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雅正卷三

译平时不培养士人，却想求得贤才，就好像不雕琢玉石却想得到文采。所以培养士人没有比太学更重要的；太学是贤士所由出入的地方，是教化的根本源头。希望兴办太学，设置贤明的教师来培养天下士人，多次考察询问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那么英俊之才应该可以得到。郡守、县令是百姓的老师和表率，是奉行恩泽、宣扬教化的人。师帅不贤，君主的德泽就不能宣扬，恩惠也不能流布。如今官吏既不在下面施行教训，有的又不奉行君上的法令，残暴虐待百姓，与奸邪之人做交易，使贫穷、孤弱者蒙受冤屈苦难、失去职业，这很不符合陛下的心意；因此阴阳错乱，灾气充塞，万物少有顺遂，百姓仍未得到救济。长吏大多出自郎中、中郎吏以及二千石官员的子弟，选用郎吏又以财富作为标准，未必贤能。况且古人所说的功劳，是以任官称职来区别高下，并不是说任职日子越多、时间越久越好。所以才能小的人即使任职日久，也不能脱离小官；贤能的人即使任职未久，也不妨碍他担任辅佐。这样，有关官署就会竭尽力量和才智，专心治理职务来求取功劳。如今却不是这样，任职日久就取得尊贵，积年既久就得到官位，因此廉耻被败坏，贤能与不肖混杂，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臣愚昧地认为，应让各位列侯、郡守分别选取本属官吏和百姓中的贤者，每年各贡举二人，供给宿卫，同时借此考察大臣的能力；所贡举的人贤能，贡举者有赏；所贡举的人不肖，贡举者受罚。如果这样，各诸侯国的官吏和二千石官员都会尽心求取贤才，天下的士人就可以得到并任用。不要把任职年月当作功劳，应当把实际考验贤能作为上策；按照才能授予官职，记录德行来确定职位，那么廉耻之士和贪利之人就会各走不同道路，贤者与不肖者也会处在不同位置。汲长孺对武帝说：‘陛下内心欲望很多，表面上施行仁义。’这话不是不切中要害，只是说得过于鲁莽直率。篇中说‘大概是君王之心还没有施加’，这一句话是多么深切真挚，于是又告诉他要确立诚意并付诸实行，这就是内圣外王的根本本领。又说：‘兴办太学，设置贤明的教师来培养天下士人，让列侯、郡守每年贡举二人。’这是多么大的规模！可惜没有追究它实际施行的情况。武帝设置博士弟子员五十人，虽然有公孙弘等人上疏促成此事，但实际上是由董仲舒首先提出的。贤良对策三　　　　　　　　　董仲舒 臣听说，上天是万物的祖先，所以普遍覆盖、包容万物而没有区别。圣人效法上天来建立道，也普遍地爱护万物而没有私心。春天，是上天用来使万物生长的时节；仁，是君主用来爱护百姓的德行。夏天，是上天用来使万物成长的时节；德，是君主用来养育百姓的本领。霜，是上天用来杀伐的时节；刑，是君主用来惩罚的手段。孔子作《春秋》，向上揣度天道，向下考察人情，参照古代，考核当今。因此，《春秋》所讥刺的，就是灾害所加临的地方；《春秋》所厌恶的，就是怪异现象所施加的地方。记载国家的过失，同时记录灾异的变化，由此可见人的作为，其美好或丑恶达到极点时，便会与天地相互流通、往来感应。这也是说明天道的一个方面。上天的命令叫作命，命不是圣人便不能实行；质朴的本性叫作性，性不是经过教化便不能成就；人的欲望叫作情，情不是用法度节制便不能收束。因此，君王对上要谨慎承受天意以顺应天命，对下要努力彰明教化百姓以成就人的本性，端正法度的适宜之处，区别上下的秩序，以防止欲望。修明这三件事，治理天下的根本就确立了。人从上天接受禀赋，本来就超然不同于一般万物。进入家庭有父子兄弟的亲情，走出家庭有君臣上下的义理；聚会相逢，有老人和年幼者之间的礼节。人们以灿然有文的礼仪彼此交往，以欢悦有恩的情意彼此相爱。所以孔子说：‘天地所生的万物之中，人最为尊贵。’明白上天赋予人的本性，知道自己比万物尊贵，然后才知道仁义；知道仁义，然后才重视礼节；重视礼节，然后才能安然处于善道；安然处于善道，然后才能乐于遵循义理；乐于遵循义理，然后才称得上君子。臣又听说，许多小的积累起来就成为大的，积累细小就能达到巨大。所以圣人无不由隐微达到显明，由防范达到彰著。因此尧从诸侯中兴起，舜从深山中崛起，并不是一日之间显达的，大概都是逐渐积累而达到的。言语从自己口中说出，便不能堵塞；行为从自身发出，便不能掩盖。言语和行为，是治理中最重要的事情，也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根本。所以完全做好细小的事情就能成就大事，谨慎对待细微之处就能使德行彰著。善行积累在身上，好像太阳日益增益，而人们却察觉不到；恶行积累在身上，好像火消耗油脂，而人们也看不见。这就是唐尧、虞舜获得美好名声的原因，也是桀纣令人悲悼、恐惧的原因。快乐而不淫乱，反复实行而不厌倦，叫作道。道能够使万世不发生弊病；弊病，是失去道的结果。先王之道必定有偏失而不能兴起的地方，所以政治会有昏暗而不能施行的时候。只要举出其中偏失的部分，补救它的弊病罢了。夏、商、周三王的治道所尊崇的方面不同，并不是彼此相反，而是为了挽救过度、扶助衰败，是由于各自遭遇的时势变化不同。所以君王有改变制度的名义，却没有改变治道的实质。夏代崇尚忠，商代崇尚敬，周代崇尚文，都是为了补救所承接的前代弊病，应当根据这种情况来施行。道的根本源头出自上天。上天不变，道也不变。因此大禹继承舜，舜继承尧，三位圣人相互承受而共同守护一道，并没有需要补救弊病的政治。由此看来，继承治世，治道相同；继承乱世，治道就要改变。如今汉朝继承大乱之后，似乎应当稍稍减损周代的文饰，采用夏代的忠厚。古代的天下也是今天的天下，共同都是这个天下。拿古代来衡量今天，为什么相差竟如此遥远？难道是古代之道有所失传吗？还是违背了上天的道理吗？上天对万物也有所分配：赐给它牙齿，就去掉它的角；赐给它翅膀，就只给它两只脚。这说明得到大的禀赋，就不能再取得小的禀赋。古代获得俸禄的人，不靠体力劳动谋食，也不从事末业，这正是与上天同一心意。已经接受大的禀赋，又要取得小的利益，上天尚且不能满足，何况人呢？这就是百姓喧嚣困苦、总觉得不足的原因。自身受宠而处在高位，家中温暖而享有厚禄，却凭借富贵的资力与百姓争利，下面的百姓怎么能与他们相比呢？

译百姓一天天被削减、一个月比一个月困乏，渐渐陷入极端贫困。富人奢侈过度，贫人穷困急迫、忧愁痛苦；百姓不以活着为乐，又怎能躲避犯罪？这就是刑罚所以增多、奸邪所以不可胜数的原因。天子和大夫，是下层百姓所仰视、仿效的人，也是远方四面向内观望的人。怎么可以身居贤人的地位，却做庶人的行为呢？急切地追求财利，常常害怕财物匮乏，这是庶人的心意；急切地追求仁义，常常害怕不能教化百姓，这是大夫的心意。如果身居君子的地位，就应当实行君子的行为，那么除了公仪休辞去鲁国相位之外，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春秋》推崇大一统，这是天地永恒的常道，也是古今共同的义理。如今师承各有不同，道论各有不同，诸子百家道路各异，旨意彼此不同，因此朝廷无法维持统一，法制屡次改变，下面的百姓不知道应当遵守什么。臣愚昧地认为，凡是不属于六艺之科、不是孔子之术的学说，都应断绝其传播，不让它们与正道一同发展；邪僻的学说消灭止息之后，统纪才可以统一，法度才可以明确，百姓才知道应当跟从什么。开头说要效法上天、使人的本性得到充分实现，紧接着就说：知道仁义，重视礼节，安处于善，乐于遵循义理。这是大儒的言论，追根究底，切实而可以遵行。所谓用不容自己不做的心，去做不容自己不做的事。于是由此极力发论，其中告诫士大夫不要贪图利益的一节，完全是在激发人的廉耻之心。千年以后，贿赂官吏读到它，仍然会知道自我约束。末段推尊孔子，使学术像太阳运行于天空一样统一，阴云迷雾全都消散。学术统一，治理的方法自然也统一。我认为，说它奠定了汉家四百年天下的根基，并不算过分。《董仲舒传赞》　　　　　　　　　《前汉书》赞说：刘向称董仲舒有辅佐君王的才能，即使伊尹、吕尚也无法超过他；管仲、晏婴一类人，作为霸主的辅佐，大概也比不上他。到了刘向的儿子刘歆，认为伊尹、吕尚是圣人的匹配，君王若得不到他们就不能兴盛；所以颜渊死后，孔子说：‘唉！上天要亡我啊！只有这一个人能够担当此事。’至于宰我、子贡、子游、子夏，都不能算在内。董仲舒正值汉朝承接秦朝焚灭学术之后，闭门授徒、发愤学习，潜心于大业，使后来的学者有所统一，成为群儒之首。然而考察他从师交友、学术渊源以及所受熏陶的程度，仍然比不上子游、子夏，却说管仲、晏婴不如他，伊尹、吕尚也不能超过他，这就过分了。到了刘向的曾孙刘龚，他是严谨议论君子的学者，认为刘歆的话是对的。通篇不直接下断语，只借助引证来作判断，风格既高，神韵也极为出众。《司马迁传赞》　　　　　　　　　《前汉书》自从古代创制文字、设置史官以来，史官所记载的典籍就很广博。到了孔氏加以编纂，上接唐尧，下止于秦缪公。唐尧、虞舜以前，虽然有遗留下来的文字，但言辞不合经典，所以关于黄帝、颛顼的事情，还不能明确说明。到了孔子依据鲁国史记作《春秋》，左丘明又论述、编次其中的事实，为它作传，并且汇集异同编成《国语》。又有《世本》，记载从黄帝以来直到春秋时期帝王、公侯、卿大夫祖先世系的来源。《春秋》之后，七国并相争战，秦国兼并诸侯；有《战国策》。【原文‘有《战国防汉兴’处疑有串文或脱字】汉朝兴起，讨伐秦朝而平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所以司马迁依据《左氏》《国语》，采集《世本》《战国策》，叙述《楚汉春秋》，接续其后的史事，直到天汉年间。他记述秦、汉的事情很详细。至于采纳经书、摘取传记，分散汇集各家之事，遗漏简略的地方很多，有时也有抵牾；但他涉猎广博，贯通经传，驰骋于古今，在上下数千年之间做到这样，已经十分勤勉了。只是他的褒贬颇有违背圣人的地方：论述大道时尊黄老而轻六经，叙述游侠时抑制处士而推举奸雄，叙述货殖时崇尚权势利益而以贫贱为羞，这就是他的局限。然而自从刘向、扬雄博览穷究群书以来，都称赞司马迁有优秀史官的才能，佩服他善于叙述事理，明辨而不浮华，质朴而不鄙俗；他的文字直截，他所记的事情真实，不虚夸美好，不隐瞒丑恶，所以称为实录。唉！凭司马迁的博物多闻，却不能用智慧保全自己，既然陷于极重的刑罚，处在幽闭之中发愤著书，他的书也确实可信。考察他所以自我伤痛的缘由，是哀悼《小雅·巷伯》这一类人的遭遇；只有《大雅》所说的既明智又通达、能够保全自身，实在太难了。司马迁作论赞，不专门在于裁断褒贬，多半凭笔墨取胜。班固作史，意在劝善惩恶，裁断褒贬极其不苟。论文章笔墨，有疏密之分；论见识，司马迁较高，班固则更胜一筹。这篇末段议论司马迁不能保全自身，但班固最终也没有免于灾祸，这是为什么呢？只是班固对于窦氏，在窦宪出征时，请求让自己掌管文章之事，并不是像谷永、杜钦对于王氏那样，早已有意阿附。《朱云论张禹》　　　　　　　　　《前汉书》汉成帝时，丞相、原安昌侯张禹凭借皇帝老师的身份而特别晋升，地位十分尊贵。朱云上书请求召见，当时公卿都在面前，朱云说：‘如今朝廷大臣，对上不能匡正君主，对下不能使百姓获益，都是尸位素餐。孔子所说“鄙陋之人不可同他共事君主，假如害怕丢掉职位，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正是这种人。臣希望陛下赐给我尚方斩马剑，让我斩杀一个奸臣来警戒其余的人。’皇帝问：‘是谁？’朱云回答：‘安昌侯张禹。’皇帝大怒说：‘小臣处在下位却讥讽上级，在朝廷上侮辱师傅，罪当处死，不能赦免。’御史要把朱云押下去，朱云攀住宫殿栏杆，栏杆被折断。朱云呼喊道：‘臣能够下到地下，和龙逢、比干交游，就满足了；只是还不知道圣明朝廷将来会怎样啊！’御史于是把朱云带走。这时左将军辛庆忌脱下帽子、解下印绶，在殿下叩头说：‘此人平素以狂直著名于世，他的话如果是对的，就不能杀；如果是错的，也本来应当容忍。臣冒死据理力争。’辛庆忌叩头叩得流血，皇帝的怒意才消解，朱云于是得以免罪。后来应当修治栏杆，皇帝说：‘不要更换。’于是仍把它修好，用来表彰直臣。张禹依附权势、附会经义，使成帝对此不加怀疑；王氏与李勣阿附唐高宗立武后，都是所谓一句话足以亡国的人。朱云请求尚方斩马剑，难道算过于激烈吗？只是他的话如奇峰突起，事情办得太爽快，触犯龙颜、批逆鳞，令人凛然；皇帝竟然还表彰他的正直，由此可知成帝的昏暗还没有严重到极点。然而这也依赖辛庆忌的营救，辛庆忌真是大丈夫啊！朱子作《纲目》说：‘左将军辛庆忌卒，以此褒扬他。’辛庆忌营救朱云，很像张万福营救阳城；二人都是武臣，真是伟大啊！

译《疏广传》　　　　　　　　　　　《前汉书》疏广，字仲翁，是东海兰陵人。他年轻时喜好学习，通晓《春秋》，居家讲学，求学者从远方来。被征召为博士、太中大夫。地节三年，立皇太子，选丙吉为太傅，疏广为少傅。几个月后，丙吉升任御史大夫，疏广调任太傅。疏广的兄长之子疏受，字公子，也因贤良被举荐，任太子家令。疏受喜好礼仪，恭敬谨慎，聪敏而善于辞令。宣帝临幸太子宫，疏受迎接拜见、应答问话；到设酒宴时，他奉酒祝寿，言辞礼节闲雅，皇帝非常欢悦。不久，任命疏受为少傅。太子的外祖父、特进平恩侯许伯认为太子年幼，禀告皇帝，让他的弟弟中郎将许舜监督太子家。皇帝把这件事问疏广，疏广回答说：‘太子是国家的储君、君主的副贰，应该让天下的英俊之士担任他的师友，不应当只亲近外戚许氏。况且太子本来就有太傅、少傅，属官已经齐备，如今又让许舜监督太子家，这是把太子看得浅陋，不是用来向天下推广太子德行的办法。’皇帝认为他说得好，把这话告诉丞相魏相。魏相摘下帽子谢罪说：‘这不是我们所能想到的。’疏广因此受到器重，多次得到赏赐。太子每次入朝，便进来拜见；太傅在前，少傅在后，父子二人都担任师傅，朝廷以此为荣。任职五年，皇太子十二岁，通晓《论语》《孝经》。疏广对疏受说：‘我听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功业成就后抽身退隐，是上天的常道。如今我做官已经达到二千石，官位成就、名声树立，若还不离开，恐怕会有后悔。哪里比得上父子一同出关，回到故乡养老，以寿命终，不也是很好吗？’疏受叩头说：‘听从父亲的意见。’当天父子二人都称病，满三个月后获得赐告。疏广于是自称病重，上疏请求退休。皇帝认为他们年老病重，都准许了他们，并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送黄金五十斤。公卿大夫、旧日朋友和同乡人，在东都门外设祖道、供帐送行；送行的车辆有数百辆，告别后离去。等到道路上的旁观者，都说：‘贤明啊，这两位大夫！’有人叹息，为他们流下眼泪。疏广回到乡里以后，每天让家人共同准备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来一起娱乐，多次询问家中还剩多少金钱，催促卖掉它们来共同备办饮食。过了一年多，疏广的子孙偷偷对他兄弟中那些年长且受疏广信任的老人说：‘子孙差不多都赶上您当时的情况了，应该建立一些产业根基；如今饮食花费将要用尽，应该请老人劝说您买田置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两〕 老人便趁空闲时把这个打算告诉疏广。疏广说：‘难道我老糊涂了，不替子孙考虑吗？只是我本来就有旧日的田地房舍，让子孙勤劳地经营其中，足以供给衣食，与普通人相同。如今又增加财产来作为盈余，只会教导子孙懒惰罢了。贤能的人拥有很多财产，会损害他的志向；愚笨的人拥有很多财产，会增加他的过错。况且富有，是众人怨恨的对象。我既然没有办法用教化来教导子孙，就不想增加他们的过错而招来怨恨。再说这些黄金，是圣明君主用来惠养老臣的。因此我乐意与乡里、宗族共同享用他的恩赐，以度过我的余生，不也是可以的吗？’于是族人都心悦诚服，后来全都寿终正寝。疏广、疏受用来教导太子的道理，不知道太子最终是否能够由此进入仁、孝、诚、敬的根本道理，掌握任用贤才、采纳谏言的要领，使圣贤之言真正切合自身并亲身实践呢？还是仅仅停留在章句末节罢了？不过，他们懂得知止知足的分寸，比常人高出一等；回到家乡而不买田置宅，也可以给世俗中那些做官归来便只知道求田问舍、全无洁身正家之念的士大夫下一剂针砭。《上陈得失疏》　　　　　　　　　王吉 陛下亲自具备圣明的资质，总领天下，帝王的图籍每天陈列在面前，思考天下事务，想要兴起太平；每次颁下诏书，百姓都欣喜得像获得新生。臣伏下思考，这可以说是最大的恩德，却还不能说是根本事务。想要治理天下的君主，不是每一代都能出现；公卿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进言能够被听取，谏诤能够被采纳，然而还没有建立万世长久的防范，也没有把明主推举到三代的盛隆境界。他们所务不过是期限、会计文书，断狱听讼罢了，这不是太平的根基。臣听说，圣王宣扬德行、流布教化，必定从身边开始；朝廷内部不完备，很难谈治理；左右近臣不端正，也很难教化远方。百姓弱小却不可压服，愚朴却不可欺骗。圣明的君主独自在深宫行事，做得对，天下就称颂；做得错，天下都议论。行为从近处发生，必定在远处显现，所以应谨慎选择左右近臣，审慎选择所任用的人。左右近臣是用来端正自身的，所任用的人是用来宣扬德行的。《诗经》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这就是根本。《春秋》之所以尊重大一统，是因为六合同风、九州一贯。如今庸俗官吏治理百姓，并没有可以世世代代通行的礼义科条，只是设置刑法来守御。他们想治理，却不知道应当由什么途径入手，便凭私意穿凿附会，各自采取权宜办法，任意使用权谋；因此一经改变之后，便无法再恢复修正。因此百里之内风俗不同，千里之内习俗不同，各家政令不同，人人服饰不同，欺诈虚伪开始滋生，刑罚没有止境，质朴之风一天天消散，恩爱渐渐淡薄。孔子说：‘使上位者安定、使百姓得到治理，没有比礼更好的。’这不是空话。君王尚未制定礼制时，应当援引先王礼制中适合当今的部分来施行。臣希望陛下承受天心，开创大业，与公卿大臣以及儒生共同延续下来，整理旧礼，彰明王制，驱使一代百姓进入仁德长寿的境域；这样，风俗为什么会不如成王、康王时期，寿命为什么会不如高宗时期？臣私下看到当今所追求、所办理的事务中有不合于正道的，谨慎地分条上奏，唯愿陛下裁量选择。王吉正直而有学术，知道根本事务，这篇奏疏自董仲舒、贾谊之后并不多见。假使他得到任用，远远胜过匡衡、韦贤。可惜宣帝认为他的话迂阔，不很宠异，王吉于是称病辞职归乡。宣帝的治理没有达到纯粹境界，原因就在这里。《上哀帝书》　　　　　　　　　鲍宣

译我私下看到孝成皇帝时，外戚掌握权力，人人牵引自己偏爱的人来充塞朝廷，妨碍贤人的仕进之路，搅乱天下，奢侈过度没有限度，使百姓困穷；因此日食将近十次，彗星四次出现，这些危亡的征兆，都是陛下亲眼见过的。如今为什么反而比从前更加严重呢？朝廷大臣中没有具有大儒骨鲠、白首年高、魁伟刚正、议论通晓古今、感慨激发众人之心、忧虑国家如同饥渴的人，臣没有看见。亲近外戚家的小童以及幸臣董贤等人，身处公门、宫省门户之下，陛下想和这些人共同承受天地、安定海内，实在困难。如今世俗把没有智慧的人说成有才能，把有智慧的人说成没有才能。从前尧流放四凶，天下都服从；如今罢免一个官吏，众人反而迷惑。从前刑人尚且能够使人服从，如今赏赐人反而使人迷惑；请托寄托成了奸邪，群小之徒日益进用，国家空虚，费用不足，百姓流亡，离开城郭，盗贼一同兴起，官吏残暴害民，比前一年年年增加。百姓有七种亡失：阴阳不调，水旱成灾，这是第一种；县官加重债责，增加徭役、赋税和租税，这是第二种；贪吏与公家利益相争，收受财物没有止境，这是第三种；豪强大族像蚕食桑叶一样侵吞百姓而不知满足，这是第四种；苛刻的官吏征发徭役，使百姓错过农桑时节，这是第五种；部落擂鼓鸣叫，男女相互遮拦阻截，这是第六种；盗贼横行劫掠，夺取百姓财物，这是第七种。七种亡失尚且如此，又有七种死亡：酷吏殴打杀人，这是第一种；审理狱讼深文刻法，这是第二种；冤枉陷害无罪之人，这是第三种；盗贼横行暴发，这是第四种；仇怨相互残杀，这是第五种；年成不好、饥饿，这是第六种；时令之气造成疾病瘟疫，这是第七种。百姓有七种亡失却没有一种所得，还想希望国家安定，确实困难；百姓有七种死亡却没有一种生路，还想希望刑罚停止，确实困难。这难道不是公卿、郡守、国相贪婪残暴、形成这种风气造成的吗？群臣有幸身居尊贵官位，享受丰厚俸禄，难道肯对贫苦小民增加一点同情，帮助陛下流布教化吗？他们的心志只在经营私家，称呼宾客、谋取奸利罢了；把苟且容忍、曲意顺从当作贤能，把供奉默默尸位的俸禄当作智慧，反而说像臣鲍宣这样的人愚蠢。陛下从隐居之士中提拔臣，确实希望臣有一点微小的益处，难道只是想让我享受美食、居大官、加重高门的地位吗？天下是皇天的天下。陛下对上是皇天之子，对下是百姓的父母，为上天牧养天下百姓，应当把他们一视同仁，符合尸鸠诗所说的道理。如今贫民吃蔬菜也不能满足，衣服又破烂不蔽体，父子夫妻不能相互保全，实在令人心酸。陛下如果不救助他们，他们将把性命托付给谁呢？为什么偏偏私下供养外戚和幸臣董贤，赏赐动辄以万计，使他们的奴仆、随从、宾客都能享用美酒肥肉，苍头、庐儿也都因此致富？这不是上天的意旨。至于汝昌侯傅商，没有功劳却得到封爵。官职爵位不是陛下私有的官职爵位，而是天下的官职爵位。陛下授予不应授予的官职，任用不应任用的人，却希望上天喜悦、百姓服从，难道不困难吗？如今阳方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才足以动摇众人，强悍得可以独自立身，是奸人的雄杰，惑乱世道尤其严重，应当及时罢免退处。至于外戚家的年幼小童、没有通晓经术的人，都应当命令他们退职而从师学习。应当赶快征召已故大司马傅喜，让他统领外戚；还应起用故大司空何武、师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将军彭宣；他们都曾更任博士，经历三公职位，智慧谋略、威望信用兼备，可以同他们建立教化、谋划安危。龚胜任司直时，各郡国都谨慎选举，三辅的输送财物官吏不敢作奸，可大加任用。陛下先前因为一点不能忍耐而使何武等退职，海内因此失望。陛下尚且能够容纳许多没有功德的人，难道反而不能忍耐何武等人吗？治理天下，应当把天下人的心作为自己的心，不能只凭个人专断、图自己痛快罢了。上有皇天显现谴责，下有百姓怨恨。其次还有进谏争辩的大臣；陛下如果只想贬抑自己而优厚地对待厌恶臣子，天下人仍然不会听从。臣虽然愚昧刚直，难道不知道多接受俸禄赏赐，享用美食，担任太官，广置田宅，厚待妻子儿女，不和恶人结仇结怨来保全自身吗？实在是被大义所迫，官职又以进谏争辩为职责，所以不敢不竭尽愚忠。只希望陛下稍稍留意，阅览五经的文章，推究圣人的深意，深入思考天地所发出的警戒。臣本来言辞迟钝，禁不住忧思恳切，至死尽忠而已。【疏】上帝认为谷永是名儒，宽容优待他以后，谷永又上书极力进言，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又任命谷永为司隶。面对当时的艰难局势，他呕心沥血地写出此文；虽然没有痛哭流涕的字面，然而情势迫切、言辞恳切，比贾谊的《治安策》还要强烈。汉文帝时天下太平，贾谊是为了防微杜渐、远离祸患；汉哀帝时已有亡国的征兆，不得不这样说。“七亡七死”等话过于激烈，不合臣子对君主进言的体统；然而在乐于接受直言的君主那里，这仍然像美玉一样可贵。《前汉书·匡衡、张禹、孔光、马宫传》赞 赞说：自从汉孝武帝兴办学校，公孙弘以儒学家的身份做了宰相，此后蔡义、韦贤、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以及平当的儿子平晏，都凭借儒学宗师的地位居于宰相之位，穿儒者的衣冠，传述先王的话语。他们温文宽厚，这一点还可以；然而都只是守着俸禄、保住职位，因此受到阿谀奉承的讥讽。他们受到古人事迹的约束和考察，怎么能够胜任宰相的职责呢？他们并不是不显著地成为儒者，只是体察事理不够深，操守坚持不够坚定，终于依违两可、阿谀逢迎而到了这种地步，被班固用几句话讥刺得淋漓尽致。唉，学习儒术的人难道能不深深地自我警戒、畏惧吗？○明代末年多数人尊崇汉代儒者而轻视宋代儒者，却不知道汉儒的长处在于讲解经义，宋儒的长处在于操守践履，因此程颐、朱熹的影响更加宏大。匡衡、张禹、孔光、马宫虽然不能和董仲舒、刘向相比，但他们的流派大体就是这样。戴圣、马融尚且受到指责，何况其他人呢？《谏京师建立共皇庙疏》【依据《资治通鉴》】师丹

译圣王制定礼制，取法于天地。尊卑是用来端正天地位置的，不能混乱。如今给定陶共皇的太后、共皇后加上“定陶共”的称号，是母亲依从儿子、妻子依从丈夫的道理。若想为她们设置官职、安置官吏，使车舆服饰和太皇太后相同，就不是用来彰明尊卑、不能有两个尊上的道理了。定陶共皇的尊号和谥号，先前已经确定，不能再改。按照礼制，父亲是士人，儿子成为天子，便用天子的礼制祭祀父亲，而尸服仍穿士人的服饰，这是儿子不能给父亲授予爵位的道理，同时也是尊重父母。作为别人的后嗣，就要做他的儿子，所以要为所继承的父亲服斩衰三年，而为亲生父母降服一年，以此表明尊重本宗祖先、重视正统。孝成皇帝圣恩深远，所以为共王立后，奉行祭祀，使共王长久成为一国的始祖，万世不废，这样恩义已经完备。陛下既然继承先帝的帝位，特别尊重大宗，承奉天地、宗庙、社稷的祭祀，按道理不能再奉行定陶共皇的祭祀并把他纳入自己的宗庙。如今想在京师建立庙宇，让臣下祭祀他，这是使他成为无主的神主。况且亲属关系达到尽头就应毁庙，白白废弃一国始祖不废的祭祀，却去实行无主、应毁而且不合正礼的制度，这不是尊崇厚待共皇的办法。在京师建立庙宇尚且不可，何况严嵩主持议论，竟然公然把肃宗、兴献帝的神主奉入太庙吗？总而言之，古人崇尚质朴，重视名分，抑制私情，所以傅太后虽然凭借祖母的权势压制汉哀帝，但她所使用的称号也不过是“帝太太后”罢了。汉光武帝采纳张纯、朱浮的议论，把元帝以上的神主供奉在太庙，又把汉成帝以下的四亲庙从长安迁到舂陵，胡氏《致堂读史管见》认为这是正确的。我认为光武中兴的情况和其他皇帝不同，尊四位亲属为帝，没有什么不可以；光武帝没有这样做，并不是轻视他们，而是因为古人崇尚质朴。然而如果想把四位亲属提升到太庙，就会使汉武帝、汉宣帝等无处受祭，按道理不可行，所以另外建立庙宇是适宜的。至于宋代濮王的议论，应当以司马光的意见为主而贬抑欧阳修；明代“大礼议”，应当以杨廷和、杨慎父子的意见为主而贬抑张璁、桂萼，这才是确定不移的结论。《前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赞 赞说：何武的举动、王嘉的争辩、师丹的议论，考察他们所招致的祸福，后来到了王莽篡位时便得到了验证。当时内外都服从王莽，董贤所受的宠爱几乎可以和亲戚相比。何武、王嘉这些人，竟想用一只小筐去阻挡江河，因此丧失了性命。师丹和董宏却一同受到赏罚，真可悲啊！所以说：依顺世俗就会废弃正道，违背习俗就会陷入危险。这就是古人认为难以接受爵位的原因。若不把接受爵位看作困难，很多人便会陷入匡衡、张禹、孔光、马宫所受的讥讽，难道不能说是极大的悲哀吗？○没有出仕却遭逢乱世，就不应出仕。孔子所说“天下无道就隐居”，就是这个意思。已经出仕而且受到的恩遇深重，就应当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准则。过分激烈以求取名声、反而坏事，固然不是忠诚谋国的心意；如果观望犹豫、迁延不决以保住职位，天下从来没有一个失去名节的人能够为国家做成事情。李东阳没有像刘健、谢迁那样辞职离去，虽然有人解释说这是为了保全善类，君子仍然以此为羞，何况其他人呢？《史记·儒林列传序》太史公说：我读到《功令》中关于广泛开辟进入学官途径的内容时，没有一次不是放下书叹息的。我说：唉！周王室衰微，于是《关雎》的讽谏兴起；周幽王、周厉王的德政衰败，于是礼乐败坏。诸侯任意妄为，政权由弱国掌握。所以孔子忧虑王道废弛、邪道兴起，于是编次《诗》《书》，修明兴起礼乐。他到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尝不出肉味；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正定音乐，使《雅》《颂》各得其所。世道混浊，没有人能任用他，所以仲尼在七十多个君主那里都没有得到机会。他说：“假如有人任用我，一年就可以见到成效。”他在西方出猎时捕获麒麟，说：“我的道已经穷尽了。”所以依据历史记载作《春秋》，用来代行王法；它的文辞含蓄而旨意广博。后世学者大多记录并学习它。孔子去世以后，七十名弟子及其门徒散开，游说诸侯；其中地位高的成为师傅、卿相，地位低的则和士大夫交游、教授他们，有的隐居而不出仕。所以子路居住在卫国，子张居住在陈国，澹台子羽居住在楚国，子夏居住在西河，子贡最终留在齐国。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这一类人，都曾向子夏一派学习，成为君王的老师。当时只有魏文侯喜好学习，后来逐渐衰落，直到秦始皇时期。天下在战国时代相互争战，儒术于是被排斥了。然而齐、鲁之间的学者唯独没有废弃儒学。在齐威王、齐宣王时期，孟子、荀卿这一类人都遵循孔子的学业，并加以润色，因此凭学问显名于当世。到了秦朝末年，焚烧《诗》《书》，坑杀术士，六艺从此残缺。陈涉称王时，鲁地的儒者带着孔子的礼器前去归附陈王。于是孔甲成为陈涉的博士，最后和陈涉一起死去。陈涉从一个平民起兵，驱使拼凑起来的士卒去戍守边地，不到一个月便在楚地称王，不满半年终于灭亡。他的事业如此微小浅薄，然而士大夫和先生们却带着孔子的礼器前去献身为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秦朝焚毁了他们的学业，他们积累怨恨，借陈王的力量发泄愤怒。到汉高皇帝诛灭项籍、发兵包围鲁地时，鲁地的儒者仍然讲诵经书、学习礼乐，弦歌之声不断，难道这不是圣人遗留下来的教化、一个喜好礼乐的国家吗？所以孔子在陈国时说：“回去吧！回去吧！我那一帮年轻人志向大而行为简略，文采灿然已经成章，却不知道怎样裁定取舍。”齐、鲁之间重视文学，从古以来就是他们的天性。因此汉朝兴起以后，各位儒者才得以修习经学，讲习大射、乡饮酒等礼仪。叔孙通制定汉朝礼仪，因而担任太常；共同参与制定礼仪的诸生弟子，都成为选拔人才中的首列。于是人们慨然叹息，兴起求学之心。然而当时仍有战争，正在平定四海，也无暇顾及学校的事务。汉孝惠帝、吕后时期，公卿都是凭武力建立功勋的大臣。孝文帝时颇为征召任用儒者，但孝文帝本人本来喜好刑名之学；到了孝景帝，不任用儒者，而窦太后又喜好黄老之术，所以各位博士只是具备官职、等待咨询，没有人得到进用。到今上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等人阐明儒学，皇上也向往它，于是征召方正、贤良、文学之士。从这以后，讲授《诗经》的，在鲁地是申培公，在齐地是辕固生，在燕地是韩太傅；讲授《尚书》的，从济南伏生开始；讲授《礼》的，从鲁地高堂生开始；讲授《易》的，从菑川田生开始；讲授《春秋》的，在齐、鲁是胡母生，在赵国是董仲舒。窦太后去世以后，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排斥黄老、刑名以及诸子百家的学说，延请数百名文学儒者。公孙弘凭《春秋》学问以平民身份成为天子的三公，被封为平津侯，天下的学士纷纷向往儒学。读了这一篇，很能了解周、汉之间学术兴衰的踪迹。文章编排有顿挫，风神俊逸绝伦，超逸之气迅疾飞扬。

译《史记·酷吏列传序》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整治他们，百姓只求免于罪罚，却没有羞耻之心；用德行来引导百姓，用礼制来整治他们，百姓有羞耻之心，而且能够归于正道。”老子说：“上等的德不自以为有德，因此才真正有德；下等的德不失去自以为有德的念头，因此没有真正的德。”法令越繁密，盗贼就越多。太史公说：“这些话确实正确啊！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却不是决定政治清明或混乱根源的东西。”从前天下的法网曾经很严密，然而奸诈虚伪逐渐兴起，到了极点，上下互相欺骗逃避，终于到了无法振作的地步。在那个时候，官吏治理政事就像救火时扬汤止沸，如果不是武力强健、手段严酷，怎么能胜任并感到痛快呢？那些谈论道德的人反而耽误了自己的职分。所以说：“审理诉讼，我也和别人一样；一定要做的，是使天下没有诉讼。”地位低下的人听到道，就大笑它，这并不是空话。汉朝兴起以后，削去棱角而使之圆转，砍掉雕饰而归于质朴，法网宽疏到连吞舟的大鱼也有漏网之处，而官吏的治理逐渐兴盛，不至于奸邪横行，百姓安定。由此看来，关键在于实行什么，而不在于形式本身。太史公所记载的酷吏，在汉武帝时期最多。可是这篇序先说秦朝任用酷吏，接着说到汉朝兴起，其中寄托的意味很深。《前汉书·西域传》赞 汉孝武帝时期，谋划制服匈奴，担心匈奴联合西域诸国、和南羌结党，于是巡视河曲，设置四郡，开通玉门关，打通西域，用来截断匈奴的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受到匈奴单于援助的阻断，因此远远逃走，漠南便没有了匈奴王庭。适逢文帝、景帝时期，国家清静无为、休养百姓五代，天下富足，财力有余，士卒战马强盛，所以能够因为看见犀牛、细布、玳瑁，便设置珠崖七郡；因为得到枸酱、竹杖的消息，便开通牂牁、越巂；因为听说有天马、葡萄，便打通大宛、安息。从此以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等珍宝充满后宫；蒲梢马、龙文马、鱼目马、汗血马充满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成群，在宫外苑囿中供养。各地奇异的物产从四面八方而来。于是大规模扩建上林苑，开凿昆明池，营造千门万户的宫殿，建立神明台、通天台，制作甲帐、乙帐等帐幕，陈列随侯珠、和氏璧。天子背靠绣有黼文的屏风，披着翠色被褥，凭着玉几坐在其中。设置酒池肉林，来宴请四方夷族的宾客；演出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等戏，以供观赏。至于贿赂馈赠、远方来献，万里之外都来奉献，军队出征的费用，更是数也数不清。等到用度不足，便对酒类、盐、铁实行禁榷，铸造白金，制作皮币，对车辆、船只、田租以及六畜征税。民力耗尽，财用枯竭，又加上灾荒之年，盗寇一齐兴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才开始出动，穿着绣衣、手持斧杖，在郡国中处决罪犯，然后才制服他们。因此武帝末年终于放弃轮台地区，并下达哀痛自责的诏书，难道不是仁圣之主所应悔恨的吗？况且通往西域，近处有龙堆，远处有葱岭，途中会发生身热头痛，还有悬度的险阻。淮南王刘安、杜钦、扬雄的议论，都认为这里是天地用来划分区域、隔绝内外的地方。《尚书》说：“西戎已经归于秩序。”大禹既然使西戎归于秩序，并不是靠皇上的威势强迫他们来进贡。西域各国各有君长，兵力分散而弱小，没有统一的统属；虽然隶属于匈奴，却彼此不亲附。匈奴能够得到他们的马匹、牲畜和毡毯，却不能统率他们共同进退；他们又和汉朝隔绝、路途遥远，得到他们没有益处，放弃他们也没有损失。盛大的德行在我方，不必从他们那里取得什么。所以自汉光武帝建武年间以来，西域各国思慕汉朝的威德，都乐于归附。只有小国鄯善、车师的边界逼近匈奴，还被匈奴拘束；而大国莎车、于阗一类，多次派使者到汉朝送来人质，请求设置都护、归属汉朝。圣上从远处观察古今，顺应时势的需要，对他们采取羁縻而不断绝关系的办法，推辞了他们的请求而没有答应。即使是大禹使西戎归于秩序、周公辞让白雉、唐太宗拒绝西域进献的宝马，其义理也都包括在这里了，又怎么能超过这种做法呢？这篇只是赞说西域，却把汉武帝奢侈的欲望和远大的谋略写得如同图画一般；汉高祖、汉文帝的高雅情调，含蓄包容，兼收并蓄，劝戒之意十分明显。范蔚宗终究有许多斧凿雕琢的痕迹，不能学到这种笔法。《前汉书·王莽传》赞 王莽最初以外戚身份起家，降低身份、努力修行来求取名誉，宗族称赞他孝顺，师友归附他、称许他仁爱。等到他居于辅政地位，在成帝、哀帝时期勤劳于国家，按照正道行事，动辄受到称赞，这难道就是所谓在家中必然闻名、在国中也必然闻名，表面上采取仁德的样子而行为却违背仁德的人吗？王莽本来没有仁德，却有奸佞邪恶的才干，又凭借四位父辈历代积累的权势，遇上汉朝中道衰微、国统三次断绝，太后又长寿而成为宗主，所以得以肆意施行奸恶，终于造成篡夺帝位的祸患。由此推论，这也有天时的因素，并不是人力单独造成的。等到他窃取帝位面向南方称帝，处在本不应据有的位置，颠覆的形势比夏桀、商纣还危险，而王莽却安然自得，以为黄帝、虞舜重新出现了。于是他开始任意暴虐，施展威势和欺诈，罪恶滔天、残害百姓，凶恶到了极点，毒害流遍中原，祸乱延及蛮貉地区，仍然不能满足他的欲望。因此四海之内喧嚣动荡，失去了安生乐业的心情；朝廷内外都愤怒怨恨，远近一同爆发，城池不能守卫，身体肢体般的国家四分五裂，终于使天下城邑变成废墟，坟墓被挖掘，祸害遍及百姓，连朽骨也受到牵连。从经书史传所记载的乱臣贼子、无道之人来看，考察他们造成的祸败，还没有像王莽这样严重的。过去秦朝焚烧《诗》《书》来树立自己的私议，王莽诵读六艺来文饰奸邪之言；他们走的是不同道路，却同样归于灭亡，都是亢龙气数已绝、非正常命运所能维持的紫色之服、蝇鸣之声、余分闰位，不过是圣王兴起前的驱除者罢了。司马迁作《项羽赞》，班固作《王莽赞》，都是千古绝唱。司马迁以疏放豪迈、简洁高远见长，班固以细密深沉、苍劲郁结见长，这也是因为他们各自的笔性如此。项羽起兵却没有成功，人们尚且有时为他惋惜；他坑杀秦军、杀害义帝，残酷暴虐已经很严重了。至于王莽的可憎可恶，又是项羽的数倍。班固写这篇赞，极力下了修饰润色的功夫。《古文雅正》卷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雅正》卷四 礼部侍郎蔡世远编纂 赐给冯异的敕书【建武二年】汉光武帝 三辅地区遭逢王莽、更始帝造成的动乱，又接连受到赤眉、延岑的残酷祸害，百姓陷于涂炭，没有可以依靠申诉的地方。如今的征伐，不一定要攻取土地、屠杀城池，关键在于平定局势、使百姓安居聚集而已。各位将领不是不勇猛善战，只是喜欢劫掠。你本来就能够统御官吏士卒，应当想到自我约束整饬，不要使郡县受到苦难。这是帝王的话，正如孟子所说：不喜欢杀人的人，才能统一天下。○这是用冯异代替邓禹。邓禹已经进入长安，却仍然不能制服赤眉，所以用冯异代替他。冯异到达后，邓禹又邀他共同作战，结果再次失败。邓禹回去后，冯异能够独自击败赤眉，最终使刘盆子投降。冯异不夸耀功劳，也不滥杀，又有战功，确实是中兴时期的贤将。○中兴时期的战功，昆阳之战的防守，有皇帝神灵般的授意；王郎的败亡，则有耿弇父子的力量。耿弇最为英武，又有平定刘永、张步的功劳。邓禹首先赞成大计，有平定关中的功劳；寇恂有运输粮饷的功劳；吴汉、来歙、岑彭等有平定陇、蜀的功劳。然而我最喜爱的是马伏波。伏波将军英俊豪爽而且有学问，只遗憾光武帝没有让他治理国家。比如平定交趾，如果能让他安定当地、安排耕种，使后世数代仍然遵守马将军的旧例，那么他的治理功绩应当超过寇恂了。伏波这个人，真是豪杰啊！赐给窦融的玺书【建武五年，窦融派使者奉上书信并献马，光武帝高兴，答复并赐下玺书】汉光武帝 诏令：兼任河西五郡大将军事、统辖属国都尉并劳心镇守边境五郡的将军：兵马精强，仓库有储备，百姓富足。对外可以挫败羌、胡，对内可以使百姓得到安定，威德流传远方，大家都怀着诚意彼此期待。道路隔绝阻塞，忧闷何时才能停止？长史所奉上的书信和献来的马匹都已经送到，我深深知道你的厚意。如今益州有公孙子阳，天水有隗将军，正值蜀、汉相互攻伐，权势掌握在将军手中。举足向左或向右，便会产生轻重不同的影响。这样说来，想同你交好，哪里还能够估量呢？各种事情都由长史所见、将军所知。帝王交替兴起，千年才有一次机会；如果想成就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事业，辅佐弱小的国家，就应当努力完成功业。如果想要形成三分鼎足的局面，实行连衡或合纵，也应当及时决定天下大势。我们没有合并，是因为我和你相隔在边远地区，并不是要彼此吞并的国家。如今议论此事的人，必定有想仿效任嚣、尉佗控制七郡的计策。帝王可以分封土地，却不应分割百姓，各自只求完成自己的事情罢了。应当和汉文帝给南粤王的玺书参照阅读。汉文帝仁厚浑朴而不显露，光武帝宽厚长者的气度中略微显出英明敏锐的气息；但二人足以使远方归服，这一点相同。汉文帝的文章没有修饰，这一篇却极其用心经营；但作为帝王的言语，二者是一致的。○曹子建《高光论》认为光武帝胜过汉高祖，这是正确的论断。汉高祖凭借智谋、任用权术，光武帝则是宽厚的长者；即使废黜郭皇后一事成为盛德的瑕疵，然而与酿成吕后之祸相比，差别仍然极大。石勒竟然尊崇汉高祖而把光武帝并列，只是因为光武帝能够驾驭、制伏群雄。《与公孙述书》【六年】汉光武帝 图谶说：“公孙就是汉宣帝；代替汉朝的应当是‘当涂高’。你难道就是‘高’的本人吗？竟又把掌上的文字当作祥瑞？王莽有什么值得仿效的？你不是我的贼臣乱党，只是仓促时势中的人，人人都想替你办事罢了，这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你的年岁已经过去，妻子儿女又弱小，应当早早为他们作出安排，这样可以免除忧患。天下这个神圣的权柄，不能凭武力强行争夺，应当留下来再三思考。” 内心宽恕而言辞严厉，笔锋带着风霜般的威力。○公孙述和隗嚣的军队失败、处境困窘时，光武帝仍多次下达亲笔书信，不忍心把他们彻底消灭，皇帝真是仁厚的人啊。○书信中有些话语言简洁而情意恳切。例如宋太祖时期讨伐北汉，刘钧回信说：“河东土地狭小，本来不足以抵挡中原；但我家世代都不是反叛者，只是勉强守着这里，大概是害怕汉氏的祭祀断绝吧。” 宋太祖怜悯他，所以直到刘钧在世时始终没有用兵。如今读这几句话，确实令人哀怜；否则宋太祖为什么不拿“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来回答呢？《答臧宫、马武诏》【二十七年】汉光武帝 黄石公记载说：“柔弱能够制服刚强，软弱能够制服强大。舍弃近处而谋求远方，会劳苦而没有功效；舍弃远方而谋求近处，会安逸而有长久的结果。所以说：一味追求扩大土地就会荒废，一心追求扩大德行就会强盛。保有自己已有的东西就能安定，贪图占有别人的东西就会残害他人。残害毁灭百姓的政治，即使一时成功也必然失败。如今国家没有良好的政事，灾害变故不断，百姓惊恐不安，人人不能自保，难道还要再到遥远的边境之外去用兵吗？”孔子说：“我恐怕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况且北方少数民族还很强大，而屯田和警备方面，传闻的事情往往有许多不实。假如真能举天下一半的力量来消灭大敌，难道不是最大的愿望吗？如果时机不合适，不如让百姓休息。保有仁爱之心，认识大局，爱护养育百姓，不去从事穷兵黩武的事情，因此逐渐造成建武、永平年间的盛世。这道诏书与汉武帝悔恨轮台之事相比，难道不正是预先堵塞烟囱、搬走柴薪的人吗？此后那些热衷于远征、谋求功名的人接连出现，逐渐发展到汉安帝初年，国家空虚耗损，百姓死亡；即使和熹太后把节俭作为原则，仍然不能平息羌人祸患，反而更加严重。回头想起这道诏书，简直像预先看到了后来的局势。○晋、宋南渡以后，都有不可共同存在的仇敌，不能忘记磨砺兵力、准备报仇的心意；但也必须先使内部积蓄充足，观察时机再行动。我凡是见到热衷于边疆功业的人，没有一个不失败、后悔的。南朝宋元嘉年间的事业衰败，是由于王玄谟等人北伐，导致六州萧条。宋代的贾似道以及两个赵姓皇帝，则是不自量力地挑起战争，从而加速了灭亡。战争难道可以轻易谈论吗？《祭祀明堂诏》【永平二年】汉明帝 现在正是时令美好、日子吉祥的时候，在明堂祭祀光武皇帝，使他配享五帝。礼仪已经完备，法定的礼器陈设齐全，音乐和谐，八音歌咏福祉，舞蹈表现功德。颁布时令，告诫群臣。事情结束后，登上灵台，观望天地元气，吹奏时律，观察万物的变化。群臣百官、藩国辅臣、宗室子孙、各郡奉上计簿，百蛮前来进贡。乌桓、濊貊都来助祭，单于的侍子、骨都侯也都陪列在位。这固然是圣祖功德所造成的。朕昏昧浅陋，却承奉大业，亲自执持圭璧，恭敬祭祀天地。仰望追思先帝，他受天命中兴汉室，拨乱反正，使天下安宁；封禅泰山，建立明堂，兴建辟雍，修筑灵台，弘扬大道，使它遍及八方。然而继承帝位的儿子没有周成王、周康王那样的资质，群臣也没有吕望、周公旦那样的谋略。朕在盥洗后进献爵酒，局促不安，只感到惭愧。素来性情顽钝鄙陋，遇到事情更加恐惧。所以君子心胸坦荡，小人总是忧惧不安。命令天下，除死刑以外，谋反、大逆等罪都一律赦免。百官长官，你们应当努力修治自己的职务，顺应施行时令，敬畏地奉行上天的意旨，以安抚亿万百姓。文辞既典雅庄重，内心又抑制而畏惧。汉明帝的治理教化很盛，胜过汉文帝；但汉文帝仁厚、恭敬、俭朴，天性却不是汉明帝所能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