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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此木轩四书说二

此木轩四书説卷一

儒藏 · 四书 · 已译 · 第 4–13 段

于此节转生葛藤耳。

人不诚意,则善不实,有诸已不足谓之徳矣。必诚意,乃为有徳,而身受其润,不枯悴也。

译在这点上反而生出纠缠不清的枝节罢了。

人如果不真诚地端正意念,那么善行就不真实,自身具备的不足以称为德行了。

一定要真诚地端正意念,才算是拥有德行,从而自身受到恩泽滋润,不会干枯憔悴。

或疑「故君子必诚其意」,似若计其功效而为之,不知人心岂可不广,体岂可不胖?至为切要,有何所疑!

  所谓修身章

心有所忿懥四者,未知所忿懥者属于何事,故以有所言之。如「子所雅言」,下文《诗》、《书》、礼,则正是所雅言之实也。若以所忿懥为方所之所,云有忿懥之所、恐惧之所,则亦可云雅言之所乎?此于文义不得为无害也。

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谓人心之失其正,必于有所忿懥等见之。注言「不能察」,此意在「有所忿懥」之下,非谓「有所」即是不察也。有所忿懥与下章之「其所亲爱」语势一例,所亲爱者谓人也,所忿懥者亦谓事物也。岂得言必无亲爱之人乃为非辟,则岂得言必无忿懥之事乃为不失其正乎?是知忿懥之病不关「有所」二字,而病处乃在「有所」之时。讲家以为才有忿懥之所便为心病者,非经防也。李安溪之説得之矣。

心不在焉,上言人心有所忿懥等,则滞于一方,而无以为此心之主宰,视听食息,皆不知所以自检。以此见身之修不修,全系乎心,而欲修身者之先正心也决矣。有谓「有所」是有心之病,「不在」则是无心之病者,非也。如此则上言心不得其正,不言身不可修,为无关于身矣。心忆者忘饥,心忿者忘寒,又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皆切喻也。

有所忿懥等及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类,是常人之病,非意既诚、心既正而犹有此失也。在于《正修章》,则意不诚之事不须复言,以传文至此,则为意既诚者言之耳。《修齐章》同例。

  所谓齐其家章

释修齐举亲爱贱恶五者,仍是心之所发,与正心章何别乎?葢忿懥四者,但以心之用言,不必有所事为;而亲爱五者,则形于威仪动作之间,不止空有其情而已。故以此为身不修之事。

身与物接之时,最易忽略,最要省察。

吕氏春秋》:鲁有恶者,其父出而见商咄,曰:「商咄不若吾子矣。」彼以至美不如至恶,尤乎爱也。按谚言人莫知其子之恶,亦当以形貎言之,如苖之硕,了然在目也。子之形貎丑恶,父必不以为嫌,此乃人之至情,而惑溺之状亦可见矣。

  舅犯曰节

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据《檀弓》,是舅犯告晋公子语,及公子出答秦使,不用此二语也。今人乃以为答秦使之词,葢失之矣。

  不啻若自其口出

凡言不啻者,不但如此也。今人于情事不及远者,亦言不啻,抑何率尔若此!

  见贤而不能举节

举贤不先者,好之不笃也;退不善不远者,恶之不切也。是其心有系吝,不能自割,所以为未仁。

  总注细论条目工夫句

工夫二字,朱子《集注》亦有之,不知「夫」字义云何?按魏齐王芳诏:「当以十九日亲祠,而昨出已见治道,得雨当复更治,徒弃工夫。」据此,则恐是人夫之夫,而其后承用,遂以一切功课谓之工夫也。未知是否?

  中庸

  天命之谓性章

书》言「上帝降▯于民」,《左传》「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衷、中同义,衷亦训善。葢天地之中无不善者,是即《天命》之谓性,而孟子之言性善所自来也。

有睹有闻,皆心也。此心寂然,一物不交,是为不睹闻之时,非闭目静坐、收视反听之谓也。

未有致中而不致和者,未有和不致而可云致中者,亦未有位而不育、育而不位者,虽是分配,何尝不一以贯之?

  君子而时中

孔子云:“学《易》无大过者”,乃时中之谓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章

惟不自用之极,而取诸人之尽,斯以为舜之大知。然则矜其小知而好自用者,其去舜也远矣。学圣人者,必自虚其中始。虚则明亦渐生。若彼不审是非,而惟众情之狥者,亦是蔽于私见,不能虚也。

浅近之言,其中非无至理,舜亦必察而不遗耳,非谓道只在于浅近迩言,正至精至微之处,舍此别求即非也。若然,大禹、臯陶之陈谟,不可谓之浅近,舜反不察之乎?《家语》:孔子为司防,断狱讼,进众议者而问之,云云。此即舜之「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也。

译有人怀疑“所以君子一定要使他的意念真诚”,似乎像是计算功效才去做的,不知道人心难道可以不宽广,身体难道可以不端正吗?这是极其紧要的,有什么可怀疑的!

所谓修身这一章

心有所愤怒等四种情况,不知道所愤怒的是属于什么事,所以用“有所”来说。比如“孔子所雅言”,下文《诗》、《书》、礼,正是所雅言的具体内容。如果把“所忿懥”理解为方位的“所”,说有所愤怒的地方、有所恐惧的地方,那么也可以说有所雅言的地方吗?这在文义上不能说是没有害处的。

有所愤怒,就不能得其正,是说人心失去其正,必然在有所愤怒等事情上表现出来。注解说“不能明察”,这个意思是在“有所愤怒”之下,不是说“有所”就是不明察。有所愤怒与下一章的“其所亲爱”语势一样,所亲爱的是指人,所愤怒的也是指事物。怎么能说一定没有亲爱的人才是不偏颇,那么怎么能说一定没有愤怒的事才是不失其正呢?由此可知,愤怒的毛病不在于“有所”二字,而毛病在于“有所”的时候。讲解的人认为刚有愤怒的地方就是心病,这不是经文的防备。李安溪的说法是对的。

心不在这里,上面说人心有所愤怒等,就滞留在一个方面,而没有作为此心的主宰,视听饮食,都不知道如何自我检点。由此看出身的修与不修,完全取决于心,而想要修身的人先正心是确定的。有人说“有所”是有心的毛病,“不在”则是无心的毛病,这是不对的。这样的话,上面说心不得其正,不说身不可修,就与身无关了。心回忆的人忘记饥饿,心愤怒的人忘记寒冷,又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都是贴切的比喻。

有所愤怒等以及其所亲爱而偏颇之类,是常人的毛病,不是意念已经真诚、心已经端正而还有这种过失。在《正修章》中,意念不诚的事不需要再说,因为传文到这里,是为意念已经真诚的人说的。《修齐章》同理。

所谓齐其家这一章

解释修齐举亲爱贱恶五种,仍然是心的表现,与正心章有什么区别呢?大概愤怒等四种,只是从心的作用来说,不一定有所作为;而亲爱等五种,则表现在威仪动作之间,不止空有其情而已。所以把这作为身不修的事。

身与物接触的时候,最容易忽略,最需要省察。

《吕氏春秋》:鲁国有个丑陋的人,他的父亲出去见到商咄,说:“商咄不如我的儿子。”他把至美看得不如至丑,是因为爱得太深。按谚语说人不知道他儿子的丑恶,也应当从形貌来说,像禾苗的硕大,了然在目。儿子的形貌丑恶,父亲一定不以为嫌,这是人的至情,而迷惑沉溺的样子也可以看见了。

舅犯说节

逃亡的人没有什么作为宝,以仁亲作为宝。据《檀弓》,这是舅犯告诉晋公子的话,等到公子出去回答秦使,没有用这两句话。现在的人却认为是回答秦使的话,大概错了。

不啻若自其口出

凡是说不啻的,不只是这样。现在的人对于情事不及远的,也说“不啻”,为什么如此轻率!

见贤而不能举这一节

举贤不先的,是喜好不笃;退不善不远的,是厌恶不切。这是心有牵累吝啬,不能自我割舍,所以为未仁。

总注细论条目工夫句

工夫二字,朱子《集注》也有,不知道“夫”字义是什么?按魏齐王芳诏:“当以十九日亲祠,而昨出已见治道,得雨当复更治,徒弃工夫。”据此,恐怕是人夫的夫,而其后承用,遂以一切功课谓之工夫。不知道是否如此?

中庸

天命之谓性这一章

《书》说“上帝降衷于民”,《左传》“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衷、中同义,衷也训善。大概天地之中无不善者,这就是《天命》之谓性,而孟子之言性善所自来也。

有睹有闻,都是心。此心寂然,一物不交,是为不睹闻之时,不是闭目静坐、收视反听的意思。

没有致中而不致和的,没有和不致而可云致中的,也没有位而不育、育而不位的,虽然是分配,何尝不一以贯之?

君子而时中

孔子说:“学《易》无大过者”,乃是时中的意思。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这一章

只有不自用的极致,而取诸人的尽,这才成为舜的大知。那么矜持小知而好自用的人,离舜就远了。学圣人的人,必自虚其中开始。虚则明也渐渐生。如果他不审是非,而只顺从众情,也是蔽于私见,不能虚。

浅近的话,其中并非没有至理,舜也必察而不遗,不是说道只在于浅近迩言,正至精至微之处,舍此别求即非。如果这样,大禹、臯陶的陈谟,不可谓之浅近,舜反而不察吗?《家语》:孔子为司防,断狱讼,进众议者而问之,云云。这就是舜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子曰人皆曰予知章

自谓予知而触刑辟、罹祸患,不可谓之知。然则自谓予知而能择、不能守,其不得为知也,与彼何以异乎?自是两种人,一粗而易见,一微而难知,故比例而言耳。非谓离中庸之道、伤性命之情,即与纳罟擭陷阱不殊,而谓之不知也。

译孔子说:“人们都说自己聪明。”这一章。

自己声称聪明却触犯刑法、遭遇祸患,不能称之为聪明。那么,自己声称聪明却能够选择(正道)却不能坚守,他不能算作聪明,与前者有什么不同呢?这是两种人,一种粗浅而容易察觉,一种细微而难以知晓,所以是拿它们来类比而言罢了。并不是说背离中庸之道、伤害性命的情实,就与落入网罗陷阱没有区别,而称之为不聪明。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章

辞爵禄,亦是辞之善者;蹈白刃,亦是忠义之事,非是全不当理,但能辞、能蹈而已。虽三者合理,即是中庸之事,然夫子所言「中庸不可能」者,正谓寻常日用之间,平平无奇,自有不可能者在耳,不必粘上三事为説也。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桞下之和,揆之中庸,尚不能无间然,岂况凿坏、咽李、抉眼、屠肠之辈,而可得相为比似者?不可能,谓最不易至。若《论语》言其愚不可及也,非谓古今无人及之。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子贡既得闻矣,深叹其美,故云然耳。大舜、顔渊,岂非能中庸者乎?若夫贤、知、愚、不肖,非太过即不及,故曰不可能也。

  子路问强章

子路学于圣人,亦岂纯是血气用事者?但其气禀有偏,毕竟血气之刚有余,徳义之勇不足。其于仁也,日月至焉,便是勇不如顔子处。

南方之强,自是寛厚能容之人,故曰君子之道,非谓勾践、范蠡之徒,鸷鸟卑伏,一发而制人,更不可当者也。如此,则其防甚于谈笑而起戈矛者矣,何君子之能近乎?犯而不校,不见可校,真能容物也。不报无道,能忍己恕人也,相去远矣。

不报无道,亦是可,以无报者,非谓如兄弟之讐不共国、父母之讐不共戴天,此等皆不报之也。若此等不报,圣人安得曰「君子居之」?但其人虽是寛厚,律以圣人「言以直报怨」之义,则有过厚而不合者矣,所以不得为君子之强。

不报无道,所谓「忍过事堪喜」者近之,是后来亦不复与之校计,非谓忍于今发于后,若范蠡等之所为也。南方风气柔弱,虽柔弱而含忍,是人情所难,故能忍者为强。若柔弱者皆能含忍,则又何足为强?北方大抵刚劲,能胜人者,是刚劲之尤,摧彼刚劲,使不得加于我。

  君子遵道而行节

  半涂而废是他力量去不得了

  君子之道费而隐章

君子之道,犹云圣人之道、儒者之道也。天地间只有这个是道,此外皆道其所道耳。

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注言:「居室之间。」然中庸之意,似不专指此一事也。且道者,谓当然之理也。即以居室言,亦谓夫为倡,妇为随,夫稍能义,妇稍能顺,乃为与知与能乎此道耳。固非特牝牡相合,若鸟兽之孶尾,便谓之与知而能行也。

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二语见不韦《春秋》髙诱注云:「道在大能大,故无复有外;在小能小,故无复有内。」按此固影响揣测之言,然于《中庸》所谓莫载、莫破者,可谓若合符契者也。

夫妇,天地,举两端以包之。説者以夫妇施化,是天地之小者;天地化育,是夫妇之大者。一阴一阳,端倪呈露于牀笫之间,而推极于覆载生成之大,皆此道也。此其理固然,然非《中庸》之本指也。

  诗云伐柯伐柯节

以人治人,谓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舍道则无可治矣。谓言人不必言道者,非也;犹孟子「人无有不善」,正以人性皆善,故无有不善耳。谓言人不必言性者,非也。又「以人治人」专指对已之人而言,谓已身亦人,兼自治在内者,亦非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章

素富贵四句,葢由易以至难,夷狄、患难皆自得,则无不可处之境矣。然是二者,富贵、贫贱皆有之,或富贵反为难处,而贫贱差易,此又不可一例论也。自君子处之,则无难、无易,惟务尽其道,内省不疚,死生祸福一以视之。蔡邕《独断》:「王仲任云:『君子无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按此言甚善。小人徼幸,徼而得之,是为幸也;徼而不得,身败名裂,是乃小人之当然,非不幸也,非所谓命也。

夫子自论射,子思引言之意,则主君子而言,讲者并谓为然。不知夫子寻常言射,有似君子者,岂不是主君子而言?岂不以君子之道,必当事事反求诸身,而假射以明之?岂是沾沾论射之道?讲者于此未之思与?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章

顺父母,非可易言。视、和妻子、宜兄弟,自当以髙远属之卑迩。髙远以道言,不以地言,有何所疑?世人见顺父母若易者,或父母自俯

译孔子说:“天下国家可以均平”这一章:

推辞爵位和俸禄,也是推辞中做得好的;踏赴白刃,也是忠义之举,并非完全不合道理,只是能做到推辞、能做到赴死罢了。虽然这三者合乎道理,即是中庸之事,但孔子所说的“中庸不可能”,正是指在寻常日常之间,平平无奇,自有不可能做到的地方,不必粘附上这三件事来解说。伯夷的清高,伊尹的担当,柳下惠的和顺,用中庸的标准来衡量,尚且不能没有可非议之处,何况那些凿坏、咽李、抉眼、屠肠之类的人,怎么能与他们相比拟呢?“不可能”,是说最不容易达到。如果《论语》说“愚不可及”,并不是说古今没有人能比得上。子贡说“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子贡既然已经听到了,深深赞叹其美好,所以这样说罢了。大舜、颜回,难道不是能实行中庸的人吗?至于贤人、智者、愚人、不肖者,不是太过就是不及,所以说中庸不可能做到。

子路问什么是强这一章:

子路向圣人学习,难道纯粹是血气用事的人吗?但他的气质禀赋有偏颇,终究是血气的刚强有余,德义的勇敢不足。他在仁德方面,只是偶尔达到,这就是勇敢不如颜回的地方。

南方的强,自然是宽厚能容的人,所以说这是君子之道,并不是指勾践、范蠡这类人,像猛禽那样卑伏隐藏,一旦发动就制服他人,更不可抵挡。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的防备比谈笑间挑起戈矛还要严重,怎么能接近君子呢?受到侵犯而不计较,是因为不见可计较之处,真正能包容事物。不报复无道之人,能克制自己、宽恕他人,相差甚远。

不报复无道之人,也是可以的,因为不报复,并不是说像兄弟之仇不共戴天、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这些都不报复。如果这样都不报复,圣人怎么能说“君子居之”呢?但这些人虽然宽厚,用圣人“以直报怨”的原则来衡量,就有过于宽厚而不合宜的地方了,所以不能称为君子的强。

不报复无道之人,所谓“忍过事堪喜”接近这个意思,是后来也不再与他们计较,并不是说现在忍耐,以后发作,像范蠡等人所做的那样。南方风气柔弱,虽然柔弱但能含忍,这是人情难以做到的,所以能忍耐的人为强。如果柔弱的人都能含忍,那又哪里值得称为强呢?北方大体刚劲,能战胜别人的,是刚劲的极致,摧毁对方的刚劲,使之不能加害于我。

君子遵道而行这一节:

半途而废是他力量不够了。

君子之道广大而精微这一章:

君子之道,犹如说圣人之道、儒者之道。天地间只有这个是道,此外都是道其所道罢了。

夫妇的愚笨,可以与之知晓。注解说:“居室之间。”但中庸的意思,似乎不专指这一件事。而且道,是指当然之理。即使以居室来说,也是说夫为倡,妇为随,夫稍能义,妇稍能顺,才算是与之知晓并能行此道。固然不是特指雌雄相合,像鸟兽那样孶尾,就称之为知晓并能行。

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这两句话见于不韦《春秋》高诱注说:“道在大能大,所以没有外面;在小能小,所以没有里面。”按此固然是影响揣测之言,但对于《中庸》所说的莫载、莫破,可谓若合符契。

夫妇,天地,举两端以包之。解说者以夫妇施化,是天地之小者;天地化育,是夫妇之大者。一阴一阳,端倪呈露于床笫之间,而推极于覆载生成之大,都是此道。此理固然,但不是《中庸》的本意。

诗云伐柯伐柯这一节:

以人治人,是说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舍道则无可治了。说言人不必言道,是不对的;犹如孟子“人无有不善”,正以人性皆善,所以无有不善。说言人不必言性,也是不对的。又说“以人治人”专指对已之人而言,说已身亦人,兼自治在内,也是不对的。

君子素其位而行这一章:

素富贵四句,大概由易以至难,夷狄、患难皆自得,则无不可处之境了。但这两者,富贵、贫贱皆有之,或者富贵反为难处,而贫贱差易,这又不可一概而论。从君子处之,则无难、无易,只务尽其道,内省不疚,死生祸福一以视之。蔡邕《独断》:“王仲任云:‘君子无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按此言甚善。小人侥幸,侥幸而得之,是为幸;侥幸而不得,身败名裂,是乃小人之当然,非不幸也,非所谓命也。

夫子自论射,子思引言之意,则主君子而言,讲者并谓为然。不知夫子寻常言射,有似君子者,岂不是主君子而言?岂不以君子之道,必当事事反求诸身,而假射以明之?岂是沾沾论射之道?讲者于此未之思与?

君子之道譬如行远这一章:

顺父母,非可易言。视、和妻子、宜兄弟,自当以高远属之卑迩。高远以道言,不以地言,有何所疑?世人见顺父母若易者,或父母自俯

而从子,未必真能顺也。

有谓父母不可説髙远者,是他将髙远二字看煞了,亦縁不认得注中一个意字也。

译然而作为儿子,未必真的能够顺从。

有人说父母不可以谈论高深的道理,这是他把“高远”二字看得太死板了,也是因为他没有领会注疏中那个“意”字的含义。

琴统阳,瑟统隂。诗曰:「如鼓瑟琴。」喻隂阳和也。又琴以禁邪,瑟以塞欲,必邪欲止而后和,不然则流滛害于和也。昔者长史尝言:「相敬如賔,和之至也。」

  夫微之显节

言道至于鬼神,疑若幽▯恍惚难知,然其所以然者,不外一诚而已。中庸特指而言之,以见体道者人心,心无不诚,则盛徳大业皆由此立;不然,则同于幻妄,亦终必亡而已矣。故曰:「如此夫!如此夫!」者,意不在于明鬼神,引而不发也。其后数章乃始宣畅厥防而归于尚防闇然,此学道之本。

  子孙保之

元魏孝文帝诏访舜后,获东莱郡民妫苟之,复其家毕世。此诚孝文盛徳之事,而孔子称舜子孙保之者,于此犹有征也。

  必因其材而笃焉

笃是加厚之义,此句兼培覆者,谓天之有厚、有不厚也。俗説谓覆之亦是笃,只作加字看,谬甚。

  故大徳者必受命

有为理弱之説者,亦不尽然。毕竟这个理万古不易,大徳必受命,天何尝辜负孔子来?

  壹戎衣而有天下

壹戎衣,谓武王自着之也,所谓袀服也。若周之将士,则用兵固不止于一矣。

  葬以大夫祭以士

葬以大夫,祭以士,于人情若有未慊者。不知惟父大夫、子士,祭用士礼,故父士而子大夫者,祭得用大夫礼,此所谓逹上祀之礼于其下者也。若使子为士矣,而祭仍以大夫,苟以狥人;到子为大夫,祭虽以大夫,而人子所以立身▯名、推本所生者,亦不见矣。圣人制礼,莫非天然不易之则,所谓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者,于此尤可见也。

  脩其祖庙

周礼》祀五帝,太宰掌百官之誓戒与其具脩。郑云:「修,扫除粪洒。」又宫人掌六寝之修,守祧其庙,有司修除之。是知《中庸》「修其祖庙」,即此扫除粪洒之事也,非待屋有损坏而修治之。

  序事所以辨贤也

助祭之士,皆经泽宫选择而后任之以职事。所任有大小,则才能优劣具见矣。贤谓能于其事,辨贤之大小,非辨其徳行贤与不肖也。然能于其事,则徳行之美亦可以是而知之。

  燕毛

燕,毛、燕字畧读断。《周礼·司仪》:「王燕,则诸侯毛。」

  哀公问政章

仪礼》:「百名以上,书于防不及百名,书于方。」注:「名,书文,今谓之字。」又注:「《尚书》三十字,一简之文。」服防注《左氏》云:「古文篆书,一简八字。」按:一简字有多少,如《仪礼》则不得及百字也。凡一简之文,大约多者百字以下乎?无以考之。人之为道,最善行政;犹地之为道,最善发生。夫政也者,树中之蒲卢也。「人存政举」之《易》,岂但知敏树之説而已乎?或以上截言人之敏政,下截言政之自敏者,非也。蒲卢虽易生,不得水土之气,其能自生否乎?又以上截泛言政,下以蒲卢比文武之政者,于文意亦未合也。葢本是一屋,而説者横分作两间耳。

有杀有等,则礼从此而见,故曰:「此礼之所由生也。」或以为等杀是礼之所生者,夫等杀也,礼也,非二物也。礼者天则,等杀固生于礼矣,但据此文意,则谓等杀乃礼之所生者,非也。

五性:仁、义、礼、智、信。三徳:知、仁、勇。信只是实此仁、义、礼、知,勇只是强此知、仁,不可别为一物。故发强刚毅,分明似勇之徳,然圣人之所以如此者,自是当然之理,是乃所谓义也。若徒曰勇而已,则如物之有四足者,一足空而不实,有欹倾之患矣。

曰修身也,此「曰」字与「曰君臣也」同,是夫子指数之词,非谓经言如此。经是常义,非方防之比,岂得有文字也?又齐明盛服节,亦是约畧九经之事而言,非方防本文。万事之理、万人之治,孰不本于人君之一身?修身之效不可具举,故以道立言之。

官盛任使,葢举一事言之。修身尊贤之主,所以体貎大臣者,自无不至。若非官盛,则于其大者必有所害,无以收不▯之效。故知不止是养其尊优之体而已。

官盛指其小者而言,若卿贰重职,或至缺而不补,若明显帝之世者,古今岂多见也?

言事行道与逹道逹徳九经

译琴代表阳,瑟代表阴。《诗经》说:“如同弹奏瑟琴。”这是比喻阴阳和谐。又说琴用来禁止邪念,瑟用来堵塞欲望,必须邪念欲望停止而后才能和谐,不然就会流于淫邪,损害和谐。从前长史曾经说:“互相尊敬如同宾客,这是和谐的极致。”

微妙的道理显现出节度,说道理达到鬼神那里,疑惑似乎幽深恍惚难以知晓,然而它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不外乎一个“诚”字罢了。《中庸》特别指出这一点,以显示体悟大道的是人心,心没有不诚的,那么盛大的德行和伟大的事业都由此建立;不然,就同于虚幻妄诞,最终也必然灭亡罢了。所以说:“如此啊!如此啊!”的意思不在于阐明鬼神,而是引而不发。其后几章才开始宣扬畅达其纲领而归于崇尚幽暗不明,这是学习大道的根本。

子孙保有它

北魏孝文帝下诏寻访舜的后代,找到了东莱郡百姓妫苟之,免除他全家世代的赋税徭役。这确实是孝文帝盛德的事迹,而孔子称舜的子孙保有天下,在这里还有证据。

必定根据他的资质而加厚

“笃”是加厚的意思,这句话兼有培育覆盖的意思,是说上天有厚、有不厚。俗说认为覆盖也是笃,只当作“加”字看,错误得很。

所以有大德的人必定承受天命

有认为理弱的人,也不完全如此。毕竟这个理万古不变,大德必定承受天命,上天何曾辜负过孔子呢?

一次穿上戎衣就拥有了天下

“壹戎衣”,是说武王自己穿着它,也就是所谓的纯一之服。如果是周的将士,那么用兵本来就不止一次了。

安葬用大夫的礼仪,祭祀用士的礼仪

安葬用大夫的礼仪,祭祀用士的礼仪,在人情上似乎有不满的地方。不知道只有父亲是大夫、儿子是士,祭祀用士的礼仪,所以父亲是士而儿子是大夫的人,祭祀可以用大夫的礼仪,这就是所说的把上层的祭祀礼仪通达给下层的人。如果让儿子是士了,而祭祀仍然用大夫的礼仪,苟且顺从别人;等到儿子是大夫,祭祀虽然用大夫的礼仪,而人子用来立身成名、推究本源所生的,也不见了。圣人制定礼仪,没有不是天然不变的法则,所谓不违背道义去求取百姓的赞誉,在这里尤其可以看见。

修缮他的祖庙

《周礼》祭祀五帝,太宰掌管百官的誓戒和器具的修缮。郑玄说:“修,扫除洒扫。”又宫人掌管六寝的修缮,守祧他的庙宇,有司修缮清除。由此知道《中庸》“修缮他的祖庙”,就是这扫除洒扫的事情,不是等到房屋有损坏才修缮治理。

序事用来辨别贤能

助祭的士,都经过泽宫选择而后任命他们职事。所任有大小,那么才能优劣就都显现了。贤是说能胜任其事,辨别贤能的大小,不是辨别其德行贤与不肖。然而能胜任其事,那么德行之美也可以由此知道。

燕毛

燕,毛、燕字略微读断。《周礼·司仪》:“王燕,则诸侯毛。”

哀公问政章

《仪礼》:“百名以上,书写在方版上;不及百名,书写在方版上。”注:“名,书写文字,现在叫做字。”又注:“《尚书》三十字,是一简的文字。”服虔注《左氏》说:“古文篆书,一简八字。”按:一简字有多少,如《仪礼》则不得及百字也。凡一简的文字,大约多者百字以下乎?没有可以考证的。人作为道,最善于行政;犹如地作为道,最善于发生。所谓政,是树中的蒲卢。“人存政举”的《易》,岂但知道敏树的说法而已呢?或者以上截言人的敏政,下截言政的自敏者,不对。蒲卢虽然易生,不得水土之气,它能自生吗?又以上截泛言政,下以蒲卢比文武之政者,于文意也不合。大概本是一屋,而说者横分作两间耳。

有杀有等,那么礼从此而显现,所以说:“这是礼所由产生的。”或者以为等杀是礼所生者,夫等杀也,礼也,非二物也。礼是天则,等杀固然生于礼矣,但据此文意,则谓等杀乃礼之所生者,不对。

五性:仁、义、礼、智、信。三德:知、仁、勇。信只是实此仁、义、礼、知,勇只是强此知、仁,不可别为一物。所以发强刚毅,分明似勇之德,然而圣人之所以如此者,自是当然之理,是乃所谓义也。如果徒曰勇而已,那么如物之有四足者,一足空而不实,有欹倾之患矣。

曰修身也,此“曰”字与“曰君臣也”同,是夫子指数之词,非谓经言如此。经是常义,非方防之比,岂得有文字也?又齐明盛服节,亦是约略九经之事而言,非方防本文。万事之理、万人之治,孰不本于人君之一身?修身之效不可具举,故以道立言之。

官盛任使,大概举一事言之。修身尊贤之主,所以体貌大臣者,自无不至。若非官盛,则于其大者必有所害,无以收不之效。所以知道不止是养其尊优之体而已。

官盛指其小者而言,若卿贰重职,或至缺而不补,若明显帝之世者,古今岂多见也?

言事行道与达道达德九经

相表里,非道徳九经之外又有此四事也。所当豫、所当前定者,皆谓诚也。凡事不同,同于先立其诚。谓言事行道须前定,明行者之一亦须前定者,非也。

译相表里,并不是说在道德九经之外还有这四件事。所应当预先准备的、所应当事先确定的,都称为“诚”。虽然各种事情各不相同,但在先确立诚意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说行事行道必须事先确定,进而认为实行者自身也必须事先确定,这是不对的。

言事行道之所以为前定者,其本一而已,只是素裕乎诚,则出之口为言,体之身为行,措之天下为事、为道,皆取足于此而无所不当。若以言前定为从言上寻个豫备的道理,到行事、道又须各求所谓前定者,则是有多种豫,而非所谓一矣。

诚者天道,是性分固有;诚之者人道,言职分当为。惟实理为天命之本然,故诚之之实功为人事之当然。若此理非性分固有,则人何用诚之?正使竭智毕力以求诚,亦外铄而已尔。

从容中道,圣人也」七字为一句。然考《家语》云:「从容中道,圣人之所以定体也。」是知原是两句,而记礼者删下句中五字耳。

理有浅深,事有难易,故或一或十,或百或千也。若云视人质有优劣,因而功有多少,然则人皆一能,已遂永不施千,设遇百能之人,又将万之,始成百倍,于理似不可通。向谓此义不易,今更思之,圣人此语只是极言弗措,必要其成乃已。曰「已百已千」者,申重致意之词耳,不须铢铢较量,苦相駮难,则以一十为质有优劣者,于文意为大得也。学子善防之,斯可矣。

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正以愚柔者似无明强之可望,故言虽耳。非谓虽愚亦明,况本不愚者;虽柔亦强,况本不柔者。葢不愚不柔之质,则不须百倍,不在果能此道之数矣。

  至诚之道章

祥是吉防之先见者,吉征为祥,若今人言祥瑞是也。咎征亦为祥,如大蛇为窦氏之祥之类。

中庸善不善,必先知之,犹云不淑,以吉庆为善事,防祸为不善事。大学虽有善者,犹言能者,如所谓何以善其后。今人以善者为善人,失经指矣。

道至于不可知不可思,斯谓之神矣。夫惟与凡人心路隔絶故不可以凡心求。圣人者,无心而无不心也,精防溟涬,黙相契合而已。是圣心一神也,故曰:「至诚如神。」

  诚者物之终始节

陆贽引《中庸》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解之曰:「物者,事也。言不诚即无所事矣。匹夫不诚,无复有事,况王者頼人之诚以自固,而可不诚于人乎?」此可谓切近有用之言也。

  故至诚无息

郑注《曲礼》曰:「发句言『故』。」按:承上言「故」,发句亦言「故」,是不必有所承也。「故至诚无息」是也。

  今夫天节

日月星辰皆系于天,此句申説天之无穷,所谓髙明是也,万物覆焉,乃言天之生物。载振二句申説地之广厚,即博厚是也,万物载焉,则是地之生物。日月星辰、华岳河海,即是天地之体,非别为一物也。山水之广大不测,不假申説,与上两叚异例。草木生之,及鼋鼍以下,皆言山水之生物,比于天地反加详者,天地所覆载不可覼缕故也。或以日月星辰、华岳河海皆为天地所生之物,此既失之;又欲将山水二叚与上一例看,以草木二句、鼋鼍至生焉句对日月河岳,不属生物,而专以末一句为生物之不测者,又谬甚也。一卷之石、一勺之水,亦有所生,验之目前,居然可见,是知生生化化之机,无间于细大。

万物覆焉者,天以大气覆育乎物,物各资之以始,无或遗者,是天之生物不测也,非空空冒盖其上而已。万物覆焉,覆是覆露,乃天之所以生物,所谓天道下济者,物不得天覆,则无以生,非空空冒盖而已。

  大哉圣人之道章

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此谓阴阳五行化育流行之道,非圣人之所为也。待其人而后行,乃是圣人之事,参赞位育是也。三百、三千,固是圣人之制,然亦是言此道细入无间,见于礼仪、威仪之间者,本如此耳。大哉圣人之道,以圣人统此道之全体而名之耳。

待其人而后行,唯此道必待圣人而后行,故君子之学,必求至于圣人而后已,非谓待此修徳凝道之君子也。大哉圣人之道!待其人而后行,▯相应,无预照君子之理。

黙足以容,黙对上言字,孔子所谓「言孙」,亦是黙也。曰:「其黙足以容,则其黙皆合于道。世固有黙而不见容者,又有缄黙苟免以为容者。惟君子,则其黙足以容,非谓黙便足容也。」

偶举此诗,以证其「黙足容」者,

译言论行事之所以预先确定的原因,其根本只有一个,只是平素充裕于诚,那么从口中说出就是言,体现于身体就是行,施行于天下就是事、就是道,都从此处取得充足而无不恰当。如果将“言前定”理解为从言论上寻找一种预先准备的道理,等到行事、行道时又各自去寻求所谓的前定,那就是有多种预备,而不是所谓的一了。

诚是天道,是本性中固有的;诚之是人道,是职责中应当做的。只有实理是天命的本来状态,所以诚之的实际功夫是人事中应当做的。如果此理不是本性中固有的,那么人何必去诚之?即使竭尽智慧毕生力量去求得诚,也只是外在的灌输罢了。

“从容中道,圣人也”这七个字作为一句。然而考察《孔子家语》说:“从容中道,是圣人用来确定体性的。”由此知道原本应该是两句,而记录礼制的人删去了下句中的五个字罢了。

理有浅深,事有难易,所以有时是一,有时是十,有时是百,有时是千。如果说看人的资质有优劣,因此功夫有多少,那么如果人只有一种能力,就已经永远不施行千种功夫,假如遇到有百种能力的人,又将增加到万种,才开始成为百倍,在道理上似乎行不通。以前说这个意思不容易理解,现在再思考,圣人这话只是极力强调不停止,一定要成功才罢休。说“已百已千”,是重申强调语气的词语罢了,不需要斤斤计较,苦苦辩驳,如果把一十看作资质有优劣,在文意上是大大错误的。学子善于防范这一点,就可以了。

即使愚笨也一定明白,即使柔弱也一定刚强,正因为愚笨柔弱的人似乎没有明白刚强的希望,所以说“虽”字。并不是说即使愚笨也明白,何况本来不愚笨的人;即使柔弱也刚强,何况本来不柔弱的人。大概不愚笨不柔弱的资质,就不需要百倍功夫,不在“果能此道”的计数之中了。

至诚之道章

祥是吉祥征兆的先见者,吉祥的征兆称为祥,就像现在人说的祥瑞一样。灾祸的征兆也称为祥,比如大蛇作为窦氏的祥瑞之类。

《中庸》说善与不善,必定先知道,就像说不善,把吉庆当作善事,防止祸患当作不善事。《大学》虽然有善者,还是说能者,就像所说的“何以善其后”。现在人把善者当作善人,失去了经文的旨意。

道到了不可知不可思的地步,这就称为神了。正因为与凡人的心路隔绝,所以不可以凡心去求。圣人是没有心而又无所不心的,精微幽深,默默相契合罢了。这是圣心的一种神妙,所以说:“至诚如神。”

诚者物之终始节

陆贽引用《中庸》说:“诚是物的始终,不诚就没有物。”解释说:“物,就是事。说不诚就没有所做的事了。匹夫不诚,就没有再做任何事,何况王者依靠人的诚来巩固自己,难道可以不诚于人吗?”这可以说是切近有用的言论。

故至诚无息

郑玄注释《曲礼》说:“发句说‘故’。”按:承接上文说“故”,发句也说“故”,是不必有所承接的。“故至诚无息”就是这样。

今夫天节

日月星辰都系于天,这句话申说天的无穷,所谓的高明就是这样,万物被它覆盖,是说天的生物。载振两句申说地的广厚,就是博厚,万物被它承载,是地的生物。日月星辰、华山黄河大海,就是天地的本体,不是另外的一种物。山水的广大不可测度,不需要申说,与上面两段不同。草木生长,以及鼋鼍以下,都说山水的生物,比天地反而更加详细,因为天地所覆盖承载的不能一一列举的缘故。有人把日月星辰、华山黄河大海都当作天地所生的物,这已经错了;又想把山水两段与上面一例看待,把草木两句、鼋鼍到生焉句与日月河岳相对,不属于生物,而专门把最后一句当作生物不可测度的,又错误得很厉害。一卷之石、一勺之水,也有所生,验证于眼前,显然可见,由此知道生生化化的机制,没有间隙于细小和巨大。

万物被覆盖,是天以大气覆盖养育万物,万物各自凭借它开始,没有遗漏的,这是天的生物不可测度,不是空空地覆盖在上面罢了。万物被覆盖,覆盖是覆盖露养,是天所以生物,所谓天道下济,万物得不到天的覆盖,就无法生存,不是空空地覆盖在上面罢了。

大哉圣人之道章

发育万物,高峻极于天,这是指阴阳五行化育流行的道,不是圣人所做的。等待那个人然后实行,才是圣人的事,参赞位育就是这样。三百、三千,固然是圣人的制度,但也是说此道细微进入无间,见于礼仪、威仪之间,本来就是这样。大哉圣人之道,是以圣人统摄此道的全体而命名的。

等待那个人然后实行,只有此道必定等待圣人然后实行,所以君子的学习,必定求达到圣人然后停止,不是说等待这个修德凝道的君子。大哉圣人之道!等待那个人然后实行,〇相应,没有预先照应君子的道理。

沉默足以容纳,沉默对上文的言字,孔子所说的“言孙”,也是沉默。说:“他的沉默足以容纳,那么他的沉默都合乎道。世间固有沉默而不被容纳的,又有缄默苟且免祸以为容纳的。只有君子,他的沉默足以容纳,不是说沉默就足以容纳。”

偶然举这首诗,来证明他的“沉默足以容纳”的,

由夫明哲顺理而行,非私智苟免之比,而上下治乱,无徃不宜,亦自可知。末句是「黙足以容」之谓,非「徳修道凝」之谓也。

译因为明智的人顺应事理而行事,并非凭借私人的小聪明来苟且求免,所以上下治理与混乱的情况,没有不适宜的地方,这也是自然可以知道的。最后一句是“沉默足以包容”的意思,而不是“道德修养凝聚”的意思。

今天下节

左传》:“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注云:“言同轨,以别四夷之国。”按:外夷非天子、诸侯所治之地,车轨、书文以至等威、伦序,虽盛世不可使之皆同。《中庸》言“今天下车同轨”云云,正谓中国耳。

  考诸三王而不谬

风俗通》言:「夏禹、殷汤、周武王,是三王也。」又引《书》、《诗》、《春秋》诸处皆言文王。然则三王者,或数文王,或称武王,以文、武不可遗一,故以禹、汤、文、武为三王耳。

  诗曰在彼无恶节

君子必如此,而能有誉于天下;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谓之蚤者,正以其不如此而言之耳。有以蚤誉为正説者,非文意也。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害非搏噬之谓,譬如海中生了一个大鱼,便不容更生小鱼,如此则为害矣。若小小吞噬,岂足言害?才被他吞得,那边又生出许多了,虽有消息盈虚,却没有相害底道理。

  唯天下至圣节

中庸》所谓至圣、至诚,皆指仲尼説。

聪明睿知,即所谓「睿作圣」,圣,通明也,故注以生知之质言。文理宻察,只是四徳之一,须看得分明。

叠下四字形容他仁处,真见得至圣之仁有説不尽底好处。

  诗曰衣锦尚防章

闇然而日章,诚之不可掩也;的然而日亡,不诚无物也。故君子诚之为贵。存尚防之心,笃实自修,不求人知,此学问之根本。

小人之道,的然日亡,此为学者言耳。凡不务实而皎皎然▯露于外,至于声闻过情者,其究不免为小人之归。圣门如子贡、子张,孔子犹屡箴儆之,正为此也。若夫邪伪之小人,则更不足道矣。

尚锦便是小人之道,这个小人亦不是无学问底,但其用心不务诚实,未免有夸耀之意,到底不可入圣贤一路耳。

只是真见得吾性本善,决不可做了小人,竦然生畏,虽欲不学而不能,这便是为己之心。

毕竟先存得个为己之心,方可去学。不然,虽做许多工夫,胷中依旧不是锦也。

笃恭而天下平,是言天下所以平者,其根原全在徳也。譬如唐平淮西,全由宪宗之能断,至如李光顔、李愬等战功,自是少不得,但君心不断,虽有此诸人,亦不能成功耳。

  此木轩四书説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此木轩四书説卷二

  举人焦袁熹撰

  论语一

  序説

孔子赞天下君王,至于贤人君子,云云,是明所以登之世家之意。介甫讥迁自乱其例,不知孔子实非王者,不得为本纪,以圣徳为儒道宗、万世师尊之故,不敢同之众人入列传,特变其例,此正史公敬慎不苟处,讥之非也。

史记》:「惟子贡庐于冡上。」《索隠》云:「上者,亦边侧之义。」按:凡冡旁地皆得言上,今人常语亦然,如云「坟上去」,岂谓坟之巅顶也?

汉儒尊经,而传次之。观诸儒所训説《论语》,义甚浅近。如其所见,则《论语》之书,诚不逮诸经耳。

  惟▯子云以为传莫大于论语

东汉之始,《易》、《诗》、《书》、《春秋》、《礼》、《乐》、《论语》为七经,是《论语》亦为经也。然《乐》未尝有书,而并列之者,以纬配经,有《乐纬》、《论语纬》,故并列之尔。

昔人谓《论语》为曽子门人公明仪、乐正子春之徒为之,信如此言,则二人者以祀两庑可也。

善易者不言易,此句最説得好。非谓易不可言,谓不言处无非易也。一部《论语》言仁处甚少,然善言仁者孰如《论语》?即此之谓也。

  子曰学而时习之章

首节是説工夫,朋来、不愠,只説效验,而工夫在其中。便到成徳后,亦有工夫。识见愈精,徳性愈固,工夫愈微愈宻,无时而已也。

时时习之,固是无间断。解之者谓坐尸立齐,皆习也;瞬存息养,虽梦寐中自有惺惺者存,必如此乃为无须臾间断。以此明「时习」义,是推説至此,非夫子立言本意也。学是习其事,分明有业有程。如人读书,一日之间三四讽咏,或每日读若干遍,无作辍,即此亦得言时习矣,岂必旦而夜、夜而又旦,更不停息而后为无间断乎?夫子言终

译如今天下车轨相同

《左传》说:“天子七月下葬,同轨之国的诸侯都来。”注解说:“说同轨,是为了区别于四方夷狄的国家。”按:外夷不是天子、诸侯所统治的地方,车轨、文字乃至等级威仪、伦理秩序,即使在太平盛世也不能让它们全都相同。《中庸》说“如今天下车轨相同”等等,正是指中原地区而言。

考察夏、商、周三代王而不错误

《风俗通》说:“夏禹、殷汤、周武王,这三个人是三王。”又引用《尚书》、《诗经》、《春秋》等处的说法都提到文王。那么三王,有时算作文王,有时称为武王,因为文王、武王不可遗漏其中一位,所以以禹、汤、文、武作为三王罢了。

《诗经》说在那里没有恶行

君子一定要这样,才能在天下的获得声誉;没有不这样而早早获得天下声誉的。说“早”,正是针对不这样的人来说的。有人把“早誉”当作正面的解释,这不符合文意。

万物一起生长而互不伤害

害不是搏斗吞噬的意思,譬如海中生了一条大鱼,就不容许再生小鱼,这样才叫害。如果只是小小的吞噬,哪里算得上害?刚被他吞掉,那边又生出许多来了,虽然有消长盈虚的变化,却没有互相伤害的道理。

只有天下最圣明的人

《中庸》所说的至圣、至诚,都是指孔子而言。

聪明睿智,就是所说的“睿作圣”,圣,就是通达明晓,所以注释用生来就知晓的资质来解释。文理细密明察,只是四德之一,必须看得分明。

接连用四个字形容他的仁德,真能看出至圣之仁有说不尽的好处。

《诗经》说穿着锦缎还要加罩衫

暗然却日益彰显,是真诚不可掩盖;昭然却日益消亡,是不真诚则无物。所以君子以真诚为贵。保持尚防之心,笃实自我修养,不追求被人知晓,这是学问的根本。

小人的道路,昭然却日益消亡,这是给学者说的。凡是务不务实而白白显露于外,以至于名声超过实际的人,最终不免归于小人。圣门如子贡、子张,孔子还屡次告诫他们,正是为此。至于邪伪的小人,就更不足道了。

尚锦就是小人的道路,这个小人也并非没有学问,只是用心不务诚实,难免有夸耀之意,到底不能进入圣贤的路径。

只是真能认识到我的本性本善,决不可做小人,肃然生畏,虽然想不学也不能,这就是为己之心。

毕竟先存下为己之心,才可以去学。不然,虽然做许多功夫,胸中依旧不是锦缎。

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是说天下所以太平,其根源全在德行。譬如唐朝平定淮西,全凭宪宗能决断,至于李光颜、李愬等人的战功,自然是少不了的,但君主心意不决断,虽然有这些人,也不能成功罢了。

此木轩四书说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此木轩四书说卷二

举人焦袁熹撰

论语一

序说

孔子赞颂天下君王,至于贤人君子,如此如此,是明确说明将他们列入世家之意。王安石讥讽司马迁自乱体例,不知道孔子实在不是王者,不能列为本纪,因为圣德为儒道宗祖、万世师尊的缘故,不敢把他和众人一样列入列传,特意改变体例,这正是史公敬慎不苟之处,讥讽他是不对的。

《史记》:“只有子贡在墓旁结庐守丧。”《索隐》说:“上,也有边侧的意思。”按:凡是墓旁之地都可以说上,今人常语也是这样,如说“去坟上”,难道是指坟的顶端吗?

汉儒尊崇经典,而将传次之。看诸儒所训释的《论语》,义理很浅近。按照他们的见解,那么《论语》这本书,确实不如其他经典。

只有扬雄说传没有比《论语》更大的

东汉初年,《易》、《诗》、《书》、《春秋》、《礼》、《乐》、《论语》为七经,于是《论语》也成为经。然而《乐》不曾有书,却并列其中的,是因为纬书配经书,有《乐纬》、《论语纬》,所以并列罢了。

古人说《论语》是曾子门人公明仪、乐正子春等人所作,信如此说,那么这两人可以配享两庑了。

善于研究《易》的人不谈论《易》,这句话说得最好。不是说《易》不可谈论,而是不谈论的地方无不是《易》。一部《论语》谈论仁的地方很少,然而善于谈论仁的谁比得上《论语》?就是这个意思。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章

首节是说功夫,朋友来、不愠,只说效验,而功夫在其中。即便到了成德之后,也有功夫。识见越精,德性越固,功夫越微越密,没有停止的时候。

时时习之,固然没有间断。解释的人说坐尸立齐,都是习;瞬存息养,虽然梦寐中自有清醒者存在,必须这样才算没有片刻间断。用这个来说明“时习”的意义,是推说至此,并非夫子立言的本意。学是习其事,分明有学业有程序。如人读书,一天之中三四次讽咏,或者每天读若干遍,没有停歇,这样也可以说时习了,难道一定要从早到晚、从晚到早,更不停息而后才算没有间断吗?夫子说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