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雅正卷十二

译○先广泛访求名儒，聚集到京师，讲明学术、教授学生，然后选择其中贤能的人，主持太学以及藩府、列郡的学校。又从郡学中选择贤能者，主持各县学校；再把他们升到州郡，送往京师考试并授予官职，条理清楚。《答横渠论定性书》　　　明道程子 承蒙您教诲，您说自己的本性还不能不受动摇，仍然受到外物的牵累；这是贤者思虑成熟的表现，哪里还需要等待我的意见呢？但我曾经思考过这件事，冒昧把自己的说法献给您：所谓“定”，就是动时也是定，静时也是定；不预先迎接，也不事后追逐；不分内外。假如认为外物在外面牵引自己，自己随后跟从它，这就是把自己的本性看成有内外之分。并且如果把本性看作随外物而在外，那么它处在外面时，什么又算是在里面呢？这就是一心想断绝外物的诱惑，却不知道本性本来没有内外。既然把内外看成两个根本，又怎么能突然谈论“定”呢？天地的常道，是用自己的心普遍涵盖万物，却没有一颗偏私之心；圣人的常道，是顺应万事万物的实情，却没有固定的私情。所以君子的学问，没有比廓然广大、公正无私更好的；外物来到，就顺其实际加以应对。《易经》说：“守正则吉，悔恨消失；心意纷乱地往来，朋友都会顺从你的思虑。”假如拘拘地只想排除外物的诱惑，就会看见东边刚消灭，西边又生起。不仅每天的时间不够用，关键在于它的端绪无穷无尽，根本不可能全部除去。人的内心各有蒙蔽，所以不能合乎正道。大体说来，祸患在于自私而运用机心。自私，就不能把有所作为看作应物的踪迹；运用机心，就不能把明觉看作自然状态。如今怀着厌恶外物的心，却想求得一个没有外物的境地，这就像反过来面对镜子寻找光明。《易经》说：“止于背部，不涉及自身；行走在庭院中，却看不见那个人。”孟子也说：“我所厌恶的智巧，是因为它会凿空穿凿。与其排斥外物而肯定内心，不如内外两方面都忘掉。”内外两忘，心就澄澈而无事了。无事便能安定，安定便能明察，明察之后，又有什么应对外物的事情会成为牵累呢？圣人的喜悦，是因为外物本来值得喜悦；圣人的愤怒，是因为外物本来值得愤怒。因此圣人的喜怒，不系于私心，而系于外物的实际情形。这样说来，圣人难道不应对外物吗？怎么能把跟随外物看作错误，反而把只求内在看作正确呢？如今拿自私用智所产生的喜怒，去看待圣人正当的喜怒，该怎样比较呢？人的情感容易发作而难以控制，其中以愤怒最为严重。只要能在愤怒的时候，立即忘掉自己的愤怒，观察事理的是非，也就可以看出外物的诱惑并不可厌恶，在求道方面也就领会了一大半。我心中的精微体会，口头无法表达；加上我本来不擅长文辞，又因官事匆忙，不能精心思虑，是否恰当，等待以后答复。但概括说来，也应当接近这个道理了。道理明明近在眼前，却向远处寻求，这是古人所非难的；请您只凭聪明加以裁断。张子在苦心竭力地探索求取方面功夫多，在涵养浸润、完备充实方面功夫少。明道用“定性之学”指示他，包摄内外、兼顾体用，这正是历代圣人传心的要旨。但篇中却没有说出具体功夫，功夫究竟在哪里？答道：戒惧慎独，以达到中和而已。我的本性安定了，天地万物也就各得其位、各遂其生了。任性自私、卖弄智巧，正是戕害本性的病根所在，这与中和的道理恰好相反。七情之中单独指出“怒”这一端来讲，大概因为愤怒最容易败坏人的本性。朱子解释说：“忘掉愤怒，便能公正；观察事理，便能顺当。”程子平日又曾说：“克制自己可以治愤怒，明白事理可以治恐惧。”这些话应当相互参看。

译论经筵札子　伊川程子 古代君主能够守成并达到盛治的，没有谁比得上周成王。他之所以成就德业，是由于周公的辅佐。周公辅佐成王时，成王年幼便受到良好教导，所见必定端正，所听必定是正当的话，身边前后左右都是正人君子，所以良好的习惯与本性一同成长，教化也与内心一同形成。如今陛下正值年富力强之时，辅导培养的办法不可不周全。所谓辅导培养，并不是只在诏告中用言语教导，犯错以后才进谏；尤其在于平日的涵养熏陶罢了。假如一天之中，接见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寺人宦官的时间少，那么气质自然会改变，德行器度自然会养成。臣希望慎重选拔贤德之士侍奉劝讲，讲读结束后仍常留在身边，以备询问，闲暇时从容交谈。这样不但能逐渐磨砺德义，至于人情世态、农事的艰难，日积月累之后，也自然会通达明白，比深居宫闱所得的益处多得多。辅导德义，在于防止错误的见闻，节制过度的嗜好欲望；保养身体，在于使起居适宜，保持畏惧谨慎之心。因此，左右近侍应当选用老成稳重、厚道谨慎的人；服饰器物也都必须采用朴素质实的东西，使华丽巧饰、奢靡艳美之物不至于呈现在眼前，浅薄庸俗的话不进入耳中。凡是举止言语，都一定要让劝讲者知道，希望能够随事规劝，适时进谏匡正，调护防范圣上的身体，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君主处在崇高的地位，掌握赏罚福祸的大权，百官畏惧而不敢仰视，四方都尊崇奉承，他想要的必定能够得到。如果不是懂得道义、敬畏道义，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养成，结果是中等资质的君主没有不骄横放纵的，英明的君主也自然会自满自大。这是古今共同的祸患，也是治乱兴衰的根源。秦汉以来，诸儒劝告君主的文章，有哪一篇能像这样平实、完备、纯正而没有缝隙的吗？《伊训》《说命》勉强可以相比。伊川先生给仁宗上书时，年纪才十八岁，劝仁宗以王道为心，以百姓为念，志向确实宏大；然而开始着手实行的功夫还不够切实。到他代太中大夫给英宗皇帝上书时，分为立志、任用贤人、明确责任三项，深切恳挚而周到；同经筵等奏疏一样，字字都可以看出实际施行的内容，实在是成就内圣外王的根本功夫。学问随着年龄而长进，又贵在不断深入造诣、永不停息，确实如此。按：先生文集中有《乞再上殿论经筵事札子》，另外又进呈三道札子；这里把三道札子的意思概括成一篇，便是《粹言》的原本。贴黄中说：“天下的重大责任，只有宰相和经筵；天下的治乱，系于宰相；君德的成就，责任在经筵。”可以说是深切而明白。颜子所好何学论　伊川程子 圣人的门下，弟子有三千人，唯独称赞颜子好学。《诗》《书》以及六艺，七十位弟子并不是没有学习并通晓的。那么颜子独自喜好的究竟是什么学问呢？是学习达到圣人境界的道理。圣人可以通过学习达到吗？答：可以。学习的道路怎样呢？答：天地蕴藏精气，得到五行精华的成为人。人的本性根本上真实而宁静，在尚未发作时，仁、义、礼、智、信五种本性都具备。形体既然生成，外物接触形体，便在内心引起动荡。内心一动，七情就产生了，即喜、怒、哀、乐、爱、恶、欲。感情既然炽烈而日益放纵，本性就被凿坏了。因此，有觉悟的人约束自己的情感，使它合乎中正；他的心能够涵养本性，所以说“以性为主宰情感”。愚昧的人却不知道节制，放纵情感而流于邪僻，使本性受到束缚而丧失，所以说“以情反过来支配本性”。一切学习之道，不过是端正自己的心、涵养自己的本性罢了。做到中正而真诚，就成为圣人。君子的学习，必定先明白自己的内心，知道应当涵养什么，然后努力实行以求达到圣人境界，这就是所谓由自明而达到真诚。因此学习必须竭尽自己的本心；竭尽本心，就能认识自己的本性；认识本性后再反过来使自己真诚，这就是圣人。所以《洪范》说：“思考就能明智，明智就能成为圣人。” 使自己真诚的道路，在于坚定地相信道；相信道坚定，实行起来就果断；实行果断，守持就牢固。仁、义、忠、信不离开内心，仓促时必定如此，困顿时必定如此，出仕、退处、说话、沉默也必定如此；长久不失去它，内心就安定，举止周旋都合乎礼，邪僻之心也就无从产生。因此颜子所奉行的原则是：“不合礼的不看，不合礼的不听，不合礼的不说，不合礼的不做。”仲尼称赞他说：“得到一个善处，就诚心诚意地把它牢记在心，始终不失去它。”又说：“不把怒气迁移给别人，不重复犯同样的过错；有不善之处，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以后从不再去做。”这就是他爱好学问的深厚程度，也是他学习的道路。这样，视觉、听觉、言语、行动全都合乎礼了。他与圣人不同的地方，大概是圣人不必思考便能得到，不必勉强便能合乎中道，自然而然地合乎道；颜子则必须思考以后才能得到，必须勉力以后才能合乎中道，所以说颜子与圣人的距离只差一线。孟子说：“充实而且有光辉，叫作大；大到能够感化万物，叫作圣；圣而达到不可测知的境界，叫作神。”颜子的德行，可以说已经充实而有光辉了。他还没有达到的，是守持而不是化境。凭着他好学的心，假如再给他一些年岁，不久就会达到化境。因此仲尼说：“不幸寿命短促而死了。”这正是伤感他没能达到圣人境界。所谓“化”，就是进入神妙境界而自然而然，不用思考便能得到，不用勉强便能合乎中道。孔子说：“七十岁时可以随心所欲，却不越过规矩。”说的就是这种境界。有人问：圣人是生来就知道的，如今却说可以通过学习达到，难道有根据吗？答：有。孟子说：“尧、舜是顺着本性而行的，汤、武是反身修养以恢复本性的。顺着本性而行的，是生来就知道；反身修养的，是通过学习而知道。”又说：“孔子是生来就知道的，孟子是学习后才知道的。”后人不明白这一点，以为圣人本来就是生而知之，不是学习可以达到的，于是学习的道路便失传了。他们不从自己内心求取，反而向外求取，把博闻强记、文章辞藻华丽当作功夫，使言辞显得华美，却很少有人能达到道的境界。这样一来，如今的学习便与颜子所爱好的学习不同了。篇中所论颜子所喜好的学问，大致是说：使内心光明，知道应当涵养什么，并努力实行，以求达到真诚。《击壤集》自序　邵子

译《击壤集》是伊川翁自得其乐的诗集。不仅是自得其乐，也能以时代和万物各自获得其所得为乐。伊川翁说：“子夏说，诗是心志所趋向的东西；存于心中叫作志，发之于言叫作诗。感情在内心发动而表现为言语，声音形成文理而叫作音。由此可知，心中怀抱对时代的感受叫作志，受到外物感动叫作情，发出自己的志向叫作言语，宣扬自己的感情叫作声音。言语形成篇章叫作诗，声音形成文理叫作音。这样，听到他的诗、听到他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人的志向和感情了。”感情有七种，其要点在于两方面：一是自身，二是时代。说自身，是指一身的祸福；说时代，是指一时的否泰。一身的祸福不过是贫富贵贱罢了；一时的否泰，则在于国家的兴废治乱。因此仲尼删定《诗经》，十篇去掉九篇。诸侯有一千多个国家，《国风》只取十五国；西周有十二位君王，《雅》只取其中六位。大概是因为垂示教训的道理，只保留善恶表现得明白显著的诗罢了。近世诗人，处于困穷忧患时专门归咎怨恨，荣达时专门沉溺淫逸。自身的祸福发为喜怒，时代的否泰出于爱恶，却完全不以天下大义为言，所以他们的诗大多沉溺于个人情感爱好之中。” 唉！感情溺害人的程度比水还厉害。古人说水能够承载船，也能够倾覆船。船是被承载还是被倾覆，决定因素在水，却也在人。承载便成为利益，倾覆便成为祸害。这样看来，利害在于人，也不只在于水。不知是承载和倾覆能使人得到利害，还是利害能使水具有承载和倾覆的作用？二者之间必定还有一个关键所在。譬如人能够在水上行走，并不是水能够踩在人身上。然而即使有人被称为善于涉水，也未曾有不被水所害的。人若把利害置之度外而去涉水，涉水本身仍是人的情感作用；若把利害放在心中而去涉水，因贪利而败坏自身的祸患立刻就会来到眼前，又何必分说是人还是水呢？它们伤害本性、危害生命，结果是一样的。本性，是道的形体；本性受到伤害，道也随之受到伤害。心，是本性的外郭；心受到伤害，本性也随之受到伤害。身体，是心的区域；身体受到伤害，心也随之受到伤害。外物，是身体的舟车；外物受到伤害，身体也随之受到伤害。由此可知，用道来观察本性，用本性来观察心，用心来观察身体，用身体来观察外物，这样治理，确实可以治理好。然而仍然没有脱离受害的可能。不如用道观察道，用本性观察本性，用心观察心，用身体观察身体，用外物观察外物；这样，即使想彼此伤害，又怎么能够做到呢？如果这样，那么用家族观察家族，用国家观察国家，用天下观察天下，也就可以由此知道了。我从壮年起研究儒术，认为人世间的快乐哪里有万分之一二，而名教之乐本来就有无数倍。何况观照万物而得到的快乐，又有无数倍。即使生死荣辱在眼前反复交战，也从未进入胸中，那就和四时的风花雪月一样，不过从眼前掠过罢了。这确实是能够用外物观察外物，而使自身与外物两不相伤。大概只是把其中感情的牵累全都忘掉了罢了，尚未忘掉的，唯独还有诗。然而虽说没有忘记，其实也像忘记了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作品不同于别人的作品：不受声律限制，不沿袭美丑的成见，不固执于一定要怎样，也不希求名誉，像镜子应照形体，像钟声应和声音一样。它有时取自经道的余绪，因静观而观察外物，因时代而兴起志向，因外物而寄托言语，因志向而发为吟咏，因言语而形成诗，因吟咏而形成声音，因诗而形成音调。因此虽有哀伤却从不伤害本性，虽有欢乐却从不淫荡。即使说是在吟咏性情，又哪里会被感情牵累呢？钟鼓是音乐，玉帛是礼仪。假如贪爱钟鼓玉帛，那么这些话就不能不显得浅陋；但如果一定要废除钟鼓玉帛，又将怎样对待礼乐呢？有人说风雅之道古代能够实行而今天不能实行，这大概不是通达的论断，是被自身处境牵制而发的说法。” 唉！难道不想想天下行善的人少，损害善人的人多，制造危难的人多，而挽救危难的人少吗？有志之士身处田野，便以田野中的事情来发言，所以把这部诗集命名为《伊川击壤集》。朱子说：“诸位先生解释这个道理，都不像邵子解释得最切实。邵子忽然在《击壤序》中说出几句话：‘本性，是道的形体；心，是本性的外郭；身体，是心的区域；外物，是身体的舟车。’这说得极好，比张横渠所说的‘心统摄性情’还要精密。又说这是‘不可改变的论断’；这类话，秦汉以来的人都说不到。又说：‘康节这几句话极好。’道就是理，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便是如此。然而若没有本性，又凭什么看见理所在的地方？所以说：‘道的形体是仁义礼智，即本性，也就是理；具备这种理的，是心。’所以说：‘心是本性的外郭。’又说：‘用道观察本性，是说作为自然的道理；本性却有刚柔善恶、参差不齐的地方，所以道不能完全概括本性。本性具有仁义礼智的善，心却有千思万虑，出入没有定时，所以本性不能完全概括心。心想要这样做，身体却不能这样做，这是心有不能检束身体的地方。用一个人的身体来观察外物，也有不能穷尽外物情状变化的地方，这就仍然没有脱离受害的意思。’” 姑且拿一件事来说：喜爱好人所喜爱的，厌恶坏人所厌恶的，这就是用自身的情感去观察外物。又有人问：“‘用道观察道’等话，是不是各物各归其物的意思？”答道：“是的，大概就是自己完全不插手的意思。” 进呈《资治通鉴》表【最初进呈《通志》八卷，英宗很喜爱，命公续写此书，十五年后完成并进呈】司马光

译先前奉诏编纂历代君臣事迹，又奉圣旨赐名为《资治通鉴》，如今已经编纂完毕。臣私下想到，自己资质见识愚钝，学术荒疏，各种事情都不如别人，唯独对于前代史书粗略地尽过心力，从少年直到老年，喜爱它而不知厌倦。臣常常忧虑，自司马迁、班固以来，史书文字繁多，平民读书人尚且不能全部读完，何况君主每天有万机政务，哪里有时间周遍阅览？臣曾经不自量力，想删削冗长文字，概括其中大要，选取那些关系国家兴衰、系连百姓祸福、善可以作为法则、恶可以作为警戒的事迹，编成一部编年史，使先后有次序，精要与粗略不相混杂。只是私人力量薄弱，没有办法完成。幸而遇到英宗皇帝，凭借睿智的天性，施行文明之治，想要遍览古代事迹，以扩大宏伟的治国方略，于是下诏让臣编集。臣过去的愿望，一朝得以实现，踊跃奉行，只怕不能胜任。先帝又命臣自行选拔、征召属官，在崇文院设置编书局，允许借用龙图阁、天章阁、三馆、秘阁的书籍，赐给御府的笔墨缯帛以及御前钱，用来供应果饵，并以内臣负责承受事务。这样的恩遇之荣，近臣也没有谁能比得上。不幸的是，书还没有进呈御览，先帝便弃世而去。群臣拥立陛下继承大统，陛下敬奉先帝遗志，赐书以冠首的序文，并赐下美好的书名。每次开设经筵，陛下常常命臣进读。臣虽顽愚，承受两朝如此深厚的知遇，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答。只要是臣的智力能够做到的，哪里敢有所遗漏？后来臣被差遣为永兴军知军，因衰病不能胜任繁剧政务，请求改任闲散官职。陛下俯允所请，特别赐予休养，差遣臣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并提举嵩山崇福宫，前后六任，还允许臣随身带着书局，照常发给俸禄，不责求实际职事。臣既没有其他事务，便能够专心极虑，竭尽所有才能，白天的时间不够就接着用夜晚，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堆积，浩瀚如烟海，搜取幽深隐微之处，校勘计算细微差异。上起战国，下止五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编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以年代为经、国家为纬，便于检索，编成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详细考察异同，使之归于一条，编成《考异》三十卷，合计三百五十四卷。从治平年间开局编纂，到如今才完成，岁月已经拖延很久，其中的抵牾错误，臣不敢自称能够完全避免，罪责重大，本来就没有可以逃避的地方。再次想到，臣离开朝廷十五年，虽然身在外地，区区忠心，早晚醒着梦着，哪一刻不在陛下左右呢？只是臣才能低劣而无所施展，因此专心从事著述校勘，以报答大恩，希望竭尽微薄之力，稍稍有益于国家。臣如今筋骨瘦弱，眼睛昏花，近来牙齿也所剩无几，精神和记忆衰退，眼前做的事情，转过身便忘记。臣的精力全都耗费在这部书上。伏望陛下宽免臣妄作之罪，体察臣愿意尽忠的心意，在清闲安适的燕居时，赐予省览。以此鉴察前代的兴衰，考察当今的得失，嘉奖善行，怜悯恶行，取正确而舍错误，足以勉励考察古事的盛德，达到前所未有的至治，使四海百姓都蒙受其福。这样，臣即使尸骨埋入九泉，志愿也永远完成了。谨奉上此表陈述进呈，恭请陛下知悉。自叙编校的辛苦，最终总是希望神宗留心，以古代为鉴读到末段，忠君爱国的心情显露在文字中，与那些著书立说以夸耀后世的人不可同日而语。文章气势恳切古雅，直逼汉代、东京，宋人中很少有这样的文章。温公撰写《通鉴》，其功劳不在左丘明之下。朱子因此撰成《纲目》，其功劳不在《春秋》之下。千百世以来治乱兴衰的得失，全都可以在这里看见。我切实地读过这两部书，它们对于增长经世济民的才能、启发忠义之心，益处不少。自称读书人，却有两部书没有读到，难道不可以说是极大的悲哀吗？答程子书　司马光 承蒙来信问及张子厚的谥号，仓促之间作了答复，只说汉魏以来这样的例子很多，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退下来以后想到还有没有说尽的地方，我私下认为，子厚一生用心，是想率领当今世人恢复三代的礼制。汉魏以后那些做法，大概不值得效法。《郊特牲》说：“古代活着时没有爵位，死后没有谥号。所谓爵位，是指大夫以上的人。”《檀弓》记载礼制所以失传，认为士人有诔文，是从县贲父开始的。子厚的官位相当于诸侯的大夫，已经显贵，似乎应当有谥号。然而曾子问道：“卑贱的人不能作诔，尊贵的人也不应由下位者作诔，这是古代礼制的常规。”只有天子才称述天命来为臣下作诔；诸侯之间互相这样称述，不合礼制。何况弟子给老师作诔呢？孔子去世后，鲁哀公为他作诔，却没有听说弟子再给孔子加谥号。子路想让孔子的门徒充当臣属，孔子认为这是欺骗上天。门人厚葬颜渊，孔子感叹自己不能像看待亲生子一样亲自照料他。君子以合乎礼的方式爱人。如今关中诸位想给子厚加谥号，却不合古礼，也不是子厚的志愿。与其把他同陈文范、陶靖节、王文中、孟贞曜相比来尊崇，哪里比得上拿孔子作比呢？” 文字简约而茂盛，质朴而有文采。自东京以后，再没有这样的风格气象了。温公所作奏疏和史论很多，忠诚正直，明白畅达，对国家治理的要务很有关系。唯独选取这一篇最为古朴淡雅。这种文笔，在宋朝被推为绝妙之作，而且也足以看出程、张、司马、邵、吕文富诸位君子的相聚，并不是偶然的。唉，真令人神往啊。

译论听政【宣仁太后去世，祖禹担心小人乘机危害政事，于是上疏】范祖禹 臣等恭敬地认为，天下不幸，大行太皇太后驾崩，陛下号哭哀悼，因悲伤而损毁身体，孝心出于天性，在朝廷任职的人听说后无不悲痛欲绝。如今陛下总揽各项政务，延请接见群臣，四方百姓都侧耳倾听、拭目观看；这正是宋室兴衰的根本、社稷安危的基础、天下治乱的开端、生民祸福的起点、君子与小人消长进退的关头，也是天命与人心取舍离合的时刻。唉，怎么能不慎重呢，怎么能不慎重呢！臣等长久担任讲读官，职责在于讨论政事、思考谋划，首先应当进献意见，以求稍稍有所帮助。陛下应当先使意念真诚、内心端正，扩大圣人的孝道，把它发为有德的言论，施行为仁爱的政事，以答复天下百姓的期望。从前周公因为成王年幼弱小，所以担任冢宰，治理天下七年，制定礼制、制作音乐，以达到太平。周公去世后，成王追念他的功劳，赐给鲁国天子的礼乐，使鲁国世世代代祭祀周公，天下人无不归心。汉代大将军霍光尊立宣帝，霍光去世后，宣帝也用天子的礼仪安葬他；宣帝开始亲自处理政事，又想到报答大将军的功德。周公、霍光都是臣子，只因有非同寻常的功劳，所以成王、宣帝都以非同寻常的礼仪报答他们。何况太皇太后是英宗的配偶、神宗的母亲、陛下的祖母，对宗庙社稷有大功，对亿万百姓有大德，对陛下的恩德与天地同样无穷，哪里是一般臣子可以相比的呢！” 既然如此，那么如今陛下最应该先做的，没有比报答太皇太后的恩德更重要的了。自仁宗以来，三位太后临朝，都有大功：章献明肃太后对于仁宗，慈圣光献太后对于英宗，都有抚养扶持、辛劳艰难的功劳，但也没有像太皇太后对于陛下这样深厚。元丰末年，神宗卧病，已经不能出外处理政务；当时陛下年仅十岁，太皇太后在宫中预先谋定大计，拥立陛下为储君，于是确定了陛下拥有天下的地位，陛下能够得到天下，是太皇太后成就的。她开始听政时，所下诏令使百姓无不欢呼鼓舞。自古以来太后多偏爱外戚，唯独太皇太后从未有丝毫徇私：不只是一般族人，徐王、魏王还是她的亲生儿子，也因为朝廷的缘故而疏远隔绝；魏王病重将死以后，徐王才前往探视；太皇太后的病势已经危重以后，徐王才得以入宫。她进退群臣，必定顺从天下人的愿望，不因自己的喜怒行事；赏罚用心，辛劳刻苦，都是为了顾念百姓，凡事都为了赵氏社稷、宋室宗庙，一心一意保佑陛下。陛下如果想报答太皇太后的恩德，没有比遵循她的法度并谨慎守持更好的了。自祖宗以来，只以恩德恩泽凝聚百姓之心，追求天下安宁无事。仁宗实行这种政策四十二年，天下至今还在思念他。恭敬地想来，太皇太后的政事，本来就是仁宗的政事。然而仁宗天性宽厚，不忍拒绝别人，宫中下达的恩赐往往过度，后来这种事情也屡屡发生。唯独太皇太后严正而极其沉静，不可侵犯，所以能够在外面排斥驱逐奸邪以清明朝廷，在内部裁抑侥幸以整肃宫禁。因此，她虽然以深厚的恩泽结取百姓之心，但怨恨她的小人也并不少。如今一定会有小人进言说：“太皇太后不应改变先帝的政令，不应驱逐先帝的臣子。”这就是离间之言，陛下不可不察。当陛下刚继承皇位时，太皇太后与陛下共同听政；内外臣民上书的有数万，都说政令中有不便之处。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都希望改变，所以与陛下一同改变，并不是凭自己的私意改变。既然改变了法令，那么制定这些法令的人以及主持执行这些法令的人有罪，应当驱逐。陛下与太皇太后也是根据众人的意见驱逐他们的。被驱逐的人，都是上负先帝、下负万民、为天下所痛恨、为众人所希望共同罢黜的人。太皇太后难道在其中有个人的憎爱吗？只是如果不这样做，天下就不得安宁罢了。只愿陛下清净内心，洞察事理，辨明是非，斥退疏远奸佞之人，坚决拒绝邪说。有人敢用奸邪之言迷惑圣上的听闻，就应当明确判定他的罪行，交付法令处置，严惩一人来警戒群奸，那么天下就会安然无事。陛下如果稍稍听信他们的话，不给他们定罪，恐怕奸言邪说会接连不断地进来。万一追报太皇太后的礼仪稍有不周，这对太皇太后的圣德没有损害，却会使陛下的孝道有所亏缺，必定大大失去天下人的心。陛下难道没有看到，司马光以公正忠诚、端正正直为天下人所信服，陛下与太皇太后任用他为宰相，海内之人无不欣喜。司马光去世那天，人们无不悲哀，甚至茶坊酒肆中也供奉他的画像。司马光之所以能够如此得到人心，是因为他辅佐陛下与太皇太后，功劳惠及天下。以司马光的功劳同太皇太后相比，不过是万分之一，但百姓思念他尚且如此，何况太皇太后对陛下有天地般的恩德呢？如果听信小人的谗言，或者追报太皇太后的礼仪有所不足，或者轻率改变她的政事，难道不是大大失去天下人心吗？小人的心思，不是为朝廷谋划，也不是为先帝办事，全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日夜窥伺，想要发泄怨恨，已经很久了。这些人从前已经上误先帝，如今又想再误陛下；天下的事情，哪里经得起小人再次破坏呢？臣等恭敬地听说，陛下自太皇太后卧病以来，亲自照料药膳，衣不解带；太皇太后去世以来，陛下哀痛思慕，身体消瘦，又下诏宣扬太皇太后的盛德，在推恩于高氏至亲之时，也没有任何间隙。然而臣等仍然谈到这些，是私下担心小人众多，恐怕把陛下置于有过失的境地。像臣等所说的事情，虽然万万不一定会发生，但也不敢不在事变发生以前加以防虑。倘若有一丝一毫的传闻流布在外，臣等上负陛下没有先行进言的罪责就大了。臣等忧虑国家、爱护君主的心情实在难以承受，唯愿陛下深思熟虑。宣仁太后在世时，元丰年间的大臣气势汹汹，乘机搬弄是非，范忠宣、吕微仲已经有了调和的打算。宣仁太后去世后，诸位君子知道自己一定不能免祸。宣仁太后临终时多次说到此事，也知道自己必定不能免祸。范公这篇奏疏正直而委婉，想用预先说出的话及早堵住祸患的萌芽。篇中所说的事情，好像亲眼看到了后来“绍述”造成的灾祸，句句都正好针锋相对，难怪苏子瞻看到这篇奏疏便亲自毁掉自己的稿子，列名进呈了。古今第一件令人痛恨的事，没有比元祐之变被称作绍述更严重的了：把君子指为小人，使全国官员遭到贬谪流放，也已经到了极点。

译甚至有人想追废宣仁太后，毁坏司马公的棺材。事情虽然没有成功，却足以看出鄙陋小人的心肠，没有什么恶事是他们做不到的。如果不看后来发生的灾祸，就不知道这篇奏疏的好处。然而范公当时的心意，哪里会想到事情竟至于此呢？自古忠诚正直的言论，在祸患尚未形成时便消除它，对人家国家的帮助，实在无法计算。族谱引　苏洵 苏氏的谱，是记录苏氏宗族的谱。苏氏出自高阳，后来繁衍遍布天下。唐神龙初年，长史苏味道出任眉州刺史，死在任上；有一个儿子留在眉州，眉州有苏氏，从这时开始。谱中有些人没有记载，是因为亲属关系已经尽了。亲属关系尽了，为什么就不记载呢？因为谱是为亲属而作的。为什么儿子可以记载，孙子却不能记载呢？因为要显示世代关系。我父亲直到高祖，无论做官还是不做官，娶哪一家的女子，享年多少，哪一天去世，都一一记载；其他人却不这样记，为什么呢？是为了详细说明我的出身。自我父亲直到高祖，都称讳某某；其他人就直接称名，为什么呢？是为了尊重我的出身。谱是为苏氏而作的，却唯独把我的出身写得详细而尊重，为什么呢？因为这部谱是我编的。唉！看我的族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心就可以油然而生了。感情显现在亲疏关系中，亲疏关系体现在丧服制度里，丧服从斩衰开始，直到缌麻，最后到没有丧服。没有丧服，就表示亲属关系已经断尽；亲属关系断尽，感情也断尽；感情断尽，遇到喜事不去庆贺，遇到丧事不去吊唁；既不庆贺，也不吊唁，就成了路人。我们之所以彼此相看如同路人，最初却是兄弟；兄弟最初，本来是同一个人的身体分出来的。可悲啊！同一个人的身体，分开以后竟至于成为路人，这就是我编写族谱的原因。它的意思是说：由亲近分离到成为路人，是形势造成的；形势如此，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幸好还没有成为路人，能够使彼此不至于完全忘记，也就可以了。唉！看我的族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心就可以油然而生了。于是系上一首诗说：我父亲的儿子，如今是我的兄长；我身上有病，兄长呻吟而不得安宁。几代以后，不知会是什么人；他死了又出生，也不会再为他悲伤或欣喜。兄弟的感情，像脚与手一样亲密，这种亲密又能维持多久呢？彼此不能相容，他究竟是什么心思？明允的文章，多夹杂纵横家和刑名家的习气，关于五经的论说尤其驳杂而不纯；唯独这篇仿效《公羊传》的文体，真挚的性情自然流露，文笔曲折委婉，值得歌咏诵读。即使不看他的族谱，只读这篇序引，孝悌之心难道不会油然而生吗？”},{ 安溪先生曾说：“把父母的心作为自己的心，那么天下就没有不友爱的兄弟；把祖宗的心作为自己的心，那么天下就没有不和睦的族人；把天地的心作为自己的心，那么天下就没有不值得爱护的民众和万物。这话最为切要，正是《易传》所说的“体察仁德，便足以成为众人的长者”，也是程子所说的“满腔恻隐之心”。我曾把这段话写在祠堂里，用来勉励族人。读到眉山苏轼这篇文章的引文，更加受到感动。《范文正公文集序》　　　　　　　　　苏轼 庆历三年，我苏轼刚刚束发，进入乡校读书。有一位从京师来的人士，把鲁人石守道所作的《庆历圣德诗》拿给乡校先生看。我从旁偷偷观看，便能够诵读学习诗中的文辞。我问先生，诗中所歌颂的十一人都是谁？先生说：“小孩子何必知道这些？”我说：“如果他们是天人，我当然不敢知道；如果也只是人罢了，为什么不能知道呢？”先生对我的话感到惊奇，便把全部情况告诉了我，并且说：“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个人都是人中豪杰。”当时我虽然还没有完全明白，但已经私下记住了他们。嘉祐二年，我才考中进士，到了京师，范公却已经去世了。下葬之后，墓碑立出，我读碑文读到流泪，说：“我了解他的为人，大概已经十五年了，却一次也没有见到他的面，这难道不是命运吗？”这一年我考中进士，开始得到欧阳公的知遇；又通过欧阳公结识了韩琦、富弼，他们都把我当作国士来对待，说：“遗憾的是你没有见过范文正公。”此后三年，我经过许州，才结识范公的次子，就是如今的丞相范尧夫。又过了六年，才见到他的叔父范彝叟。在京师又过了十一年，于是和他的幼子范德孺在徐州成为同僚；大家一见如故，并且托付我为范公遗稿作序。又过了十三年，我才终于能够为它作序。唉！范公的功业和德行，本来不需要文章来显扬；他的文章也不需要序文来流传。然而我不敢推辞，是因为我从八岁起就知道敬爱范公，到如今已经四十七年了。那三位杰出人物都曾有机会与他交游，唯独我没有见过他，把这当作一生的遗憾。如果能够在他的文章中挂上我的名字，借此把自己托附在门下弟子之列，难道不正是我从前的愿望吗？古代的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乐毅这一类人，他们辅佐帝王或成就霸业的谋略，早已在田野之中确定，并不是做官以后才学习的。淮阴侯韩信在汉中会见汉高帝，谈论刘邦和项羽的长短，谋划夺取三秦，像指点手掌一样清楚；等到辅佐高帝平定天下，自己在汉中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没有实现。诸葛孔明隐居草庐时，就和先主刘备谋划抵御曹操、孙权，谋取刘璋的益州，凭借蜀地的资力来争夺天下，终身没有改变自己的主张。这难道是从口头传授、耳中听取，偶然试着去做而侥幸成功的吗？范公在天圣年间，居家为母亲服丧时，就已经有忧虑天下、使天下达到太平的志向，所以写成《万言书》送给宰相，天下人争相传诵。后来被任用为将领，又被提升为执政大臣，考察他一生所做的事情，没有超出这篇奏书的。如今他的文集共二十卷，其中诗赋二百六十八篇，文章一百六十五篇。他对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的重视，大概就像饥渴的人对于饮食的需要，想要暂时忘记却做不到；又像火必然是热的，水必然是湿的，大概是他的天性使他不得不这样。即使是挥笔戏作、随意说笑，最终也总会归结到这些方面，所以天下人相信他的真诚，争相拜他为师、尊奉他。孔子说：“有德行的人必然有言论；并不是他特意要发表言论，而是德行从口中流露出来。”又说：“我作战就能取胜，祭祀就能得到福佑；并不是我善于作战，而是德行显现在愤怒之中。” 我一生最喜欢诸葛公和范文正公。称颂范公的文章，也反复欣赏，舍不得放下。陈寿上呈《诸葛公文集表》，我读了数百遍仍不厌；苏长公为《范文正公文集》所作的序，我也读了数百遍仍不厌。这固然是因为文章写得好，也是因为作者本人的缘故。苏长公的文章以雄伟、宏阔、通畅见长，这一篇则更加写得简洁刚劲。《六一居士集序》　　　　　　　　　苏轼

译有些话说得宏大，却并不是夸张；通达事理的人会相信它，普通人却会怀疑。孔子说：“上天将要毁灭这种文化，后来死的人就不能参与这种文化了。”孟子说：“禹治平洪水，孔子作《春秋》，而我抵制杨朱、墨子的学说，大概是要以此同禹的功业相匹配。”文章的兴衰，和上天有什么关系？可是大禹的功业与天地并列，孔子、孟子却凭空言论与他相配，不是太夸张了吗？自从《春秋》写成，叛乱的臣子和作乱的儿子就感到恐惧；孟子的言论实行之后，杨朱、墨子的学说就衰废了。天下人认为这是正确的，本来如此，却不知道其中的功劳。孟子去世以后，申不害、商鞅、韩非的学说兴起，背离正道而趋向利益，残害百姓来使君主获利；他们的学说极其鄙陋。然而士人却用这些学说蒙蔽君主，居上位的人又侥幸追求一时的功绩，天下便纷纷跟从，于是世上没有像孔子、孟子那样的大人先生，能够推究事情的本末，权衡祸患和福泽的轻重，来挽救人们的迷惑，所以这种学说终于得以流行。秦朝因此失去了天下，逐渐衰败，以至酿成陈胜、吴广和刘邦、项羽的灾祸，死者十之八九，天下一片萧条；洪水造成的灾害，大概还没有严重到这种地步。正当秦国还没有得志的时候，假如当时再有一个孟子，那么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就只会成为口头空谈：它们在思想中产生，就会危害实际事务；在实际事务中施行，就会危害政治，这种危害必定不会像这样猛烈。假如杨朱、墨子在天下得志，他们造成的祸害难道会比申不害、韩非少吗？由此说来，即使把孟子同大禹相提并论也可以。太史公说：“盖公谈论黄老之学，贾谊、晁错阐明申不害、韩非之术；晁错不值得称道，而贾谊也对此有所赞许，由此可知，邪说能够动摇人的思想，即使豪杰之士也难免，何况普通人呢？”自汉代以来，正道不出自孔氏，而扰乱天下的人却多得很。晋朝因老庄之学而灭亡，梁朝因佛教而灭亡，却没有人纠正它们；五百多年以后才有韩愈出现，学者把韩愈同孟子相提并论，大概差不多了。韩愈以后又过了三百多年，才有欧阳修。他的学问推尊韩愈、孟子而上溯孔氏，阐明礼乐仁义的实际内容，以符合大道；他的文章简洁明白，真实通达，能援引事物、联类推理，用最高的道理加以裁断，使人心悦服，所以天下一致尊奉他为老师。自欧阳修在世以来，世上不喜欢他的人喧嚷着攻击他，能够使他困顿，却不能使他的言论屈服；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不约而同地说：“欧阳修，就是当今的韩愈。”宋朝建立七十多年，百姓不知道战争，生活富足而受到教化，到天圣、景祐年间达到极盛；可是当时的文章最终仍比古人逊色，士人也因循浅陋、守旧不变，议论卑下而气势软弱。自从欧阳修出现，天下人争相自我磨炼，以通晓经学、学习古人为高尚，以挽救时局、推行正道为贤能，以冒犯君主威严而接受劝谏为忠诚；不断培养、发展和成就人才，到嘉祐末年，号称人才众多。士人受到欧阳修的功劳尤其大。唉！这难道是人的力量吗？不是上天，谁能使它这样呢？欧阳修去世十多年后，士人开始创立新学，认为佛、老之学似是而非，会扰乱周公、孔子的真道，有识之士为此忧虑。幸赖天子圣明，下诏修订和采用取士法，勉励学者专心研究孔氏之学，排斥异端，于是风俗为之一变。考察师友传承的源流，才重新知道诵读学习欧阳修的著作。我从他的儿子欧阳棐那里得到他的诗文七百六十六篇，于是编次并评论说：“欧阳修论大道像韩愈，论时事像陆贽，记事像司马迁，诗赋像李白。这不是我个人的话，而是天下人的共同评价。”欧阳修名修，字永叔，年老以后自称六一居士。长公的气节和文章光照千古，说他已经懂得大道却还不能这样说。看他推崇欧阳修、不喜欢程正叔，就可以看出他的根本立场。然而读这篇文章，如果没有洞察千古的眼光便不能理解，这该是多么高的见识和笔力啊！潮州韩文公庙碑　苏轼 一个平民却成为百代人的老师，一句话却成为天下人的准则，这都是因为他们能够参与天地化育，关系到世道盛衰。他们降生自有来由，逝去也有其作用。所以申、吕二人是从岳山降生的，传说傅说死后成为列星；古今流传的这些事，不可诬蔑为虚妄。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这种气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却充塞于天地之间。突然遇到它，王公便失去其尊贵，晋国、楚国便失去其财富，张良、陈平便失去其智慧，孟贲、夏育便失去其勇力，张仪、苏秦便失去其辩才。这是谁使它成为这样的呢？一定有一种东西，不依靠形体而建立，不凭借力量而运行，不等待生命才存在，也不随死亡而消亡。因此，它在天上就是星辰，在地上就是山河，幽暗时就是鬼神，显明时又成为人。这是常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自东汉以来，道统丧失，文章衰败，异端纷纷兴起。经历唐代贞观、开元的盛世，辅以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仍然不能挽救这种局面。只有韩文公从平民中崛起，谈笑之间便把它们斥退，天下人纷纷跟随韩公，重新归于正道。这大概已经三百年了。韩愈振兴了八代以来衰败的文风，使沉溺于困境的天下得到拯救；他的忠诚冒犯了君主的怒火，他的勇气压倒了三军的统帅。这难道不是能够参赞天地、关系盛衰、以浩然之气独自长存的人吗？我曾经讨论过天与人的区别，认为人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只有上天不能容忍虚伪。人的智慧可以欺骗王公，却不能欺骗猪鱼；人的力量可以取得天下，却不能取得普通男女的真心。因此，韩公的精诚能够使衡山的云开散，却不能扭转宪宗的迷惑；能够驯服鳄鱼的凶暴，却不能平息皇甫镈、李逢吉的诽谤；能够得到南海百姓的信任，享受百代祭祀，却不能使自己在朝廷上一日安稳。大概韩公所能做到的是顺应天理，所不能做到的是改变人事。当初潮州人还不知道学习，韩公命进士赵德做他们的老师，从此潮州士人都专心于文章和品行，并推广到普通百姓，直到今天还号称容易治理。这确实符合孔子的话：“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人，小人学习道理就容易役使。”潮州人侍奉韩公，饮食时一定祭祀他，遇到水旱、疾病、瘟疫，凡有所求必定向他祈祷。但庙在刺史公堂后面，百姓认为出入很困难。前任太守想请朝廷另建新庙，没有成功。元祐五年，朝散郎王涤来任此地太守，凡是培养士人、治理百姓的事情，都以韩公为老师。百姓既已心悦诚服，他便下令说：“愿意新建韩公庙的，听凭办理。”百姓欢呼着奔走筹办，在州城南七里择地，一年后庙便建成了。

译有人说：“韩公离京万里，贬谪到潮州，不能一年就返回；他死后如果有知觉，显然不会不眷恋潮州。”苏轼说：不是这样。韩公的神灵存在于天下，就像水存在于地下，无论到哪里都在；只是潮州人对他的信仰特别深、思念特别切，焚香祭祀时感到凄清悲怆，好像真的见到了他。这就如同凿井得到泉水，便说水只在这口井里，难道合乎道理吗？元丰七年，下诏封韩公为昌黎伯，所以匾额题作《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州人请求把这件事写在石碑上，我于是作诗赠给他们，让他们歌唱着祭祀韩公。上半篇总论韩文公，下半篇才写潮州庙碑，精力全用在上半篇，后半篇只是淡淡写来。韩文公、范文正公、欧阳文忠公这三位伟大人物，他们的碑记、序文得到苏文忠公以崇高宏大的议论、精深的思考和浩然之气来构思，伟大人物得到这样的大手笔，真是痛快。代张方平谏止用兵书　苏轼 臣听说，喜欢用兵就像喜欢美色一样。伤害生命的事情不止一种，但好色的人一定会死；残害百姓的事情不止一种，但喜欢用兵的人一定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只有圣人的用兵，都是出于不得已，所以胜利了，可以享受安全的福祉；不胜利，也一定没有意外的祸患。后世用兵，都是本来可以不做却偏要做，所以胜利了，祸变来得迟而且灾祸大；不胜利，祸变来得快而且灾祸小。因此圣人不计较胜负的功劳，而深深警戒用兵的祸害。为什么呢？发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内外骚动，倒毙在道路上的人家有百千万。对内使府库空虚，对外使百姓贫困，饥寒逼迫，接着必然有盗贼的忧患；死伤者悲愁怨恨，最终必然招来水旱灾害。上面将帅拥兵自重，产生跋扈之心；下面士卒长期服役，产生溃散叛乱的意图。各种变故层出不穷，都是由用兵造成的。至于首先倡议发动事端的人，所受的谴责尤其重，因为平民无缘无故因战争而死，怨气积聚，必定要有人承担这个罪责。因此圣人敬畏并慎重对待用兵，若非不得已，绝不敢使用。自古以来君主喜欢动用武力，因失败而灭亡的不可胜数。臣今天不敢再泛泛而谈，请为陛下说说那些取胜的例子。秦始皇平定六国以后，又出兵征伐吴越，戍守服役的祸患遍及四海；虽然拓地千里，远远超过三代，但坟土尚未干，天下已经怨恨叛乱，秦二世被杀，子婴被擒，灭亡的惨烈是自古以来未有的。汉武帝承接文帝、景帝富足有余的国力，首先挑起对匈奴的战争，战事连年不断，终于使侵夺扩展到各国，年年征调发兵，所到之处都取得成功。元鼎、建元年间，兵祸开始发生；当时蚩尤旗出现，旗长得同天一样高。那年春天，戾太子出生。从此出兵三十多年，死亡的人数不清；到巫蛊之事发生，京师流血，僵尸数万，太子父子都失败了。因此班固认为，太子在战争中长大，最终也同战争相始终。汉武帝虽然悔悟，但等到自我克制时，悔恨已经来不及挽回自身了。隋文帝攻下江南以后，接着又对夷狄用兵；隋炀帝继位后，这种意图没有衰减。他们都能诛灭强国，威势震动万里，然而兵士怨恨、盗贼兴起，很快就灭亡了。唐太宗神勇无敌，尤其喜欢用兵，已经攻破消灭突厥、高昌、吐谷浑等，仍然没有满足，亲自驾临辽东，都是为了建立功业，并非出于不得已。后来发生武氏之乱，唐王室逐渐衰败，危亡延续不断，几乎只剩一线，这大概就是用兵的祸害，万物的规律难以逃脱。如果不是这样，太宗仁慈圣明、宽厚待人，克制自己而使百姓富裕，几乎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可是传位一次以后，子孙却遭受涂炭，这难道是行善所得的报应吗？由此看来，汉、唐在宽仁之后用兵，所以虽然取胜却仅能保全；秦、隋在残暴之后用兵，所以虽然取胜却随即灭亡。我每次读书读到这里，从未不合上书卷流泪，痛惜他们谋划的错误。假如这四位君主在开始用兵时就立即失败，惊惧警戒，知道用兵艰难，那么祸败的兴起应当不会到这种地步。不幸的是他们每次出兵往往都取胜，所以习惯于功利，考虑祸患不深。我因此说：取胜则祸变来得迟而灾祸大，失败则祸变来得快而灾祸小，这一点不可不察。过去仁宗皇帝覆盖养育天下，无意于战争，将士懒惰偷安，兵器铠甲破旧钝坏。元昊乘机暗中发动进攻，西部边境延安、泾原、麟府之间，失败了三四次，损失动辄以万计；然而全国安定，战争停止，百姓没有怨言，国家没有遗留的祸患。为什么呢？天下臣民知道仁宗没有喜好战争的心意，天地鬼神也谅解他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如今陛下天赋勇敢和智慧，意在使国家富强，登基以来修缮铠甲、整治军队，窥伺等待邻国的动静。群臣窥见了这个意图，大多谈论用兵。开始时，辅弼大臣掌握国政的，没有深谋远虑；枢密大臣主持国事议论的，没有考虑祸害、坚持困难的见识；任台谏官职的，没有提出劝善纠错、纳忠进谏的意见。事情从细微发展到明显，终于形成了严重祸根。后来薛向提出横山的谋划，韩绛献上深入敌境的计策，陈升之、吕公弼等暗中协力发动战争，军队败亡，财用耗尽。和宝元、庆历年间的失败相比，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天怒人怨，边兵全都叛乱，京师骚动，陛下为此多月废寝忘食。为什么呢？用兵的开端是陛下造成的，所以官吏士卒没有怨恨敌人的心意，却责怪陛下。还好依赖祖宗深厚的积累、上天深切的保佑，使军队出动没有功劳，从而感悟了圣意。然而见识浅陋的人，正把失败当作耻辱，极力想求胜来迎合皇上的心意。于是王韶在熙河制造祸患，章惇在梅山挑起事端，熊本在渝、泸发动战争。然而这些人都杀害已经投降的人，俘虏老弱，使腹心地区困顿疲弊，却夺取空虚而无用的土地，作为武功，使陛下获得这种虚名，忽视实际祸患，勉强振作，奋力追求功名。因此沈起、刘彝又在安南发动战事，使十多万人暴露在瘴气毒雾之中，死者十有五六；道路上的人也因运输财物、粮食、器械而死亡。没有见到敌人，却全都被消耗掉，这样用兵的意图必定会稍稍衰减。

译可是李宪的军队又从洮州出发了。如今军队刚刚防守成功，锐气正盛，陛下因一次胜利而高兴，必然会产生轻视四夷、凌辱敌国的意图；天意难以揣测，臣实在为此害怕。况且战胜以后，陛下能够知道的，只是凯旋的奏报、上表称贺，以及显赫地满足耳目观感的场面罢了。至于远方百姓被刀刃屠杀，筋骨因运输军饷而断绝，流离失所、家产破尽，卖掉儿女，眼睛被熏瞎、手臂被折断，以及上吊自杀的情状，陛下必定看不到；慈父孝子、孤臣寡妇的痛苦哭声，陛下必定听不到。比如屠杀牛羊、剖切鱼鳖来制作膳食，食用的人觉得非常美味，死去的却非常痛苦。假使陛下看见它们在棍棒刀刃下号哭，在刀案之间辗转，即使是八珍的美味，也一定会丢下筷子不忍食用，何况拿人的性命作为满足耳目观感的东西呢？况且即使陛下的将士精锐强悍、府库充实，如同秦、汉、隋、唐的君主，战胜以后祸乱也会兴起，尚且无法挽救，何况如今所任用的将吏疲弱平庸，比古人差得远远不止万倍？而且这些年来公私困窘匮乏，内府历代积蓄已经荡然无存，州郡征税的储备也几乎全部上供，百官的俸禄仅仅能够接续，南郊祭祀的赏赐长期没有办妥。凭这样的条件发动战争，即使有智者，也无法妥善收拾后果了。况且饥饿疲惫之后，各地盗贼蜂拥而起，京东、河北尤其不可说。假如一旦兴起军事行动，横征暴敛随之发生，百姓穷困而无处申诉，形势若不发展成大盗乱，就无法保全自己。边境战事正加深，内部祸患又兴起，那么胜广起义的形势就会在这里出现。这就是老臣整夜睡不着，面对饭食叹息，甚至痛哭而不能自止的原因。臣又听说，凡是发动大事，必须顺应天心。天心所向，依此办事一定成功；天心所背，依此办事一定失败。天心向背的迹象，显现在灾祸祥瑞、丰收歉收之间。如今近些年来，日食星变、地震山崩、水旱瘟疫连年不断，百姓死亡将近一半，天心所向所背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可是陛下正断然不顾，不停地发动事端，这就如同子女得罪父母，只有恭敬顺从、安静沉默，引咎自责，或许可以得到宽解。如今却纷纷诘问责罚，任由奴婢放肆鞭打；这样侍奉父母，从来没有见过能得到父母赦免的。因此臣希望陛下远观前世兴亡的迹象，深察天心向背的道理，断绝用兵之事，保卫疆土、和睦邻国，安静无为，为社稷长久打算；上可以使二宫得到朝夕供养，下可以救济四方亿万百姓的性命。这样臣即使老死在沟壑之中，也可以闭眼安息于地下了。过去汉高祖消灭群雄，终于取得天下；光武帝百战百胜，祭祀汉室并配享上天；到了白登被围，便商议和亲。西域请求设置官吏，便出面谢绝。说这两位皇帝，并不是不懂军事，而是经历的变故已经很多，所以考虑祸患深远。如今陛下深居九重，却轻率议论征伐，老臣愚钝怯懦，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然而臣下向君主进言，趁君主已经厌倦而劝其停止，事情容易办；在君主气势正盛时迎面折服他，却难以成功。凡有血气的人，都有争强好胜的心意。气势正盛时，即使平民卑士，也有不可夺取的意志。若不是智慧见识特别高明、度量超过常人，没有人能在勇猛奋发之中舍弃自己而听从别人，只以义理为依据。如今陛下正盛气于用武，势头不可挽回。臣并非不知道这一点，却仍不停献言，实在是因为看见陛下圣德宽宏，能够听取采纳而不疑，所以不敢以普通人争强好胜的常情来要求陛下。况且臣想到，陛下将来亲眼看见用兵的祸害，一定会悲痛悔恨，追究身边大臣为什么从未进一言。臣也将老而死去，到了地下见先圣时，也有理由为自己辩解了。只希望陛下怜悯臣而明察此事。《吊古战场文》读来令人心酸，这一篇读来令人心惊神悚。这种文章，确实是关系数千百代国家命运、数十百万生灵性命的至高之文。诸葛公六次出兵祁山，宋高宗专意主持和议，这两件事应当另作讨论。篇中本来就有可以用兵和不得不用兵的区别。神宗因为用兵，前后损失军队达到六十万；听到战报后徘徊不安，叹息悲悼，后悔也来不及了，最终因此丧生。这篇奏疏把事情说得痛切，它后来得到的验证就像契券一样确凿。

译《志林》论秦始皇　苏轼 秦始皇时，赵高犯罪，蒙毅审理此案，应当判死刑，秦始皇却赦免他并任用他。长子扶苏喜欢直言进谏，秦始皇发怒，派他到北方监督上郡的蒙恬军队。秦始皇向东巡游会稽，沿海来到琅琊，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赵高从陆路随行。秦始皇病重，派蒙毅返回去向山川祈祷，蒙毅还没回来，秦始皇就驾崩了。李斯、赵高假传诏书，拥立胡亥，杀死扶苏、蒙恬、蒙毅，最终导致秦朝灭亡。苏轼说：秦始皇控制天下轻重缓急的形势，使内外互相牵制，以禁止奸邪、预防祸乱，可以说安排得很严密了。蒙恬统率三十万人，威势震动北方；扶苏监督他的军队，蒙毅在帷幄中侍奉，担任谋臣，即使有大奸贼，谁敢在其中窥伺呢？不幸在路上生病，秦始皇去向山川祈祷，身边尚且有人，却派遣蒙毅离开，所以赵高、李斯才能完成他们的阴谋。秦始皇派蒙毅离去时，蒙毅看见秦始皇病重、太子尚未册立，却离开了；身边的人都不能进言。即使说这是智慧，可是上天要使一个人灭亡、使国家遭受祸败时，必定会从智慧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发生。圣人为天下办事，不依靠智慧来防止祸乱，而依靠不造成祸乱的方法。秦始皇造成祸乱的方法，就在于任用赵高。宦官造成的祸害，像毒药和猛兽一样，没有不使人肝裂头碎的。自从有文字契券以来，只有东汉的吕强、后唐的张承业这两个人被称为善良之臣，难道可以在千万人中只期待一两个这样的人，却招来必然灭亡的祸患吗？然而世上的君主都甘愿这样做而不悔改，像汉桓帝、汉灵帝、唐肃宗、唐代宗那样，也就不足为怪了。秦始皇、汉宣帝都是英明君主，也沉溺于赵高、恭显造成的祸患。他们自以为是聪明的人杰，却不过是宦官腐朽势力的余党，能有什么作为？等到国家灭亡、朝廷混乱，才同庸主没有区别。我所以特意把这些事表明出来，是为了警戒后世像秦始皇、汉宣帝这样的君主。有人说：李斯辅佐秦始皇治理天下，不能说没有智慧。扶苏是秦始皇的儿子，秦人拥戴他已经很久了；陈胜借用他的名义，尚且足以扰乱天下。蒙恬又手握重兵在外，假如让这两人不立即被杀，而再次请求秦始皇，他们就会使李斯、赵高一党无一幸免。以李斯的智慧，为什么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呢？苏轼说：唉，秦朝失去正道是有来由的，难道只是李斯、赵高的罪过吗？自从商鞅变法，把判死刑看作轻刑，把诛灭三族作为常法，臣子们像狼一样回顾、屏住呼吸，只把能够免死当作幸运，哪里还有闲暇再去请求？当时法令施行，要求什么都能得到，禁止什么都能制止。商鞅自以为胜过尧舜、驾凌汤武了。等到商鞅逃亡而无处安身，这才知道制定这种法律的弊害。难道只有商鞅后悔，秦国也后悔了。荆轲行刺的变故发生时，持兵器的人眼看着秦始皇绕柱奔逃，却没有人救他，是因为法令过于严酷。李斯拥立胡亥，也不再有所顾忌。这两人知道威势和法令向来有效，臣子不敢再请求；臣子不敢再请求，也知道秦始皇凶悍不可改变。他们哪里料到那是伪诈呢？周公说：“平易近民，百姓一定归附。”孔子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大概就是恕道吧！”以忠恕作为本心，以平易作为政令，那么上级容易被了解，下情容易通达。即使有出卖国家的奸贼，也没有可乘的空隙；仓促发生的变故，也没有由此产生的途径。然而在使法令执行、禁令止息方面，大概有比不上商鞅的地方。圣人始终不以此换取彼。商鞅通过徙木建立信用，通过弃灰建立威严，又惩罚自己的亲戚和老师，把威信积累到极点，最终发展到秦始皇。秦人看待君主，就像看待雷电鬼神一样，不可揣测。古代公族犯罪，要经过三次宽宥之后才施刑；如今竟至于让人假传诏书杀死太子而不顾忌，太子也不敢申诉，这就是威信过度的结果。因此用严法毒害天下的人，没有不反过来伤及自身和子孙的。汉武帝、秦始皇都是果断嗜杀的人。所以他们的儿子，像扶苏那样仁慈的，宁愿死也不请求申辩；像戾太子那样强悍的，宁愿反抗也不申诉，因为知道申诉也不会被察听。戾太子难道真想反叛吗？只是计无所出罢了。因此做这两位君主的儿子，只有死或反叛两条路。李斯的智慧大概足以知道扶苏一定不会反叛。我又特意把这件事表明出来，用来警戒后世那些果断嗜杀的君主。借秦始皇而忽然谈到汉宣帝、汉武帝，是为了勉励人谨慎防范、劝人保存厚道，实在是很好的借鉴。文章也雄伟奔放，自然行止，承接转折的痕迹全都化去了。这类文章，只有韩愈文集《原道》等篇中有，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并不多见。《臣事防一》　苏辙 天下有权臣，也有重臣，这两类人的外在表现相近而很难辨明。天下人知道厌恶权臣的专擅，于是世上的重臣也被一概排斥。权臣这种人，天下一天也不能有；重臣这种人，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天下人只看见他们的外表，却不考察内情；看见他们都侵犯天子的权力，却不考察他们所做的事情并不相同，因此一概嫉恨他们而不喜欢，这也太过分了。权臣所做的事，正是重臣深深痛恨的；重臣所取的做法，正是权臣不屑顾及的。将要成为权臣吗？必定在内讨好君主的心意，委曲求全、顺从听命而不违逆；在外窃取生杀予夺的权柄，任免天下官员来显示自己的权力，并埋没君主的威严和恩惠。对内能够使君主欢喜愉悦，无不顺从而安坐于君位；对外能够使公卿大夫、百官庶吏无不归附听命，争着做他的心腹。上面宠爱、下面顺从，合在一起，然后权臣的势力就形成而不可防范。至于重臣却不是这样，君主有不可行的事情，他一定争辩；争辩不能奏效，而事情又有绝对不可听从的地方，他就独自执行而不顾忌。等到事情成败的迹象显著，君主的心意将会释然，自然明白过来。

译重臣在朝廷中，天子会局促不安而有所畏惧，士大夫也不敢在他身边放纵懈怠。爵位、俸禄、庆赏已经可以由他议论是否适当，却不谋求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私恩；刀锯斧钺已经可以由他参与裁定轻重，却不谋求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私势。他的要旨只是使天子有些事情不能任意去做，使群臣有所震惧罢了。不把利益归于自己，为什么还称作重臣呢？如果不是这样，重臣不等天下归附自己而成为权臣，也就不必事奉天子、让天子畏惧自己了。因此只要根据他们办事的方式来观察他们的意图所在，天下还有谁能够欺骗呢？所以臣说：治理天下怎么可以一天没有重臣呢？假如天下没有重臣，朝廷的事情就只听凭天子去做，没有人表示可否。即使天子有采纳谏言的明智，百官因畏惧战栗而失去平日尊重天子的气势，又有谁肯触犯忌讳、冒着罪责替天下进言呢？他们只敢在小小得失之间上奏喧哗而无所畏惧，至于关系国家大事、安危存亡的事情，就会闭口离去，谁敢提出而承受灾祸？这是君主最大的忧患。可悲啊，后世君主只看见天下的权臣出入时唯唯诺诺，以为这是有礼，却不知道这正是暗中侵蚀国家的原因；又只看见天下的重臣刚毅果敢、喜欢违逆自己的意旨，便认为他们不恭顺，却不知道他们是在忧虑社稷。两种人混淆在心中，不能辨别邪正，因此丧乱接连发生而不觉悟，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过去卫太子聚集军队要杀江充，汉武帝震怒，发兵攻打太子，京师甚至使丞相和太子相互交战；太子失败逃走，汉武帝又使天下追捕并消灭他的踪迹。在这个时候，假如有重臣挺身而出承担此事，拥护太子等待皇上的怒意稍稍消解，慢慢说明其中被蒙蔽的地方、消除皇上的愤怒，那么父子关系或许还可以保全。只是因为没有重臣，所以天下人都知道实情却不敢说。臣愚昧地认为，凡是治理天下，应当有办法培养重臣的威势，使天下百官有所畏惧和顾忌，在紧急关头能够坚定忍耐、持重不改。臣私下观察，如今四海没有变乱，异常之事本来应当平息而不发生；然而到了今天考虑它，就可以消除将来的祸患。否则，谁能知道将来果真不会发生而不替它谋划呢？臣又听说，如今世道的弊病在于法令禁制太严密，稍微举步不合律令，执法官吏便要据此进言，而不询问事情的本意，所以即使天子的大臣，也哪里敢在法律之外有所作为来安定天下的大事呢？替天子谋划，没有比稍稍放宽法律更好的办法了，使大臣有所坚持，不被法律夺去行动的权力。过去申屠嘉做丞相时，竟召来天子的宠臣邓通，让他站在堂下责问他的过错。那时邓通几乎要被处死而无人救助，天子知道了也没有觉得奇怪，申屠嘉最终也没有成为汉朝的权臣。由此看来，重臣对天下有什么损害呢？这篇议论既切中要害，文笔又宏阔流畅，是苏氏的长处。然而权臣、重臣这两类人最难辨别，关键只在君主是否明智，以及是否能够信任。姑且简略评论：汉代的申屠嘉、霍光、诸葛亮，是重臣。周亚夫、萧望之、王嘉、杨震、李固、杜乔，则可以称为重臣，最终因忠诚而死。房玄龄、魏征在唐太宗时，李德裕在唐武宗时，是重臣。褚遂良、长孙无忌作为重臣而死；陆贽作为重臣而被贬；裴度作为重臣，最终也未能施行自己的志愿。宋代的王旦、李沆、韩琦、司马光，是重臣。范仲淹父子、赵鼎、李纲、赵汝愚，则因是重臣而有的被疏远不用，有的被贬谪而死。即使只谈偏安的政权：燕国任用慕容恪，秦国任用王猛，周国任用王朴，这些都是重臣。郭崇韬虽然不是纯粹的忠臣，但在庄宗时也可以算重臣；他因谗言被杀，使唐朝的祸患加速。唉，怎么能不谨慎呢！《赠苏轼书》　毕仲游 孟轲是不得已之后才进行辩说的。孔子想要不说话，古人之所以精心谋划、竭尽思虑，巩固功业、保养寿命，也未尝不是出于这个原因。天下人评论您的文章，就像评论孙膑用兵、扁鹊治病一样，当然会指明对象。即使没有明确的是非之言，也还会有是非的疑问，何况文章中本来就有呢？您的官职不是谏臣，也不是御史，却冒着生命危险触犯禁忌，在其中周旋，几乎就像抱着石头去救溺水者。杜祁公杜衍有一个门人将要出任外地小吏，平素喜欢激烈议论，杜公告诫他说：“对事情没有益处，只会白白招来祸患。”这同这里的意思相同。文忠公光明的气节、雄伟的文章，光辉流传久远，即使死后也有光彩。李廌曾哀悼他说：“皇天后土，知晓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回千古英灵的气概。”文忠公完全当得起这几句话。然而他往往因言语获罪，稍微缺少收敛蓄积，也说明他的保全修养还没有达到充分的程度。

译《论恢复疏》　岳飞 金人把刘豫立在江南，原本是想荼毒中原，以中国人攻打中国人，尼堪便可以借机休兵观望形势。臣希望陛下给臣一些时间，若条件便利，便率军奔赴京洛，占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叛将回来以后，再派王师前进，他们一定会放弃汴京逃走；河北、京畿、陕右都可以全部收复。然后分兵进取濬、滑二州，经营两河。这样刘豫可以被擒，金人可以远逃，这是社稷长久的计划，确实在于这一行动。成算早已胸有成竹。武穆的功劳，不只是击破金人。像李成、杨太这样的各个大盗，都拥有人数几十万的军队，若不是武穆，谁能击破消灭他们？武穆降低身份读书，只守着“忠孝”二字；行事公正，本来没有招来祸患的道理，却被奸贼秦桧杀害。死时年仅三十九岁，真令人痛惜。宋朝有两件最令人痛恨的事：一件是把元祐改为绍圣，把诸位贤人贬斥为党人；另一件是秦桧杀害武穆。假使让江文通执笔作赋，不知还会写得怎样？真令人遗憾。前代儒者说，假如孔明不死，三年之内可以攻取魏国；只是功业没有完成便死在军中，这是天意。武穆多次谋划恢复中原，声势正盛，却被召回，又被杀害，这是人为。难道是天意吗？胡致堂说，汉武帝时如果任用董仲舒为丞相、汲黯为御史大夫，是最合适的。我说，高宗朝如果任用李忠定为丞相、岳武穆为将领，还有什么仇不能报复呢？《送程复亨序》　朱松 广平人程某，字复亨，是我的表兄弟，跟随我在闽地交游了两年。我把安逸和忧患的道理告诉他，他已经知道得很详细了。如今他将要回去探望母亲和祖母，我怎么可以不再说几句话呢？司徒文子向子思问道：“父母去世服丧三年，如果还没有下葬，穿什么丧服？”子思说：“三年还没有下葬，丧服就不能除去。”所以我给他的第一条告诫是：“先把我的舅父下葬，然后再改穿吉服。”孔子失去鲁国司寇之职，将要前往楚国，先让子夏、再让冉有来说明：“服丧不希望使人很快贫困。古代君子把在诸侯那里失去职位称为丧，服丧又不希望使人很快贫困，事情就是这样紧迫。”所以我给他的第二条告诫是：“修缮你的居所，使你的亲人安宁。”蓬草生长在麻中，不用扶持自然挺直；把它栽在荆棘丛中，就会随之倒伏。因此我给他的第三条告诫是：“不是像你父亲那样的人，不要亲近。”江水发源于岷山，从荆地流到楚地，浩浩荡荡绵延千里而流到海里，是因为有三百条大河、三千条小河作为它的助力。因此我给他的第四条告诫是：“广泛学习，来增加见闻。” 古书说：“宴饮安乐如同鸩毒，不可以留恋。” 君子不只是厌恶贪恋安逸会败坏名声，也厌恶它败坏人的本性。因此我给他的第五条告诫是：“不要贪恋安逸。”《礼记》说：“男子出生，就用桑木弓、蓬草箭射向天地四方，以表示志向。”一个没有依靠的身躯，难道能在乡里随波沉浮而使名声不相称吗？所以我给他的第六条告诫是：“不要忘记面向四方的志向。”齐国有善于辨味的人，淄水、渑水混合在一起，他也能辨别出来。淄水、渑水混合后，同样都是水。你回去吧。将来拿着经书来，问我：“能进入通常的水流而不改变自己的味道吗？”我还能够替你辨别。这篇送行的序文，另有一番良好的规劝，是另一种格调：赠送给别人的是言语。这种写法本于老子赠给孔子，以及颜回、子路二人相互请教的事。赠言这一层，最有古人的意味。后世文章满纸都是空洞的言辞，多是赞誉而少有规劝，失去这种传统已经很远了。《古文雅正》卷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古文雅正》卷十三 礼部侍郎蔡世远编纂 《上宁宗疏》　朱熹 臣私下认为，皇帝陛下恭敬地承受上天的大命，庄严地登上帝位，刚刚即位，还来不及处理其他事务，首先把广泛延请儒臣、讨论经学作为当务之急。这是想求得广博见闻来建立事业，学习古代训诫而有所收获，并不是像只会记诵问答的愚陋儒生那样，也不是只把辞章当作小技，夸耀记得多就是博学、争论文辞华丽就是工巧罢了。既然如此，负责劝讲的官员就应当慎重选择；如今竟然不加选择，错误地让狂妄庸庸之人参与其中，臣私下认为这是过失。臣虽然曾经带着书籍读书，妄想探求圣贤遗留下来的旨意，却实行得不够努力，年老了还没有什么声望，何况帝王之学本来就没有讲习过，怎么能够承当陛下殷切的顾问呢？然而臣曾听说，求学的方法没有比穷究事理更优先的，穷究事理的关键必在读书；读书的方法没有超过循序渐进而达到精通的，而达到精通的根本，又在于居心恭敬、守持志向，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天下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包含道理；如果能够穷究它，那么从君臣大义这样的大事，一直到各种事物的细节，没有什么不知道它为什么如此、应当如何，心中不会有丝毫疑惑；善的就遵从，恶的就抛弃，不受一点点牵累。这就是求学没有比穷究事理更优先的原因。至于谈论天下的道理，它们精妙深微，各有适当之处，贯通古今，不可改变；只有古代圣人能够穷尽它们，而他们所做所说，没有一样不能成为天下后世的法则。其余的人，顺从这些道理的就是君子而获得吉祥，违背它们的就是小人而遭遇凶祸。吉祥最大的，是能够保有四海、可以成为法则；凶祸最严重的，是连自身也不能保全、可以作为戒鉴。这些显著的迹象和必然的效果，大概无不具备于经书训诫和史册之中。想要穷究天下的道理，却不就从这些经训史册中寻求，就像面向墙壁站立一样。这就是穷究事理必定在于读书的原因。至于读书，那些不喜欢读书的人本来就懒怠疏忽、时断时续，因而一事无成；那些喜欢读书的人又免不了贪多求广，往往还没有开启一端，就急着探究结局；还没有研究这一处，忽然又把心志转到那一处。因此，即使整天勤劳用功，心思也匆匆忙忙，常常像有什么在奔走追逐、紧迫催逼，不能享有从容涵泳的乐趣；这样又怎么能够深切领会、从中自得，长久而不厌倦呢？如果确实鉴察到这一点而反过来改正，那么心思专注于一处，久而不改变，所读的书自然会逐渐浸润、融会贯通，内心与义理相会，而对善行的劝勉更加深切，对恶行的警戒更加严厉。这就是循序渐进、达到精深之所以成为读书的方法。至于达到精深的根本，就在于心。心这种东西，最为虚灵，最为神妙，难以测度，常常是全身的主宰，提挈万事的纲领。如果心不自觉地驰骋飞扬，追逐躯壳之外的物欲，那么在俯仰顾盼之间，已经不自觉地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在哪里了，更何况还能反复体会圣人的言语，参照事物来求得义理最恰当的归宿吗？如果确实能够严肃恭敬、谨慎戒惧，常常存养这颗心，使它整天庄严自持，不受物欲侵扰扰乱，那么用它来读书，用它来观察义理，就没有到哪里而不能通达的；用它来处理事务，用它来与人交往，就没有处在什么情形下而不恰当的。这就是居守敬意、持守志向之所以成为读书的根本。这几句话，都是我这个愚臣平生求学所经历的艰难辛苦，以及亲自验证过的成效。我私下认为，假使圣贤重新出现，他们用来教人的，也不过如此；这不只是平民士人所应当从事的，即使是帝王的学问，大概也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它的。只是近年以来，风俗浅薄鄙陋，士大夫中间一听到这些话，往往都指为道学，一定要排斥掉才罢休，所以即使有像献芹菜那样的微薄心意，也没有途径自行进献。我每当捧读古人的遗书，只能私下感慨叹息。如今竟遇到皇帝陛下，刚开始即清明自持，没有其他嗜好，唯独对于求学问道孜孜不倦；臣正在这个时候，特别蒙受召见问对，所以不敢顾念自己的浅陋，冒昧把这些献上。伏望圣明深加省察阅览，试着把这些说法在自身上验证；早早醒来，清晨起身，不要忘记今天的志向，自强不息，继续发扬光明，使将来能够像商高宗那样使国家安定美好，像周宣王那样兴复衰败、拨乱反正，以此彰明君主讲学的成效，卓然成为万世帝王的标准，那么臣即使退居田野，与世长辞，也感到同样荣耀。冒犯天子的威严，实在战战兢兢，只愿陛下留意裁察。朱子生长在宋高宗时期，经历了孝宗、光宗，到宁宗即位时，朱子已经老了。他自己说：“我这个愚臣平生求学，历经艰难辛苦，已经亲自验证了成效，便把这些告诉君主。”唉！认为自己的君主不能有所作为的人，是在残害自己的君主；有幸生在朱子之后，能够读到他的遗书，却不因此自我奋发，是自我残害中最严重的了。贺陈丞相书　　　　　　　　　朱子 恭敬地听说诏书已经颁下，延请您入朝拜相，进而执掌国政，凡是在您的陶冶造就之下的人，谁不欣喜依赖呢？伏想明公凭借极大的忠诚和壮烈的节操，早已负有天下人的声望；自知政事，辅佐君主，参与机密，凡是所争论执持的事情，都关系国家的安危。遇到事情特别严重时，您总是拿自己的进退去留来据理力争；即使没有立即得到采纳，天子对您的信任却更加深厚，天下人对您的期望也更加深切。明公能够从君主和天下人那里得到这些，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如今我听到您的政声，也已经有几个月了，但政令的发布、官员的黜免升降，还没有显著地不同于从前；那么明公大概没有把朝廷内外对您的期望当作自己的责任，只是苟且地来保全自己的职位罢了。我受到您的知遇如此深厚，私下对此感到惭愧和叹息，不知明公将怎样善后呢？请允许我略微尽一番愚见，请明公选择采纳。听说古代的君子处在大臣职位上，对于天下的事情，了解而没有疑惑，力量足以承担，就急切地想趁着时机勇敢去做；知道有尚未明白的地方，力量有所不足，就咨询访问、讲习求取，以增进自己的见识，援引贤能、提拔人才，以求得他们的帮助，像救火、追赶逃亡者一样，尤其不敢稍有迟缓。对上不敢把自己的君主当作愚昧无知，认为他不值得同他谈论仁义；对下不敢轻视百姓，认为他们不足以接受教化；居中不敢鄙薄士大夫，认为他们不足以共同成就功业。一天站在这个职位上，就一天尽这个官职的职责；一天不能担任这个官职，就不敢有一天还站在这个职位上。有所爱惜而不肯去做，是私心；有所畏惧而不敢去做，也是私心。坚定地居于中正之地，不受一丝一毫私情的牵累，只知道做自己职责所应当做的事，像这样，志向就足以推行道义，道义就足以救济时局，对于大臣的责任也就可以无愧了。不知道明公谋划用来善后的办法，是否合于这些呢？还是另有更高明的办法，而我的愚见不足以知道呢？希望您赶快谋划，或许还足以最终安慰天下人的期望。愿明公留心，天下人就非常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