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雅正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雅正卷三礼部侍郎蔡世逺编贤良防一【并依朱子通鉴纲目删本】董仲舒。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巳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岀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巳矣。彊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则徳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巳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嵗，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徳，兴滞补▯，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上天祐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絶，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巳，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尧舜行徳，则民仁夀；桀纣行暴，则民鄙。天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隂阳。阳为徳，隂为刑。刑主杀，而徳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隂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徳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徳教而不任刑也。今废先王徳教之官，独任执法之吏，而欲徳教之被四海，难矣。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逺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隂阳调而风雨时，羣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行髙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巳明，习俗巳盛，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嵗，尚未败也。至秦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茍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有四年而亡。然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鼔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行王道、兴教化，说得深切着明，管敬仲对之无色矣，况其他乎？董子尝曰：「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惟其有此一副本领，故宜其视管子辈若无有也。○汉世醇儒，首推董子。诸葛公，诸葛公用而董子不尽用。诸葛公之才，或过于董子，至学术之深醇，董子优焉。贾、刘议事，非不明快痛切，然本领皆不及董。匡衡名为儒，而所言者多经书之绪余，儒者之皮貌，其气骨又不及贾、刘，所以有「匡、张、孔、马」合传之讥。故知气节不足称，皆于道原上未彻也。贤良防二 董仲舒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徳，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教化之渐而仁义之流也。至秦则不然，师申韩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很为俗，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趋利无耻，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髙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髙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意而巳。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陛下夙寤晨兴，务以求贤，亦尧舜之用心也，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雅正》卷三 礼部侍郎蔡世远编纂 贤良对策一【并依朱子《资治通鉴纲目》删节本】董仲舒。臣谨按，《春秋》记载前代已经发生的事情，用来观察天与人相互关系的情形，实在令人敬畏。国家将要有失道的败亡时，上天就先降下灾害加以谴责警告；还不知道自我反省，又降下怪异之事来警戒恐惧；仍然不知道改变，灾祸败亡就会到来。由此可以看出，上天对君主怀有仁爱之心，是想阻止他的祸乱。除非是极端背离正道的时代，上天无不想扶持并保全它；事情能否如此，只在于人能否奋勉罢了。奋勉学习，见闻就广博，认识也更加明晰；奋勉实行正道，道德每天增长，便能大有功绩。这些都可以使人回到正道，并立即见到成效。道，是通往治理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实行道的工具。所以圣王虽然已经去世，子孙仍能长久安宁数百年，这些全是礼乐教化的功劳。君主没有不希望安定存续、厌恶危险灭亡的，然而政治混乱、国家危急的却很多。所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所遵循的也不是正道，所以政治一天比一天衰败。周朝的正道衰落于周幽王、周厉王，并不是正道灭亡了，而是幽王、厉王不遵循正道。到了周宣王，追思先王的德行，振兴停滞、补救弊病，彰明文王、武王的功业，周道灿然复兴；上天保佑他，为他生出贤能的辅佐之臣，后世称颂至今不绝，这正是他夙夜不懈地行善所造成的。所以政治的治乱、国家的废兴，在于人自身，并不是上天降下的命运不可改变。我听说，命是上天的命令；性是人生来具有的本质；情是人的欲望。尧舜施行德政，百姓就仁厚长寿；桀纣施行暴政，百姓就鄙陋。上天有产生治乱的不同因素，所以现实不能完全整齐一致。君王想有所作为，应当从上天那里寻求根源。天道中最重要的是阴阳。阳代表德，阴代表刑。刑以杀为主，德以生为主。因此阳气常处在盛夏，以生育养长为职事；阴气常处在隆冬，积聚在空虚而不使用的地方。由此可见，上天任用德而不任用刑。君王承受天意来处理政事，也应当任用德教而不专任刑罚。如今废弃先王主管德教的官职，只任用执掌法律的官吏，却想让德教遍及四海，是很困难的。做君主的，应当端正内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来端正四方。四方端正，远近没有谁敢不归于正道，也就没有邪气奸邪能够混入其中；因此阴阳调和，风雨按时，万物和谐，百姓繁衍。各种福善之物、可以招致的祥瑞，没有不全部到来，这样王道就完成了。如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品行高尚而恩德深厚，见识明达而心意美善，爱护百姓而喜好贤士，可以说是一位有仁义的君主。然而天地还没有回应，美好的祥瑞也没有到来，大体是因为教化没有建立，万民没有得到端正。万民追逐利益，就像水向下流；如果不用教化筑堤防止，就不能阻止。古代的君王没有不把教化作为大事的：设立太学在国都施教，设置庠序在地方教化百姓，用仁来浸润百姓，用义来磨砺百姓，用礼来节制百姓。所以刑罚很轻而禁令无人违犯，是因为教化施行、习俗美善。圣王继承乱世，便扫除乱世的痕迹而全部去掉，重新修明教化并大力兴起它。教化已经明白，习俗已经兴盛，子孙遵循下去，实行五六百年，仍然没有败坏。到了秦朝，毁灭先圣之道，专门实行放纵任性、苟且简略的统治，所以做了天子十四年就灭亡。然而秦朝遗留下来的毒害和余威直到今天还没有消除，使习俗浅薄邪恶，人民顽劣愚昧；即使想把它治理好，也无可奈何。法令一出台，奸邪就产生；命令一下达，欺诈就兴起。这好比琴瑟失调，严重时必须拆开重新张弦，才可以演奏；治理政事不能实行，严重时也必须改变制度、重新教化，才可以得到治理。汉朝取得天下以来，常常想实行善治，但直到今天仍不能实现善治，是因为应当改变教化的时候却没有改变。实行王道、振兴教化，这些话说得深刻、切实而明白，管敬仲面对它也会黯然失色，何况其他人呢？董仲舒曾说：‘孔仲尼的门下，五尺高的童子都以称道五霸为羞。’正因为有这样一套根本本领，所以他看待管子一类人物，仿佛他们根本不存在一样。汉代醇厚的儒者，首先应推董仲舒。诸葛公，诸葛公得到任用，而董仲舒没有得到充分任用。诸葛公的才能或许超过董仲舒，但论到学术的深厚纯正，董仲舒更为优长。贾谊、刘向议论政事，并不是不明快痛切，然而根本本领都比不上董仲舒。匡衡名义上是儒者，但所说的大多只是经书的余绪，是儒者的外表；他的气概节操又比不上贾谊、刘向，所以才有把匡衡、张禹、孔仅、司马迁合在一起作传的讥评。由此可知，气节不足称道，都是因为在道的根源上还没有彻底通达。贤良对策二 董仲舒 臣听说，圣王治理天下，百姓年少时就让他们学习，长大后根据才能授予职位和爵禄来培养他们的德行，用刑罚来威慑他们的恶行，所以百姓明白礼义，以触犯君上为羞耻。周武王施行大义，平定残暴奸贼；周公制定礼乐来文饰教化；到了周成王、周康王时，监狱空虚四十多年，这就是教化渐渐深入、仁义流行的结果。到了秦朝却不是这样，它师法申不害、韩非的学说，憎恶帝王之道，把贪婪强横当作风俗，只诛求名声而不察看实际；行善的人未必能够免罪，作恶的人未必受到刑罚。因此百官都粉饰空话而不顾事实，表面上有事奉君主的礼节，内心却有背叛上级的意图，制造虚伪、装饰欺诈，追逐利益而不知羞耻；所以受刑的人很多，死者接连不断，而奸邪仍不停止，这都是风俗教化造成的。如今陛下兼有天下，没有人不顺服，但功德不能施加到百姓身上，大概是君王之心还没有真正施加于此。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见识就会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德业就会光大。’高明光大不在别处，只在于把心意真正施加实行罢了。希望陛下依照所听闻的道理，内心确立诚意并付诸实行，那么与三王有什么不同呢？陛下早起晚睡，致力于求取贤才，这也是尧舜的用心；但还没有说得到贤才，是因为士人平素没有受到砥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