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雅正卷五

译《隆中对》——《三国志》诸葛亮亲自在田野间耕作，喜欢吟咏《梁父吟》。他身高八尺，常常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当时的人没有谁认可他。只有博陵的崔州平、颍川的徐庶字元直同诸葛亮交好，认为确实如此。当时先主驻军新野，徐庶拜见先主，先主很器重他。徐庶对先主说：“诸葛孔明，是一条卧龙，将军难道愿意见他吗？”先主说：“你和他一起来吧。”徐庶说：“这个人可以亲自去拜访，却不能把他强行招来，将军应当屈尊亲自去看望他。”于是先主便去拜访诸葛亮，前后去了三次才见到他。先主于是屏退旁人，说：“汉室衰败，奸臣窃取权命，皇上蒙受风尘。我没有正确估量自己的德行和力量，却想在天下伸张大义；然而智慧和谋略短浅，于是事业屡遭挫折，到了今天。但我的志向仍没有停止，您认为应当采取什么计策呢？”诸葛亮回答说：“自董卓以来，豪杰纷纷起兵，占据州郡的多得数不清。曹操与袁绍相比，名望小、兵力少；但曹操终于能够战胜袁绍，由弱变强，不只是由于天时，也有人的谋划。如今曹操已经拥有百万大军，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这确实不能同他争强。孙权占有江东，已经历三代，地势险要而百姓归附，贤能之士也为他效力；这个势力可以同他结为援助，却不能谋取它。荆州北面据有汉水、沔水，南面直到南海，东面连接吴地，西面通往巴蜀，这是用兵的要地，可是它的主人不能守住，这大概是上天用来资助将军的地方，将军难道没有意图吗？益州地势险要，土地肥沃千里，是天然府库般的地方，高祖凭借它成就了帝业。刘璋昏庸软弱，张鲁在北面；百姓富足，国家富裕，他却不知道保全抚恤，贤能有才的人都希望得到明主。将军既是皇室后裔，信义闻名天下，广泛招揽英雄，渴望贤才如同口渴求水。如果能跨有荆州、益州，守住它们的险要地势，向西同各部族讲和，向南安抚夷越，对外同孙权结好，对内修明政治；天下一旦发生变化，就命令一名上将率荆州军队进攻宛、洛，将军亲自率益州军队从秦川出兵，百姓谁敢不带着箪食壶浆来迎接将军呢？果真如此，霸业就可以成功，汉室也可以复兴了。”先主说：“好。”从此先主同诸葛亮的感情日益亲密，关侯、张飞等人很不高兴。先主解释说：“我有了孔明，就像鱼有了水，希望诸位不要再说了。”关侯、张飞二人才停止议论。孔明起初同颍川的石广元、徐元直、汝南的孟公威等人一起游学，没有人看得出他的抱负。有一天，他对三人说：“你们三人都可以做到刺史、郡守。”有人问孔明本人将达到什么地位，孔明只是笑而不答。唉，他的谋划和规模真是宏大深远啊！《隆中对》时，他年仅二十六岁，却已经把天下大势看得如此清楚。后来先主没有完全采用他的话，因而失去了荆州并断绝了与孙权的关系。孔明没有成功，是天意如此。忠武侯和范文正公，都是年轻时便把治理天下视为己任的人；不过一个读书只粗略地看大意，不求深入理解；另一个五年中衣带不解，夜里有时昏沉懈怠，便用水浇脸使自己清醒。读书人应当把这两种情况对照来看，自然会有所收获。孔明读书虽只粗略地看大意，但他曾说：“学习必须心境宁静，才智必须依靠学习。不学习就无法增长才智，不宁静就无法完成学业。”这是多么讲究体察和防范啊！只是不做那种只供口头和耳朵记诵的学问罢了，粗疏浮浅的人怎么能拿这句话作借口。

译《游说孙权》——《三国志》先主到了夏口，诸葛亮说：“事情紧急了，请允许我奉命向孙将军求救。”当时孙权率军驻扎在柴桑，诸葛亮游说孙权说：“天下大乱，将军起兵，占据江东；刘豫州也在汉水以南收集军队，同曹操争夺天下。如今曹操铲除大患，局势大致已经平定，于是攻破荆州，威震天下，英雄无处施展武力，所以豫州逃到这里。将军应当量力而行：如果能够凭吴越的军队同中原抗衡，不如早点同曹操断绝关系；如果不能抵挡，为什么不收起兵器、束好铠甲，面向北方侍奉他呢？现在将军对外假托服从的名义，内心却怀着犹豫不决的打算，事情紧急却不能决断，灾祸很快就要来了。”孙权说：“如果像您说的这样，刘豫州为什么不干脆侍奉曹操呢？”诸葛亮说：“田横不过是齐国的壮士，尚且守义而不受辱；何况刘豫州是王室后裔，英雄气概盖世，众多士人仰慕他，如同水流归入大海。假如事业不能成功，那是天意，怎么能再居于人下呢？”孙权勃然变色说：“我不能把整个吴地和十万军队交给别人控制，我的主意已经决定了。除了刘豫州，没有人可以抵挡曹操；但是豫州刚刚战败，怎么能抵挡这样的灾难呢？” 诸葛亮说：“豫州的军队虽然在长坂战败，如今归还的战士以及关某的水军精锐共有一万人，刘琦集合的江夏战士也不少于一万人。曹操的军队从远方赶来，已经疲惫不堪；听说在追赶豫州，轻装骑兵一天一夜奔走三百多里，这正是所谓强弩射出的箭到了末端，连鲁地的薄绢也穿不透。兵法因此忌讳这种情况，说：‘一定会使上将军受挫。’况且北方人不习惯水战，荆州归附曹操的百姓，也只是迫于军势，并非真心服从。如今将军如果确实能命令猛将率领数万军队，同豫州协同谋划、合力作战，必定能击破曹操的军队。曹操军队一旦被击破，必然向北撤退；这样一来，荆州和吴地的势力就会增强，鼎足而立的形势便形成了。成败的关键，就在今天。”孙权非常高兴，立即派遣周瑜、程普、鲁肃等率水军三万人，跟随诸葛亮去见先主，合力抵抗曹公。当时曹操军队的情况，孔明提出了三点，公瑾筹划了四个祸患。然而孔明实际上比公瑾考虑得更周密，为什么呢？马超当时还没有立即产生异心，曹操难道会把这件事当作回头顾虑吗？至于马匹没有草料、士兵多生疾病这两件事，用“不习水战”四个字就足以概括了。孔明认为曹操的军队是疲惫之众，荆州百姓是怀有二心的士卒；用疲惫之众驾驭怀有二心的士卒，再让他们在一向不习惯的水战中作战，所以说必定能击破曹操。公瑾文武兼备，筹谋谋略，是万人中的英才；但是同孔明相比，他的智略大小究竟如何呢？《与法正论治蜀》——诸葛亮 您只知道其中一点，还不知道另一点。秦朝由于无道，政令苛刻、百姓怨恨，一个平民高声呼喊，天下便土崩瓦解。高祖顺应这种形势，才能广泛成就事业。刘璋昏庸软弱，自刘焉以来，累世都有旧恩；文法宽缓，彼此承袭奉行。恩德政治没有施行，威严刑法不能整肃，蜀地士人便专权放纵，君臣之道逐渐衰败。用官位宠幸他们，官位到了极处，他们就轻慢；顺从他们、施以恩惠，恩惠耗尽，他们就怠慢。造成弊病，实在就在这里。我现在用法律威慑他们，法律得到执行，他们就知道感恩；用爵位限制他们，爵位加授，他们就知道荣耀。荣耀和恩德同时施行，上下各有节制，治理国家的关键，就在这里显现出来。子产、孔明都是千古以来的大人物，他们忠诚奉国、综合考核名实，也大致相似，只是所处的地方不同。子产局限于小国，没有可以施展手脚的地方；孔明处在魏国僭越之时，正义的声名显著，千年之后仍更令人敬仰。这篇文章应当同《子产与子太叔论政》参看。《正议》【当时魏臣华歆、王朗等人写信给诸葛亮，陈说天命和人事，要他举国称藩；诸葛亮没有答复，作《正议》】诸葛亮 从前项羽起兵，不是由于德行；虽身处华夏，掌握帝王的形势，最终还是被置于汤镬之中，成为后世永远的戒鉴。魏国不能审慎地吸取教训，如今又走上了这条路。能够保全自身已经是幸运，应该把戒惧留给子孙。你们几位都已年老，却还承接伪朝的诏旨来进献书信。难道像崇竦那样称颂王莽的功业，也将被逼入大祸，只求苟且免死吗？从前世祖凭借旧有根基创立事业，率领几千疲弱士卒，在昆阳郊外摧毁莽军四十多万。依靠正道讨伐淫乱，不在于人数多少。到了孟德，凭借诡诈取胜的力量，率领数十万军队到阳平救援张郃，形势穷困、心生悔恨，仅仅能够自行脱身，使那支精锐军队蒙受耻辱，终于丧失汉中之地。他深知帝位不可妄取，回军尚未到达，便因中毒而死。子桓放纵淫逸，接着又发动篡夺。即使你们几位大肆施展苏秦、张仪式的诡辩邪说，进献诬蔑唐尧、讥刺夏禹和后稷的言辞，也只不过是白白损耗文采、劳烦笔墨罢了。这是大人君子所不做的事。军中戒令又说：‘万人都抱定必死之心，便可以横行天下。’从前轩辕氏整顿数万士卒，制服四方，安定天下。何况如今凭数十万军队，据守正道而临敌，有罪的人难道还能抵挡抗拒吗？大义如日月星辰般光明，言辞严厉如斧钺，却用羽扇纶巾般的风流气度表达出来。诸葛先生，果然是名士。《前出师表》——诸葛亮 先帝创业还没有完成一半，就中途去世了。如今天下分成三国，益州疲敝，这确实是国家危急、存亡决定的时刻。然而宫廷内侍奉守卫的臣子毫不懈怠，边境外忠诚有志的将士舍生忘死，大概都是追念先帝的特殊待遇，想要报答给陛下的缘故。陛下实在应当广泛听取意见，以发扬先帝遗留下来的德行，振奋有志之士的气节；不应当妄自菲薄，说话失去恰当的义理，以致堵塞忠臣进谏的道路。宫中和府中都是一个整体，提升、惩罚、表彰、贬斥，不应当有所不同。如果有人作奸犯科，或做了忠诚善良的事，都应当交给有关官员评议其刑罚或奖赏，以显示陛下公正清明的治理；不应偏袒徇私，使宫内和宫外采用不同的法令。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都是善良诚实的人，志向和思虑忠诚纯正，因此先帝选拔他们留给陛下。我认为宫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当拿来向他们咨询，然后再施行，一定能够弥补缺失，取得更多益处。将军向宠，性情品行善良公正，通晓军事，过去任用他时，先帝称赞他“能干”，因此群臣商议推举向宠做中部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情，都应当拿来向他咨询，一定能使军队上下和睦，优劣各得其所。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先汉兴盛的原因；

译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同我谈论这件事，没有一次不对桓帝、灵帝感到叹息和痛心。侍中、尚书、长史、参军，都是坚贞贤良、愿意为节义而死的臣子，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盛就可以数着日子等待了。我本来是平民，亲自在南阳耕作，只想在乱世中苟且保全性命，不求在诸侯中闻名显达。先帝不因我身份低微、见识浅陋，反而屈尊亲自三次到草庐来拜访我，向我询问当时的天下大事；因此我受到感动，便答应先帝为他奔走效命。后来遇到失败，在军队溃败之际接受任命，在危难之间奉行使命，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我谨慎，所以临终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接受遗命以来，我早晚忧虑叹息，担心不能完成托付而损害先帝的英明；因此五月渡过泸水，深入荒僻不毛之地。如今南方已经平定，武器装备已经充足，应当奖赏并率领三军，向北平定中原；希望竭尽我低劣的才能，铲除奸凶，复兴汉室，迁回旧都。这是我报答先帝、效忠陛下的职责。至于斟酌事情的得失、进献毫无保留的忠言，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的责任。希望陛下把讨伐贼寇、复兴汉室的成效交给我；如果没有成效，就治我的罪，以告慰先帝的英灵。如果没有发扬德行的进言，就责罚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慢，以彰明他们的过错。陛下也应当亲自谋划，来询问治国的良策，审察并采纳正直的言论，深切追念先帝的遗诏。我承受的恩德实在无法胜任感激之情。如今将要远行离开，面对这篇表章眼泪直流，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应当看看他引导君主走向正道、任用人才时所作的安排，件件都周密详尽，所以说他谨慎。殷深源一类人就不用说了。张魏公当时忠肝义胆，并非不光明激烈；他是否也曾有过这样安排得当的时候呢？安溪先生曾说：“看‘南方已定，甲兵已足’这几句话，不免流露出骄矜之辞，所以才有街亭的挫败。” 即使是舜在当时，也自以为自己的德行没有亏欠，所以才有有苗的叛逆。先生这样说，并不是敢于轻率议论圣贤。因为《尚书》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逊会得到益处。”孔子说：“始终保持戒惧，关键在于没有过失。”这句话从上到下都适用。近代有评论有苗这一节说：“舜在历山耕作时，只知道自己有罪，所以即使是顽固愚昧的人也能被感化；到了征讨有苗时，只知道有苗可以讨伐，所以不免发生违抗命令的事。”这话看得极为细致。唉，圣贤尚且如此，处在下一等的人，若不时时刻刻努力严厉地戒惧，怎么可以有片刻懈怠呢？考察《蜀志》诸葛亮本传和向朗传，关于军营中的事情，下面都没有“事情无论大小”这一句。陈承祚根据当时上呈的文集编定此文，《文选》正同现在的文集一样有这一句，似乎是后人增添的。本传中的“损益”，《文选》依董允传作“规益”；如果没有“兴德的言论”这一句，诸葛亮本传也没有。《文选》参用了董允传，今天仍旧保留它。《后出师表》——诸葛亮 先帝考虑到汉贼不能两立，帝王事业不能偏安一隅，所以把讨伐贼寇的任务托付给我。凭先帝的明察，衡量我的才能，他本来就知道我军力弱而敌人强大。但如果不讨伐贼寇，帝王事业也会灭亡；只是坐等灭亡，和讨伐它相比哪一个更好呢？因此他把任务托付给我而不疑虑。我接受命令那天起，睡觉不能安稳，吃饭也没有滋味，思考北伐时，认为应当先进入南方，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两天合并吃一顿饭。我并不是不爱惜自己，只是考虑到帝王事业不能在蜀都偏安而保全，所以冒着危难来奉行先帝的遗志。可是议论的人认为这不是良策。如今贼寇正疲于西方，又忙于东方，兵法说应当乘敌疲劳，这正是进军的时机。谨把事情陈述如下：高帝英明，光明如日月；谋臣的谋略深远，但仍曾经涉险受伤，处于危境之后才获得安全。如今陛下比不上高帝，谋臣也不如张良、陈平，却想凭长远谋划取胜，坐等天下平定，这是我不明白的第一点。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谈论安危、谋划计策，动不动就援引圣人；群臣疑虑满腹，众多困难堵塞胸中，今年不作战，明年不出征，使孙权坐大，最终兼并江东，这是我不明白的第二点。曹操的智谋远远超出常人，他用兵仿佛孙武、吴起；然而他在南阳受困，在乌巢遇险，在祁连陷于危境，在黎阳受到逼迫，几乎在北山败亡，差点死于潼关，这以后才暂时假装安定罢了。何况我的才能低弱，却想不经历危险就平定天下，这是我不明白的第三点。曹操五次进攻昌霸而不能攻下，四次越过巢湖而没有成功；任用李服，李服却谋害他；委任夏侯，夏侯却失败灭亡。先帝常常称赞曹操能干，他尚且有这些失误，何况我这样驽钝低劣的人，怎么能保证取胜呢？这是我不明白的第四点。自从我到汉中，中间不过一年，但已经损失了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人，以及曲长、屯将七十多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多人。这些都是几十年间从四方聚集来的精锐，并非一个州所有。如果再过几年，损失就会达到三分之二，那时拿什么来谋划对付敌人呢？这是我不明白的第五点。如今百姓困穷，军队疲惫，而战事又不能停止；既然不能停止，停留和出征所耗费的劳力财物正好相等，却不趁现在谋取胜利，反而想凭一个州的土地同贼寇长期相持，这是我不明白的第六点。难以平定的，是事情本身。过去先帝在楚地使军队战败，那时曹操拍手称快，以为天下已经平定；后来先帝向东联合吴越，向西攻取巴蜀，起兵北伐，夏侯授首。这是曹操错误的谋划，而汉室的事业将要成功了。后来吴国又违背盟约，关某遭到惨败，秭归失利，曹丕称帝，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很难预先料到。我将恭敬谨慎地竭尽力量，死而后已。至于成败、顺逆，不是我的明智能够预先看见的。前表气势较为雄健，有吞并曹魏之心；后表反复晓谕多方，只是要用死来成就事业。诸葛公在这个时候也知道事情很难办，却不得不这样做。程子说：“《出师表》同《伊训》《说命》相互表里；读它的文章，足以同天地日月一起长存。” 管仲、诸葛亮常被并称，两人的才能也不相上下。至于他们治理国家，有人认为管仲偏重功利，诸葛亮则近于礼乐之治。这里面似乎也有区别，只是两人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管仲当时不敢取代周天子而自立为君，是迫于大义；想要使齐国成为诸侯霸主，已经没有别的办法，最终也就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诸葛亮凭借义理直言进谏，只用一条鞭子来论说形势。管仲做事顺手，诸葛亮却费力；就情势而言，管仲曲折周旋，诸葛亮则直接严正。《谏绝孙权》【孙权称帝，他的群臣以两位皇帝并尊为名义来告知诸葛亮；议论者认为名分体制不合，应当显明正义，断绝同孙权的 盟好。诸葛亮上疏说】——诸葛亮

译孙权怀有僭越叛逆之心已经很久了，国家之所以暂且忽略他的罪过，是为了寻求犄角相援的形势。如今如果公开同他断绝关系、结成仇敌，对我们一定很不利；我们必须把军队调到东面驻防，同他较量，必须兼并他的土地，才谈得上进取中原。他那里贤才还很多，将相和睦，不是一天就能平定的。军队停下来相持，坐等年老，使北方贼寇得到机会，这不是上策。从前孝文帝对匈奴使用谦卑的言辞，先帝优厚地同吴国结盟，都是顺应权宜变化、从长远利益考虑，并不是同普通人的意气之争相比。如今议论者都认为，孙权有利于鼎足而立，不能同我们合力，而且志愿已经满足，没有继续进取的心。这些推断都似是而非。为什么呢？因为双方智力不相等，所以孙权只能凭长江自守。孙权不能越过长江，就像魏贼不能渡过汉水，并不是力量有余而不取利益。如果大军前去讨伐，他上面应当分割土地以作日后谋划，下面应当掠取百姓、扩大疆土，在内部显示武力，不会只是坐着不动。如果能使他不动兵而同我们和睦相处，那么我军北伐就没有向东顾虑的忧患，河南的军队也不能全部向西，这种利益已经很深了。孙权僭越的罪行，不宜公开揭露。他如果确实遵守隆中时所定的策略，向东同吴国和好，防守的主张，先主只是不能忍受这一点，所以才被陆逊羞辱击败。《答李严书》【李平起初名叫严，曾写信给诸葛亮，劝诸葛亮应接受九锡、进爵称王；诸葛亮答复他】诸葛亮 我同您相知已经很久了，难道还需要再向您解释吗？您正用光耀国家的话教诲我，又以不要拘泥常规的道理来告诫我，所以我不能默默地不作答。我本来是东方的下士，承蒙先帝误加任用，官位已经到了人臣的极点，俸禄赏赐也已经极为丰厚。如今讨伐贼寇还没有成效，知道自己还没有报答先帝，却反而要享受齐、晋那样的尊荣，坐在那里自我抬高，这不合乎道义。如果能够灭掉魏国、斩杀曹叡，使皇帝回到旧都，我同诸位一起升迁；即使十命之赏也可以接受，何况九锡呢？” 这番话出于真挚的内心，也足以使僚属惭愧并受到激励。诸葛公的一封短札，千年之后仍然令人心动，何况亲身承受他教诲的人呢？《与李丰教》——诸葛亮 我同您的父亲共同竭力来辅助汉室，这是神明所听见的，不只是人们知道而已。上表请求都护统领汉中，把您委任在东关，并没有同别人商议。原以为至诚之心能够感动人，始终可以保全，哪里料到中途发生变故呢？从前楚国的卿大夫屡遭贬黜，也终于能够恢复。思考正道，福分自然会来，这是自然的规律。希望您宽慰都护，勤勉地追悔先前的过失。如今虽然解除职务，家产和事业失去了原来的状况，但奴婢、宾客还有一百几十人。您以中郎参军的身份居于府中，同同类相比，仍然算是上等人家。假如都护想要背弃原先的心意，您还能同公琰推心置腹地共事吗？过去的事情可以重新沟通，失去的也可以重新恢复。请详细思量这番告诫，明白我的赤胆忠心。面对这封信长声叹息，也只有流泪罢了。诸葛公句句刺入人的心骨，李严在他死后悲伤不已，也是理所当然。读到“使后人不能这样做的缘故”一句，有心之人仍然会为之流泪。《与群下教》——诸葛亮 参与署理政务，是为了集中众人的思考，扩大忠诚和益处。如果因为顾忌小嫌隙而不敢彼此反驳纠正，政务就会荒废、缺失而受到损害。能够相互反驳而得到正确结论，就如同丢弃破旧的鞋而获得珠玉。然而人的心思很难完全做到这样，只有徐元直处在这种情况下而不迷惑。董防宰参与署理政务七年，事情有做得不够的地方，甚至反复十次前来告知我。假如都能仰慕徐元直的不迷惑、董防宰的勤勉，在国家事务上尽忠，那么我诸葛亮就可以少犯过错了。又 起初，我同州平交往，他多次谈论事情的得失；后来同元直交往，他勤勉地提出启发和教诲；先前在防宰手下任参军时，防宰每次发言都把意见说尽；后来在伟手下任从事，他多次劝谏制止。虽然我的资质性情鄙陋昏暗，不能全部采纳他们的意见，但我同这四个人始终友好相合，也足以表明我并不怀疑直言。读了这篇文章，就知道刚愎自用的人，不只是品德有问题，也同才智短浅有关。司马公和诸位贤者对介甫苦口婆心地劝谏，而介甫不能采用；他们在器量上的差距，难道不是很远吗？《自表后主》——诸葛亮 我私下想到自己天性笨拙正直，正逢时局艰难，兴兵北伐，却没有取得全部成功。哪里料到疾病已经深入膏肓，生命转眼将要终结。我恭敬地希望陛下清心寡欲，约束自己、爱护百姓，把孝道发扬给先君，在天下施布仁爱之心，提拔隐逸之士来进用贤良，屏退贬黜奸邪谗佞来淳厚风俗。我家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的衣食自然有余。至于我在外任职，没有另外的安排，随身的衣食全都仰赖官府，不另行经营产业来增加一点财产。如果我死的时候，不能使家中有多余的绸帛、外有剩余的钱财，那就是辜负陛下。等到他去世后，果然同他所说的一样。以诸葛公的才能，到了谈论自我评价时，也只说自己谨慎；他的遗表为自己表明心迹，也只说自己清廉。由此可知，心思粗疏、意气浮躁的人，做不了多少事业；而贪利之心没有断绝的人，最终总会归入小人一类。考察诸葛公执掌国政已经很久，专权在外，恐怕免不了被平庸的君主怀疑，而且谗言离间也容易产生，所以诸葛公特意说到这件事。如果面对昭烈帝，他一定不会说出这番话。考察本传，成都有桑树的记载从“起”字开始，前面没有这一段；现在的文集却有。《上诸葛亮文集表》——陈寿 臣陈寿等上言：臣先前任著作郎、侍中、领中书监济北侯臣荀勗、中书令关内侯臣和峤上奏，命臣编定故蜀丞相诸葛亮的事迹。诸葛亮辅佐危弱的国家，凭借险阻不向魏国称臣，然而仍然保存记录他的言论，不忍使善言有所遗漏。这确实是大晋光明至高的德行，恩泽无边，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同类。臣谨删除重复内容，按类别编排，共二十四篇，篇名列在后面。诸葛亮年轻时就有超群的才华、英武称霸的器度，身高八尺，容貌十分伟岸，当时的人都感到惊异。他遭逢汉末动乱，跟随叔父诸葛玄到荆州避难，亲自在野外耕作，不求闻名显达。当时左将军刘备认为诸葛亮有非凡的器量，于是三次到草庐拜访。诸葛亮深深认为刘备姿态雄伟、才华出众，于是解开衣带、写信表明诚意，同他深厚地结交。等到魏武帝南征荆州，刘琮把全州交出投降，而刘备失去优势，兵少势弱，连立锥之地都没有。诸葛亮当时二十七岁，于是提出奇策，亲自出使孙权请求援助。吴主孙权早已敬服仰慕刘备，又看到诸葛亮奇异高雅，非常敬重他，立即派遣三万军队帮助刘备。刘备得到这支军队，能够同魏武帝交战，大败魏军，乘胜攻克并平定江南，之后又向西攻取益州；益州平定后，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万人〕

译刘备称帝，任命诸葛亮为丞相，录尚书事。刘备去世后，继位的儿子年幼软弱，事情无论大小都由诸葛亮专断。于是对外联合东吴，对内平定南越，制定法律、施行制度，整顿军队；工匠器械和各种技术，都追求做到极致；法令教化严明，赏罚一定兑现，没有恶行不惩罚，没有善行不显扬，以至于官吏不能容纳奸邪，人人都怀有自我奋勉之心，道路上遗失的东西无人拾取，强者不侵犯弱者，风俗教化严肃清明。当时诸葛亮平素的志向，是进则如龙腾虎视，包举四海；退则跨越边疆，震动天下。他又认为自己死后，便不会再有人能够踏入中原、同上国抗衡，因此用兵不能停止，屡次显示武力。然而诸葛亮在治理军队方面才干较长，在奇谋方面有所不足；治理百姓的才能优于将略，而他所面对的敌人有时又是人杰，加上兵力多少不相等、攻守形势不同，所以虽然连年动员军队，仍未能取胜。从前萧何推荐韩信，管仲举荐王子城父，都是估量自己所长、知道不能兼具各种才能的缘故。诸葛亮在政务治理方面的器能，大概也同管仲、萧何相当；但当时没有王子城父、韩信那样的名将，所以使功业逐渐衰落，大义不能完成吗？大概是天命有所归属，不是智慧和力量所能争取的。青龙二年春，诸葛亮率军从武功出兵，分兵屯田，为长期驻守打下基础。那年秋天他病逝，百姓追念他，把他的事迹作为口头谈资；直到今天，梁、益两地的百姓谈起诸葛亮，话语仍仿佛在耳边。即使是甘棠树下歌咏召公、郑国人歌唱子产，也没有什么可以远相比的。孟轲说过：“用使百姓安逸的方式役使他们，即使劳苦也不怨恨；用使百姓生存的方式杀人，即使死了也不愤怒。”确实如此！评论者有时奇怪诸葛亮的文章辞采不华美，却过于反复周详。我认为，咎繇是大贤，周公是圣人；考察《尚书》，咎繇的谋议简略而雅正，周公的诰令繁复而详尽。为什么呢？因为咎繇同舜、禹共同议论，周公却同群臣宣誓，所以不同。诸葛亮所交谈的，都是众多普通人，因此他的文章旨意不能达到深远。然而他的声教和遗言，都经过办事和综理事务的实践，公正诚实的心意显现在文字中，足以了解他的思想义理，也有助于当代。伏惟陛下超越古代圣贤，胸襟荡然、毫无忌讳，所以即使敌国诽谤的言论，也任其尽情陈说而不加改易避讳，用来彰明通达广大之道。谨谨慎慎地抄录上呈著作郎臣陈寿，诚惶诚恐，叩头叩头，死罪死罪。我向来敬爱仰慕诸葛公。凡是诸葛公的文章以及序论，我都爱读玩味，舍不得放下。何况这篇文章竭力表彰他，抑扬顿挫、曲折有致，尤其是千古以来的优秀文章。考察陈承祚对于诸葛公，反复感叹，推崇阐扬，已经不遗余力了。可是《晋书》的传记中，有人认为诸葛公的将略不是长处，没有应敌的才能，评论者因此轻视他。到了唐代裴晋公、孙可之，仍沿袭这种说法。他们不知道，敌国史臣的立场，本来就应当如此。至于把《出师表》未能实现的原因也一并追根究底，这同杜甫流泪满襟、李商隐遗恨无穷有什么不同呢？只有吕东平的《庙记》说，可惜诸葛公才力有余而见识未能达到，所以不免受到小人的撼动。《代刘弘祭诸葛武侯文》——李兴 天子命令我来到沔水之北，听着战鼓，长久追思，希望承接前代圣贤遗留下来的光辉；登上隆山远望，经过诸葛武侯的故乡。神异之物总能顺应时机，大器之才没有固定的形式，通达之人没有滞碍，崇高的德行也不拘常态。所以谷风吹起，驺虞便长啸；云雷升腾，潜藏的鱼龙便飞跃。挚从三次聘请中脱去布衣，尼父得到征召便提衣而行；管仲受命后如豹变，子贡感激而回到庄公之处；徐生的奇异胜过摘宝，卧龙从深藏中被释放出来；刘氏有倾盖相交的礼遇，赞美您的德行周全。一个人有知己的君主，就会有竭尽生命效命的贤臣；所以您为我汉室分立三足鼎立的形势，跨越并控制边疆，同北方抗衡，驰骋于魏国强敌之间。英伟啊，您独自蕴含上天的灵气，难道是神的精华，难道是人的精英？您的思虑多么深远，您的德行多么清纯！身处不同时代却心意相通，遗憾不能同时出生。推想您的八阵图，孙武、吴起也不能相比；木牛的奇巧，大概也是鲁班般的神工；神弩的功效，是何等微妙？千口水井整齐砌筑，又是何等秘密精巧？从前颠夭，有声名却少事迹，谁能同我们相比？良好的谋略、奇妙的计画，臧文仲死后仍因言论被称道，却还不如您言行都得到验证。夷吾反复于尊位之前，乐毅未能终其功业，哪里能同您相比？您明智而谦冲，临终接受托付；谦让超过许由，背负屏风而治理政事；百姓的言论不流于怨叛，刑罚公正超过郑国，教化美盛胜过鲁国。蜀地百姓知道羞耻，黄河、渭水一带安定太平；若不是皋陶，便是伊尹，哪里能同管仲、晏婴相比？难道只是圣明的宣王慷慨而多次叹息吗？从前您隐居占卜，只选择这座宅舍作为仁智之人居处的地方，难道能没有规划吗？日月运行，时光终将陨落，谁能不死？可贵的是留下遗范。只有您的功勋，能改变风俗而流传后世；歌咏您遗留下来的典章，懦弱的人也将受到激励。多么久远，多么辽阔，您的规范多么卓越。凡是像您这样的人，实在难以穷尽述说。从前我们相隔万里、道路不同；今天我来到这里，面对您的故墟。汉高祖的魂归于丰沛，太公死后五世还能返回周地；我想象着幽魂仿佛还在，希望您的声影仍有余存。如果魂魄有知，难道会知道这些吗？距离诸葛公去世还不久，人们就这样推尊他，可见他的明德已经流传得很远了。《驳诸将田地议》——赵云 霍去病曾说，匈奴没有灭亡，不能置办家业。如今国家的贼寇还没有消灭，不只是匈奴还不能求得安定；必须等天下完全平定，各人都返回桑梓、回乡耕种，才是合宜的。益州百姓刚刚遭受战争，田地住宅都可以归还给他们，让他们安居复业，然后征发赋役，才能得到他们的欢心。子龙亲身经历百战，从未失败。考察阅读这篇文章，就知道他忠诚以奉事君上，廉洁以自我修养，是纯粹的忠臣。《谏征孙权》——赵云 国家的贼寇是曹操，不是孙权。况且先灭掉魏国，吴国自然会服从。曹操本人虽然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曹丕篡夺帝位，应当趁着众人的民心，尽早谋取关中，占据黄河、渭水上游，以讨伐凶逆。关东义士一定会裹粮备马，迎接王师。不应当放过魏国，先同吴国交战。兵势一旦交锋，就不能很快解脱。这同孔明是同样的高见，蜀汉总是因为这一点而误了大事。先主去世以后，后悔也已经晚了。《管宁安论》——傅玄 管宁说，衰乱之时，世上有很多人妄自改变氏族，违背圣人的制度，也不合乎依礼命名姓氏的本意，所以撰写《氏姓论》来探究世系的根本。他的文章大多没有流传下来，但每当所居之地有姻亲、相知、旧友、邻里陷于困穷，即使家中的储藏还不满一担一石，也一定分给他们以资助救济。同别人的儿子说话，就教导他孝顺；同别人的弟弟说话，就教导他友爱兄长；谈到臣下，就教诲他忠诚。他容貌十分恭敬，言语十分和顺；观察他的行为，远远觉得仿佛不可企及；接近他，却觉得他和乐融融，十分柔和温厚。他根据事情来引导人走向善道，所以受他逐渐感化的人，没有不改变的。管宁去世，天下无论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听到消息后没有不叹息的。他醇厚的德行所产生的感召，难道不是达到这样的极致了吗？

译管宁的事业没有完整地显现出来，只有潜藏的德行高过千古。这篇议论阐扬了他的心意，道理在本传中已经完备。他撰写《氏姓论》，并不是不能写其他论著，而是遭逢时局艰难，沉默本身足以容身。唐代陆忠宣、宋代赵忠简，遭到废黜斥退后，才以医方自娱；《氏姓论》难道不比医方更高明吗？此后晋朝兴起，十分重视门阀，又未必不是这篇论著有所启发。这里不说“同臣下说话”，而说“谈到臣下”，是为了表明他从未同身居官职的人谈论这些，只是同亲友邻旧交谈时偶然说到臣道罢了。东汉自从严子陵在富春抗守节操以来，处士中志向高尚、品行敦厚的人最多，如黄叔度、徐孺子、郭有道、管宁，尤其是其中的杰出者。晋代有陶靖节；唐代士人多争相求取进身，所以著名的隐士很少。宋代则以陈希夷、徐仲车最为杰出，邵康节是名儒，又高出一层。《求存问亲戚疏》——曹植 我听说，天被称为高，是因为没有什么不能覆盖；地被称为广，是因为没有什么不能承载；日月被称为明，是因为没有什么不能照耀；江海被称为大，是因为没有什么不能容纳。所以孔子说：“尧作为君主多么伟大啊！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天的德行对于万物，可以说是广大无边。大概尧施行教化，先亲近后疏远，由近及远。他的传文说：“能够明察崇高的德行，以亲爱九族。”九族和睦以后，再平治并辨明百姓。到了周文王，也推崇这种教化。他的诗说：“先施教于自己的妻子，再推广到兄弟，以此治理家庭和国家。”因此社会和睦肃穆，《国风》中的诗人歌咏了他。从前周公哀悼管叔、蔡叔不能和谐，于是广泛分封有美德的亲属，用来藩卫屏护王室。传文说：“周王室的宗族盟会中，异姓诸侯排在后面。” 这实在是骨肉之间的恩情，虽有爽直之处却不相离；亲爱亲族的道义，也确实在于敦厚坚固。没有只讲道义却后来背弃君主、只讲仁爱却遗弃亲人的道理。伏惟陛下具备唐尧帝的钦敬明察之德，体行周文王小心恭敬的仁德，恩惠遍及后宫，恩泽显耀于九族。诸侯和百官轮流休息、递次入朝，执政之臣不废弃公朝之职，臣下的情意也能在私室中得到舒展。亲属相理之路得以畅通，庆贺吊慰之情得以表达。实在可以说是以宽恕自己之心治理他人，推行恩惠、施加恩德了。至于臣，亲属关系的道路已经断绝，在圣明时代却遭禁锢。臣私下自我伤感，也不敢有过分的奢望，只求交结同气之亲，修明人事，叙理人伦。近来连婚姻嫁娶也不得相通，兄弟彼此隔绝，吉凶的问候被阻塞，庆贺吊慰的礼节废弃。恩亲之情的违背，比路人还严重；隔绝疏远的差异，比胡人与越人还悬殊。如今臣受一概禁制的约束，永远没有入朝觐见的希望。至于臣把心思寄托于皇极，把情感结系于宫门，神明是知道的。然而这是上天造成的，又能说什么呢？退而思量，诸王常常都有“戚戚具尔”的亲亲之心，愿陛下慨然下诏，使各国在四时节日都能互相庆贺问候，得以表达骨肉间的欢爱恩情，成全亲亲怡怡的笃厚道义。妃妾之家，也能每年互通膏沐等馈赠。使诸王宗亲与贵族同样遵行亲亲之义，与百官同等享受恩惠。这样，古人所感叹的、风雅诗篇所歌咏的情义，就又能存在于圣明的时代了。臣私下反复省察自己，实在没有尺寸之长。可是看陛下所擢用授官的人，若把臣当作异姓之人来衡量，臣私自估量，才干也并不在朝士之后。若能辞去远游，戴上武弁，解下朱绶，佩着青绂，担任驸马、奉车之职，赶快取得一官半职，安居京城，执鞭执笔，出行随从华盖，入内侍奉车驾，承答圣上的询问，在左右拾遗补缺，这就是臣赤诚的最大愿望，也是梦中都不曾离开的愿望。上则追慕《鹿鸣》所写的君臣宴饮，中则吟咏《常棣》“匪他”的亲亲之戒，下则思念《伐木》所说的朋友之义，最终又怀抱《蓼莪》“罔极”的哀痛。每逢四时节日，臣总是孤独地独处，身边只有仆役可以应答，能够高谈的只有妻子儿女。没有人可以交谈，没有人可以陈述、发挥义理，因此未曾有一次不是听

译见音乐便拍心悲叹，面对酒杯便叹息不止。臣以为，犬马般的忠诚不能感动人，就像人的诚意不能感动上天使城崩霜降一样。臣起初相信这种说法，拿臣自己的心去推想，何况只是空话呢？然而葵叶藿叶倾向太阳，即使太阳不会因此回转光芒，它们终究向着太阳，这确实是忠诚。臣私下把自己比作葵藿，若能承受天地的施与，得到日月星辰般的光明，实在全在陛下。臣听文子说：“不做福事的开端，也不做祸事的先导。”如今彼此阻隔，朋友亲族都共同忧患，而只有臣出来直言，是因为私下不愿在圣明时代，使有不施恩的事物，也有不蒙受恩泽的人，那必然会生出惨痛怨毒的心情。所以《柏舟》有“天只”的怨言，《谷风》有“弃予”的叹息。因此伊尹以君主不能成为尧舜为耻，孟子说：“不能用舜侍奉尧的方式来侍奉自己的君主，就是不敬君主。”臣的愚昧蒙蔽，本来远非虞舜、伊尹可比；至于希望使陛下崇尚光明、达到天下和乐之美，宣扬光明盛大的德行，这正是臣区区的诚心，也是臣私下独自守持的志向，实在怀有如鹤独立、长久企盼的心情。如今敢于再次陈述，是希望陛下或许能开启天聪，垂察臣的心意。应当与《赠白马王诗》参照阅读。文章极有沉郁顿挫的风致。司马迁《报任安书》、柳子厚《与许孟容书》，和这篇文章都是呕心沥血写成的至文。司马子长的语言多激切，柳子厚的语言多哀痛，曹子建的语言多悲痛。唯独推重这篇，是因为它关系到伦理的大义。告诫儿子羊琇从军入蜀的教令　辛宪英 你去吧，要谨慎！古代的君子，在家就竭尽孝心侍奉父母，出仕就竭尽节操报效国家；任职时思考自己所主管的事务，合乎道义时思考自己所应当坚持的立场，只是不让父母遭受忧患罢了。在军旅之中，能够济事的，大概只有仁爱宽恕吧？你一定要慎重！文字简约而没有多余的话，情意和文辞都极为周到；“仁恕”二字，一刻也不能忘记。无论到哪里都不会不利。后来羊琇果然免除了钟会之难，这难道不是这番告诫的力量吗？诫子书　王昶 做人和教育子女的道理，没有比珍爱身体、保全品行以显扬父母更重要的了。这三件事，人人都知道它们是好的，可是有人却因此危害自身、败坏家业，陷入灭亡的灾祸，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所承袭、所习染的并不是正道。孝敬、仁义，是各种品行的首要，也是实行道德、立身处世的根本。孝敬，宗族就会安宁；仁义，乡里就会敬重。这些品行成就于内，声名显著于外。人如果不笃行最高的德行，反而背弃根本、追逐末流，便会陷入浮华，结成朋党。浮华会带来虚伪的拖累，朋党会产生彼此争斗的祸患，都是因为迷惑于当时的声誉，昏昧于眼前的利益。富贵和声名，是人情所乐于得到的，可君子有时得到它们却不肯安处其中，为什么呢？是厌恶不由正道取得它们。只知道进取而不知道退让，只知道欲求而不知道满足，所以会有困顿受辱的拖累和后悔遗憾的过失。古语说：“如果不知道满足，就会失去所想要的东西。”所以知道满足的满足，才是永远的满足。考察往事的成败，观察将来的吉凶，从来没有一个人干求名声、贪图利益而不感到满足，却能够保全世业、守住家门、长久保有福禄的。我希望你们立身处世、修养自身，遵循儒家的教诲，实行道家的言论，所以用“元默”“冲虚”来命名，想让你们顾念名称而思考其意义，不敢违背逾越。古代在盘盂上刻铭文，在几案和手杖上写警戒的话，俯仰之间都加以察看，用来使自己的行为没有过失，何况这些警戒已经成为自己的名字，难道可以不戒慎吗？事物速成就容易迅速败亡，晚成却能有好的结局。早晨开花的草，晚上就凋零；松柏即使在严冬也不衰败。因此，大雅的君子厌恶速成，警戒阙党。比如范匄回答秦国使者，至于武子击打他、折断他的委笄，是厌恶他掩盖别人。人有一点善行，很少有不自我夸耀的；有一点才能，很少有不自我矜夸的。夸耀自己就会遮蔽别人，矜夸自己就会凌辱别人。遮蔽别人的人，别人也会遮蔽他；凌辱别人

译的人，别人也会凌辱他。所以三卻在晋国被杀戮，王叔在周朝获罪，难道不就是矜夸善行、自我夸耀、喜好争胜的过失吗？所以君子不自我称扬，并不是要把功劳让给别人，而是厌恶用自己的声名压倒别人。毁誉、爱憎是祸福的根源和关键，所以圣人对此慎重。孔子说：“我对于别人，有谁值得我毁谤，有谁值得我赞誉？如果有所赞誉，一定是经过考验的。”又说：“子贡喜欢评论别人，赐啊，你就贤明了吗？我却没有这个闲暇。”以圣人的德行，尚且如此，何况平庸之辈，怎么能轻率地毁誉他人？从前伏波将军马援告诫他的侄子说：“听到别人的恶行，应当像听到父母的名讳一样；可以听见，却不可以开口谈论。”

译这番告诫已经达到极点。有人诋毁自己，应当退回来从自身寻找原因。如果自己确有可以被诋毁的行为，那么对方的话就是正确的；如果自己没有可以被诋毁的行为，那么对方的话就是妄言。对方说得对，就不必怨恨他；对方说得不对，也不会损害自身，又何必反过来报复呢？俗话说：御寒没有比穿厚皮衣更好的，止息诽谤没有比自我修养更好的。这话确实可信。你的祖先世代都身居冠冕，以仁义为声名，以谨慎为美称；在家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向师友努力学习。我同当时的人共事，虽然出处不同，但各有可取之处。颍川郭伯益，爱好崇尚通达，聪敏而有才智。他为人胸襟宏阔不足，轻视权贵有余。得到他认可的人，他看重如山；得不到他认可的人，他轻视如草。我亲近并喜爱他，却不希望儿子成为这样的人。北海徐伟长，不经营声名，不苟且求取，淡泊自守，只以道义为务。他有所是非判断，就借古人的事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当时并不直接褒贬谁。我敬重他，希望儿子以他为师。如果能由此推而广之，触类旁通，你大概就能举一反三了。至于使用钱财，先顾及九族；施舍救济，务必周济急难；出入行事，记着故老；议论别人，重在不贬损；出仕做官，崇尚忠节。选取人才，务求道德和实际才干；处在权势地位时，戒除骄傲放纵；处于贫贱时，谨慎不要忧戚；进退取舍时，考虑是否合宜；做事情，要像“九思”那样反复思考。做到这些罢了，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反复叮咛，周到详尽，总不出“谨慎、厚重”两个字。谨慎，就能常存敬畏之心；厚重，就能以仁爱之心为根本。立身处世的道理，全在这里了。王氏家世昌盛，确实是应该的。拒绝迎战曹操的议论　周瑜 曹操虽然假托汉朝丞相的名义，实际上是汉朝的贼臣。将军凭神勇和雄才，又依仗父亲、兄长的功业，占据江东，土地方圆数千里，军队精锐而足以使用，英雄们也乐于安居本业，本来应当横行天下，为汉家清除残暴、铲除污秽。何况曹操自己前来送死，怎么可以迎接他呢？请允许我为将军筹划此事。假如北方土地已经安定，曹操没有内忧，能够从容拖延时日，前来争夺疆场，又能够在船上同我军较量胜负吗？如今北方尚未平定，马超、韩遂还在关西，是曹操的后患。况且舍弃鞍马而凭借舟船，同吴越争衡，本来就不是中原人的长处。现在又值严寒，马匹没有蒿草可吃，驱使中原士兵远渡江湖之间，他们不习水土，必然会生病。这几项都是用兵的祸患，而曹操却全都冒险实行。将军擒获曹操，正应当在今天。我请求得到精兵三万人，进驻夏口，保证替将军击破他。语言句句明白，雄健畅快到了极点。周公瑾击破曹操，千百年来都令人称快。陆逊击破刘昭烈，吕蒙杀害关壮缪，他们替吴国谋划不能说不忠诚；然而千百年后，人们都不喜欢吕蒙、陆逊，这是出于公正之心，正是程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古文雅正》第五卷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雅正》第六卷 礼部侍郎蔡世远编 训诫子孙的遗令　王祥 人的出生伴随着死亡，这是自然的道理。我已经八十五岁，到了临终之时还有什么遗憾？只是不能没有遗言，使你们无从遵循。我一生处在末世，虽被起用、历经试任，却没有辅佐君王的功勋，死后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国家的。气绝之后，只洗手脚，不必沐浴。不要缠裹尸体，都穿洗过的旧衣，按照平时所穿的服装办理。皇帝赐给我的山玄玉佩、卫氏玉玦、绶笥，都不要拿来陪葬。西芒山的土质本来坚实，不要使用砖石，也不要修筑坟墓。墓穴挖深二丈，外椁只要容得下棺材，不要修前堂。铺设布制的几案席位，放置书箱、镜匣等物。棺材前只需放置床榻罢了。干粮、肉脯各一盘，玄酒一杯，作为早晚祭奠。家人无论大小，都不必送葬。到小祥、大祥时才设置特牲祭礼，不要违背我的遗命。高柴哭泣三年，哭到吐血，孔子说他愚昧；闵子骞服丧期满，出门见到人便弹琴，声音切切而哀，孔子称他为孝。因此，哭泣的悲哀应当随着日月推移而逐渐减轻，饮食的安排也自有礼制。言语行为可以经受覆验，是诚信的极致；推让美名、承担过错，是德行的极致；扬名显亲，是孝的极致；兄弟和悦，宗族欢乐，是悌的极致；面对财物，没有比谦让更好的。这五项，是立身的根本。颜子所说的安于天命，我还没有真正做到。这有什么遥远的呢？王祥本来就是孝子，所以这篇遗令语言俭朴厚重，末段恳切淳厚，尤其是修身齐家的重要原则。文字古朴质实，已经不是魏晋以下的声调风貌。

译《王览传》　《晋书》王览字元通，母亲是朱氏。朱氏对王祥十分无道。王览几岁时，看见王祥被楚打，就总是哭泣着抱住他。长到成童，每每劝谏母亲，母亲才稍稍停止凶暴虐待。朱氏多次无理地使唤王祥，王览总是与王祥一起承担；朱氏又虐待王祥的妻子，王览的妻子也赶来共同承担。朱氏为此忧患，于是停止了虐待。王祥父亲去世以后，渐渐有了当时的声誉。朱氏非常嫉恨他，暗中让人用毒酒害死王祥。王览知道后，立即起来取酒。王祥怀疑酒中有毒，争着不肯给他喝，朱氏急忙夺回酒杯。此后朱氏赐给王祥食物，王览总是先尝。朱氏害怕王览因此丧命，于是停止了下毒。王览孝顺友爱、恭敬谨慎，名声仅次于王祥。等到王祥出仕，王览也应本郡征召，逐渐升任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实行五等爵制后，封为即丘子，食邑六百户。泰始末年，调任太中大夫，俸禄赏赐同九卿相同。咸宁初年，诏书说：“王览年少时就笃行至德，践履仁义，贞正朴素的操守，年长后更加坚定。任命王览为宗正卿。”不久王览上疏请求退休，诏令以太中大夫身份退休养老，赐钱二十万。后来转任光禄大夫，门前设置行马。咸宁四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岁，谥号为贞。有六个儿子：祥、固、纯、孝、览；王览也达到了友爱孝顺的境界。王览这一家，是和气积聚、善气感召的家庭，后代必然昌盛。王祥、王览的子孙都显贵显达，数百年后仍然昌盛，其中王导就是王览的孙子。辞让开府的表　羊祜 臣恭敬地听说，陛下下达恩诏擢用臣，使臣与三公同列。臣自出仕以来，刚刚十多年，在朝廷内外任职，所受任命常常都是极显要、极重大的职务。臣常常认为才智和力量不可能一下子增长，恩宠也不可以长久地错误施加，因此早晚战栗，把荣宠当作忧患。臣听古人说：德行还没有受到人们敬服，却接受高爵，就会使有才干的臣子不能进用；功劳还没有得到人们承认，却享受优厚俸禄，就会使有劳绩的臣子不再奋勉。如今臣身为外戚，所任之事又关系运筹防务，正应当警惕过分的宠遇，而不是担心被遗弃；可是陛下却屈尊颁下内廷诏书，给臣以越次的荣耀。臣有什么功劳可以承受它？有什么心情可以安处它？身居高位而受此羞辱，倾覆很快就会到来。臣愿意守着先人的破旧庐舍，难道可以得到允许吗？违背诏命确实是违抗天威，曲意顺从又会再次造成这样的局面。臣听说古人对于被知遇的大臣有这样的节操：如果不能胜任，就应当停止。臣虽是小人，也敢借此机会，想到并遵守这个道义。如今天下自归服教化以来，才渐渐八年，陛下虽侧身而求贤，不遗弃幽微卑贱之人；然而臣不能推举有德之人、通达有功之人，使圣上知道胜过臣的人很多，尚未显达的人也不少。假使版筑之间有被遗漏的德才之士，屠宰、垂钓之中有隐逸的人才，而朝廷议论任用臣并不认为错误，臣自己处之也不感到惭愧，那么所造成的损失难道不大吗？臣承蒙窃居官位虽已很久，却还比不上今天兼有文武方面的极大宠遇、处于等同宰辅的高位。况且臣的见识虽然狭窄，就当前所见，光禄大夫李憙持节高尚明亮，在公事上严正不阿；光禄大夫鲁芝洁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禄大夫李胤清正明朗、简约朴素，立身朝廷。他们都已年老仍任职，以礼义始终如一。即使历任内外显贵官职，也不忘自己出自寒微之家，却尚且没有得到这样的任命。臣如果越过他们，凭什么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稍稍有益于国家呢？因此臣决心守节，没有苟且求进的志愿。如今道路尚未畅通，各地事务繁多，请允许保留此前的恩命，使臣得以迅速回到屯所；否则滞留京城，必然会使外地防务有所缺失。匹夫的志向，也有不可夺取之处。六朝人物中，推重羊公为第一；看他虚心辞让职位、如饥似渴地荐举贤能，其遗风至今仍足以流传百世。荐举贤能，是侍奉君主的第一要义；这里列举诸位贤臣，以严正的态度陈述。本朝魏环极先生荐举十位贤人的一篇奏疏，可以与此文相比。谢石谥议【谢石弘之雅正好学，当时曾同礼官商议谢石的谥号】范弘之 谢石凭借门第而仕进，又多次升至显贵，统领百官，辅佐三台，熟悉各种政务，勤劳不懈，朝廷内外一致议论，都说他有才能。当淮肥之战时，他的功勋挽救了危局；虽然皇帝的威势远震，凶恶的敌寇自取灭亡，但因时机建立功业，谢石也参与其中。又开设学校，延请贵族子弟入学；虽然盛大的教化还没有完全普及，也算是爱护礼制、保存礼教的象征。然而古代贤能的辅臣，大则用正道侍奉君主，终日正直进谏；次则砥砺自身报效国家，早晚不懈；下则爱护百姓、珍惜民力，以救济时务。具备这些，才可以免除尸位素餐的讥讽，堵塞白吃俸禄的责难。如今谢石位居朝廷首要之列，职责在于论道，却没有提出忠于国家的谋略，守着职位只是保全自身，不能说是侍奉君主。他在京城贪图财货、聚敛无度，不能说是砥砺自身；坐拥大批人口，侵夺吞食百姓，声势和贪暴流传远近，怨毒凝结于众人心中，不能说是爱护百姓。役使工匠劳苦于土木营造，心思耗尽于机巧玩物，把华丽服饰耗费在婢妾身上，把财用消耗在弦乐器上，不能说是珍惜民力。这是人臣的大害，也是国家应当铲除的弊病。先王用来端正风俗、治理人伦的，没有比节俭更重要的了。所以管夷吾因三归台受到讥谤，晏平仲则因约束自己而流芳。近来风教法度衰败，奢侈僭越没有限度，廉耻之心不兴，争逐利益相互奔竞，不能不深究根本、截断流弊。汉文帝穿粗黑绨衣，诸侯仍然奢侈；汉武帝焚烧雉头之裘，奢靡华丽仍未停止。这实在是因为节俭的德行虽已彰明，威严禁令却没有严肃执行；治国之道由我建立，刑罚却没有施及违犯者。如果对违犯者保存惩罚，对作恶者施加贬黜，那么国家的四维必然张立，礼义也就能够实行。按照谥法，因事建立功劳叫“襄”，贪婪而败坏官职叫“墨”。应当谥为“襄墨”。《易经》说：“开创国家、承继家业，小人不可任用。”谢石固然只是武臣的常见品格，不应让他处在高位。范弘之这篇议论，文辞严厉、义理正大，可以作为臣下的极端警戒，六朝之中实在很难找到第二篇。归去来辞　陶潜

译归去吧！田园快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回去？既然自己的心已经被形体役使，为什么还要惆怅而独自悲伤？我已经觉悟过去的错误无法挽回，知道将来还可以补救。实在是误入迷途还不算太远，已经觉察到今天是对的、昨天是错的。船儿轻轻地摇荡前行，微风飘飘吹动衣裳。向行人询问前面的道路，遗憾晨光还很微弱。于是远远看见自己的屋舍，又欣喜又奔跑。童仆欢喜地迎接，幼儿们等候在门前。院中三条小路已经荒芜，松树和菊花却还保存着。带着孩子们进入室内，酒已经装满酒樽。拿起酒壶酒杯自己斟饮，斜看庭院树枝而使面容舒展。倚着南窗寄托傲然之情，深知小小的容膝之室也容易使人安适。每天在园中游走便自成乐趣，门虽然设置着却常常关闭。拄着手杖扶老，随意漫步休息，时时抬头远望。云气无意间从山穴飘出，鸟儿飞倦了也知道返回。日光昏暗将要落下，我抚摸着孤松徘徊不去。归去吧！请让我停止交游、断绝往来，世俗和我彼此遗弃。还要驾车出去又求什么呢？欣喜于亲戚间的知心话，喜爱弹琴读书来消除忧愁。农人把春天到来的消息告诉我，将要到西边的田地去耕作。有时驾着有帷幕的车，有时划着一叶孤舟。既可以沿着幽深曲折的水道寻找山谷，也可以走过崎岖道路经过山丘。树木欣欣向荣，泉水涓涓开始流淌。羡慕万物顺应时令而得到生长，感叹我的一生将要走到尽头。算了吧！人在天地之间寄托形体，又能有多少时间？为什么不随心任意，让去留听其自然？为什么还要心神不定，想要到哪里去？富贵不是我的愿望，仙人居住的天界也无法期待。爱惜美好的时光，独自出游，有时插杖耕作除草。登上东边的高地放声长啸，面对清澈的流水吟诗。姑且顺应自然直到生命终尽，乐守天命，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陶元亮的高尚气节和高雅风度独步千古，是管夷吾、谢安一流的人物。元亮还有诗文，足以让千年之后的人反复玩味。朱子一生最喜欢读《出师表》《归去来辞》和杜子美的诗，晚年尤其如此。朱子处在高宗、孝宗、光宗、宁宗时代，时时刻刻都想替国家报仇，所以喜欢读《出师表》；又因为不被任用而归隐的念头迫切，所以喜欢读《归去来辞》。他喜欢读杜子美的诗，也是因为有忠君爱国之心，喜欢得到志同道合的呼应。千古诗人中推重陶渊明、杜甫为第一，是因为诗用来表现性情，而性情不能脱离人伦。陶、杜的高尚节操和纯粹忠心流露在诗中，所以可以传诵；否则即使格调和辞句工巧，终究只是程子所说的闲言语罢了。按：这篇文章在《晋书》《宋书》《南史》中记载各有异同，现在采用《文选》的文本。前燕慕容恪传　《晋书》慕容恪字元恭，是慕容皝的第四个儿子。他幼年时就谨慎厚重，深沉有大度。母亲高氏不得宠，慕容皝起初没有特别看重他。十五岁时，身高八尺七寸，容貌魁伟杰出，雄健刚毅而庄重严肃，每当谈到事情，总是涉及治理天下的事务，慕容皝才开始认为他非同寻常，于是把军队交给他，多次跟随慕容皝征伐，临机应变常有奇谋妙策。任命他镇守辽东，很有威严和恩惠，高句丽畏惧他，不敢侵犯。慕容皝派慕容恪和慕容儁一起讨伐夫余，慕容儁只是在中军指挥部署，慕容恪亲自冒着箭石推进，所向之处敌军总是溃败。慕容皝将死时，对慕容儁说：“如今中原尚未统一，正要建立大业。慕容恪智勇兼备，你应当把事情托付给他。”慕容儁继位后，更加亲近信任他；他屡次作战建立大功，被封为太原王，任侍中、假节、大都督，录尚书事。慕容儁卧病时，召慕容恪和慕容评，嘱托后事。到了慕容暐在位时，慕容恪总揽朝政。起初，桓温听说慕容儁死了，说：“中原可以谋取了。”桓温说：“慕容恪还活着，所忧虑的事情正会变大。”慕舆根被诛杀时，朝廷内外都感到危险恐惧，慕容恪举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来只带一名步行随从。有人劝谏他，他说：“人心怀有恐惧，正应当先使自己安定来安定众人；如果我也不安，众人又仰望谁呢？” 于是人心渐渐安定。慕容恪虚心待人，询问采纳善道，量才授任，使人不越过职位本分；朝廷谨慎肃穆，进退行动都有常规。虽然掌握政权，每件事也一定向慕容评咨询。退朝回到府第后，他便尽心尽力地奉养父母，手不释卷。他的百官有过失时，从不当众揭露；从此群僚受到德行感化，很少有人再犯错。慕容恪围攻洛阳时，关中大为震动，苻坚亲自率军在潼关防备，慕容恪退兵后才安定下来。慕容恪做将领，不崇尚威严，专门用恩惠和信用统御众人，着眼于大略，不因琐碎命令劳烦军队。军士犯法时，他暗中放过他们，另行捕杀贼首来号令军营；军营内部看似不整、似乎可以侵犯，实际防御极为严密，始终没有损失败绩。他临终时，慕容暐亲自来询问后事，慕容恪说：“我听说报答恩德没有比荐举贤才更大的，即使板筑之间的人才尚且可以起用，更何况国家的美好藩王。吴王慕容垂文武兼备，才干仅次于管仲、萧何。陛下如果把政事交给他，国家或许可以稍稍安定；否则，臣恐怕两个敌寇一定会有窥伺进攻的谋划。”话说完便去世了。当时的豪杰推重慕容元恭和王景略二人。王景略的才干较为纵横奔放，但元恭的德行器度似乎超过他而没有什么不及之处。传中记载慕容恪退朝回府，尽心奉养父母，手不释卷；他如此孝顺，就知道没有根基的树木不可能枝繁叶茂。他如此勤学，也就知道世上那些一做官便荒废学业的人，事业最终能达到什么程度，大概可以想见。王景略临终告诫苻坚不可谋取晋国，元恭临终嘱咐慕容暐任用吴王慕容垂，二人都违背了他们的话而失败，而且很快就应验；有智慧的人明白事理，这确实可信。

译前秦王猛传　《晋书》王猛字景略，是北海郡剧县人。家居魏郡，年轻时贫贱，以卖畚箕为业。他容貌奇伟，博学而喜爱兵书，谨慎稳重、严肃刚毅，气度雄伟深远；琐碎事务不能扰乱他的心思，凡是不能与他的精神相契合的人，他几乎都不与之交往，因此浮华之士都轻视、嘲笑他。王猛悠然自得，并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年轻时游历邺都，当时很少有人能识别他的才干。只有徐统见到他后认为非同寻常，召他任功曹，他却逃避不应召，后来隐居华阴山，怀抱辅佐天下的志向，希望遇到有龙颜的君主，等待时机行动。桓温进入关中时，王猛穿着粗布衣去拜访他，谈论当世大事，一边抚虱一边说话，旁若无人。桓温观察后感到惊异，问道：“我奉天子之命，率领十万精锐军队，凭借义理讨伐叛逆，为百姓清除残贼，可是三秦的豪杰没有一个来投奔，为什么呢？”王猛说：“您不远行数千里深入敌境，长安近在咫尺却不过灞水，百姓没有看见您的诚心，所以不来。”桓温因此沉默。桓温将要返回时，赏赐王猛车马，授予高官，任命他为督护，请他一同南下。王猛回到山中，向老师请示，老师说：“你和桓温难道能并处一个时代吗？”王猛于是没有随行。苻坚将要建立大志，听说王猛的名声，派吕婆楼招请他。两人一见便如同平生旧交，谈到国家兴亡的大事，彼此见解完全相合，仿佛刘玄德遇到了诸葛孔明。苻坚僭越称帝后，任王猛为中书侍郎。当时始平县有许多从枋头向西归来的人，豪强横行，劫盗遍地，于是调王猛任始平县令。王猛一到任便申明法令、严厉施刑，澄清查察善恶，禁止约束强豪，鞭打杀死一名官吏。百姓上书控告他，有司弹劾，便用囚车押送到廷尉诏狱。苻坚亲自审问他说：“治理政事的原则，以德化为先；你上任不久便杀戮无数，为什么这样残酷？”王猛说：“臣听说，治理安定的国家要用礼，治理混乱的国家要用法。陛下不以臣无能，任命臣治理难治的大县，臣谨慎地为明君铲除凶恶狡猾之徒。如今才杀了一个奸邪之人，其余尚有数以万计。若认为臣不能肃清违法者，臣岂不甘愿接受鼎镬酷刑？臣实在不敢接受这样的指责。”苻坚对群臣说：“王景略确实是管夷吾、子产一类的人。”于是赦免了他。当时王猛三十六岁，不到五年便连续升迁，权势倾动内外，宗族亲戚和旧臣都嫉恨他的宠遇。尚书仇腾、丞相长史席宝多次诋毁他。苻坚大怒，贬黜仇腾、席宝，上下都心悦诚服，没有人敢说话。王猛升任尚书令，多次辞让而不获准，转任司徒、录尚书事。王猛以没有功劳为辞，不肯就任。后来率领各路军队讨伐慕容暐，军纪严明，军队没有私自侵犯百姓。王猛还没有到邺城时，劫盗公然横行；等他到达后，远近都安定服帖，燕地百姓安居。军队返回后，他因功进封清河郡侯，苻坚赏赐他美妾、女妓、车马，王猛坚决辞让不接受。当时他留镇冀州，苻坚授予他在六州之内便宜从事的权力，让他选拔征召英俊之才，以补充关东各地的守令。过了几个月，他上疏说：“臣此前早晨听到任命、晚上便接受官职，不顾艰难危险，正是因为当时困难尚未平定，军务机宜要求迅速，臣希望竭尽生命效命军旅，宣扬皇帝威德。如今圣德感通上天，威灵遍及八方，臣冒昧奉献赤诚，请求避让贤者之路。设置官职、分配职责，各有主管之人，怎么应当把一切重任孤独地交给愚臣，以加速倾覆败亡？如果认为臣有鹰犬般的微小勤劳，不忍舍弃，请允许臣在一州待罪，尽力效命。”苻坚不许，派侍中梁谠传达旨意，王猛于是照旧处理政务。不久入朝任丞相，加授都督中外诸军事。王猛上表辞让很久。苻坚说：“你过去像蛰伏的蛟龙一样身为布衣，我当年也像潜龙一样尚未成年。正值世事纷乱，我只一见便认为你奇异，把你比作卧龙；你也因我一句话便改变了归隐的高雅志向，难道不是精神相契、神交千载的相会吗？即使傅说托梦、姜太公因征兆而被发现，古今也不过同时发生，并没有不同。” 自从你辅佐政事，差不多二十年了，对内整顿百官，对外荡平群凶，天下将要安定，伦理纲常也开始恢复秩序。我正想从容地处在上位，希望你在下位劳心尽力；宏大济世的事务，除了你还有谁？于是没有答应。”后来几年，又授予他司徒之职。王猛再次上疏说：“臣听说，天象有盈有亏，只有君主应当效法它；官位应当与才能相称，否则官职就会荒废。郑武公辅佐周朝，世代都在歌咏；王叔沉溺宠幸，政事衰败而自身灭亡。即使陛下偏爱臣，又能把天下怎么样呢？愿陛下回转日月般的鉴察，怜悯臣将来的悔恨。”苻坚最终没有听从。王猛于是接受任命，军队、国家、内外各方面，万机事务无论大小，全都归他处理。王猛主持政事公平，流放尸位素餐的人，提拔幽滞之士，显用贤才；对外修治兵备，对内崇尚儒学，劝勉督促农桑，教导廉耻；没有罪过的人不刑罚，没有才干的人不任用。于是兵力强盛、国家富足，几乎达到太平，全靠王猛的力量。苻坚常告诫太子苻宏、长乐公苻丕等说：“你们侍奉王公，要像侍奉我一样。”他受到重视就是如此。王猛卧病，苻坚亲自到南北郊、宗庙、社稷祈祷，又分别派侍臣到河岳诸神处祈祷，没有一处不周全。王猛的病还没有痊愈，苻坚便在境内大赦，死罪以下一律赦免。王猛病势加重，于是上疏谢恩，并说当时政事有许多可以宏大增益之处。苻坚读后，流泪悲痛；等王猛病重，苻坚亲自前去探视，询问后事。王猛说：“晋国虽然偏僻鄙陋，但吴越仍然承继正统，亲近仁德、善待邻国，是国家的珍宝。臣死以后，希望不要把晋国作为图谋对象；鲜卑、羌虏是我们的仇敌，终究会成为祸患，应当逐渐除掉，以利国家社稷。”话说完便去世了，享年五十一岁。苻坚哭得极其悲痛。到入殓时，苻坚三次亲临，对太子苻宏说：“上天难道不想让我统一天下吗？为什么这么快就夺走我的景略！”追赠侍中、丞相，其他待遇照旧。赐给东园温明秘器、绢帛三千匹、谷一万石，派谒者仆射监护丧事，葬礼一概依照汉代大将军的旧例。谥号为武侯。朝廷内外和街巷百姓哭悼三日。王景略治理国家、养育百姓、兴盛教化以及削平天下的谋略，全部记载在《苻坚记》中。这篇记载大多叙述他与苻坚之间精神相契、受到隆重知遇的事情。作者显然把他比作诸葛孔明，所以处处着意描写。唉！君臣彼此知遇，前有伊尹、管仲，后有诸葛亮、王猛，令人心向往之。此外，只有唐太宗和魏征，或许差不多，因此能够逐步达到贞观之治。这篇记载成于唐朝初年，君臣都竭力摹写铺陈、宣扬盛美，想来作者或许是有所感触而受到激发吧？给彭城王元勰的书　北魏孝文帝

译教化之风深远细密，礼制政令严整。如果不从内心深处每天勉励自己，凭什么能使人敬重？我常想确立一位宗室师长，以整肃我们的元氏宗族。你亲近皇室，身居宸极之位，正是中正监察、树立风范的人，才具确实足以成为师范。我多次口头下诏，你仍然坚持谦逊退让，实在难以违背你的清正谦抑。日子渐渐到了今天，宗族制度的重任，除了你还能托付给谁？现在就把宗族礼仪委托给你，责成你亲自完成。若有不遵守教典的人，随时把事情报告上来，我另行整肃治理。若宗室有过失，你隐瞒而不举发，就把惩罚加在你身上，以纲纪相互督责，希望能够有所劝戒改正。我即使早晨听到、晚上便死去，也没有遗憾了。三代以后，推举北魏孝文帝为贤明君主，不逊于汉孝文帝。这封信可见他敦厚地叙理九族，处于…… 论文体书　李谔 臣听说，古代先哲君王教化百姓，一定要改变他们的视听，防止他们沉溺嗜欲，堵塞邪僻放纵的心思，把淳厚和谐的道路指示给他们。五教六行是教导百姓的根本，《诗》《书》《礼》《易》是通往道义的门径。所以能够使家家恢复孝慈，使人人懂得礼让，端正风俗、调和教化，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有人上书献赋，制作诔文、镌刻铭文，都是用来褒扬德行、排列贤能、彰明功勋、证明道理的。如果不是为了惩戒和劝勉，义理就不会徒然存在。到了后代，风俗教化渐渐衰落。魏国三祖更加崇尚文辞，忽视统治人民的大道，喜好雕虫小技。下面跟从上面，如同影子跟随形体，竞相驰骋文采，于是形成风气。江左齐梁时期，弊病更加严重，无论贵贱贤愚，都只致力于吟咏，于是又抛弃义理而保存奇异，寻求虚浮而追逐浅薄，竞逐一个韵脚的奇特，争夺一个字的巧妙。篇篇累牍，不超出月亮露水的形状；案上箱中堆满的文章，只是风云的姿态。世俗以此互相抬高，朝廷依据这些来选拔士人。俸禄利益的道路既已打开，喜爱崇尚浮华的情绪更加深厚。于是乡里的儿童、贵族游乐的少年，还没有看懂六甲之书，先已经创作五言诗。至于伏羲、虞舜、夏禹的典籍，伊尹、傅说、周公、孔子的学说，再也不放在心上，什么时候真正听进耳朵呢？把傲慢荒诞当作清虚，把牵动情感当作功绩，把儒者朴素的学问指为古拙，把词赋之学用来界定君子。所以文辞一天比一天繁多，政事一天比一天混乱。实在是因为抛弃大圣人的法则模式，把无用之物构造成有用之物。舍弃根本、追逐末流，流弊遍及华夏，彼此递相仿效，时间越久越盛。到了大隋接受天命，圣人之道重新兴起，排斥轻浮，遏制华伪。若不是胸怀经典、保持质朴、立志于道、依循仁德，就不能参与士大夫之列，进入官绅行列。开皇四年，普遍诏令天下，公私文章都应当记录实事。当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防的文章华丽艳冶，交给有关部门治罪。从此公卿大臣都知道正道，无不钻研仰慕经典，抛弃华丽绮靡，选择先王的良法，在这个时代实行大道。可是听说外州远县仍然沿袭旧弊，选拔官吏、举荐人才还没有遵守典章法则。甚至有宗族称赞孝行、乡里推许仁德，学习必取法典谟，交友不苟且趋合的人，反而被私门排斥，不予录用；那些不考察古道、追随世俗时尚、写作轻薄文章、结交朋党以求声誉的人，却被选入官府任职、举荐送到朝廷。大概是因为县令、刺史没有实行风教，仍然偏狭地徇私情，不顾公共道义。臣既然忝居监察之职，职责在于纠察；如果听到风声便弹劾，恐怕被牵连入网的人太多，请命令各部门普遍搜访，如果有这种情况，就把具体情状送到御史台。上下都不知道敦实行道、尊崇经典，只把清虚绮靡互相推重，这就是五代迅速灭亡的原因。汉、唐、宋、明之所以能够享有国运长久，是因为能够尊崇经典。设置学官，用来选取士人，实行久了，仍然担心士子摘取片段、抄袭模仿，不知道反求自身，于是有人说，不兼行乡举里选不可。何况互相崇尚虚无，专门选取浮薄之人，却希望不迅速灭亡，从来没有这样的道理。士恢的这番议论，可以说是鸣冈之凤了。自我赞辞　刘炫 博通之士如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都亲自撰写文章，叙述自己的风采，使芳名流传后世；我哪里敢仰望并比肩前贤，以至于贻笑后人呢？只是我年近暮年，大限将至，旧友零落，门徒离散，转眼将如朝露般死去，魂埋朔野；亲友不能了解我的心志，后人也看不到我的行迹。趁我尚有一口气，姑且略陈胸中所怀，留给后来的士人，传示乡里，使将来的俊杰知道我的微小志向罢了。我自从束发以来，直到满头白发，幼年时受到慈亲宽恕，从未遭受捶打；求学时受到明师怜惜，也没有挨过戒尺。等到敦睦乡族、结交同辈时，便重视他人而轻视自己，先考虑别人而后考虑自己。从前年少体弱时，喜欢参与长者之列；到了年老，又常常接待后辈。学习便恭敬接受而不厌倦，教诲别人便辛劳而不疲倦。只是内心幽微的情怀少有适意，心中的愿望也常常违背现实。反省一生，回顾始终，我有四件大幸，只有一件深深的遗憾。我天性愚昧闭塞，又蒙受家业贫困，却得到父兄宽容，得以厕身缙绅末列，于是能够广泛阅览典籍诰令，考察古今；微小的善行显现于乡野，虚浮的名声传遍邦国，这是第一件幸事。或隐或显地处在人间，随俗沉浮，几次忝居徒劳无功的职务，长久掌管狱讼文书，姓名没有挂在白简上，事情也没有沾染丹笔；立身行事，惭愧实在很多，但临终时大概可以免于罪责，这是第二件幸事。凭我这样的庸常空疏之才，屡次受到圣上的眷顾；凭我这样的卑微身份，却多次登上朝廷，和骏马并驾，与鹓鸿比翼，在凤凰池整理缃素文书，在麟阁记录君主的言行，参与谒见宰辅，造访请见群公，受到厚重礼遇和特殊恩典，声望因此增加，身价也随之改变，这是第三件幸事。朝廷的漏刻将尽，我已年近大耋，退职恢复平民服色，归葬故乡；以玩味文史来怡悦精神，观赏鱼鸟来排遣忧虑，观察田野万物，登临园林池沼，以缓步代替车乘，把没有罪过看作最可贵，这是第四件幸事。仰望休明盛世，感叹道教衰落，践行先儒遗留下来的轨范，痛惜众多言论的芜杂污秽；我奔走于古代典籍之间，厘正改订偏僻谬误，修撰的工作刚刚完成，谋划的事业恰好成功，却天意违背人愿，前途也不助我；世路尚未平坦，学校全都废弛，道术没有在当时完备，学业也不能流传到身后。把遗恨带入黄泉，实在就在这里，这就是唯一的深恨。这可不是文人舞文弄墨时多有的那种肝膈之言；在这深深遗憾之处，显露出极大的眼界和极大的志向，使我茫然感叹。

译论孔门的教法　　　　　　　　　文中子 门人有人问姚义：“孔门的教法，讲《诗》、讲《礼》，却不涉及四经，为什么呢？”姚义说：“我曾听夫子说过：《春秋》用来裁断事物，要志意坚定以后才能学习。乐用来调和性情，要德行完备以后才能学习。书用来制定法度，要能够从事政务以后才能学习。《易》用来穷究义理，要懂得天命以后才能学习。所以不学习《春秋》，就无法主持裁断；不学习乐，就无法知道调和之道；不学习书，就无法议论制度；不学习《易》，就无法通达义理。这四种学问不是具备相应条件就不能学习，所以圣人把它们放在后面，难道是启蒙教育的工具吗？”有人说：“那么《诗》和《礼》为什么要放在前面呢？”姚义说：“用《诗》来教导他，便能使他的言辞和声气平和，这样就远离暴虐和傲慢；用《礼》来约束他，便能使他的容貌举止合乎规范，这样就树立威严。衡量他的言论，观察他的志向，考察他的行为，辨别他的德行。志向坚定，就用《春秋》来启发他，于是能够裁断事物而通权达变；德行完备，就用乐来引导他，于是能够和谐而懂得节制；能够从事政务，就用书来通达他，于是可以建立制度；懂得天命，就用《易》来申明启发他，于是可以和天性之理融会贯通。如果突然对他说《春秋》，就会使志意放荡而轻视义理；突然对他说乐，就会使德性喧乱而败坏法度；突然对他说书，就会使他轻慢法令；突然对他说《易》，就会使他把神妙之理当作玩物。因此圣人知道其中必然的次序，所以以根本立教，以次序排列课程。先使自身有所成就，然后再使万物完备；先从近处得到济益，然后才能影响远方。真是深奥啊！”孔子听到后说：“姚子真正懂得其中的道理了。” 说起来，这些话都有极深的道理，在孔门中应当算是入室弟子。○《中说》远胜于《法言》。《法言》只是在辞句之间摹拟前人，《中说》却是从内心体会中发出来的。有人因为它仿拟《论语》，启发了人们的议论；又因为它把唐初名臣作为弟子，启发了人们的疑惑。然而在五代衰败流靡之后，忽然要写成圣人之书，读它的文字简洁明白、透彻深刻，不经过精心思考和努力践行的人，不能谈论其中的道理。可以说是在百世以后奋然兴起了。谏议征讨高丽的遗疏　　　　　　　　房元龄 老子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遇险。’陛下的威名、功业和德行已经足够了，开拓疆土、扩大边界也可以适可而止了。况且陛下每次判决重囚，必定命令三次复核、五次奏报，进用素食，停止音乐，这是因为重视人的生命。如今驱使无罪的士卒，把他们置于刀锋之下，使他们肝脑涂地，难道偏偏不值得怜悯吗？假使高丽违背臣子的节操，诛灭它是可以的；侵扰百姓，消灭它是可以的；将来能够成为中国的祸患，除掉它也是可以的。如今这三条都没有，却白白使中国疲敝，内是为旧主雪耻，外是替新罗报仇，难道不是所得很小、损失很大吗？希望陛下允许高丽改过自新，烧毁陵波船，停止招募的军队，自然会使华夷共同庆幸，远近都安定。臣早晚将入地府，倘若蒙陛下记录下这声哀鸣，死后也将永垂不朽。” 开头一段用知足止步来劝诫，第二段用仁爱之心来打动皇帝。随后又周密筹划，说明高丽实在没有必要征伐。房元龄善于谋划，从这里大体就可以看出来了。○柳芳称房元龄为贤相，善于把功劳归于君主，使人无从寻觅痕迹；这篇遗疏是他的绝笔，所以终于流传于世，尤其值得珍视。当初太宗开始东征时，李大亮曾上遗表劝谏；这篇遗疏则是在他再次兴起战事时所上。两篇表文于是成为后世大臣临终上表的开端。

译房元龄、杜如晦传赞　　　　　　　　《新唐书》唐代柳芳说：‘皇帝平定祸乱，而房元龄、杜如晦不谈自己的功劳；王珪、魏征善于进谏，而房元龄、杜如晦把直谏的美名让给他们；李靖、李勣善于用兵，而房元龄、杜如晦用文治来辅助他们。二人兼有众人的长处，把这些贡献给君主；后来新进之臣才逐渐掌握政事。房元龄身处要职，不吝惜权力，善始善终，他因此成就美名，大概确实是这样吧！’杜如晦任职时间虽短，但从房元龄对他的推许以及皇帝对他的亲密信任来看，他的谋划确实有远远超过常人的地方。当时君臣都贤明，志向相合，议论得到采纳，彼此资助而成就功业，实在是千载难逢的际遇，连萧何、曹参的功勋也不足以相比。不过，宰相是代替上天治理国家的人，应当辅助、赞襄、弥补，使功用藏于无形，让百姓因此受益却不知道；若不是明智通达，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那些张扬自己、猎取名声，使家家户户都清楚知道的人，大概正是房、杜的微小之处吧？《新唐书》的传赞，是宋子京所作；其余表、志等篇章，才是欧阳公所作。宋子京撰写列传，言语多有造作，想求简洁精炼却不够稳妥的地方很多。至于他的赞语，立意既正，文辞也新颖精炼，足以追及古代作者。欧阳公的文章以舒畅取胜，假如让他来写赞，未必能超过宋子京。房、杜的传赞最为得体，文章也凝练遒劲。上《十思疏》　　　　　　　　　　魏征 臣听说，希望树木长得高大的人，一定要使它的根基牢固；希望水流得长远的人，一定要疏浚它的源泉；希望国家安定的人，一定要积累德义。源泉不深却希望水流长远，根基不牢却要求树木高大，德行不厚却想使国家安定，臣虽然是最愚昧的人，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明智圣哲之人呢？[原文“人名”疑为“人君”]处在神器所赋予的重任上，居于天下最大的地域之中，将要推崇高比天际的尊位，永远保持无边的美好。如果不居安思危，戒除奢侈而实行节俭，德行不能保持厚重，性情不能胜过欲望，这也就像砍断树根却希望树木茂盛，堵塞源泉却希望水流长远一样。所有帝王承受上天的大命，没有不在忧患中竭尽诚心而使治道显著，功业成就以后德行却衰退的。开头做得好的实在很多，能够坚持到底的却很少。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而守住天下困难吗？从前取得天下时力量有余，如今守天下时力量不足，为什么呢？人在深重忧患中，一定竭尽诚心对待臣民；志愿已经实现，便放纵感情而傲视万物。竭尽诚心，胡人与越人也能成为一体；傲视他人，即使骨肉亲人也会成为陌路。即使以严刑督责，以威怒震慑，最终也只会苟且免罪而不怀仁爱，表面恭敬而内心不服。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是民众。民众像水，既能载舟，也能覆舟，这是应当深切谨慎的。奔驰的车驾系在朽烂的绳索上，难道可以忽视吗？作为君主，确实能够见到想要的东西，就应想到知足来自我警戒；将要兴建什么，就应想到知道适可而止以使百姓安宁；想到地位高而危险，就应想到谦虚自守；害怕骄傲自满，就应想到江海处在百川之下；喜欢游猎，就应想到三面驱赶、留一面让禽兽逃生作为限度；担心懈怠，就应想到慎重开始而恭敬结束；忧虑受蒙蔽，就应想到虚心采纳臣下意见；想到谗言邪说，就应想到端正自身而斥退奸恶；施加恩赏，就应想到不要因一时高兴而错误赏赐；施行刑罚，就应想到不要因一时愤怒而滥用刑法。总括这十条思虑，弘扬九种美德。选拔有才能的人任用，选择正确的意见听从，那么有智慧的人会竭尽谋略，勇敢的人会竭尽力量，仁爱的人会广施恩惠，诚信的人会献出忠诚。文臣武将竞相效力，君臣之间没有烦扰，便可以尽情享受游乐，可以保养如松乔般长寿。弹琴垂衣拱手，不发号令而使天下受到教化，何必劳心苦思，代替臣下处理职务，使自己的耳目被聪明才智役使，损害无为而治的大道呢？贞观年间达到太平，几乎赶上三代，这完全是因为魏文贞；这是由于他的学问充足，并不只是胆识超过常人。读《十思》这一篇奏疏，它同圣贤在格物致知、省察克制方面的功夫有什么不同呢？他面对君主时正直而坚定，也大有浩然正气在其中。○《十思》用来开导贞观之初，《十渐》用来勉励贞观之末，魏玄成真是贤能啊！上《十渐疏》　　　　　　　　　　魏征 臣考察自古帝王在朝廷上垂衣拱手、治理天下时，谈论治道一定先推崇淳朴而抑制浮华；评论人物一定以忠良为贵而以邪佞为鄙；谈到制度就断绝奢靡而崇尚俭约；谈到物产就重视粮食布帛而轻视珍奇。然而他们在受命之初，都遵循这些原则而成就治绩，稍稍安定以后，却大多反过来做而败坏风俗，原因是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处在万乘之尊、拥有四海财富，说出话来没人敢违逆，所做事情人们必定顺从，于是公道被私情淹没，礼节被嗜欲损害吗？古语说：‘知道它并不难，实行它才难；实行它并不难，坚持到最后才难。’这话确实可信。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年纪刚过弱冠，就拯救天下危乱，开始创立帝业；贞观初年，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却抑制减少嗜欲，亲自实行节俭。论功业，商汤、周武也不能相比；谈德行，尧舜也不算遥远。臣自从被提拔在陛下左右，已经十多年了，每次侍奉帷幄，屡次承受明旨，陛下常说要守住仁义之道而不失，俭约的志向始终不改变；所谓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圣明的话还在耳边，臣哪里敢忘呢？可是近年以来，陛下逐渐违背从前的志向，敦厚朴实的道理渐渐不能坚持到底，臣谨把所听到的列在下面。陛下在贞观初年无为无欲，清静的教化远播荒远地区；拿今天来考察，这种风气渐渐衰落了。若论听取意见，陛下远远超过古代圣君；若论处理政事，却还没有超过中等的君主。为什么这样说呢？汉文帝、晋武帝都不是最高明的君主，但汉文帝辞却千里马，晋武帝焚烧雉头裘；如今却到万里之外求取骏马，在境外购买珍奇，这就是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一件事。

译《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能安宁。’ 作为百姓之上的君主，怎么能不敬重百姓呢？陛下贞观初年，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体恤他们的辛劳，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子女，常常崇尚简约，不兴营造。近年以来，心意转向奢侈放纵，轻易使用民力，却说：‘百姓没有事情做就会骄纵安逸，让他们劳作服役就容易驱使。’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因为百姓安逸享乐而导致覆亡的，哪里有因为害怕他们骄纵安逸，反而故意要役使他们的呢？这是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二件事。陛下贞观初年，克制自己来使万物得利；到了今天，却放纵欲望来使百姓劳苦。虽然忧虑百姓的话不绝于口，但使自己享乐的事情却日益萦绕心中；有时想要营造什么，又担心百姓进谏，便说：‘如果不做这些，就对我自身不方便。’臣下的心情，哪里还能够再争辩？这只是想堵住进谏者的嘴，难道是选择善言而实行吗？这是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三件事。立身成败，在于受到什么影响；兰草、白芷和鲍鱼放在一起都会互相感染，所以对所习染的环境必须谨慎，不可不思考。陛下贞观初年磨炼名节，不因外物而偏私，只亲近善人，亲爱君子，疏远斥退小人。如今却不是这样，轻视防范小人，礼遇厚待君子。厚待君子，却只是敬重而疏远他们；轻视小人，却同他们亲昵而接近。接近小人便看不见他的过错，疏远君子便不知道他的长处。不知道他的长处，便不会加以间隔而自然疏远；看不见他的过错，便有时会自然亲昵。这是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四件事。《尚书》说：‘不做无益的事情，不损害有益的事业，功业才能成就；不看重奇异之物，不轻视日常有用之物，人民才能富足。’陛下贞观初年，行动总是遵循尧舜，返朴还淳；近年以来，却喜好崇尚奇异，难得的货物无论多远都运来，珍玩器物的制作没有一刻停止。上面喜好奢靡，却希望下面敦厚朴实，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末业日益兴盛，却想求得财富充实，这是不可能的，也已经十分明白了。这是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五件事。贞观初年，求贤如同口渴，善人所举荐的人，便信任任用，取用他们的长处，总怕来不及。近年以来，却任凭自己的好恶，有时众人共同举荐便任用，有时一个人诋毁便抛弃；有时多年任用仍继续任用，有时一朝怀疑便疏远。人的行为有一贯的履历，事情也有已经形成的事实。被诋毁的人，未必就比被举荐的人可信；多年的行为，也不应在一朝之间突然丧失。君子的胸怀，是践行仁义、弘扬大德；小人的本性，是喜好谗佞，以此为自身谋利。陛下不考察事情的根源，却轻率地评判其好坏，这就使守道的人日益疏远，钻营求进的人日益得到提升，所以人人只想着苟且免祸，没有人能够竭尽力量。这是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六件事。陛下刚登大位时，政事只求清静，内心没有嗜欲；数年以后却不能坚守志向，虽然还没有达到连续十旬放纵的程度，有时也超过三面驱猎的礼制，于是使游猎的欢乐受到百姓讥议，鹰犬的贡物远至四夷。把奔驰游猎当作欢乐，却不考虑意外变故；一旦发生不可预测的事情，难道还来得及挽救吗？这是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七件事。孔子说：‘君主要用礼来对待臣下，臣下要用忠诚来侍奉君主。’既然如此，君主对待臣下，按道义就不应当薄待。陛下刚登大位时，以恭敬态度接待臣下，君主的恩德下达，臣下的情意也能上达。近年以来，却多有忽略；有些外官奉命出使，入朝奏事，想着觐见朝廷，将要陈述所见所闻，想说话却得不到和悦的脸色，想请求又得不到更多恩礼，偶尔还因他们的短处责问细小过失。即使他们有聪明善辩的才略，也不能申明忠诚的内心，却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难道不困难吗？这是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八件事。傲慢不可滋长，欲望不可放纵，享乐不可过度，志意不可自满；这四点是前代君王用来获得福祉的原则，也是通达贤人共同用来反复告诫的。陛下贞观初年勤勉不懈，屈己从人，总觉得自己还有不足；近年以来，稍有自矜放纵，倚仗功业。其大意是轻视前代君王，自负圣明智慧，内心轻视当代之人，这就是傲慢的滋长。想要做什么，都要使它顺遂自己的心意；即使有时抑制情感听从进谏，最终也不能忘掉这种欲望，这就是欲望的放纵。志向在于游乐，情绪没有厌倦，虽然还没有完全妨碍政事，却不再专心治理国家，这就是享乐将要达到极点。天下全都安定，四夷也都诚心归服，却仍然远道劳烦将士和马匹，听到远方少数民族有罪便要征讨，这就是志意将要自满。亲近狎昵的人迎合旨意而不肯进言，疏远的人畏惧威势而不敢进谏，积累下去而不停止，就会损害圣德，这是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九件事。从前陶唐、成汤之时，并不是没有灾害祸患，却被称为圣德之君，是因为他们有始有终，无为无欲；遇到灾害就极其忧劳勤勉，时局安定就不骄傲、不安逸，所以如此。贞观初年，接连几年霜灾旱灾，京畿内的户口都迁往关外，扶老携幼，往来数千里，却没有一户逃亡、一个人怨苦，这确实是因为他们知道陛下怜悯养育百姓的心意，所以至死也没有离心。近年以来，百姓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尤其劳苦困敝；各种工匠夏天全都留下来服和雇之役，正式士兵轮番上值时又多被另行驱使，和市购买的物品不断进入乡里，递送物资的役夫接连走在道路上。既然已有这些弊端，就容易造成惊扰；如果再遇水旱灾害，谷麦不能收获，恐怕百姓的心就不能像前一天那样安宁了。这是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第十件事。臣听说，祸福没有固定的门径，只是由人自己招来；人如果没有过失，妖异就不会无故发生。臣恭敬地想到，陛下统御天下、治理四方，已经十三年了，道德教化遍及海内，威势远加海外，年成丰收，礼教也大为兴盛。到了今年，天灾流行，炎热之气导致旱灾，竟远远波及各郡国；凶恶之徒作乱，忽然又在京城附近发生。上天哪里会说话呢？只是降下天象来表示警戒，这正是陛下惊惧警醒、忧劳勤勉的时候。若能见到警诫便恐惧，选择善言便听从，像周文王那样小心谨慎，追慕殷汤那样责己自省，把前代君王用来达到治理的办法勤勉实行，把当今导致德行败坏的事情思考后加以改正，与万物一起更新，改变人们的观感和听闻，那么帝位的福祚就会无穷，普天下都会感到幸运。【奏疏上呈后，太宗下旨褒奖嘉许，将它列置于屏障之上，又抄录交付史官，使千年以后的人知道君臣之义，赐魏征黄金十觔、厩马二匹】禹说：‘安定你的心志，要谨慎于极细微之处，并求得安康。’舜也说：‘敬奉上天的命令，时时刻刻都要谨慎于细微之处。’所谓渐，就是细微的征兆已经显现。君主有谨慎对待征兆的学问，臣子有防止事态渐变的忠诚。只有文贞具有这种诚挚正直，只有太宗具有这种虚心公正。此疏不只是被列在屏障上，还被抄录交给史官，而且又给予赏赐。贞观之治以及太宗的声名之所以冠绝近古，正是因为如此。君臣一德的风气，几乎已经达到极致了。拒绝建德援军、保卫东都的议论　　　　　　　　薛收

译王世充占据东都，府库充实，他所率领的军队都是江淮精锐；眼前的忧患只是缺乏粮食而已。正因为如此，他才被我们牵制，想出战却不能取胜，想固守又难以长久。窦建德亲自率领大军，远道前来救援，也必定会带来最精锐的部队。如果放任他们到达这里，两股敌军联合起来，转运河北的粮食供给洛阳，那么战争才刚开始，停止兵戈就没有日期，天下统一也遥遥无期。如今应当分兵守卫洛阳，深挖壕沟，高筑城垒。王世充出兵时，千万不要同他交战。大王亲自率领骁勇精锐，先占据成皋，磨砺兵器，训练士卒，以等待窦建德到来；以逸待劳，决然可以取胜。窦建德一旦被击破，王世充自然会投降，最多不过二十天，两股贼军就都能平定了。窦建德已经被击破，天下也就可以依次平定了。薛收是薛道衡的儿子，确实是河汾学派中的高才。河汾学者陈述礼乐之事，从来没有谈论过军旅；而薛收却遇到强大敌人，决定了重大战略。如果考察这次战役，它是唐朝实现统一的关键举措，那么薛收这篇议论，应当和留侯在固陵的谋划具有同等功劳。文若劝阻官渡出兵，还不足以与之相比。《中说附录》中又记载，太宗想要兴复礼乐，而魏征、郑善果等惭愧自己没有平素的学业，后来叹息说：‘假使董常、薛收还在，事情恐怕不会到这种地步。’所谓薛，就是指薛收。薛收兼有文才武略，可以称为宏博的儒者。上天不给他足够的寿命，使贞观时代的文治事业如同画在绵蕞之上，实在可惜。《古文雅正》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雅正》卷七 礼部侍郎蔡世远编 论奉养亲父、亲自祭祀宗庙以及袭封、乐工等事的奏疏（马周） 微臣每次读前代史书，看到贤人忠孝的事迹，没有一次不放下书卷长久追想，希望能够践行他们的足迹。臣不幸早年失去父母，想以犬马之养来奉养他们已经没有机会；回头看来，今天能够做的，只有忠义罢了。因此徒步行走二千里，归附陛下。陛下不因臣愚昧，反而过分垂顾、记取臣下；臣私下回顾自己，实在没有办法报答谢恩，于是只凭微贱之身和赤诚之心，任凭陛下选择使用。臣恭敬地看见，大安宫在宫城西面，而它的墙垣、房屋、门阙制度，与紫极宫相比，仍然显得低小。臣又想到，东宫是皇太子的居所，尚且在城中；大安宫是太上皇居住的地方，反而在城外。虽然太上皇存心崇尚道素，志向在于清静节俭，陛下又不愿重重违背慈父的旨意，爱惜民力，但是蕃夷来朝见以及四方观瞻听闻时，仍有不足之处。臣希望营建城墙和雉堞，修建门楼和观阙，务必使它高大显著，以符合万国的期望，这样大孝就能昭示天下了。臣又恭敬地看见明白的敕令，定于二月二日前往九成宫。臣私下想到，太上皇年纪已经很高，陛下应当早晚亲自问候饮食；可是从早到晚的起居照料，如今所前往的宫殿距离京城三百多里，皇帝车驾一旦停驻，动辄要经过十多天，不是早晚能够赶到的。倘若太上皇心中有所思念感伤，想要立即见到陛下，将怎样才能及时赶到呢？况且如今车驾出行，本来是为了避暑；这样一来，太上皇还留在炎热之地，而陛下自己却前往凉爽之处，奉养父亲、冬温夏凊的道理，臣私下实在不能安心。不过敕书既已发布，事情已经办成，希望陛下明示迅速返回的日期，以消除众人的疑惑。臣又看见诏书，命宗室和功臣全都前往自己的藩国，把藩国留给子孙，使他们世代承袭守护其政权；除非有重大变故，不得削夺免除。臣私下想到，陛下封立培植他们，确实是深深爱护和重视他们，希望他们世代承袭守护，与国家一同长久存在。臣认为既然必须依照诏书办理，陛下就应当思考怎样使他们安定存续、富贵尊荣，为什么一定要让官爵世代相传呢？这是为什么呢？即使像尧、舜那样的父亲，尚且有丹朱、商均这样的儿子；倘若让儿童继承职任，万一骄纵愚昧，那么百姓就会遭受灾祸，国家也会蒙受祸患。若正想把祸患彻底断绝，那么子文治理楚国的旧例仍在那里；若正想让它保存下去，那么栾黡的罪恶也已经显露。与其使祸害降临到眼前还活着的百姓身上，宁可对已经死去的一个臣子割舍恩情，

译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看来，先前所谓爱护他们，反而正是伤害他们。臣认为应当赐给他们封地，登记赏赐其户邑；其中确有才能和品行的，便随着才器分别授予职任。这样即使他们的羽翼不强，也可以免受过失牵连。从前汉光武帝不让功臣承担具体吏务，所以最终保全了他们的世代，实在是深得其中的办法。希望陛下深思其中的适宜办法，使他们能够承受大恩，让子孙最终享有福禄。臣又听说，圣人教化天下，没有不把孝作为根本的。所以说：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尊敬父亲没有比让父亲配享上天更大的。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孔子也说：‘如果我不能亲自参加祭祀，就如同没有参加一样。’可见圣人对祭祀的重视就是如此。自陛下登上帝位以来，宗庙祭享从未亲自主持。臣知道这是因为圣心认为皇帝车驾一出，劳民费财没有限度，所以为了百姓方便而忍下孝敬父亲的心意。可是这样一来，一代史书竟不能记载皇帝亲自入庙祭祀之事，将来凭什么把谋划留给子孙，垂示给后世呢？臣知道大孝确实不只在祭祀器物之间，但圣人的训诫说，人本来就有委屈自己而顺从外物的时候。特此希望圣恩回顾省察臣的愚诚。臣又听说，达到教化的办法在于求贤、审慎任官；为政的根本，一定要从表彰清正、激励善良、抑制污浊开始。所以孔子说：‘名分和器物，不能够假借给别人。’这就是说，慎重选举任用是极其重要的。臣恭敬地看见，王长通、白明达本来只是乐工和舆皂一类的杂役；韦槃提、斛斯正则更没有其他才能，只会调教马匹。即使他们的技艺超过同辈，确实有可取之处，也只能赏赐金帛来使他们家中富足，哪里适宜让他们列入士人行列，超越常规接受高爵呢？竟使朝廷的班列之中，在万国来朝的场合，让驺子、倡人佩玉曳绶，和朝贺的君子并肩站立，一同坐下进食，臣私下以此为耻。不过成命既然已经发布，即使不能追回，也应当不让他们处在朝班之中，参与士人官吏的行列。这篇奏疏看不见激烈昂扬，只看见恳切真诚，是进告君主的最高准则。丁南湖说，贞观年间的将相都是隋朝旧臣，只有马周的出处纯粹无瑕。我尤其喜爱他的奏疏，正如韩魏公所说的：以理为主而胜人，并且用至诚来实行它。论三种阵法【高宗在武成殿询问兵家三种阵法，员半千回答说】员半千 臣听说，星宿的孤虚，是天阵；山川的向背，是地阵；军队编制彼此配合，是人阵。臣认为不对。军队以正义出征，像及时雨一样降临，得到天时，这才是天阵；粮食充足而费用节省，一边耕种一边作战，得到地利，这才是地阵；把三军士卒当作子弟一样，使他们像子弟跟随父兄，得到人和，这才是人阵。舍弃这些，还凭什么作战？言语简洁而义理端正，用老成刚健的笔力写出，真是绝妙之作。陈述选拔官员弊病的奏疏　　　　　　　　魏元同 君主的职责，应当委任臣下并责成他们取得成功。所委任的人恰当，所任用的人自然就会精良。所以周穆王命伯冏担任太仆正时说：‘谨慎地选拔你的属官。’这是让各部门长官各自寻求具体人才，而天子任命主管大事的人。到了汉代，能够得到人才，也都是先由州县补任，然后由五府征召，最后才升到朝廷。自魏、晋以来，才专门把选官之事委托给吏部。天下如此广大，士人如此众多，却把它交给几个人掌握，用刀笔来衡量人才，按簿册来考察品行。即使公正如秤，明察如冰镜，力量仍有穷尽，照察仍有不到之处。何况所委任的不是合适的人，还会有愚昧、昏暗、阿私的弊病呢？希望大略依循周、汉的规制，来挽救魏、晋以来的过失。唐代的选官制度，先集中起来考试，考察他们的文章和判词；考试合格后，再铨选考察其品行和言谈；铨选之后注拟官职，注拟之后唱名，然后分类列为甲等，这是裴行俭制定的，后来遂成为永久制度。当时又有刘晓，曾上疏说选取士人专门以文章分甲乙，于是士人都舍弃德行而奔趋文艺。每天背诵万言，和义理有什么关系？文章七步写成，也不足以教化人。何况把全部心思放在花草树木之间，把笔力用尽在云烟霞光之际，拿这种东西来形成风俗，难道不是大错吗？后世

译选取士人、役使官吏的制度，即使不能全部恢复三代旧制，若能像这两篇奏疏所说的那样，权衡其意而实行，也就可以了。

译姚崇、宋璟传赞　　　　　　　　《新唐书》姚崇用十件事情劝说天子，随后才辅佐政务，这难道不是很伟大吗？可是旧史没有流传下来；看开元初年这些事情都已经施行，确实不是虚妄。宋璟刚强正直，又超过姚崇，玄宗一向敬畏他，常常屈意听取采纳，所以唐史臣称说：姚崇善于随机应变，以成就天下的事务；宋璟善于遵守法度，以维护天下的正道。两人的道路不同，却同样归于治理，这也是他们辅助唐朝实现中兴的原因。唉！姚崇劝天子不要追求边疆功业，宋璟不肯接受边疆大臣之任，而天宝年间的叛乱最终使他们遭受其害，可以说都是有先见之明。然而唐朝三百年间，辅弼之臣并不少，为什么前面只称房玄龄、杜如晦，后面只称姚崇、宋璟呢？大概是君臣之间的相遇和契合实在太难了。宋广平刚强正直，是唐朝第一流的人物，并不只是超过姚崇而已。姚崇的才干，只有李文饶可以与他相比；但姚崇更加醇厚，而且他的际遇也胜过李文饶。赞语能够看出他的宏大之处。宋公遗爱碑颂　　　　　　　　张说 唐朝统治天下九十八年，百姓的恩泽遍及海边，巨大的恩德弥漫荒远地区。天子想到偏远乡土闭塞，边道漫长险阻，有的官吏不遵法令、不受驯化，有的百姓不能安康、不能顺从，于是命令旧日宰相广平公宋璟镇守这片边远土地，治理南方州郡。敦厚推行五管的政教，总领三军的旗鼓。疆域纵横万里，逐渐使各国经过九译而来朝。诏书下达之日，众人纷纷如风吹草倒般顺从。凭什么能够达到这样的威名和成就呢？宋公从前手执白简，登上禁中小门，推诚尽言，不顾自身，不惜触犯英明君主的威严，踩着奸臣的虎尾。挫败二张的锐气，声威震动天下；折断三思的锋芒，气势压倒风云。因此，天上有四星，是皇帝的辅佐；地上有五岳，是上天的支柱。他入朝为宰相，是君主的股肱；出朝任地方长官，是百姓的父母。至于他做这一邦之长，饮食有节制，衣服有常规，内心清明而事务简约，神色严正而群臣下属肃然。于是即使不发怒也有威严，不说话也取得信任。即使有文身凿齿、披发儋耳的人，穿草衣木服，住在山巢水馆，种族不同、风俗各异，也都受到教化而趋于一致；语言不通，内心却已经明白。他带领百姓筑墙，使百姓烧制瓦片，房屋全都涂饰修整。白天出游，便能看到华夏风俗的可观之处；家家都拆除茅草屋顶。夜间劳作，也不再发生灾火，这是栋宇建筑带来的好处。从今以后，前往各国的船只车辆，海中的珍宝云集而来；货物没有两样的价格，路上有人遗失金钱，各个远方异族都改变了返回的路线。远方的人全都把我们的边郡当作内地，贸易道路如此平坦。因此能言善文的人都把这些作为美谈。大概自箕子离开殷朝以后，王者襄公代楚而将要得到诸侯拥戴；尚书台有东汉的雅望，黄门有北齐的美德；宋氏世代都是著名公卿，宋璟继承并发扬了这种美德。《诗经》所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修明他们的德行’，广平公具备这种德行。至于过去的人屈抑，后来的人伸展，过去与将来相互召唤，哀乐也接连而来。鸿雁飞翔沿着水洲，在女信停留；龙纹礼服回到我公身上。人们思念深重，叹息也不足以表达。广府司马谭瓌、番禺的老者某乙等，共同刻石来传扬宋公的功德。我是春秋时期史官的后学，难道会苟且措辞吗？我向来敬重宋公作为王臣的尊贵，又赞美谭先生赞颂德行的义举，遥遥感念父老们追思贤人的辛劳。越裳改变旧俗，说明周公才德之美；吉甫作颂，使人看见申伯在藩国和宣王朝廷中的政绩。让后人观看政绩，怎么可以废弃呢？颂曰：降临为王朝宰辅啊，远方国土也感受您的威灵；歌唱北户之地啊，舞动南海之滨。斟酌七德啊，考察六经；政令整齐划一啊，言语不再重复。草木得到滋养啊，鱼鳖得到安宁；改变蓬草屋啊，修整篱笆墙。屋瓦像鱼鳞啊，厅堂如鸟翼展开；阳光照入深屋啊，夜里也明亮如白昼。火不要焚烧啊，风不要吹扬。事情近在眼前啊，恩惠却无边无际。昆仑的珍宝啊，西海的财富；相隔几万里啊，每年都来一次。船只如同岛屿啊，货物堆积成台。市场没有欺诈啊，道路没有盗贼。旅人忘记家乡啊，夜里也开着门。越过井冈啊，走过石门道。金鼓令人忧愁啊，旌旗却十分美好。您来得为什么这样晚啊，离去又为什么这样早。用犦牛作祭牲啊，用菌鸡来占卜。神明降下福祉啊，祝公长寿。只有具有大手笔的人，才写得出这样的宏大文章；只有广平公足以担当它。○在昌黎公出世以前，人们推举燕公为文章巨匠；他还不能完全摆脱排偶对仗的习惯，但文章典雅庄重、自持尊贵，有两汉文章的风味，而没有六朝文章的绮丽靡弱，在一代之中享有盛名，确实不是虚誉。经学家族学习写作古文，往往空疏草率而寒俭，尤其应当学习这一类文章。上姚令公书　　　　　　　　　张九龄 日月，左拾遗张九龄敬呈书信给紫微省令梁公阁下：阁下登上朝廷，主持天下政务，已经很久了。人情的真伪，事情的得失，您所经历的已经很多。不是那些曲学之士的言论，也不是我这个后辈的考虑，所能对您有所损益，这已经很明白了。然而我的心意还有没有尽说的地方，不能停止这片区区之心；如果能够得到容纳，也不过像使用九九之术一样。如今君侯掌握天下大权，辅佐圣明朝廷，深受皇帝信任，正渴望实现太平，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怎么能错过呢？加上您的明察如镜中之光，运筹如掌上指掌，正值接近羲皇、轩辕那样的时代，哪里只是伊尹、吕尚而已。时机容易失去，功业将要完成，但过去的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往往仍在拟议，我为此愚昧地感到惋惜。看见形势便依附，是俗人都能做到的；能够不妄自接受，也不轻易接受，是有志之士难以做到的。君侯如果察知那些不苟且依附、也不轻易求取的人，接近他们并厚待他们，因而任用他们，那么禽息的头颅会为了知己而必然破碎，豫让也会感念国士知遇而甘愿漆身。至于交往如果完全像市场交易，廉颇门下宾客因势势盛衰而有虚有盈，廷尉与人的交情也随贵贱变化；起初许诺为对方死，等到身体和体面都软弱了，最终却背弃对方而求饱足，飞扬自己的身名已经实现，这就是小人的常态，不可不察。自从君侯担任宰相、掌握任用人才的权力以来，那些浅薄软弱、缺乏根基的人，已经伸长脖子、踮起脚跟赶来了。

译他们谄媚亲戚来求取声誉，讨好宾客来取得容纳；以情意结交，以笑语取悦，谈笑之间便生出羽翼，事情发展极其广泛，变化万端而难以看清。其中难道没有才干的人吗？他们的问题在于没有羞耻心。君侯如果有时舍弃他们的短处而收取他们的长处，别人却不知道其中深意，就会说您对这类人完全徇私。有人议论说：‘不认识宰相，就没有办法得到升迁；不凭借交游，就没有办法求得任用。’明主在上，君侯担任宰相，怎么会允许有这种话呢？况且人可以用真诚感动，却很难对每个人逐一解释。为君侯筹划，最好谢绝那些充当媒介的人，专门谋求公开选拔人才。古人说：‘抵御寒冷没有比穿厚皮衣更好的，止息诽谤没有比自我修养更好的。’修养达到极致，什么诽谤不能止息？不要说没有害处，祸患将会很大。那些才干高、器量大，却像明珠潜藏、美玉隐没，不肯预先求人引荐来求通达，虽然后来终会自安，如今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无论亲近还是疏远，只问他是不是这一类人就行了。可惜啊！即使暂时不认识他们，又有什么不可以呢？由此可知，女子不私自求进，人们就可以把她作为妇人；士人不苟且求进，就可以把他作为臣子。由此更知道，应当像山一样包藏、像海一样容纳，听取意见而不获罪；所以我不敢默默不言罢了。希望您不要因为人的缘故而废弃我的话，以免损害君侯的明察，那就幸运之至了！幸运之至！曲江的人物，风度真是翩翩啊！这就是唐代的人物。看他上书规劝勉励姚元之，便知道他的见识和器量远远超过常人。信中所说‘其中难道没有才干吗？问题在于没有羞耻心’，那些奔逐声名的人读到这里，都会悚然惊惧。又说：‘什么算远，什么算近？只须问他是不是同类。’求取人才的人读到这里，便会豁然开朗。与徐给事论文书　　　　　　　柳冕 文章根本在于教化，表现于政治的治乱，联系于国家的风俗。因此，在君子的内心叫作志，表现为君子的话语叫作文，阐述君子的道叫作教。《易》说：“观察人文，就能以此教化天下。”这就是君子的文章。自屈原、宋玉以后，写文章的人以哀婉艳丽为根本，致力于恢宏诞妄，丧失了比兴的手法，也失去了古人的意义。即使扬雄、司马相如形貌相似，曹植、刘桢骨气高峻，潘岳、陆机辞藻华美，但文章写得多而实际作用少，也不过是一种技艺，君子是不这样做的。从前汉武帝喜好神仙，司马相如便写《大人赋》来讽谏。武帝读后，飘飘然产生了凌云之气。所以扬雄批评他说：“讽谏固然是讽谏，我恐怕它免不了也在劝诱皇帝。”大概文章有余而质实不足，就会流荡；才华有余而雅正不足，就会放纵。流荡放纵而不能回返，使人产生淫靡艳丽的心念，这就是文章的弊病。扬雄虽然知道这一点，却不能实行；能够实行的，只有荀子、孟子、贾谊、董仲舒罢了。我自从任职以来，受到外界事情的感触，有所感便写成文章，不知不觉编成一卷。立意虽然想要复归古道，却赶不上古人，因此还不足以评论古人的文章。唉！古人的文章已经无法企及了。要想见到古人的心，难道就在文章中吗？如果没有文章，又不能见到古人的内心。因此我还不能忘却言辞，这也是我的志向所趋。先生论述文章的五六篇文字，全都卓然自立，大体认为文章应以经世济民、阐明道理为主，彻底扫除寻章摘句、恢诞华丽辞藻的陋习。在韩愈、李翱尚未出现以前，确实是文章中的翘楚；就是独孤及、梁肃一类人，也还赶不上他。由此可见唐代古文的兴起，是有来由的。《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鉷传赞》，《新唐书》。开元年间，宇文融开始凭借谈论财利而得到宠幸。当时，皇帝看到天下安定富足，安然产生了攘除四夷的想法。宇文融估量皇帝正在调发兵员、筹措军粮，便建议搜取隐匿的人户和剩余的田地，以迎合皇帝的愿望。他私下提出的说法一经开启，皇帝便后悔发现得太晚了。不到十年，他就取得宰相之位；后来虽获罪，皇帝追悔宇文融的才干，仍然没有停止。孟子所说“上下都征求财利，国家就会危险”，难道不可信吗？天宝以来，对外供给军兴之需，对内满足宠妃的奢欲，费用越来越无法计算。于是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等人都凭借搜刮刻剥而进用，剥夺百姓以增加皇上的收入，每年进献多余钱财百亿万，作为皇帝的私藏，用来满足额外赏赐，而天下的正常经费仍照常征取。皇帝认为他们能干，所以不断加重他们的官职、屡次任命他们出使，使他们尊贵显赫、声势煊赫。天下逃亡的百姓一天比一天多，有关官府只占着职位而不再办事。韦坚等人的欲望满足以后，又利用权势和谄媚相互残害胁迫，四个家族全都覆灭，成为天下人的笑柄。百姓可以安抚而不可扰乱，财利可以通达而不可穷尽地榨取。看这几个人，竟想扰乱百姓、榨尽财利，积聚怨恨以造成灭亡，那么先前所谓的财利，难道不会反过来成为祸患吗？王鉷、杨国忠后来出现，横暴虐害尤其严重；正当他们毒害天下时，人们又想起宇文融来了。唐朝到了天宝年间，谈论财利的人已经得势。到了唐德宗时，征收间架税、除陌钱，又更加严重。小人不顾国家覆亡、自身丧命，进献求利的主张来换取一时的荣宠，实在愚蠢极了。王安石并不是侍奉君主、贪图官位的人，但青苗法、均输法和这些人所为同样受到讥评，所以施政的方法不能不谨慎。辞免太尉之职 太尉的职位尊重，责任重大，我私下担心自己不够资格，所以冒昧上奏。恭敬地接到诏书，却没有得到允许我的诚恳请求。臣从前的本分，早已知道知足止步；如今屡次请求，私下又害怕福禄盈满。此心确实出于内心，事情并非矫饰。只要志向所到之处，怎敢不把话全部说出？自从兵乱以来，纲纪渐渐败坏，时俗多有躁进争竞，风俗少有廉耻分寸。德行浅薄而地位尊贵，功劳微薄而赏赐丰厚，这样的人很多，不能一一说尽。臣每每见到这些，深以为忧。过去范宣子谦让自己的下属，众人都认为栾黡过于奢侈，不敢违背范宣子的意思。臣实在浅薄低劣，私下仰慕古人，务必要以自身率先垂范，彻底改变浮薄的风俗。因此勤恳诚挚地请求罢免此官，希望礼让之风能够兴起并实行，或许可以由臣促成。臣位居上相，爵为真王，参与谋划辅佐皇帝，受到亲信重托，恩宠荣耀已经达到极点，功业也已经成就。按理早该请求退休，以保全余年。只是敌寇还在附近，国家尚未安定，臣子的心不敢安居。如果西戎已经安定，李怀恩也已被擒，过去的官爵，我发誓再也不接受。一定要追随范蠡，继承留侯的足迹。臣的鄙陋心愿，恳切就在这里。汾阳公对国家宗庙社稷有大功，这是不必说的。即使只说他的进退，也完全是君主宽缓时便置之不用、危急时便任用他，彼此毫无嫌隙。陶士行、李临淮等人和他相比，都多有惭愧。田承嗣是跋扈的强藩，把皇帝的命令看得像丢弃的弁冕和丝带一样轻。汾阳公接到他的书信就下拜，回纥因此感动，朝廷也因他的善意而信服；若不是出于至诚，怎么能做到这样？这篇文章足以窥见他的学问深厚醇正，忠诚也流露在笔墨之间。

译《郭子仪传赞》，《新唐书》。天宝末年，叛军从幽陵起兵，外有阻隔，内部纷乱，郭子仪从朔方率领孤军，转战追击败军，义无反顾。当时皇帝向西逃走，唐朝国运像系在末梢的旒旗一样危急，而郭子仪能够辅佐太子，重新建立王室。大难大致平定后，他遭到谗毁，被诡计夺去兵权；但早晨接到命令，晚上便上路，没有丝毫自以为受嫌疑的怨意。后来泾阳被围，他单骑会见敌军，以至诚压服他们，使猜忌残忍之人无法施展谋略。唐朝的国命虽然正当长久，也应当是由于他的忠诚贯日月，得到神明扶持吧！后来李光弼等人畏惧逼迫而不能善终，郭子仪却保全了名声和高尚节操，光彩灿然，独自显著。福禄长久，便是拿齐桓公、晋文公来相比，也还显得狭小。唐史臣裴垍称赞说：“权势倾动天下而朝廷不猜忌，功劳盖过一世而皇上不怀疑，享尽人的欲望而议论者不加贬斥。”唉！裴垍确实说得对。他的子孙大多凭功名显达，大概是盛大德行的后代吧。我小时候初读《通鉴纲目》，问父亲说：“诸葛武侯、郭令公、程纯公、朱文公，虽然不属于同一类型，但考察他们的立心和行事，难道几乎都是圣人吗？”父亲沉思了很久，说：“不敢立即认为他们是圣人，但你说的话也确实有见识。”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详细观察四位公的行事，果然是三代以后难以有的人物。郭令公虽然没有可以考见的学术，并非天资纯美、涵养充足的人，能够做到这样吗？宋子京临摹传神，极其像班固、范晔；但他引用裴垍“享尽人的欲望”这句话，用字却过分了。郭令公不过是奉养优厚、多养了些侍妾罢了；身居将相王侯的地位，这也不是过分之举，怎么能说是“享尽人的欲望”呢？杨绾 国家选拔士人，必须凭借贤良之士。所谓贤良，大概就是孝顺友爱纯厚完备，言语行为敦厚诚实，平日培养德行，行动不违背仁道，具备忠诚信实的资质，实行谦逊恭敬的操守；怀藏才能时从不自我夸耀，虚心待人而所作回应必定诚实。像这样的人，才能率先修身而从政，教化人民、安定风俗。自从末世风气浇薄奸诈以来，这种道路渐渐衰微，人们争相崇尚文辞，互相夸耀炫示。司马相如轻浮浅薄，最终不被任用；赵壹虚妄诞妄，最终被乡里排斥。从那以后，这种风气更加盛行，不考虑实际践履，全都追逐空名，败坏风俗、伤害教化，前代史书记载得很详尽。古人把文章比作郑、卫之乐，大概是有原因的。近来隋炀帝开始设置进士科，当时还只是考试策问罢了。到唐高宗时，刘思立任考功员外郎，又奏请进士加试杂文，明经加试帖经。从此弊病逐渐积累而成为风俗，稍能入学的人，全都诵读当代诗文；长大后虽能写得广博，也不超出各家文集，彼此结党相助，以获取虚假的声誉。六经从未打开过书卷，三史都等于挂在墙上。何况还要用孔门之道考问他们，要求他们成为君子之儒呢？承袭这种习惯已经很深，奔走竞争成为追求；夸耀才艺的人竟毫无惭色，急于进身的人只想压倒别人，把诋毁讥讽当作平常话，把迎合或背弃当作自己的责任；投递名帖求见，奔走于权要通达之处，显露才华、夸扬自己，在当代喧腾一时。古代的贤良方正，难道有这样的吗？朝廷的公卿用这种方式对待士人，家中的长老用这种方式垂示训诫，却想让他们返归淳朴、怀有礼让、守住忠信、懂得廉耻分寸，怎么可能做到呢？这就像水一样，水流已经浑浊，如果不从根本上澄清，怎么能重新变清？如今圣德统治天下，四海重新安定，天下之内仰望着接受教化，都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思念圣朝的治理。如果不趁此时整治，那么太平政治就又会偏离。凡是国家的重要权柄，没有不是先选择臣下的；古代的贤君明主，都虚席以待贤才。如今选取人才，竟让举人自行递牒推荐自己，这不合治理国家的体制。希望请求依照古制，由县令察访孝廉，确知乡里有孝悌、信义、廉耻之行，又兼通经学、才干足以参加考试的人，以“孝廉”为名，推荐给州。刺史应当以礼接待，考察他们所通晓的学问；确实通晓的，再把姓名送到尚书省。从县到省，不得让举人自行陈列牒文，说明自己所学习的经书：左传、公羊、谷梁、礼记、周礼、仪礼、尚书、毛诗、周易。任通一经，但务求探取深奥意义，通晓各家的义理。考试时，选派各部门中有儒学修养的官员进行问答；每经询问义理十条，问完再回答策问三道。策问都询问古今治国的道理和当时的重要事务，选取能够施行任用的；经义和策问都通晓的，列为上等，希望交付吏部，立即授予官职。经义通晓八门、策问通晓二道的，列为中等，给予出身。列为下等的，罢退回乡。国子监推荐的人，也请依照这个办法。如果有品行事业并不显著，而主管官员却胡乱推荐的，请酌情加以贬黜。希望几年之间，人伦风气发生变化；既然归向实际学问，就应当懂得大道。居家的人自行修养德业，从政的人都知道廉耻，浮华争竞自然停止，敦厚朴实自然受到鼓励。教化人民的根本，确实就在这里。事情如果实行，应当另行制定条例。诏令左右丞、各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给事中、舍人共同商议，奏报皇帝。西汉举荐孝廉、举荐秀才，都考察实际品行，从来不考试。秀才，就是博士弟子员汇集送交太常，太常把特别优异的秀才登记上报，任为郎官，所以称为秀才。贤良方正是特设科目，有策问考试。到了东汉顺帝时，采纳左雄的意见：“诸生考试各自所受的经学，文吏考核章奏，也只是时势使然罢了。”杨绾这个建议极其好；然而后世不能没有考试的办法，考试经书、考试策问，必不可少，品行事业必须显著，这才是最紧要的。可惜杨绾死后，唐朝最终没有实行。奏论百官上奏政事的奏状

译御史中丞李进等人传达宰相的话，说是奉皇帝的旨意：由于各部门官员上奏政事的很多，朕并不怕费心阅览，只是所奏之事多夹杂私心和谗毁；从今以后，凡论政事，各部门官员都必须先告诉长官，长官再告诉宰相，宰相决定可否，然后才能上奏。臣自从听到这话以来，朝野喧然，人心也多有衰退。为什么呢？各部门长官都是达官贵人，他们的话都可以直接通达天子。郎官、御史，是陛下的心腹和耳目之臣；所以他们出使天下，无论事情大小、得失，都命令他们访问察看，回来时上奏报告，这是为了使四方的眼睛都明、四方的耳朵都通。《诗经》说：“嗡嗡飞的青蝇，停在荆棘上；谗言纷纷兴起，交相扰乱四方国家。”这是因为谗言能够把白说成黑，把黑说成白。诗人深深厌恶它，所以说：“把那些谗人抓来，扔给豺狼虎豹；豺狼虎豹都不要，就把他们扔到北方去。”过去夏朝的伯明、楚国的无极、汉朝的江充，都是谗人，谁不厌恶他们？陛下为什么不深加审察、反复听取？他们的话如果是虚假诬陷的，就是谗人，便应因此诛杀；他们的话如果并非虚假，就是正直之人，便应因此奖赏鼓励。如果放弃这件事不做，使众人都认为陛下厌倦听取阅览、拒绝臣下进谏，臣私下替陛下深感痛惜。臣听说唐太宗勤于听取阅览，众多政务因此得到治理，所以著有司门式以防止壅塞闭阻。天宝以后，李林甫的威势权力日益盛大，群臣不先向宰相请示便上奏政事的，他仍然假托其他缘故加以中伤。又有宦官袁思艺每天把诏令送到中书省，玄宗的一举一动都告诉李林甫；李林甫总能迎合玄宗的心意先行奏请，玄宗惊喜得像遇见神明一样，因此他的权势宠信日益加重，下面的实情无法上达，逐渐导致潼关的祸乱，衰败发展到今天，天下的弊病全都集中到圣上身上，难道是陛下自己招来的吗？大概它的由来是逐渐形成的。自从艰难开始，百姓还没有困敝，太平的治理本来马上就可以实现。适逢李辅国掌权，宰相专政，彼此姑息，没有人肯直言；大规模设置三司，局势不得安定，将士向北逃走，党项人聚集，地方盗贼至今仍成为祸患；伪将彼此惊恐，又因史思明的危险恐惧而煽动反叛。如今相州军队败散，东都陷落，先帝因此忧劳，以至折损寿命，臣每想到这些，便痛彻心骨。天下兵戈还没有停止，创伤还没有平复，陛下难道能不每天听到正直的言论以扩大视听，反而想一下子隔绝忠直进谏的道路吗？臣听说君子难以进身却容易退处；朝廷已经开放了无所顾忌的进言道路，尚且害怕他们不肯说话，何况怀着厌倦懈怠之意，命宰相宣布禁令，使御史台制定条目，不准直达进奏？从此人人都不敢上奏政事，那么陛下所听到、看到的，就只有这三五个人罢了。天下士人正要闭口结舌，陛下后来看到没有人上奏，必定会认为朝廷没有值得议论的事情，哪里知道是他们害怕而不敢进言呢？那样一来，李林甫、杨国忠又会复活了。像今天这样的事情，古往今来从未有过，即使李林甫、杨国忠也不敢公然这样做。陛下如果不早日醒悟，渐渐形成孤立的局面，后来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臣实在知道触犯大臣，罪祸不可预测；但不忍辜负陛下，恳切急迫到了极点。颜公刚直敢言，像这样守持节操、为义而死，应当从他平日冒犯皇帝、敢于进谏的事迹中去考察。

译《段秀实、颜真卿传赞》，《新唐书》。唐人柳宗元说：“世人谈论段太尉，大多认为他只是一个武人，一时奋不顾死来求取名声，不是这样。”段太尉为人温和恭顺，常常低头拱手行走，说话声音气势低弱，从不以脸色对待别人，人们看他像一个儒者。遇到不可容忍的事情，他一定要实现自己的志向，绝不是偶然如此。柳宗元不轻易赞许别人，我料想事情确实如此。这不正是孔子所说“仁者必定有勇”吗？安禄山反叛时，气势凶猛，所向无前，鲁公颜真卿独自凭乌合之众迎击他的锋芒，功业虽未成功，但他的志向足以称道。晚年处境困顿，被奸臣排挤，死在叛贼手中；但刚毅之气虽受挫而不沮丧，可以说是忠了。详细观察这两个人的行事，他们当时也不能得到君主的信任，到了面对重大节义关头，却践行它而没有丝毫犹豫，这是为什么呢？那些忠臣义士，宁可在尚未得到世人信任时，务必反求自身、使自己合于正道，然后内心满足而去实行。唉！即使相隔一千五百年，他们的英烈精神仍句句如严霜烈日，令人敬畏而仰望啊！段公没有死在郭晞的凶悍士卒手里，而死在朱泚手里，算是死得更合适了。颜公没有死在安禄山的强兵手里，而死在李希烈手里，实在令人悲痛。然而两位公的精魂，万古以来在史书中都被称为严霜烈日，令人畏惧而凛然仰望，至今仍然富有生气啊！奉天改元大赦诏（平定朱泚以后改元），陆贽 要使政治清明、教化兴盛，必定在于推诚相待、忘却自身、救济他人，并且不吝惜改正过错。朕继承守护先祖的大业，君临万方，却失守宗庙社稷，流离到了草野之间；想到自己没有遵循德行，实在无法追悔过去，长久思量自己的罪过，希望将来能够有所挽回。惟有我烈祖，德行超过常人而庇护百姓，使风俗教化达到和平，拯救百姓脱离涂炭，福业相继、庆泽累积，传承了近二百年。你们这些卿士、尹官、众官以及亿兆百姓，代代接受养育，直到今天。因此我这个小子有幸继承宏大的事业，害怕德行不能继承先祖，不敢懈怠荒废。然而我长大于深宫之中，不明白治理国家的事务，不知道农事的艰难，不体察征戍的劳苦，仍然不明白反省自身，于是发动战争。向四方征发军队，千里运送粮饷，暴虐的命令比诛求更严厉，疲惫的百姓因纺织机杼而家财耗空。上天降下谴责而朕没有醒悟，下面人民怨恨而朕不知道，逐渐造成动乱的根源，变乱在都邑兴起。贼臣乘机而起，肆意作乱，罪恶滔天，百官失去秩序，九庙受到震惊。朕内心痛苦而面有惭色，罪责实在在朕自身。依赖天地降下佑助，神人共同谋划，将相竭尽忠诚，爪牙之臣尽力效命，才除去大盗，重新扶持皇室纲维。现在将要宏大地推行长远计划，必须颁布新的命令。朕早起晚睡，只思念从前的过错；从今以后，朝廷内外所上书奏，不得再称朕为圣神文武之号。朕愿与众人重新开始，以报答上天的恩惠。可以大赦天下，把建中五年改为兴元元年。从正月一日天明以前开始，死刑以下的罪，无论轻重，一律赦免。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有的凭忠诚功劳担任将相，有的凭旧日功勋继续镇守藩镇；朕安抚驾驭失当，以致使你们疑惧，实在是朕不像一个君主，你们又有什么罪呢？一并洗除罪责，各自恢复爵位。朱滔虽然因与朱泚这个叛贼有牵连而连坐，但道路遥远，未必与他同谋；如果能够效顺，也一并给予更新。河南、河北各军的兵马，都应当在各自本道巩固疆界，不要相互侵扰。朱泚极其不义，抛弃道义、蔑视恩德，反乱改变天常，盗窃名位器物，暴虐侵犯陵寝，这些事情令人不忍说出口，得罪祖宗，朕不敢赦免。那些被朱泚胁迫而跟从的将士、官吏、百姓以及各类人等，有的是遭到煽惑诱骗，有的是被凶威逼迫；只要能够自我更新，一概不问。人的品行事业，未必能够样样兼备；建造大厦，正是要聚集各种材料；建立奇伟功业，也不限于通常的规范。只要适合任用，就不能抛弃任何人才。何况被贬黜免官的人，沉郁已经很久，只要早晨有过错、晚上便改正，仁政哪里会离得很远呢？流放迁徙、降职贬黜、丢官失爵、被发配隶属的人，其中才干能力著名显著的，特别加以登记任用，不受通常条例拘束。各军使、各道前往奉天以及进军收复京城的将士等，有的身经百战击溃敌人，有的跋涉万里勤王救难。能够救济危难的，他们的节操显著；能够复兴社稷的，他们的功业崇高。朕考察你们的功劳，特意增加常典之外的赏赐，应当一并赐名为“奉天定难功臣”。本人有罪过的，递减三等罪；子孙有罪过的，递减二等罪。面临危难而献出生命，是古代圣贤所看重的；掩埋暴露的尸骨，是礼典所优先规定的。虽然效力的方式或有不同，但在恻隐之心上有什么区别呢？各道将士中有为国事战死的，各委托所在州县供给驿传送回，由本管官员负责安葬祭祀。其中因战阵杀戮以及被擒后伏罪，尸骨暴露在原野上的，也都委托所在地就近收葬。近来军旅事务使赋税徭役繁多兴起，官吏趁机作奸，百姓不堪忍受。现在可以稍稍安定，让百姓休息。除陌钱以及间架税、竹木、茶、漆、铁等各种名目的征收，全都应当停止。京畿以内遭受这场兵乱，攻打劫掠、焚烧破坏，没有一间房屋安宁。王师仰赖百姓供给，百姓承受了沉重劳苦，现在应当减免今年夏税的一半。朕因为凶恶之徒侵犯京城，仓促用于征讨，于是估量京郊，在这个地方暂时停驻。军队储备得以办妥，军旅得以安宁，应当特别加以褒奖表彰，以记载朕的过错。应当把奉天升格为赤县，百姓一律免除赋役五年。崇尚德行，是教化首先要做的；寻求贤才，是国家的根本。我长久思念这一道理，连梦中都更加怀想。然而浇薄的风气趋逐竞争不止，隐居的士人寂寞无闻，大概是我的诚意还没有得到充分信任，所以贤才没有来到。天下有隐居而实行义行、才德高远、隐藏踪迹于山林、不求闻达的人，委托所在地的长吏备具姓名上奏，应当准备礼仪邀请他们前来。各类人中有贤良方正、能够直言极谏的，有广泛通晓经典典籍、通达教化的，有洞察韬略、能够担任将帅的，委托常参官以及所在地长吏上报推荐。天下孤老、鳏寡、孤独而不能自食其力的人，都委托州县长吏根据实际情况优厚救济。其中年满九十岁以上的，刺史、县令亲自到门前慰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应当表彰其门闾，终身不服徭役。大军之后，内外财力耗尽，应当减少饮食、节省费用，朕本人应当先节制车舆服饰器用，断绝宫室的华丽装饰，以节俭率先天下。各道进献的物品，除非是供宗庙和军国使用的，一律停止。施布恩泽、实行赏赐，本来应当遵循旧有典章；如今余孽尚未平定，国库已经空竭，不能充分举行庆赏，朕对此深感惭愧。赦书中有尚未包括的事项，委托有关部门分类列明条件上奏。胆敢以赦免以前的事情互相告发的，便按照相应罪名治罪。逃亡山林湖泽、私自藏有兵器的人，百日之内不自首的，仍按原罪论处。赦书以每日五百里的速度传送，使远近之地都张榜公布，务必让所有人知道。

译先生说：用言语感动人，本来根基就浅，何况言语又不诚实吗？因此陆贽再次写成这篇诏书，深刻、痛切而明白周备。后来李节度入朝，说山东将士看到诏书后感动流泪。臣于是知道叛贼不足以平定了。总而言之，“推诚改过”四个字就足以概括。唐朝的学术文章，以韩公为第一；经世济民的奏议，以陆公为第一。他的忠诚正大，姚元之、李邺侯还比不上。论述前面所答奏章未能施行的奏状，陆贽 建立国家的根本，在于得到众人的拥护；得到众人拥护的关键，在于了解民情。民情有通达和阻塞，所以产生治乱盛衰；民情有厚薄亲疏，所以产生增益和损耗。《易》的卦象中乾在下、坤在上，叫作泰；坤在下、乾在上，叫作否；损上益下，叫作益；损下益上，叫作损。乾象征天、象征君，坤象征地、象征臣。天在下而地在上，位置颠倒了，却反而称作泰，是因为上下相交。君在上而臣在下，位置和道理都顺，却反而称作否，是因为上下不相交。损益的意义，也是由此而来。上位者约束自己而使百姓宽裕，百姓必定喜悦而奉戴上位者，这难道不叫作益吗？上位者轻蔑百姓而放纵自己，百姓必定怨恨并背叛上位者，这难道不叫作损吗？既然如此，上下相交便是泰，不相交便是否；上位者自我减损，百姓便使他受益；上位者自我增益，百姓便使他受损。民情的得失，哪里容许轻易对待？所以古代圣王身居百姓之上，必定以自己的心顺从天下人的心，不敢让天下人顺从自己的欲望。自古王业的盛衰、君道的得失，史册记载俱在，清楚得可以验证。与众人同欲，没有不兴盛的；违背众人、独断专行，没有不衰败的；听从善言、采纳劝谏，没有不稳固的；疏远贤人、以过错为耻，没有不危险的。善恶依类相从，端正分明如同贯串的珠子；成败的迹象依次显现，明白得像看火一样。这是历代治乱兴亡的根本借鉴。唐太宗以武力平定祸乱，以文治造成太平，但仍然战战兢兢、谨慎畏惧，每每告诫群臣进献规谏。唐玄宗亲自平定大难，敞开心胸接纳忠言；一旦奢侈的念头萌生，邪路便一齐进来；大盗一旦兴起，直到今天仍成为祸患。唐肃宗惩戒导致盗乱的原因，虚心接受、广泛采纳意见，所以获得百姓重获生机的希望，成就与天相配的事业，重新兴起。陛下以明察威严照临天下，以严厉法制决断事务，君臣心意不合，上下民情隔绝，因此人人隐藏实情，把进言当作忌讳。到了变乱将要发生时，亿兆百姓都在忧虑，唯独陛下安然不知，还以为太平可以实现。历代圣君成败升降的效果，清清楚楚就是那样；如今治理与混乱的原因，也明明白白如此。从来没有不是因为得到众人而兴盛、因为失去民心而危险、因为宽容听取众议而成功、因为偏听偏信而受蒙蔽、因为采纳劝谏而成就美德、因为自以为贤能而损害德行、因为开始时忧勤而善始、因为安泰自满而失去大局。现在要悔除祸乱、求取福运，离开危险而趋向安定；如果不遵循唐太宗创业的法则，不承袭唐肃宗中兴的道理，不鉴戒天宝年间导致祸乱的原因，不惩戒今日迁都出奔的由来，又凭什么使圣上的心意取信于人，彰显美好的声誉，更新远近人的听闻，使反复不安的人归顺呢？臣不胜愚昧而诚恳的心情，谨再次把这些意见陈述出来上报。泰、否谈的是君臣关系，损、益谈的是君民关系。上下相交就是泰，损上益下就是益。这是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治国方法。宣公明白而切实地指出了这一点，于是成为百代的良药和砭石。宣公是经世济民的名臣，在经学方面最为精通。世上有读史却不穷究经书的人，最终只是没有根基的学问。即使只是玩味宋儒的书，却不深入经学，仍然是没有根基。不过担心陷入训诂和记诵，所以一定要结合宋儒之学加以体察研究；这样，经学中的每一个字都会更加切合自身。请多次召见群臣，并允许他们兼论政事的奏状，《陆贽》。天子的道理应当与天相同；上天不会因为土地上有恶木，便废止万物生长，天子也不应因为某个时期有小人，便废止听取意见。古人有因噎而废食的，又有因为害怕溺水而自己投水的，他们这种矫正偏差、防备祸患的考虑，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臣听说人所凭借的帮助在于信任，信任的建立又依靠诚意。普通百姓有的昏昧、有的鄙陋，然而君上的得失没有人不辨别，君上的好恶没有人不知道，君上所秘密的事情没有人不传说，君上的所作所为没有人不仿效。所以用机巧驾驭人，人就会欺诈；向人显示猜疑，人就会苟且偷安；接待人不合礼节，遵循道义的心意就会减轻；抚恤人不施恩德，效忠的感情就会淡薄。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够充分发挥他人的本性。由此可知，诚信之道片刻也不能离开自身。希望陛下谨慎守持并更加实行它，我恐怕这并不是导致后悔的做法。仲虺称述成汤的德行说：“任用人只看自己，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尹吉甫赞美周宣王的功业说：“君王的职事有过失，只有仲山甫来补救。”成汤是圣明的君主，仲虺是圣明的辅佐；以圣明的辅佐赞扬圣明的君主，不称赞他没有过错，而称赞他能够改正过错。周宣王是中兴的贤主，尹吉甫是文武兼备的贤臣。贤臣歌颂贤主，不赞美他没有缺失，而赞美他能够补救缺失。这样看来，圣贤的用意清楚明白：只把能够改正过错看作才能，不把没有过错看作可贵。中古以后，淳厚的风气逐渐衰微，臣下既崇尚谄媚，君主也自以为圣明，掩盖盛大德行而实行小道，于是形成了入朝便当面附耳进言、出朝便说诡诈之辞的姿态。奸邪由此滋长，善行由此受阻，帝王的心意由此迷惑，谏臣的罪名由此产生，媚上的风气一旦实行，危害就尤其严重。太宗文皇帝把虚心接受意见作为治国根本，把直言看作国家的光荣；在世时造成雍熙的教化，死后与尧舜齐名。假如太宗听到过错便以自己的短处为羞，接受劝谏又害怕别人知道，那么即使有改过的心意，也一定没有听从劝谏的名声。况且太宗有平定祸乱的武功，有造成太平的功业，然而人们直到今天仍称颂他，说他的道德冠绝古今、恩泽无穷，首先就在于他听从劝谏、改正过错。陛下所说谏官论事很少能够谨慎秘密，往往自我夸耀，把过错归到朕身上；臣认为，他们不守秘密、喜欢自我夸耀，确实不是忠厚之道，但这对圣德本来没有损害。陛下如果接受劝谏而不违背，那么这些言论流传出去正好增加美誉；陛下如果违背劝谏而不接受，又怎么能禁止它们不流传呢？

译恭敬地希望陛下以贞观年间的旧事为楷模，使唐太宗的风范功业在圣明的时代重新发扬光大。臣听说虞舜能够察纳近臣的言语，所以成就了圣人的教化；晋文公听取民间歌谣，所以扩大了霸业。《尚书》说大雅之道也要询问樵夫的意见，《洪范》有谋划要涉及庶民的道理。由此可见，圣贤治理国家，务必顺应众人的心意，不敢忽略细小意见，更不敢侮慢鳏寡。符合意愿的话未必一定正确，违背心意的话也未必一定错误。言辞拙劣而效果迅速的，未必愚蠢；言语甘美而利益重大，也未必聪明。这些都要用实际考察，用最终结果思量。任用它们没有别的标准，只看善道所在。陛下所说近来臣下奏对论事，都是彼此相同、道听途说；臣私下认为，众多人的议论足以看见民情，其中必定有可以实行的，也有值得警惕的，恐怕不应一概轻视侮辱而不加省察采纳。陛下又说一经试加质问，便使他们理屈词穷；臣私下认为，陛下即使使他们的言辞穷尽，却没有穷尽其中的道理，能够使他们口服，却没有使他们心服。臣每次读史书，看到乱世多而治世少，便心怀感慨。臣私下认为，做臣下的没有不愿意尽忠，做君上的没有不希望治理好。然而臣下总以君上难以接近为苦，君上总以臣下难以了解为苦。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九种弊病没有除去。所谓九种弊病，君上有六种，臣下有三种。喜欢胜过别人，以听到过错为耻；逞口才、善辩说，炫耀聪明；严厉显示威势，任性而刚愎。这六种，是君上的弊病。谄媚奉承、观望取舍，畏惧懦弱，这三种，是臣下的弊病。君上喜欢胜过别人，必然喜欢听顺从的谄媚话；君上以过错为耻，必然忌恨直言劝谏。这样一来，臣下的谄媚者会顺着旨意说话，而忠实的言语就听不到了。君上逞口才，必然剽窃言说、用言语折服别人；君上炫耀聪明，必然凭臆测猜度，用欺诈来欺骗别人。这样一来，臣下观望的人就只图自便，而切磋规劝的话便不能全部说出。君上加强威势，必然不能降低身份、体察下情来接待人；君上任性刚愎，必然不能引咎自责来接受规谏。这样一来，臣下畏惧懦弱的人就会逃避罪责，而合乎情理的言论便不能申说。自平民贤士以上，能够见到至尊容光的人，超过亿兆却没有一个；即使有幸见到君上的人，能够接近并谈论政事的，又是千万人中没有一个。侥幸能够接近的人之间还隔着九种弊病，那么上下之间能够沟通的民情就很少了。乱世多、治世少，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考察最初的原因，未必是君主淫乱暴虐，也在于上下两方的情意互相阻隔，逐渐导致过失，最终造成艰难。恭敬希望陛下扩大接近臣下的途径，开放奖劝善行的门路，弘大接纳劝谏的胸怀，勉励推诚相待的美德；以礼待人，以和气温暖人；寻求贤才唯恐来不及，任用人才又唯恐不能周全。把能够改正自己的过错看作善，把能够听到自己的过错看作明。劝谏者即使狂妄诬妄，也正好彰明我的宽恕；劝谏者即使泄露机密，也正好彰明我能够听从。即便劝谏者有所偏失，而君主仍没有什么不美好的，这样德行就会光明，道义就会取信。臣之所以屡次冒犯而不能自我抑制，大概是因为陛下有拯救乱世的志向，但许多困难还没有平定；有致力于治理的诚意，但各种政绩还没有完成。所以臣常常半夜自我思考，私下叹息而深感惋惜。希望陛下详细省察自己的缺失，赶快实行应当实行的事情，这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泽。任用贤人、听取言论，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而根本在于诚信。《大学》所说的诚意、正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宣公的学问有根本，言辞曲折却切中要害；拿来同韩非《说难》相比，韩非揣摩人情，虽说周全，实际上只是出于一派私利之心；宣公则是一片公共而真诚的心，千年之后仍将看得见。谢密旨并因论述所宣示之事的奏状，陆贽 顾少连曾对臣说：“圣旨察知臣孤高忠贞，还认为臣清廉谨慎过了头，完全拒绝各道馈赠，恐怕会使事情无法沟通。如果不能接受各种财物，至于马鞭、靴子之类，接受也没有关系。”臣的性情实在平凡鄙陋，难道忘记自己家中本来贫寒，能够没有欲望吗？之所以深深自我约束，勉力修养廉耻分寸，大概是因为承受着深厚恩德，却尸位窃居高位，既不能宣扬教化、使风俗清淳，又不能减轻征税徭役、救济百姓的困苦。因此如果实行特殊操守，就要杜绝私下交往。陛下责备臣清廉谨慎过度，这正说明陛下圣明。陛下担心这样会使事情无法沟通，却不合乎道理。即使是胥吏这类末流之人，接受贿赂财物，如果违背道义，臣尚且知道惭愧；何况公卿大臣之间、镇守一方的将帅，难道要凭借接受贿赂才能取得忠诚吗？如果因财利而结交欢好，就是把姑息迁就当作办事原则；既然违背正道，必然会有过分的要求。满足它，法度就逐渐毁坏；阻止它，怨望就更加严重。危害如此，国家还能依靠什么呢？高祖、太宗制定法律、垂示制度，监临官接受贿赂达到一定数量便处刑，难道不是因为贪婪是祸害中最深的吗？至于士人和小吏的规范，尚且应当严格禁止，何况身居教化之首，反而可以使它通行吗？凡是上位者所做的事情，都是用来引导下位者的。如果上位者这样做，下位者也这样做，本来就是必然的道理，又怎么能够禁止呢？朝廷从藩镇那里取，藩镇又从州那里取，州从县那里取，县从乡里取，乡里还要到哪里去取呢？这些东西全都出自疲惫百姓的肝脑筋髓。自从大盗扰乱华夏以来，天下常常屯驻百万军队，坐享衣食供给；农夫、蚕妇在寒冷中织布，在饥饿中耕作，耗尽力气、忍受死亡来供给十倍的赋税，日日引颈盼望看见太平教化和抚恤恩惠，已经四十九年了。接连发生许多变故，负担有增无减，又互相勾结收受私贿，煽动贪婪风气，这是让已经困苦的百姓再次遭受过分扰害。也希望陛下详细察看其中的道理，普遍澄清根源，弘扬清静无欲的风气，守持慈爱节俭、不贪不取的宝贵品德；这样将会感动人心，使天下臣服，哪里还会有事情无法沟通的忧患呢？贿赂之道一旦开放，便会转而越来越严重；马鞭、靴子之类的馈赠没有止境，必然会涉及金玉璧帛；每天见到可欲之物，怎么能在心中自行遏止？既然已经与人私下交往，确实很难中途截断这种心意。因此涓涓细流不停，终会造成溪壑般的灾害；细微的差错一旦开始，便会聚成丘山般的祸衅。臣私下估量，郡府不愿向朝廷行贿，就像乡里不愿向郡府输送财物一样。

译只是实行它的人有利，不实行的人有忧患，所以不过是谋求安身保位罢了。假如四方都向朝廷行贿，朝廷接受其中三方而拒绝一方，有接受的，也有拒绝的，二者相反，那么遭到拒绝的人，或许会心存疑虑，认为自己被拒绝而无法通达。假如四方都向朝廷行贿，朝廷一概辞谢不受，那么大家都会知道不接受贿赂本来就是朝廷的常规，这正好可以使他们心悦诚服而诱导他们向善，又有什么嫌隙和阻碍呢？陛下即位之初，亲自实行节俭，郡国没有前来进献，朝廷没有私下索取，四方闻风而动，几乎达到了清明太平。后来刑罚严酷、赋税繁重，战争接连不断、灾祸相继发生；及至大恶之人被消灭，皇朝气运重新振兴，征伐的战争比从前大为减少，清俭约束的风气却也比往日衰败了。从前兴兵作战，百姓困于暴虐的赋税；如今停止征伐，百姓又困于私下的求取。这正是残破困顿之后，永远没有得到休养生息希望的状况。假使天下百姓在陛下休明的时代，不能达到富足长寿，不能享有和乐太平，回想从前的贤德，实在令人心中焦急。《礼记》说：“治理乱世，扶持危局，朝见聘问都要合乎时宜，对来者厚待而对往者薄取，这是用来怀柔诸侯的。”由此可知，怀柔抚慰的方法，重德而轻财，始于朝廷，施行于郡国；郡国因此安定，朝廷更加尊崇，这些都是不受贿赂所造成的。等到王纲逐渐败坏，德化日益衰微，然后便毁灭公议而徇从私情，大肆诛求而崇尚馈赠。因此《礼记》说：“天子的威势衰微，诸侯僭越礼制，于是彼此以财货相见，以利益互相贿赂，天下的礼制就混乱了。”由此可知，伤害风俗、损害礼制，没有比私情更严重的；糟蹋财物、残害百姓，没有比贿赂更厉害的。要断绝私情、去除贿赂，最先应当从君主做起；致力于爱护百姓、辅佐治理，最迫切的莫过于辅臣。君臣之间，本来就不可以谈及私下行贿，何况亲自去做呢？《周官》把整治官吏、以廉洁为首要，所以《大学》告诫人不要专事聚敛财货。孟子斥责以利益为念，说贿赂一旦流行，国家就不可治理了。我考察春秋时期，晋国主持诸夏盟会，在灵公、成公、景公、厉公的时代，虽然用人行政有所失误，仍然不失为盟主。到了昭公、顷公、定公时，贿赂已经公开流行；例如鲁昭公因为接受贿赂，不能进入十八国；防守召陵的人因为索求贿赂，终于没有实现伐楚。晋国的霸业衰微了，春秋从此也变成战国了。唉！审理狱讼以财货贿赂决定轻重，举措任用也以财货贿赂决定取舍。庄子所说的“悲哀没有比心死更大”，宣公这篇奏疏尤其令人感到深切悲痛。《陆宣公集》序　　　　　　　　　权德舆 我曾读贾谊的文章，看到他经略制度、治理人伦，铺陈帝王事业，他的才术也已经达到极高的程度。成帝把他召到宣室，却遗憾召见得太晚；他所遇到的机遇，也算深厚了。然而他最终不能使皇帝听到各方面的意见，充分施展自己的长处，排除众议而试行他的谋略；大道难以实行，也已经很久了。东阳、绛侯、灌婴那样的人，哪个时代没有呢？唉！香草和臭草混在一起，善材再好也不能同它们共处一器；方榫插入圆孔，良工也无法施展巧思。因此治理天下的时期少而混乱的日子多，《大雅》衰微而正声逐渐消失。汉道未能融洽，已经在贾谊那里失去了机会；我唐朝不幸，又被陆公排斥弃置。陆公名贽，字敬舆，是吴郡苏县人，溧阳县令陆偘的儿子。十八岁考中进士，应博学宏辞科，授任郑县县尉，但这并不是他的志趣。他回寿春省母时，刺史张镒当时很有声望，一次交谈便大加赏识。分别时，张镒拿出数万钱作为路资，说：“愿把这些钱奉养老夫人一天的膳食。”陆公全部辞谢，只领受了一串新茶而已。这一年，他凭书判优异入选，调任渭南县主簿，御史府又以监察御史换授给他。德宗皇帝还在东宫时就知道他的名声，召入翰林回答诏问，当天便任命为翰林学士，由中书舍人转任考功郎中。朱泚叛乱时，他随从皇帝驾临奉天；当时车驾辗转迁徙，诏书纷纷下达。陆公挥笔便能写成，从来不再起草；起初似乎未经思考，等到写成上奏，却无不曲尽事情，切中机要防务。仓促之间文书堆积，同僚无不拱手叹服，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帮助补充的。他曾从容上奏说：“现在的诏书，陛下应当痛切地自责，以此感动人心。从前禹、汤因为责备自己而迅速兴起，楚昭王因为采纳善言而复兴国家。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不吝惜改正过错，用言辞向天下谢罪，使我起草诏辞时没有什么忌讳，或许可以使群盗改变心意。”皇帝听从了他，所以行在所下发的诏书开始这样写后，即使武人悍卒也无不挥泪激发。议论的人认为，德宗能够平定盗乱，不只是依靠神武之功；将士们奋力效命，大概也得益于文德之臣、腹心之臣的辅助。回到京师后，李抱真入朝，奏说道：“陛下在山南时，山东的士卒听到诏书中的言辞，无不感动流泪，想要奋力尽臣节，我知道贼寇是不难平定的。”陆公在行在所从原职拜为谏议大夫、中书舍人，精明敏捷而谨慎小心，从未有过失。在艰难时期随从皇帝到行在所，总是随时进言辅导，谋略尤其受到皇帝亲信；有时皇帝私下谈话，不称公卿名姓，只叫他“陆九”。起初皇帝驾临梁洋，栈道危险狭窄，随从官员前后失散；皇帝夜间停宿山馆，召陆公而他没有到，皇帝便在禁军中大声喊道：“找到陆贽的人赏千金。” 不久，陆公到了，太子和亲王都来庆贺。他遭逢韦夫人丧事，离职，在洛阳守丧；又派人把溧阳的棺柩迎来，附葬于河南。皇帝派宦官监护办理此事，四方赠送的丧赙达数百万，陆公一文也没有取。他一向与蜀地节度使韦南康有平民时代的交情，韦南康命令每月置办财物相赠，陆公上奏后才接受。服丧期满，恢复内职，权摄兵部侍郎。朝见那天，天子为他起身，改变容色向他致意问候；朝廷内外都寄予希望，早晚等着他辅政。窦参嫉妒他，所以故意拖延；后来正式任兵部侍郎，主持贡举，录取人才之盛，受到公论称赞。贞元八年，授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陆公年轻时就进入内殿侍奉，特别受到皇帝知遇，不能同众人随波浮沉、苟且自保；事情有不可以的，必定诤谏。皇帝观察事物过于精细，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反而失去了大体，往往同陆公意见相违；奸邪谄谀之人便趁机离间，使皇帝屡屡不悦。亲友有时规劝他，陆公说：“我上不负天子，下不负自己所学，其他的事我不顾虑。”陆公精通吏治，斟酌剖析、裁决事务，丝毫不差；他的经纶制度，都记载在《德宗实录》中。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以奸邪反复而得到宠幸，危害时政、蛀蚀国政，众人都不敢指斥，唯独陆公以自身承担，屡次进言说不可。

译翰林学士吴通元嫉妒陆公先于自己显达，常常竭力中伤他，暗中勾结裴延龄，互相诉说陆公的短处。宰相赵憬是陆公引荐提拔的，升为同列后，却因为陆公排斥邪恶、坚守正道而心中反感他。群邪阻挠谋划，正直之道不能获胜；贞元十年，罢免陆公政事，降为太子宾客。第二年夏天发生旱灾，饲草粮食供应不足，军校向皇帝申诉，裴延龄上奏说：“这都是陆贽一类人怨恨不满、煽动军人的结果。”于是贬陆公为忠州别驾。皇帝怒不可测，幸亏阳城、张万福出面营救，才得以免死。蜀地节度使上表请求让陆贽代替自己，每年输送财物粮食。陆公在南宾，闭门谢客，不再打扫庭院，郡中人很少见到他的面；又躲避诽谤，不著书，只考订医方，编纂《验方》五十卷，流行于世。永贞初年，他与郑余庆、阳城一同被征召回朝，但陆公已经去世，时年五十二岁。陆公在内署执笔时，考察古今，文章雄健、文思优美；铺陈开来便成为诏诰，伸展开来便成为典谟，使奸诈者受到感化、懦弱者增加气概，于是有《制诰集》十卷。除润色诏诰之外，他还论议政事、思考谋略、进献意见，军国利害无论大小都必定陈述，于是有《奏草》七卷。他身居宰相之位时，推举贤能，举荐正直、罢黜奸邪，几乎要扶持帝王衡量天下、揭示日月光明，清除妖氛、使泰阶平稳；发扬他的道理，可以同伊尹、傅说争高下；考察他的文章，可以同《典》《谟》接连并列，于是有《中书奏议》七卷。古人认为士人能否得到际遇，关键有四项：才、位、时、命。孔仲尼有才而没有官位，所以他的道不能实行；贾谊有时机而没有命运，最终只能痛哭一场。唯独陆公，不能说才华不高，官位也不能说不显达；遇到了时机却没有完全推行他的道，难道不是命运吗？裴氏的儿子，怎么能使陆公不能得到际遇呢？有人又认为房玄龄、魏征、姚崇、宋璟遇到好时机、得到明主，所以能够达到清明太平；陆君也得到当时皇帝的宠遇，却不能同房、魏争相比，恐怕是他的道还没有达到吧。对此回答说：道理虽在自己，能否发扬却在人。蝗虫铺天盖地，后稷也不能种好庄稼；奔驰的车子翻倒在车辙里，孔子、孟子也只能废弃规矩、停止前行。假使那四位贤相同陆公交换时势而为相，那么谁好谁坏，也未可知。陆公辅佐君主不能达到贞观、开元的程度，大概是时势不幸，难道是陆公不幸吗？认为他的道不够成熟，不也是诬蔑吗？陆公的文集，有诗、文、赋、集、表、状，分别编成《别集》十五卷；其中关于时政，明白显著、可以同金石一样不朽的，难道只有制诰、奏议吗？如今把它们按类别编排，置于编首，同时略记他的官职和高尚品德，作为序引，使后世君子阅读陆公的作品，效法他作文以及为臣侍奉君主的道理，这不是很伟大吗？权文公在当时以文章著名，但还没有完全摆脱排比偶对的习气。他做宰相虽然没有什么重大的建树，但也远远不同于庸碌之辈。这篇序既议论宣公，又叙述事迹，值得歌咏诵读。我喜爱宣公的为人，所以读权公这篇文章时更加低回流连，不忍释手。《两汉辨亡论》　　　　　　　　　权德舆 谈到两汉灭亡的原因，人们都说是王莽、董卓；我认为王莽、董卓篡逆，玷污帝位、扰乱百姓，直到自己被诛灭，天下人都明明白白地听闻知道了。静下心来考察他们的开端，那么使西京灭亡的是张禹，使东京灭亡的是胡广；二人都借儒术的名义，得以伸张自己的邪心，博取一时的大名，取得三公宰辅的地位。他们一言一语所发出的影响，关系到政治的得失；却又多方柔顺逢迎，保全官位、贪恋俸禄，有的使当时的君主陷入困境，从而滋长祸乱的根源；有的依附凶邪之气，结成祸胎。所以国家倾覆的契机、篡夺的征兆，都是由他们引导、逐步造成的；虽然年代相隔很远，却如同亲手传授、点头示意一般。他们造成的祸害，难道只是王莽、董卓所能相比的吗？张禹凭经术做皇帝的老师，亲身担任汉朝宰相，特别受到尊重信任，承当君臣关系中的重大责任，达到了儒者地位的极致。永始、元延年间，天地灾异屡次出现，议论政事的人都严厉批评王氏专政；当时汉成帝也因天变而悔恨恐惧，却没有办法决断。皇帝驾临张禹宅第，屏退左右来询问他，希望得到他一句话作为法度准则。替张禹考虑，本来应当陈述《大易》中坚冰将至的警戒，诵说《小雅·十月之交》的讽刺，乘皇帝愿意采纳意见之机，痛切说明政治得失；他反而以“很少谈论天命、不谈怪异”为借口，使成帝产生了不疑虑的心意，助长了王氏日益强盛的势力，上下安然自若，浑然不觉国家将亡。即使皇帝的忧虑考虑得不够周全，张禹也应当启发陈说、恳切规劝，当面分别辨析、在朝廷争辩；何况是在皇帝到他家中宴饮闲谈、虚心求教决断的时候，他却只顾把小儿抱在床下，给女婿安排近郡的官职，亲切地把家人妇女的事情放在心上，只图自身安稳而不顾国家忧患，致使群盗玩弄权术，交替掌握权柄，祸害积聚、毒流四方，终于发展到新都王莽而不可遏制，这实在令人愤慨。到了东都顺帝、桓帝之间，国家统绪三次断绝，胡广凭借大儒身份掌握权柄，官位达到上台之极。当初，梁冀凭外戚的尊贵地位，贪婪暴戾地把持国政；毒死质帝后，商议册立继承人，公卿大臣都认为清河王刘蒜年长有德，又是最尊贵亲近的人，可以使人心安定，事情也已经议定了。梁冀却忌惮他的明智，又不利于拥立年长的君主，便私下支持蠡吾侯，独自反对众议。替胡广考虑，本应当像磐石一样中立，坚定不移，率领赵戒等人，与李固、杜乔共同坚持原则；这样三公百官在朝廷上直言，即使梁冀暴横放肆，难道能在一天之内把汉廷群公全部诛杀吗？胡广反而苟求一时安稳，首先畏惧退缩，终于使清河王被迁废，蠡吾侯成为祸患，国家衰微，汉道日益困蹙，酿成党锢之狱，造成宦官之祸，祸乱循环，终于发展到董卓。显赫的汉室，竟变成了道路泥涂；大概栋梁弯折、鼎器破裂的根源，早就形成了。那梅福以孤远的身份上疏，张纲以低微的官秩埋轮停车，他们难道是普通人吗？可是当时的人却不思考这些。从前，如果西京能够抑制削弱王氏，尊崇君主而贬抑臣下，也许就不会有哀帝、平帝时的败坏；东京如果起用清河王，君主明察、臣子忠诚，也许就不会有灵帝、献帝时的祸乱。大汉的国运未必就不能改变。有人认为国家兴亡都有冥冥中的定数，不是人的谋划所能抗拒；那么只要选取盲人、聋人来任宰相，立一个土木偶像来尊奉它，给它穿上官服、佩上印绶，陈列在朝廷之中，这样就可以了吗？为什么尧、舜有时咨询、有时叹息，殷、周有时托梦、有时占卜，像这样终日忧劳直到太阳偏西，然后才能治理好天下呢？我因为考察古代史，又喜爱《春秋》褒贬的学问，心中有所愤激，所以辨明其中的原因。这篇议论足以替朱云、李固吐出胸中郁气，也能使世上那些冒充儒者、没有骨气的人见了羞愧而死。《古文雅正》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