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雅正卷九

译他的学说以圣人为主，以尧、舜为标准，包罗广泛、贯通上下，却不越出正道。他的方法以周文王、周武王为首，以周公为辅，关于揖让升降、好恶喜怒等，都能合乎事物的实际而不过分。著成以后，交给世上的聪明之士，使他们陈述并阐明。因此这部书问世后，先生成为大儒，凭借此学说担任天子的谏臣，历任尚书郎、国子博士、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都能发挥他的学说。他出任二州刺史，守护百姓，施行仁政；永贞年间侍奉东宫，陈述自己的学问，绘制古代君臣关系图进献朝廷，使他的学说上达天子。这一年嗣位的天子登上帝位，治理政务时尊崇优待师儒。先生因病上闻，皇帝亲临慰问并加以礼遇。某月某日，先生在京师去世；某月某日，葬在某郡某里。唉！先生的道理存留在书中，却来不及施行于政事；他的道理能够推行，体现于言论，却来不及看到它的实际治理成效。门人和后世儒者因此更加悲痛。将要下葬时，因为先生擅长撰写阐明圣人之书、能够传于后世，大家便共同为他谥称“文通先生”。过了若干年，有人学习他的著作，经过他的墓地，哀叹他的学说流传的艰难，于是刻石立碑来表彰他。仲尼继承并阐述尧、舜的事业，以文王、武王的典章为法式，因而作《春秋》。陆氏大概懂得这个意思，所以探求圣道和治道的根源，不像其他各家那样找不到根本。这篇文章醇厚深沉、峻拔整饬，即使西汉《艺文志》也几乎没有超过它的。○文通，字元冲，本名淳，因为避唐宪宗的名讳，赐名为现在这个名字。他所著的《春秋》著作有三种，兼采啖助、赵匡的观点，并加入自己的见解。啖助、赵匡的专门学说很久以来不能独立流传，它们能够保存下来，靠的就是这三部书。○解释《春秋》的人，除了《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之外，还有唐代的三传，即啖助、赵匡、陆淳三家。他们开始能够推演经文而不专门相信传文，最能掌握《春秋》的体制和要旨。宋代程伊川、胡康侯、刘原父最为擅长，我尤其喜欢刘原父的说法。南宋末年家铉翁的见解也明快，应当是文信国最为倾心赏识的人。《送澥序》　柳宗元 人们都说我们柳氏宗族应当兴盛而积累了深厚的德行；在唐高宗时，同住尚书省的宗族中人有二十二个，后来遭逢武氏，因此衰败损耗。武氏失败后，宗族仍然不能复兴。担任尚书省属吏的人，往往隔十多年才有一个。永贞年间，我和族兄柳登一同任礼部属官；我被贬，季父公绰改任刑部郎中，宗族人才才稍微多了些。我又看到宗族中有文雅才华的人，光彩显著的竟有十多人，仁义本来就是他们的素养，想来宗族也许要重新兴盛了吧？自从我成为被辱之人、居住在南方以后，后来那些杰出的人，我一个也没有见到。在旅途中，幸而经过我这里的人，只有你澥。你资质厚重而不谄媚，敦厚朴实而宽裕有余，像一件器物，必须形体高大厚实，才足以容纳和取舍，其中所能容纳的东西取决于器物本身。你的文章积蓄非常丰富，爱好和志向非常端正，像一堵墙，必须根基宽广，才足以遮蔽和承载，它所能表现出来的东西取决于根基本身。你勤勉于圣人之道，又以孝悌辅助它，恢复从前的美好品德，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这些。正是希望你前去啊！见到各位宗族之人，替我向他们致谢并勉励他们。不要像大山脚下的人，停在那里而不能登高；希望你能像河流一样不断向前吗？我离开你以后，将在夷地终老了。柳州被贬之后能够悔过，不仅文章和政事卓绝，而且渐渐具有了道德的气象。这篇序言的意旨、义理、韵味和声调都很高妙，真是可以使人歌咏，也可以使人流泪。《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柳宗元 承蒙你来信说想拜我为师。我立身行道并不深厚，学业也很浅近，环顾自身，没有看见有什么值得你学习的地方。虽然我曾经喜欢谈论、写文章，也很不敢自以为是。没想到你从京城来到蛮夷之地，竟然幸运地被你看得起。我自己估量，本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即使有可取之处，也不敢做人家的老师。给一般人当老师尚且不敢，何况敢做你的老师吗？孟子说人的毛病在于喜欢做人家的老师。魏晋以来，人们更加不重视老师。如今这个时代听不到有老师，有人一做老师，大家就喧哗嘲笑他，认为他是狂人。只有韩愈奋不顾身，不顾世俗，冒着被嘲笑侮辱的危险，招收后辈，写作《师说》，于是厚着脸皮做老师。世人果然群起惊怪、聚众辱骂，指指点点、牵连攻击，憎恨他并与他谈论此事。韩愈因此得了“狂人”的名声。他住在长安，饭还来不及煮熟，就又匆忙向东奔走，像这样已有好几次了。屈原的赋说：“乡里的狗成群吠叫，是因为看见了奇怪的东西。”我过去听说，四川南部常年下雨、很少见太阳，太阳一出来狗就吠叫，认为这话说得太过分。六七年前，我来到南方，第二年冬天，幸逢大雪越过山岭，覆盖了南越的几个州，那几个州的狗都惊慌地吠叫撕咬，狂奔乱走的狗接连多日，直到雪停才停止；这以后我才相信从前听到的话。如今韩愈已经把自己看作蜀地的太阳，而你又想让我成为越地的大雪，这不是使我为难吗？这不只是使我自己受困，也会使你受困。不过，大雪和太阳本身难道有过错吗？只是吠叫的是狗罢了。想想今天天下不吠叫的人有几个？又有谁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显露出与众不同，以招来喧闹和愤怒呢？我自从被贬以来，志向和思虑更加减少了。在南方居住九年，增添了脚气病，渐渐不喜欢喧闹，怎么能让那些絮絮叨叨的人从早到晚扰乱我的耳朵、搅乱我的心思呢？那样必然使我僵卧烦闷，更加不能有所作为。平日里向外求取名誉，遭受非难和议论已经不少，唯独还缺少做别人的老师这一项。又听说，古人重视冠礼，是要用成人的道理要求一个人成为大人，这是圣人尤其用心的事情。几百年来，人们不再实行冠礼。近来有个叫孙昌嗣的人，独自发愤实行冠礼；礼成后，第二天到朝廷，到了外廷，举笏对卿士们说：“某家的孩子已经行过冠礼了。”回应他的人都茫然不解。京兆尹郑叔则愤怒地拖着笏板退后站着说：“这关我什么事？”廷中人都大笑。天下人不认为郑尹有错，反而为孙昌嗣感到痛快，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做了别人不做的事。如今请人做老师，大多就像这种情况。你的品行厚重，文辞深沉，所写文章都恢宏开阔，颇有古人的风貌。即使我敢做你的老师，又能增加你什么呢？假如因为我的年龄比你大，而我听道、著书的时间也不比你晚，你确实想来往谈论所闻，那么我本来愿意把心中所得全部告诉你；你只要自己选择，取其中某些事情，舍弃另一些事情，就可以了。

译如果要判定是非来教导你：我的才力不足，而且又畏惧前面所说的那些事情，所以不敢做你的老师，这是确定无疑的。你先前想看我的文章，我已经全部陈述给你了，并不是为了在你面前炫耀才华，只是姑且想观察你的神色，看看你真正喜欢什么、厌恶什么。如今你来信所说的都过分褒奖了。你确实不是阿谀吹捧、诬陷奉承的人，只是对我爱护太深，所以才这样说。起初我年幼，写文章把辞藻当作工巧；长大后才知道写文章是为了阐明道理，因此不肯随便写得光彩灿烂，只追求辞采和声调，把这些当作才能。凡是我所陈述的，都自认为接近道，却不知道究竟是接近还是远离道。你喜爱道而又认可我的文章，也许你在道上并不遥远。所以我每次写文章，从不敢以轻率的心态草草写成，怕它轻薄而不能留存；从不敢以怠惰的心态改变它，怕它松弛而不严密；从不敢以昏昧的心态写出，怕它暗昧混杂；从不敢以自矜的心态创作，怕它傲慢而骄横。我压低它，是想使它深奥；我发扬它，是想使它明白；我疏通它，是想使它通达；我约束它，是想使它有节制；我激发它，是想使它清峻；我使它坚实而保存，是想使它厚重。这就是我用来辅翼道的方法。我以《尚书》为根本来求取质朴，以《诗经》为根本来求取恒常，以《礼》为根本来求取合宜，以《春秋》为根本来求取裁断，以《易》为根本来求取变动；这就是我探寻道之本源的方法。我又参照《谷梁传》来磨砺文气，参照孟子、荀子来使文章枝叶畅达，参照庄子、老子来使文思端绪纵横，参照《国语》来使情趣广博，参照《离骚》来达到幽深，参照太史公的著作来显现清洁。这就是我从旁推演、彼此贯通而写成文章的方法。凡是这些做法，究竟对不对？有没有可取之处，还是没有可取之处？希望你幸而加以观察、选择，有多余的意见就告诉我。假如你赶快来，以扩充这种道理；即使你没有所得，我也有所收获，又何必说谁是老师、谁不是老师呢？取得实质而舍弃名分，不招来越地、蜀地的狗吠和外廷的嘲笑，那就幸运了。这篇文章应当与韩昌黎《答李翊书》参看，可以看出古人以文章成名，都来自苦心经营、竭力探索的功夫。我们的才力赶不上古人，而从万物中取精华又不能达到古人的一二，却安然自得地想凭文章自命不凡，难道不是非常惭愧吗？不过，柳宗元自己说：“文章是用来阐明道的。”又说：“用文章辅翼道。”那么，他是否真正做到了呢？考察他自己的话可见，他所谓读书用心，不过把读书当作写文章的材料，哪里有深入探究、身体力行的功夫呢？朱子曾说：“圣学失传，天下的士人只是把文章当作事业。”我进一步说：“天下的士人只是把文章当作道术。”大概汉、唐、五代之间，人们不了解道，即使杰出的人也仍然不能免于这种弊病。程朱以后，道才开始明白；知道读他们著作的人，便知道道的体段，只是不能再加上克制自己、努力践行的功夫，归根到底仍然与道没有关系。这样看来，程朱的功绩确实不在大禹之下，对有志于道的人寄托了很深的希望。谏用皇甫鏄、程异为相【二人凭借谈论财赋得到宠幸，不久便取得宰相之位。裴度上书极力陈说不可】裴度 皇甫鏄、程异都是掌管钱粮的庸俗官吏，是谄媚奸巧的小人。陛下一旦把他们放在宰相之位，朝廷内外都会惊骇嘲笑。况且皇甫鏄在度支任职时，专门以多取少给为务，朝廷内外靠他供给的人，没有不想吃他的肉的。近来他裁减江西的粮料，几乎造成溃乱。程异虽然人品低下，但心地平和，能够处理繁重事务，不适合做宰相。如果臣不退职，天下人会说臣无耻；如果臣不进言，天下人会说臣辜负恩德。如今退职既不被允许，进言又不被听取，臣好像烈火烧心，众箭丛集于身体。可惜的是，淮西已经平定，河北也逐渐安宁，王承宗收敛锋芒、割让土地，韩弘带病乘舆讨贼；难道这是朝廷的力量能够强行控制他们的命运吗？只是因为处置适宜，能够使他们心服罢了。陛下建立太平盛世的功业，已经十成中完成了八九成，怎么忍心反过来亲自毁坏它，使四方离心离德呢？晋公是几朝元老，以自身关系着天下安危，像郭令公那样三十年；韩魏公谈论唐室名臣时最为推崇仰慕的就是他。我起初以为他是个胸襟恢宏、志向远大的人。读到他的奏疏竟然如此激切，真想声泪俱下。

译《论魏弘简等疏》【当时元稹公然结交宦官魏弘简，想求得执政之位，裴度上表议论此事】裴度 臣裴度说：臣听说君主圣明，臣下就正直。如今既然遇到圣明的君主，便做一个直臣：上可以报答陛下特别的恩宠，下可以满足群臣的期望；发誓铲除国家的蛀虫，顾不得自己的家身。只要进言和纠正能够实行，性命又有什么值得吝惜的？伏望文武孝德皇帝陛下，继承伟大的基业，光大开启雄伟的谋略，正要消灭顽敌的风气、建立太平事业。然而叛逆宦官制造祸乱，使山东震惊；奸臣结成朋党，扰乱国家政务。陛下想扫荡幽州、镇州等地的叛乱，应当先肃清朝廷。为什么呢？祸患有大小，事情有先后。河朔叛贼只会扰乱山东，宫禁中的奸臣却必然祸乱天下。因此河朔之患小，宫禁之患大。小患由我们和各道将领，一定能够消灭；大患若不是陛下亲自裁断、亲自觉悟，就没有办法驱除。如今朝廷内外的文武百官，万千官员，有心的人没有不愤怒，有嘴的人没有不叹息。只是因为他们的威权正盛，受到的奖用正厚，大家有所畏惧回避，不敢触犯。臣近来仍然含忍不发，不愿明白说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罪恶如山、怨谤如雷，料想圣明君主一定会亲自诛杀他们；另一方面是因为四方暂时没有大事，各种政务暂且能够应付，纲纪暗中败坏，贿赂公开流行，等到罪恶满盈，必然自行覆灭。如今正逢凶徒扰乱，皇上忧伤忧虑，凡是颁布的命令，都关系到国家安危。令人痛心的是，这些奸臣肆意欺骗蒙蔽，干扰扰乱圣上的谋略，手段不止一种，又同翰林院的近臣结成朋党。陛下听信他们的言说，必然要向近臣询问，却不知道近臣早已相互谋划防范，彼此更唱迭和，蒙蔽迷惑圣明。因此臣自从兵乱兴起以来所陈述的奏章全都极为急切，所奉行的诏书却多有差错。臣恐怕陛下委托任用之意不轻，而被奸臣压制削弱之心不少；他们只想使臣失去职位，使臣一事无成，至于天下的治乱、山东的胜负，全都不顾了。依臣愚见，如果朝中的奸臣全部除去，那么河北叛贼即使不讨伐也会自行平定；如果朝中的奸臣全部留着，那么河朔叛贼即使平定了，势力也会更加炽盛。臣伏读国史，知道唐代宗时，外族军队侵犯直达京畿，代宗不知道，原来是被程元振阻塞蒙蔽，国家几乎因此危亡。当时柳伉不过是太常寺的一名博士，尚且敢于上表归罪，替国家铲除祸害。如今臣所担任的职位兼领将相，难道可以坐视凶邪之徒遮蔽日月吗？上天鉴察极其明白，能够照见臣的肝胆血诚；只要天下人知道臣没有辜负陛下，那么臣即使死去的那一天，也仍如活着的年月一样无憾。元稹与白居易齐名，早年正直有节操，文章光耀一代，志向高远而不肯屈就。晚年困于外郡法曹，想求得高官；他并不是贪图荣华，只是想施展经世济民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罢了。没想到做宰相仅仅三个月，经世济民的抱负还没有实现，却失身于宦官，难免受到正直之人的议论。即使有晋公裴度的参劾，也很难为自己解脱。凡是抱负不凡的人，尚且应该站稳脚跟啊！我读《元相传》，最感到惋惜。常常把他与蔡中郎并列评论，是为了说明我们这一类人的出仕和退处，丝毫也不能苟且。《复性书下篇》　李翱 白天劳作、晚上休息，是普通人。劳作的不是那个真正的我，而是和万物一起劳作；休息的也不是那个真正的我，而是和万物一起休息。我却不同于普通人，白天没有什么可劳作的，晚上也没有什么可休息的。劳作不是我的劳作，劳作自有其物；休息不是我的休息，休息自有其物。究竟是劳作还是休息？二者都应当离弃而不存。我所存有的，永远不会消亡，而且已经脱离了劳作与休息。人不能努力求道，是因为昏昧而不思考。天地之间，万物由此而生。人对于万物，也是一物。人之所以不同于鸟兽虫鱼，难道不是因为完整地具有道德本性吗？接受一元之气而形成形体，同样是物，但其中有人成为人。获得人的形体和本性非常困难。生在世上，寿命又不是深长无穷的。凭着并不长久的寿命，使用这极难得到的人身，却不专心于大道，任意放纵内心所想做的事，那么人用来区别于禽兽虫鱼的东西就消失了。昏昧而不思考，这种昏昧终究不会变得明白。我已经活了二十九年，思考道理已有十九年，回头看时间就像早晨的太阳一样短；即使思考了九年，时间也同样像早晨的太阳一样短。人所承受的寿命，长的不过七八十年，能到九十、一百岁的很少。到了百岁之时，回头看九十年的光阴，和我今天回头思考过去的岁月相比，远近难道能有很大差别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十八十年、九十百年〕 那又能比早晨的时光长远多少呢？既然这样，人的一生即使享有百年，也不过像雷电突然交击，像风吹拂旋转一样，转瞬即逝，可以想见了。何况一千个人中还没有一个能活到百岁呢？所以我终身立志于道德，仍然害怕来不及达到它。那些放纵心意、任意行事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韩愈、李翱齐名，在韩愈之外，懂得道的人要推重李翱。这篇文章恳切而直出胸臆，疏淡开阔，很足以警戒世人。○韩愈给宰相上书时，年龄二十八岁。李翱作《复性书》时，年龄二十九岁。读这两篇文章，似乎韩愈锐意追求功名，李翱则立志于道德；但这也不过是随着具体事情而显现出的文章罢了。不过李翱所承习的禀性，相比较而言更加宁静淡泊。《祭韩文公文》　李翱 孔子说：应当远离杨朱，放任地推行孟轲的学说，排斥异端，于是才毁坏了成戎的风气，混杂华夏与异学，形成魁伟横放的局面。兄长常常辨析这些问题，孔子的道理更加明白。建武以来，文章卑弱而内容空疏，气势衰萎、体制败坏，剽窃剥取而不知谦让，铺陈华丽、争斗辞藻，颠倒错乱、互相争强。等到兄长作文，感动鬼神，去掉浮华而取得根本，开合变化奇异惊骇，如同驱动波涛、涌起云气。包容刘向、越王、嬴氏的文章，兼有周武王、商汤的气象，使断绝的六经之学重新焕发，学者有了归宿。文章发生巨大变化。兄长做官，不逃避艰难险阻；所上奏章常常刚上去就被斥退，却又再次升迁；即使一再被贬，也不改变正直的言论。贞元十二年，听说兄长在汴州任职，我从徐州游历而来，才得以同兄长交往。兄长看我没有才能，却把我当作朋友。你的文章使道理日益深厚，这二十九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兄长因病休息，我病卧在室内，兄长三次来看我，谈笑了一整天，哪有荒地不耕种呢？我和兄长心意相通，天下欢乐的人却都说恶毒凶险的话。兄长病重时，便端正身心等待终结，顺应自然变化而走完生命，内心没有迷惑；临别时想说的话千头万绪，仿佛无穷无尽。临到丧事，我大声号哭，肝胸仿佛破裂。老子说：“长寿而死，名声却不会消亡。”兄长的名声将垂留后世，如同星斗的光芒。我撰写兄长的行状，交给太常寺，声名可以穷尽天地，谁说它不会长久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灵车向东而来时，我任庐江刺史；君命有严格限制，不能亲自去见兄长的丧事，只派使者前去祭奠。百般酸楚搅动肝肠，兄长的声音容貌仿佛仍在眼前，什么时候才能忘记呢？考察韩公在李翱等同辈人中，常常把我们收为弟子；但在这两人的祭文和诗中，却把他当作朋友来对待。古人所谓师友之间，本来就有这种关系。总的说来，他们推崇他、服从他的教诲之心，已经达到极点；不是李翱，也写不出这样的文章。

译○程子辨明说，横渠是他的表叔，并不是接受他学业传授的人。朱子把蔡西山当作老朋友，蔡西山却把朱子当作严师来侍奉。吕原明与程子的年纪和地位相当，却首先用弟子礼节侍奉程子。观察宋代儒学的渊源，也足以看出韩愈、李翱的内心，各自都有并非虚假的地方。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策问　刘蕡 我是一名穿粗布衣的年轻学生，沐浴斋戒后，伏在红色宫殿之内，恭敬地叩头上奏：皇帝陛下，臣确实没有阿谀奉承的才能，却有匡正国家、辅佐君主的办法，只是没有职位而无法施行；有冒犯君颜、敢于进谏的心，却没有途径表达。臣尚且想在道路上同平民商议，在市场上同商人议论，只要能够传达给皇上听，使君主之心有所觉悟，即使因此获罪于妖言，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何况臣遇到陛下以至高的德行继承帝位，询问、寻求过失，向朝廷内外颁布诏令，选拔能直言极谏的人。臣蒙受这次选拔，怎敢不尽心陈说？至于皇上所忌讳的、时下所禁止的、权贵宠臣所避讳的、憎恶有关官署所决定的，臣愚昧，不懂得大体，伏望陛下稍加宽容，谨冒死回答。谨按《春秋》说：元，是元气的开始；春，是一年的开始。《春秋》在“岁”上加“元”，在“王”上加“春”，说明君王应当顺应天道，谨慎对待开始。又举时来结束一年，举月来结束一时；《春秋》即使没有事情，也一定记载首月，以保存时序，说明君王应当顺应天道，谨慎对待结尾。陛下既能谨慎对待开始，又能谨慎对待结束，再勉力修治、勤奋施行，那么就可以掌握根本而处事简约，无为而没有什么不能治理的了。臣所担忧的是，宫廷内将发生变故，国家将面临危险，天下将要倾覆，四海将要动乱。帝业既然是历经艰难建立的，本来就不能轻易守成。太祖开创基础，高祖勤勉成就功业，太宗安定帝业，玄宗继承并发扬光明。到了陛下，这一王朝已经二百多年，其间圣明君主相继出现，扰乱也接连发生；从来没有不用贤士、亲近正人而能够继承并振兴祖宗美业的。《春秋》记载阍人杀害吴王余祭，写出凶手姓名，是讥刺疏远贤士、亲近刑人，具有不合君道的行为。伏望陛下思念祖宗开国的辛劳，牢记《春秋》关于继承前事的警戒，远离掌刀锯的残酷之人，亲近骨鲠正直之臣，使辅弼大臣能够专心任事，使群臣能够守住职守。为什么却让宦官近臣五六人，总揽天下大政，威势震慑朝廷，权势倾覆海内，群臣不敢指明他们的罪状，天子也不能控制他们的心意？祸患在宫墙内部酿成，奸邪从帷幄之中产生，臣恐怕曹节、侯览又会在今天复生。臣谨按《春秋》：定公元年春天，称“王”而不说“正月”，《春秋》认为先君不能使自己的统治终结得正当，后君也就不能使自己的统治开始得正当，所以说“定公没有正月”。如今忠贤之臣得不到心腹托付，宦官却专有废立之权，使先帝不能正当地结束统治，导致陛下不能正当地开始统治。何况皇太子还没有册立，郊祀还没有修复，威权柄政日益衰微，藩镇大臣骄横跋扈。最先作乱的人以安定君主为名，起兵的人以驱逐奸恶为义，典章刑法不由天子施行，征伐却必定出自诸侯。因此，樊哙推门而入、流泪申诉，袁盎当车直谏，京房发愤而死，窦武不顾自身而丧命。这些事情陛下都明白知道。臣谨按《春秋》：晋国狐射姑杀死阳处父，却记作“襄公杀了他”，是因为晋襄公泄露了相关言语。上位者泄露自己的内情，下面的人就不敢尽情表达；上位者泄露事情，下面的人就不敢尽情进言。所以《左传》中有“到膝前密陈而用诡辞”的说法，《易经》中有“失去自身而损害事情成功”的警戒。如今公卿大臣并不是不想替陛下进言，而是担心陛下不能采用。陛下既然忽视而不采用，就一定会泄露他们的言论；臣下既然进言却不能实行，就一定会遭受灾祸。这正好钳制直臣的嘴，反而加重奸臣的威势。因此，想把话全部说尽，就有失身的恐惧；想把心意全部表达，就有事情败坏的忧虑。他们只能徘徊郁结，等待陛下从迷惑中醒悟，然后再尽力陈说、启发和劝导。陛下为什么不利用听朝以外的时间，时常驾临便殿，召见当世贤相和旧德老臣，询问挽救变乱、扶持危局的计策，压制侵凌逼迫之心，重新进行清除门户、扫除奸邪的事业呢？这样就可以防守奉行典谟，能够继承伟大的基业，最终收到任用贤人的功效，不再有为了政事而废寝忘食的忧虑。从前秦朝灭亡，是失在强暴；汉朝灭亡，是失在柔弱。强暴，奸臣便害怕死亡而加害君上；柔弱，强臣便窃取权力而震慑君主。臣看到敬宗没有预料到秦朝灭亡的祸患，没有在祸根萌发时铲除它；伏望陛下深切忧虑汉朝灭亡的祸患，堵塞它逐渐形成的趋势，那么祖宗的宏大基业就可以继续，三皇五帝的长远轨迹也可以追赶了。臣听说，国君之所以尊贵，是因为他重视社稷；社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保存百姓。百姓是陛下的赤子，应当让慈爱仁厚的人亲自抚育他们，像保育婴儿，像哺乳养育，像老师教导学生一样。如今却不是这样，亲近的贵臣宠臣分设机构，任命下级官吏，招来宾客，凭借财货贿赂，借给他们威势。大的统领藩镇，小的担任州牧郡守。他们居于上位没有清明惠民的政绩，却有贪暴残害的祸害；居于下位没有忠诚守节的操守，却有奸诈欺骗的罪行。加上国家权力和军队兵权都专掌在左右近臣手中，贪官聚敛财物以巩固宠爱，奸吏借机违法。官府混乱，百姓贫困，盗贼一同兴起；如果再因而发生疫病，接着出现灾荒，臣恐怕陈胜、吴广不只会在秦朝起兵，赤眉、黄巾也不只会在汉朝出现。臣谨按《春秋》：齐桓公会盟诸侯时没有记日期，唯独葵丘会盟特别记载日期，是赞美它能够宣明天子所禁止的事情，率先奉行王官之法，所以《春秋》完备地记载了它。法令应当统一，官职应当名实相符。如今又分设外官、中官，建立南司、北司的机构；有的在南司触犯禁令，到了北司却可以逃脱；在北司奉命行事，到了南司又可能被判刑；在外廷依法处置，到了中官那里却又破坏法律。法令从多个门路发出，使人无所适从，这是由于军队和农民的权势不同、朝廷内外的法律不同造成的。臣听说古代因井田制度制定军赋，利用农闲修治武备，按疆域规定士卒和战车的数目，把将领列在公卿之中，所以兵农一致，文武同道，可以保卫国家、遏制乱谋。到了太宗皇帝开始建立国家典制，也设置府兵和省台，使军卫与文武官员共同掌管；平时便收藏弓箭、努力耕作，有战事时就放下农具、拿起武器，用来修复古制而不废弃旧有的制度。如今却不是这样，夏官不知道兵籍，只是奉行朝会征召；大将不掌兵事，只是领取勋官封爵。军队的仪容归中官掌管，军法附属于内臣的职务。头戴武官帽的人，把文官当作仇敌；脚踏军门的人，把农夫看得如同草芥。他们谋略不足以铲除凶逆，欺诈却足以任意施加威福；

译勇力不足以镇守保卫社稷，暴虐却足以侵扰乡里。他们拘束藩镇大臣，侵犯宰辅，毁坏王法，扰乱朝廷纲纪。张扬武夫的威势，对上用来控制君父，假借天子的命令；对下用来压制豪杰。他们有隐藏奸谋、窥伺事变的心思，却没有手持符节、为国死难的义气。这难道是先王经营文治、整治武备的制度吗？臣希望陛下贯通文武之道，使兵农的功劳均衡，端正贵贱的名分，统一朝廷内外的法律。从京畿开始，以刑法施于下属国家，从天子开始而通达诸侯，这样就可以制服豪强狡猾之人的势力，不会有逾越法度的祸患了。臣听说晁错替汉朝谋划削弱诸侯的办法，并不是不知道灾祸将要到来；忠臣的心，壮士的节操，只要有利于社稷，即使死也没有悔恨。臣如今并不是不知道言论一发出祸患就会跟随，计策实行后自身可能被杀，只是因为痛心社稷的危险，哀怜百姓的困苦，难道忍心因一时的忌讳而姑息，暗中窃取陛下一道命令所给予的宠幸吗？谨此回答。论策类文章，汉代推重董江都，唐代推重刘蕡，宋代推重文信国。这篇文章忠诚恳切、愤激之气喷薄而出，又兼有鲍司隶的言论、王氏的一篇奏疏、胡澹庵论王伦的一篇奏疏的长处。其气魄确实足以流传万古。○由于原文奏疏太长，节略它以便诵读。大体说来，它的精华之处已经全部在这里了。《答问兵势》　张巡 如今和贼军交战，敌军像云一样聚集、像乌鸦一样散去，变化没有常态。相距几步之内，形势就可能同中有异。临战应变，往往只在呼吸之间；如果每件事都要询问大将，事情就来不及处理，这不是懂得用兵变化的人。所以我让士兵了解将领的意图，让将领了解士卒的心情，投身向前行动，就像手指听从手的支使一样。士卒和将领彼此熟悉，每个人都能独立作战，这不是很好吗？睢阳用兵不依照古法，训练作战、布置阵法的命令，由各位本将按照自己的意思教导。有人问这样做的原因，张巡回答说：“正是这样。所谓士兵了解将领的意图、将领了解士卒的心情，即使是夏、商、周三代以仁义和节制统率的军队，也没有超出这个道理。” 《吊古战场文》　李华 浩荡无边啊，平坦的沙地没有尽头，遥远得看不见人。河水曲折如带，群山纠结纷杂。天色黯淡而凄惨，风声悲凉，日色昏暗。蓬草折断，野草枯萎，凛冽得像霜降的早晨。飞鸟不肯落下，野兽挺立着而失去同伴。亭长告诉我说：“这里是古代的战场，常常使三军覆没，到处有鬼哭。天色阴沉时就能听见，真令人伤心啊！是秦代吗？是汉代吗？还是近代呢？”我听说齐国、魏国征发戍卒，楚国、韩国招募士兵，万里奔波，连年暴露在风霜之中。清晨在沙地草丛中放牧，夜晚踏着河冰渡河；大地辽阔、天空高远，根本不知道归路。把身体寄托在锋刃之下，胸中的苦闷向谁诉说？秦、汉以来，常常因四夷之事动兵，中原耗损败坏，没有一个时代不是这样。古人说戎狄与华夏本来可以不抵抗王师，只是文教没有宣扬，武臣使用奇谋；奇兵之道同仁义之道不同。王道迂远而无人实行，唉，悲痛啊！我想象北风震撼大漠，胡兵伺机进攻，主将轻视敌人，约定在边门迎战。旷野上竖起旌旗，河川间回旋着彩色战衣；军法严酷使人心惊，威势尊严却使军令轻贱。锋利的箭镞穿透骨头，惊起的沙尘扑入面孔。主客双方相互搏杀，山川震动摇荡，声音震裂江河，声势崩腾如雷电。至于阴气闭塞、严寒刺骨的海边，积雪没过小腿，坚冰凝在胡须上。猛禽停止归巢，战马徘徊不前，丝绵衣物不能保暖，手指冻掉、皮肤裂开。在这样苦寒的时节，上天又让强悍的胡兵凭借凶猛的杀气，互相剪除屠杀。他们截断运送辎重的道路，横冲直撞攻击士卒。都尉刚刚投降，将军又被杀死。尸体填满大河港口的岸边，鲜血灌满长城的洞穴。无论贵贱，全都成为枯骨，这种惨状哪里说得尽呢？战鼓衰弱了，力量用尽了；箭射完了，弓弦断了。雪亮的刀刃交击，宝刀折断；两军逼迫相撞，生死由此决断。投降吧，终身成为夷狄；战斗吧，尸骨暴露在沙砾之中。鸟儿没有声音，山岭寂静无声；长夜正在延续，风声细细作响。魂魄凝结，天空阴沉；鬼神聚集，云幕重重。阳光寒冷，草木短缺；月色凄苦，白霜遍地。令人伤心、惨不忍睹，难道竟有这样的情形吗？我听说，赵国牧用赵国士卒，大败林胡，开拓土地千里，使匈奴逃走。汉朝倾尽天下的财力，耗尽力量，只是任用得人罢了，难道在于出兵很多吗？周朝驱逐猃狁，向北到达太原，已经修筑朔方城，完整的军队归来，在庆功宴上饮酒记功，和乐安闲，庄重而有礼，君臣之间相处融洽。秦朝修筑长城，直到海边作为关塞，使百姓遭受荼毒，万里土地血流成河。汉朝攻打匈奴，虽然取得了阴山，尸骸却遍野，功劳不能抵偿祸患。苍天之下的百姓，谁没有父母？他们或被提携、或被抱负，只害怕他们不能长寿。谁没有兄弟？兄弟亲密得如同手足。谁没有夫妻？夫妻亲爱得如同宾客和朋友。活着的人到底得到什么恩惠，杀死他们又有什么罪过？他们是死是活，家里都没有消息。有人偶尔传来消息，将信将疑之间，忧惧的心和眼睛始终不安，睡梦中也能看见他们。摆设祭品，倾倒酒杯，哭着遥望天涯。天地因此忧愁，草木也凄凉悲伤。祭吊无法到达，精魂将依附何处？必定会出现灾年，百姓将要流离。呜呼！唉！这是时势造成的吗？是命运造成的吗？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又能把它怎么办呢？守卫国家的关键在于安抚四方夷狄。如果只是凭借锤炼字句、讲究声韵来显示长处，那么六朝以来的文章尽可以堆满栋梁；但这篇文章关系重大，能够使人惊心动魄。即使秦始皇、汉武帝看到它，百姓的性命难道就会因此得到救治吗？○孟子说：“善于作战的人应受上等刑罚。”这篇文章可以作为这句话的注脚，其中悲痛的声音响彻万古。

译《礼乐志论》　《新唐书》三代以前，政治出于一端，礼乐普及天下；三代以后，政治出于两端，礼乐便成了空名。古时候，宫室、车舆作为居处，衣裳、冕弁作为服饰，尊爵、俎豆作为礼器，金石、丝竹作为乐器，用来祭祀郊庙、临朝听政、侍奉神明并治理百姓。每逢岁时聚集诸侯，举行朝觐、聘问；以欢欣交往举行乡射、乡饮酒；集合众人兴办事务，举行军旅、田猎和学校教育。下至乡里田间，婚丧吉凶、喜怒哀乐，凡是百姓的事务，无不出于礼。通过这些礼仪教导百姓孝顺、慈爱、友善、敬悌、忠诚、守信、仁爱、正义，也总是在居处、行动、服饰、饮食之间体现出来。因为人们早晚所做的事情，没有不是这些。这就是所谓政治出于一端，礼乐通行天下，使天下人安然习惯并实行它，不知不觉便迁善远罪而形成风俗。等到三代灭亡，秦朝改变古制，后来拥有天下的人，从天子、百官的名称等级，到国家制度、宫车服饰器物，一概沿用秦朝旧制。其中虽有想要治理天下的君主，思考改革制作，却不能超然于当时风俗，远远恢复三代以上的制度，只能牵就时俗，稍作增减，大体不过安于苟且简略罢了。他们早晚所处理的事务，以簿书、诉讼、军队和粮食为急务，说这就是政治，是用来治理百姓的。至于三代，礼乐的各种名物都由主管官员收藏，时常拿出来使用；郊庙、朝廷上的礼仪，说这就是礼，是用来教化百姓的。这就是所谓政治出于两端，而礼乐只是空名。所以自汉代以来，史官所记载的事务、名数以及升降、揖让、拜、俯伏、起身等礼节，都是主管官员的事情，只是所谓礼的末节罢了。然而在郊庙、朝廷使用这些礼仪时，参与其中的士大夫也都不能通晓熟习，天下百姓更是直到老死也未曾见过。何况还想认识礼乐的盛大，明白地了解它的意义，并接受它的教化来形成风俗吗？唉！只熟悉礼乐的器物，却不懂它的意义；忘记根本，只保存末节，又不能完备举行所谓朝觐、聘问、乡射、乡饮酒、军旅、田猎、学校以及冠礼、婚礼、丧礼、葬礼等礼仪，现存的还有多少呢？自梁代以来，才开始把当时实行的礼仪附会到《周官》五礼的名目下，各自建立一家之学。唐初立即采用隋礼，到太宗时，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徵和礼官、学士等，依据隋礼，增加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皇太子入学、太常行陵、合朔、陈兵、大社等内容，编成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这就是《贞观礼》。高宗又下诏令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杜正伦、李义府、中书侍郎李友益、黄门侍郎刘祥道、许圉师、太子宾客许敬宗、太常卿韦琨等增订礼仪，编成一百三十卷，这就是《显庆礼》。其中夹杂了格式和法令，而李义府、许敬宗当时正受宠，多半迎合附会皇帝的意思。施行以后，议论的人都认为不对。上元三年，下诏恢复使用《贞观礼》。因此直到高宗一朝结束，《贞观礼》和《显庆礼》两套礼仪并行，主管官员遇到事情，远远援引古代义理，再同两礼相互参照而增删，从此不再有固定制度。武氏、中宗相继因祸乱而衰败，便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博士掌管礼仪，只是徒具官位而已。玄宗开元十年，任命国子司业韦縚为礼仪使，掌管五礼。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上疏，请求删去《礼记》的旧文，增补当今的事务。诏令交给集贤院议论。学士张说认为，《礼记》是不可删改的经典，距离圣人时代已经很远，不可轻易改动；而唐代《贞观礼》《显庆礼》的礼仪注释前后不同，应当加以折中，作为唐礼。于是下诏令集贤院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以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写。多年没有完成，李锐便去世了。萧嵩接替李锐成为学士，上奏请求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编成一百五十卷，这就是《大唐开元礼》。从此，唐代五礼的文献才完备，后世沿用它，虽然有时略作增删，却不能超过它。贞元年间，太常礼院修撰王泾考订历代郊庙沿革制度，以及乐工所唱的乐章和祝辞，并绘制坛场、屋宇以及上下台阶的次序，编成《郊祀录》十卷。元和十一年，秘书郎修撰韦公肃又记录开元以后礼仪的增删，编成《礼阁新仪》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彦威编成《曲台新礼》三十卷，又采集元和以来三公、士人和百姓婚姻、祭祀、丧葬的礼仪，编成《续曲台礼》三十卷。唉，考察这些文献记载，可以说已经完备了。把它们施行于贞观、开元之间，也可以说盛大了。然而不能达到三代的隆盛，是因为具备了礼仪的文字而不存礼仪的精神。这就是所谓礼乐成为空名了吧。原书内容洞彻明白，叙述编次清楚整齐，学问和文笔都发挥了长处。我在家居住十年，曾私下编纂一套可以通行的礼仪，在宗族中施行，并同志同道合者共同勉励实行。后来见到高安朱可亭先生的《仪礼节略》一书，内容宏大而精详，感叹它确实有助于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反而深感自己浅陋，不敢拿给别人看。礼，是先王用来防止欲望尚未萌发时便滋长的东西。因此横渠张子说，用礼来教导人，便是有志于学；如果不能依礼而行，就像学习务农却不拿农具一样。简明而可以实行，情理都恰当，这正是我对复兴古礼者的希望。

译《食货志》论　　　　《新唐书》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爱护养育百姓的人，一定会建立经常而简易的制度，使上位者爱惜财物来养育下民，下民努力劳作来侍奉上位者；上面财用充足，下面百姓不困苦。所以要衡量百姓的力量来授予田地，衡量土地的产出来征收赋税以供给国家，衡量收入来支出，以制定用度的数额。这三件事总是相互依靠而得以成功，不能有一项缺失；缺失其中一项，另外两项也无法守住。等到暴君、庸主放纵自己的欲望，而苟且的官吏顺从他们，改变制度、迎合时势来向上邀宠，于是上面的使用没有节制，下面的征取没有限度，百姓耗尽力量也无法供给。这样一来，上面的粮食财用不足，下面百姓更加困苦，于是求取财利的说法兴起，聚敛之臣得到任用。记载说：‘宁可养着盗臣。盗臣固然可恶，但只危害一个人；如果任用聚敛之臣，经常制度就会毁坏，下面百姓便受不尽它的祸害。’唐朝初年，把口分田、世业田授给百姓，用租庸调法征收赋税，使用财物也有节制。大概因为以府兵、卫士制度养兵，所以兵虽多却没有造成损耗；设置官职有固定员额，所以官员不滥而容易治理。俸禄虽然比不上三代盛时，但也可以算是经常之法。等到它产生弊病，便是兵员冗杂、官职泛滥，成为最大的祸害。自天宝以来，大盗屡次兴起，方镇多次叛乱，战争不断，历代不能停止，用度的数额便无法节制了。再加上骄纵的君主、昏庸的主人、奸诈的官吏和邪恶的臣子，只图应付一时，屡次更改制度，于是经常之法荡然无存。因此求取财利的说法兴起，聚敛之臣得以进用。大概口分田、世业田制度败坏而变成土地兼并，租庸调法败坏而变成两税法，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榷利、借商、进奉、献助等办法，无所不用。制度越繁琐，弊病越严重，终于导致灭亡。租庸调和府兵制度，在北魏、宇文周时已经颇为施行，只是到了唐初，制度才完全具备。我曾说，商鞅废除井田，杨炎制定两税法，一经改变便无法恢复，固然是变法者的过错，也是时代变化所造成的。斟酌施行限制土地兼并的制度，适当减少养兵的费用，勤于防备并时时听取消息，简明地任用贤能的主管，让他们治理百姓，也许还可以做到。《艺文志》论　　　　《新唐书》自从六经被秦朝焚毁，到了汉代才重新出现，传授六经的学统中断，竹简编册散乱、错讹、残缺，学者不能得到它的真实面貌，于是各位儒者研究章句的学问兴起。后来传、注、笺、解、义疏等流派相继讲述，圣人的道理大致明白了，然而这些学说本身已经繁杂得难以胜数。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各代的世系、国家的兴亡始终、僭越窃取、伪诈混乱，史官的记载已经很完备；此外，传记、小说以及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等，也都出自史官一类的人。孔子在世时，才修明圣人的经典，排斥谬误和异说；老子著书论述道德，接续周朝衰败之后的思想；战国时期游说放荡的士人，以及田骈、慎到、列子、庄子一类的人，各自把辩说发挥到极致；孟轲、荀卿才专门研习孔氏之学，用来驳斥异端。然而诸子的学说各自成为一家，前代的著作一直保存而没有断绝。王道的踪迹消失，诗歌也随之衰亡；《离骚》创作以后，文辞之士兴起。历代盛衰不同，文章也随着时代而有高下，但它的变化形态千姿百态，不可穷尽，为什么竟然这样多呢？自汉代以来，史官列出著作的名称、作者和篇目，编成六艺、九种、七略；到唐代才分为经、史、子、集四类。藏书的盛况，没有比开元年间更盛的；著录的书籍有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代学者自己撰写的书又有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唉，可以说盛大了。六经的道理简明严正、平易直截，并且天地人与自然人事都完备，所以年代越久反而越发明白。其他作者非常多，用圣人的标准衡量，有的相合，有的相离；然而它们精深宏博，各自发挥了自己的长处，其中常常有奇异、雄伟、华丽的内容突然显现，这就是喜爱奇异、广博和博爱的人不能忘却它们的原因。然而散失磨灭的作品也数不胜数，难道是因为辞藻华美而内容不足，不足以流传久远吗？至于鄙俗的言语和民间说法还有很多保存下来的，也有幸与不幸的区别吗？如今著录在篇章中的书，有名称而没有书本的，大概十之有五六，难道不可惜吗？撰写《艺文志》论，并不是专门讨论学术，所以用含蓄曲折的笔法写成。然而上下数千百年的源流原委都很明白，所尊崇推重的也很正确。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雅正》卷十 礼部侍郎蔡世远编 平定边防　　　　王朴 唐朝失去正道，因而失去吴、蜀；晋朝失去正道，因而失去幽、并。考察它们所以失去的原因，就能知道平定它们的方法。正在失守的时候，君主昏暗、政治混乱，军队骄横、百姓困苦；近处有人在内部作奸，远处有人在外部叛乱。小的事情不能控制，便发展到僭越；大的事情不能控制，便发展到泛滥，天下离心，人人不听命。吴、蜀乘着混乱窃取名号，幽、并乘着时机占据土地。平定它们的方法，只在于反过来避免唐、晋的过失罢了。必须先任用贤能、斥退不肖，以清明政治；任用有才能的人、罢免无能的人，以考察人才；用恩惠、信用和号令团结人心；赏赐功劳、惩罚罪过，使人竭尽力量；恭敬节俭、节省费用，以充实财力；徭役按时进行，以使百姓富足。等到粮仓充实、器械完备、人民可以使用时，再举兵进攻。那一带的百姓知道我们的政治教化大为推行，上下同心，力量强、财物足，人民安定、将士和睦，便形成必定可以夺取的形势。于是了解敌方情形的人愿意为我们做间谍，熟悉敌方山川的人愿意为我们做向导。敌方百姓和我方百姓的心意相同，就是和天意相同；和天意相同，就没有不能成功的功业。攻取的策略，应从容易的地方开始。当今只有吴地容易图取，它东到大海，南到长江，有两千里土地可以扰动，应从防备较少的地方先行扰动。敌人防备东面，我们就扰动西面；防备西面，我们就扰动东面。他们必定奔走去救援漏洞。奔走之间，就可以了解敌方的虚实和兵力的强弱。攻击空虚、打击薄弱之处，便会所向无敌。不要大规模出兵，只用轻装部队不断扰动他们。敌人胆怯，知道我军进入其地，必定大规模出兵来应战。多次大规模出兵，百姓就会困苦、国家就会耗尽；一次不大规模出兵，我们就能从中获利。他们疲竭而我们得利，那么江北各州就是国家所有了。取得江北以后，使用他们的百姓，扩充我们的军队，江南也不难平定。这样用力少而收功多；取得吴地，桂州、广州都将成为内臣，岷州、蜀地可以写信招来。如果不来，就从四面同时进军，席卷而下，蜀地便平定了。吴、蜀平定，幽州可以望风归附；只有并州这个必死抵抗的敌寇，不能用恩惠信用诱导，必须用强兵攻取。它的力量已经耗尽，士气已经丧失，不足以成为边患，可以留待以后谋取。如今兵力精练，器械齐备，群臣懂得法令，诸将听从命令，一年收成之后就可以平定边境。我是一个书生，不足以谈论大事；至于不能通达大局、不合时宜之处，只希望陛下宽宥。五代中只有世宗是第一流的贤君，假如让他多活些年，必定能够削平各国。削平各国以后，他的规模和成就难道是隋文帝之流可以相比的吗？王朴这篇文章把天下大势说得清清楚楚，也同淮阴侯、汉中一带的言论以及孔明的《隆中对》相似。上半篇讲治理国家的规模，尤其深知治国根本，是王景略一类的人物。《一行传》论　　　　《五代史》唉！五代的混乱达到极点了！《传》中所说的‘天地闭塞，贤人隐退’，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吧？在这个时代，臣子杀害君主，儿子杀害父亲，而士大夫安享俸禄、立身朝廷，满不在乎，完全没有廉耻神色的人，到处都是。我认为自古以来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却奇怪当时可以称道的人为什么这样少。难道果真没有这样的人吗？即使说战争兴起、学校废弛、礼义衰败、风俗毁坏，到了这种地步，但自古以来天下从来不曾无人。我想必定有些洁身自持、自负品节的人，憎恶世道而远离，因而无法见到。自古以来，有些贤能之才蕴藏于内而没有显露于外，或者困居在偏僻小巷，委身于草野，即使有颜子的品行，如果没有遇到仲尼，名声也不能彰显，何况是在世道多变、君子之道消亡的时候呢？我又认为，必定有身负才能、修养节义却沉沦下层、埋没而无人知晓的人。查求传记，因乱世崩离、文字残缺而无法全部得到，然而仅仅找到的也有四五人。居住山林，同麋鹿为群，虽然不足以成为中正之道，但与其享受别人给的俸禄，低头忍耻、苟且偷生，哪里比得上内心无愧、放任自身而获得自在呢？我找到了两个人，就是郑遨、张荐明。权势利禄不能使他们屈服内心，出仕或退隐也不违背自己的义理。我找到一个人，就是石昻。假如有利于君主，即使因忠诚获罪，又何必自我辩明呢？有至死也不说出真相的人，这就是古代的义士。我找到一个人，就是程福赟。五代的混乱中，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以至于兄弟、夫妻之间，人伦关系无不大为败坏，天理几乎灭绝了！在这种时候，能够在一个乡里以孝悌修养自己，并把这种风气推行天下的人，仍然偶尔有之；但他们的事迹没有显著记载，无法编次记录，只是姓名有时因书籍而被看见，我也不敢埋没；其中事迹大略可以记录的，我找到一个人，就是李自伦。于是作《一行传》。深得太史公的神韵，可以阐明幽微，可以激励风俗。先父极其喜欢诵读这篇文章，读它时仍感慨悲怆，余意不尽。

译《伶官传》论　　　　《五代史》唉！盛衰的道理，虽然说是天命，难道不也是人为吗？推究庄宗取得天下的原因，以及他失去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世人说晋王将死时，把三支箭赐给庄宗，告诉他说：‘梁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扶立的；契丹曾同我约为兄弟，却都背叛晋而归附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我把三支箭交给你，你可不要忘记你父亲的志向。’庄宗接受箭并把它们藏在祖庙。后来出兵，就派属官用一少牢到祖庙祭告，请出那三支箭，用锦囊盛着，背在身上走在前面。等到凯旋归来，就把箭放回祖庙。当他用丝带捆住燕王父子，用匣子装着梁国君臣的首级，进入太庙，把箭还给先王，并把成功的消息告知先王时，他的意气是多么盛大，可以说雄壮了！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安定，一个人在夜里呼喊，作乱的人便四面响应；庄宗仓皇向东逃出，还没有见到贼兵，士卒就已经离散，君臣相互看着，不知道归向哪里。以至于向上天发誓、割断头发，眼泪流下来沾湿衣襟，衰败得多么厉害啊！难道是取得天下困难而失去天下容易吗？还是推究他成败的迹象，都是由于人为呢？《尚书》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虚会得到益处；忧虑劳苦可以使国家兴盛，安逸享乐可以使自身灭亡。’ 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当庄宗强盛时，天下所有的豪杰都没有人能同他争衡；等到他衰败时，几十个伶人就困住了他，使他自身死亡、国家灭亡，成为天下人的笑柄。祸患往往从细微而不被察觉的地方积累起来，智谋和勇力也常常被自己溺爱之物困住，难道只是伶人如此吗？唐庄宗在平定梁国以前，英雄豪迈、卓异不凡，所向无敌，简直是一个小太宗。后来竟狼狈到这种地步，正是安逸享乐侵蚀人的结果，危险啊！世上有些人半生勤劳，考中进士、做了官，后来因为利欲压倒一切，安逸之心萌发，转眼之间便衰败的很多。何况子孙又在安逸享乐中承继基业，哪有不迅速败坏的呢？创建事业的艰难，如同登天；倾覆坠落的容易，如同火烧毫毛。实在令人痛心刻骨。○子长的论赞，文章大多短小简约，有时评论一两件逸事，有时只抒发几句感慨。孟坚则不苟且判断是非，直接下断语。此后的人摹仿这两家，严格遵守旧有格式。只有欧阳公的论赞，把忠君爱国之心表现于笔墨之间，想使君主有所警戒，也使后世有所劝勉和惩戒。他文章长短不拘，因此可以看出他的品格和见识。《冯道传》论　　　　《五代史》《左传》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条纲维。四维不能张举，国家就会灭亡。管仲能这样说，真好啊！礼义，是治理人的大法；廉耻，是立身处世的大节。大概没有廉洁就没有什么不拿的，没有羞耻就没有什么不做的。一个人如果这样，祸乱败亡也就没有什么不会到来。何况身为大臣，却什么都敢拿、什么都敢做，那么天下难道有不混乱的，国家难道有不灭亡的吗？我读冯道的《长乐老叙》，见他把自我陈述当作荣耀，便认为他可以说是没有廉耻的人了。由此，天下和国家的情形也就可以推知了。我考察五代，得到能够保全节操的人三名，为国死事的臣子十五名，却奇怪那些穿着儒者服饰、以治古学自称、享受君主俸禄、掌管他人国家的人竟然很多。然而，如果忠义之节只出现在武夫战卒身上，难道儒者中果真没有这样的人吗？难道不是有高尚节操的人厌恶时世混乱，鄙弃这个时代而不肯出仕吗？还是统治天下的君主不值得他们顾念，也没有能力招致他们呢？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忠诚信实的人，难道是空话吗？我曾得到一篇五代时的小说，记载王凝的妻子李氏的事情。一个妇人尚且能够如此，由此可知世上本来确实有这样的人，只是没有被人发现。王凝家在青州、徐州之间，他担任虢州司户参军，因病死在任上。王凝家一向贫困，有一个儿子尚未成年。李氏带着儿子，背负丈夫的遗骸回家。向东经过开封时，住进一家旅舍。主人见她一个妇人独自带着孩子，便心生怀疑，不肯让她住宿。李氏回头看见天已经黑了，却不肯离开。主人拉着她的手臂把她赶出去。李氏仰天大声悲号说：‘我是妇人，不能守住节操也就罢了，难道还要让这只手被别人抓住吗？不能让一只手同时玷污我的身体。’于是拿起斧头砍断了自己的手臂。路人看见，围聚过来叹息。有的为她弹指叹惋，有的为她流泪。开封尹听说此事，把情况报告朝廷；官府替李氏赐药、包扎伤口，厚加抚恤，并鞭打了那个主人。唉！士人不爱惜自己的名节，忍受羞耻而苟且求生，听到李氏这样的事迹，应该稍微懂得惭愧了吧！把一个极其无耻的人同一个节操极其刚烈的人放在一起评论，不加删改，自然就成了文章。这类文章对于风俗教化最有关系。○冯道先侍奉燕国，当时君臣名分还没有确定。后来归附后唐，辅佐明宗。明宗是五代的贤明君主，冯道进言规劝时，还颇有大臣的风度。假如他就此死去，难道不可以成为五代的名臣吗？他的地位还在郭崇韬、安重诲之上。可惜年老而不死，终于无耻到这种地步。

译《职方考》论　　　　《五代史》唉！三代以前，没有不分封土地、分别治理的。后世借鉴古代、纠正弊病，才开始用郡县制治理天下。然而自秦、汉以来，作为国家，哪一个能同三代相比长短？等到它灭亡，也没有不再次分裂的；甚至有时连一块可以让自己存身的土地都没有。大概掌握根本要领，即使有一万个国家也能治理；失去所应守的原则，即使统一天下也容纳不住。难道不是一切都根本在于道德吗？唐朝强盛时，虽然把天下名义上分为十道，但实际上势力并未分裂。唐朝衰败以后，设置军队节度使，称为方镇。大的方镇连接十多个州，小的也兼有三四州。因此兵士骄横便驱逐主帅，主帅强大便叛逆上级，土地成为他们世代占有之物，战争兴起而彼此侵夺，天下的形势从此分裂。然而唐朝中期以来多有变故，唐朝兴盛或衰败、救济危难，常常依靠方镇的军队扶持；侵凌、祸乱和灭亡，最终也由于这些军队。难道这就是利害相伴的道理吗？自僖宗、昭宗以来，天下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分成十一国：南方有吴、浙、荆、湖、闽、汉；西方有岐、蜀；北方有燕、晋。朱氏拥有七十八州，作为梁国。庄宗初起，兼并代地，夺取幽州、沧州，共有三十五州。后来又夺取梁州、魏州、博州等十六州，合计五十一州，灭掉了梁。岐王称臣，又得到他的七州。同光年间攻破蜀国，不久又失去，只得到秦、凤、阶、成四州；而营州、平州陷入契丹。新增加设置的州有一州，合计一百二十三州，作为唐国。石氏入内即位，把十六州献给契丹，同时得到蜀州、金州，又增置一州，合计一百九州，作为晋国。刘氏初年，秦、凤、阶、成四州重新归入蜀国。隐帝时又增置一州，合计一百零六州，作为汉国。郭氏取代汉国，十州归入刘旻。世宗夺取秦、凤、阶、成、瀛、莫以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五州，废除三州，合计一百一十八州，作为周国。宋朝兴起后沿袭这一格局，这就是中原地区的大略情况。其余属于外部的地区，强国兼并弱国，得失并不固定。到周朝末年，闽国已经先行灭亡；当时还存在七国：从长江以南共有二十一州，属于南唐；从剑门以南以及山南西道共有四十六州，属于蜀；湖南、湖北共有十州，属于楚；浙江东西共有十三州，属于吴越；岭南、岭北共有四十七州，属于南汉；太原以北共有十州，属于东汉；荆州、归州、峡州三州，属于南平。合计中原地区所有州，共二百六十八州，不包括军。唐朝的疆域非常广大，前代史书记载得很完备，其中夹杂着羁縻州、寄治州和徒有虚名的州。五代是乱世，文献不完整，期间又时常有州被废除或合并，有的还陷于夷狄之手。因此无法详细考究，只能把能够看见的情况像谱系一样全部列出。把极其繁琐细碎的内容叙述得极其简明，所以说：马、班以后各代史书，不仅学问见识无法同欧阳公相比，连文章笔墨也应当推为第一。○孟坚的《诸侯王表序》多处沿袭子长的原文；这篇则仿效他的体制而有所变化，写出了自己的风格。《仁宗纪赞》　　　　《宋史》赞说：仁宗恭敬节俭、仁慈宽恕，出于天性。每当遇到水灾旱灾，有时暗中在宫禁祈祷，有时赤脚站在殿下。有主管官员请求把玉清宫旧址作为御苑，仁宗说：‘我继承先帝的苑囿，还觉得太大了，为什么要用这里来供我燕居私游呢？’平常穿的衣服常常洗涤使用，帷帐、被褥、床帐多用绢和粗绸。宫中夜里饥饿想吃膳食，仁宗烧羊肉时告诫不要传令索取，担心膳夫从此为了预备不时之需而擅自杀害牲畜。判处死刑而有疑问的案件，都命令上报复审，每年常常使一千多人免于死刑。吏部选拔官员时，若因一次错误而误判死罪，便终身不得升迁。他常常告诫辅臣说：‘我从未用死刑辱骂别人，何况敢滥用死刑吗？’至于西夏侵犯边境，仁宗抵御并把他们赶出边境；契丹毁弃盟约，便增加给付岁币。在位四十二年间，官吏治理似乎懒惰，却任用办事者而轻视残酷之人；刑法似乎宽松，却常有公正平允的判狱之士。国家并非从来没有受宠幸的人，但他们不足以损害太平政治的体制；朝廷并非从来没有小人，但他们不足以压倒善类的气势。君臣上下同情体恤的心意、忠厚仁慈的政务，为培植宋朝三百多年基业奠定了基础。后来子孙一旦违背他的作为，逐渐导致祸乱。《传》说：‘作为君主，应当止于仁。’ 仁宗确实无愧于这句话。汉文帝、宋仁宗，是三代以后最值得首推的人物；这篇论赞也极力仿效班固。这里说的是汉文帝的赞。《富弼文彦博传赞》　　　　《宋史》评论说：国家处于隆盛时期，大臣一定有年高德劭的福分，把自己有余的德望推及天下，足以荫蔽当世。富弼两次同契丹结盟，能够使南北百姓数十年不见战争，仁人的言论，其利益多么广泛啊！文彦博立身朝廷端庄稳重，顾盼之间有威严；远方的人来朝见，仰望他的风采，他的德望本来就足以在千里之外抵御外侮、消解冲突。至于公正直率、忠诚明亮，遇事果断，也都有大臣的风度；并且都在太平时期享有高爵。至和末年，他们共同决定国家大计，功成之后退居，朝廷和民间都倚重他们。熙宁、元丰以后，富弼、文彦博相继因年老退下，奸邪之人肆无忌惮，善类相继沉沦，宋朝的事业也衰败了。

译《尚书》说：‘众多优秀的士人，体力已经衰退，我还拥有他们。’ 难道不是这样吗？宋初三朝的宰相中，朱子推举李文靖为第一。然而二吕、二王、文正也都是贤相。仁宗朝廷中的贤臣，首推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但范仲淹、欧阳修只任参政，还没有做到平章政事。若推举四位贤相，大概就是韩琦、富弼、杜衍、文彦博吧？杜衍、文彦博的人物气度稍稍不如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但论贤相却都是一流。这篇论赞凝重而得体，最后一段说贤人与国家命运的关系，尤其流露出对绍述以后局势的伤感。《谏垣存稿序》　　　　韩琦 善于进谏的人，不在于讽刺，也不在于直露，关键只在于道理能够胜过一切。所以以讽刺为主的人，一定委婉曲折，广泛引用譬喻，希望自己的说法能够实行，却不知道事情如果不能明白辨析，君主就会忽略而不听。以直露为主的人，一定公开揭露、激烈指责，拿危亡来恐吓，希望自己的言论能够打动君主，却不知道议论有时过于偏激，君主就会发怒而不相信。想让主上一定听从，自己的话一定得到信任，如果不把道理取胜作为根本，就很难做到啊！我在景祐年间任三司度支判官，因为家族贫困请求到外地任职，得到舒州。将要出发时，皇上因为谏官职位空缺，提拔我授任右司谏，留在京城。我私下认为，谏官责任重大，难处不在于当面折辱君主、在朝廷直谏，而在于懂得体制、把握分寸。若能得到通达明敏、端正朴实、见识高远、学问广博的人，那么他一行动必合于义理，每天都能增益君主的听闻；如果让愚昧不肖的人冒充而居此职，本来就无法胜任了。于是我两次上章辞职，都没有得到答复。便长叹着对自己说：‘皇上了解你，任用你的心意很深厚。你所说的话，应当顾及体制、斟酌分寸，以道理胜过一切，并用至诚来实行；这才是报答陛下了解并任用你的心意。如果明知时势不能实行，却只发表高论来卖弄正直、获取名声，你的罪过便死不足赎了！’ 任职超过三年，凡是阐明政治得失、整顿纲纪、辨别忠良、抨击权贵宠臣，以及当时人不敢说的事情，我都一定冒死上奏论列。皇上宽容，认可我的奏章的有十分之八九，最终免于重刑，升任谏院官职，实在是以前自我告诫的功效。我原本想把保存下来的奏稿收集起来烧掉，以效法古人谨慎秘密的义理。但想到《诗经》《尚书》所记载的，君主听从劝谏便成为圣明之君，这是君主的德行；君主有过失而臣下加以补救，这是臣子的忠诚。前代进谏的大臣，嘉美的言论和正直的议论，分布在各方面，使阅读它们的人知道君主听从善言的美德和达到治理的根源。如果都删去烧掉，那么后世以什么为法呢？于是保存并记录下来，分为上、中、下三卷，命名为《谏垣存稿》，收藏在家中。我私下思量，皇上的聪明、仁厚和宽大，从三代、汉、唐以来，虚心接受劝谏的程度，没有谁比得上；有德的君主都不及他。又让子孙传阅它，使他们知道走正直道路没有灾祸，实行忠诚教诲是有事实可考的。时为庆历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斋序。从前王文正公曾最喜欢我的奏疏，说：‘其他方面，如范希文也未免有些接近追求名声。’如今读到韩公的自序，说以道理胜过一切，并用至诚来实行，这正是范希文所相同的地方，只是范公的气势稍强一些。韩公并不卖弄正直、追求名声，却又说：‘当时人不敢说的事情，我一定冒死论列。’这可以使愤激的人知道应当有所取舍，也使庸碌怯懦的人无从借口。《岳阳楼记》　　　　范仲淹 庆历四年春天，滕子京被贬为巴陵郡太守。到了第二年，政事顺利、百姓和乐，各种荒废的事业都兴办起来，于是重新修建岳阳楼，扩大它原有的规模，把唐代贤人和当代人的诗赋刻在楼上，并嘱托我写一篇文章来记述这件事。我看那巴陵的优美景色，全在洞庭湖：它连接着远山，吞吐着长江，水势浩大无边，横亘没有尽头；早晨阳光明媚、傍晚云气阴暗，气象万千。这就是岳阳楼的壮观景象。前人的记述已经很完备了。然而这里向北通到巫峡，向南直到潇湘，遭贬的官员和诗人，大多在这里聚会；他们观赏景物时的感受，难道不会有所不同吗？像那连绵的阴雨，接连数月不放晴，阴冷的风怒吼，浑浊的浪冲向天空；太阳和星辰隐藏了光辉，山岳也隐没了形体，商人和旅客不能通行，桅杆倾倒，船桨折断；傍晚天色昏暗，虎在长啸，猿在悲啼。登上这座楼，就会产生离开国都、怀念故乡，担忧谗言、害怕讥讽的心情，满眼都是萧条景象，感慨到了极点而悲伤。至于春风和煦、阳光明媚，湖面波澜不起，天色湖光上下相接，一片碧绿，广阔无边；沙洲上的鸥鸟时而飞翔、时而聚集，色彩斑斓的鱼儿游来游去，岸上的香草、洲上的兰花，郁郁葱葱、青翠茂盛。有时大片烟雾完全消散，皎洁的月光照耀千里，浮动的月光像闪耀的金子，静静的月影沉在水中像一块玉璧，渔歌相互应答，这种快乐哪里有尽头！登上这座楼，就会心胸开阔、精神愉快，荣辱全都忘记，端着酒杯迎着风，满心欢喜。唉！我曾经探求古代仁人的心境，或许不同于以上两种心情，为什么呢？他们不因外物的好坏而喜悦，也不因自己的得失而悲伤；处在朝廷的高位，就为百姓忧虑；退处江湖的偏远之地，就为君主忧虑。这样，进朝做官也忧虑，退处江湖也忧虑。那么什么时候才快乐呢？他们一定会说：‘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先忧虑，在天下人享乐之后才享乐吧！’唉！如果没有这种人，我同谁一道呢？前半篇安排结构、雕琢句子，还只是文人的手笔；最后一段直抒胸臆，不是文正公这样的人便不能担当。○有人问：史臣吕本中和朱文公，都认为文正公是宋朝人物中的第一人，为什么呢？回答说：魏公的气度很大，但根本见识稍有不足；温公确实真诚，但规划格局稍有不足。以尧、舜为君、以尧舜之道治理百姓的心念，没有一天不存于内心，像白日青天一样明白。文正公确实是举世无双、超出众人的人。《胡先生墓表》　　　　欧阳修 先生名瑗，字翼之，姓胡。他的祖先是陵州人，后来成为泰州如皋人。先生作为教师，以言语和行动亲自感化学生，使诚实明达的人通达进取，使昏昧愚钝的人受到激励，使顽固傲慢的人改变。因此，他制定的教育方法严明而令人信服，他所传授的道理长久而被人遵循。师道废弃已经很久了，自景祐、明道以来，读书人中有老师的，只有先生以及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而先生的门徒最为兴盛。先生在湖州创办学校时，学生来往常有数百人，各自把所学经书相互传授。他的教学方法最为完备，实行几年后，东南的士人没有不把仁义礼乐作为学问的。庆历四年，天子打开天章阁，和大臣讨论天下事务，开始慨然下诏令各州县都兴办学校。于是京师建立太学，主管官员请求把湖州学校的情况上报，采用先生的办法作为太学制度，直到今天仍被著为法令。十多年后，先生才来到太学居住，学生从远方赶来，太学容纳不下，只好征用旁边的官署作为校舍。礼部主持贡举，每年录取的士人中，先生的弟子常常占十分之四五。其中名次很高的，在当时都很有名，有的考中甲科、做了显要官职；其余散布在四方，随着各人的贤愚不同，却都温和有礼、端正谨慎，只要听他们说话、看他们举止，不必询问也知道是先生的弟子。

译那些求学的人彼此谈论时都称他为先生，不用问也知道说的是胡公。先生起初以平民身份谒见天子，议论礼乐，授任秘书省校书郎；后来被征辟为丹州军事推官，改任密州观察推官。因父亲去世服丧而离职，服丧期满后任保宁军节度推官，于是居住在湖学。被召任诸王宫教授，因病免职。不久以太子中舍的身份退休，升为殿中丞，居家奉职。皇祐年间，驿马传召他到京师议论礼乐，又任命他为大理评事兼太常寺主簿，他再次以疾病推辞。一年多后，任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于是居住在太学。升任大理寺丞，赐给绯色官服和银鱼符。嘉祐元年，升任太子中允，充任天章阁侍讲，仍居太学。不久病重，不能入朝，天子多次派使者前往慰问，他又以太常博士的身份退休。他东归那天，太学的诸位学生和朝廷中的贤能士大夫在东门为他送行，行弟子之礼。路人都感叹不已，认为这是荣耀之事。嘉祐四年六月六日，他在杭州去世，享年六十七岁。第二年十月五日，葬于乌程县何山的原野上。他的世系、任官和居住之地以及生平事迹，由莆阳蔡君谟详细撰写墓志，记在墓室中。唉！先生的德行存在于人们心中，不必刻碑表彰也会在后世显现；然而没有这篇文字，就无法慰藉求学者对他的思念，于是把它刊刻在他的墓地上。六年八月三日，庐陵欧阳修撰述。铭文、墓表一类的文章，要推欧阳公为最擅长；他为许多大臣撰写的铭表，如王文正公、范文正公等篇，因为篇幅太长，所以没有选入。苏子美、梅圣俞等人的文章，文采和情致极佳，只是与本篇没有太大关系。这一篇赞颂胡公的文字，只在几处写得跌宕起伏，但胡公的身份已经显现出来了。○篇中说，假如能使真诚而明达的人通达明理，那么既然已经真诚明达了，难道还会有尚未通达的人吗？如果生在张氏、程氏理学大为昌明之后，他一定不会这样措辞。《徂徕先生墓志铭》　欧阳修 徂徕先生姓石，名介，字守道，是兖州奉符人。徂徕是鲁地东部的一座山，而先生并不是隐士；他曾经在朝廷任职。鲁地人不称呼他的官职，却称颂他的德行，把他称作徂徕先生。鲁人仰望先生，又因为鲁人尊敬他，所以借用他居住之山的名称，来配合对他有德行的称誉，称为“徂徕先生”，这是鲁人的心意。先生相貌敦厚，气度完备，学问笃实，志向远大；即使身处田野之间，也不忘天下的忧患。他认为时势没有不可作为的，做事就要做到极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施行自己的主张。假如我的主张被采用，使功业利益施及天下，也不一定非要由我亲自任职才能实现。假如我的主张不被采用，即使因此遭受祸患，到死也不后悔。他每逢遇到事情便激发愤懑，写成文章，极力陈述古今政治的治乱和成败，用来指斥、切责当世贤愚善恶，是非分明，毫无忌讳。世俗之人很为他的话感到惊骇，因此诽谤议论喧嚣而起；小人尤其嫉恨厌恶他，彼此合力，一定要把他排挤至死。先生安然自若，不受迷惑，也不改变，说：“我的道本来就是这样，我的勇气超过孟轲了。”不幸因患病去世。他去世以后，有奸人想以奇祸中伤大臣，仍然指称先生来制造事端，说他是假装死亡，向北逃到契丹去了，请求打开棺材来验证。幸亏天子仁慈圣明，查明这是诬陷，才没有打开棺材，也保全了他的妻子儿女。先生家世代务农，父亲名丙，开始出仕后官至太常博士。先生二十六岁时考中进士甲科，任郓州观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台征辟他任主簿，还未赴任，就因上书议论赦免之事而被罢免，没有得到召用。任期届满，升任某军节度掌书记，代替父亲在蜀地任职，担任嘉州军事判官。父母双亲相继去世，他离官服丧，弄脏脸面，赤脚亲自在徂徕山下耕作，并把五代以来应葬而未葬的七十具遗骨安葬。服丧期满后，召入国子监任直讲。当时朝廷出兵讨伐元昊，久无战功，天下困苦不堪；天子奋发振作，想要重振声威和德治，于是进退几位大臣，增置谏官、御史，求治之意十分迫切。先生欣喜地说：‘这是盛大的事情。歌颂雅颂正是我的职责，难道可以停止吗？’于是作《庆历圣德颂》，褒贬大臣，辨别邪正，写了几百字。诗篇传出后，太山孙明复说：‘你的祸患从这里开始了。’明复是先生的师友。后来所谓制造奇祸的奸人，正是诗中所斥责的人。先生自从闲居徂徕山下以来，曾在南京任职，以经术教授学生；到了太学，更加以老师自居，跟随他的门人弟子很多。太学的兴盛，是从先生开始的。他所写的文章，称为《某集》的有若干卷；他斥责佛教、老氏和时文的文章，有《怪说》《中国论》等，主张‘除去这三者，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他告诫人们防范奸臣、宦官和妇女，有《唐鉴》，其中说：‘我不是只为一代人作鉴戒。’他的喜怒哀乐一定表现在文章中，文辞广博雄辩、宏伟壮阔，而忧思深远。他说：‘求学的人，是要学习实行仁义。只有忠诚的人才能忘却自身，只有笃信自我的人，才能努力实行。’他用这些原则要求自己，也用这些原则教导别人。他所说的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轲、扬雄、韩愈等人，没有一天不在口中诵念；他希望和天下士人都成为周公、孔子的门徒，使自己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使百姓成为尧舜时代那样的百姓，也没有一天在心里稍有忘记。至于他行为有时违背世俗、惊动众人，有人甚至讥笑他，他便说：‘我不是狂妄痴愚的人。’因此君子考察他的行为而相信他的话，推究他的用心而哀怜他的志向。先生任直讲一年多，杜祁公把他推荐给天子，授任太子中允。如今丞相韩公又推荐他，于是任直集贤院。又过了一年多，他才离开太学，等待通州、濮州的任职次序，暂居徂徕。庆历五年七月某日，他在家中去世，享年四十一岁。友人庐陵欧阳修作诗哭悼他，说要等那诽谤的火焰熄灭之后，先生的道才会显明。先生去世后，妻子儿女冻饿难以自存。如今丞相韩公与河阳富公分出俸禄买田来养活他们。又过了二十一年，他的家人才得以把先生安葬在某处。将要下葬时，他的儿子师纳和门人姜潜、杜默、徐遁等人来告诉我说：‘诽谤的火焰已经熄灭，可以发扬先生的光辉了，冒昧请求您撰写墓志铭。’我说：‘我的诗中不是说过吗？先生的道自然能够长久流传，何必还要我的铭文呢？’徐遁等人说：‘虽然如此，这也是鲁人的愿望。’于是为他作铭说：徂徕山多么巍峨啊，和您的德行一样，正是鲁人仰望的所在。汶水多么浩荡啊，和您的道一样，越传越远而且更加长久。道的推行多么艰难啊，孔子、孟子也曾惶惶不安。一代人的困厄啊，却成为万世的光明。有人说：‘如果我没有天命，那么桓魋和臧仓又能把我怎么样？’自古圣贤都是如此啊，唉！您即使遭受毁谤，又有什么可伤害的呢？

译石守道正是孔子所说的那种‘狂’者。他笃信大道，发言议论光明正大；对下可以成就人才，对上可以补益朝廷。只是他的蓄积不够深厚，涵养尚未达到，所以行动起来常常与人龃龉不合。仁宗时期是有宋最为强盛的时代，却仍有这么多诽谤的火焰，唉，真是艰难啊！欧公极力推重他，文章笔力刚健流畅，读来能使顽固廉耻之心复苏，使怯懦者立定志气。○胡安定、孙明复、石守道、李太伯，都是范文正公奖掖扶持而成就的人，范文正公曾邀请他们与自己的儿子纯仁一同学习。石守道又是孙明复的门人。程子也是胡安定的门人。我曾经说过，宋代学术将要兴起的时候，有范文正公作为宗主；到诸位儒者纷纷出现的时候，又有吕正献公替他们推荐宣扬。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以及正献公，都曾经向朝廷推荐过这些人。学术兴盛、人才繁茂，必定是因为做大臣的人有识别人才的特殊见识，有喜爱善人的深厚心愿；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泷冈阡表　欧阳修 唉！我的先父崇公在泷冈卜选吉地已经六十年了，他的儿子修现在才得以在墓道上立表，并不是我敢于拖延，实在是有所等待。修不幸，四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太夫人发誓守节，家境贫困，亲自努力解决衣食问题，抚养我、教育我，使我长大成人。太夫人告诉我说：‘你父亲做官时清廉而喜欢施舍，喜爱宾客；他的俸禄虽然微薄，却常常不让它有剩余，说：“不要让母亲因为这些成为我的累赘。”所以他去世时，没有一片瓦可以遮盖，没有一垄田地可以耕种，来庇护你们、供你们生活，我凭什么能够守住节操呢？我对你父亲有所了解，是因为对你有所期待。’自从我嫁到你家，没来得及侍奉你的祖母，但知道你父亲能够奉养她。你年幼丧父，我不能知道你将来一定能有所成就，但知道你父亲一定会有后代。我的起初嫁来时，你父亲服母丧期满还不到一年；每到岁时祭祀，他总是流泪说：‘祭祀再丰盛，也不如生前奉养得微薄。’偶尔得到酒食，他又流泪说：‘过去常常不够，如今有余，又怎么来得及呢？’我起初只见过一两次，以为是刚服完丧、偶然如此罢了，后来他常常这样，直到终身没有不这样的时候。我虽没来得及侍奉祖母，却从这件事知道你父亲能够奉养她。你父亲做官时，常常夜里点烛处理官府文书，屡屡停笔叹息。我问他原因，他说：‘这是判处死刑的案件，我想为他求得生路，却办不到。’我说：‘生路可以求得吗？’他说：‘为他求生而没有求到，那么死者和我都没有遗憾，何况求了而能够成功呢？正因为有求生成功的情况，才知道那些没有求生便被处死的人是有遗憾的。常常为人求生，尚且还会错失而使人死去，世人却常常只求使人死。’他回头看着乳母抱着你站在旁边，便指着你叹息说：‘术士说我这一年行运在戌位，将要死去；如果他的话应验，我就来不及看到孩子长大成人了。以后应当把我的这些话告诉他。’他平日教导其他子弟，常常使用这些话，我听得很熟，所以能够详细记述。他在外面的事情，我不能知道；但他居家时毫不矜饰，却能做到这样，这难道是真从内心发出的吗？唉！他的心难道是特别厚于仁爱吗？这就是我知道你父亲一定会有后代的原因，你一定要努力。奉养父母不一定要丰厚，关键在于孝；利益即使不能广泛施加于万物，关键在于内心厚于仁爱。我不能教给你什么，这就是你父亲的志向。修哭泣着记下这些话，不敢忘记。先父少年丧父，努力求学，咸平三年考中进士，任道州判官、泗州和绵州推官，又任泰州判官，享年五十九岁，葬在沙溪的泷冈。太夫人姓郑，父亲名德仪，世代是江南的名门。太夫人恭敬俭朴、仁慈有爱而且知礼，起初封为福昌县太君，后来进封为乐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她从家境贫困年幼时起，就用俭约的方式治理家庭，后来常常不使家用超过这个限度，说：‘我的儿子不能苟且迎合世俗，俭朴清贫正是用来度过患难的。’后来修被贬到夷陵，太夫人谈笑自若，说：‘你家本来就是贫贱之家，我对此早有准备；你能够安然处之，我也就安然了。’先父去世二十年后，修才开始得到俸禄奉养母亲；又过了十二年，修在朝廷列职，才得以追赠封号给自己的父母。又过了十年，修任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在官舍中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又过了八年，修因才力不足而入任枢密副使，终于参与政事；又过了七年罢职。自从登上二府之位，天子推恩褒奖他的三代祖先。大概从嘉祐年间以来，每逢国家大庆，必定加以宠赐。皇曾祖府君屡次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曾祖妣屡次封为楚国太夫人；皇祖府君屡次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祖妣屡次封为吴国太夫人；皇考崇公屡次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皇妣屡次封为越国太夫人。今上第一次举行郊祀时，皇考被赐爵为崇国公，太夫人进号魏国。于是小子修哭泣着说：‘唉！行善没有不获报的，只是迟早各有时日，这是常理。我的祖先积善成德，本应享有隆盛的荣誉；虽然不能亲身获得，但赐爵受封、显耀荣宠、褒奖宏大，实际上得到了三朝的恩赐诏命，这足以在后世表彰他们，也足以庇护和荫及子孙了。’于是列出世系谱牒，全部刻在碑上。后来又把皇考崇公的遗训，以及太夫人教导我、对我有所期待的事情，一并刻在墓道上，使人知道小子修德薄才浅，逢此时势而侥幸窃居官位，却能够保全大节、不辱没祖先，也是有来由的。熙宁三年，岁次庚戌，四月十五日，儿子修撰表。忠孝之文，能使人感动得歌唱、哭泣。我每次读《出师表》和《泷冈阡表》，没有一次不是眼泪不断流下。袁州学记　李觏

译皇帝在位二十三年，下诏令州县设立学校。当时各地的长官有贤明的，也有愚昧的；有的竭尽力量、耗尽心思，只是顺从皇帝的诏令；有的借用官舍、聘请教师，勉强把文书办齐；有的几个城共用一所学校，听不到诵读和弦歌的声音，即使有人倡导也无人应和，教化因而不能推行。皇帝在位三十二年，范阳祖无择任袁州知州，刚到任，召集学生，了解到学校宫舍残缺的情况，十分害怕人才被荒废，儒学的功效空疏，无法符合皇上的心意。防通判颍川陈侁听说后赞同这件事，商议后意见一致；看到旧日夫子庙狭窄破败、不足以使用，便改建营造。这里的土质干燥坚硬，地势朝阳，材料非常好；殿堂、门廊、廊庑都涂成黑白和朱红，全部依照法式建造。因此学生和教师有房舍，厨房和粮仓有次序，各种器物都齐备，大家同时动手；工匠技艺精良，官吏勤勉，早晚都尽力劳作。到了第二年，工程完毕，举行释菜礼也已有日期。旴江李觏告诉众人说：‘四代的学校制度，考察经书就可以看见。秦凭借崤山以西的力量鏖战六国，想让帝业延续万世；刘邦一声号令，函谷关便守不住了，武夫健将争先恐后卖身投降，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诗书之道废弃了，人们只看见利益而听不见义。汉孝武帝凭借国家富足，汉世祖出身军旅，却都孜孜不倦地学习学术；淳厚的风俗一直延续到汉灵帝、献帝时期。即使是平民直言进谏，也会掉脑袋而不后悔；功勋足以震动君主的人，听到命令便放下兵器；群雄彼此观望，不敢离去；臣子居于官位仍达数十年。教化之道凝聚人心，竟然达到这样的程度。’ 如今这个时代遇到了圣明的君主，你们袁州得到了圣君，使你们能够从学校出发，践行古人的道路。天下太平时，就应当传播礼乐来陶冶我们的百姓；一旦有不幸，更应当秉持大节，做臣子的为忠而死，做儿子的为孝而死，使人有所依赖，也有所效法；这就是朝廷设立学校、施行教化的本意。至于只是玩弄笔墨来求取利禄显达，难道不只是你们几个人的羞耻，也是治理国家的人的忧虑吗？欧阳修、曾巩的《学记》把三代的学校讲得很详细，这一篇却只从忠孝大节上阐明一层道理。朱子说它是从大的地方起笔议论。文章辞意严密精炼，锋芒迫人，有振衣于千仞高处的气势，与欧阳修、曾巩的文章相比，似乎更胜一筹。○据《玉篇》考订：‘撢’，读音为他甘切、他绀切。《周礼》中有‘撢人’一职，掌管诵读君王的意旨。

译钦定四库全书 《古文雅正》卷十一 礼部侍郎蔡世远编纂 《列女传目录序》　曾巩 刘向编述的《列女传》共八篇，事迹详见《汉书·向列传》。可是《隋书》和《崇文总目》都说刘向的《列女传》有十五篇。曹大家作注时用《颂义》考察，推知大概是曹大家所注的本子把其中七篇析分为十四篇，再加上《颂义》共十五篇；又增加了陈婴之母以及东汉以来共十六件事，这并不是刘向原书本来的面貌。大概刘向的旧书已经亡佚很久了。嘉祐年间，集贤校理苏颂才把《颂义》编排成篇次，又重新确定此书为八篇，与十五篇的本子一同收藏在馆阁中。《隋书》却把《颂义》说成是刘歆所作，这与《向列传》不相符合。如今检验《颂义》的文字，全部是刘向自叙；而且《艺文志》中有刘向《列女传颂图》的记载，显然不是刘歆所作。自唐朝战乱以来，保存下来的古书很少；可是《唐志》所著录的《列女传》共有十六家，直到曹大家注本的十五篇也没有著录。然而这部书如今还存在，那么古书有的曾经著录而后来亡佚，有的没有著录却保存下来，这样的情况也很多，岂不可惜！现在已经校勘订定八篇本和十五篇本，可以抄写刊行。当初汉朝承受秦朝的弊病，风俗已经大为败坏；成帝后宫中的赵氏、卫氏一类人尤其放纵。刘向认为，王政一定要从宫廷内部开始，所以列举古代妇女善恶以及由此导致兴亡的事例，用来告诫天子；这就是刘向撰述此书的大意。他说太任怀孕文王时，眼睛不看邪恶的颜色，耳朵不听淫荡的声音，口中不说傲慢的话；又认为古人进行胎教，都是这样。能够端正自己的视听言动，是大人的事情，也是有道之人所畏惧、所谨慎的事。假如天下女子都能做到，那是多么盛大啊！据我所听闻，大概还要有师傅、保姆的辅助，有《诗》《书》以及图籍史册的戒诫，有珩、璜、琚、瑀等玉佩节度礼仪，有威仪动作的规范。教导她们虽然具备这些条件，然而古代君子从来没有不以自身行为感化人的。因此，《家人》卦的意义归结于反省自身，《二南》的功业根本在于文王，这难道是从外部得来的吗？世人都知道文王兴盛，是因为能够得到内助，却不知道所以如此的根本在于文王亲自教化自身。因此，内有后妃具备《关雎》所歌咏的德行，外有群臣具备《二南》的美德，彼此相辅相成。推而广之，即使是商纣的昏乱风俗、江汉一带的小国、在野的普通人，也没有不喜爱善行却自己不知道的；这就是所说的修养自身，所以国家和天下都能得到治理。后世求学的人大多被外物牵引，不能安守本分；他们的家庭既没有可以效法的榜样，于是竞相追逐邪僻奢侈，难道只是没有彼此成就的办法吗？士人如果苟且宽恕自己，只顾谋利、冒犯羞耻而不知道反省自己，往往会把家庭当成自己的拖累。因此说：‘自身不实行正道，也不能使妻子儿女实行正道。’确实如此！像这样的人，并不是一向处在显贵地位的人。然而距离《二南》那样的风气，也已经很远了，更何况是面向南方统治天下的君主呢？刘向撰述此书的劝诫之意，可以说十分深厚了。不过刘向号称博览群书，而这部传记中称说《诗经》中的《芣苢》《柏舟》《大车》等篇，与如今解释《诗经》序文的说法尤其相违背，大概已经无法考证。至于《式微》一篇，又说是两个人所作，难道是因为他采择的材料广博，所以不能没有错误吗？其中说象谋划杀害舜，以及舜如何脱身，有一处与《孟子》相合。但这部传记中有而《孟子》没有说的，大概也不足以称道。后世诸儒解释经传的话，本来大多如此。阅读者可以采纳其中有补益的部分，同时辨别是非，这就可以了。所以我为它撰写序论，用来阐明端绪。子固的文章以经术为根本，古朴茂盛之处也有西汉文章的风味。茅鹿门说，他为诸书作序，不只是详细叙述书籍的缘起，往往还包含一段宏大的议论；这篇序就是其中之一。《先大夫集后序》　曾巩 先公所写的书，名为《僊凫羽翼》的三十卷，《西陲要纪》的十卷，《清边前要》的五十卷，《广中台志》的八十卷，《为臣要纪》的三卷，《四声韵》的五卷，总共一百七十八卷，都已经刊行于世。现在把诗、赋、书、奏分类编次，共一百二十二篇；又自行编成十卷收藏在家中。正当五代时期，儒学已经被排斥，后生小子在乡里钻研学业，文章多浅近。当时先公虽然年轻，却已经完全懂得治乱、得失、兴亡的道理。他写的文章宏大深沉、隽永优美，尤其长于讽谕；现在所编乐府以下的文章就是这样。宋朝平定天下后，先公才出仕。当时太祖、太宗已经建立纲纪和大法，先公于是勇于议论当世的得失。他在朝廷上痛恨当权者不忠，所以凡是谈论天下大事，必定以天子忧虑怜悯百姓、为万事操心的心意为根本，并指出大臣、从官和办事者观望徘徊、心怀奸诈，不能符合天子任用他们的本意。因此政事长期没有治理好，遇到难以言说的事情，别人有不敢说的地方，他即使屡屡不被采纳而出任外职，所说的话却越来越切直，不因利害祸福而改变心意。起初先公特别受到太宗赏识，从光禄寺丞、越州监酒税任上被召见，任为直史馆，随后又任两浙转运使。不久真宗即位，更加因他的才干而了解赏识他。起初试任知制诰；西部战争兴起后，又任命他为陕州以西的经略判官。但先公曾经直切地批评大臣，当时众人都不高兴，所以最终没有任用。不过真宗始终感念他的话，因此先任他为泉州知州，不满一年，又任苏州知州，五天后又任扬州知州，这是准备再次召回他。当时先公又上书，斥责大臣更加切直，所以最终因意见不合而结束仕途。先公所说的大事，是认为自唐朝衰落以来，百姓贫困已经很久了。海内既然统一，天子正在修明法度，但执政者仍然多做烦琐之事，主管财利的大臣又更加急切。先公独自认为应当遵循简易之道，停止专卖禁榷，让百姓休养生息。天下人的希望被堵塞后，祥符初年，四方争相谈论符瑞应验，天子因此着手在泰山封禅、在汾阴祭祀，而道家的学说也更加盛行。从京师到四方都大规模修建宫观，先公更加力争，认为天命不能专门依靠，应当贬斥奸臣、修治人事；反复论说，竟达数百上千言。唉！先公竭尽忠诚，天子能够接受尽情直言，何必要说一定是古人才有这种事呢？这不就是传记所说的君主圣明、臣子正直吗？多么盛大啊！多么盛大啊！先公在两浙任职时，上奏请求废除苛税二百三十多条；在京西又与三司争论，使百姓免除应缴的租税，免除百姓所欠的债负。先公所施展的才干，大概就表现在这些事情上。

译所谓‘试用’，是说他的才能已经大体接近可以重用的程度了。先公曾经说过的话很多，其中在皇帝面前所说的以及书信已经亡佚的，大概无法收集。至于有些意见被采纳，有些没有被采纳，而后来值得思考的事情，以及他历任官职的行为，庐陵欧阳公已经在先公的碑文中写得特别详细，这里不再论述。考察那些没有全部记载下来的事情，先公最终因意见不合而结束仕途，他的功业德行或许没有被史官记录在册。即使让史官来记，当时喜欢先公的人很少，史书果真完全可信吗？后世如果有君子想要推究考察，只要阅读先公的碑文和书信，以及我这个后辈所作的序文，他的内情外表就都能看见，对于虚实真伪的判断也可以得到考核。先公去世后追赠谏议大夫，姓曾，名某，是南丰人。这篇序是先公的孙子曾巩所作。全文赞颂祖先的正直气节，同时说明他不能得到重用的原因；文章有起有收，中间分成几段，篇章结构井然。宜黄县学记　曾巩 古代的人，从自己的家到天子的国都，都有学校。从幼年到成年，没有离开过学校的教导。学校教授《诗》《书》和六艺，学习弦歌、洗爵、俯仰的仪容、升降的节度，用来训练人的心志，以及眼耳手足的动作。又有祭祀、乡社、养老的礼仪，用来训练人的恭敬谦让；有进用人才、审理案件、出兵授旗等方法，用来训练人处理政事。老师和朋友帮助解除疑惑，奖励和惩罚勉励人上进，告诫那些不服从的人。它所具备的教育内容就是这样，但最重要的是务必使人人学习自己的本性，不只是防止邪僻放纵。即使人的刚柔、缓急各有不同，也都可以使其达到中正，不超过也不不足。使人的认识明白，使志气充实于内心，于是在进退、言语和沉默之间运用出来，没有不恰当的。即使面对祸福死生，也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的心意。作为天下的士人，养成自身的准备如此充分，又使他懂得天地万物的变化、古今治乱的道理，以及损益、废置、先后、终始的关键，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他坐在堂屋之中，四海九州的事业、万世的谋略，都能够掌握；一旦出来承担天下的责任，列身百官之中，便能随所施行，无所不能。为什么呢？因为他平日所学所问本来就是这样。大凡人的起居、饮食、动作等小事，直到修养自身、治理国家天下的大道理，全都从学习中产生，没有片刻离开教化。他在视听四肢上的动作，一定使它们与内心相合；他在最初谨慎行事，也一定使这种谨慎贯彻到最后。用自然的方式逐渐陶冶他，以长久的积累来等待成效。唉，多么周备深厚啊！所以，风俗养成了，刑罚便可以放置不用；人才养成了，三公百官便能得到合适的人；法度长久了，中等资质的人也可以守持；教化深入人心了，即使经历衰败的时代也不会混乱。教化的极致达到这种程度，鼓舞天下而人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在跟随它，哪里需要费力呢？到了三代衰落，圣人的制度制作全部毁坏。一千多年之间，虽然还有学校存在，却也不是古代的法度。人的体性和行动，只任凭自己放纵；至于治理政事、管理百姓的方法，本来就没有平时讲习。士人虽然有聪明质朴的资质，却没有教育培养的渐进过程，因此才能不能成就。这样一来，便用尚未经过学习、尚未成就的人才担任天下的官吏，又处在衰败弊病之后，去治理没有受过教化的百姓。唉！仁政不能推行，盗贼和刑罚不断增加，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宋朝兴起已经近百年了，庆历三年，天子谋划当世的大事，把兴办学校放在首要位置。于是天下的学校才得以建立；可是正在这时，抚州的宜黄仍然不能建立学校。求学的士人都相继寄居在州城，聚集在一起讲习。第二年，天下的学校又被废止，士人也都散去。春秋举行释奠孔子的事情，已经载入法令，所以常常在孔庙祭祀孔氏；但庙宇荒废后，再也没有修理。皇祐元年，防令李君详到任，才开始商议建立学校。县里的士人某某和他的同伴，都认为自己能够在这里发愤学习，没有不互相勉励、争先恐后去做的。因此材料不必征调就有余，工匠不必征发就很多。学校建成后，房屋聚集的区域有若干处，门、序、正位、讲艺之堂、学生住宿的房舍，全都齐备；器物积聚若干，祭祀、饮酒、住宿、饮食所需也都具备。孔子的塑像以及随从孔子受祭祀的诸位贤人，也都齐全。经史诸子百家之书以及翰林、子墨所作的文章，无须向外求取。勘察地基、筹划兴建的始末，总共只用了若干天而已。多么周全而迅速啊！当四方学校刚开始废止时，有关部门本来认为求学是人情所不喜欢的事情；等到看到宜黄学校的兴建，已经是在学校废止数年之后了，只因县令一声倡导，四境之内便响应而谋划，好像唯恐来不及。那么，说人情不喜欢求学的话，果真是这样吗？宜黄的求学者本来就有很多良士。李君做县令时，威信施行、仁爱树立，诉讼清平、政事兴举，他的政绩也很好。正值贤良县令在任，又顺应当地仰慕学习、发愤求学的风气，修建校舍，设置教习所需，筹备图书器用来供养良材之士，没有一样不是具备的。虽然古代距离今天已经很远，但圣人的典籍都还存在，它们的言论可以考察，它们的制度可以寻求。假使大家共同学习并弄明白它们，那么礼乐制度和礼仪文饰的细节，自然有一定不能做的事情。至于端正内心、修养自身以及治理国家天下的大事，只在于不断使自己进步罢了。使一个人的行为得到修养，把这种影响推广到一家；一家的行为得到修养，再推广到乡邻和宗族；那么一个县的风俗就会改变，人才也会产生。教化的推行、道德的归宿，并不是遥远难及的事，难道不可以努力吗？县里的士人来请求说：‘希望您写一篇记。’所以写下这篇文章。十二月某日。比《吉州慈溪学记》说得更加详细明白、亲切动人，既有学识，又有笔力。这类文章对于世道人心关系很大，可以和《原道》并传于世。○曾巩的文章多以经术为根本，议论也平实，所以朱子喜欢读它。抚州颜鲁公祠堂记　曾巩

译赠司徒、鲁郡公颜真卿，事奉唐朝，官至太子太师；他与堂兄颜杲卿都有大节，至死不改，直到今天，即使普通百姓和妇女也都知道颜公是忠烈之人。当初，颜公因为触犯杨国忠，被贬为平原太守；他预料安禄山一定会反叛，于是为此作准备。安禄山起兵以后，他与常山太守颜杲卿进攻叛军后方，叛军不能直窥潼关，是因为颜公和颜杲卿扰乱了他们的势力。肃宗时，他多次直言进谏，宰相不高兴，便把他斥退。又被御史唐旻构陷，接连遭到贬斥。李辅国把太上皇迁居到西宫，颜公首先率领百官请求问候起居，又被斥退。代宗时，他与元载争论是非；元载想有所蒙蔽，颜公极力论说，又被斥退。杨炎、卢杞做宰相后，德宗更加厌恶颜公的作为，接连贬斥他，仍然不满意。李希烈占据汝州，卢杞就让颜公出使李希烈。李希烈起初因他的话而惭愧，后来终于把颜公勒死。那时颜公已经七十七岁。天宝年间很久没有战争，安禄山反叛以后，天下无不震动；颜公独自凭借小小的平原郡，便挫折了叛军的锋芒。四方听闻此事，争相奋起抗敌，唐朝最终能够振作，是颜公首先倡导的结果。颜公开通土门关时，同一天归附他的有十七郡，得到二十多万兵力。由此看来，只要顺应人心而且真诚，天下就会跟随。从这以后直到颜公去世，将近三十年，小人连续掌握政权，天下日益陷入弊病，大盗接连兴起，天子总是出外逃避。唐朝在朝的臣子大多畏惧怯懦、观望等待，能够在其中一次触犯世俗、失去职位而不后悔的人很少；至于再三触犯世俗、失去职位而不后悔的人，大概从来没有。若是像颜公这样，起而抗争又接连跌倒，达到七八次，最终至死也不后悔，天下只有他一人。颜公的学问文章，往往夹杂神仙和佛教的说法，并不都合乎义理；至于他奋然自立，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大概是天性如此。因此，颜公能够面对死亡，还不足以用来观察他的伟大。为什么呢？到了势穷而道义上不得不死的时候，即使普通人也可以勉励自己做到，何况颜公本来就笃信自身的道义呢？只有多次触犯大奸臣，颠沛震荡达七八次，始终不因死生祸福而有丝毫顾虑，不是笃信大道的人不能做到。这样才足以看出颜公的伟大。君主的治乱情况不同，士人的出处进退也不同。像伯夷的清高、伊尹的担当、孔子的合时而行，他们各有各的道义。既然已经明白古代担当责任之人的道理，却还想回头顾虑、隐忍周旋，以求取世俗的认可，这怎么可以呢？所以孔子憎恶那些鄙陋小人，认为他们不可以事奉君主；而那些多次牺牲生命来成就仁德的人，像颜公这样的人，不正是孔子所说的仁者吗？今天是天子至和三年，尚书都官郎中、知抚州聂君某，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抚州林君某，共同仰慕颜公的忠烈，因颜公曾经治理过这个州，于是建造祠堂来祭祀他。祠堂落成后，二位君子到我家中告诉我说：‘希望您写一篇记。’颜公显赫不可掩盖的功德，本来并不取决于有没有祠堂；但人们仰慕追怀之情如果无从寄托，除了祠堂便没有办法达到极致。听到他的忠烈就足以感动人，何况亲自拜谒他的祠堂、亲身受到他的熏陶呢？如今州县政事中，凡不是法令所能管到的，世人便不再议论；二位君子却能够追慕颜公的气节，尊崇并奉祀他，把它作为当世的风范，补足法令达不到的地方，这可以说是有志向的人了。越州赵公救灾记　曾巩 熙宁八年夏天，吴越一带发生大旱。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越州知州赵公，在百姓还没有饥荒之前，发文询问所属各县：受灾的有多少乡？百姓能够自行解决粮食的有多少？应当由官府供给粮食的有多少人？可以雇用百姓修治沟渠堤防的地方有多少？库中的钱、仓中的粮可以发放多少？可以招募出粮的富户有多少家？僧人、道士领取粮食后剩余、登记在册的粮食还剩多少？让各县分别写明情况回复，并谨慎做好准备。州县官吏登记出百姓中孤儿、老人、疾病、体弱而不能自行供食的，共二万一千九百多人，报告给赵公。按照旧例，每年官府给穷人的粮食，最多发三千石。赵公征集富人捐献的粮食以及僧人、道士领取后剩余的粮食，共得到四万八千多石，用来补助救济费用。他下令从十月初一开始，每人每天领取粮食一升，以防止灾民拥挤践踏。他又规定领粮的男女分开不同日期，每人领取两天的粮食，以防止人群聚集并且流亡。又在城内、郊外和乡野设置发粮处，共五十七处，让人们就近领取，并告知离开自己家乡的人不给粮食。估计官府人手不够使用，于是征用那些没有任职、寄居在境内的官吏，给他们粮食，并交给他们办事。不能自行解决粮食的人，有这些安排可以得到救济；能够自行解决粮食的人，也为他们登记上报。富人不得闭仓不卖粮，官府又为此拿出官粮，共得五万二千多石，平抑粮价；又在百姓中设置卖粮处，共十八处，使买粮的人可以自行取便，如同领取官粮。又雇用百姓修完城墙四千一百丈，用工三万八千人，计算他们应得的工钱，除给钱外，又加倍发给粮食。百姓借取息钱的，告知富人放宽借贷，先借给他们，等到秋熟后由官府负责催收偿还。遗弃子女的，命人收养他们。第二年春天发生大疫，设置病坊，收治无处归宿的病人；招募僧人二名，交给他们负责照看医药饮食，使病人不至于无所安置。当时凡是死亡的人，都令当地随即收殓埋葬。按照法令，赈济穷人的官仓粮食到三月底应当停止，但这一年直到五月底才停止。事情有不便按成文规定办理的，赵公一概自行承担，不使属官受到牵累。有人上书请求，有些合乎时宜的措施，往往立即施行。赵公在这段时间里早晚耗尽心力，一点也不懈怠，事情无论大小都一定亲自办理。给病人供应药物，多半用的是自己的钱。百姓不幸遭遇旱灾和疫病，能够免于辗转死亡；即使死去，也能不至于无人收殓埋葬，这都是赵公的力量。当时旱灾和疫病遍及吴越，百姓饥荒疾病，死者几乎占灾民的一半，从来没有比这更大的灾害。天子面向东方忧劳，州县官吏推行传布皇上的恩德，人人都尽了自己的力量。赵公所抚慰照料的百姓，尤其把他看作自己的依靠和归宿。

译他筹划、安抚和整顿灾区，从先后始终各个环节，到曲折细微之处，没有不完备的。他的施政虽然只在越地实行，但他的仁德足以昭示天下；事情虽然只在一时实行，但这些办法足以流传后世。大概灾害流行，太平之世也不能使它完全不发生，却能够预先做好防备。等百姓受了灾才谋划应对，和事先便作准备相比，差别很大；没有平日的实践便仓促施为，和一向有所准备相比，也有很大差别。因此我从越地采录赵公推行的措施，很乐意把它的详细情况记下来。难道只是为了慰藉越地百姓的思念吗？还将使有志于百姓的官吏，不幸遇到灾年时，能够推行赵公已经试验过的办法；其中的条目制度，不必片刻便可备具。这样看来，赵公的恩泽难道会小而且短浅吗？赵公在元丰二年以大学士加太子少保退休，家居衢州。他在朝廷上的正直行为，以及在自身所体现的和易仁厚，我这里不加记述，只记下他的救荒政绩中可以作为后世榜样的部分，题作《越州赵公救灾记》。如此宏大的经世事业，又有大手笔来叙述，更值得后人效法和传扬。○当时救济灾荒的美好政绩，应当推举赵公在越州、富公在青州的事迹；凡是有心于百姓的人，都应该认真考察并努力记载下来。《书魏郑公传》　　　曾巩 我看唐太宗曾经委屈自己，听从群臣的意见，而魏郑公一类的人正好幸运地遇到这样的时代，感激太宗知遇之恩，因此事情无论大小，都没有不进谏争辩的。他们固然是忠诚达到极点，也确实是因为得到太宗的信任才这样做的。由此看来，唐朝之所以得到治理，太宗之所以被称为贤明君主，而前代君主有所不及，其根源全都出在这里。能够知道唐太宗有这些情况，是因为有关他的书还保存着。等到看见魏郑公把进谏争辩的事情交给史官记载，太宗却为此发怒，减薄对他的恩遇礼待，失去了始终如一的道义，我没有一次不反复叹息惋惜，遗憾太宗没有想到这一点，同时更加了解魏郑公的贤能。君主役使臣下，臣下侍奉君主，不过就是极其公正、极其正直的道理罢了。极其公正、极其正直的道理，不是抹去别人的言论来掩盖自己的过错，也不是取得小小的名声来偏袒自己的君主；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还有更不可取的：如果认为进谏争辩的事情应当隐瞒，就是把进谏争辩当作不美好的事，那么后世还有谁会再进谏争辩呢？何况前代君主有采纳谏言的美德，后世却看不见，那么不仅会丧失当时的公正，还会使后世君主以为前代根本没有进谏之事，这就开启了他们懈怠而且猜忌的心。太宗晚年，群臣既然知道了他的这种心意，便不再进言，渐渐不知道天下的得失，直到辽东战败，才开始悔恨魏郑公不在世；却不知道这种悔恨的萌芽正是从这里产生的。伊尹、周公是什么样的人呢？伊尹、周公劝谏自己的君主时，言辞十分深切，事情也十分紧迫；这些内容保存于书中，从来没有掩盖。直到今天，人们还称太甲、成王为贤君，称伊尹、周公为良相，正是因为这些事情可以被看见。假如当时删削抛弃这些内容，只留下区区一点谦让的美名，那么后世凭什么作为依据，又怎么知道他们贤明而且良善呢？桀、纣、幽、厉、始皇灭亡时，他们臣下的谏言没有流传下来；这不是史官遗漏，而是天下人不敢进言造成的。这样，谏诤没有流传，正是这几位君主在后世更加暴露其罪恶的原因罢了。有人说：《春秋》的体例，为了尊重亲近贤者而隐讳，这和这里的说法相违背。其实《春秋》所隐讳的，是恶事。采纳谏诤，难道是恶事吗？那么，烧掉谏稿的人难道不对吗？回答说：烧掉谏稿的是谁呢？不是伊尹、周公做的，而是近世那些只求区区小名声的人做的。这件事本身也不对。为什么呢？如果说烧掉稿件是为了掩盖君主的过错，却让后世传扬这件事，那么就会使后世看不见稿件中的是非，而必然认为过错总在君主，美德总在自己身上。这难道叫爱护君主吗？孔光删去自己稿件中所说的话，他这样做究竟是正是邪，还不可知；但他把稿件烧掉，使后世受到迷惑，怎么知道这不是为自己谋划呢？这种奸计吗？有人说：在君主面前进言，使用诡辩之辞而后说出，和这里的情况不同吧？回答说：这不是圣人曾经说过的道理。现在即使有这种道理，也只能说君臣之间在议论时，不愿意让自己的话泄露给当时的人罢了，难道是要堵塞它，使它不能告知万世吗？唉！既然应当以诚信对待自己，侍奉君主难道反而可以欺骗吗？能够流传万世的，正是郑公。由此更加知道他的贤能了。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把直言进谏看成宣扬君主的短处，却不知道接受谏言正是成就君主圣德的办法。所以舜是最圣明的君主，益仍然告诫他不要懈怠、不要荒废；禹也有人告诫他不可纵情游乐、傲慢暴虐，何况其他君主呢？太宗之所以能够治理好政治，全在于奖赏进谏之臣并虚心接受谏言。南丰这篇议论，曲折深入而且透彻，比《范贯之奏议序》更加曲尽其意、畅达明白。《义田记》　　　钱公辅 范文正公是苏州人。他一生喜欢施舍，凡是亲近而贫穷的人、疏远而贤能的人，都给予救济。当他显贵时，置办了靠近城郭、常年丰收的田地一千畆，称作义田，用来供养救济族中的人。每天有饭吃，每年有衣穿，嫁娶和丧葬也都给予资助。选择族中年长而贤能的人主持账目，并按时办理收支。族中聚居的人有九十口，每年收入稻米八百斛，用这些收入供给族人，充足有余而没有穷尽。辞官居家等待任用的人也可以享用，正在做官的人，离任后才供给。这就是它的大概情况。当初，范公还没有显贵时，曾经就有这样的志向，只是力量达不到，过了二十年。后来他担任西部统帅以及参知政事，这才有了俸禄赏赐的收入，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志愿。范公去世以后，世代子孙继续经营这项事业，继承他的志向，就像范公在世一样。范公虽然官位高、俸禄厚，却一生保持贫俭。去世那天，自己没有钱置办殓葬，子女也没有钱办理丧事，只把施济贫困、使族人生活下去的义行留给子女罢了。从前晏平仲乘着破车、驾着瘦马。桓子说：“这是在隐藏君主对你的赏赐啊。”晏子说：“自从我显贵以来，父亲一族没有不乘车的，母亲一族没有衣食不足的，妻子一族没有受冻挨饿的，齐国的士人靠等待我才能生火做饭的，有三百多人。像这样做，究竟是在隐藏君主的赏赐呢，还是在彰显君主的赏赐呢？”于是齐侯拿晏子的酒杯给桓子斟酒，让桓子饮酒。我曾经喜爱晏子乐于行仁，也喜爱齐侯知晓贤能、桓子服从义理。我又喜爱晏子的仁爱有等级、有次序：先父族，其次母族，再次妻族，然后才涉及那些疏远而贤能的人。孟子说：“亲爱亲人而后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后爱惜万物。”晏子差不多做到了这一点。如今看范文正公的义田，比晏平仲更贤，其规模和长远规划，也恐怕超过了他。唉！世上那些位列三公、享受万钟俸禄的人，宅第的雄伟、车舆的华饰、声色享受的众多、妻妾子女的富足，都只满足自己一个人，而族人不能登门求助的，难道还少吗？何况施济贤者呢？那些地位低一些、做卿大夫和士的人，仓廪俸禄充足、供养优厚，也只满足自己一个人，而族人拿着水壶饭瓢，成为沟中饿殍的，又难道少吗？何况其他人呢？这些人全都是范公的罪人。范公的忠义充满朝廷，事业遍及边疆，功名传遍天下，后世一定会有史官为他作传，我可以不再记录这些。我只是特别推崇他的义行，因而把它留给后世罢了。文正公仁爱孝亲的心，是从根本处发出的，直贯千百年，所以义田历经长久而规模不废。这篇叙述议论明白流畅，足以把鄙陋刻薄的风气化为宽厚敦实。《慈溪县学记》　　　王安石

译天下一日也不能没有政教，所以学校一日也不能在天下消亡。古代把天下的田地划分为井田，在党、庠、遂、序和国学中制定教育制度，设置学校。乡射、饮酒，春秋举行合乐，养老、慰劳农民，尊重贤者、任用能者，考察才艺、选取言论的政事，以及接受战果、献俘、审讯囚犯等事情，没有不从学校中产生的。在这里培养天下具有智、仁、圣、义、忠、和等品德的人，乃至偏长一能、一技一艺的人，也没有不加以培养的。又选取士大夫中才德完备、品行纯洁，曾经在官位上施行过政事而后离职的人，来担任教师。举行释奠、释菜之礼，使人们不忘自己的学业从哪里开始。通过迁徙、斥退、驱逐来勉励懈怠者、铲除恶行，于是士人早晚所见所闻，无非都是治理天下国家的道理。他们所服习的一定是仁义，所学习的一定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有一天选取他们来充任公卿大夫和百官事务的候选人时，他们的才干品行都已经平素确定，作为候选人的士人，他们所施行的政事也都是平日见到、听到过的，不必等到临时学习才会做。古代居于上位的人，事情不用过多思虑便能办成，功业不用刻意经营便能完备，关键就在这里。这就是二帝三王治理天下国家、创立学校的根本用意。后世没有井田制度，学校也时存时废，大体上，治理天下国家的办法不再都出于学校，而求学的士人聚居在一起，处于师生的位置上的，也不过讲解章句、学习文字罢了。到了这种衰败日久的情况，四方的学校废弃而改作庙宇，用来在天下祭祀孔子；砍木塑土，按照佛寺道观的办法，塑成王者的形象；州县官吏在春秋两季率领属官到堂上举行释奠礼，而求学的士人有时却不参加。大概庙宇的兴建，是从学校废弃开始的，也是近世的制度造成的。如今皇帝即位若干年，颇为修明法度，革除近世不合理的做法；在这个时候，学校在天下渐渐兴办起来了。可是仍然规定州中士人达到二百人，才可以设立学校，于是慈溪的士人不能有学校，孔子庙却仍然照旧。庙宇又坏了，没有修治。如今刘君在中向州官说，请百姓出钱准备修建，还没有动工就离任了。当时是庆历某年。后来林君肇到任，便说：“古代建学校的情形，我无法亲眼看见；但现行法令，我不能不遵循。虽然如此，我治理的百姓在这里不能没有教育。”于是便用百姓的钱修建孔子庙，像现在所说的那样；又整治庙宇四周，在其中建造学舍和讲堂，率领县中的子弟，起用先生杜君醇担任教师，于是学校兴办起来了。唉！林君大概是懂得治道的人吧。做官的人不改变现行法令，却不失古代制度的实质，这就是懂得治道的人所能做到的。林君所做的事情，已经接近这种境界了。林君本来就是贤能的县令，而慈溪是个小县，没有珍贵物产和奢侈货物来吸引四方游商。田地桑蚕生产优良，足以自给，没有水旱灾害的忧患。没有游商，所以风俗单一而不混杂；能够自给，所以百姓谨慎，不轻易触犯刑法，也容易治理。我所见慈溪县的士人，也多是美好茂盛的人才，容易成就。杜君是越地隐居的君子，他的学问品行适合做人的老师。一个小县既有贤能的县令，又有适合做老师的人担任教师；用来整治淳朴而容易治理的风俗，培育美好而容易成就的人才。即使受到法令和形势的限制，不能完全像古代那样施行，我也完全相信他的教化将会推行，风俗将会形成。教化可以使风俗美好；但是一定要经过长久时间才会达到善治，而如今官吏的处境又不能长久任职。我虽然为它将要推行而高兴庆幸，却又担心后来的人不能继续。因此我推究建立学校的本意，把这些话告诉后来的人。前半篇论学校的地方，和曾巩《宜黄县学记》一样，介甫只是想用简洁概括的笔法来写。○曾巩、王安石的文章，开始使用长句，不像古文，也不像当时的文章，从此创立了一种新的文体。然而王安石虽然使用长句，仍然有峭拔刚劲的气势；曾巩则以平易通达取胜。《周礼义序》　　　王安石 士人受世俗之学的困扰已经很久了。圣上对此感到忧虑，想用经学来造就他们，于是召集儒臣，训释经书的旨意，准备传播到学校中。而我某人实际负责《周官》。道体现在政事中，有贵贱之分，各有相应的职位；有先后次序；有多少的定数；有迟速的时机。制定制度并加以使用，靠的是法；推行制度并使它落实，靠的是人。所用的人足以胜任官职，官职足以施行法令，没有比成周时期更盛大的了。它的法度可以施行于后世，它的文字又见载于典籍，没有比《周官》一书更完备的了。大概这是由于不断因循承继而加以崇尚，又接续实行而完成的。到了后世，再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的。难道这只是文王、武王、周公一人的力量吗？这就像四时运行，阴阳积累而形成寒暑，并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自周朝衰落以来直到今天，已经历经一千几百年了。太平盛世遗留下来的痕迹，几乎被扫荡殆尽。学者所能见到的，已经没有完整的经书。在这种时候，竟然想要训释并阐发它。我实在没有估量自己的能力，但也知道这是很难的。既然知道训释、阐发它很难，便又知道建立政权、办理事务，追寻并恢复古制更加困难。然而我私下观察圣上建立法度、成就功业，内心已经取得成功；训导在位的官员，有人辅佐、有人襄助，勤勉不息，已经接近四方六服承受圣德的时代了。用我在今天所观察到的情况，来考察我从古代学到的道理，这就是所谓见到事实便能够理解道理。我实在没有估量自己的能力，妄自以为差不多可以做到。因此终于冒昧尽力，忘记了自己的才干其实不够。谨慎地把这部书编为二十二卷，共十多万字，进呈御府。笔力斩截鲜明，却又极其委婉。《诗义序》　　　王安石 《诗》三百一十一篇，其中的义理都保存着，只有六篇的文字已经亡佚。皇上先命令臣雱训释诗的文字，又命令臣某等训释诗的义理。书成以后，赐给太学，并传播到天下；又命令臣某为它作序。臣谨拜手叩首说道：《诗》上通达于道德，下归止于礼义。发扬它言辞的文采，君子由此得到启发；遵循它义理的次序，圣人由此得以成就。然而孔子门下的弟子，赐、商二人只要从一句话中有所领会，孔子就高兴而称许他们。由此可见，它的义理是这样难以阐明。那么从周朝衰落直到今天，纷乱混杂，岂不是很自然的吗？伏惟皇帝陛下，内在的德性纯厚茂盛，因而神灵没有什么可忧伤的；对外的行为诚信通达，因而四方没有谁敢轻侮。日日进步、月月增长，学问不断明盛而达到光明，那么《诗经》颂扬描写的内容，大概还不足以完全说明陛下的盛德。微妙的言论、深奥的义理，陛下既已亲自领会，又命令我们这些承受学业的臣子训释它遗留下来的意义，乐意和天下共同分享。只是我们所听闻的，好比小火炬的光，哪里足以接续日月余下的光辉呢？姑且奉行圣明的诏令，代替经书的缺漏而已。传记说：美好的成就要经过长久时间，所以《棫朴》的创作，以祝愿人们长寿为言。大概将来还会有后来的人，进一步雕琢经文，继承圣人的志向，把它完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十一篇〕 我已经衰老，却还希望能够赶得上亲眼看见这一天。谨作此序。

译题目极其宏大，又是奉诏应制之作，却用简洁峭拔的笔法写成，而且极其得体，保存下来可以用来救治文章的浮泛冗长。《祭范颍州文》　　　王安石 呜呼！我公是一代人的老师，从开始到结束，名声节操没有瑕疵。明肃年间政绩盛大时，虽身处危境而志向更加坚定；瑶华失去职位，又随着他遭到斥退。治理的功绩很快传闻天下，他治理京城，闭塞奸邪，振兴善良。幼童欢歌，声名显赫的门庭，万民都低头趋附。唯独防止别人利用他的私恩，于是奔走江湖。士人争相挽留赵公，即使可能招致灾祸也不畏惧；有人冒险写下挽留他的言辞，拜谒他并和他一起出城。风俗衰败，惊骇正直而喜悦邪曲。我们起初艰难正直地行事，人们因此疑惑叹息；但我们努力实行而不回头，仰慕他的人便兴起了。前代儒者一个接一个地以节操相互夸许。赵公被贬时，越发勇于尽忠，考察前代、援引古事，所作所为只讲道义，不经营自身。后来又调任三州，施行的恩泽有余，如同疏导江河来灌溉极小的田地。过去的贪赃之人自行改过，不用刑罚加以惩治；奸猾盗贼受到仁德感化，直到老死也不再作恶。讲论经艺，弦歌兴盛，仰慕而来的人远至千里。沟渠河川、堤障水泽都得到治理，田地桑蚕都有收成。戎族的祸乱猖狂，竟敢侵犯我们的疆土。铸造印章、刻制符节，赵公屏蔽一方的祸患，从士卒中选取将领。后来他的名声更加显著，收罗士人直到辅佐之臣，都是国家的俊彦。他的声威所到之处，敌人不敢逼近；凭借余威，使敌军逃走，邻境得以保全。从前他刚到任时，道路上满是创伤病苦的人；他给以医药、抚养，使境内外恢复完整。后来事情平定无事，人们饮酒欢歌，百座城池安然入睡。官吏士人安闲自得，皇上赞许他有才干，任命他为枢密副使。他叩头辞让，前后达六七次，终于参与宰相事务，整顿我朝的典章常法。他扶助贤者、赞助杰出人才，清除混乱冗杂，革除荒废弊政；朝廷官吏得到更换，乡里的士人也发生变化。各种治理措施全都修整，偷懒怠惰的人受到勉励。那些阻塞不通、不能实现的事情，他回到皇帝身边侍奉，最终却被排斥在外。他自身困顿、道路阻塞，本来应该安享老年，尚且还有什么可作为的，神明啊，谁能忍心使他到了这种地步？大概赵公的才干还没有完全得到施展，假使让他充分施展经纶之才，他的功业谁能估量？自从赵公显贵以后，马厩和仓库反而更加空虚；他和颜悦色、言辞谦和，以傲慢攻击别人来博取宽容，受到妇人女子的影响，却不沉溺于珠玉财物。恭谨的公子，穿破旧的绢衣，吃粗恶的粮食；怜悯死亡者，哀恤穷困者，只有这些方面他才奢侈。孤女由他资助出嫁，男孩由他帮助成家。谁能把这些事深埋，谁能把它们深深刻下？把它的传闻和详情传下去，作为永久的法则。伟大的人如今去世了，这是国家的忧患。何况我鄙陋不肖，尤其蒙受赵公的知遇；听到凶讯远在万里之外，不能前往，只能停留在这里，流泪哭泣，快写祭辞，来赞叹并献上薄酒和祭品。范公也曾制定法度来改变天下，看看他所上奏的十件事情，条目并不少于介甫的新法。所以荆公和他特别投合，赞颂也格外充分。然而范公所制定的法度，都是从天下人的人心和风俗出发，培养人才、斥退奸邪，心地和用意像白日青天一样明白。荆公所制定的法度，多半是为了谋求利益、使国家富强，过于偏狭急迫，又任用小人来依附自己；这就是两人有重大不同的地方。这篇祭文格调高雅峭拔，描写范公十分传神，曲尽了余下的爱慕之情。范公因此很乐意诵读荆公这篇文章。《祭欧阳文忠公文》　　　王安石 事情有可以凭借人力达到的，尚且不能预先保证，何况天理幽深渺茫，又怎么能够推求得到呢？只要您活着在当时有声望，死后在后世有传扬，如果能够这样，就足够了，又还有什么可悲伤的呢？像您的器质深厚，见识高远，再加上精深微妙的学术修养，所以充实在文章中，显现于议论中，豪迈刚健、俊秀伟丽，奇异工巧而瑰丽奇特。积蓄在内心的，浩大如江河的停蓄；发露在外面的，灿烂如日月星辰的光辉。您文章清亮的声调、幽深的韵味，凄切如飘风急雨突然到来；雄健的文辞、宏大的辩说，畅快如轻车骏马奔驰。世上的学者，无论认识您还是不认识您，读到您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您这个人。唉！自您做官四十多年，上下反复，感受世路崎岖，虽然屡遭困顿挫折，被贬逐流离，却终究不能被掩盖，这是因为公论判定的是非，虽然一度受到压制又重新兴起，终于显扬于世。果敢的气概、刚正的节操，到晚年仍没有衰退。当仁宗皇帝临朝的末年，想到身后之事，说像您这样的人，可以把国家安危托付给他。等到您谋划发动、决定策略，从容地指示安排，立刻确定了大计，真可谓千载一时；功名成就后，您不居功便离去了。您的出处进退，也希望您的英魂灵气不会随着其他事物腐朽消散，而长存于箕山旁、颍水边。然而天下无论贤者还是不肖者，尚且都为您流泪抽泣，何况朝廷士大夫中平日和您交游来往的人，又是我心中所向往仰慕、愿意瞻仰依靠的人呢？唉！盛衰兴废的道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但面对秋风遥望，仍不能忘情，是因为想到您再也见不到了，那么我还能同谁一道归去呢？介甫当初依靠欧公的交游提携，声誉才得以显扬。等到他执掌政事，天天害怕欧公阻挠新法，便在皇帝面前诋毁他说：“这个人在一个国家，就会毁坏一个国家；在一个郡，就会毁坏一个郡。”大概是忌惮欧公重新被任用、阻挠新法。等欧公去世后，良心又萌发，于是写出这样特别好的祭文，所以记录下来。《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王安石 许君名平，字秉之，姓许。我曾经为他的世家编写谱牒，他就是所说的今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和哥哥元相友爱，天下闻名；他从年轻时就卓异不羁，善于辩说，和哥哥一起因为智慧谋略受到当世大人物器重。宝元年间，朝廷开设方略科的选拔，招纳天下有特殊才能的人；陕西大帅范文正公、郑文肃公争相拿许君所写的文章来推荐他，于是他被召入考试，授为太庙斋郎。不久又选任为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多贵人推荐许君有大才，可以用事务来试用，不应当把他弃置在州县。许君也常常慨然以大才自许，想要有所作为，然而终究没有得到一次施展智慧才能的机会，直到死去。唉，这实在可悲啊！士人本来有远离世俗、不同流俗、独自行意的人，即使遭到众人的辱骂、讥笑、嘲侮，困窘受辱也不后悔；他们本来就不求取众人的认可，而是对后世有所期待，所以和世俗抵触本来是应该的。至于那些有智勇功名的士人，观察时势，俯仰应变，顺着权势和外物的阻碍而行动，却总是得不到机会的，也多得数不清。辩才足以改变万物，却困顿于没有机会施用；游说合乎时宜时，谋略足以夺取三军，却在崇尚武力的国家受到羞辱。这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唉，那些有所期待却没有遇到机会的人，我全都知道他们的情形了。许君五十九岁，于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日，葬在真州扬子县甘露乡某地的原野。夫人姓李。儿子五人：瓌没有做官，璋任真州司户参军，琦任太庙斋郎，琳是进士。女儿五人，已经出嫁的有二人：进士周奉先，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铭文说：有人拔擢我使我奋起，却没有人排挤我使我止步。唉，许君如此而已，在这里又是谁使他遭遇了这种命运呢？

译富贵不能使他放纵，贫贱不能使他改变，威武不能使他屈服，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大丈夫。介甫性情刚硬偏狭，私意妄为；至于居住广大的居所、站在正当的位置、行走在大道上这些话，他哪里曾经真正做到过呢？然而粗略评论他的气概，大概对这三句话也可以说没有惭愧。这篇文章立意高远，格局宏大，笔力超绝。我认为读介甫文章的人，只要取其高远志向和坚毅力量，潜心谦逊地体察大道，以达到中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古文雅正》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雅正》卷十二 礼部侍郎蔡世远编 《上殿札子》　　　明道程子 臣私下认为，君主之道的根本，在于考察古代、端正学术，明白善恶的归宿，辨别忠奸的区别，清楚地趋向正道。因此关键在于君主的志向先确定下来；君志确定，天下的治理就成功了。所谓确定志向，就是专一心志、诚敬意念，选择善道而坚定地坚持它。义理没有先行穷尽，就会听得越多越容易迷惑；志意没有先确定，就可能因守善而有所改变。只在于把圣人的教训看作一定应当遵从，把先王的治理看作一定可以效法，不被后世驳杂的政事所牵制，不被流俗因循的议论所改变迷惑。使自己的认识达到极明，对道的信念达到极笃，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铲除邪恶不要犹豫，一定要期望使天下达到三代盛世的程度才停止。然而天下的事情，祸患常常产生于忽视防备，志向也要警惕逐渐养成的习惯。因此古代的君主，即使出入从容、闲居宴饮，也一定有诵读训诫、箴规进谏的臣子；左右前后没有不是正人的，这样才能成就自己的德行功业。伏望陛下以礼节召用年高德厚的贤儒，不必让他们劳于具体职事，使他们每天亲近便座，讲论道义，来辅佐圣德。又选取天下贤能俊秀之士，使他们得以陪侍法从之臣，早晚召见，陈述善道，讲习研磨治理国家的体要，以扩大陛下的见闻。这样，圣明智慧就会更加明达，王道政纲就会真正充实。如今四海风气日渐萎靡，天天陷入苟且浅薄；末世的风俗喧嚣争论，再也没有廉耻，大概也是因为朝廷尊崇德行、喜好正道的风气还没有真正普及，笃实诚信、忠厚的教化仍然受到阻塞。希望陛下考察圣人的教训，效法先王的治理，专一心志、诚敬意念，体察天道刚健的精神并努力实行，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这类文字，是使君主成为伟大人格者的第一要务。坐着谈论，立即就可以起身实行。《论王霸札子》是为了扩大治理的规模，这篇则是为了培植治理的根本。○三代以后，最可惜的一次机会，是宋神宗时期。神宗有锐意达到治世的决心，诸臣如程氏、张氏、司马氏等，都不是三代以下的平庸人物，却被介甫误导，众多贤人遭到废弃，实在可惜！我从胡敬斋那里得到这篇文字，题为《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明道程子 臣私下认为，治理天下，应当以端正风俗、获得贤才为根本。宋朝兴起一百多年了，但教化还没有达到大醇厚，人情也没有完全美善。士人缺乏谦退的节操，乡里没有廉耻的行为；刑法虽然繁多，奸邪却不能止息；官职虽然冗多，人才却仍然不足。这大概是因为学校没有修治、师儒没有受到尊崇，无法用教化来感化、劝勉、培养和激励他们造成的。臣私下认为，距离圣人已经很久，师道没有建立，儒者的学问几乎废弃熄灭。只要朝廷崇尚教育之道，很快便能恢复古制，以道德来统一风俗。假如师道和学术不端正，道德从哪里统一呢？如今人人执持私见，各家自立异说，支离破碎地解释经训，再也没有统一。道理不能明白、不能推行，原因就在这里。臣认为应当先以礼节召用近侍贤儒，让他们各自按类别推荐；以及百官、方岳、州县的官吏，都尽心寻访。凡是能够阐明先王的道德，学业足以完备、可以作为师表的人；其次是志向笃定、爱好学习、才能优良、品行修养的人，都把姓名上报。那些高尚隐逸之士，朝廷应当以优厚礼节聘请；其余的人命令州县诚恳遣送，聚集到京师，安排在宽敞闲静的住所，丰厚供给他们的廪禄和粮食，并考虑他们家中的贫富，由大臣中的贤者主持此事，使群儒早晚共同讲明正学。这种道学一定以人伦为根本，明白事物的道理；教育从小学的洒扫、应对等开始，修养孝、悌、忠、信，学习礼乐中的进退周旋。用来诱导扶持、激励磨炼、逐渐造就他们的方法，都有一定的节次和顺序。它的关键在于选择善道、修养自身，最终达到教化天下；从普通乡人开始，也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学问和品行都合乎这一标准的人，称为成德之士。再其次，选取才识明达、可以进于善道的人，每天教授他们学业，时间稍久，便推举其中的贤俊，使他们准备担任高位。选择学业大明、德义可尊的人担任太学教师，其次由他们分头教育天下各地的学校。从藩府开始直到各郡，选择愿意学习的士人和百姓中的俊秀子弟入学，优厚供给他们的廪禄，并免除他们本人的差役。凡是需要供养父母骨肉的人，也让他们能够自由往来，以便考察他们的品行。凡是非常不遵循教诲的人，斥退他们去服役；逐渐从太学以及州郡学校中，选择道德学业有成、可以做人老师的人，让他们到学校任教。县学依照州郡学校的制度；将来，十室之邑直到党、遂，都应修建庠序制度，设置教师。对求学者按次序考察。县令每年和学校教师依乡饮酒礼会见乡中老人；求学者共同推举经学明通、品行修养、才干能够任事的人，升入州学，以考察他的实际表现。学业荒废、品行亏缺的人，罢免遣返回乡，并治罪于有关官吏和教师。那些升入州学而符合要求的人，免除其家庭的差役。郡守又每年和学校教师举行乡饮酒礼。大体上，郡中的士人以经义、品行、才干三项标准，由宾礼荐举到太学。太学又集中起来教育他们。学业不明、品行不修以及才能低下的人，罢免遣返，以此作为郡守和学校教师的罪责。升入太学的人，也允许他们按时回到乡里，之后再返回学校。太学每年把贤能之士上报朝廷，称作选士。朝廷以经义询问他们，考察他们的言论；让他们任职试用，以观察才干；然后辨析评论他们的才干，分等授予官秩。凡在郡县学校就学的人，都必须满三年，才可以充任被推荐者。由州郡升入太学的人，满一年后便可以被推荐。那些学问品行超卓、众人信服的人，即使还没有在学校就读，或者在学校就读时间不长，也可以列入名额予以评论推荐。凡选士的办法，都以品性端正纯洁、在家孝顺友爱、有廉耻礼让、通晓学业、明白治道为标准。凡公卿大夫的子弟，都必须入学。在京师的进入太学，在外地的进入所在州的学校，称为国子。应当依例补荫的人，一并按照旧制办理。只有没有被学校选取的人，不授予官职。臣认为，既然一律用道德仁义来教育他们，又专门按照实际品行、才能和学问来升用他们，去掉声律、琐碎、糊名、誊录等一切没有义理的弊端，不出几年，求学之人就会发生巨大变化。难道不只是得到的人才逐渐增多，天下风俗也将日益醇厚端正，这正是王道教化的根本。臣认为，帝王之道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希望陛下特别留意，替万世实行它。董江都的《贤良三策》中，重视教化、统一学术，可以说写得很好。程子这篇文章规模宏大，法度详明，用语恳切周至，尤其可以坐着谈论，起身便实行。胡敬斋认为，这篇文章的规模比朱子《贡举私议》更加宏大而且可行，确实如此。○北宋文章质朴厚重，南宋文章柔和流畅。这篇文章的气韵不只是直逼西京文章，而且追继《周官》的遗意；经学、学术对于文章的关系，意义实在太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