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雅正卷四

译○东汉的节操义行，全是由光武帝、明帝、章帝三位皇帝培养形成的。然而明帝的功绩尤其多，例如尊重师傅、兴办学校，甚至使匈奴也派遣儿子入学，这是夏、商、周三代以后从未有过的事情。《汉明帝手诏东平王国传》【十一年】汉明帝 告别以后，我独自坐着很不快乐，于是登车回去，俯伏在车轼上吟咏，遥望着你，长久地思念你，实在使我的心劳苦。吟诵到《采菽》时，更加增添了叹息。前些日子我问东平王居家生活什么最快乐，东平王说：“行善最快乐。”这句话意义宏大，正符合要旨。现在送给你列侯印十九枚；诸王的儿子年满五岁以上、能够快步行礼拜见的，都让他们佩带。细细品读这篇手诏，令人想歌唱又想哭泣，使孝悌之心油然而生。“行善最快乐”，是传给后代的家传珍宝。《答复有关官员请求封赏诸舅的诏书》【建初元年，皇帝想封赏诸位舅父，马皇后后来不答应。第二年夏天大旱，议论政事的人认为这是没有封赏外戚的缘故，有关官员上奏请求封赏。皇后答复说】明德马皇后 凡是进言政事的人，都是想讨好朕来求取福禄罢了。从前王氏五侯在同一天一齐受封，那时黄雾四面弥漫，却没有听说有什么防雨的应验。还有田蚡、窦婴受到宠爱而显贵，横行放纵，最终导致倾覆的灾祸，这些都流传于世。所以先帝谨慎防范舅氏，不让他们处在机要职位；封赏诸子的爵位，也只让他们得到楚、淮阳等诸国的一半，常说我的儿子不应和先帝的儿子相等。如今有关官员为什么要把马氏同阴氏相比呢？我作为天下人的母亲，自己穿粗帛衣服，饮食不求甘美，身边的人只穿帛布，不用香熏装饰，是想亲自给下面的人作表率。我原以为外戚看见这些，应当伤心并自我约束，却只会笑着说太后素来喜欢俭朴。前些时候经过濯龙园门上，看见外戚来问候起居，车子多得像流水，马匹多得像游龙，苍头奴仆穿着绿色单衣，衣领和袖口都是纯白的；他们回头看御者，神态傲慢，远远超过礼法。因此我没有加以责怒，只是断绝他们一年的供给，希望默默使他们感到惭愧，然而他们仍然懈怠，没有忧虑国家、忘却家私的念头。了解臣下的没有比君主更深的，何况是亲属呢？我难道可以上负先帝的旨意，下损先人的德行，再次重演西汉败亡的祸患吗？每句话都发自肺腑，过了千百年之后，假如把它当作切身的训诫诵读几遍，却仍然不能去除奢侈淫逸之心的人，实在很少。再次请求封赏诸位舅父，皇后答复【皇帝再次请求说：太后确实存有谦让之心，但为什么要让臣下不能加恩于舅父呢？皇后答复说】明德马皇后 我反复思量这件事，是想使双方都好，难道只是想取得谦逊的名声，却让皇帝受到不向外戚施恩的嫌疑吗？从前窦太后想封王皇后的兄长，丞相条侯说：“接受汉高祖的约定，没有军功，不是刘氏，不得封侯。”如今马氏对国家没有功劳，怎么能和阴氏、郭氏这些中兴功臣之后相等呢？我曾经观察富贵人家，俸禄、职位层层叠加，就像树木反复结实，根部必然受伤。况且人们所以希望封侯，是想上奉祭祀、下求温饱罢了。如今祭祀可以享用四方珍品，衣食可以得到御府剩余的资财，这难道还不够，非要一定得到一个县吗？我的考虑已经很成熟了，不要再疑虑。至于最孝顺的行为，以使亲人安宁为上。如今多次遭逢灾变，粮价上涨数倍，我日夜忧惧，坐卧不安，却想先经营外戚封爵，难道不是违背慈母恳切的心意吗？我一向性情刚急，胸中的气不可以不顺畅。假如阴阳调和、边境清静，然后再实行你的志愿，我只应当含着糖逗弄孙子，不能再干预政事了。文章有真挚的情感就好，情感真挚，言辞也同时优美动人，使人反复阅读，读上千百遍也不会厌倦。读到文章末尾，使我想到敬姜谈论劳逸的篇章：“我希望你早晚修养我所说的一段，使我能够长久地吟咏歌唱，即使叹息也还不足以表达。” ○东汉贤德的皇后推重马皇后、邓皇后；但邓皇后临朝执政时，内部有灾荒，外部有羌人祸患，也正因为她贤明，才足以平息这些祸患。然而她专擅政权的心思无法掩饰，哪里能和明德马皇后相比呢？○汉、唐、宋三代以后最贤德的皇后，汉代是明德马皇后，唐代是文德长孙皇后，宋代是宣仁高太后。《诏三公》【元和二年】汉章帝 正值春天生长养育万物，草木的花萼、甲壳正在萌发，应该帮助阳气萌动来养育当时的万物。命令有关官员：罪行不是死罪的，暂且不要审查验证；官吏百姓逐条写状相互告发的，也不得听取受理。希望借此平息事情、使百姓安宁，恭敬奉行上天的时令。到了立秋，仍照旧办理。那些庸俗的官吏矫饰外表，看起来似乎正确，实际上却似是而非。按照人情世故来衡量，令人听着高兴；按照阴阳变化来评论，却伤害教化。朕非常厌恶，也非常忧苦。安静办事的官吏，内心诚实而不浮华，一天所计算的功效似乎不足，一个月计算起来却有余。如襄城县令刘方，官吏百姓异口同声说他不扰民。虽然还没有其他特别的事迹，这也已经接近这样的标准了。朕曾间或告诫二千石官员各自崇尚宽厚明察；如今富有的人在下边实行奸诈、行贿，贪婪的官吏在上边枉法，使有罪的人不受论处、无罪的人反而遭受刑罚，这是极大的悖逆。把严苛当作明察，把刻薄当作精明，把宽纵当作恩德，把严厉当作威势。四种情况中只要有一种兴起，下面就会产生怨恨之心。我的诏书多次下达，戴冠乘车的官员接连不断地走在道路上，可是官吏并没有因此更加治理政事，有人甚至失职，这过错究竟在哪里？努力思考并恢复旧有法令，使之符合朕的心意。光武帝、明帝、章帝时期，循良之吏最多。章帝尤其像宽厚的长者，所以诏书也敦厚如此。这样的风气逐渐蔓延到桓帝、灵帝时期，权臣奸党和宦官专擅朝政，不只是国家根本败坏了。贿赂和请托公开进行，太守县令都把贪婪暴虐当作职责，所以百姓无法生活。黄巾等贼寇相继起兵。西汉成帝、哀帝时期，朝政虽已败坏，但官吏治理还没有完全腐朽，因此人心仍然思念汉朝；光武帝一举而使汉室中兴。东汉桓帝、灵帝时期，朝廷纲纪已经丧失，官吏治理更不堪言说，所以最终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官吏治理对于国家大计和百姓生活的重要性，就是这样。○章帝最惠及百姓的一项政令，是每人赐给胎谷三斛，却没有实行。像这样的恩泽之家已经很少了。两汉的赋税轻而赏赐多，俸禄又丰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供养军队的负担。

译《后汉书·皇后纪序》夏、殷以前，后妃制度的文字记载很简略。按照《周礼》，天子立后，设置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充备宫中的职务。王后端正宫闱的位置，与天子同体。夫人坐而议论妇礼，九嫔掌管教导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世妇主管丧事、祭祀、宾客，女御依次侍奉于天子的燕寝，分布官职、分派事务，各有专门主管。女史掌管红色笔管，记录功劳、书写过失；居处有保姆、傅母的训诫，行动有环佩的声响。选进贤能之才来辅佐君子，内心幽静贞淑而不沉溺于美色，所以能够宣扬阴柔的教化，修成宫内的法则，使闺房严肃和谐，邪僻的请谒不能实行。因此周康王晚朝，《关雎》便作诗讽谏；周宣王王后晚起，姜氏请求责罚。到了周王室东迁，礼制秩序凋敝残缺，诸侯僭越放纵，制度没有章法。齐桓公有六个如夫人，晋献公提升戎族女子为元妃，最终导致五个儿子作乱，嫡长子的继承遭遇灾难。到了战国时期，风俗法度更加浅薄，人们任凭情感、放纵欲望，甚至颠倒衣裳，因而破国亡身的事情数不胜数。这固然是轻视礼制、放松防范，把女色置于德行之前造成的。秦朝统一天下后，多半自我骄大，宫中具备七国的爵号，排列八等品级。汉朝兴起，沿用这些称号，而妇女制度却没有整顿。汉高祖宫帷之内的行为不加修饰，孝文帝在内寝起居也没有区别，然而选取、纳入后宫仍然比较简约，装饰玩好很少华丽。自汉武帝、汉元帝以后，各代逐渐增加淫逸和耗费，甚至达到后宫三千人、增加十四个等级；妖媚宠幸败坏政事的征兆、外戚姻亲扰乱国家的迹象，前代史书已经记载得很详细了。到光武帝中兴，削去雕饰归于质朴，后宫的称号只有皇后、贵人。贵人佩金印紫绶，供给不过粟数十斛。又设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都没有爵位和俸秩，只在年节按时给予赏赐供给而已。汉朝的法制通常在八月统计人口，派遣中大夫和掖庭令丞以及相工到洛阳乡里，察看良家童女，年龄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姿色端正美丽、符合面相条件的，载送回后宫，选择察看是否合适，然后才让她们进御，用来慎重明察聘纳，详细寻求贤淑聪慧的女子。明帝完全遵循先帝的旨意，宫中教化颇为修明；选立嫔妃皇后，必定先看重德行，宫内没有越出闺门干预政事的言论，权力也没有因私情偏爱而授予，可以说纠正了以前的弊病。假如当时顺便制定外戚禁令，编入正式法令，改正后妃制度，留给后世，岂不是美善的事情吗？虽然皇帝临御后宫已有一定制度，但防范约束还不够严密，所以孝章帝以后，逐渐凭容色授予恩宠，恩爱深厚、好合亲密，终于忘记了由此产生的腐败。自古以来，即使君主年幼、时局艰难，王室多有祸患，也一定会把政权托付给成年的冢宰，慎重选求忠诚贤能之人，从来没有专门任用妇人、让她们裁断国家重权的。只有秦国的芈太后开始摄理政事，所以穰侯的权势超过秦昭王，家产也比嬴姓王室更加富有。汉朝沿袭了这种错误，明知其祸患却不加改变。东汉皇统屡次断绝，权力归于女主；在外戚中立为皇帝的有四人，临朝听政的皇帝有六位，皇后没有不设置帷帐禁防、把政事交给父兄，贪恋扶持幼童以延长自己的权力，压制贤明之人以专擅自己的威势。责任重大而道路漫长，利益深厚而祸患迅速。自身在云台之上遭受风霜，家族在监狱之下被囚禁，家族灭亡接踵而来，倾覆的车子接连不断，可是她们仍然奔赴、踏入其中不止，最终只能焦烂毁灭。后来终于衰败，国运沉沦灭亡，这与神宝、诗书所感叹的情形大体相同。所以考察并排列她们的事迹，作为《皇后本纪》。虽然成败各不相同，但凡同居皇后正号的，都并列在这一篇中。那些只是因私恩追尊、并非当时奉祀的，则随着其他事情附带写出。亲属的其他事迹，各自依附在相关列传中。其余没有别的记载的，就附系在本纪里，用来承接西汉外戚的记载。汉朝最大的祸害，就是外戚和宦官。外戚横行，是从母后专擅政权开始的。西汉已经犯过错误，东汉又重蹈覆辙。范蔚宗从根本上论述了这一点，文章整饬丰赡之中有刚劲之气，笔锋警拔峻厉，确实足以追踪汉、魏史家的文章，不是五代人所能模仿的。

译《后汉书·齐王刘縯传》赞 大丈夫振作奋发、拔地而起，志向和作为大概都是长远的。至于齐武王刘縯破家散财、厚待士人，难道只是游侠和下层宾客所做的事情吗？他的考虑恐怕在于保存配享上天的绝世功业，并痛惜明堂的祭祀中断。等到他发动宏大的谋略时，正处在仓促纷乱之中，却使自己的信义先在敌人那里建立起来，并赦免岑彭以彰显义举。像这样，就足以看出他的器度了。他志向高远、谋虑深远，祸患却从忽略之处发生。唉！古人把蜂、蝎之类作为警戒，大概就是害怕这种事情。《诗经》说：“要谨慎啊，要谨慎啊，天命不是容易保持的。” 凭刘伯升的英武豁达，而起事不能成功，是天意。“刘伯升很像孙伯符，哥哥没有成功而由弟弟继承；但孙仲谋比不上光武帝。又很像项梁，只是项梁哪里能比得上刘伯升？项羽最终没有成就，就更不必说了。”【赞语说出了刘伯升的内心，极其惋惜，含有无限低回之意。】《河北说光武帝》邓禹 更始帝虽然定都关西，如今山东还没有安定，赤眉、青犊这一类势力，动辄以万计；三辅地区假借名号的武装，也常常聚集成群。更始帝既没有遭受挫败，又不能亲自决断政事；各位将领都是平庸之人仓促起兵，只把心思放在财物上，争相使用威势和武力，早晚只图自己痛快罢了，并没有忠诚贤良、明智深谋、长远谋划、想要尊奉君主安定百姓的人。四方分崩离析，形势已经清楚可见。明公虽然建立了辅佐藩国的功劳，恐怕仍然不能有所成就。如今的计策，没有比延揽英雄、努力取悦民心、建立汉高祖的功业、拯救万民性命更好的了。以您的谋略考虑，天下没有不能平定的。这篇文章应当同韩信初次回答高祖、诸葛亮初次回答先主的文章放在一起看，因为它们都是一开始就确定国家大计的文章。禹有大臣的气度，不像耿弇、吴汉等人只是战将。最后，他又同胶东、固始三人单独参与朝廷议论，俨然是国家的柱石、老成的大臣。贡举议【当时陈述政事的人多说，郡国贡举的人大多不是按照功劳和资次选拔的，所以守职任事更加懈怠，官府事务也日渐荒疏，过错在州郡。后来朝臣议论此事，韦彪因此上书进言】韦彪 臣韦彪听说，明君应当忧劳百姓，施恩于选举，务必选得合适的人才。国家应以选拔贤能为要务，贤能之人又以孝行为首要。孔子说：“侍奉父母能够孝顺，所以这种忠心也可以移用于侍奉君主。”因此，要寻求忠臣，必定要到孝子的门中去。一个人的才干和品行很少能够兼备，所以孟公绰的才能胜过赵、魏两国的大夫，却不能让他担任滕、薛两国的大夫。忠孝之人存心较为厚重，经过锻炼钻营的官吏存心较为刻薄。三代之所以能够遵循正道而行，正在于它们用这种方式磨炼人才。因此，士人应当把才干和品行放在首位，不可只凭门第资历。但归根结底，关键在于选拔二千石；二千石贤能，贡举的人就都会合适，这是探究根本的论说。汉代举荐孝廉，由郡守、国相主持；魏代建立九品中正制，由本郡推荐有才干和声望的士绅主持。所举荐的人，品行也自然各有可考察之处。然而追究其结果，上品之中没有寒门子弟，完全看重门第资历，这是形势造成的。六朝都沿用这种办法，所以门第最受重视。到隋代才开始实行进士科，开创了以科举考试文章的局面，而不再关心品行。唐初立法时仍有十科，后来只采用进士、明经两科，以进士科最受重视。比如每年合计取一百人，大概明经取八十人，进士取二十人。五代和宋代都依照这种办法，不过唐代没有弥封，也没有禁止携带书籍。到宋太宗时采用弥封，后来又采用誊录，防范得更加严密了。明太祖才确定每三年考试一次。王命论　班彪 从前帝尧禅让帝位时说：“唉，你舜！上天所定的历数已经落在你的身上了。”舜也把这种天命传给禹，以及稷、契；他们都辅佐唐尧、虞舜，使四海得到光明和治理。世世代代承载德行，到了汤、武便拥有了天下。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禅让和取代的方式不同，但至于顺应天命、顺从人心，其道理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刘氏承接了尧的国运，刘氏宗族的世系在《春秋》中早有显著记载。唐朝凭借火德而兴，汉朝承接了它；汉高祖最初起兵于沛县泽中时，神母在夜里哭叫，以彰显赤帝的符瑞。由此说来，帝王的国运，必定要有明圣显美的德行、丰厚的功绩和深厚的利益积累，之后精诚才能通达神明，恩泽才能施加于百姓，所以才能得到鬼神的福佑和享受，成为天下人归附的对象。从未见过国运没有根本、功德没有记载，却能够突然崛起而登上这个位置的人。世俗之人看见高祖从平民兴起，却不了解其中的原因，便以为他只是恰好遇上暴乱，拔剑奋起；游说之士甚至把天下比作追逐的鹿，以为只是侥幸防守并捕获了它。他们不知道帝王之位有天命，不是凭智力和武力可以求得的。可悲啊！这就是世上乱臣贼子很多的原因。这样看来，他们难道只是昧于天道吗？其实他们也没有看明白人事。那些饥荒流离的人，饥寒交迫在道路上，只想着有一件粗布短衣和一石粮食的积蓄，所希望的不过是一金，最终却还是辗转死于沟壑之中。为什么呢？贫穷也有命运。何况天子的尊贵、四海的财富和神明所授的国运，难道可以妄自取得吗？所以即使遭逢厄难而窃取权柄，勇猛如韩信、英布，强盛如项籍，成就如王莽，最终也都受到镬中烹煮、伏在铡刀下斩杀、烹煮剁碎和分裂肢解的刑罚。更何况那些微小卑弱、比不上这几个人的人，却想暗中干犯天子之位呢？因此，劣马跛驴所驾的车，不能奔驰千里之路；燕雀一类的鸟，不能振奋六根羽翮而高飞；小材短柱，不能承担栋梁的职责；器量狭小的人，不能掌握帝王的重任。《易经》说：“鼎折断了足，倾覆了公侯的饭食，是不能胜任其职的缘故。”秦朝末年，豪杰共同推举陈婴，让他称王；陈婴的母亲阻止他说：“自从我做了你家的媳妇，世代贫贱，忽然富贵起来，不是吉祥之事。不如把军队交给别人，事情成功了就少分取一些利益，事情失败了，祸患也有归属。”陈婴听从了她的话，陈氏因此得以安宁。王陵的母亲也看出项氏必定灭亡，而刘氏将要兴起。当时王陵是汉军将领，他的母亲被楚军俘获；有汉使来时，王陵母亲见到他，对他说：“希望你告诉我的儿子，汉王是宽厚长者，一定能取得天下，你应当谨慎地侍奉他，不要有二心。”于是她便面对汉使伏剑自杀，以此坚定地勉励王陵。

译后来天下果然平定于汉，王陵做了宰相并封侯。一个普通妇人的明见，尚且能够推知事理的终极，探察祸福的机微，保全宗庙祭祀于无穷，使防范的训诫流传于《春秋》，何况大丈夫处理事情呢？所以困穷和显达有命，吉凶则由人造成。陈婴的母亲知道什么事情会败亡，王陵的母亲知道什么事情会兴盛。明白了这两点，帝王之位的归属就决定了。大概高祖的兴起，有五个原因：第一，他是帝尧的后裔；第二，他的形貌多有奇异之处；第三，他的神勇有符瑞应验；第四，他宽厚明察而仁慈宽恕；第五，他知人善任。再加上他诚实守信，善于谋划而能够听取意见，见到善行就像赶不上似的，任用人才如同出于自己的本意，接受劝谏如同顺着水流，追随时势如同声响随即发生。他进食时常吐出口中的食物来接纳张良的计策，拔出脚来挥手洗去泥水以迎接郦生的游说，醒悟于戍卒的言论，断绝眷恋故土的感情，尊崇商山四皓的名望，割舍对骨肉的爱惜，在行伍中提拔韩信，从逃亡之中收用陈平。英雄们各自施展力量，群策群力全部发挥出来，这就是高祖的大略，也是他成就帝业的原因。至于灵异祥瑞的符应，也还可以略举一二。起初，刘媪怀孕高祖时，梦见与神相遇；雷电震动，天色昏暗，出现龙蛇的怪异征兆。高祖长大以后多有灵异，和众人不同，因此王武受到感应而折断契约，吕公看见他的形貌便把女儿嫁给他，秦王向东巡游来压制他的气势，吕后望见云气便知道他的所在。他开始接受天命时白蛇被斩断，向西进入函谷关时五星聚集，所以淮阴侯、留侯都说这是上天授予他的，并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考察古今帝王得失，验证行事成败，稽考帝王世代的运数，再考察上述五项道理；取舍若不厌其详，位置和符瑞便会有所不同。如果不审度这些道理，却苟且贪图权利，越过次序妄自占据帝位，对外不估量自己的力量，对内不知道天命，那么必定会丧失保全家国的君主之位，失掉应有的寿命，遭遇鼎足折断的凶祸，伏受斧钺诛杀。英雄如果真正能够觉悟，把这些事看作祸患而畏惧警戒，超然远望，深沉地认识其中的道理，接受王陵、陈婴母亲所明白的分际，断绝韩信、英布的非分企图，拒绝追逐天下之鹿的盲目说法，审察帝王神器是有天命授予的，不要贪求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不要被两位母亲所讥笑，那么福禄就会流传给子孙，上天所赐的禄命也会长久不绝。文章苍劲郁勃而古朴深厚，比不上西京文章。它排比对偶的地方，开启了六朝文章的法派；它转折疏通流畅的地方，开启了唐宋八大家的文风。然而文辞严整，义理正大，气势格调高昂，令人难以攀登。我曾说，西京的《过秦论》和东京的《王命论》这两篇文章不可不熟读。贾谊以雄伟取胜，班彪以健劲爽利取胜，都是千古绝调。读它们能够使人精神酣畅、气息清爽。议答北匈奴疏　班彪 臣听说孝宣皇帝曾告诫边境的守尉说：“匈奴是大国，变化多端而且诡诈；与它交往，如果能够了解它的真实情况，就可以使敌人退却、折损其谋略；应答如果失去分寸，反而会被它轻视欺骗。如今北匈奴看见南单于来归附，害怕南单于谋取自己的国家，所以屡次请求和亲，又从远方驱赶牛马来同汉朝贸易，多次派遣有名望的王，进献许多贡物；这些全都是表面显示富强，用来欺骗我们。”臣看见北匈奴的贡物越来越丰厚，知道它的国力越来越空虚；它请求和亲越频繁，便知道它的畏惧越多。然而如今既然还没有得到它帮助南单于，也不应当断绝同北匈奴的关系。羁縻之道，礼数上不能不答复；臣认为可以稍微增加赏赐，大略同它所进献的相当，并且明白告知它从前呼韩邪、郅支的事迹，写在答复的话中，使答辞一定适合情势。现在草拟了一份文书，并上奏说：“单于没有忘记汉朝的恩德，追念先祖从前的盟约，想要修好和亲，以便保全自身、安定国家，这个计策很高明，朕为单于称许。过去匈奴多次发生叛乱，呼韩邪和郅支彼此结仇，都蒙受孝宣皇帝垂恩救助，所以各自派遣侍子称臣，保护边塞。后来郅支暴戾，自行断绝了皇帝的恩泽；而呼韩邪归附和亲，忠孝更加显著。等到汉朝消灭郅支以后，呼韩邪便保全了国家、承继了后代，子孙相继不绝。如今南单于带领部众向南，叩塞归命，自认为是呼韩邪的嫡长子，按次序应当继立，却遭受侵夺而失去职分，彼此猜疑背离，多次请求汉朝发兵，将北庭扫荡干净；他的谋划纷杂繁多，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只是想到这些话不能只听一面，又因为北单于接连几年进贡，想要修好和亲，所以拒绝了南单于的请求而没有答应，将要借此成就单于忠孝的道义。汉朝掌握威势和信义，总领万国，日月所照之处，都是臣服的对象；不同风俗的百蛮，在道义上没有亲疏之别，服从顺从的就褒奖赏赐，背叛逆反的就诛杀惩罚。善恶所得到的结果，呼韩邪和郅支就是例子。如今单于想修好和亲，诚意已经传达到了，为什么还嫌不够，想率领西域各国一起来进献呢？西域各国是属于匈奴还是属于汉朝，有什么不同吗？单于屡次遭遇战争祸乱，国内已经空虚耗损，贡物只要用来通行礼节就够了，何必进献马匹和裘衣呢？现在赐给单于杂缯五百匹、弓鞬、韇丸一、箭四发；又赐给进献马匹的左骨都侯、右谷蠡王各杂缯四百匹、斩马剑各一把。单于先前说，先帝时所赐给呼韩邪的竽、瑟、空侯都已损坏，希望重新赐给。想到单于的国家还没有安定，正当奋厉武节，以战攻为要务，竽、瑟的用处不如良弓利剑，所以没有带来赐给你。朕并不是吝惜这些小物件不给单于，只是想把适合你所需要的东西送去，已经派驿使告知你了。” 这封答复剪裁得体，切中对方的忌讳，也是因为汉朝的威势一向显著。范文正写给元昊的信，自居位置很高，谆谆劝告而情意恳切，反而遭到他的侮辱罢了。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汉朝强盛而宋朝弱小。谏原陵显节陵起县邑疏　东平王苍 光武皇帝亲自实行俭约的行为，深深明白事情始终的道理，勤恳诚挚地以丧葬制度为言。孝明皇帝极其孝顺，没有违背先意，奉行并继承谦德的美好传统，在这方面最为盛大。臣愚以为，设置陵园邑居起始于强秦，古人连坟丘都不想使它显著，何况筑造外郭、建立城邑呢？这在上违背先帝的圣心，在下造成无益的功业，徒然耗费国家财用，扰动百姓，不是用来招致和气、祈求丰年的办法。陛下具有虞舜那样的至性，追念祖先父母的深厚情思，臣刘苍实在痛惜两位皇帝纯厚德行的美好不能流传无穷。汉代贤王中，河间献王以德行著称，东平献王刘苍也是如此。河间献王在经学方面有功，可以配享文庙；东平献王一生喜好善行，始终保持同一种德行。如今读这篇奏疏，语言简练而意味深长，其中仁爱孝顺的用心，蔼然可诵。论丧服疏【元初三年，诏令大臣可以服三年丧，服阕后再回任职。到建光年间，尚书令祝讽等人上奏，认为孝文皇帝制定了变通礼制的制度，光武皇帝废绝了告假守丧的典制，实在不可以更改，应当恢复建武年间的旧例。陈忠于是上疏说】陈忠

译臣听说，《孝经》以爱亲开始，以哀戚终结。上至天子，下至平民，无论尊卑贵贱，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父母和子女同出一气而呼吸不同，同为一体却分为两身，子女要到三年以后才能免于父母的怀抱。先圣顺应人的感情而制定礼节，规定服丧二十五月。因此，《春秋》说，臣下遭逢大丧，君主三年不登门召见。闵子骞虽然腰系丧带而出仕，去奔赴国家的危难，但退职之后便归还官位，以完成对父母的私恩。所以说，君主役使他是不合礼的，臣下自己出仕则是合乎礼的。周王室衰微，礼制混乱，《蓼莪》诗的作者作诗自我伤痛说：“瓶子已经空了，这是酒罍的羞耻。”意思是自己不能最终完成子女的职责，也是上位者的羞耻。高祖接受天命后，萧何制定制度，大臣有请假守丧的条文，符合表达忧痛的道理。建武初年，刚刚承受大乱，国家各项政务大多趋向简便。大臣既不能请假守丧，群臣又经营俸禄、顾念私事，很少有人遵行三年之丧，以报答父母抚养之恩，礼义的原则实在因此受到损害。大汉兴起，虽然承接衰败的局面，但先王的制度逐渐得到施行。所以借田耕作起于孝文帝，孝廉贡举始于孝武帝，郊祀礼制定于元帝、成帝，三雍礼制完备于显宗，大臣服满丧期则在陛下时才完成。圣人的功业和美德，没有什么能超过这些。孟子说：“敬爱自己的老人，并把这种敬爱推广到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幼儿，并把这种爱护推广到别人的幼儿，这样治理天下就如同在手掌中转动一样容易。”臣希望陛下登上高处向北眺望，寄托对甘陵的思念，并推度臣子们的心情，那么海内百姓都将各得其所。【这篇奏疏上奏后，宦官认为不利，最终被搁置；陈忠上奏而采纳了祝讽等人的意见，于是写入法令。】三代以后，有志于实行三年丧的人，只有晋武帝、北魏孝文帝、宋孝宗而已。如此真挚的感情和重大的礼制，为什么漠然置之的人这样多呢？陈忠这篇奏疏，以经术为运用根基，以至情为根本，文章也进入了西京文章的境界。上王畅奏记　张敞 五种教化以宽厚为根本，已经写入经典。商汤除去三面的罗网，天下八方都归附仁德。周武王进入殷都，先废除了炮烙之刑。高祖鉴于秦朝的教训，只制定约法三章。孝文皇帝被一个缇萦感动，免除了肉刑。卓茂、文翁、召父这类人，都痛恨严酷苛刻，致力于推崇温和厚道。仁贤的政治，流传为后世所听闻。英明睿智的君主，应当使法网疏漏到能让吞舟的大鱼漏过去，然后日月星辰才能在上天明亮，百姓才能在下安乐。这样说似乎迂阔，实际效果却很近切。拆毁房屋、砍伐树木来搜捕人，将会显得严酷猛烈；即使想要惩罚罪恶，也很难使远方听闻。凭借明府您上等的智慧才干和如日月般的光辉，施行仁爱惠民的政治，那么海内就会改观，实在有折断树枝般的容易，而没有挟山填海般的困难。本郡是旧都，是侯国和甸服之国；园陵宗庙出于章陵，三位皇后的出生地在新野。士人女子受到教化，百姓仰慕遗风。自中兴以来，功臣将相世代相继而兴盛。愚臣认为，辛苦严密地用刑，不如推行恩德；孜孜不倦地搜求奸邪，不如礼遇贤人。舜举用皋陶，不仁之人便远离。随国遵循文德施政，晋国的盗贼逃奔秦国；虞国、芮国的国君进入周境，谦让之心自然产生。教化人民在于德行，不在于使用刑罚。王畅非常痛恨贪赃的官吏，责令他们自首；对有隐匿行为的人，便派吏卒拆屋砍树。张敞因此进谏，言辞和主旨温厚，崇尚德行、放宽刑罚，可以用来迎接和引导善气，永远成为酷吏的针砭。劾中官疏　傅燮 臣听说，天下的祸患不从外部发生，都是从内部兴起的。因此虞舜登朝以后，先除掉四凶，然后任用十六位贤臣。明确知道恶人不除去，善人就没有进用的机会。如今张角在赵、魏起兵，黄巾在六州作乱，这些都是祸患从宫墙内部发生，却蔓延到四海的事情。臣接受军职，奉命讨伐罪人，刚到颍川，所战无不取胜。黄巾虽然声势盛大，还不足以成为朝廷的忧患。臣所害怕的是，治理水患不从源头开始，末流便会越来越宽大。陛下仁慈宽容，许多事情不忍心处理，所以宦官小人得以玩弄权柄，忠臣无法进用。假使张角被斩首示众，黄巾改换服色，臣的忧虑反而刚刚更加深重。为什么呢？邪恶和正直的人不应当共处于国家之中，就像冰和炭不能放在同一个器物里一样。他们知道正直之人的功劳显著，而自己危亡的征兆已经显现，必定会用巧言华辞加以粉饰，共同助长虚伪。孝子屡次到来尚且会使人产生怀疑，市场上有老虎的传言也会因三个人重复而被相信。如果不详细察辨真伪，忠臣将会再次遭遇杜邮之戮。陛下应当想到虞舜诛罚四凶的举动，迅速实行诛杀谗佞、放逐罪人的刑罚，那么善人就会想着进用，奸邪凶恶自然止息。臣听说忠臣侍奉君主，就像孝子侍奉父亲一样。儿子侍奉父亲，怎么能不把自己的真实情感全部表达出来呢？即使臣自身遭受斧钺诛戮，只要陛下稍微采用臣的意见，也是国家的福分。汉朝末年，像张纲、傅燮这样的人，都是秉性至诚的男子。张纲有埋轮进谏的举动，又能安抚张婴；傅燮有弹劾宦官的奏疏，又能为气节而死。读这篇文章，忠义之气将要随着真诚的情感而流露出来。唐代裴中立在军中的一篇奏疏说，朝廷中的奸党如果全部清除，叛贼即使不讨伐也会自行平定。情形和这里完全相同。陈便宜疏　荀爽 丧亲而自我尽孝，是孝道的终极表现。如今公卿以及二千石官员服三年之丧，却不能立即离职，这恐怕不是用来增进和崇尚孝道的办法。从前孝文帝勤勉谦让，实行的节俭超过常情，所以遗诏规定以日代月来缩短丧期；这是当时的适宜办法，却不能贯行于万世。古今制度虽有增减，但居丧守默的礼制从未改变，用来向天下表明不能遗弃父母。如今公卿群臣都受到政教的瞻望，却不能奔赴父母的丧事。过去丞相翟方进认为自己身为宰相，不敢逾越制度，直到遭遇母亲丧事，三十六天便除服。失礼的源头，往往从上面开始。事情失当就应当纠正，过错不要害怕改正。天下通行的丧礼，可以恢复旧礼。夫妇是人伦的开始，也是王道教化的起点。所以文王作《易》，上经以乾、坤开头，下经以咸、恒开头。孔子说：“天尊贵，地卑下，乾坤的秩序就确定了。”夫妇之道，就是所说的顺道。《尧典》说：“把两个女儿下嫁到妫水之滨，让她们成为虞舜的妻子。”所谓“降”，就是下嫁；所谓“嫔”，就是作妇人。意思是说，即使是帝尧的女儿，下嫁给虞舜，也仍然要屈尊降下，勤勉修习妇道。《易经》说：“帝乙嫁出妹妹，这是福祉和大吉。”

译古代称女子出嫁为“归”。意思是说，商汤按照娶妻的礼仪把自己的妹妹嫁给诸侯。《春秋》的义理是，天子的女儿嫁给齐国时，让鲁国主持婚礼，并不凭天子的尊贵身份凌驾于诸侯之上。如今汉朝承袭秦朝的法律，设置公主下嫁的礼仪，以妻子的身份制约丈夫，以卑下的身份临驾尊贵，违背了乾坤的道理。阳刚居先、阴柔应和的道义，而且《诗经》的第一篇确实以《关雎》开头，礼制以冠礼、婚礼为起点，先端正夫妇关系。天地和六经的宗旨，都是同一个道理。应当改革公主下嫁的制度，以符合乾坤的本性，遵循尧、汤的法则，取法周公、孔子，使它合乎天地而不错误，质询鬼神也没有疑问。人事如此，吉祥之瑞就会从天而降，吉利的符应就会从地上出现，五种祥瑞全都具备，各自按照次序显现。古代圣人建立天地之间的秩序，并把它称为礼；礼是兴起福祥的根本，也是制止祸乱的源头。人如果能够委屈自己的欲望而服从礼，福就会归于他；顺从感情而废弃礼，祸就会归于他。推究祸福所应验的情形，就能知道兴盛和衰败的由来。各种礼制中，婚礼是第一位的。所以天子娶十二位妻妾，这是合乎天数；诸侯以下各有等级差别。礼制之所以有降等，是因为阳性的本质纯正而能够施予，阴性的形体柔顺而能够化育。用礼来调和欢乐，节制并疏导阴阳之气，所以能够增多子孙的祥瑞，带来长寿的福分。到了三代末期，淫乱而没有节制，修筑瑶台和高大的宫室，蓄养数百名妾媵，阳气在上面耗尽，阴气在下面隔绝。后世的人喜爱福却不致力于福的根本，厌恶祸却不改变导致祸患的道路。古书说：“截短脚趾来适合鞋子，谁说这种做法是愚蠢的呢？” 为什么要同这些人一起追逐欲望而丧失自身性命，实在令人痛心。臣私下听说，后宫采女有五六千人，外面还有随从官员和侍奉使者。她们冬夏的衣服、早晚的粮食，耗费丝帛，空竭府库，征调增加了一倍又一倍。百姓缴纳十分之一的税，却要白白供养无罪人民所养的、毫无用途的女子。百姓在外面困穷，宫廷内部阴阳之气阻隔，所以感动和气，灾异屡次降临。臣愚以为，凡是没有按礼聘娶、未曾得到皇帝临幸的女子，应当一律遣送出宫。这样做可以成就婚姻和配合：第一，疏通怨女旷夫，使阴阳调和；第二，节省财用，充实府库；第三，修明礼制，安定长寿；第四，配合阳气施化，祈求子孙繁盛；第五，减轻徭役赋税，使百姓安宁。这实在是国家宏大的利益，也是天人共同的大福。寒暑、晦明，是形成一年四时的条件；尊卑、奢俭，是形成礼制的条件。所以要以晦明寒暑的气候和尊卑奢约的礼制作为节度。《易经》说：“天地有节制，四时才能形成。”《孝经》说：“安定君上、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办法。”礼，就是尊卑的差别、上下的制度。《洪范》说：“只有君主可以施威，只有君主可以降福，只有君主可以享用精美的饮食。”这三件事都只能由君主独自实行，臣下不得与君主相同。如今臣下僭越君主而穿用服饰，臣下享用君主的珍贵食物，这就是所谓对自己的家有害、对自己的国家有凶祸的事情。应当大略依照古礼，明确尊卑的差别以及董仲舒所说制度的区别，严格督责有关官吏，使他们一定执行法令。这就是禁止混乱、改善风俗的关键办法。这四件事都是人伦的根本、礼制的要点。秦汉以来，最大的失误在于拘泥的儒生和曲解经义的人吹毛求疵，庸才俗吏急切督责文书，只计算得失，而没有人能够探究根本。千百年来昏昏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汉代重视经学，所以政治教化虽然在上层有所失误，而下层风俗仍然兴盛。像关西的杨氏父子、荀氏八龙兄弟，都是其中尤其贤能的人。东京的奏疏文章很多，简练、厚重而整肃，较少有疏宕放纵的风格。然而，洗涤浮华之言，本来就是由于当时的风气。有人认为这是被范蔚宗删节所造成的，确实如此。到了三国以后，专门修饰雅正，锤炼文辞，略微带有神韵。只有诸葛公的《出师表》，忠诚和爱国之情从肺腑中流出，最终成为至高的文章。曹子建才华高出众人，文笔超绝

译。沿至六朝，于是形成了排比对偶的文风。唐初陈伯玉虽然有振兴文章的功劳，但还没有看出他的卓异之处。张燕公没有脱离排偶，只是能够增加典雅厚重。柳冕、李翰的笔力颇为疏快，但气势力量还薄弱。独孤及、梁肃等人自以为是文章高手，最终还是有愧于古人。比如叙述某人的文集，一定要摘取其中某篇佳作列在序文中，并分别加上评论，这正是中唐最常见的习气。韩愈、柳宗元兴起以后，复古的风气才大为振兴。韩公真是神妙，也正是因为他的学识冠绝一代。只有李习之近似皇甫湜；李汉、孙樵只是把雕琢字句当作事情，本领根基也浅薄。刘复愚则又专门主张超脱奇诡，是另一种风格。前汉纪论　荀悦 古代实行什一税，把它作为天下最适中的制度。如今汉代百姓有的只缴纳百分之一的税，可以说税额很少了。然而豪强富人占有田地过于奢侈，他们所缴的赋税占了大半；官府只收百分之一的税，百姓却收取了大半的赋税。官府给予百姓的恩惠优于三代，豪强的暴虐却比亡秦时更加残酷，这是上面的恩惠不能通达，威势和福泽都分散到豪强手中的缘故。如今不纠正根本而专门致力于减免租税，恰好足以资助富强之家。土地是天下的根本。《春秋》的义理是，诸侯不能擅自封赏土地，大夫不能擅自占有土地。如今豪民占有田地，有的达到数百、数千顷，富过王侯，这是自己擅自封赏土地；买卖由自己决定，这是自己擅自占有土地。孝武帝时，董仲舒曾说应当限制百姓占有田地。到哀帝时，才规定百姓占田不得超过三十顷；虽然有这种制度，最终却不能施行，然而三十顷这个限额本身也已经不公平了。况且井田制度适合人口众多的时候；土地广大、人口稀少时，实行它也未必可行。然而想在人少时废除井田、在人多时重新建立，土地一旦富足而又掌握在豪强手里，突然要加以规划，他们便会心怀怨恨，于是产生纷乱，制度也难以推行。由此看来，如果在高帝刚平定天下以及光武中兴以后，百姓稀少的时候建立这种制度，就容易了。即使不能完全实行井田法，也应当按照人口数目占有田地，制定等级，限制百姓只能耕种而不得买卖，用来赈济贫弱、防止土地兼并，并且为建立制度打下基础，这不是很合适吗？虽然古今制度不同，增减随着时代变化，但纲纪的大略，其最终道理是相同的。这是忧虑深远、探究根本的论说，是三代以后第一等的经国济民之论。朱子对此深以为然，后来在周、隋之间略有施行，到唐代租庸调制度建立后，法制才开始完备。遗黄琼书　李固 听说您已经出发，经过伊水、洛水，近来到了万岁亭，难道您将逐渐按照事情的形势，顺从王命了吗？大概君子认为伯夷过于狭隘，柳下惠不够恭敬，所以古书说：“不采取伯夷的做法，也不采取柳下惠的做法，处在可与不可之间。”这大概是圣贤立身处世所珍视的道理。假如您确实只想枕着山峦、栖息山谷，想要追踪巢父、许由的事迹，这样做就可以了。如果要辅佐政事、救济百姓，现在正是时候。自从有人民以来，善政很少而乱俗很多；如果一定要等待尧、舜那样的君主，这样有志之士终究就没有施展的时机了。我曾听说一句话：“高而尖的东西容易折断，洁白明亮的东西容易被玷污。”《阳春》这样的高雅曲调，应和的人一定少；盛大的名声之下，实际很难相称。近来鲁阳的樊君被征召，刚到朝廷时，朝廷设置坛席，几乎像等待神明一样；他虽然没有显著的过错，言论行为和所坚持的原则也没有什么缺失，但毁谤却四处传播，声誉随即受到损害，这难道不是因为众人的观察和期待太深，声名太盛吗？近来被征召的士人，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人，他们的功业都没有什么可称道的，所以世俗舆论都说处士纯粹是在盗取虚名。希望先生弘扬您深远的谋略，使众人叹服，以彻底洗刷这种说法。这封信商量出仕与退处，处处都很有真情实意；文章曲折清峻挺拔，仍然保留着西京文章的风气。征召和辟举的风气到汉末最为盛行。当时士人崇尚风骨气节，重视品行道义；至于能够用来治理国家、

译救济百姓的学问，却不敢一概认可。李固的生死关系到国家社稷，他确实不辜负这句话。汉末重视节义，像三李两杜都不能幸免，由此可知当时的时局了。只有黄琼稍微稳重宽厚一些，虽然直言不讳，保护了善良之士，却也能够保全自身，最终以太尉之职结束一生。至于陈蕃所推荐的五位处士，一个也没有到任，而且很快就远离了。“三李杜”指李固、杜乔、李云、杜众、李膺、杜密。“五处士”指徐穉、袁闳、姜肱、韦著、李昙。与胡广、赵戒书　李固

译我李固蒙受国家深厚的恩德，因此竭尽辅佐之力，不顾死亡，志在扶持王室，使它的隆盛可以同文帝、宣帝相比。哪里想到有一天梁氏昏乱错误，而你们竟委曲顺从，把吉祥当作凶祸，把已经办成的事情说成失败呢？汉家的衰微，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你们接受君主的厚禄，君主颠倒了却不扶正，倾覆国家的大事，后世的良史难道会有所偏私吗？我李固自身已经完了，但在道义上已经尽到了职责，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权文公说，西汉的灭亡亡于张禹，东汉的灭亡亡于胡广；这是因为张禹的罪过尤其超过胡广。胡广等人与孔光一样丑恶。谏召外兵【何进谋划诛杀宦官的事情，长久不能决定。袁绍等人又为他谋划，多召集四方猛将和各地豪杰，带兵进入京城。】陈琳 《易经》说“追逐鹿而没有虞人引导”，民谚有“蒙住眼睛捕捉麻雀”的说法。连对一般事物尚且不能用欺诈来实现自己的志愿，何况国家的大事，难道可以靠欺诈建立吗？如今将军总揽皇帝的威权，掌握兵权要害，像龙飞虎步一样威势显赫，高下进退都在您的掌握之中；这就如同鼓动大熔炉去烧掉毛发一样容易。违背经义而合乎正道，是天人都顺从的事情；您却反而放下有利的武器，另外征求外部援助，使大军聚集京城。这样强者便会争雄，正所谓倒拿着武器，把把柄交给别人，事情必定不能成功，只会成为祸乱的阶梯。寥寥数语就把道理说透了，陈琳确实有先见之明。孔融传赞　《后汉书》从前谏大夫陈昌说过：“山中有猛兽，藜藿都因此无人采食。”因此孔融的父亲孔宙神色严正，不容许谋划弑君虐害；晏婴立于朝廷，也使盗取齐国的企图有所收敛。至于孔文举的高尚志向和直率性情，足以激发义气而触犯雄强者的心，所以使篡夺汉鼎的行动因有他在世而有所阻隔，使代替汉室的谋划在他死后才开始寻找机会。他气节严厉、性情正直，遭受摧折也就罢了，难道会因为负罪而屈辱苟全，来保全自己的生命吗？他令人凛然敬畏，洁白高尚，可以说同美玉和秋霜相比，具有相同的品质。我起初读苏轼赞美北海的文章，对孔融推崇得特别高，以为这是苏轼独自创发的见解，认为孔融在千年以后遇到了第一个真正了解自己的人。等到读了《后汉书》，才知道范蔚宗已经先说过这些话。结尾一写出来，便沉痛深厚；末尾几句的风调更加美好，仿佛雪中的鹤在天空洒开翅膀。自讼疏　孔僖 凡是说诽谤，指的是事实上没有这件事，却凭空捏造加以诬陷。至于孝武皇帝政治上的美好和恶劣，明显记载在汉代史书中，像日月一样明白，这是直截了当的论说，是记载传闻中的实事，并不是虚假的诽谤。帝王行善或作恶，天下没有不知道的，这些事情都是有原因造成的，所以不能因此责罚议论的人。况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治教化没有过失，德泽反而有所增加，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偏偏要讥刺您呢？假使我们所非议的确实正确，您本来就应当悔改；即使不合适，也应当包容，又有什么罪呢？陛下不推究事情的大体，不作长远考虑，只是放纵个人愤怒来满足自己的意愿；我们即使受刑被杀，死就死了。只是天下人一定会回头观察并改变自己的想法，以这件事窥测陛下的内心；从今以后，如果看见不可以的事情，终究没有人再敢说了。齐桓公亲自宣扬自己先君的过错，用来倡导管仲，之后群臣才得以把内心的话全部说出来。如今陛下却想把十代以前孝武帝的旧事远远地忌讳掩盖，难道不和齐桓公不同吗？臣恐怕有关官吏突然受到构陷，含着怨恨而承受冤屈，不能自己申诉，使后世议论的人擅自把陛下同某些人相比；难道还可以让子孙再来追究并掩盖这件事吗？谨到宫阙伏地等待重刑。古人质朴正直，不在意忌讳。左丘明不忌讳鲁国的司马，司马迁不忌讳汉朝；班氏父子本来也是汉臣，撰写《汉书》同样不忌讳。后世如果不是不同朝代，就不能编写史书了。这篇奏疏痛快直率，而且是替那些不能光大前代功烈、只喜欢掩盖避讳的人启蒙。《古文雅正》卷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雅正》卷五 礼部侍郎蔡世远编 防丞相亮诏　蜀汉后主 朕听说，天地运行的道理是给仁者以福、给淫恶者以祸；善行积累的人就昌盛，恶行积累的人就灭亡，这是古今不变的常理。因此商汤、周武王修养德行而称王，夏桀、商纣暴虐到了极点而灭亡。从前汉朝国运中途衰微，法网漏掉凶恶之徒，董卓制造祸乱，使京城地区震荡；曹操成为祸乱的阶梯，窃取并掌握国家大权，残害天下，怀有无视君主的野心。他的儿子曹丕这个孤陋的小人，竟敢继续沿着祸乱的阶梯前进，盗取帝王神器，改换国姓和天下秩序，世代相继完成他们的凶恶事业。在这个时候，皇帝的正道昏暗，天下没有主人，于是我们的帝王天命在下界陨落。昭烈皇帝具有明智睿哲的德行，发扬文武之道，顺应乾坤的运数，出身平民而平定祸难，经营四方；人鬼共同谋划，百姓推举贤能，万民欣然拥戴，奉行顺应符瑞之命，建立帝位、改换年号，继承上天的统绪，挽救衰败，保存并恢复祖先的事业，承受宏大的皇统，使它不至于坠落在地。万国尚未安定，昭烈皇帝便早早去世。朕以幼弱之身继承帝位，宏大的基业还没有学会治理；接受保傅的教诲，却又承担祖宗的重任，天下闭塞不通，国家社稷无法建立。朕永远思考救济的办法，心中想着匡正挽救，光大继承前代事业，却一直没有取得成功，朕对此非常恐惧。因此朕早起晚睡，不敢自我安逸；每每崇尚俭薄，以增加国家财用；劝导相互分济，致力于农业，以增加百姓财富；授予方略，任用能人，以便兼听众议；断绝私心，降低自己的意志，以养育将士；想要奋起挥剑长驱直入，指向并讨伐凶逆。红旗尚未举起，曹丕又死去了，这正所谓没有烧尽自己的柴薪，反而自己焚烧自己。残余的同类和余下的丑恶势力，又承受上天的灾祸，在黄河、洛水一带任意横行，凭借军队阻抗，祸乱仍未平息。诸葛丞相弘大刚毅、忠诚壮烈，忘却自身而忧虑国家；先帝把天下托付给他，用来勉励朕自身。如今朕把旄钺的大权授给他，把专断军政的权力交给他，统领步兵、骑兵二十万，督率大军，恭敬地奉行上天的讨伐，除去祸患、安定乱局，收复旧都。此次出征，过去项籍总领强大的军队，跨越州郡、兼并土地，所谋求的事业很大，然而最终败于垓下，死在东城，宗族像被火焚烧一样覆灭，成为千载笑柄，都是因为没有以义来制约上凌虐下的缘故。如今贼人又效法他的过错，为天人所怨恨；顺应时机应当迅速行动，希望凭借炎汉的精气和祖宗的威灵相助，所向一定能够取胜。吴王孙权同样忧虑灾患，暗中派军队共同谋划，从后方形成犄角之势；凉州各国的君王分别派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多人前来接受节度。大军向北出发，吴军就要率领兵马，挥戈首先进击。天命已经汇集，人事又已齐备，军队正当、形势并盛，必定没有敌手。王者的军队出征，是有征讨而无须交战；既尊贵又合乎正义，没有人敢于抵抗。所以鸣条之战，军队没有沾染血刃；牧野之战，商朝军人倒戈。如今旌旗麾军首先出发，所经过到达的地方，也不想穷尽兵力、极力使用武力。有人能够抛弃邪道、归从正道，手提箪食、壶浆来迎接王师的，国家自有固定的典章。封赏的大小，各有品级限度。至于魏国的宗族枝叶，无论内外，只要有人能够谋划利害、审察逆顺的形势，前来归降的，一律赦免罪过。过去辅果同智氏断绝亲属关系，因而保全了宗族；微子离开殷朝，项伯归附汉王，都受到封赐土地的福庆，这些都是前代明白的验证。如果仍然迷惑沉沦而不回头，反而帮助作乱之人，不遵行王命，诛戮就会牵连妻子儿女，没有任何赦免。要广泛宣扬恩德和威势，宽贷魏国元帅，慰问那些残破的百姓。其他事项依照诏书和律令办理，丞相应当把这些内容公开传布天下，使它符合朕的心意。列举罪状而加以讨伐，言辞严厉而义理正当。当时魏、吴并非没有优秀的檄文佳作，然而不能流传，是因为那些文章替僭越的国家作了遁饰之辞。因此，世上那些以身许国、受命撰文的人，也有幸运与不幸之别。所以君子必须谨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