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洛志乐卷九

译钟体太厚声音就滞涩，太薄声音就散漫，口部太宽声音就粗糙，口部太窄声音就沉闷，钟柄太长声音就震动。因此，大钟将其鼓部间距分为十分，取其中一分作为钟体的厚度；小钟将其钲部间距分为十分，取其中一分作为钟体的厚度。钟体大而短，它的声音就急促而传得近；钟体小而长，它的声音就舒缓而传得远。制作钟隧，将钟体厚度分为六分，取其中一分作为隧的深度，并将其挖成圆形。

译钟体太厚，声音就发不出来；太薄，声音就会散乱；口部太宽，声音就会嘈杂外放；口部收得太小，声音就会沉闷不扬；甬部太长，钟体晃动，声音就不端正。铣是钟的角，于（yú）是钟的唇。

唐代史官商孙盈依据《凫氏》篇，按照栾、于、鼓、钲、舞的规范，运用乘除算法，确定钟的轻重、大小、厚薄，使音律与磬相协调。

《诗经》说：“鼖鼓维镛。”大概鼖鼓用来起始宫音，镛钟用来收束宫音，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离。

这是周代的特钟，因为它单独悬挂，与特磬相应。

长度是基本律管的三倍，长三尺六寸，宣收一节，这就是所谓“金声玉振”、“金舂玉应”的意思。长三尺六寸，取二尺二寸五分作为铣的直径，其余部分按照镛钟的制度递减。

《吕氏春秋》说：“黄帝命令伶伦铸造十二口钟，以调和五音。”传说又说：“黄帝命令伶伦与营援制作十二口钟。”

十二辰之钟，用来对应十二个月的律吕。十二辰之钟，就是特钟【单穆公】。

宋代李宗谔统领太常寺，全面考订十二镈钟。

李宗谔说：“在金部乐器中，镈钟最难制作。如果一声不合，宫商次序就会混乱。如果十二镈的工匠都精通熟练，那么快慢就有条理，随月份使用相应的律吕，各种乐曲就没有不通畅的了。”又说：“后周曾将十二镈相生击打，音韵非常和谐。”

冯元说：“推究那四清音的意图，大概是为夷则到应钟这四个宫音而设立的。”

这与编磬相应的有十二口，其长度是基本律管的两倍。

正声十二，半声十二，共二十四。一声、一舞、一击，长二尺七寸，铣径一尺六寸八分七厘强。其余部分按照镛钟递减。周代的编钟、歌钟，到隋代还有存留的。编钟只有六口，大小随其律吕，比歌钟稍大；歌钟只有九口，大小也随其律吕，比编钟稍小。制造极其精巧，现在都失传了，只有图样留存。这可以作为各家论述钟制的证据。中古以来，编钟十二，歌钟十二，其大小都像黄钟，不分大小，只以厚薄来区分清浊。黄钟极薄，用铜极少；应钟极厚，用铜极多。

范镇说：“编钟都遵循其律管的长度，所以钟口为十的，其长度为六，作为钟身。钲，就是正，位于钟的中间，上下都是八，下面减去二作为鼓，上面减去二作为舞，那么钲占据四，而鼓与舞都占据六。古代编钟大小制度不同：有加倍十二律成为二十四的，是大架所用的；有合并十二律、四清成为十六的，是中架所用的；有加倍七音成为十四的，是小架所用的。从前宋沇担任太常丞，曾在光宅寺等待上朝，听到塔上风铎的声音，仔细倾听很久，于是登上塔，从孔中取下一个铎，常常无风自摇，声音悠扬动听。摘下来取走，果然是《姑洗》编钟。又曾经在路上遇到度支运送的车辆，其中有一个铃，也是编钟。等到配合悬挂，音律都符合标准，难道也是识别金奏征兆的人吗？”

这与歌磬相应的

正声十二，半声十二，各自在本律上加一倍，长一尺八寸，取一尺五寸二分五毫有余作为铣径，其余部分按照镛钟递减。

《博古图》说：“钟的长度是律管长度的两倍，只有减半才是中等制度。”又说：“枚长一寸二分，黄钟重十四斤五两。”又说：“枚用来节制乐声的余音，大概声音没有节制，就会锽锽作响形成韵脚，而隆杀杂乱的原因就在于此。”古今论述钟的人，有的说只用十二口，有的说十六口，有的说二十四口。数量的多少都不必争论，只要声音能够和应，君、臣、民不相凌犯，那么是非就确定了。现在以无射为宫，那么黄钟为商，太簇为角，仲吕为征，林钟为羽，那么宫小而商、角大，这是臣、民凌驾于君主之上。宫、征不应，应和商、羽虽然相应，但不是无射的商、羽。观察这一点，那么钟的数量就可以确定了。

高一尺三寸五分，上径长一尺一寸，宽八寸五分，下口径长八寸三分，宽六寸八分。钮蜼，高三寸一分，宽一寸六分，重二十一斤。以蜼为钮，蜼用鼻子抵御雨水，是智慧的野兽。《周官·司服》：“宗彞谓虎蜼。”大概是在宗庙彝器之间用来节制，作为法度。錞的作用，其鸣响必须合乎时宜，这是智者的道理。《周礼·小师》：“以金錞和鼓”，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现在俗称为磬的，用帛做带子，里面装满糠并环绕起来，用来承托磬，放在几案上。用木头做槌，用锦囊覆盖，囊外做成鳞甲形状，收敛声音使其柔和，以和鼓声。

郑氏说：“錞，就是錞于。圆如碓头，上大下小，高一尺三寸，上径长九寸五分，宽八寸，下口长径五寸八分，宽五寸，重三十五斤。”

《周礼》“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钲，就是铙、铎、镯。四金，就是设置四种金属乐器。金口、金舌，叫做金钲，武舞使用它。现在军中，军队跟随鼓声前进，撤退时，就振钲以肃静，没有人喧哗。音乐用来象征功业，武舞演奏就象征行军，

译所以舞蹈结束后就鸣响钲。金质外壳、木质舌簧，叫做木钲，在文舞结束后使用。

译《周礼》说：“鼓人用金铎来传达击鼓的信号，两司马手持铎。”三次击鼓，摇动铎使其振动。《乐记》说：“夹着振动铎声而进行四次击打，是为了在中国展示盛大的威严。”《司马法》说：“铎的声音不超过琅琅之声。”《释名》说：“铎，是衡量号令限度的器具。”那么铎就是大铎，舞者摇动它，警示众人作为节拍。

石

《陈氏乐书》说：“石这种物体，坚实而不动，它的卦象是乾，时节是秋冬之交，方位是西北，风是不周风，声音崇尚角音，音律是辨，是立冬的气候。先王制作音乐，敲击它作为磬这一类乐器。大概金石之乐，它们的声音没有不相呼应的。《庄子》说：‘金石有声音，不敲击就不鸣响。’《国语》说：‘用金石来感动它。’唐代李嗣真用车铎而得到征音的石，那么它们的相互呼应就可以知道了。三代（夏商周）的音乐在秦汉时期败坏，汉代直到成帝时还没有金石之乐，等到晋武帝打败苻坚之后，四厢金石之乐才开始完备。后世又使用泗水边的石头，它的声音低沉而不和谐，于是用华原出产的石头替换它，确实啊，审定单一的标准来确定和谐是困难的！”

特磬则按照黄钟律的三倍长度来制作，鼓部长二尺二寸五分，股部长一尺八寸，宽度和厚度依照法度，依次增加。

《经部，乐类，苑洛志乐，卷九》

歌磬按照黄钟律的一倍长度制作，鼓部长一尺三寸五分，股部长九寸，宽度依照法度依次增加。《通典》说：“磬，《世本》说：‘叔所制造，不知道是哪个时代的人。’又说：‘无句制作了磬。’”《周礼·冬官》说：“磬氏制作磬，倨句（角度）一矩有半，它的宽度为一，股长为二，鼓长为三。将股部的宽度分为三份，去掉一份作为鼓部的宽度；将鼓部的宽度分为三份，用其中一份作为厚度。如果声音太高就磨削它的侧面，如果声音太低就磨削它的末端。”博，就是宽。郑司农说：“磬的声音太高就磨削它的侧面。”〇说：“太高，声音清越，薄而宽则声音浑浊；太低，声音浑浊，短而厚则声音清越。”股，是磬的短边，九寸；鼓，是磬的长边，一尺三寸五分。将一尺三寸五分分为三份，宽度得到一份，四寸五分；股得到两份，九寸；鼓则得到三份，为一尺三寸五分。长边的中间为鼓圆，直径三寸，是受击的地方。周代的磬有三圆到九圆的，鼓在长边内，所以用长边作为鼓。鼓地的宽度仍然是四寸五分，鼓圆则是三寸，其他说法都不明确。李冲说：“编磬大架所用的二十四枚，对应十二律的倍声。”范镇说：“编磬都依照《周官》磬氏的法度，如果黄钟股的宽度四寸五分，股长九寸，鼓长一尺三寸五分，鼓的宽度三寸，而它的厚度一寸，它的〇一尺三寸五分，十二枚磬各自依照其律而进行三分损益。”

《陈氏乐书》说：叔离的磬，是专挂在簴上的特磬，不是十二器中的编磬。磬大就单独悬挂，小就编联悬挂。古代有大架二十四枚，同一个簨簴，贯通十二律的正声和倍声，也差不多接近古法了。

倍还加本磬一倍与钟相合

十二枚磬各自依照其律而进行三分损益。

丝 附木

《陈氏乐书》说：丝装饰物体而产生声音，它的卦象是离，方位是南，时节是夏，声音崇尚宫音，律吕是防賔，风是景风，音律是哀，是夏至的气候。先王制作音乐，〇之作为琴瑟这一类乐器。大概琴瑟之乐，是君子经常使用的，它们的大小虽然不同，但它们的声应是一致的，所以都陈列在堂上。

《通典》说：琴，《世本》说：“神农所制造。”《琴操》说：“扶来，伏羲制作琴，用来修身理性，回归他的天真本性。”《白虎通》说：“琴，就是禁。禁止邪恶，以端正人心。”琴〇制：大琴宫〇二百四十纶【三蠒一丝，以十二丝为一纶，超过这个就粗，不及这个就细】商〇二百有六，角〇一百七十有二，征与商相同，羽与角相同，文一百三十有八，武一百有四。从宫到羽，都依次降低三十四纶。宫、商、角三〇纒过一法，征〇也纒，用文〇为胎。纒〇法：大〇用七纶。《乐书》说：“古代制作琴的法度，削制用峄阳的桐木，成器用檿桑的丝，徽用丽水的金，轸用昆山的玉。虽然成器在于人，但音律蕴含太古之气。”大概它的长度三尺六寸六分，象征一年的天数；宽度六寸，象征六合；〇有五，象征五行；腰部宽度四寸，象征四时；前宽后窄，象征尊卑；上圆下方，象征天地；晖十有三，象征十二律，余下一象征闰月。

古乐大琴用二十〇，则一个徽尽十二律。

朱子说：“古人将吹管的声音传到琴上，如吹管起黄钟，就用琴的黄钟声相合。声音相合没有差错，然后依次遍合各种声音，那么五声都正确。唐人记录琴，先用管色合字定宫〇，然后用宫〇下生征，征上生商，上下相生，终于少商。下生者隔二〇，上生者隔一〇取之，凡是丝声都应当如此。现在的人苟且简略，不再用管定声，其高低出于临时，不是古法。”

译调弦的方法，第一弦散音对应第四徽，隔四徽得到两个音；第二弦也如此，得到四个音；第三弦隔三徽得到六个音；第四弦按上方，隔两徽得到四个音；按下方隔一徽得到三个音；第五弦按上方，隔一徽得到五个音；按下方隔两徽得到四个音。我常疑惑第七弦隔一徽调音，第六弦都应在第十徽，唯独第三弦在第十一徽调音才相应。等到思考后才明白，第七弦散音是五声的正音，而大弦十二律的位置，又是众弦散音所取正的标准。所以每根弦的五声都从东向西依次排列。那第六弦在第十徽，则一与三，是角与散角相应；二与四，是徵与散徵相应；四与六，是宫与散少宫相应；五与七，是商与散少商相应。那第三、第五弦在第十一徽，则是羽与散羽相应。道理各自恰当，起初并不相互依赖，所以不在同一徽位相应。

译《明堂位》说：“大琴、大瑟，中琴、小瑟，是四个朝代的乐器。”古人制作音乐，声音相互保全从而达到和谐，粗细不越界从而达到平衡。所以使用大琴一定要用大瑟来配合，使用中琴一定要用小瑟来配合，这样粗大的声音不凌驾，细微的声音不被压抑，五音就和谐了。

《宋中兴乐志》评论说：“八音之中，金、石、竹、匏、土、木这六种，都有确定的音高；皮革受干燥潮湿的影响，丝弦有弦柱松紧不齐的问题，所以这两种乐器的音高难以确定。”

十二弦琴，宋朝曾经制作十二弦琴，对应十二律，倍应之声无不齐备，大概也没有失去先王制作的实质。乐器中只有琴，古今都崇尚它，君子大多能弹奏，它的曲谱特别详细，所以这里不再详细记录。

二十七弦瑟长七尺二寸，宽一尺八寸。岳山高一寸八分，中间设置九根梁，都象征黄钟的数目。梁下相连，使声音冲和融通；首尾下方开两个孔，使声音条畅通达，这就是《传》中所说的大瑟“达越”。四角雕刻云纹，用来装饰其底座，象征它出自云和。用桐木和梓木漆制其壁、首、尾和腹部。全部设置二十五根弦，一根弦一个弦柱，高二寸七分。分别用五种颜色，五种颜色依次排列，青色在最上，红色其次，黄色再次，白色和黑色又其次，使练习的人便于选择弦。八十一根丝线染成红色，这叫朱弦。九根梁贴在腹部内侧。

调瑟的方法，后魏陈仲儒说：“中间的弦像琴的宫弦，也必须用弦轴，像琴那样用弦轴调音，让它与黄钟律管相合，然后配合黄钟宫音。宫音确定后，其余十一根弦就用相生法确定徵、商、羽、角、二变。”我认为上面十三根弦确定后，下面十三根弦以应和为节制。瑟弦如果只用二十五根，到应钟为宫时，商、羽、角就没有位置，不是因为被两个少徵所迷惑。一根弦为宫，那么第三根弦才为商，二十五根弦也不够用。

瑟弦与琴弦不同，琴以徽位为十二律，弦为七声，每声中具备十二律，所以弦只用七根就够了。瑟弦每一根弦只对应一个律，与钟磬等乐器相同，然而钟磬还可以交错使用，瑟因为隔开十二律往而不返，必须二十七根弦才够。羽声如果像角声，那么就是上生了。它的变宫、变徵，是用左手抑制弦柱后的羽、角弦来使用的。那么二十七根弦本来就不涉及二变。二均的声音，以清声、中声相应，双弹之，第一根弦黄钟中声，第十四根弦黄钟清应。其练习方法，让左右手互相应和，清声、正声相和谐，也依照钟律声数合奏，它的制度可以说接近古制了。确实以五音互应而去掉四个清声，是先王的制度。二均二节声，在瑟声中十二个中声，十二个清声，极清一根弦，象征琴的第一徽。大致在瑟的半身设置弦柱，右手弹十二个中声，左手弹十二个清声，它们的律都相同。第二根弦大吕中声，第十五根弦大吕清声；第三根弦太簇中声，第十六根弦太簇清声；第四根弦夹钟中声，第十七根弦夹钟清声；第五根弦姑洗中声，第十八根弦姑洗清声；第六根弦仲吕中声，第十九根弦仲吕清声；第七根弦蕤宾中声，第二十根弦蕤宾清声；第八根弦林钟中声，第二十一根弦林钟清声；第九根弦夷则中声，第二十二根弦夷则清声；第十根弦南吕中声，第二十三根弦南吕清声；第十一根弦无射中声，第二十四根弦无射清声；第十二根弦应钟中声，第二十五根弦应钟清声。

古人论述者大多认为二十五弦是中等制度，那么应当像陈仲儒用五调调琴的方法，确定四声，从隔一到隔五，最多不过隔六，那么二十五根弦就够了。然而没有验证过，不知道能否应和？

五调调音的方法：十三徽隔五取二声，十徽隔一取十声，中间只有三、五在十一徽，九徽隔二取八声，八徽隔三取六声，七徽隔四取四声，一徽隔五取二声，四徽半隔四取六声，五徽隔二取八声，六徽半隔一取十声，七徽隔四取四声。

琴家有调宫、商、角、徵、羽五调，刚开始教学者弹琴，先传授用五调调弦的方法。

大瑟五十弦，中瑟二十七弦，小瑟十三弦。中瑟以十二弦应和，小瑟以六弦应和。瑟最难和谐，用笙来和它，乐工很少能达到。《诗》说：“鼓瑟吹笙。”意思是鼓瑟一定要吹笙。

《国语》：周景王将要铸造无射钟，并为它制作大林钟【制作无射钟时做大林钟来覆盖它，其律中林钟；或者说是铸造无射钟时用林钟的数目增加它】。单穆公说：“不可以。钟不过用来发动声音【发动声音指合乐以全奏而八音跟随它】。如果无射有大林钟，耳朵就听不到了【如果无射又有大林钟来覆盖它，无射是阳声中的细声，林钟是音中的大音，细声被压抑，大声凌驾，所以耳朵不能听得到】。钟声是为了耳朵听的，耳朵听不到的，就不是钟了【不是合法的钟声】。就像眼睛看不见的，不可以作为眼睛【如果眼睛的清明所不见，看见也不能施加于眼睛；耳目所不能及而强求，就会产生感官的失误从而产生迷惑】。眼睛观察度量，不过步武尺寸之间【六尺为步，贾逵说半步为武】；它观察颜色，不过墨丈寻常之间【五尺为墨】。

译加倍墨长为一丈，八尺为一寻，加倍寻为一常。耳朵辨别和谐，在于清浊之间【清浊是律吕中的变化，黄钟为宫则浊，大吕为角则清】。它辨别清浊，不过一人所能胜任【胜任即举重若轻】。所以先王制作钟，大小不超过均，重量不超过石【均是用来调和音律的法度，用长六尺的木棒强力敲击作为均的法度，一百二十斤为一石】。律、度、量、衡，由此产生【律是五声阴阳的法度，度是丈尺，量是斗斛，衡是有斤两的数目，这些都源于黄钟之管容纳一千二百粒黍，一百粒为一铢，即为一龠，两龠为一合，合重一两，所以说律度量衡由此产生】。大小器物的使用，由此出现【出自钟的制式，《易经》说制作器物崇尚其象，小指锱铢分寸，大指斤两丈尺】。所以圣人对此谨慎。现在君王制作钟，听它声音达不到标准【耳朵听不出它的清浊】，比较起来不合度【不合度指不符合均石的数目】。钟声不能用来知晓和谐【耳朵不能听辨，所以不能知晓和谐】，制度不能超出法度【法度指度量衡的法度】。对音乐没有益处，却耗费民财，将用它做什么呢！音乐不过用来入耳，美不过用来入目。如果听音乐感到震动，看美色感到眩晕，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向伶州鸠询问，伶州鸠回答说：「我听说，琴瑟崇尚宫声【轻的乐器从大，重的乐器从细，所以琴瑟崇尚宫声】，钟崇尚羽声【钟声宏大，所以崇尚羽声】，石磬崇尚角声【石磬，比钟轻，所以崇尚角声，角声处于清浊之中】，匏竹以声音调利为制【匏，指笙；竹，指箫管。利制，以声音调利为制，是大声所崇尚的】。大的不超过宫，细的不超过羽。宫，是音的主宰，依次及于羽【宫声宏大，所以为主宰，次第，即次序】。圣人安定音乐以爱惜财物，财物用来准备器物，音乐用来滋生财物【保，安定；备，具备；殖，生长。古人通过音乐考察风土并记录农事，所以说音乐用来滋生财物】。所以乐器中，重的从细【重指金石，从细，崇尚细声，即钟崇尚羽声、石崇尚角声】，轻的从大【轻，指丝弦，从大，即崇尚重音】。因此金崇尚羽声，石崇尚角声，瓦丝崇尚宫声，匏竹崇尚调利【议，顺从其调利】，革木只有一种声音【革，指鼓鼙；木，指柷敔。一声，没有清浊的变化】。政事象征音乐，音乐顺从和谐，和谐顺从平和【和，指八音协调；平，指细大不逾越。所以可以安定百姓，音乐和谐则协调，政事和谐则平和】。声音用来调和音乐，律吕用来平正声音【用式来调和八音以调乐，所谓黄钟为宫，林钟为徵，太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是用来平正五声的】。金石用来发动它【钟声用来发动五声】，丝竹用来推行它【管乐所推行的】，诗用来引导它【表达己志，《尚书》说诗言志】，歌用来咏唱它【咏唱诗，《尚书》说声依永】，匏用来宣扬它【宣，发扬】，瓦用来辅助它【赞，发动】，革木用来节制它。事物得到其常态叫做乐极【物，事；极，中】。乐极所聚集的地方叫做声【声，防，说中和之所防集叫做五声】。声音相应互相保全叫做和【保，知】。细大不逾越叫做平【细大之声不相逾越叫做平，现在无射有林钟，这是不平】。像这样铸造金属【铸造金属做钟】，用石头磨砺它【磨砺石头做瓦】，用丝木敲击它【用丝木做琴瑟】，在匏竹上开孔【在匏竹上开孔做笙管，越指开孔，《乐记》说朱越而疏越】，用鼓节制它【节制其长短大小】，并推行它以顺应八风【遂，顺，《传》说用来节制八音而推行八风。正西曰兑，为金，为阊阖风；西北曰乾，为石，为不周风；正北为坎，为革，为广莫风；东北曰艮，为匏，为条风；正东曰震，为竹，为明庶风；东南曰巽，为木，为清明风；正南曰离，为丝，为景风；西南曰坤，为瓦，为凉风】。于是乎气没有滞留的阴，也没有散失的阳【滞，积；积阴而发则夏有霜雪，散阳则阳不藏，冬无冰，李梅实之类】。阴阳有序，风雨按时产生，繁多的福祉使人民和谐，利于万物完备而音乐成就，上下不疲【音皮，劳】。所以说音乐正。现在细声超过其主宰，妨害了正声【细指无射，主指正声，说无射有大林钟，是作细声而大过其律，妨害正声】。用物过度，妨害了射礼【过度指用金多】。正声受害财物匮乏，妨害了音乐【音乐顺从和谐，现在正声受害财物匮乏，所以妨害音乐】。细声被压抑，大声欺凌，耳朵不能容纳，不是和谐【细指无射，大指大林钟，说大声欺凌，细声被压抑而听不见，耳朵不能容纳，不能辨别】。听声越远，不是平和【越，廷，说无射之声被大声欺凌，听之微细，廷乐宫属】。如果有不平和的声音，就有蕃殖的财物【音乐用来滋生财物】。于是乎用中德引导它，用中音咏唱它【中德，中庸之德声；中音，中和之音】。德音不差错，以合神人【合神人指祭祀享宴】。神因此安宁，民因此顺从。如果耗费财物疲敝民力，以逞淫欲来听它，不和谐，不合度，对教化没有益处，却使民离神怒，这不是我所听说的。王不听。州鸠说：「君王大概会因心疾而死吧！音乐，是天子的职责。音乐是舆【乐音四而行】，而钟，是音

译这乐器【音曰器，用来发出声音】，天子观察风向以制作音乐，用钟来聚集【钟，聚集的意思】它，用车来运送它【音乐需要声音才能传播】。小的乐器不空泛【“窕”音他刀，空泛而不充实】，大的乐器不笨重【“摦”音户，笨重而难以容纳】。空泛就不能感动【不能完备地打动人心】，笨重就不能容纳【人心无法承受容纳】。人心因此迷惑，迷惑确实会引发疾病。现在钟已经空泛了，君王的心无法承受，难道还能长久吗？」

译陈氏《礼书》说：“《典同》篇规定：凡是制作乐器，都以十二律作为度量标准。单穆公说：‘先王制作钟的时候，大小不超过钧，重量不超过石，律、度、量、衡由此产生。’那么乐器是等待有了律才制作，而律度又是等待有了钟才产生。所以有十二辰的钟，来对应十二月的律。十二辰的钟，是大钟。大钟单独悬挂，《诗》、《书》、《尔雅》所说的‘镛’就是它。不是十二辰的钟，就编列悬挂，《周礼》所说的‘编钟’就是它。钟体的区别有五种：铣、于、鼓、钲、舞就是这些。钟和磬的两个部分：甬、衡就是这些。衡上面有旋，旋的装饰有虫。在干、鼓、舞之间有带，分布在带间的有枚。先儒说：‘铣，是金属光泽的地方。’又说：‘铣，是小凿。’钟乐也叫做铣，大概是因为它像凿子一样吧。于，就是铣之间弯曲的部分。鼓，就是于之上等待敲击的部分。钲，就是鼓和舞正中的部分。舞，就是声音震动于此的部分。甬，是从舞上面伸出的部分。带像篆文，所以叫做篆；乳状突起有数量，所以叫做枚。然而钟的长短直径，经典中没有明确的证据。那些说‘将铣分为十分，去掉二分作为钲，用这个钲作为铣间’的，钲体的直径占铣间的八分。‘去掉钲的二分作为鼓间’的，鼓间的直径占铣间的六分。‘用这个鼓间作为舞的修’，修，是舞的直径【舞的直径也占铣间的六分。去掉舞直径的二分作为舞的广，广，是舞的长度。舞的长度占铣间的四分。舞长四分而直径也是四分，武鼓直径六分而长度也是六分】郑氏认为这个钟口十，长度十六。凡是乐器以十二律作为度数，如果黄钟的律九寸，乘以十六而取铣的十分作为度，那么铣的直径五寸有余，钲、鼓、舞所占的地方依次去掉二分，那么舞的修三寸有余，舞的广二寸有余；林钟的律六寸，乘以十六而取铣的十分作为度，那么铣的直径三寸有余，钲、鼓、舞所占的地方依次去掉二分，那么舞二寸有余，舞的广一寸有余。其他律的钟也是这样。贾公彦说：‘律各自加倍或减半来制作钟，只是举出一个端点。’大钟将鼓间分为十分，用其中一分作为厚度；小钟将钲间分为十分，用其中一分作为厚度。”

铣的六分与鼓间相同，钲间又减少了，与鼓间不同，这就是各自分为十分来确定厚薄的原因。郑氏说：“鼓和钲之间的方形都是六，现在应该不同，又十分之一，还是太厚，都不对。如果说鼓的外侧、钲的外侧，那就接近了。鼓外侧二，钲外侧一。”认为鼓外侧二间，钲外侧一间，而分为十分用其中一分作为厚薄，他的说法是错误的。

陈氏《乐书》说：“曾经考察唐史，商盈孙按照凫氏，在鼓、钲、舞的方法上，使用算法乘除，确定镈钟的轻重、高低，制定编钟的制度。黄钟九寸五分，倍应钟三十三分有半，相差为四十八字。口项的度量、直径衡的围度，没有不有整齐的标准。让工匠按照围度铸造，共二百四十枚。等到制成，音韵与磬相协调。现在太常所用的旧钟，大概上千枚，其中有的类似古法，大致出自盈孙所造。除此之外，就是器律短而声音高了。”

圣朝曾经诏令李照制作管调律，而重新铸造。他的方法全部使钟的形状圆润，而封闭一个孔，上面伸出柄，有蟠龙的装饰。虽然在一时之间和谐相应，然而与古钟相比，像铃而不圆，是不同的。唐制：凡是私家不设钟磬，三品以上女乐五人，五品以下不超过三人，这是不知道《周官》大胥乐县的规定。

镛，《书》说“笙镛以间”，《诗》说“鼖鼓维镛”，注说：“镛，大钟。”《尔雅》：“大钟叫做镛。”

镈，《周礼·镈师》注：“镈像钟而大。”《礼书》、韦昭、杜预说：“小钟。”《仪礼》：“镈从薄，与钺镈的镈相同。”《隋志》：“金属类二：一曰镈钟，每钟悬挂一簨簴，各自应和律吕，就是黄帝命令伶伦铸造二钟和五音的。”

宋仁宗明道初年，诏令确定大乐。集贤校理李照说：“古代镈钟敲击作为节检，而没有合典的意义。大射有二镈，都杂乱敲击。后周以十二镈相生敲击。景德中，李宗谔统领太常，总考十二镈钟，而乐工相承在殿庭习用三调六曲。三调是，黄钟、太簇、防賔。六曲是，调别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庙的悬挂，就环绕敲击。”宗谔上言说：“金部之中，镈钟最难。如果一声不及，那么宫商失序。如果十二镈工都精习，那么迟速有伦，随月用律，诸曲没有不通的。”真宗应诏，黄钟、太簇二宫，更增加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此，诏令冯元等议考敲击的方法。元等奏言：“后周曾经以相生的方法敲击，音韵和谐。国朝也用随均合曲，然而只施用于殿庭，未及郊庙。认为应该使十二钟依辰列位，随均为节，便于合乐，仍然得以并施于郊庙。如果轩县以下，就不使用这个制度，所以重视完备乐、

译这是尊奉王制的做法。」皇帝下诏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庆历四年，大安乐成，皇帝下诏让侍臣在紫宸殿观赏新乐。镈钟共有十二枚：黄钟镈钟高尺三寸半，宽一尺二寸，鼓部宽六寸、钲部宽四寸、舞部宽六寸，通衡加上旋虫总共高八寸四分，隧的直径二寸二分，深一寸二厘；篆带每面纵向有四条、横向有四条；枚和景夹在鼓与舞之间，四处各有九个，每面共三十六个；两栾之间一尺四寸，容量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吕以下的十一枚钟，都与黄钟制度相同，只是两栾之间的距离逐渐递减，到应钟时容量为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量增加到应钟，重一百四十八斤，都符合新律本律的规定。议论的人认为《周礼》说：「大钟将其鼓部间距的十分之一作为厚度；小钟将其钲部间距的十分之一作为厚度。」这就是说大钟应该厚，小钟应该薄。现在大钟重一百六斤，小钟重一百四十八斤，那么小钟厚是不对的。五年二月，干宁军进献古钟一枚，送到详定所。四月，知制诰王洙上奏说：「黄钟作为宫音是最尊贵的，但声音有尊贵卑贱的区别罢了，不一定体现在形体上。说钟磬依照律数来确定大小制度的，经文中没有正文依据，只有郑康成提出自己的见解来说，他自己也说这是假设的方法。孔颖达作疏，因而叙述了它。根据历代史籍，也没有钟磬依照数字确定大小的说法。那郑康成、孔颖达等人并不是亲身制作乐器，至于说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一尺八寸，这是磬大小的制度。根据这个以黄钟为律，我曾依照此法制造黄钟特磬，只发出林钟律的声音。如果随着律的长短来确定钟的大小制度，那么黄钟长二尺三寸半，递减到应钟，那么形制大小相比黄钟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无射、应钟为宫，即黄钟、大吕反而成为商声，宫小而商大，这是君弱臣强的象征。现在参酌镈钟、特磬的制度，想要暂且各自依照律数计算确定长短、大小、容量，仍以皇祐中的黍尺为法，铸造大吕、应钟钟磬各……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不相凌驾称为正，互相凌驾称为慢，这是百代君王不变的道理。声音重大的是尊贵，轻清的是卑贱，卑贱的不能加于尊贵之上，这是古今相同的。所以排列声音的尊贵卑贱，事与物不参与其中。为什么呢？事是君主治理的，物是君主使用的，不能比君主尊贵。只有君、臣、民三者，自然有上下的分别，不得互相逾越。所以设置四清声，正是为了臣民互相避让以确立尊贵卑贱。现在如果只用十二枚钟，轮流敲击，到夷则以下四管为宫的时候，臣民互相逾越，上下交相违逆，那么凌犯的声音就产生了。这是非常不可取的。那钟磬十六枚，都是周、汉诸儒的说法，以及唐代典法所记载的。想要减为十二枚，只是个人的独见。我认为暂且依照旧制比较方便。皇帝命令暂且用十二枚为一格，并且下诏说：「等待有知音的人能够考察四钟，协调清浊，由有关部门另行商议上报。」元祐年间，范镇撰写《乐论》呈上。他论述钟时说：「钟的制度，《周官》中的鳬氏说得很详细，而解释的人错误有三。如果说带是用来界定名称的，带位于鼓、钲、舞、甬、衡之上，这是第一个错误。又说舞上下短促，以横向为长，纵向为宽，舞宽四分，现在也去掉直径的二分作为间距，那么舞间的方形常占据铣的四分之一。舞间方四，那么鼓间六，也是它的方形。鼓六钲六舞四，既然说鼓间与舞长相应，那么鼓与舞都是所说的钲六舞四。又说鼓外二钲外一，他们既然认为钲鼓都是六，没有厚薄的差别，所以从而穿凿附会来迁就他们的说法，这是第三个错误。现在我铸造的编钟十二枚，都遵循其律的长度，所以钟口十者，其长十六作为钟的身。钲，是正的意思，位于钟的中间，上下都是八，下去二作为鼓，上去二作为舞，那么钲居四，而鼓与舞都是六。因此，于、鼓、钲、舞、篆、景、乐、隧、甬、衡、旋、虫，是钟的纹饰，显现在外部的；广、长、空、径、厚、薄、大、小，是钟的数字，产生于内部的。至于金锡的比例与铸造金的形状，大都按照各种经典，差之毫厘，那么声音就有高低，不可不审慎。铸造钟也依照此法而四倍之。现在太常钟无一……即见形制声韵所归，奏请批准。五月，翰林学士承旨王拱辰说：「奉诏详定大乐，等到臣到局，钟磬已经制成。私下因为律有长短，磬有大小，黄钟九寸最长，其气属阳，其象为土，其正声为宫，为诸律之首，大概是君德的象征，不可并列。现在十三钟磬一律以黄钟为标准，与古代不同。臣也曾询问逸、瑗等人，都说依照律的大小，那么声音不能和谐，所以臣私下有疑虑，请下达详定大乐所，再次考察古代的意义确定它。」这月，知谏院李兊说：「从前在紫宸殿阅览太常新乐，议论的人认为钟的形制不符合律度，于是斥责而不使用，又下诏让近侍详定。切闻崇天院聚集商议，而王拱辰想要更改前史的意义，王洙不从，议论喧哗。乐的道理，广大微妙，非知音……

译进入神妙境界，岂可轻率议论？西汉距离圣人时代尚近，有制氏世代掌管大乐，但只能记录其铿锵之声，而不能阐明其义理。何况如今又过了一千多年，想要寻求夏商周三代的音律，不也太难了吗？况且阮逸是获罪被废黜的人，怎能通晓圣人阐明道义、著述典章的事？他刻意标新立异，是想谋求恩宠赏赐。朝廷制作乐器数年，正值国家财力匮乏之时，耗费甚广，乐器既已制成，又想加以改变，虽然命令两府大臣和太常寺官员商议，但未能裁定其是否恰当。请拿新制成的钟磬与祖宗旧乐的音律比照其声，只选取和谐近雅的一起使用。」大观年间，议礼局上言：「伶州鸠说：『大钧用镈不用钟，是为了彰显其细微；小钧用钟不用镈，是为了彰显其宏大。』那么钟是大器，镈是小钟。以宫商为钧，称为大钧，其声宏大，所以用镈来彰显其细微，而不使用钟；以角徵羽为钧，称为小钧，其声细微，所以用钟来彰显其宏大，而不使用镈。这样细微与宏大就不相逾越，声音相应相保，平和之气就产生了。因此镈、钟两种乐器，用途不同，所以周人分别为它们设立官职。后世的镈钟，不仅不分大小，又混为一种乐器，又在乐架编磬之外另设镈钟。」用十二个来配合，则在义理上重复。请求在宫架乐中去除十二个镈钟，只设一个大钟作为钟，一个小钟作为镈，一个大磬作为特磬，作为众声所依凭的主音。皇帝下诏批准。

译剽：《尔雅》说：“钟中等的叫剽。”【音票】

栈：《尔雅》说：“钟小的叫栈。”【音盏】晋代时，剡县的百姓在田里得到一口钟，长三寸，口径四寸，上面刻着“栈”字。唐代时，岑阳的耕田人得到一口古钟，高一尺多。敲击它，说：“这是姑洗角的音。”擦拭干净后，发现两耳之间有刻文，果然如此。

陈氏《乐书》说：“虞夏时期，小钟叫钟，大钟叫镛；周代时，大钟叫钟，小钟叫镈。那么镈的用途，其实就是编钟；编钟的用途，其实就是歌钟。同一器物而有三种名称，各自有所侧重罢了。”

又说：“没有不是钟的，大的叫镛，因为名字表示大。《尚书》说笙镛，《诗经》说鼖鼓维镛、镛鼓有斁，就是这样。小的叫栈，因为象征功业浅显。从前晋人得到一口钟，长三寸，口径四寸，刻着‘栈’字，就是这样。至于既不像镛那样大，也不像栈那样小，那就取其大小之间的声音归于中等，这大概就是剽吧？《仪礼·大射》说：‘阼阶东面是笙磬，南面是笙钟，南面是镈；西阶西面是颂磬，南面是笙镛，南面是镈。’都是向南陈列。《国语》说：‘细钧有钟无镈，彰显其大；大钧有镈无钟，极大则无镈，鸣响其细。’大概细钧是角、徵音，必须用大的来调和，所以有钟无镈；大钧是宫、商音，必须用细的来调和，所以有镈无钟。那么镈是小钟就很明白了。《晋语》、《左传》说：‘郑伯嘉进献鲁国的宝物，郑人贿赂晋侯歌钟两套及其镈。’韦昭、杜预都把镈当作小钟。然而说歌钟及其镈，就可以知道钟大镈小。钟师掌管金奏，是大钟；镈师掌管金奏，是小钟。许慎说：‘镈，是錞于一类，用来应和钟磬的。’在道理上或许如此。郑康成说镈像钟但更大，孙炎、郭璞解释大钟的镛也叫镈，这不是混淆了大小吗？根据经典考证，从虞到周，镛大而钟小；从周公制礼后，钟大而镈小。虽然有改制的名称，却没有改变大小之实的区别。秦汉以来，钟镈的形制，小的只有几寸，大的能容纳千石，都不依据律度。所以梁代去掉衡钟而设置镈，隋代怀疑无射的镈没有合曲的意义，于是沿袭后周用十二镈相生敲击的方法，声韵才开始和谐。圣朝初年，镈钟有三调六曲，又诏令依照均律敲击，与编钟相应。要知道失去细大之制，不符合成周制作的本意。传曰：‘黄钟之钟，容量为一斛八斗秬黍作为标准。’《国语》说：‘度量律吕均钟，以定中声。’《白虎通》说：‘镈，是时之声，节度之所生。有节度则万物昌盛，无节度则万物灭亡。’这话确实可信。”

编钟：《小胥》说：“凡是悬挂钟磬，十个为一堵，全套为一肆。”注说：“钟磬编悬，二八十六枚挂在一个簴上，叫堵。钟一堵、磬一堵，叫肆。十六枚的数量，源于八音，加倍设置，所以是十六。”《礼书》说：“后世宗奉郑氏的说法，使用四个清声，认为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四宫管短，就减去黄钟、大吕、太簇、姑洗四管的一半作为清声来应和，那么乐音就和谐了。现在大晟乐沿袭前代制度，也用十六枚，以十二枚为正钟，四枚为清钟。”《隋书·音乐志》说：“金属类的有两种：叫编钟，是小钟。各自应合律吕，按大小次序编悬，上下各八，共十六钟，挂在一个簨簴上。”宋仁宗明道初年，改制大乐，命令集贤校理李照等人参与商议，翰林学士冯元等人一同讨论。当时太常寺的钟磬每十六枚为一个簴，而四个清声沿袭下来不敲击。李照因此上言：“十二律的声音已经完备，那四个清声是郑卫之乐，请在编悬上保留十二个中声，去掉四个清钟，那么哀思邪僻的声音就没有由头产生了。”冯元等人驳斥说：“前代圣人制乐，取法不一，所以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筝、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钟磬，各自取义，难道有一律吕专门定为十二数的吗？况且钟磬，是八音之首，《春秋》称乐，总说金奏；《诗颂》称美，实际依从磬声。这两件乐器不可轻易改动。现在李照想减为十二，不符合古法，臣等认为不可。况且圣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钟，又设置黄钟至夹钟四个清声以附于正声之后，推究那四个清声的意思，大概是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的。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没有大小、没有厚薄、没有金齐，一律以黄钟为标准，而磨砺以取律之合。所以黄钟最薄而轻，自大吕以下，依次加重加厚。因此卑陵尊，以小加大，可以吗？况且清声，不见于经典，只有《小胥》注说：‘钟磬者，编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谓之堵。’到唐代又有十二清声，其声愈高，尤为不对。国朝旧有四个清声，放置而”

译不采用，等到刘几采用它，与郑卫之音没有区别。查考编钟、编磬各十六件，其由来已很久远了，难道仅仅见于《周礼》《小胥》的注疏吗？汉成帝时，犍为郡在水边得到古钟十六枚，皇帝因此陈设礼乐、雅颂之声，用以教化天下，这件事记载在《礼乐志》中，并不详细，难道是因为刘几之后才采用的吗？况且汉朝继承秦朝，秦朝未曾制作礼乐，所称古磬十六件，乃是二帝三王遗留的法度。王朴所定的乐制中编钟、编磬，因为声律太高，歌者难以跟随，将四个清声放置不用。等到神宗朝，降低两个律吕，那么四个清声都使用且和谐协调了。《周礼》说：“凫氏铸造钟，薄厚决定震动，清浊由此产生。”那么清声难道不见于经典吗？现在镇箫、笛、埙、篪、巢笙、和笙进献于朝廷，箫必定有十六根管子，这是四个清声在其中了。自古没有十二根管子的箫，难道《箫韶》九成之乐已有郑卫之声吗？礼部、太常也说：“镇乐的法度自然属于一家的学说，难以参杂使用。”于是乐制仍如旧制。

译陈氏《乐书》说：“先王制作音乐，用十二律作为数量的标准，用十二声作为均衡的尺度，以三来记录，以六来平衡，最终归结于十二，这是天道的规律。既然如此，那么用十二辰来校正钟磬悬挂的位置，难道有其他原因吗？无非是为了均衡尺度、考察标准，审定中声、顺应天道罢了。大概十二个编钟同在一个簴上称为一堵，钟和磬各一堵为四。《春秋传》说‘歌钟二四’，就是四堵的意思。小胥的职责，凡是悬挂钟磬，一半称为堵，全部称为肆，这说明钟磬都在编列之中。磬师掌管教习击磬、击编钟，在钟上称‘编’，那么磬也就可知了。《明堂位》说：‘叔之离磬。’编列就是混杂，离就是单独，称为离磬，那就是单独悬挂的磬，不是编磬。既然磬是这样，那么钟也就可知了。荀卿说悬挂一钟，《大戴礼记》说编列悬挂，一说单独悬挂，钟磬如此，那么编钟、编磬也就可知了，难道不是金石乐器互相配合才能发挥作用吗？由此看来，钟磬编列悬挂各不超过十二，这是古代的规制。汉代服防用十二钟对应十二辰，更改七律，一县为十九钟。隋代牛弘论述后周钟磬的悬挂，长孙绍援引《国语》、《书传》七律七始的制度，合并正声和倍声为十四。梁武帝又加上浊倍三七为二十一。后魏公孙崇又参杂悬挂，合并正声和倍声为二十四。到了唐代分大小二调，兼用十六、二十四枚的方法，都是基于二变、四清来说的。被二变所蒙蔽的，不过是沉溺于《国语》、《书传》；被四清所蒙蔽的，不过是沉溺于《乐纬》，都不是经典的本意。只有圣朝李照、范镇废除四清、采用十二律的议论，他们的见识多么明智，远远超过那些诸子啊！李照虽然知道去除四清，却不知道去除二变，这还如同没有去除四清一样，将如何成就和谐的音乐呢？真是瞎说的言论【编钟宫县使用它，先儒设置在甲、丙、庚、壬的位置，十二律各有正声，说法取黄钟至夹钟四律为清声，这是牛弘根据郑康成及《乐纬》的说法】古人编钟、编磬用于登歌，以节制歌句，所以堂上敲击黄钟特钟，堂下编钟应和；敲击黄钟特磬，堂下编磬应和，这是上下唱和的道理。”

青钟、赤钟、黄钟、白钟、黑钟。从前黄帝制作五声来校正五钟：一曰青钟大音，二曰赤钟心声，三曰黄钟洫光，四曰景钟昧其明，五曰黑钟隐其帝。五声调和之后，然后制作五行。《淮南子》说：“孟秋之日，在西馆御女，白色白防，撞击白钟。”就是如此。宋徽宗崇宁三年制作大晟乐，铸造景钟，这是黄钟所由产生的。垂下就是钟，仰起就是鼎。鼎的最大容量终于九斛，是中声的极致。炼制玉屑加入铜中，精纯到了极点，音韵清越。它高九尺，以九龙拱卫，只有天子亲祭郊祀时才使用，立于宫架之中作为君围。于是命令翰林学士承旨张康国为之作铭，铭文说：“上天造就我宋朝，庄严不已。四方来和，十二纪年。乐象已经完成，正是时候。遵循夏代，法度从大禹开始。我龙接受它，天地一指。论述景钟，中声所止。在此有所作为，不袭取彼处。九九相生，律吕根柢。这景钟，不蔽不奢。在宋朝的庭院，屹立耸峙。天子万年，多受福祉。这景钟，上帝命令你。它承接什么？以燕翼子孙。永远珍视它，宋朝音乐的开始。”太中大夫刘昺编修《乐书》：“金部有七：曰景钟。景，大也。钟，西方之声，以象征厥成。只有功业大的，其钟大，世人很久不认识它的议论了。它的声音是黄钟的正声，律吕由此产生。平时不敲击，风至则鸣。”绍兴十三年，命令给事中段拂等讨论景钟制度。查《大晟乐书》：“皇帝有五钟，一曰景钟。景者，大也。黄钟者，音乐所由产生，而景钟又是黄钟的根本，所以是音乐的祖先。只有天子郊祀上帝时使用，从斋宫到坛就敲击它，以召唤至阳之气。到达后，声音结束，众乐才演奏。祭祀完毕，登上辇车，又敲击它。大概天是群物的祖先，现在用音乐的祖先感应它，那么天的百神就可以礼遇了。音韵清越，以九龙拱卫，立于宫架之中作为君围，环绕以四清声钟、磬、镈钟、特磬作为臣围，编钟、磬作为民围。内设宝钟球玉，外为龙簴凤琴。景钟高九尺，其数九九，实际高八尺一寸。垂下就是钟，仰起就是鼎。鼎的最大容量终于九斛，退藏实八斛有一焉。”内出皇祐大乐中黍尺，参以太常旧藏黄钟律编钟，高适九寸。正相吻合，于是遵用《寰天》制造。钟成，左仆射秦桧为之作铭。其六曰：“皇宋绍兴十六年，中兴天子好生大德，既定寰宇，乃作乐以畅天地之化，以和神人。维兹景钟，首出众乐，天子专用诸禋祀，谨拜稽首而献铭：德纯懿兮舜文继，跻寿域兮孰内外，荐上帝兮伟兹器，声气应

译长久地注视，留给子孙绵延万代。

译陈氏《乐书》说：《尚书大传》记载：“天子左边排列五口钟，右边排列五口钟。出门时敲击黄钟，左边的五口钟都相应和鸣，然后少师奏乐登车，宣告出发。进入时敲击防宾钟，右边的五口钟都相应和鸣，然后少师奏乐登堂就座，宣告进入。”由此看来，黄钟是用来演奏《肆夏》的，防宾钟是用来演奏《采齐》的。出门时敲击阳钟而阴钟应和，这是以静止来节制行动；进入时敲击阴钟而阳钟应和，这是以行动来济助静止，这正体现了《易经·序卦》中“事物不能永远运动，也不能永远静止”的道理。《乐师》篇说行走时演奏《肆夏》，走在快步之前，难道只是针对出门而言吗？《礼记》说快步时演奏《采齐》，走在行走之前，难道只是针对入门而言吗？《大戴礼记》说慢步合乎《采齐》的节奏，快步合乎《肆夏》的节奏，这是错误的。后世演奏《永至》之乐作为行走步调的节奏，难道是效仿古代《采齐》、《肆夏》的制度吗？

金錞（錞于）。《周礼》记载少师用金錞来配合鼓声，它的形状像钟，顶部大，腹部圆，口部收敛，以伏卧的兽形作为鼻钮，内部悬挂子铃和铜舌。凡是演奏音乐时，振动它使其发声，与鼓声相配合。《国语》说：“作战时用錞于来警示民众。”又在黄池会盟时，吴王亲自敲击钟鼓、錞于、振铎，那么錞于配合鼓声，以节制声乐、协和军旅，其由来已久了。后世的形制，有的做成两匹马的形状，有的做成蛟龙的模样，用于引导舞蹈，这不是周代的制度。

《容斋随笔》说：“《周礼》记载：‘鼓人掌管教导六种鼓、四种金属乐器的声音，用来节制声乐。’四种金属乐器是錞、镯、铙、铎。‘用金錞配合鼓声’，郑玄注解说：‘錞，就是錞于。形状圆如碓头，上大下小，演奏音乐时就敲击它，与鼓声相配合。’贾公彦疏解说：‘錞于这个名称，出自汉代的大予乐官。’南齐始兴王萧鉴担任益州刺史时，广汉什邡百姓段祚将錞于献给萧鉴，这是古代的礼器。高三尺六寸六分，周长二尺四寸，圆如甬筒，颜色黑如漆，非常薄。上面有铜马，用绳子悬挂铜马，使其离地一尺多，注入水，又在下面用容器盛水，用芒草茎对着錞于中心跪着注入，用手振动芒草茎，那么它的声音如雷，清亮的响声很久才消失，古代用它来节制音乐。周代的斛斯征精通三礼，担任太常卿。自从魏孝武帝西迁，雅乐废缺，乐中有錞于，近代完全没有这种乐器。有人从蜀地得到它，都不认识。斛斯征说：‘这是錞于。’众人不相信，于是依照干宝《周礼注》用芒草筒敲击它，声音极其洪亮，于是取来配合音乐。《宣和博古图说》说：‘它的制度中间空虚，头部像椎子，下部逐渐缩小。’王黼也引用段祚所献的錞于作为证据，说：‘现在乐府的金錞，直接敲击地面，注入水的制度，不再考证了。’当时有虎龙錞一个、山纹錞一个、圆花錞一个、系马錞一个、圆鱼錞一个、鱼錞两个、凤錞一个、虎錞七个，其中最大的重五十一斤，最小的重七斤。淳熙十四年，澧州慈利县周赧王墓旁五里的山推，大概是古墓，其中藏匿的器物很多。我的外甥余玠担任该县县令，得到一个錞，高一尺三寸，上口径长九寸五分，宽八寸，下口径长五寸八分，宽五寸，虎纽高一寸二分，宽一寸一分，连同尾巴长五寸五分，重十三斤。绍熙三年，我的二儿子担任峡州判官，在长阳县又得到一个很大的，高二尺，上口径长一尺六分，宽一尺四寸二分，下口径长九寸五分，宽八寸，虎纽高二寸五分，足宽三寸四分，连同尾巴长一尺，重三十五斤，都是虎錞。我家收藏古器物百种，这便成为其中的首屈一指。小錞没有缺损，敲击它声音清越；用长大的那个破损处五寸左右，声音不能浑全，但也可以敲击。后来又得到一个，与大的没有细微差别，从峡州带来放在竹笼中，取用时不小心，弄断了它的纽，工匠用药焊补并加固，于是两两相对，如同《三礼图》所画。《景祐大乐图》所画的形制都不对。苏轼《志林》记载始兴王萧鉴这一节说：‘记录的人能说出尺寸如此详细，却拙于遣词造句，使得古器的形制无法再得到大概的样子，非常遗憾。’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

金镯、金钲、丁宁。《周礼》记载“鼓人用金镯节制鼓声”，司马职记载“公司马手持镯，军队行进时鸣镯”。《诗经》说“钲人击鼓”。《国语》说“敲击丁宁”。《春秋左传》说“射汰辀而挂着丁宁”。《说文解字》说“镯，就是钲”。韦昭说“丁宁，就是钲”。郑康成说“镯像小钟，军队行进时鸣响它作为鼓声的节奏”。大概从声音浑浊的角度来说叫镯，从警示人的角度来说叫丁宁，从端正人的角度来说叫钲，其实它们是同一种东西。后世在合宫县中使用它，而有流苏的装饰，这不是周代的制度。先儒认为这不是雅乐的乐器，这是不考察四金用来节制声乐的过错【近代有大铜叠，悬挂敲击，也属于这类】。

大金铙、小金铙、小钲。《周礼》记载“鼓人用金铙停止鼓声”，大司马卒手持长铙。因为它的声音嘈杂，所以用铙来命名。《说文解字》说“铙，小钲也，形状像钟”。

译旁边有二十四道铣口，用流苏装饰，柄的中间上下贯通。汉代的鼓吹曲中有铙歌，是用来让舞队退场的，这难道是周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吗？大概它小的像铃铛，有柄没有舌，拿着它敲击来停止鼓声；大的形状像钟但较薄，旁边有二十四道铣口，用于宫悬编钟，用流苏装饰，大概是为了应和律吕之声以调和音乐。

译金铎：《周礼》记载“鼓人用金铎来通传鼓声”，两司马手持金铎，三次击鼓时摇动金铎。摇动金铎，《乐记》说“夹击摇动金铎并四次击打，在中国展示盛大的威仪”。《司马法》说：“金铎的声音不超过琅琅之声。”《释名》说：“铎，就是度，是号令的限度。”那么铎，就是大铎。舞者摇动它，警示众人作为节拍，这是金铎以金属为舌，用来振作武事。舞武事的人手持它。晋代荀氏说：“赵地人用牛铎来调和音乐”，也继承了古人的遗风【掩止摇动称为摝，摝，是停止行进、平息气息的意思】。

陈氏《乐书·四金通论》说：“圣人创作《易经》，参合天、两地而依凭数理，因三而三之，其数为六；因两而两之，其数为四。鼓，属阳，而用六，是参合天的数理；金，属阴，而用四，是两地之数理。六鼓、四金的声音，用来节制声乐，用来调和军旅，用来端正田役，必定由鼓人掌管，是因为鼓是乐之君主。大概六鼓中有四金，就像六律中有六吕，没有能够偏废的。所以錞的声音淳厚，镯的声音浊重，铙的声音高亢，铎的声音明亮。淳厚则阴与阳和谐，所以可以和鼓，倡导而和应的原因；浊重则承接阳而节制它，所以可以节制鼓，行进而节制的原因；高亢则阴胜于阳，而可以停止鼓，退却而停止的原因；明亮则阴与阳相通，而可以通鼓，而通传的原因。在《易经》的艮卦，位置是终止，位置终止则穷尽，所以用渐进来接续；既济卦，治理的终止，治理终止则混乱，所以用未济卦来终结，这也是六鼓终于通鼓的意思。《大司马》提到镯、铙，只是鸣响而已；铎，则有时摇动有时摝止。其使用顺序是先镯后铙，与此不同，这是因为这里说的是道理的次序，《大司马》说的是使用的次序。然而《大司马》不提錞，是因为《大司马》正演习战阵之事，不是倡导和应的时候。《释名》说金鼓，是校阅号令。是将帅号令所在的地方。”《左传》说：“凡是军队有钟鼓称为伐。”《吕氏春秋》说：“金鼓是用来统一耳朵的，法令是用来统一心思的。”《孙子》说：“金鼓是用来统一人的耳目的。人既专一，那么勇者不能独自前进，怯者不能独自后退，这是统一众人的方法。”由此看来，金鼓用于军旅，就是将军的气势、全军的形候，何况用来节制声乐呢？后世用角代替金，不是古制。”

木铎：《尚书》说：“遒人拿着木铎在路上巡行。”《礼记》说：“在朝廷摇动木铎，是天子的政令。”小宰在正岁率领治官的属员观看治象，小司徒在正岁率领他的属员观看教象的法度，都用木铎巡行。小司寇在正岁率领他的属员观看形象，用木铎下令。宫正、司烜用它来在国中修治火禁，乡师凡四时的召集，用它来在市场上巡行。朝士掌管国家五禁的法度，用它来在朝廷巡行。这是木铎以木头为舌，用来振作文事，所以舞文事的人手持它。振作文事是一致的，在帝王天子则行动而为政，在元圣素王则言语而为教。上天将要把夫子作为木铎，难道不是言语而教化的事情吗？

磬。《周礼·冬官》：磬氏制作磬，倨句一矩有半【必须先度量一矩为句，一矩为股，而求其〇，然后用一矩有半触其〇，就是磬的倨句。磬的制度有大小，这里假借矩来定倨句，不是用它的度数。倨音据，句沈音钩，注同。矩如字，先度待洛反】其博为一【博指股的博，即广】股为二，鼓为三。三分其股博，去掉一份作为鼓博；三分其股博，用其中一份作为厚度【郑司农说：“股，是磬上面大的部分；鼓，是下面小的部分，应当敲击的地方。”〇指股的外面、鼓的内面。假使磬股广四寸半，股长九寸；鼓广三寸、长尺三寸半，厚为一寸】以上，则磨其旁【郑司农说：“磬声大上，则磨鑢其旁。”〇指太上声清，薄而广则浊。已上，时掌反，注同。大音泰，刘它贺反，下同。鑢音虑】以下，则磨其耑【大下声浊，短而厚则清。耑音端，刘乂音穿，本或作端】宋明道年间制定新乐，特磬十二：黄钟、大吕，股长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寸之六，〇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长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〇三尺三寸七分半。其声各中本律。黄钟厚二寸一分，大吕以下依次增加厚度，至应钟厚三寸五分。诏令将图样送中书。议论者认为磬氏制作磬，倨句一矩有半，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三分其股博，去掉一份作为鼓博，三分其鼓股，用其中一份作为厚度。现在磬没有博厚，没有长短，是不对的。元祐初年，范镇上《乐议》说：“臣所造的编磬，都以《周官·磬氏》为法。如果黄钟股的博四寸五分，股九寸，鼓一尺三寸五分，鼓的博三寸，而其厚一寸

译（磬）长一尺三寸五分。十二个磬各自按照其对应律管的长度，进行三分损益的计算，这就是它们的比例。现在的十二个磬，长短厚薄都不符合律制，却想要求得和谐的声音，这不是离目标太遥远了吗？钟是金属制成的，磬是石头制成的，都是天然形成的器物。按照律制来制作它们的长短厚薄，从而使声音和谐，这源于自然，只有圣人能够知晓，并取来作为法则，后世难道可以不考证校正吗？考证校正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作为法则了。」特磬则是按照四倍的法则来制作。本朝祭祀天地、宗庙以及举行大朝会时，宫架中只设置镈钟，只有后庙才使用特磬，这是不对的。如今已经升祔后庙，特磬于是成为无用的乐器。臣请求凡是宫架中，在镈钟之后各加设特磬，以使得金石之声大小相应。

译陈氏《乐书》说：“古代制作磬，崇尚取法自然形象来制造器物，难道是因为看重石头吗？不过是崇尚声音以充分表达心意罢了。钟圆符合圆规，磬方符合矩尺，那么磬的斜边与直角边构成的直角三角形，其斜边长度是直角边的一点五倍。敲击它的圆角处，它的宽度为一个单位，股和鼓的宽度都符合律制。股为两个单位，后部长度为两个律制单位；鼓为三个单位，前部长度为三个律制单位。股不是敲击的地方，长而窄。郑司农说：‘股，是磬上部宽大的部分；鼓，是下部窄小的部分。’郑玄说：‘股在外侧，鼓在内侧。’那么敲击的部分在前且在内，不敲击的部分在后且在外。内侧的在下，外侧的在上，它们的大小、长短虽然不同，但厚度是均匀的。黄钟律的磬，股和鼓都厚二寸，那么其余的磬就可以类推了。史书传记中论述制造磬的人很多，有的说是黄帝让伶伦制作的，有的说是尧让毋勾氏制作的，有的说是叔制作的。用《明堂位》来考证，叔制作的离磬，是特悬之磬，那么如果不是特悬之磬，未必不是毋勾氏、伶伦所制作的。《曲礼》说‘站立时身体像磬一样弯曲，垂下佩玉’，《考工记》说‘磬折以三五’，那么磬取的是弯曲的意思。先儒说磬的意思是强劲，难道是因为弯曲强劲的缘故吗？”

少华山，它的北面多产磬石；鸟危山，它的南面多产磬石；嵩山、泾水发源于那里，其中多产磬石。那么磬石的来源，固然不只一处，但总要取那适宜阴阳调和的，即泗水岸边进贡的浮磬罢了。大概是因为那里土少而水多，它的声音和谐且润泽。然而它的制造方法，斜边与直角边构成的直角三角形，其斜边长度是直角边的一点五倍，外侧为股，内侧为鼓，它的宽度和厚度无不有定数存在于其中。太高则打磨它的侧面而失去过于清越，太低则打磨它的末端而失去过于浑浊，总要取那清浊适中，薄而宽且厚罢了。虞舜任命夔掌管音乐，敲击石头，以至于百兽随着起舞、众官和谐，其根本就在于此。大概八卦中以乾为君，八音中以磬为主，所以磬这种器物，它的音属石，它的卦属乾。乾位在西北，而夭折弯曲它，使之没有曲折的形状，以此来确立辨别。所以有西有北，时有秋有冬，物有金有玉，分有贵有贱，位有上有下，而亲疏长幼的道理，都由此辨明了。古人论述磬，曾说有贵贱，有亲疏，有长幼。这三者实行，然后王道得以确立；王道确立，然后万物成就，天下乐于此。所以在庙朝听到它，君臣没有不和敬的；在闺门听到它，父子没有不和亲的；在族党听到它，长幼没有不和顺的。凭借一件器物的制成，而教化之功如此敏捷，那么磬所崇尚的，难道在于石头吗？在于声音罢了。然而敲击石头，是堂上的音乐；百兽随着起舞，是堂下的治理。堂上的音乐足以兼及堂下的治理，堂下的音乐不足以兼及堂上的治理。所以从前王阜担任重泉令，敲击磬而鸾鸟起舞，那么夔敲击磬而兽类起舞，难道没有这样的道理吗？唐天宝年间，废弃泗水浮磬而用华原石代替，最终导致安禄山的祸乱。元稹、白居易赋诗讥讽它，确实有去除郑声、保存雅乐的意思。从此以后，有人取华阳响石制作七县之磬，难道也是得到了泗水浮磬的遗风吗？徐景安说：“浮磬敲击五音，用七音来说，是不对的【秦刻峄山以颂德曰刻此乐石葢峄山近泗水故也】

玉磬 天球

陈氏《乐书》说：“春秋时期，齐侯用玉磬贿赂晋军以停止战争，臧文仲带着玉磬到齐国请求借贷粮食。《礼记·郊特牲》说诸侯宫架而敲击玉磬，《明堂位》说四代乐器而抚摸敲击玉磬，那么玉对于石，是同类；玉磬则超出了这类。《尚书》说‘天球在东序’，《诗经》说‘受小球大球’，大概物品之美没有如玉的，而球又是玉中美出于自然的。先王乐天以保天下，因天球而制作磬，因为它作为堂上首乐之器，它的声音清澈，有隆盛而无衰杀，众声所寻求而依仗的。《商颂》说：‘依我磬声’，本源在于此吧！《吕氏春秋》说尧命令夔鸣球以象征上帝玉磬的声音，传言说‘金石有声，不敲击不鸣’，礼说‘玉的清越而长，是乐’。由此看来，鸣球的音乐，虽然出于敲击，总之它的声音清越而长，与羽属、鳞属的鸣叫没有不同。梓人制作笋簴，取羽属清扬而远闻的作为磬簴，所以敲击它所悬挂的地方而由此簴鸣；取鳞属作为笋，而且它的颜色必定像鸣叫了。那么称之为鸣球，不是像瀛州青石之磬不敲击而自鸣，它的鸣叫，是因为夔罢了。汉武帝在甘泉西建造招仙灵阁，上面有浮金轻玉之磬，不是古制，这是武帝的奢侈之心吧？晋贺循奏请登歌之簴，采玉以造磬；隋苏夔妙达音律，造玉磬献给齐；唐制宗庙殿用玉磬。那么玉磬堂上之乐，登歌使用它。《尚书》说‘搏拊琴瑟以咏’，而以鸣球为先，意义可见了【通礼义纂》说：‘晋贺循修奏登歌之簴，采玉造小磬，宗庙殿用玉，郊丘用石。本云堂上乐以歌，故名歌钟磬。唐制设歌磬于坛上之西，歌钟于东，近南北向，至匏竹立于坛下】《国语》说：‘籧篨蒙璆’，汉乐章

译说：“轩朱璆磬”，大概“璆”与“球”同义而字形不同，其实是一样的。《洽闻记》说：“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在翟泉获得玉磬十四件，悬挂在庭院中，有两个神人敲击它们，声音极其美妙。”《国史纂异》说：“润州得到十二件玉磬进献，张率防备敲击其中一件说：‘这是晋代某年制造的。’”《开元传信记》说：“太真妃最擅长敲击磬和搏拊的声音，唐明皇让人采集蓝田绿玉制作磬，尚方局制造悬挂磬的木架、流苏等，都用金钿珠翠等珍奇物品杂饰，又铸造了两只金狮子。”用玉做成磬座，其他装饰绘画繁复华丽，制作精妙，当时无与伦比。由此看来，玉磬十二件，是古代的规制；增加到十四件，是后世违背七音之道的失误。至于用金珠珍奇之物装饰，用金狮腾跃攫取之形做磬座，这难道是唐明皇的奢侈之心吗？不被有道的君主所采纳。

译编磬、离磬、【毊】

陈氏《乐书》说：“磬这种乐器，古人称之为乐石，是立秋之音，夷则之气。大概它的用法，编列在一起的就杂乱而小，单独悬挂的就特异而大。叔所指的离磬，就是专挂在簴上的特磬，不是十二声的编磬。古代制作钟，以十二声作为齐量；制作磬，并没有齐量，只是顺应玉石的自然形态，以十二律作为数度罢了。《尔雅》说大磬叫做毊，单独敲击磬叫做寋。《周官》说磬师掌管教习击磬、击编钟，既然在磬师中提到编钟，就知道有编磬了。《尔雅》说大磬以显示小磬，磬师说钟以显示磬，大的就单独悬挂，小的就编列悬挂。《仪礼》说鼗倚靠在颂磬西边的纮上，那么所谓的纮，大概是编磬的绳子吧？小胥凡是悬挂钟磬，一半称为堵，全部称为肆。郑康成解释它，说编列悬挂的十六枚同在一簴，叫做堵；钟磬各一堵，叫做肆。《礼图》取倍于八音的数目而沿用，这是不知道钟磬只是八音中的两种罢了，说取它的数目可以吗？《典同》说凡是制作乐器，以十二律作为数度，以十二声作为齐量，那么编钟、编磬不过十二罢了，说十六可以吗？曾经读《汉书》，成帝时在犍水边得到十六块石磬，未必不是成帝之前的工匠附加了四清而制作的，不是古制。郑康成的说法，难道因此就错了吗？古代有大架二十四枚同在一簨簴，贯通十二律正倍的声音，也差不多符合古制了【郭璞说：毊音器，用玉装饰】。宋朝元丰年间，施用李照的编钟、阮逸的编磬，仍然沿用王朴乐的二律，来书写中和之声，可以说接近古制了。然而补注四声以凑足十六律，不是先王的制度。”

笙磬、颂磬、歌磬

陈氏《乐书》说：“大射的仪式，乐器预先悬挂在阼阶东边，笙磬面向西；西阶的西边，颂磬面向东。大概应和笙的磬叫做笙磬，应和歌声的磬叫做颂磬。笙磬位于阼阶的东边而面向西，因为笙出自东方震音，象征万物的生长；颂磬位于西阶的西边而面向东，因为颂出自歌声，而声音出自面向说话的方向。乡饮酒的礼仪，笙进入堂下磬南北面站立；乡射的礼仪，笙进入站在悬挂的中间面向西。大概笙磬在东而面向西，颂磬在西而面向东，笙进入站在悬挂的中间南边而面向北，所以颂磬歌在西边，是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所以尊重人声；笙磬吹在东边，是以东方为下，所以轻视匏竹。大射鼗倚靠在颂磬西边的纮上，颂磬在西而有纮，是编磬在西而以颂磬命名，特磬在东而以笙磬命名。《周官》眡了掌管凡是乐事播鼗击颂磬，掌管太师的悬挂，那么颂磬是编磬，笙磬是特磬。悬挂就又兼编与特来说。然而说笙磬接着是钟镈，应和笙的钟镈，笙师供给笙钟之乐就是这样；说颂磬接着是钟镈，应和歌声的钟镈，《左传》歌钟二肆就是这样。《诗》说笙磬同音，《书》说笙镛以间，大钟叫做镛，那么笙镛是特县之钟。以笙镛为特县之钟，那么笙磬为特县之磬，就明白了。大概笙震音，磬干音，其音都阳；镛兊音，其音则阴。是笙磬异器而同音，笙镛异音而同和。那么特磬、特钟、编钟、编磬，都各堵而同肆，镈就随之了。大夫则悬挂，天子倍之而为宫，士去天子之三而为特，诸侯倍士之二为轩，名位不同，乐也异数，所以如此。唐的歌磬，编县十六同一簨簴，合二八之声。郊祀设于堂上，宗庙设于堂上，都次歌钟之西，节登歌之句，不是不合周的颂磬。然而不知道编县十六同一簨簴，郑康成的说法不是先王的制度。”

寋，单独敲击钟叫做脩，单独敲击磬叫做寋。《唐书》：先蚕降神，宫县之乐不用镈钟，以十二大磬代替，与房中之乐同设，不是先王的制度。

丝陈氏《乐书》说：“丝装饰物而成声，其卦则离，其方则南，其时则夏，其声尚宫，其律防賔，其风景，其音哀，夏至之气也。先王作乐，〇之以为琴瑟之属焉。大概琴瑟之乐，君子所常御，其大小虽不同，而其声应一也，故均列之堂上焉。”

《乐书》琴瑟上论说：“古者琴瑟之用，各其声类所宜。云和，阳地也，其琴瑟宜于圜丘奏之；空桑，隂地也，其琴瑟宜于方泽奏之；龙门，人功所凿而成也，其琴瑟宜于宗庙奏之。颛帝生处空桑，伊尹生于空桑，禹凿龙门，皆以地名之，则云和岂《禹贡》所谓云土者欤？瞽蒙掌鼓琴瑟。《诗·鹿鸣》：‘鼓瑟鼓琴。’《书》曰：‘琴瑟以咏。’《大传》亦曰：‘大琴练〇达越，大瑟朱〇达越。’《尔雅》曰：‘大琴谓之离，大瑟谓之洒。’由是观之，琴则易良，瑟则静好，一于尚宫而已，未尝不”

译这是相互依存而使用的。《明堂位》说：“大琴大瑟，中琴中瑟，是四代传下来的乐器。”古人制作音乐，声音相互保全而达到和谐，粗细大小不逾越而达到平衡，所以使用大琴必定用大瑟来配合，使用中琴必定用小瑟来配合，这样大者不凌驾，小者不被压抑，五声就和谐了。《乡饮酒礼》记载：“两个人都在左边，左手拿着瑟，头部在后，右手挎着瑟底。”《燕礼》记载：“小臣在左边拿着瑟，面向前方握着瑟底。”《乐记》说：“清庙中的瑟，红色的丝弦而疏朗的瑟底。”《诗经》说：“并排坐着弹奏瑟。”为什么不说弹奏瑟呢？传言赵王为秦王弹奏瑟，都不提及琴，是因为瑟代表了琴。舜制作了五弦的琴，歌唱南风的诗，而不提及瑟，是因为琴代表了瑟。后世有雅琴雅瑟、颂琴颂瑟，难道它们的音声符合雅颂吗？琴只有一种，有人说伏羲制作了它，有人说神农制作了它，有人说帝俊命令晏龙制作了它；瑟也只有一种，有人说朱襄氏命令士达制作了它，有人说伏羲制作了它，有人说神农晏龙制作了它，难道这些都是有所传闻而这样的吗？

译《琴瑟中论》说：古代的议论者，有的说朱襄氏让士达制作五十弦的瑟，鼓瞍又将其破分为二十五弦，舜增加为二十三弦；有的说大帝让素女弹奏五十弦的瑟，大帝悲伤得无法控制，因此将其破分为二十五弦。郭璞解释大瑟称为“洒”，又有二十七弦的说法。以道理推究，乐声不超过五音，那么五十弦、二十五弦，是小瑟；二十五弦，是中瑟；五十弦，是大瑟。那些说二十三弦、二十七弦的，三对于五音来说不足，七对于五音来说有余，难道也是被“二变二少”的说法迷惑而误传吗？汉武帝祭祀太乙、后土，制作二十五弦的瑟，现在大乐所用也是二十五弦，大概是符合四代中瑟的制度。庄子说：“如果改变一根弦的调，对于五音就不相合了，弹奏二十五弦都震动，这确实吗！”聂宗义《礼图》也沿袭郭璞二十三弦的说法，他常用的是十九弦，是错误的。大概它的制度，琴柱靠前则声音清亮，靠后则声音浑浊。有长八尺一寸、宽一尺八寸的，有长七尺二寸、宽一尺八寸的，有长五尺五寸的，难道是三种等级的制度不同吗？然而《诗经》说：“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易通》说：“冬至日，弹奏黄钟之瑟，用槐木八尺一寸；夏至日，用桑木五尺七寸。”这是不知道美槚、槐桑的木材，其中实而不虚，不如桐木能发出金石般的声音。从前孔子不见孺悲，弹奏瑟来拒绝他；赵王派人到楚国，弹奏瑟来送他。那拒绝，是为了使他羞愧，不屑于教导他；那送别，是为了晓谕他，不言之戒。宋朝太常寺的瑟用二十五弦，其二均的声音，以清声和中声相应，双弹的第一弦是黄钟清。为了适应练习，让左右手互相应和，清声和正声相和，也依照钟律敲击数合奏，它的制度可以说接近古制了。确实以五音互应而去除四清，是先王的制度【二均二节声于瑟，声十二，清声十二，极清一弦，象琴第一晖。大抵在瑟的半身设柱，右手弹中声十二，左手弹清声十二，其律并同。第一弦大吕中，第十四弦大吕清；第三弦太簇清，第十五弦太簇清；第四弦夹钟中，第十六弦夹钟清；第五弦姑洗中，第十七弦姑洗清；第六弦仲吕中，第十八弦仲吕清；第七弦蕤宾中，第十九弦蕤宾清。】第八弦林钟中，第二十弦林钟清，第九弦夷则中，第二十一弦夷则清，第十弦南吕中，第二十二弦南吕清，第十一弦无射清，第二十三弦无射清，第十一弦应钟中，第二十四弦应钟清】臣曾经考证《虞书》：“琴瑟以咏”，那么琴瑟的声音，是用来应和歌唱的。歌者在堂上，那么琴瑟也适宜放在堂上。我私下观察圣朝郊庙之乐，琴瑟在堂上，确实符合古制。绍圣初年，太乐丞叶防请求在宫架之内重新设置琴瑟，这难道是先王的制度吗？

《琴瑟下论》说：琴作为乐器，是用来咏唱和歌唱的，所以它有畅、有操、有引、有吟、有弄、有调。尧的《神人畅》，是为和乐而作的；舜的《思亲操》，是为孝思而作的；《襄阳》、《防稽》之类，是夏后氏的操；《训佃》之类，是商人的操；《离忧》之类，是周人的操。称为引，如鲁有《关雎引》、卫有《思归引》之类；称为吟，如《箕子吟》、《夷齐吟》之类；称为弄，如《广陵弄》之类；称为调，如《子晋调》之类。黄帝的清角、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王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蔡邕的焦尾，以至于玉牀、向泉、韵磬、清英、怡神之类，是名号的区别；吟、木、沉、散、抑、抹、剔、操、防、擘、伦、龊、绰、璅之类，是声音的方法。畅则和畅，操则立操，引者引说其事，吟者吟咏其事，弄则弄习之，调则调理之，其声音的方法有十三种，先儒的说法很详细了。由此看来，琴对于天下，是符合雅正的音乐，是治世的和音。得其粗浅者足以感动神明，所以六马仰秣的是伯牙，鬼舞于夜的是贺韬；得其精妙者几乎与造化一同了，所以能改变寒暑的是师襄，召唤风云的是师旷。小足以感动神明，大足以夺取造化，那么琴的作用，难道不是极至了吗！《宋中兴乐至论》说：八音之中，金石、竹匏、土木六者都有一定的声音，革受燥湿影响，丝有弦柱缓急不齐，所以这两者声音难以确定。鼓不相当于五声，这不再论述。只有丝声具备五声，而其变化无穷。五弦作于虞舜，七弦作于周文王、武王，这是琴制的古法。后来增减不一，宋朝开始制作二弦，以象征天地，称为两仪琴，每弦各六柱；又制作十二弦，以象征十二律，其倍应之声无不具备。太宗因大乐雅琴增加为九弦，按曲转入大乐十二律，清浊互相合应。大晟乐府曾经

译废除一弦、三弦、七弦、九弦，只保留五弦，认为它符合五音的正声，在各类琴中最为优越。现在又都使用。太常寺所用的琴，长度为三尺六寸，即三百六十分，象征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的度数。姜夔在《乐议》中将琴分为三个准位：从第一徽到第四徽称为上准，上准长四寸半，用来象征黄钟的子律；从第四徽到第七徽称为中准，中准长九寸，用来象征黄钟的正律；从第七徽到龙龈称为下准，下准长一尺八寸，用来象征黄钟的倍律。三个准位各自具备十二律的声音，通过按弦附于琴面来取音。然而必须转动琴弦以符合琴律所使用的字，如果不转动琴弦，就会误触散音而落入别的律中。每一根琴弦各自具备三十六个声音，都是自然形成的。对于五弦、七弦、九弦琴，分别叙述转动琴弦以合调的图谱。《五弦琴图说》说：“琴作为古乐所用的乐器，都采用宫、商、角、徵、羽五音，所以用五弦的散音来配合。至于两个变声，只使用古清商调，称为侧弄，不纳入雅乐。”《七弦琴图》说：“七弦琴拨动散音，则在第十徽处隔一根弦取应声。假如是宫调，五弦第十徽应七弦散音，四弦第十徽应六弦散音，二弦第十徽应四弦散音，大弦第十徽应一弦散音。只有三弦独自退后一徽，在第十一徽应五弦散音，古今没有人知道这一点。我私下认为黄钟、大吕都使用慢角调，所以在大弦第十一徽应三弦散音；太簇、夹钟都使用清商调，所以在二弦第十二徽应四弦散音；姑洗、仲吕、蕤宾都使用宫调，所以在三弦第十一徽应五弦散音；林钟、夷则都使用慢宫调，所以在四弦第十一徽应六弦散音；南吕、无射、应钟都使用蕤宾调，所以在五弦第十一徽应七弦散音。用律的长短配合弦的大小，各自有一定的次序。”《九弦琴图说》说：“弦有七根或九根，实际上就是五弦，七弦是五弦的两倍，九弦是五弦的四倍，所用的都是五音，也不把两个变声作为散音。或者有人用七弦来变化五音，两个变声用剩余的两根弦作为倍音，如果七弦分别倍增七音，那就是现在的十四弦琴了。《声律诀》说：‘琴瑟只有四根弦，是因为律法上下相生。如果加上两个变声，那么在律法上就不协调了。’有人说：‘这样琴就没有两个变声的声音了吗？’回答说：‘通过按弦取音，两个变声的声音本来就在其中。’”综合五弦、七弦、九弦琴，总述取应声的方法，分为十二律十二均，每个声音取弦徽的应声，都依次排列。

译朱子曾与学者共同讲授琴法，其确定音律的方法，十二律都采用太史公九分七法作为标准，通过增减相生，将十二律及五声的位置各自确定。考察古人将吹管的声音传到琴上，当吹起黄钟时，就用琴上的黄钟声与之相合，声音没有差错，然后依次遍合各种声音，这样五声就都纯正了。唐人记载琴法，先以管色合字定宫音，然后由宫音向下生出徵音，由徵音向上生出商音，上下相生，直到少商。向下生的是隔两个音位，向上生的是隔一个音位来取音，凡是丝弦的声音都应当如此。今人苟且简略，不再用这种方法定声，其高低出于临时随意，不是古法。调音的方法，散音隔四个音位得两个音，徽位也如此而得四个音；八徽隔三个音位得六个音；九徽按上方隔两个音位得四个音，按下方隔一个音位得三个音；十徽按上方隔一个音位得五个音，按下方隔一个音位得四个音。每怀疑七徽隔一个音位调音，六徽都应在十徽，而第三徽唯独在十一徽调音才相应。等到思考后明白了，七徽散音是五声的正音，而大弦十二律的位置，又是众弦散音所取正的标准。所以逐弦的五声都自东向西依次排列。那六徽在十徽，则一与三，是角音与散角相应；二与四，是徵音与散徵相应；四与六，是宫音与散少宫相应；五与七，是商音与散少商相应。那第三、第五徽在十一徽，则是羽音与散羽相应。意义各有恰当之处，起初并不相互依赖，所以不在同一徽位。旋宫清调的方法：旋宫古有随月份用律的说法，现在却说不必转动琴轸促弦，只依旋宫的方法抑制按压，恐怕难以如此泛泛而论，应当每宫指定，各自以什么声音取什么弦什么唱，各自以什么弦取什么律为均，这才显得详实。又用《礼运正义》推究，则每律各为一宫，每宫各有五调，而每调用律取声，也各有方法。这是琴的纲领，而解说的人很少，这是缺漏的典章。应当作一图，以宫统调，以调统声，让宾主次第各有条理，于是先作三图：一具琴的形体、徽弦尺寸、散音的位置，二附按声声律的位置，三附泛声声律的位置，列在宫调图之前，那么阅览的人就清楚了，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

大琴 中琴 小琴

《陈氏乐书》说：“八音中以丝为君，丝中以琴为君，而琴又以中徽为君。所以君子常御不离于前，不像钟鼓陈列在堂下、列在悬架上也。因为它大小适中而声音和谐，大声不喧哗而流慢，小声不湮灭而不闻，确实足以感动人的善心，禁止人的邪念，只要宿于中和的领域罢了。那制作五弦的琴以歌《南风》，以合五音的调，确实始于舜。大概南风是生养之气，琴是夏至之音。舜以生养之德传播夏至之音，开始时他的亲人底豫而天下教化，结束时他的亲人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安定。那么所谓琴音调而天下治，没有比五音更合适的，难道不在此吗？”大概五弦的琴，是小琴的制度；而加倍成为十弦，是中琴的制度；四倍成为二十弦，是大琴的制度。《明堂位》说：“大琴、中琴，是四代的乐。”《尔雅》：大琴叫做离。以四代推究二琴的制度，始于有虞是明显的。

次大琴。古者大琴二十弦，次者十五弦，其弦虽然多少不同，要之本于五声，是一样的。

雅琴

《陈氏乐书》说：“西汉赵定善鼓雅琴，为散操；东汉刘琨也能弹雅琴，知清角之操。那么雅琴的制度，自汉始也。”宋朝太宗皇帝因太乐雅琴，更加二弦，召钱尧卿按谱，以君臣、文武、礼乐、正民心九弦，按曲转入太乐十二律，清浊互相合应。御制《诏乐集》中有正声翻译字谱，又令钧容班部头任守澄并教坊正部头花日新、何元善等，注入唐来燕乐半字谱。凡一声，先以九弦琴对太乐字，并唐来半字谱，并有清声。今九弦谱内有《大定乐》、《日重轮》、《月重明》三曲，并御制大乐《干安曲》、景祐《诏乐集》中《太平乐》一曲，谱法互同，他皆仿此。可谓善应时而造者也。诚增一弦，去四清声，合古琴之制，善莫大焉【仲吕《大定乐》一百三十字，南吕角《日重轮》一百四十一字，《月重明》一百一十一字，无射宫《干安曲》四十八字。太宗因前代七弦，加二弦，曰清角、清徵，为九弦：一弦黄钟，二弦太吕，三弦太簇，四弦夹钟，五弦姑洗，六弦仲吕，七弦林钟按上为夷则，八弦南吕按上为无射、应钟，令随编钟按习，每一击一弹，各依节奏焉】

十二弦琴，宋朝曾为十二弦琴，应有十二律、倍应之声，靡不悉备，盖亦不失先王制作之实也。

两仪琴：宋朝初制两

译仪琴，有两个琴面，每个琴面有六根弦柱，合起来共十二根，它的声音宏大迅疾且庄重，也是当时的制式。

译《陈氏乐书》说：“古代制作琴的方法，用峄山南面的桐木削制琴身，用山桑木的丝弦定音，用丽水出产的金石作为徽位，用昆山出产的美玉制作琴轸，虽然琴器的制成在于人，但其中蕴含的音律却源自太古。大概它的形制长三尺六寸六分，象征一年的天数；宽六寸，象征六合；有七条弦，象征五行；腰部宽四寸，象征四季；前面宽后面窄，象征尊卑；上面圆下面方，象征天地；徽位有十三个，象征十二律，多出的一个象征闰月。它的形状像凤凰，而朱鸟是南方的神鸟，是音乐的主宰。将琴身分为五份，以三份为上，两份为下，体现参天两地的含义。司马迁说：‘它的长度八尺一寸，是标准的尺度。’由此看来，三尺六寸六分，是中琴的尺度；八尺一寸，是大琴的尺度。有人说是七尺二寸，有人说是四尺五寸，作为大琴则不够，作为中琴则有余，总之都不如六尺八寸的尺度，能不失中正之音。至于弦的数量，先儒认为伏羲、蔡邕用九弦，登一，郭璞用二十七弦，颂琴用十二弦，扬雄说陶唐氏增加两弦以防君臣之恩，桓谭认为文王增加少宫、少商两弦，释知匠认为周文王、周武王各加一弦，认为文王琴是七弦。大概声音不超过五音，小琴五弦，符合五行的数目；中琴十弦，大琴二十弦，符合十日的数目。一弦则声音可能不全，九弦则声音可能太多。至于全数为二十七，半数为十三，都出于七弦的倍数差异，沉溺于二变二少，以应和七始的数目。持这种说法的人，大概始于《夏书》并蔓延于《左传》、《国语》，这是不知道《夏书》在治理国家方面，有五声而没有七始，难道是《左传》的作者寻求说法不得而随意附会的吗？所以七弦的琴，保留它则有害于古制，削去它是可以的。宋朝太常寺琴的形制，长三尺六寸三百六十分，象征周天的度数。弦有三节，声音从焦尾到中徽为浊，声音从中徽到第四徽为中，声音向上到第一徽为清。声音是乐工指法，按中徽第一弦黄钟【按上是太吕】第二弦太簇【按上是夹钟】第三弦姑洗【按上是仲吕】第四弦蕤宾【单弹之】第五弦为林钟【按上是夷则】第六弦为南吕【按上是无射】第七弦为应钟【按上是黄钟清】凡是这些各自随着”钟律弹奏，没有不合中吕之商的。中太平之曲，并非没有制度，确实减损两弦，去掉四清，符合先王中琴的制度，那么古乐的发扬，不过如此罢了。唐代李冲弹琴，通晓中吕、黄钟、无射三宫的说法，大概没有探究其根本。先儒的论述，有宫声，又有变宫声，已经失去了尊君的道理，而琴又有少宫、少商之弦，难道是古人祝寿的意思吗？其违背事理太严重了。

大瑟、中瑟、小瑟、次小瑟。《世本》说：“庖牺氏制作五十弦的瑟，黄帝让素女弹瑟，悲哀得不能自持，于是将瑟破为二十五弦，具备两种均的声音。”

《尔雅》：“大瑟叫做洒。”《礼图》旧说：“雅瑟长八尺一寸，宽一尺八寸，二十三弦，其中常用的十九弦；颂瑟长七尺二寸，宽一尺八寸，二十五弦，全部使用。”《易通卦验》说：“君主在冬至日，让八能之士弹奏黄钟之瑟，瑟用槐木制作，长八尺一寸；夏至日，瑟用桑木制作，长五尺七寸【槐取阳气上升，桑取阴气下降】

《容斋随笔》说：“李商隐诗云：‘锦瑟无端五十弦。’解说的人认为锦瑟是令狐丞相侍儿的小名，这篇都是寓言，却不知道五十弦的起源。刘昭《释名》说箜篌：‘师延所作，靡靡之乐，大概是空国之侯所作的。’段安节《乐府录》说：‘箜篌是郑卫之音，因为它是亡国之声，所以叫空国之侯，也叫坎侯。’吴兢《解题》说：‘汉武帝依照琴制作坎侯，说坎坎应和节拍，后来讹传为箜篌。’我查《史记·封禅书》说：‘汉公孙卿对武帝说，太常让素女弹奏五十弦的瑟，悲哀，皇帝禁止也不止，所以将瑟破为二十五弦。’于是武帝更加召歌儿，制作二十五弦及箜篌。应劭说：‘皇帝命令乐人侯调开始制作此器。’《前汉·郊祀志》详细记载此事，说箜篌瑟从此开始。颜师古不引用应劭的注，那么两种乐器的起源，显然可以考证，虽然刘、吴博学多识，也没有深入探究。况且空本来不是国名，这种说法尤其牵强附会。《初学记》、《太平御览》编载乐事，也遗漏而不写。《庄子》说鲁国的调瑟，二十五弦都动，大概说的是这个。续《汉书》说灵帝穿胡服制作箜篌，也是不对的。”

姜夔确定瑟的制度：用桐木做背，梓木做腹，长九尺九寸，首尾各九寸，隐间八尺一寸，宽一尺八寸，岳高寸有八分。中间设置九梁，都象征黄钟的数目。梁下相连，使声音冲融；首尾之下有两个孔，使声音条达，这是传所说的“大琴达越”。四角刻云纹，以装饰

译它的武（瑟的底板），象征它出于云气。用漆涂饰它的壁、首、尾和腹，选取完整的椅、桐、梓、漆四种木材。设置二十五根弦，每根弦对应一个弦柱，弦柱高二寸七分。分别用五种颜色，五种颜色依次排列，青色在最上，红色次之，黄色再次之，白色和黑色又次之，以便练习者选择弦柱。弦柱共有八十一根，将其染成红色，这就叫做朱柱。它的尺度则使用汉尺。大凡瑟的弦具足五声，五声构成一均，共有五均。那两种变声，则在弦柱后方折角处取羽声而得。五均共有三十五声，十二律六十均共有四百二十声，瑟所能表现的音乐至此完备了。

译颂瑟

陈氏《乐书》说：“瑟，意为闭塞，是用来惩戒愤怒、遏制欲望，端正人的品德的。所以将琴柱向前推，声音就清亮；将琴柱向后拉，声音就浑浊。根据《三礼图》，颂瑟长七尺二寸，宽一尺八寸，二十五根弦并用，这大概符合古代的制度吧？”《尸子》说：“那瑟有二十五根弦，如果是仆人去弹奏它，就会显得轻浮可笑；贤者依据礼义去弹奏它，想表现快乐就快乐，想表现悲伤就悲伤，即使有暴虐之气，也不会因此改变。”确实这话意味深长。

琴操

陈氏《乐书》说：自从三代的治世已经过去，《乐经》就失传了。《乐经》失传，那么礼就失去了实质，诗就失去了依托，这是一部经缺失而导致三部经都不完备。如今琴是君子日常使用的乐器，大概是为了快乐而顺应性情，并非为了忧愁愤懑而创作。如果遇到外物，值得咏叹的就咏叹，值得哀伤的就哀伤，大的成为典谟诰命，小的成为雅颂，讽刺劝诫无所不备，它对教化的益处很大。古代贤明的君王和君子大多亲自精通琴艺。所以尧有《神人畅》，舜有《思亲操》，《襄陵》始于禹，《训佃》始于汤，直到文王的《拘幽》、周公的《越常》、成王的《仪凤》、老子的《列仙》、伯牙的《水仙》、《怀陵》，孔子的《将归》、《猗兰》，曾子的《归耕》、《残形》之类，大抵都是因时事而作，难道是为了忧愁愤懑吗？后世对此的议论太过分了。从唐尧虞舜开始，直到晋宋，擅长弹琴的有八十多人。周秦以前，琴声质朴；汉魏以后，琴音浅薄。所以汉末太师五曲，魏初中散四弄，其中声音含有清冷凄恻之感，文饰与质朴截然不同。吴地的琴声清润，如同长江缓流，有国士的风度；蜀地的琴声峻急，如同波浪奔涌，有少年的壮气。像这类情况，数不胜数。然而世间很少懂琴的人，反而把筝的技法引入琴中，谱录虽然存在，这有什么益处呢？

步

《尔雅》说：“只弹琴而不唱曲叫做步。”大概弹琴而没有章曲，就是只弹琴。

而已犹之舍车而徒也

苑洛志乐卷九

<经部,乐类,苑洛志乐>

钦定四库全书

苑洛志乐卷十

明 韩邦奇 撰

竹

《乐考》陈氏《乐书》说：“竹这种植物，它的节笔直而有法度，它的心空虚而能通气，利于制作乐器的声音由此产生。它的卦象是震，方位是东，时令是春，声音崇尚议，律吕是姑洗，风是明庶，音是滥，这是春分时节的气息。先王制作乐器，在竹上开孔做成箫管之类的乐器。”

这是虞廷的箫管，十二根管子具备八十四种声音，后世不探究“管”是竹制乐器的总称，以为另有十二根管子。

吹管的方法，闭上五个孔，打开第一个孔，宫音就出来了，现在称为“合”是对的；闭上四个孔，打开第二个孔，商音就出来了，现在称为“四”是对的；闭上三个孔打开三个孔，角音就出来了，现在称为“一”是对的；闭上三个孔打开四个孔，徵音就出来了，现在称为“尺”是对的；闭上上面一个孔打开下面五个孔，羽音就出来了，现在称为“工”是对的；闭上下面五个孔，只打开上面一个孔，变宫音就出来了，现在称为“六”是对的；前面的孔都闭上，放开后面一个孔，变徵音就出来了，现在称为“上”是对的。

管有七个孔，只有变徵的一个孔在后面，大概变徵稍低于徵，位置不多，不能合并为一个孔，所以放在后面，既不失变徵的位置，又不妨碍徵。至于变宫，它自有它的位置。

《尚书》称“下管鼗鼓”，《诗经》称“嘒嘒管声”，古今谈论音乐都称“登歌下管”。竹制乐器的声音没有比箫更重要的，却只说管而不提箫，那么管大概是竹制乐器声音的总称，后儒才另外列出十二根管子，或许没有深入考证。《周礼》说：“吹籥、箫、箎、篴、管”，“管”字是总括上面四种乐器而言。

古人制作二十四根管子，都像黄钟那样加倍长。那二十四种声音的长短，就用蜡封住下面，空出上面，像十二正声、十二清声的长短，必定按当时的制度截断下面以便简捷，只是担心声音可能不协调。在后面画图说明。

乐器中只有韶箫才是十二律的根本形态，是舜所制作的，长短并列，像凤凰的翅膀，所以叫凤箫。每一根管子具备七种声音，十四根管子就是八十四种声音，六十调已经完备。十二清声暗含在十二中声之内，十二个人各拿一根管子，以长短为顺序，并排站立各自演奏一均。如从黄钟到蕤宾都归于宫，八种声音一均完备于黄钟之管，其余的律都是这样。汉儒不知道，把它们连在一起。后世寻求它的声音而不得，于是做成二十四根管子，一根管子只具备一种声音。这样吹奏者演奏一根管子就要再去找三根管子，声音也不连贯。乐器中唯独这个最清雅含蓄，它的底部有孔，其他都不收录。如果兼有各种音，那么一根管子就具备十二律八十四声，这大概是后世只用一根管子兼奏百调而使用，以为简便，不是雅乐。如果兼有各种音，只一根管子就可以尽六十调，乐器中只有箫具备十二管，所以舜用箫韶来命名音乐。箫与笙最相配合，现在西湖有笙箫子弟一起演奏，如同发出一个声音。

<经部,乐类,苑洛志乐,卷十>

<经部,乐类,苑洛志乐,卷十>

《世本》说：“舜所制造，它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