汉宣帝聪明明察，任用权术不如文帝淳厚；然而当时贤能的郡守最多，审理案件也最为谨慎，可以称作中兴。项羽赞　《史记》太史公说：“我听周生说：‘舜的眼睛大概有两个瞳孔。’又听说项羽也有两个瞳孔。项羽难道是舜的后代吗？他为什么兴起得这样迅速！秦朝失去政权，陈涉首先发难，豪杰蜂拥而起，彼此争战，多得数不清。然而项羽原本没有尺寸之地，却乘势从田野中起兵，三年之内便率领五位诸侯灭掉秦朝，分割天下，分封王侯，政令都由项羽发出，号称霸王。他的地位虽然没有维持到底，但近古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形。等到项羽背弃关中、怀念楚地，放逐义帝而自立，又怨恨王侯背叛自己，事情就困难了。他自夸功劳，逞用个人的聪明而不以古人为师，认为霸王的事业可以凭武力征伐来经营天下，五年后终于亡国，自己死在东城，到了这时还没有醒悟，也不责备自己，真是过错太大了。于是竟拿‘是上天要亡我，不是用兵的罪过’来作借口，难道不是荒谬吗！”太史公把项羽列入本纪，含有无法抑制的怜惜之心，也是汉代史家网开一面。结论极其符合文章老练简洁的风格。

译秦楚之际月表　《史记》太史公阅读秦楚之际的史事说：“最初发动祸乱，是陈涉开始的；残暴凶悍、灭亡秦朝，则是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最终登上帝位，成就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次更替。自从有人民以来，从未有过像这样迅速接受天命的。”从前虞、夏兴起，积累善行、建立功业，经历数十年，使恩惠遍及百姓，代行政事，又考察是否符合天意，然后才居于君位。商汤、周武王称王，是因为契、后稷修养仁德、实行义行，历经十多代，在没有预先约定的情况下恰好会合；孟津会集八百诸侯时，仍认为时机未到。后来才放逐、诛杀暴君。秦国从襄公开始，在文公、缪公、献公、孝公以后逐渐强盛，像蚕食桑叶一样吞并六国，经过一百多年，到始皇时才终于兼并华夏各国。像那样凭借德行，像这样使用武力，统一天下大概就是如此艰难。秦朝已经称帝，却忧虑战争不能停止，认为这是因为有诸侯的缘故，于是不给诸侯一尺土地的封爵，毁坏著名城池，销毁兵器，锄除豪杰，以维持万世的安宁。王者事业的兴起，始于闾巷百姓，联合抗争讨伐，超过了三代。回顾秦朝的禁令，恰恰足以给贤者提供驱除秦朝的机会。因此，汉高祖奋发而起，成为天下的雄主，哪里还会有无土而不能称王的地方？这难道就是传说中所谓的大圣吗？” 难道不是天意吗？难道不是天意吗？若不是大圣之人，谁能承担这样的天命而成为帝王呢？法则和警戒昭然可见，却用高古老练、闲淡自如的笔调写出，又具有歌颂本朝的体制。高祖功臣侯年表　《史记》太史公说：古代臣子的功劳分为五等：以德建立宗庙、安定社稷，叫作勋；以言论建功，叫作劳；用力量建功，叫作功；彰明功劳等级，叫作伐；功劳日久累积，叫作阅。分封爵位时的誓言说：‘即使黄河变得像衣带那么细，泰山变得像磨刀石那么小，国家也要永远安宁，并且延及后代。’当初未尝不是想巩固根本，但枝叶渐渐凌夷衰败。我读高祖所封的功臣侯爵，考察他们最初受封而后来失去爵位的原因，说：‘奇怪啊！’我听说古书上说：‘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有的经历数千年；大概周朝分封了八百诸侯，幽王、厉王以后，这些诸侯还见于《春秋》。尚书中记载唐虞时代的侯伯，经历三代一千多年，能够保全自身来藩卫天子，难道不是因为笃行仁义、奉行尊上法则吗？汉朝兴起时，功臣受封的有一百多人。天下刚刚平定，所以大城名都中能够查数的户口只剩十二三成，因此大的侯国不过万户，小的五六百户。过了几代，百姓全都回归乡里，户口日益增加，萧何、曹参、周勃、灌婴之类有的达到四万户，小侯也相应加倍富厚。子孙骄纵放肆，忘记先人，纵情淫逸宠爱，到太初年间一百年左右，现存的侯爵只剩五人多一点，都因犯法而丧命、亡国，损耗殆尽。法网也稍微疏漏了一些，但他们全都没有对当时的禁令保持戒惧之心。身处当今时代而立志探究古代道理，是用来作为自己的镜鉴；未必一切都要与古代帝王相同，因为各代礼制不同，事务也不同，重要的是以成败得失作为纲纪，怎么可以混为一谈呢？考察他们凭什么得到尊宠、又凭什么遭到废黜羞辱，也正是当代得失的汇集，何必只去听旧闻？因此我谨慎考察他们的始终，列举并显示相关文辞；有些地方不能详尽说明原委，就把那些明显有疑问的地方阙略不写。后来的君子若想继续推究排列，也可以借此浏览。经历历代变故，给将来留下鉴戒；其中感伤咏叹、意气消缩而神思飞逸之处，即使班固也做不到。

译诸侯王表序　《前汉书》从前周朝以夏、商两代为鉴，三位圣人制定法度，设置五等爵位，分封八百诸侯，同姓诸侯有五十多个。周公、康叔分别建国于鲁、卫，各有数百里土地。姜太公在齐，也有五侯九伯的土地。《诗经》记载这种制度说：‘大夫是藩篱，三公是墙垣，大国是屏障，同姓宗族是栋梁；怀有德行就能安宁，同姓宗子就是城防。’不要使城防毁坏，不要让人独自承担畏惧。因此亲近亲族，尊重贤人，褒奖功德，关系到国家的盛衰，深深巩固根本，使其不可拔除。强盛时，周公、召公辅佐治理，达到刑罚搁置不用；衰弱时，五位霸主扶助其弱，与周王共同守护。自周幽王、周平王以后，国势日益衰落，到了被迫退缩在黄河、洛水之间，分成东周、西周。有逃避责罚的台，也有被盗斧的说法，但天下仍把周王视为共同的君主，强大的诸侯不敢倾覆它。历经八百多年，气数穷尽、德行耗尽，到周赧王时降为平民，享尽天年而死，周王的名号和地位已经在天下断绝。然而诸侯仍像枝叶相互支撑，没有人能够占据周王留下的空位，天下没有君主，持续了三十多年。秦国凭借形势险要而强盛的土地，施展狡诈的军队，像蚕食一样侵吞崤山以东地区，一切都以取胜为目的。于是夸耀自己所熟习的武力，任凭个人的智谋，嘲笑三代，荡平毁灭古法，私自号称皇帝，却使自己的子弟沦为平民。秦朝在内没有骨肉本根作为辅佐，在外没有一尺土地的藩篱羽翼作为守卫。陈胜、吴广举起白木棒，刘邦、项羽随后消灭了它。所以说：‘周朝超过了它的历数，秦朝来不及达到期限，是国家形势造成的。’汉朝兴起初期，天下刚刚安定，同姓诸侯很少；汉朝吸取秦朝孤立而亡的教训，于是分割疆土，设置两等爵位。功臣封侯的有一百多个封邑，尊崇皇帝的子弟，大规模开立九个诸侯国。自雁门以东直到辽阳，设为燕国；从代、常山以南，太行山左侧转向，越过黄河、济水，渐次到海边，设为齐国、赵国；谷水、泗水以东，占有龟山、防山一带，设为梁国、楚国；东面沿江湖，逼近会稽，设为荆国、吴国；北面以淮水为界，略取庐山、衡山一带，设为淮南国；从汉水以北，横贯九嶷山，设为长沙国。诸侯国彼此接境，环绕东、北、南三面，外部连接胡、越。天子直属三河、东郡、颍川、南阳；从江陵以西直到巴、蜀；北面从云中直到陇西，连同京师内史，共十五郡。公主、列侯在其中也有不少封邑，而大的藩国夸州兼郡，连接数十座城，宫室、百官的制度和京师相同。可以说是矫枉过正了。即便如此，高祖开创基业，每天都无暇顾及；孝惠帝享有国运的时间又短；高后以女主身份临朝摄政，而天下安宁，没有狂妄奸诈之徒造成的忧患，最终平定诸吕之乱、成就太宗事业，也有赖于诸侯。然而诸侯国原本因疆域广大而强盛，流传到后来却泛滥以至过度；小的荒淫放纵、违犯法令，大的离心孤立、横暴悖逆，因而害身亡国。所以文帝采纳贾谊的建议，分割齐国、赵国；景帝采用晁错的计策，削弱吴国、楚国；武帝施行主父偃的策略，下达推恩令，使诸侯王能够分割户邑来封给子弟，不必直接贬黜升降诸侯，而藩国自然分裂。从此以后，齐国分为七国，赵国分为六国，梁国分为五国，淮南分为三国。皇子刚受封时，大国不过十多座城；长沙、燕、代虽然保留旧日名号，却都失去了南北边境。景帝遭遇七国之乱，压抑削弱诸侯，减少并黜退他们的官属；武帝经历衡山、淮南的谋反，制定左官律，设置附益法。诸侯只能得到衣食和租税，不参与政事。到了哀帝、平帝时期，诸侯都只是承继爵位的后代，亲属关系疏远，生长在宫帷之中，不受士民尊重，势力和财富与富裕人家没有区别。然而本朝享国短促，帝统三次断绝。因此王莽知道汉朝内外已经疲敝，本末都很衰弱，没有什么可忌惮的，便产生了奸邪之心，凭借太后的权力，假借伊尹、周公的名义，专擅作威作福。在朝廷之上，他不必降阶更改名分，就运转天下。奸诈谋略既已成功，便占据面向南方的尊位，分派五威将军的官吏，带着驿传奔驰天下，颁行符命。汉朝的诸侯王们有的叩头至地，献上皇帝的玺印和绶带，只怕落在后面；有的甚至称美颂德，以求容纳和媚悦。难道不可悲吗？因此考察这一切的始终和强弱的变化，明白地留下鉴戒。其中很多内容依据《史记》原文，气势劲健、飘逸高古，不如司马迁；但班固加以修饰雕琢，所以本来就精密典雅，后半篇尤其显得惨淡凄壮。○关于封建制度应不应该实行，全文始终没有下明确的断语，只是铺陈历史变化，把事情说明得很详尽。然而看班固的意思，仍然认为封建制度是应该实行的。后代评论者纷纷议论，我替他折中说：诸侯土地不过一个县，只享有衣食租税，不参与政事，这样就可以了。艺文志序　《前汉书》从前孔子去世后，精微的言论断绝；七十弟子去世后，大义发生分歧。因此《春秋》分为五家【指左氏、公羊、谷梁、邹氏、夹氏】， 《诗》分为四家【指毛氏、齐、鲁、韩】， 《易》也有许多家的传承。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真伪互相争辩，诸子百家的言论纷然杂乱。到了秦朝，秦朝忧虑这些，于是焚烧文章，使百姓愚昧。汉朝兴起后，改正秦朝的弊政，大量收集篇籍，广泛打开献书的道路。到孝武帝时，书籍残缺、竹简散脱，礼制毁坏、音乐崩废。圣上叹息着说：‘朕对此非常忧虑。’于是建立藏书的制度，设置抄写书籍的官员，下至诸子传说，全都充实到秘府。到了成帝时，因为书籍散失很多，便派谒者陈农到天下搜求遗书。下诏让光禄大夫刘向校订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订兵书，太史令尹咸校订数术，侍医李柱国校订方技。每校完一部书，刘向就列出篇目，概括其主旨，编录后上奏。适逢刘向去世，哀帝又派刘向的儿子、侍中奉车都尉刘歆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刘歆于是总括群书，上奏《七略》，所以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如今删取其中的要旨，用来完备篇籍。这篇文章说明学术文化的兴衰，清楚得如同在手掌上指点；文字简明而有体制，也由此可以看出刘向、刘歆父子对经学所作的贡献。

译孔子世家赞　《史记》《诗经》说：‘仰望高山，景仰大道。’虽然不能达到那样的境界，心里却一直向往它。我读孔氏的书，想象孔子的为人，到了鲁地，观看仲尼的庙堂、车子、服饰和礼器，诸位儒生按时在孔子家中学习礼仪，我流连徘徊，舍不得离开。世人说：‘天下的君王直到贤人多得很，活着时就荣耀，死后也就罢了。’孔子身为平民，学说流传十多代，学者都尊奉他。从天子、王侯，到中原谈论六艺的人，都以孔子为标准加以折中。可以说是至高的圣人了。自从汉高帝用太牢祭祀孔子，汉朝治理国家的道路兴盛、经学昌明，大都由此而来。董仲舒在对策中说：‘凡是不属于六艺之科、孔子之学的，都应断绝它的道路，不要让它再得到推行。’董仲舒之所以成为一代醇正的儒者，他的功劳不小。太史公也知道尊崇孔子，只用几行赞语，却有无限的推尊和无限的神韵。别人用千百句话也说不尽的道理，他只用这些话就说清了。龙门司马迁的文章冠绝百代，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管晏列传　《史记》管仲名夷吾，是颍上人。年轻时常和鲍叔牙交游，鲍叔知道他的贤能。管仲贫困，常常占鲍叔的便宜，鲍叔始终友善地对待他，并不把这些事说出来。后来鲍叔侍奉齐国公子小白，管仲侍奉公子纠。等到小白即位成为齐桓公，公子纠死亡，管仲被囚禁。鲍叔于是推荐管仲。管仲被任用后，在齐国执掌政事，齐桓公因此成为霸主，多次会合诸侯，使天下一举得到匡正，这都是管仲的谋略。管仲说：‘我当初困顿时，常和鲍叔一起经商，分配财利时总是多给自己，鲍叔不认为我贪婪，知道我是贫穷。我曾经替鲍叔谋划事情，反而使他更加困窘，鲍叔不认为我愚蠢，知道时运有顺有逆。我曾经三次做官，三次被国君驱逐，鲍叔不认为我没有才德，知道我没有遇到时机。我曾经三次作战，三次逃跑，鲍叔不认为我胆怯，知道我有年老的母亲。公子纠失败，召忽为他而死；我被囚禁而受辱，鲍叔不认为我无耻，知道我不以小节受辱为羞，而以功名不能显扬于天下为耻。生养我的是父母，真正了解我的是鲍叔啊。’鲍叔推荐管仲以后，甘居他的下位；他的子孙世代在齐国享有俸禄，拥有封邑的历经十多代，常常担任有名望的大夫。天下人不称赞管仲的贤能，反而称赞鲍叔能够识人。管仲执政并担任齐国相国以后，凭借小小的齐国处在海滨的条件，流通货物、积累财富，使国家富足、军队强盛；又顺应民众的好恶，所以他说：“粮仓充实了，百姓才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百姓才懂得荣辱。上层遵守法度，六亲关系就牢固；礼义廉耻这四种纲常不能张立，国家就会灭亡。发布政令就像水源流出一样，政令顺应民心，所以即使地位卑下也容易实行。民众想要的，就顺势给他们；民众不想要的，就顺势革除。治理政事，善于把祸患转化为福祉，把失败转化为成功，重视事情的轻重，慎重权衡利弊。桓公实际上是因恼怒少姬而向南袭击蔡国，管仲便借机讨伐楚国，责问楚国没有向周王室进贡包茅。桓公实际上是向北征讨山戎，管仲便借机命令燕国修复召公时的政教。在柯地会盟时，桓公想背弃曹沫所订的盟约，管仲便借机使他守信，诸侯因此归附齐国。所以说：‘懂得给予正是为了取得，这是治理政事的法宝。’管仲的财富可以和公室相比，有三处归台和反坫，齐国人却不认为他奢侈。管仲死后，齐国遵循他的政令，长期比诸侯强盛。过了一百多年，出现了晏子。晏平仲名婴，是莱地夷维人。他侍奉齐灵公、庄公、景公，凭借节俭和努力实行而在齐国受到尊重。晏子做了齐国相国以后，吃饭时不吃两种以上的肉，妾也不穿丝绸衣服。他在朝廷上，国君谈到他就直言进谏，国君没有谈到他就谨慎行事。国家有道，就顺从命令；国家无道，就权衡变通政令。他凭借这些，在三代国君时期都在诸侯中享有显赫声名。越石父是贤人，却被关在囚禁之中。晏子出行时遇见他，便解下车左边的骖马赎出越石父，载他回家，却没有向他道谢。进入内室后，过了很久，越石父请求与他绝交。晏子惊讶地整理衣冠道歉说：‘我晏婴虽然不仁，但把您从困厄中救了出来，您为什么这么快就要求绝交呢？’石父说：‘不是这样。我听说君子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那里会受屈，在了解自己的人那里才会舒展。我被囚禁时，那些人不了解我。先生既然因感悟而醒悟，赎出了我，就是了解我的人。了解我却对我无礼，当然还不如继续被囚禁。’晏子于是请他进来，待为上宾。晏子担任齐国相国时出行，他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窥看丈夫。她丈夫替相国驾车，头顶着大车盖，驾着四匹马，意气扬扬，非常得意。回家后，他的妻子请求离开他。车夫问原因，妻子说：‘晏子身高不到六尺，却身为齐国相国，名声显扬于诸侯。今天我看他出行，思想深沉，常常有意识地谦抑自己。如今你身高八尺，却只给别人驾车，然而你的神态却自以为满足，我因此请求离开你。’ 后来车夫自己收敛、谦抑起来，晏子觉得奇怪，便询问他；车夫如实回答，晏子就推荐他做了大夫。太史公说：我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以及《晏子春秋》，它们论述得多么详尽啊！既然已经读过他所著的书，又想考察他的行为事迹，所以编次了这篇传记。那些书世上大多都有，因此不再论述。这里只评论他的逸闻：管仲是世人所称的贤臣，然而孔子却轻视他。难道是因为他认为周王朝的礼制已经衰微，齐桓公既然贤明却不能勉励他达到王道，只能称霸吗？古语说：‘顺从并助成君主的优点，纠正并挽救君主的过失，这样上下才能相亲。’这难道说的不是管仲吗？当初晏子伏在庄公的尸体上，哭泣并完成礼仪，然后才离开；难道这就是所谓‘见到合乎义的事情却不去做，就是没有勇气’吗？至于他进谏劝说，冒犯君主的威严，这就是所谓在朝廷任职时想着竭尽忠诚，退居家中时想着补救过失的人吧！假如晏子还在世，即使让我给他执鞭驾车，我也会十分仰慕。太史公身处患难之中，遗憾没有人出力相助，所以在《管晏列传》中叙述交情和气谊，格外深厚真挚，千年以后仍然令人感动流泪。然而这篇文章叙事正直、措辞平实，不像《游侠列传》那样多有偏激之处，所以收入这部选本。

译《孟子列传》——《史记》孟轲是邹地人，曾在子思的弟子门下受业。学术通达以后，游历各国，侍奉齐宣王。宣王不能任用他，他便前往梁国。梁惠王不能真正实行他的主张，反而认为他的言论迂阔、远离实际。当时，秦国任用商君，富国强兵；楚国、魏国任用吴起，战胜并削弱敌国；齐威王、齐宣王任用孙子、田忌一类的人，诸侯都面向东方朝见齐国。天下正致力于合纵连横，把攻伐当作贤能之事，而孟轲却称述唐尧、虞舜和三代的德政，因此他所到之处都不被采纳。他退下来与万章等人编次《诗》《书》，阐述孔子的思想，写成《孟子》七篇。此后有驺子一类的人。齐国有三个驺子：最早的驺忌凭借弹琴求见齐威王，进而谈论国政，被封为成侯并接受相印，在孟子之前；其次是驺衍，在孟子之后。驺衍看到各国君主越来越淫逸奢侈，不能崇尚德行，不能像《大雅》所说的那样整饬自身、施惠百姓，于是深入观察阴阳消长，写成论述奇异迂曲变化、从始至终以及大圣人的篇章十多万字。他的言论宏大而不合常理，但概括其归宿，必定归于仁义、节俭以及君臣上下、六亲之间的相处之道。起初不过是夸诞之说。王公大人刚见到他的学说时，都惊惧而回头接受教化。后来却不能实行它，所以驺衍在齐国受到尊重。他到梁国时，梁惠王到郊外迎接，行宾主之礼；到赵国时，平原君侧身行走并为他拂拭坐席；到燕国见燕昭王时，燕昭王手持扫帚在前面清道，请他列坐在弟子的位置上接受教诲，修筑碣石宫，亲自前去拜他为师。他写作《主运》。他游历诸侯，受到如此尊敬礼遇，难道能同孔子困于陈蔡而面有菜色、孟轲困于齐梁相比吗？所以，周武王凭仁义讨伐纣王而成为王，伯夷却宁可饿死也不吃周朝粮食；卫灵公向孔子询问军阵，孔子不回答；梁惠王谋划攻打赵国，孟轲却称说太王离开邠地。这难道是有意迎合世俗、苟且求同吗？只是方形榫头想嵌入圆形孔洞，怎么可能放得进去呢？有人说：伊尹背着鼎去劝勉商汤称王，百里奚在车下喂牛，秦穆公任用他而成就霸业；他们都是先迎合君主，然后再引导他走上大道。驺衍的言论虽然不合正道，难道也有伊尹、百里奚那种先曲后直的用意吗？自从驺衍以来，齐国稷下的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等人，各自著书，谈论治乱之事，以求取用于当世君主，这样的人哪里说得尽呢？太史公赞：孔子传述道统，孟子建立论说，都是千古罕见的卓越眼光。○这篇传记共分四段：第一段说孟子周游求仕，却称述唐尧、虞舜和三代的德政，与合纵连横、崇尚攻伐的人不同。第二段说孟子编次《诗》《书》，阐述孔子的思想，与奇异迂曲之说不同；第三段引伯夷、孔子、孟子的三件事，都属于止息战争、偃息武力的内容，含蓄地收束商君、吴起等人；第四段借伊尹负鼎、百里奚饭牛来解释驺衍，然而驺忌以琴求见齐威王，驺衍等人以著书求见君主，求见的方式虽不同，求取仕进则相同。这样一类人，哪里说得尽呢？这样看来，只有孔子、孟子的道最为可贵。文章的抑扬开合，把其中的妙处全都写尽了。

译《屈原列传》——《史记》屈原名平，是楚国王族的同姓人。他担任楚怀王的左徒，见闻广博，意志坚强，明白国家治乱的道理，熟悉辞令。入朝便与怀王谋划议论国事，发布号令；出朝便接待宾客，应答诸侯。怀王非常信任他。上官大夫与屈原职位相同，争夺宠爱，内心嫉妒他的才能。怀王让屈原制定法令，屈平编写草稿尚未定稿，上官大夫看见后想夺取，屈平不给他，于是进谗说：‘大王让屈平制定法令，众人没有不知道的。每当一项法令发布，屈平就夸耀自己的功劳，说除了我没有人能制定。’怀王大怒，疏远了屈平。屈平痛心于怀王听信谗言而不明察，痛恨谗言阿谀蒙蔽明辨，邪曲之人危害公正，正直之士不能被容纳，因此忧愁深思而作《离骚》。《离骚》，就是遭遇忧患的意思。上天是人的起源，父母是人的根本。人处境困窘就会返回根本，所以劳苦疲倦到了极点，没有不呼喊上天的；遭受疾病疼痛、内心悲惨忧惧，没有不呼喊父母的。屈平遵行正道、行为正直，竭尽忠诚和智慧侍奉君主，却被谗人离间，可以说处境困窘了。诚信却被怀疑，忠心却遭诽谤，难道能没有怨恨吗？屈平创作《离骚》，大概就是由这种怨恨产生的。《国风》描写男女情爱却不过分放纵，《小雅》有怨刺之情却不致于扰乱秩序。像《离骚》这样的作品，可以说兼有二者的特点。上面称颂帝喾，下面论述齐桓公，中间叙说商汤、周武王，以此讽刺当世之事，阐明道德的广大崇高、国家治乱的条理脉络，没有不充分显现的。它的文字简约，辞意含蓄，志向高洁，品行廉正；所描写的事物虽小，旨趣却极大，列举的事物虽近，显现的意义却深远。他的志向高洁，所以所称述的事物都芳香；他的品行廉正，所以至死也不容于世。他从污泥浊水中自行洗濯，像蝉蜕壳一样脱离污秽，漂浮在尘埃之外，不受世俗的污垢沾染，洁白鲜明，入泥而不被污染。推究这种志向，即使说它可以同日月争光也行。屈平被罢黜以后，秦国想攻打齐国，齐国与楚国结成合纵关系，秦惠王为此忧虑，便让张仪假装离开秦国，带着丰厚的财物到楚国表示效忠，说：‘秦国非常憎恨齐国，齐国与楚国结为合纵，楚国如果确实能够断绝与齐国的关系，秦国愿意献出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图土地，相信了张仪，于是断绝与齐国的关系，派使者到秦国接受土地。张仪欺骗他说：‘我同大王约定的是六里，没有听说六百里。’楚国使者愤怒离去，回来报告怀王，怀王大怒，大规模发兵攻打秦国。秦国出兵迎击，在丹浙大败楚军，斩首八万人，俘虏楚将屈匄，接着夺取了楚国的汉中土地。怀王于是调集全国军队，深入进攻秦国，在蓝田交战。魏国听说此事，袭击楚国直到邓地，楚军害怕，从秦国撤回；齐国最终因愤怒而不救楚国，楚国陷入极大困境。第二年，秦国割让汉中土地给楚国求和，楚王说：‘我不要土地，只希望得到张仪，让我泄愤。’张仪听说后便说：‘用我一个人抵偿汉中土地，我请求前往。’他到楚国后，又用丰厚的财物收买掌权的臣子靳尚，并让怀王宠姬郑袖在怀王面前设置诡辩。怀王最终听信郑袖，又释放张仪让他离开。当时屈平已经被疏远，不再任职，出使齐国回来后，回头劝谏怀王说：‘为什么不杀张仪？’怀王后悔，派人追张仪却没有追上。后来诸侯共同攻打楚国，大败楚军，杀死楚将唐昧。当时秦昭王与楚国联姻，想同怀王会面，怀王想去。屈平说：‘秦国是虎狼一样的国家，不能相信，不如不要去。’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劝怀王前往，说：‘为什么要断绝秦国的欢心呢？’怀王最终还是去了，进入武关。秦国埋伏的军队截断他的后路，便扣留怀王，要求楚国割让土地。怀王愤怒，不肯答应，逃往赵国。赵国不接纳他，他又返回秦国，最终死在秦国，遗体运回楚国安葬。长子顷襄王即位，任命他的弟弟子兰为令尹。楚国人后来都责怪子兰，因为他劝怀王进入秦国而使怀王一去不返。屈平既然嫉恨子兰，即使被放逐流离，仍然眷顾楚国，心中始终怀念怀王而不忘，想要回去，希望君主有一天醒悟、风俗有一天改变。他在作品中存念君主、振兴国家并希望恢复旧业，多次表达这个心愿。然而最终没有办法，所以不能返回。他最终由此看出怀王始终没有醒悟。君主无论愚昧还是聪明、贤能还是不肖，没有不想求得忠臣来帮助自己、选拔贤人来辅助自己的。然而亡国破家的事情接连发生，而圣明君主治理国家、相继多年都不能见到，是因为所谓忠臣并不忠诚，所谓贤人并不贤能。怀王由于不了解忠臣的职责，所以在内被郑袖迷惑，在外被张仪欺骗，疏远屈平而信任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军队受挫、土地被削，丧失六郡，自己客死秦国，成为天下人的笑柄；这就是不识人的祸害。《易经》说：‘井水已经淘清，却没有人饮用，使我的心悲伤；井水本来可以汲取。君主明智，大家都能得到福分。’君主不明智，哪里能够带来福分呢？令尹子兰听到这些话，非常愤怒，最终让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诋毁屈原。顷襄王发怒，把屈原放逐到远方。屈原于是作《怀沙赋》，抱着石头，投汨罗江而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屈原死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都喜爱文辞并以辞赋著称，然而都承袭屈原从容委婉的辞令，始终没有人敢于直言进谏。此后楚国一天天削弱，几十年后终于被秦国灭亡。屈原沉入汨罗江一百多年后，汉朝有贾生担任长沙王太傅，经过湘水，投下书信凭吊屈原。太史公说：我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为他的志向感到悲痛。我到长沙，看到屈原投身自沉的深渊，没有一次不流泪，仿佛看见了他的为人。等到读到贾生凭吊他，又奇怪屈原凭借那样的才能，游历诸侯，哪个国家不能容纳他，为什么却让自己落到这样的地步？读了《鵩鸟赋》，把生死看得同等，把离仕与就职看得很轻，这才又豁然开朗，感到自己茫然若失。在处士横议、功利思想淹没一切的时代，偏偏出现了一个坚守正道的孟子；在游说之士纷纷兴起、早上侍奉秦国晚上又投靠楚国的日子里，偏偏出现了一个孤忠的屈原。豪杰之士本来就不会被世俗的命运和风气所束缚。这篇传记叙事中间夹杂议论，感情和文辞慷慨激昂，声势直达九霄。《登坛对》——韩信

译项王怒喝叱咤时，千人都吓得丧失气势；然而他不能任用并统率贤能的将领，这只不过是匹夫的勇力罢了。项王见到人时恭敬慈爱，说话温和；有人患病，他便流泪并分给他饮食。可是到了有功劳的人应当封爵时，封侯的印章已经刻好磨损，他却吝惜不能授予，这就是所谓妇人的仁慈。项王虽然称霸天下、使诸侯臣服，却不居关中而定都彭城，背弃义帝的约定，又凭亲疏爱憎分封诸侯，极不公平。诸侯看见项王放逐义帝、把他安置在江南，也都纷纷驱逐自己的君主，自己在好地方称王。项王所经过的地方，没有不遭残杀毁灭的；天下人多有怨恨，百姓不亲近归附，只不过是被他的威势强力所劫持罢了。他名义上虽称霸，实际上却失去了天下人的心。所以说他的强盛很容易转为衰弱。如今大王如果确实能反过来实行他的做法，任用天下勇武之士，还有什么不能诛灭的呢？把天下的城邑封给有功之臣，还有谁会不服呢？凭借义兵顺应思念东方故乡、想要东归的士卒，还有什么势力不能瓦解呢？况且三秦王原来都是秦国将领，统率秦国子弟已经多年，杀死和使之丧亡的人数不胜数，又欺骗自己的部众，使他们投降诸侯。到了新安，项王诈称处死并活埋秦国降卒二十多万人，只有邯、欣、翳三人得以逃脱。秦地父老兄长怨恨这三人，痛恨深入骨髓。如今楚国凭威势扶立这三人做王，秦地百姓没有人爱戴他们。大王进入武关时，对百姓秋毫无犯，只是废除秦国的苛法，同秦地百姓约定三条法律罢了。秦地百姓没有不希望得到大王的。按照诸侯的约定，原本应当让大王在关中称王，关中百姓都知道这件事。大王失去应有的职位而进入汉中，秦地百姓没有不怨恨的。如今大王起兵向东，三秦只要传发檄文就可以平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章〕 登坛时的这篇对策，第二篇针对事实陈述谋划，道理、义理和利害都说尽了，确实足以称绝千古。邓禹的说法，以及光武帝精明强悍的气势，比起这篇略逊一筹，也只能居于其次。至于周瑜决定在赤壁决战，不过关系到一场战役的胜负，并不能做到心中运筹六合、眼观四海，坐在那里运筹帷幄而对成败如同观察纹理一样清楚；他比韩信差得远了。虽然如此，利用思念东归的士卒来攻下三秦，其形势毕竟容易看清，所以韩王信也能劝说刘邦，并不只是淮阴侯韩信一人。至于先主刘备颠沛流离，连安身之处都没有，却能够谋划夺取荆州、益州，最终果然如同所谋划的那样，他的明智尤其高出常人一等。《古文雅正》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雅正》卷二 礼部侍郎蔡世远编 《条陈灾异封事》——刘向 臣过去有幸凭借皇亲身份列为九卿，奉行法令不够谨慎，却又蒙受恩宠。我私下看到灾异一同发生，天地失去常态，征兆关系到国家，想要始终不说。想到忠臣即使身在田野，仍然不会忘记恭敬不倦地忠于君主的道义，何况臣又有皇亲关系，加上过去的恩德尚未报答呢？臣把一点愚见陈述出来，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臣听说舜任命九官时，群臣济济一堂，彼此谦让，这是和谐的极致。众贤在朝廷和谐，万物便在野外和谐。所以《箫韶》演奏九成，凤凰便来呈现祥瑞；敲击石磬、拊击石磬，百兽都随着节拍起舞。四海之内没有不和谐安宁的。到了周文王开创基业时，西郊聚集了众多贤人，没有一个不庄敬和谐。崇尚推重贤人的风气，消除了争执的讼争。文王去世后，周公思念他，歌咏文王的德行，诗中说：‘啊，美盛而清静的宗庙，庄严和谐的显贵助祭者。济济一堂的众多贤士，秉承文王的德行。’当时，武王、周公相继执政，朝廷内部和谐，天下各国在外欢悦，所以完全取得了他们的欢心，使他们侍奉先祖。诗中说：‘来者和乐庄敬，到达之后肃穆恭敬。相助的都是诸侯，天子安详庄严。’这是说四方诸侯都以和谐的心情前来。诸侯在下和谐，上天便在上面以祥瑞回应，所以《周颂》说：‘降下的福气丰厚广大。’ 诗中又说：‘赐给我嘉谷，嘉谷就是大麦。’祥瑞开始由上天降下，这些都是以和谐招致和谐，获得上天的帮助。下至周幽王、周厉王时期，朝廷不和，彼此转相非难怨恨。诗人对此忧虑痛心，说：‘百姓没有良善的德行，彼此各自怨恨。’许多小人居于职位，听从邪说，彼此附和，互相称是，却背弃君子。所以诗中说：‘一味附和、互相诋毁，实在非常可悲。’谋划若是善良，他们全都违背；谋划若是不善，他们全都依附。君子独自处世，坚守正道而不屈服；众多邪曲之人勉强自己去从事王事，反而遭到憎恨、毒害和诬陷。所以诗中说：‘勤勉地办理政事，不敢诉说劳苦；无罪无辜，却遭谗言纷纷。’那时日月发生薄蚀而失去光明。诗中说：‘正月辛卯这一天，太阳发生了日食，这也实在太丑恶了。’又说：‘日月一再显示凶象，不按正常轨道运行；四方国家没有政令，不任用贤良。’天上的变化显现出来，地下的变化也发生了，水泉沸腾，山谷改变位置。诗中说：‘百川沸腾，山峰突然崩塌；高岸变成深谷，深谷变成丘陵。’可悲啊，如今的人们，为什么竟没有人知道惩戒？霜降失去时节，不在应当降霜的时候。诗中说：‘正月降下繁密的霜，我心中忧伤。’ 百姓的谣言，也实在大肆流行。’这是说百姓把是非颠倒，人数极多、声势极大。这一切都是上下不和、贤能与不肖颠倒位置造成的。从此以后，天下大乱，篡夺、杀戮和灾祸一齐发生，周厉王逃奔彘地，周幽王被杀。到了周平王末年、鲁隐公刚即位的时候，周大夫祭伯因关系破裂、不相和睦而出奔鲁国，《春秋》为了避讳，不说他是来奔。可见周王室的祸患从这里开始。此后尹氏世代担任卿士，专横放纵，诸侯背叛而不朝见周王室；周王室衰微的二百四十二年间，发生日食三十六次，地震五次，山陵崩塌两次，彗星出现三次，夜间常常看不见星星，夜半有星星像下雨一样陨落，火灾十四次，长狄侵入三国五次，陨石坠落六次，鶂鸟倒飞、麋鹿成群、蜮虫飞行、鸜鹆前来筑巢等现象各出现一次，李树、梅树在冬天结果，七月降霜，草木不死，八月霜冻杀死豆类，大雨中夹有雷电和冰雪。当时灾祸和动乱总是相互应验，弑杀君主三十六次，亡国五十二次，诸侯奔走逃亡、不能保全社稷的，数不胜数。周王室祸患很多，晋国在贸戎之战中战败，后来又攻打周王室郊外；郑国使周桓王受伤，戎人又俘虏周王使者，周王室于是逐渐衰败，再也不能复兴。由此看来，和顺之气招来祥瑞，乖戾之气招来灾异，这是天地恒常的法则，也是古今共同的道理。如今陛下开创三代那样的事业，招纳文学之士，宽容优待，使他们能够一同进用；奏章通过公车上达，北军中人满为患，往往结成朋党，准备同心协力陷害正直之臣。正直之臣得到进用，是国家得到治理的表征；正直之臣遭到陷害，是国家发生动乱的先兆。乘着治乱的关键，却不知道应当任用谁，而灾异又屡屡出现，这正是臣感到寒心的原因。自初元以来已经六年了。考察《春秋》，六年之中，灾异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密集。推究其原因，是谗邪之人一同得到进用。心存孤疑的人，会招来进谗作乱的言论；意志迟疑不断的人，会打开众多邪曲之人的门路。谗邪之人进用，众贤便退处；众多邪曲之人势盛，正直之士便消退。所以《易经》有否卦、泰卦：否是闭塞而导致混乱，泰是通达而导致治理。《诗经》又说：‘大雪纷纷，见到阳光便很快消融’，与《易经》的意思相同。从前鲧、共工、驩兜同舜、禹杂处于尧的朝廷，周公同管叔、蔡叔一起处在周朝的职位上。那时彼此轮流进言毁谤，流言相互诽谤，哪里说得尽呢？帝尧、周成王能够认为舜、禹、周公贤能，同时排除共工、管叔、蔡叔，所以国家得到大治，荣华延续至今。孔子与季氏、孟氏一同在鲁国做官，李斯与叔孙通一同在秦国做官；鲁定公、秦始皇认为季氏、孟氏、李斯贤能，却排斥孔子、叔孙通，所以造成大乱，污辱延续至今。因此，国家治乱、个人荣辱的根源，在于信任和任用谁。既然信任贤能之人，就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转动。’这是说坚守善道十分坚定。《易经》说：‘像汗水一样发布重大号令。’这是说号令一旦发出就像汗流出后不能返回。如今发布善政命令，还没有超过一个时辰就反悔，这是让汗水倒流；任用贤人还不到三十天就罢退，这是把石头转动。《论语》说：‘看见不善的事，要像把手伸进沸水一样迅速避开。’如今二府奏请斥责奸佞不应居位的人，经过多年仍不罢免，所以发布政令就像汗水倒流，任用贤人就像转动石头，罢黜奸佞就像拔动大山。这样还希望阴阳调和，不是很难吗？因此群小窥见其中的间隙，散布流言、编造文辞，在民间喧嚷。所以《诗经》说：‘忧心忡忡，受到群小的怨恨。’小人成群，确实值得愤怒。从前孔子与颜渊、子贡相互称誉，并没有结成朋党；禹、稷与皋陶相互推荐提携，也没有结党营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于国家，没有邪心。

译所以贤人处在上位，就会引荐同类，使他们聚集在朝廷。《易经》说：‘飞龙在天，伟大人物聚集。’贤人处在下位，就希望与同类一同进用。《易经》说：‘拔起茅草，连根相牵，以同类一同前进，吉利。’如今奸佞邪曲之人与贤臣一同处在朝廷内外，彼此附和诋毁，来倾覆、改变君主的判断。如果忽然任用他们，这正是天地预先告诫、灾异所以接连加重到来的原因。自古以来的明君圣主，没有不诛除奸邪而能够治理国家的。所以舜有流放四凶的惩罚，孔子有在两观诛杀的事，然后圣人的教化才能施行。如今凭陛下的明察，确实应深思天地的意旨，考察两观诛杀的故事，阅览否、泰二卦，观察雨雪之诗，把周、唐任用贤人的做法作为法则，把秦、鲁排斥贤人的做法作为戒鉴；堵住群邪的门路，广开众正的道路，果断解决狐疑，分别清楚犹豫，使是非明白可知，那么各种灾异就会消除，众多祥瑞一同到来，这将成为太平的基础、万世的利益。臣谨慎地再次封缄奏上，冒死进言。【当时萧望之自杀，天子非常悲痛悔恨。周堪和他的弟子张猛一同被进用，深受信任。恭显多次诋毁他们。刘向担心他们遭到倾覆危害，于是上密封奏章进谏。】恭显看见这篇奏章，越发同许氏、史氏结交亲近，并且怨恨刘向等人。苦口婆心地劝谏，严厉苛切的话语层层叠加，声音和眼泪一同流露。○这篇文章的旨意和笔力，大体类似元符初年范华阳的一篇奏疏。汉元帝信任恭显而疏远周堪、张猛的迹象已经显露，宋哲宗将要任用熙丰旧臣而疏远范纯仁、吕公著的迹象也已经显露，所以奏疏中的危险言辞反复申说，直接揭示事情的根由，只是这篇文章使用经典文字，古雅一些。范氏奏疏谈论时事，文字明白流畅；至于深切、尖锐、直露之处，两者相同。后来事情果然都如他们所说，不幸而言中，难道这就是忠臣的心愿吗？○文章用经典解释经典，最为典雅醇厚；这篇文章采用蝉联的写法，最有文采风致。○贾长沙与两位司马的文章，都有段落清楚的特点；董江都、刘子政的文章段落不太清楚，但都有浑厚古朴的气势。○考察当时，《左氏春秋》和《毛诗》都还没有列入学官。汉宣帝时，诏令刘向学习《谷梁春秋》，并让他的儿子刘歆校订秘书。刘歆见到古文《春秋左氏传》，认为非常好，便研究它，多次拿其中的问题诘难刘向；刘向不能反驳，却仍然坚持自己的《谷梁》学说。这篇文章中把茅戎写作贸戎，把六鹢写作六鶂，都是《谷梁传》的文字。《玉篇》说鶂、鹢是同一种水鸟，善于高飞；《说文解字》只收鶃字，引《春秋传》作‘六鶃退飞’，读作五历切。焦氏《易林》有时写作鹢，有时写作鶂，而《艺文类聚》引用《左氏传》时也于是写作鶂。又，本文所引用的诗句多与《毛传》不同，疑心都是《韩诗》的文字。只有‘朔月辛卯’一句，宋本《朱传》仍如此，元代刻本才误作‘朔日’。考察《学斋占毕》说，注中解释‘朔’为初一，却仍称作朔月，大概是把‘月朔’倒置来说，就像《尚书》所说‘月正元日’，其实是正月元日一样。魏了翁《正朔考》说：‘十月之交’就是十一月，因此周人称十一月为朔月，所以说‘朔月辛卯’。正月初一发生日食，是古人所忌讳的，所以说‘也很丑恶’。周人以十一月为朔月，从未改称正月。这些说法虽然不同，但从来没有把月说成日。后来的《后汉书》写作朔日，是传抄造成的错误。《极谏外家封事》【王氏专横放纵，皇帝没有继嗣，刘向上书极力进谏】刘向 臣听说，君主没有不想安定却常常陷于危险的，没有不想保存国家却常常走向灭亡的，这是因为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大臣掌握权柄、控制国政，没有不造成祸害的。从前晋国有六卿，齐国有田氏、崔氏，卫国有孙氏、甯氏，鲁国有季氏、孟氏，长期掌管国事，世代掌握朝廷权力，最终田氏夺取齐国，六卿瓜分晋国；崔杼杀死齐君光，孙林父、甯殖赶走卫君衎，又杀死卫君剽；季氏在庭院中使用天子规格的八佾舞，三家用《雍》乐撤祭，三家共同专擅国政，最终驱逐鲁昭公。周朝大夫尹氏掌管朝廷事务，使王室混乱，子朝、子猛先后被立为王子，连续多年才安定下来。所以经典说‘王室混乱’，又说‘尹氏杀王子克’，是把事情说得很严重。春秋记载成败，记录祸福，这类事情很多，都是阴气强盛、阳气衰微，下位者失去臣道造成的。所以《尚书》说：‘臣下如果擅自制造威势、擅自施加福泽，就会危害你的家族，使你的国家凶险。’孔子说：‘俸禄从公室流失，政权落到大夫手中，这是危亡的征兆。’秦昭王的舅父穰侯以及泾阳君、叶阳君专擅国政、独揽权势，向上借助太后的威势；这三个人的权力重于昭王，家产富过秦国，国家极其危险，幸亏范雎的话使秦昭王醒悟，秦国才重新保存下来。秦二世把政权交给赵高，任凭他专权放纵，堵塞蒙蔽大臣，最终发生阎乐逼杀、望夷宫之祸，秦国于是灭亡。近代的事情并不遥远，就是汉朝所取代的秦朝。汉朝兴起后，诸吕行为无道，擅自互相尊奉为王；吕产、吕禄凭借太后的宠信，占据将相职位，兼掌南北军队，拥有梁王、赵王的尊位，骄横自满没有止境，想要危害刘氏，幸亏忠正大臣绛侯、朱虚侯等竭尽忠诚、奉行节义将他们诛灭，刘氏才重新安定。如今王氏一族乘坐朱轮华毂的有二十三人，身着青紫官服、佩貂蝉冠的人充满宫廷，像鱼鳞一样分布在左右；大将军掌握政事、操持权力，五侯骄奢僭越、声势盛大，一同擅施威福，任意裁决，行为污浊却把持政务，处理私事却托称公义；他们依仗东宫的尊贵，借助甥舅的亲情来增加威势，尚书、九卿、州牧、郡守都出自他们门下，控制掌握朝廷枢机，结党营私；称誉他们的人就得到升进，违逆怨恨他们的人就遭诛害，游谈之士替他们助辩，执政者替他们说话；他们排斥宗室，使公族孤立衰弱；宗室中有才智的人尤其受到诋毁而不能进用，远远隔绝兴盛的宗室，不让他们在朝廷任事，害怕他们同自己分权；他们多次称说燕王、盖主来使皇帝心生疑虑，避讳吕氏、霍氏而不肯称说，内里已经有管叔、蔡叔那样的祸根，外面却假托周公的说法；兄弟占据重要职位，宗族相互盘结。从上古到秦、汉，外戚僭越尊贵从来没有像王氏这样的。

译即使周朝的皇甫氏、秦国的穰侯、汉朝的武安侯以及吕氏、霍氏、上官氏之类，也都比不上他们。事物盛极必然发生异常变化，事先会显现征兆来应验其人。汉孝昭帝时，泰山有石头直立，上林苑有柳树仆倒后重新生长，后来孝宣帝即位。如今王氏先祖在济南的坟墓中，梓树的柱子生出繁茂枝叶，向上长出屋根，向下垂到地中，即使是泰山石立、柳树复生，也没有比这更明显的征兆了。形势不能同时有两个强大的中心，王氏与刘氏也将不能并立。如果下方有泰山一样的安定，上方就有累卵一样的危险。陛下身为帝王的子孙，守护宗庙，却让国运转移到外戚手中，自己降为奴仆；即使不考虑自身，又把宗庙怎么办呢？妇人嫁入后以夫家为内、以父母家为外，这对皇太后也不是福分。孝宣皇帝不把权力交给舅父平昌侯、乐昌侯，所以才使他们保全安定。明智的人在祸患尚未显形时创造福分，在祸患尚未发生时消除它。陛下应当发布明诏，吐露仁德之言，援引亲近的宗室、亲近他们并取得信任，贬退疏远的外戚，不把政权交给他们，全部罢免，让他们回到府第，以此效法先帝的做法；厚待并安抚外戚，保全他们的宗族，这实在是东宫的心意，也是外戚的福分。王氏可以长久保有爵禄，刘氏可以长久安定，不失去社稷；这也是褒扬亲睦内外各姓、为子子孙孙谋求无穷安定的办法。如果不实行这些办法，就会担心田氏在今天重新出现，六卿必将在汉朝兴起，成为后代子孙的忧患；形势昭然明白，不能不深思谋划，不能不及早忧虑。《易经》说：‘君主不慎密，就会失去臣下；臣下不慎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的事情不慎密，就会造成祸害。’希望陛下深思圣意，审慎而坚定地处理机密，阅览往事的警戒，以适中之道取得信任，处在万全安定的实际状态中，使宗庙长久承继、皇太后长享安宁，天下就大为幸运了。言辞危险，议论激烈，仿佛已经看见新莽篡汉的祸患。读者只会看到他的恳切忠诚，不会觉得他过于激烈。把告诫君主的话说出来，过于激烈可以使当时一时痛快，流传到后世却是有价值的。对当时未必有所补益，然而忠肝义胆有时忍不住要说出来，起初也并非自己能够察觉。《过秦论上》——贾谊 秦孝公凭借殽山、函谷关的险固，占有雍州的土地，君臣牢固地守卫着，窥伺周王室，怀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意图，吞并八方荒远之地的野心。当时商君辅佐他，对内建立法令制度，致力于耕种纺织，修治防守和作战的装备；对外实行连横，使诸侯相互争斗。于是秦人拱手便取得了西河以外的土地。孝公死后，秦惠王、秦武王继承原有基业，沿用遗留下来的谋略，向南兼并汉中，向西攻取巴蜀，向东割取肥沃土地，向北收取要害郡县。诸侯恐惧，结盟谋求削弱秦国，不吝惜珍贵器物、重宝和肥沃土地，用来招致天下贤士，实行合纵，缔结盟约，彼此联合为一体。当时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公子都明智忠信、宽厚爱人，尊重贤能、看重士人，约定合纵、离散连横，联合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等国的力量。于是六国的士人中，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等人为他们谋划；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等人沟通各国意图；吴起、孙膑、带佗、儿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等人统率军队。他们曾经凭借十倍于秦的土地、百万军队，攻打函谷关进攻秦国。秦人打开关门引敌深入，九国军队却迟疑退缩，不敢前进。秦军没有损失一支箭、耗费一枚箭头，天下诸侯却已经困顿不堪。于是合纵瓦解、盟约解除，诸侯争相割让土地来奉献给秦国。秦国还有余力乘他们疲敝，追赶逃亡败军，尸体横陈百万，流血多得可以漂起盾牌。秦国趁着有利形势，分割天下，割裂山河；强国请求臣服，弱国入朝进贡。延续到秦孝文王、秦庄襄王时期，他们在位日子很短，国家没有发生大事。到了秦王继承六代留下的功业，振作长策来统治天下，吞并东周、西周，灭亡诸侯，登上皇帝的至尊地位而控制六合，拿着刑具般的长鞭来鞭笞天下，威势震动四海。向南夺取百越土地，设置桂林郡、象郡。百越的君主低头俯首，系颈投降，把性命交给下级官吏。于是派蒙恬向北修筑长城、守卫边疆，把匈奴击退七百多里。胡人不敢向南下来放牧，士卒也不敢拉弓报仇。于是废除先王的治国之道，焚烧诸子百家的著作，使百姓愚昧；毁坏著名城邑，杀害豪杰俊才；收集天下兵器，集中到咸阳，销毁刀锋，铸成十二个金人，以此削弱百姓。然后削平华山作为城墙，凭借黄河作为渡口，凭借高达亿丈的城墙，面对深不可测的山谷，把它们作为坚固的防御。派良将、强弩守卫险要之处，忠信的臣子、精锐的士卒陈列锋利的兵器，盘问来往之人。天下于是安定。秦王心里自以为关中的险固、千里坚如金汤，是子孙世代称帝称王、万世相传的基业。秦王死后，余威仍震慑着边远异俗之地。陈涉是以破瓮作窗、以绳作门轴的人家的子弟，是农民和奴隶一类的人，又是被迁徙的人；才能比不上普通人，既没有孔子、墨翟那样的贤能，也没有陶朱、猗顿那样的财富。他跻身于军队行列之中，从什长、百长之中突然崛起，率领疲惫离散的士卒，带着几百人的队伍，辗转攻打秦国。他们砍下树木作为兵器，举起竹竿作为旗帜，天下人像云一样聚集，像回声一样响应，背着粮食、如影随形地跟从。崤山以东的豪杰于是同时起兵，灭亡了秦王族。而且天下的形势并没有缩小削弱，雍州的土地、殽山和函谷关的险固，仍然和从前一样。陈涉的地位，并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的君主尊贵；锄头、耰和木棍，也不比钩戟、长矛锋利；被征发戍边的士卒，也不能同九国军队抗衡；深谋远虑、行军用兵的本领，也比不上从前六国的士人。然而成败却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功业彼此相反。假如让崤山以东的国家同陈涉量长短、比大小、较权势、量力量，那就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了。然而秦凭借小小的土地，依仗万辆兵车的权势，招致八州，使同等的诸侯都来朝见，已有一百多年了。后来竟把天下四方作为一家，把殽山、函谷关作为宫殿；一个普通人发难，七庙就毁灭了，自己也死在别人手里，被天下人耻笑，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不施行仁义，因而攻守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气势如同崩塌的山崖，却收束着不使它坠落；文气如同奔腾的波涛，蓄积之后又倾泻而出。议论既正确，又用极其宏大的魄力写出，使读者畅快异常。陆士衡的《辨亡论》极力摹拟它，但笔力远远不及。宋潜溪的《隋室兴亡论》，笔力又不及陆士衡。只有权文公的《两汉辨亡论》，把罪责归于张禹、胡广，采用另一种文体，反复论说，颇为可观。文章本来就不以袭用前人为贵。《治安防》　　　　　　　　　　　贾谊

译臣私下认为，当前形势有一件事值得痛哭，有两件事值得流泪，有六件事值得长久叹息。至于其他违背事理、伤害正道的事情，难以全部列举在奏疏中。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安定、太平了。”唯独臣认为还没有。说已经安定太平的人，不是愚昧，就是谄媚，全都不是确实懂得治乱根本道理的人。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薪下面，自己睡在柴薪上面，火还没有烧起来，便因此说它安全。如今的形势，与这有什么不同呢？根本和末节颠倒，首尾横向决裂，国家制度纷乱，没有多少纲纪，怎么能说是太平？陛下为什么不先下令让臣把这些事情详细列举在面前，然后陈述使国家安定的策略，试着详加选择呢？打猎的娱乐与国家安危的关键，哪一个更紧迫？假使治理国家必须劳费心智、使身体困苦、减少钟鼓音乐的享受，那么这些享受不做也可以。若仍享有如今的乐趣，同时诸侯都遵守法度，兵革不动，百姓保全性命，匈奴宾服，四方都向往教化，百姓质朴，狱讼减少而停止，大体的治理目标已经实现，那么天下就会顺利安定。四海之内清平和谐，一切得到治理；陛下生时成为明君，死后成为明神，盛美的声誉流传无穷。依照礼制，有功称祖，有德称宗，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尊位上配太祖，和汉室一起建立长久安定的形势，成就长治久安的事业，以承奉祖庙，以奉养六亲，这是最大的孝；使天下得到幸福，使众生得到养育，这是最大的仁。建立常法，陈明纲纪，使轻重各得其宜，后世便可以把它作为万世的法则。即使有愚昧幼弱、不肖的继承人，也仍能守住事业而安定，这是最大的明智。凭陛下的明达，假如再让稍微懂得治国根本道理的人来辅助陛下，达到这种境地并不困难。具体办法本来可以在陛下面前陈述，愿陛下幸勿忽视。臣谨以天地为考察，以往古为验证，依据当今的事务，日夜思考这件事，已经非常成熟了。即使让舜、禹重新活过来替陛下谋划，也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一点。要使国家根基牢固，必须把诸侯彼此猜疑的形势压下去；下层屡次受到它的祸害，上层屡次承受它的忧患，这实在不是安定上层、保全下层的办法。如今，亲弟弟有谋求在东方称帝的，亲兄长的儿子向西进攻，今天吴地又被告发了。天子年富力强，施行义理没有过错，恩德还在增加，尚且如此，何况那些极大的诸侯，权力将近是他们的十倍呢？可是天下还稍微安定，为什么呢？大国诸侯的国王年幼未壮，汉朝所设置的傅、相正掌握着政事；数年以后，诸侯王大都已加冠成人，血气正强，汉朝的傅、相称病被赐令罢免，他们便会从丞、尉以上遍置私人，这与淮南王、济北王的所作所为难道会有什么不同吗？到了这个时候才想治理天下，即使尧、舜也治理不好。黄帝说：“太阳到了正中就一定要偏斜，刀已经拿在手里就一定要割下去。”现在使这种道路顺利发展而保全安定，十分容易；不肯早些去做，等到后来却毁灭骨肉亲属而杀戮他们，难道与秦朝末世有什么不同吗？凭天子的地位，乘着今天的时势，借助上天的帮助，尚且还害怕把危乱当作安定、把混乱当作治理。假如陛下处在齐桓公的位置上，难道不会会合诸侯、匡正天下吗？臣又知道陛下一定有做不到的地方。假如天下仍像从前那样，淮阴侯还在楚地称王，黥布在淮南称王，彭越在梁地称王，韩信在韩地称王，张敖在赵地称王，贯高任相国，卢绾在燕地称王，陈豨在代地，如果这六七位公侯都没有遭遇祸患，正当这时陛下登上天子之位，能够安然自处吗？臣据此知道陛下做不到。天下混乱，高皇帝和诸位功臣一起起兵，并不是拥有偏室的势力来预先为自己安排位置。诸公中受宠的只做到中涓，其次仅仅得到舍人的职位，他们的才能相差很远。高皇帝凭着明圣威武登上天子之位，割取肥沃的土地封诸公为王，多的有一百多座城，少的也有三四十个县，恩德极其深厚。然而此后十年之间，反叛者竟九次兴起。陛下和这些诸公，并不是亲自较量才能而使他们臣服，也不是亲自把他们封为王。高皇帝尚且不能凭这些条件使天下一年安定，所以臣知道陛下也做不到。然而还可以推托说，这是因为关系疏远；臣请再说说那些关系亲近的。假使悼惠王在齐称王，元王在楚称王，中子在赵称王，幽王在淮阳称王，共王在梁称王，灵王在燕称王，厉王在淮南称王，六七位贵人都没有遭遇祸患，正当这时陛下登位，能治理天下吗？臣又知道陛下做不到。像这些诸侯王，名义上虽是臣子，实际上都有平民兄弟的心思，考虑的无非是不受天子节制、自己做天子；他们擅自授爵给人，赦免死罪，严重的甚至有人乘坐黄屋车，汉朝的法令不能施行，即使施行了，他们也会做不守法的事。像厉王那样，命令他尚且不肯听从，召他又怎么能把他召来呢？幸而他来了，法律又怎么能加在他身上？一旦触动一个亲属，天下人就会环视而起兵。陛下的臣子中，即使有像冯敬那样强悍的人，刚一张口，匕首已经刺进他的胸膛了。陛下即使贤明，又有谁能替您处理这种局面？所以，关系疏远的必然危险，关系亲近的必然作乱，这已经有事实证明了。那些异姓诸侯凭借强大势力而行动的，汉朝幸而已经战胜他们，却没有改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同姓诸侯沿袭这条道路而行动，已有征兆；把他们全部拘捕之后，事情又会重新发生。灾祸的变化，不知道会转移到哪里。明智的君主处在这样的局面，也尚且不能使天下安定，后世将怎么办呢？宰牛的人一天解剖十二头牛，刀刃却不变钝，是因为他所排击、剥割的地方，都是骨肉相连的缝隙。至于髋骨和大腿骨连接的地方，非用斧斤不可。仁义恩厚，是君主的刀刃；权势、法制，是君主的斧斤。如今诸侯王都是成片的髋骨和大腿骨，放弃斧斤的作用，却想用刀刃去割解，我认为刀刃不缺损就会折断。为什么不用斧斤呢？淮南、济北的形势就是不能这样做的明证。臣私下考察前代的事情，大体上是势力强的先反叛。淮阴王在楚地最强，所以最先反叛；韩信依仗匈奴，又反叛；贯高凭借赵国的力量，又反叛；陈豨兵力精锐，又反叛；彭越凭借梁地，又反叛；

译黥布凭借淮南，又反叛；卢绾最弱，最后反叛。长沙国只有二万五千户，功劳少却最为完整，形势疏远却最为忠诚，这不只是性情与别人不同，也是形势造成的。从前如果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据有数十座城而称王，即使他们到今天还存在，也没有什么不可；如果让韩信、彭越这一类人列为彻侯而居住，即使他们到今天还活着，也没有什么不可。这样，天下的大计就可以知道了。想让诸侯王都忠诚归附，不如使他们像长沙王；想让臣子们不被剁成肉酱，不如使他们像樊哙、郦商等人；想使天下太平安定，不如多建立诸侯国而削弱他们的力量。力量弱小，就容易用义理使他们服从；国家狭小，就不会产生邪心。使天下的形势像身体使用手臂、手臂使用手指一样，没有什么不受控制、不听从的。诸侯国的君主不敢有异心，像车轮辐条一样汇聚并进，归命于天子；即使是普通百姓，也将知道这样做是安全的。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的英明。割地并确定制度，使齐、赵、楚各自分为若干国，让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孙全都依次接受祖先的分地，土地分完就停止。燕、梁以及其他诸国也都这样办理。分地很多而子孙较少的，就建立为国，暂时空置，等他们有子孙出生，便全都让其担任国君。诸侯的土地中，那些被削减后大部分并入汉朝的，就迁徙其封国，并封授他们的子孙。这就是为什么要多次补偿一寸土地、一个人口，天下却没有人从中获利。实在只是为了确定治理制度罢了，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廉洁。土地制度一经确定，宗室子孙没有不忧虑不能封王的，下面没有背叛之心，上面没有诛伐的意图，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仁慈。法令确立而无人触犯，命令施行而无人违抗，贯高利诱谋划的计策不会产生，柴奇、开章的阴谋不会萌发，百姓向往善行，大臣归顺尽职，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合乎义理。让天下像安睡的婴儿一样安稳，把遗腹子安置在朝廷、让他穿着丧服，天下也不会混乱；当时天下大治，后世传颂圣德。一次行动便使五种事业都得到成就，陛下为什么畏惧而长久不这样做呢？天下的形势正患着严重的肿胀，一条腿肿得几乎像腰那么粗，一根手指肿得几乎像大腿那么大，平时不能弯曲伸展，只要一两根手指抽搐，整个身体便感到无可奈何；现在如果不及时医治，必将成为痼疾，后来即使有扁鹊也不能医治了。病不只是肿胀，又患着▯盭〔字词疑误〕。元王的儿子，是皇帝的堂弟；如今的诸侯王，是堂弟的儿子。惠王是皇帝亲兄长的儿子；如今的诸侯王，是兄长儿子的儿子。亲近的人有的没有分得土地来安定天下，疏远的人有的却掌握大权来逼迫天子。所以臣说：这不只是患肿胀，又患着▯盭〔字词疑误〕；值得痛哭的事情，就是这种病。如今百姓卖儿童，便给他们穿绣花衣、丝鞋，在衣服内侧的边缘缀上偏诸，这本来是古代天子的后服，只能在宗庙中穿而不能在宴会中穿。现在平民却可以拿来给婢妾穿，外面是白色縠纱，里面是薄纨，用偏诸镶边，美丽的还绣有黼纹；这些本来都是古代天子的服装。现在富人和大商人在盛大聚会、招待宾客时，用有文绣的布帛覆盖墙壁。古代这些东西是用来供奉一个天子、一个皇后的，而且有节制合宜；如今平民的房屋墙壁可以使用天子的服饰，倡优和下贱人可以使用皇后的装饰。然而天下却没有受到压抑，恐怕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况且天子本人穿的是黑色粗绨，富人的墙屋却覆盖着文绣；天子的后妃用织物镶饰衣领，平民的婢妾却用织物镶饰鞋子。这就是臣所说的颠倒。百人制作的东西，不能供一人穿用，想让天下没有寒冷，怎么可能？一人耕种，十人聚集来吃他的粮食，想让天下没有饥饿，不可能。饥饿寒冷切身侵害百姓，还想让他们不做奸邪之事，也不可能。国家已经困敝了，盗贼只是在等待时机罢了。然而献计的人却说：“不要行动，事情太重大了。”社会风俗极其不敬，等级极其混乱，极其冒犯上位者。进言的人还说：“不要做本来可以做的事。”值得长久叹息的，就是这些。商君遗弃礼义，抛弃仁恩，把全部心思放在进攻和夺取上。实行两年，秦国的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因此秦人家里富裕而儿子壮大，就让儿子出去分家；家里贫困而儿子壮大，就让儿子出去做赘婿。向父亲借来耰和锄，父亲还要摆出施恩的神色；母亲拿来簸箕和扫帚，儿子却站着责骂。抱着喂养自己的孩子，却和父亲傲然相对。婆媳彼此不和，便反唇相讥、互相责难。他们爱护孩子、贪图财利，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已经很少了。然而他们一心追逐时势，还说要蹶败六国、兼并天下，功业成功，所求就都得到了。始终不知道回到廉耻的节操和仁义的厚道上来。相信兼并的法术，于是推进攻取的事业。天下因此大败，众人压制少数，聪明人欺凌愚笨者，勇敢者威逼怯弱者，强壮者凌辱衰弱者，混乱到了极点。因此大贤者兴起，威势震动海内，德行使天下归附。从前造成秦国局面的人，如今又转而造成汉朝的局面了。然而秦朝遗留下来的风气习俗还没有改变。如今世人竞相奢侈淫靡，而上面没有制度，抛弃礼义，丢掉廉耻，一天比一天严重，可以说是月月不同、年年变化了。人们追逐利益而不顾行为，考虑事情也不顾行义。如今严重的甚至杀害父亲兄长。盗贼掀开寝室门上的帘子，夺取两座宗庙的器物，在白天的大都市中抢劫官吏，夺取他们的钱财。弄虚作假的人运出几十万石粮食，征收六百多万钱，乘坐驿车巡视郡国。这是行为和道义败坏到极点的表现。可是大臣们只因文书账簿没有按时上报，把期限和会集之间的事情当作大事。至于风俗流失、世道败坏，他们却因习以为常而不知道奇怪，耳目也不被触动，以为只是偶然如此。移风易俗，使天下改变心意而归向正道，大概不是庸俗官吏所能做到的。庸俗官吏所致力的只是刀笔文书和箱箧事务，却不知道治国的大体。陛下又不亲自忧虑，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确立君臣等级上下，使父子之间有礼，使六亲之间有纲纪，这不是上天替人安排、也不是人可以不设立的事情。凡是人所设立的制度，不能不建立；不培植就会僵死，不修治就会败坏。管子说：“礼义廉耻，叫作四维。四维不能张举，国家就会灭亡。”假使管子是愚人，那还可以；如果管子稍微懂得治国的大体，这难道能不令人寒心吗？秦朝毁灭四维而不加张举，所以君臣乖乱，六亲遭受祸害和杀戮，奸人一同兴起，万民离心背叛，总共十三年国家就成为废墟。如今四维还没有完备，所以奸人有机会侥幸，众人的心意疑惑不安。难道不应该现在确定常法和制度，使君主成为君主、臣子成为臣子，上下有分别，父子六亲各得其宜，使奸人没有可乘之机、群臣和百姓都信服、上面不再疑惑吗？这样事业一定，世世代代长久安定，然后才有可以遵守依循的准则。如果常法制度不能确定，就如同渡江河却没有缆绳和船桨，在江中遇到风浪，船一定会倾覆。值得长久叹息的，就是这件事。

译夏作为天子，传了十多代，后来由殷承受它的天下；殷作为天子，传了二十多代，后来由周承受它的天下；周作为天子，传了三十多代，后来由秦承受它的天下；秦作为天子，传了两代就灭亡了。人的性情彼此相差并不很远，为什么三代君主有道，国运长久，而秦朝无道，败亡迅速呢？原因是可以知道的。古代的君王，太子一出生，就一定按照礼仪举行仪式，让士人背负他，有关官员整齐严肃、端正戴冠来拜见，在南郊向上天报告。经过宫阙就下车，经过宗庙就快步走，这是孝子的道理。所以太子还是婴儿时，教育就已经开始施行了。从前成王年幼，处在襁褓中，召公任太保，周公任太傅，太公任太师；太保保养他的身体，太傅教导他的德行仁义，太师以道理训诫他，这就是三公的职责。于是又设置三少，都是上大夫，称为少保、少傅、少师，他们陪太子宴饮。因此太子到了幼年有了知觉，三公三少就一定把孝、仁、礼、义讲明并引导他学习，逐去邪人，不让他看见恶行。于是又从天下选取品行端正、孝顺友爱、见闻广博、通晓道术的人，来护卫辅翼太子，使他们同太子居住、出入。因此太子一出生就看见正当的事情，听见正当的言语，行走在正道上，左右前后全都是正直的人。长期同正直的人居住，不能不正直，就像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说齐地的语言一样；长期同不正直的人居住，也不能不变得不正直，就像生长在楚地，不能不说楚地的语言一样。所以选择他所喜欢的东西，必须先让他接受学习，然后才能尝试；选择他所喜爱的事情，必须先让他有所习惯，然后才能去做。孔子说：“小时候形成的习惯像天性一样，长期习惯之后就像自然如此。”等太子稍稍长大，懂得男女之色，就进入学校；所谓学校，就是学习各种职事的官署。《学礼》说：天子进入东学，崇尚亲亲而重视仁爱，于是亲疏有序，恩德彼此相及；天子进入南学，尊重年长者而重视诚信，于是长幼有别，百姓不欺诈；天子进入西学，尊重贤能而重视德行，于是圣人智者居于职位，功业不会被遗漏；天子进入北学，尊重尊贵者而看重爵位，于是贵贱有等级，下位者不敢逾越。天子进入太学，接受老师询问、学习道理，退下后再学习，并向太傅考察。太傅惩罚他不合规范的地方，纠正他做得不够的地方，于是德行和智慧增长，治理国家的道路便掌握了。这五种学习在上层完成以后，百姓黎民就会在下层受到感化而和睦。等太子已经加冠成人，不再受保傅严厉的约束，就设置记载过失的史官、撤去膳食以示劝谏的宰夫、进献善言的旌旗、供人批评的木牌、鼓励直谏的鼓；瞽史诵读诗篇，乐工诵读箴谏，大夫进献谋略，士人传达民间的言语。学习随着智慧一同增长，所以即使切实指出过错也不感到惭愧；教化同内心一起形成，所以合乎中道就像本性一样自然。三代的礼制，春天朝见太阳，秋天晚上祭祀月亮，用来表明有敬意；春秋入学，向国老请教，亲自拿着酱料馈献，用来表明有孝心；行走时配以鸾铃和和铃，步伐合乎《采齐》，快步走合乎《肆夏》，用来表明有法度。对于禽兽，见到它活着就不吃它，听到它死时的声音也不吃它的肉，所以远离厨房，用来增长恩爱并表明仁心。三代之所以长久，是因为辅助教导太子的措施具备这些内容。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它的风俗本来就不尊重谦让，所推崇的是告发揭露；本来就不尊重礼义，所推崇的是刑罚。秦让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给他的却是审理刑狱；他所学习的，不是斩首、割鼻，就是夷灭三族。因此胡亥今天即位，第二天就射杀人；忠诚进谏的人被说成诽谤，深谋远虑的人被说成妖言，把杀人看得像割草一样。难道只是胡亥的本性邪恶吗？是引导教育他的人所用的方式不合道理。鄙俗的谚语说：“不曾学习做官，就只会看已经办成的事情。”又说：“前面的车翻了，后面的车就应当警戒。”三代长久的原因，从已经发生的事情中就可以知道。然而不能遵从，这是因为不效法圣人和智者。秦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从它留下的足迹就可以看见。然而后来的车仍不避开它，后面的车又将要翻覆了。国家存亡的变化、政治治乱的关键，根本就在这里。天下的命运系在太子身上，太子的善恶在于及早教导并选择好身边的人。内心还没有放纵时就先进行教导，教化容易形成；向他开启道术、智慧、仁义的方向，这就是教育的力量；等到他服习积久、习惯成性，关键就在身边辅佐的人了。胡人与越人生来声音相同，嗜好欲望也没有不同；等到他们长大而形成习俗，经过多次翻译仍不能相互通行，即使死了也不互相帮助，这都是教育和习惯造成的。因此臣说：选择太子的左右，及早进行教导，是最紧要的。教育得当而左右正直，太子就正直；太子正直，天下就安定。《书》说：“一个人有福，万民都依赖他。”这就是当前最重要的事务。凡人的智慧只能看见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看见将要发生的事情。礼是在事情将要发生以前加以禁止，法是在事情已经发生以后加以禁止。因此法律的作用容易看见，而礼的作用极难被了解。至于用庆赏来劝善、用刑罚来惩恶，先王掌握这种政事，坚固如金石；施行这种命令，诚信如四时运行；依据这种公正，毫无私心，如同天地罢了。难道是顾虑不用礼吗？然而所谓“礼啊，礼啊”，贵在恶行尚未萌发时就把它断绝，在细微之处就开始教化，使百姓每天迁向善道、远离罪过，却自己不知道。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做的，是使人们不要诉讼。”替君主谋划，没有什么比先审慎决定取舍更重要。取舍的根本在内心确定，安定和危险的萌芽就会在外部显现。安定不是一天就安定，危险也不是一天就危险，都是逐渐积累造成的，不能不察看。君主所积累的，在于他的取舍。用礼义治理，就积累礼义；用刑罚治理，就积累刑罚。刑罚积累，百姓就怨恨；背离礼义积累，百姓就不和睦亲近。因此历代君主都想使百姓向善，目的相同，但使百姓向善的方法有的不同：有的用德教引导，有的用法令驱使。用德教引导，德教普遍施行，百姓的精神就快乐；用法令驱使，法令发展到极端，民风就悲哀。悲哀和快乐的感受，就是祸福相应的征兆。秦王想尊崇宗庙、安定子孙，和商汤、周武王相同；然而汤、武扩大德行，六七百年没有失去天下，秦王治理天下十多年就大败。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汤、武决定取舍审慎，而秦王决定取舍不审慎。

译天下是一个巨大的器物。如今人们安置器物，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天下的情势与器物没有不同，关键在于天子把它安置在哪里。商汤、周武王把天下安置在仁义礼乐上，于是德泽普遍流行，禽兽草木都得到丰足，恩德施及蛮貊四夷，连续惠及子孙几十代，这是天下人共同听说的。秦王把天下安置在法令刑罚上，德泽一点也没有，怨恨恶毒充满世间，下层像仇敌一样憎恨他，灾祸几乎临及自身，子孙也被诛灭，这是天下人共同看见的。难道这不是明显的效验和重大的验证吗？有人说：“听取言论的方法，一定要拿它所说的事情来观察，这样说话的人就不敢妄言。”如今有人说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人主为什么不把殷、周、秦的事情拿来考察呢？君主的尊贵，好比高堂；群臣好比台阶，百姓好比地面。所以台阶有九级，台阶上端离地面很远，堂就高；台阶没有等级，台阶上端接近地面，堂就低。高的难以攀登，低的容易被侵犯，这是事理和形势决定的。因此古代圣王制定等级次序，朝廷内部有公、卿、大夫、士，外部有公、侯、伯、子、男，然后还有官长、小吏，延伸到平民，等级分明，天子加在其上，所以他的尊贵无人能及。乡里的谚语说：“想投打老鼠，却顾忌打坏器物。”这是很好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物，尚且怕投掷东西，担心损伤器物，何况尊贵的大臣靠近君主呢？用廉耻、节操和礼制来治理君子，所以有赐死而没有戮辱；因此黥、劓的刑罚不加于大夫，是因为他们离君主不远。按照礼制，不敢对君主车驾的马论齿；踢到君主马的草料就要受罚；看见君主的几案和手杖就起身，遇到君主的车就下车，进入正门就快步走。君主的宠臣即使有过错，刑戮之罪也不加在他身上，是尊重君主的缘故。这是为了预先使人远离对君主的不敬，也是为了以礼对待大臣、砥砺他们的节操。如今从王侯、三公这样的尊贵人物起，全都是天子改变容色、以礼相待的人，是古代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却让他们和百姓一起适用黥、劓、髠、刖、笞、弃市的刑法，这样一来，高堂难道不是没有台阶了吗？遭受杀戮和羞辱的人，难道不是太过逼迫了吗？廉耻不能施行，大臣恐怕就会握有重权、居于高官，却有像徒隶一样不知羞耻的心了。望夷宫的事情，秦二世被认为应当用重法处置，正是投鼠而不顾器物的习惯造成的。臣听说：鞋子即使鲜洁，也不应放在枕头上；帽子即使破旧，也不能拿来垫鞋。那些曾经处在尊贵受宠的位置、天子曾为他们改变容色并以礼相待、官吏百姓曾俯伏表示敬畏的人，如今即使有过错，皇帝可以命令他们废职，可以贬退，可以赐死，可以诛灭。但若把他们捆绑起来、拘系起来，押送到司寇那里，编入徒役官署，让司寇小吏辱骂鞭打他们，恐怕不是应该让百姓看见的事情。卑贱的人一旦知道尊贵的人也能被这样对待，便会想：“我也可以这样对待他了。”这不是教导天下的办法，也不是尊重尊贵者的教化。天子曾经敬重的人、百姓曾经宠爱的人，即使死了也只是死了，怎么能让卑贱之人这样使他突然受辱呢？豫让曾侍奉中行氏的君主，智伯攻伐并灭掉中行氏，豫让便改为侍奉智伯。后来赵氏灭掉智伯，豫让毁伤面容、吞炭改变声音，一定要为智伯报仇襄子，五次行动都没有成功。有人问豫让，豫让说：“中行氏把我当普通人来养育，所以我也以普通人的方式侍奉他；智伯以国士的礼遇对待我，所以我以国士的方式报答他。” 所以同一个豫让，先前背弃君主而侍奉仇敌，行为像狗猪一样，后来却能抗守节操。使忠贞的行为出现在列士身上，是君主造成的。君主如果像对待犬马一样对待大臣，大臣就会把自己当作犬马；如果像对待官府徒隶一样对待大臣，大臣就会把自己当作徒隶。顽钝而不知羞耻，受到辱骂也没有节操，廉耻不能树立，甚至不自爱，只要苟且如此就可以了。因此见到利益就奔走，遇到便利就争夺；君主有败亡的危险，便趁机推波助澜；君主有祸患，便只求自己苟且免祸，站在那里旁观；有利于自身的事情，就欺骗、出卖别人以谋利。君主将从这种臣下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呢？臣下人数很多，君主人数极少；财物和器用、官职事务都托付给群臣。如果人人都无羞耻、人人都苟且妄为，君主就最受其害。所以古代礼制不施及庶人，刑罚不加于大夫，是用来砥砺受宠大臣的节操。古代大臣因坐失廉洁而被废黜，不说不廉洁，而说“簠簋不饰”；因污秽淫乱、男女没有区别而获罪，不说污秽，而说“帷薄不修”；因软弱无能、不能胜任而获罪，不说软弱无能，而说“下官不职”。所以贵重大臣即使确实有罪，还不直截了当地指斥其罪名，仍然迁就并替他讳饰。因此，那些处在受到重大谴责、追究责任境地的人，听到谴责追究后，就戴白帽、系白色牦牛尾缨，端着盘水、佩着剑，到请罪的内室请求治罪。君主不把他捆绑拘系、押着带走。犯有中等罪过的人，听到命令便自行解下衣带，君主不派人扭住他的脖子给他加刑。犯有大罪的人，听到命令便面向北方再拜，跪下自杀，君主不派人揪住压制他而施刑。君主说：“你大夫自己有过错罢了，我对待你已经合乎礼数了。”因为以礼相待，所以群臣自我约束，主动承担廉耻。因此，人能够珍惜节操行为；君主以廉耻、礼义对待臣下，而臣下不以节操行为报答君主，那就不是人类了。所以教化形成、风俗确定后，做臣子的，为了君主忘掉自身，为了国家忘掉家庭，为了公事忘掉私利；利益不苟且追求，祸害不苟且逃避，只看义理所在，这就是君主教化的结果。因此，辅佐父兄的臣子，确实可以为宗庙而死；奉行法度的臣子，确实可以为社稷而死；辅翼君主的臣子，确实可以为君上而死；守卫城池、抵御敌人的臣子，确实可以为城郭疆界而死。所以说：“圣人有金城，正是比照这些人的志向而言。”他们将要替我而死，所以我能够与他们一同生存；他们将要替我而亡，所以我能够与他们一同存在；他们将要替我承担危险，所以我能够与他们一同安定。他们顾念行为而忘掉利益，守住节操而扶持义理，因此可以把不受限制的权力托付给他们，可以把六尺之孤寄托给他们。这就是砥砺廉耻、推行礼义所造成的结果。君主又失去了什么呢？不做这些，却反而任由那种做法长久流行。所以说：“值得长久叹息的，就是这件事。” 贾谊是天下的奇才。他首先说诸侯分封超过制度，必然导致叛乱，后来果然发生了七国之祸。主父偃暗中采用他的主张，施行于汉武帝时期，诸侯才开始安定。其次谈到治理匈奴、去除奢侈靡费、兴起礼义、张举四维、教育太子、兴盛教化、礼遇大臣，这些全都出自忠诚之心，发挥为治理国家的深远谋略，胸中早有完整的布局，一支笔写出，像云气高耸、波涛涌动，雄健畅达；论治国经世的文章，千古无二。

译《汲黯列传》　　　　　　　　　　《史记》汲黯，字长孺，是濮阳人。他的先祖曾受到古代卫国君主的宠信，到汲黯已是第七代，世代担任卿大夫。汲黯因父亲任职的恩荫，在孝景帝时任太子洗马，因为庄重而受到敬畏。孝景帝去世，太子即位，汲黯任谒者。东越互相攻打，皇上派汲黯前去察看，他没有到达，到了吴地就返回，报告说：“越人互相攻打，本来就是他们的风俗，不值得劳烦天子的使者。”河内发生火灾，延烧一千多家，皇上派汲黯前去察看，他回来报告说：“百姓家失火，房屋相连而蔓延焚烧，不值得忧虑。臣经过河内，河内因水灾旱灾受伤害的贫民有一万多家，有的甚至父子相食。臣谨慎地根据方便处理事务，持节调发河南仓的粮食来赈济贫民，请求归还符节，伏请承担擅自发布诏令的罪过。”皇上认为他贤能，免除了他的罪，升任荥阳县令。汲黯以任县令为耻，称病归居乡里。皇上听说后，便召来任命他为中大夫。他多次直切进谏，不能长久留在朝廷内，调任东海太守。汲黯学习黄老之术，治理官府、管理百姓，喜好清静无为，选择丞史并任用他们。他治理政事只责成大体，不苛求细小之事。汲黯多病，卧在内室中不出门，一年多以后，东海大为安定，他的名声传到皇上那里，皇上召他任主爵都尉，列于九卿。他治理政务只在于无为，弘扬大体，不拘泥于文书法令。汲黯为人性情傲慢，少有礼数，当面折辱别人，不能容忍别人的过错。与自己合得来的人就善待，与自己不合的人就不能忍受见面，士人也因此不归附他。然而他喜好学习，喜欢交游任侠，凭借气节行事，内在品行修洁，喜好直言进谏，多次触犯皇上的脸色，常常仰慕傅柏、袁盎的为人。他与灌夫、郑当时以及宗正刘弃交好，也因为多次直言进谏而不能长久居于职位。当时，太后的弟弟武安侯田蚡任丞相，中二千石的官员来拜谒，田蚡不以礼相待；但汲黯见到田蚡从未下拜，只是向他作揖。天子正在招纳文学儒者，皇上说：“我想要如此如此。”汲黯回答说：“陛下内心欲望很多，表面上却施行仁义，怎么能想要仿效唐尧、虞舜的治理呢？”皇上默然，怒容变色，退朝；公卿都替汲黯害怕。皇上退朝后对身边的人说：“汲黯的愚直太过分了。”群臣有人数落汲黯，汲黯说：“天子设置公卿辅弼之臣，难道是要让他们随从谄媚、迎合意旨，使君主陷于不义吗？况且既然已经处在这个职位，即使爱惜自身，又怎么能顾及朝廷受辱呢？”汲黯多病，病期将满三个月，皇上多次赐假给他，始终没有痊愈。后来病得严重，庄助替他请求休假，皇上说：“汲黯是怎样的人呢？” 庄助说：“假使汲黯任职做官，在一般事务上没有超过别人；但到了他辅佐年少君主、守卫城池时，他的意志深沉坚定，召他不来，挥退他不走，即使自称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不能改变他的意志。”皇上说：“是的，古代有安定社稷的大臣，像汲黯这样的人，接近了。”大将军卫青任侍中时，皇上傲慢地坐在厕旁看他；丞相公孙弘在宫中宴见皇上，有时皇上不戴帽子；至于汲黯见皇上不戴帽子，皇上就不接见他。皇上曾坐在武帐中，汲黯上前奏事，皇上没有戴帽子，远远看见汲黯，便避入帐中，派人批准他的奏章。皇上对他的敬礼就是这样。张汤正因修改确定律令而任廷尉，汲黯多次在皇上面前质问责备张汤说：“您身为正卿，对上不能褒扬先帝的功业，对下不能抑制天下的邪心，不能安定国家、使百姓富足、使监狱空虚，这两件事一件也没有做到，为什么却要把高皇帝的约束纷纷改动呢？您这样做，是要断绝子孙了。”汲黯当时和张汤议论，张汤的辩说常常拘泥于文书细节和苛刻小节，汲黯则抗直严厉、坚持高远原则，不能被张汤屈服；张汤愤怒发作，骂道：“天下人说刀笔吏不能做公卿，果然如此！一定是张汤，使天下人重叠双足站立，侧着眼睛观看。”这时汉朝正征伐匈奴，招抚四夷，汲黯只想少生事端，乘皇上有间隙时常说应当同匈奴和亲，不要兴兵。皇上正崇尚儒术，尊重公孙弘；及至事务越来越多，官吏百姓玩弄巧诈，皇上分别考察文法，张汤等人多次上奏判决案件以求得宠，而汲黯常常诋毁儒术，当面触犯公孙弘等人，说他们只是怀抱诈术、炫饰智慧来迎合君主、博取容悦；又说刀笔吏专门深究文法、巧妙诋毁，陷害别人使其获罪，不能恢复事实真相，只把胜诉当作功劳。皇上更加重视公孙弘、张汤，公孙弘、张汤内心深恨汲黯，唯独天子也不喜欢他，便想借事杀掉他。公孙弘任丞相后，对皇上说：“右内史辖区内有很多贵人和宗室，难以治理，不是平素受皇上重视的大臣不能担任，请调汲黯任右内史。”汲黯任右内史数年，官事没有荒废。大将军卫青更加尊贵，姐姐又成为皇后，但汲黯仍与他抗礼。有人劝汲黯说：“如今皇上想让群臣向大将军低头，大将军越发尊贵显赫，您不能不下拜。”汲黯说：“大将军有作揖相迎的宾客，反而不显得尊重吗？”大将军听到后更加认为汲黯贤能。汲黯多次请教国家和朝廷疑难的事情，卫青对待汲黯超过平时。淮南王谋反，害怕汲黯，说：“他喜好直谏，守节而死于义，不容易用邪说迷惑他；至于劝说丞相公孙弘，就像拔起枯树上的枯叶一样容易。”天子多次征伐匈奴取得功劳后，汲黯的话更加不被采用。起初汲黯位列九卿时，公孙弘、张汤还只是小吏；等到公孙弘、张汤渐渐显贵，与汲黯处在同等地位，汲黯又诋毁公孙弘、张汤等人。不久公孙弘升任丞相、封侯，张汤升任御史大夫，所以汲黯当时的丞相史都与他同列，有的人地位和任用甚至超过他，汲黯心胸狭窄，不能没有一点怨望。他在皇上面前说：“陛下任用群臣，好像堆柴薪一样，后来的人压在上面。”皇上默然。过了一会儿汲黯退下，皇上说：“人果然不能没有学问，看看汲黯的话，越来越不像话了。”后来汲黯因犯小法，适逢赦免而免官，于是隐居田园，住了几年。适逢改铸五铢钱，百姓多有盗铸钱币的，楚地尤其严重。皇上认为淮阳是楚地的边缘，于是召来任命汲黯为淮阳太守。汲黯伏地谢绝，不接受印信，诏令多次强行授予他，他才奉诏就任。皇上召见汲黯，汲黯对皇上哭泣说：“臣本以为将死在沟壑中，再也见不到陛下，没想到陛下又收用我。臣常有狗马般的疾病，力量不能胜任郡中事务。臣愿任中郎，出入宫禁，弥补过失、拾取遗漏，这是臣的愿望。”皇上说：“您是鄙薄淮阳吗？我现在召用您，只是考虑到淮阳官吏百姓彼此不能相处，我不过是要借重您的威望，卧而治理它。”

译汲黯辞行后，经过大行令李息那里，说：“我被弃置在郡中，不能参与朝廷议论了。然而御史大夫张汤，才智足以拒绝进谏，奸诈足以掩饰错误，专门致力于巧佞的言语、繁复的辩辞，不肯真正替天下说公道话，只专门迎合君主的意旨。君主意旨不想要的，他就顺势诋毁；君主意旨想要的，他就顺势赞誉。他喜欢兴起事端，玩弄法律条文，内心怀有奸诈来迎合君主，外面挟制奸吏来树立威势。您位列九卿，却不早些进言，您将要和他一起受辱了。”李息害怕张汤，始终不敢进言。汲黯在郡中仍像从前一样治理，淮阳政治清明。后来张汤果然败亡，皇上听说汲黯曾对李息说过这些话，便判李息有罪；令汲黯按照诸侯相的俸秩居住在淮阳，七年后去世。汲黯死后，皇上因为汲黯的缘故，使他的弟弟汲仁做官做到九卿，使他的儿子汲偃做到诸侯相。三代以后，正直之臣要推举汲黯；汲黯在学术和经世才能方面，有的地方不如魏氏，但正直的性情和刚劲的气节超过他。记录这些，是为了显示正直之臣的风气，也让人知道纪传体的正统体例。凡是纪传文章一直叙述到底的，是正体；间或加入议论的，是变体。《伯夷传》《屈原传》就是这样。墓志、表、状也同样如此，韩愈、欧阳修的墓志、表文多用议论来行文，也是仿效《屈原传》等传记。《上尚德缓刑书》　　　　　　　　路温舒 我听说齐国有无知之祸，齐桓公却因此兴起；晋国有骊姬之难，晋文公却因此成就霸业。近世赵王没有善终，诸吕发动叛乱，孝文帝却因此成为太宗。由此看来，祸乱的发生，正是要借此开启圣人之治。所以齐桓公、晋文公扶助衰微、振兴败坏，尊崇文王、武王的功业，使恩泽施及百姓，功德润及诸侯；虽然比不上三王，天下却归向仁德。文帝长久思念至高的德行，以承顺天心，崇尚仁义，减省刑罚，疏通关卡桥梁，使远近相通，敬重贤者如同贵宾，爱护百姓如同婴儿，把内心宽恕体察人情的原则施行于天下，因此监狱空虚，天下太平。继承变乱之后，必定有不同于旧日的恩德，这正是贤圣彰明天命的地方。从前昭帝去世而没有后嗣，大臣们忧虑焦急，共同谋议，都因为昌邑王尊贵而亲近皇室，援引他即位；然而上天没有把天命授予他，他的心被淫乱所惑，终于因此自取灭亡。深入考察祸乱变化的缘故，才知道这正是皇天用来开启至圣之君的机会。所以大将军奉受天命，作为武帝的股肱来辅佐汉国，披露肝胆，决断大计，罢黜无义之人，扶立有德之人，辅佐上天施行教化，然后宗庙才得以安定，天下都获得安宁。我听说《春秋》端正君主即位之礼，是为了尊重大一统并慎重对待开始。陛下刚登上至尊之位，与天下相合，正应当改正前代的过失，端正开始承受天命的统绪，洗涤繁琐文法，解除百姓疾苦，使亡者得存、绝者得续，以顺应天意。我听说秦朝有十项过失，其中一项至今还存在，就是掌管狱讼的官吏。秦朝时，耻于文学，喜好武勇，轻视仁义之士，尊重治狱之吏；正直进言的人被说成诽谤，阻止过错的人被说成妖言。因此，衣冠端正的先生不被任用于世，忠良的切直之言都郁积在胸中，阿谀奉承的声音每天充满耳边，虚假的美誉熏染心神，真实的祸患反而被遮蔽，这就是秦朝灭亡天下的原因。如今天下依赖陛下深厚的恩德，没有兵革的危险，也没有饥寒的忧患，父子夫妻共同努力来安定家庭；然而太平还没有完全实现，都是因为狱讼混乱。狱讼关系天下人的重大命运，死者不能复生，受刑者不能恢复原状。《尚书》说：‘与其杀死无罪的人，宁可失误而不按常法断罪。’如今掌管狱讼的官吏却不是这样，他们上下相互竞逐，把刻薄严酷当作明察；严酷深刻的人得到公正之名，平缓宽厚的人反而常有后患。因此治狱之吏都希望置人于死地，并不是憎恨他人，而是把他人的死亡看作自我保全的办法。于是死人的鲜血流淌在市场上，受刑的囚徒肩并肩站立，判处死刑的案件每年数以万计，这是仁圣之君所为之悲伤的。太平之治没有完全实现，大体都是由于这个原因。人的性情，安定时就乐于生存，痛苦时就想求死；在鞭笞刑具之下，还有什么话不能逼出来？所以囚犯忍受不了痛苦，便编造供词来迎合审讯；治狱之吏认为这样对自己有利，便指引、诱导供词，使之能够向上呈报。奏报若怕被退回，便反复锻炼罗织，使罪状周密地合于法条。等到罪案奏报成为定案，即使让皋陶来审听，也还会认为死刑不足以抵偿罪过。为什么呢？因为罪案经过众人反复加工，罗织罪名的文辞已经明白无误。因此狱吏专门从事深文刻法、残害人命而没有止境，苟且应付一切，不顾国家的祸患，这是当世最大的祸害。所以俗语说：‘在地上画一个监狱，议论也不肯进去；刻一块木头当作狱吏，约定也不愿面对。’【原文此处有脱误，语义不完整】这些都是憎恶狱吏作风、悲痛这种现实的话。所以天下的祸患，没有比狱讼更深的；败坏法度、扰乱正道、使亲人离散、堵塞正路，也没有比治狱之吏更严重的。这就是所谓仍然存在的秦朝一项过失。我听说乌鸦和老鹰的卵不被毁坏，凤凰才会来栖息；诽谤的罪名不被诛罚，正直的言论才会进献。所以古人说：‘山林沼泽能够藏纳疾病，江河湖泽能够容纳污秽，美玉也会隐藏瑕疵，国君应当包容污垢。’希望陛下废除诽谤之罪来招引切直之言，开放天下人的言路，拓宽规谏的道路，扫除亡秦的过失，尊崇文王、武王的德行，减省法制，宽缓刑罚，从而废止苛刻治狱；这样，太平的风气就可以在世上兴起，长久享有和谐安乐，与上天同样没有穷尽。天下真是大幸。汉朝初年，萧何制定律令，大多承袭秦法。文帝废除肉刑，宽厚仁慈几乎赶上三代，但严峻刻薄的风气仍然存在。武帝动辄诛灭宗族，任用强悍的官吏，残酷暴虐等同于亡秦之时，因此父子相互残杀，京师血流成河。孝宣帝时，虽然有许多奉法循理的官吏，但赵、盖、韩、杨等人的死亡，惨烈可畏，由此可知当时汉法的严酷程度。读了长君这篇奏疏，其中仁厚的心意、惨痛的言辞，即使木石也会受到感动。用这样的道理来防范百姓，后世仍然有贪吏接受贿赂、借此上下其刑罚的情况。汉代世俗制度中，太守可以掌握判决杀人的权力；未经上报而擅自施行的事情，后来即使改为流放、绞刑，也必须上报，经司法官署议定，奏请批准后才能执行。【原文句意及‘虽世流绞’等处疑有讹脱】这就是比古人更加慎重使用刑罚的地方，只是必须任用得人的郡守和县令罢了。《古文雅正》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