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木轩四书说卷九
髙诱以匡章为孟子弟子，不知何据。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章
孔子言：「富而可求，执鞭之士亦为之。」而孟子至以乞墦为比，其言酷毒，固是圣贤气象有别，亦缘战国之士辱贱尤甚，是以目击之余，不胜愤叹，虽欲从容缓讽，而有所不能也。
人之所以求者，即抵掌华屋之类是也。自众人而言，此游士之常耳。且其叱咤侯王，使长跽请教，亦似以气势取之者，有何可羞？不知由秉道守义之君子而观之，则彼之枉己狥人，以丈夫而行妾妇之事，即与行乞墦间者不殊，其妻妾见之，亦当羞泣，如齐人之妇也。其富贵人之妻妾，固无由得见，正使见之，亦岂能知其可羞之甚乎？此自是孟子之论，以为固当如是尔。或以「所以」二字备极丑恶，若所谓狗吠竹篱之类，不足尽之。闺中女人差有志气，使其得见，必羞且泣者，此由忘却「由君子观之」一句，遂至误认本文之意若此。且使必如是而后为可羞，君子但不为此等之事，便自矜诩，则所谓君子者，亦陋矣。其贤于世俗之人，能几何乎？
吕览》「良人请问十二纪」，注：「良人，君子也。」
古不墓祭，孟子东郭墦间之祭者，是祭地神，非祭其祖先也。
诗》「将其来施施」，毛云：「难进。」郑言：「舒行。」孟子「施施从外来」，亦是纾缓骄慢之意，毛、郑所说与孟意合也。
帝使其子九男
吕氏春秋》：「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髙诱以为孟子言九男，殆丹朱为▯子，不在数中。按，子家言本无足据，如诱此说，固为得之。尧使其子事舜，似是为之臣矣，以情理而言，丹朱固宜不在九男之内。
殛鲧于羽山
周礼》「废」以驭其罪，注云：「废，犹放也。舜殛鲧于羽山是也。」明殛死，但放废而没于其地，非杀之也。独《山海经》言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象不得有为于其国三句
书序》：「伊尹放诸桐。」孔传：「不知朝政，故曰放。」然则象不得有为其国，既不得有为，与不知朝政同，亦得言放也与？放流之放不同者，彼困苦拘幽之，此乃富贵安佚之也。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徳衰。』」章
禹之传子，启贤也。太甲颠覆，则有放桐之训；及其悛改，然后以冕服迎之。可知传子，亦不可全失与贤之意，但不须如舜禹之圣，苟得中材，使主器亦足矣。后世如晋武之启祸乱，是与子之失，亦由诒厥无谋，以至于不可救。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章
割烹要汤，自鬻要秦穆。凡为此説非是谓古人不肖，正谓此等不足为耻辱，不害其为建功立名。若陈代之言，枉尺直寻可为之意。
易林》：「伊尹智士，去桀耕野。」又伊子复耕，桀乱无辅。伊尹乐尧舜之道者也，非义道之万钟千驷，虽欲顾视，非心所乐，安得而顾视之？非义道之一介，虽欲取与，非心所乐，安得而与之取之？是其心纯乎道义，事至物来，千变万殊，所以应之者一而不二，不知千驷之为多，一介之为少也。一介不取与，所谓狮子搏兎，用全力者也，非固欲用全力，不能不然也。
书》言：「予弗顺天，厥罪惟钧。」孔疏如律故纵者与同罪也。愚谓伊尹自任天下，说汤伐桀救民，正为先知觉而不自任，则为故纵而同罪不免耳。其他即所谓不知者不罪也。说魏、齐欲行汤武之事，辟杨、墨，仰承周、孔之心，此孟轲所以自道。
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章」
割烹、主痈疽，两好事者之说，原不以伊、孔为非圣人，正谓大人欲速其功，迂儒不通世变，苟可以进身，何礼之拘？苟可以济时，何迹之避？今或髙谈王略，自命帝师，耻媚灶而不为，宁悬车以终老者，则伊尹已若彼矣，孔子又如此矣，此好事者之志也。所以前章曰：「圣人之行不同也，归洁其身而已。」而此章曰：「何以为孔子？」谅彼虽诬罔，不能不以伊、孔为圣故也。
史记》如顔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浊邹即讐由，葢在三千之数也。然史迁亦以意而言之耳。
秦缪公
应劭言百里奚
译高诱认为匡章是孟子的弟子，不知依据是什么。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章
孔子说：“如果富贵可以求得，即使是执鞭的差役我也愿意去做。”而孟子却把乞食于坟间的人作为比喻，他的言辞严酷刻薄，固然因为圣贤的气象有所不同，也由于战国时期的士人受辱受贱尤其严重，因此亲眼目睹之后，忍不住愤慨叹息，即使想要从容委婉地讽喻，也做不到。
人们所追求的东西，就是抵掌于华屋之类的情形。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这是游士的常事。况且他们叱咤侯王，让侯王长跪请教，似乎也是凭借气势来获取地位，有什么可羞耻的？不知道从秉持道义、坚守正义的君子角度来看，他们委屈自己迎合他人，身为男子却做妾妇之事，这就与在坟间乞食的人没有区别，他们的妻妾见到这种情况，也应当羞愧哭泣，就像齐国那个人的妻妾一样。那些富贵人家的妻妾，本来没有机会见到这种情况，即使见到了，又怎么能知道这是极其可羞耻的呢？这自然是孟子的论断，认为本来应当如此。有人因为“所以”二字极力描绘丑恶，好像所谓的狗吠竹篱之类的情形，不足以穷尽这种丑恶。闺中的女人如果稍微有志气，让她见到这种情况，必定会羞愧哭泣，这是因为忘记了“由君子观之”这一句，于是误认了本文的意思竟至于此。况且如果必须如此才算可羞，君子只要不做这类事情，便自我夸耀，那么所谓的君子，也太浅陋了。他们比世俗之人高明，又能高出多少呢？
《吕览》“良人请问十二纪”，注解说：“良人，就是君子。”
古代不在墓地祭祀，孟子所说的东郭墦间的祭祀者，是祭祀地神，不是祭祀他们的祖先。
《诗经》“将其来施施”，毛亨说：“难以进取。”郑玄说：“舒缓行走。”孟子所说的“施施从外来”，也是舒缓骄慢的意思，毛亨、郑玄的说法与孟子的意思相合。
帝使其子九男
《吕氏春秋》说：“尧有十个儿子，不传给儿子而禅让给舜。”高诱认为孟子说九男，大概是因为丹朱是庶子，不在九男之数中。考察子家的言论本来就没有足够的依据，像高诱这样的说法，确实是有道理的。尧让他的儿子侍奉舜，似乎是让他们做舜的臣子，从情理上来说，丹朱本来就不应该在九男之内。
殛鲧于羽山
《周礼》“废”用来驾驭罪人，注解说：“废，就是放逐。舜把鲧放逐到羽山就是例子。”说明殛死，只是放逐废弃而死于那个地方，并不是杀了他。只有《山海经》说帝命令祝融在羽山之郊杀了鲧。
象不得有为于其国三句
《书序》说：“伊尹被放逐到桐。”孔安国传注说：“不能参与朝政，所以叫放逐。”那么象不能在他的国家有所作为，既然不能有所作为，与不能参与朝政相同，也可以说是放逐吗？放逐流放的“放”不同之处在于，那是困苦拘禁幽闭，而这里是富贵安逸。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徳衰。’”章
禹传位给儿子，是因为启贤能。太甲颠覆德行，就有放逐到桐的教训；等到他悔改，然后用冕服迎接他回来。由此可知传位给儿子，也不能完全违背选贤的意思，只是不需要像舜禹那样圣明，只要得到中等才能的人，让他主持国家也就足够了。后世像晋武帝开启祸乱，这是传给儿子的过失，也是由于留给后代没有谋划，以至于不可救药。
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章
伊尹以割烹要挟汤，自卖身价要挟秦穆公。凡是这种说法，并不是说古人不好，正是说这类行为不足以成为耻辱，不妨碍他们建功立业。如果像陈代所说的，枉尺直寻可以做的意思。
《易林》说：“伊尹是智士，离开桀在野外耕种。”又说伊尹的儿子再次耕种，桀混乱没有辅佐。伊尹乐于尧舜之道，对于不符合道义的万钟俸禄和千驷车马，即使想要顾视，内心并不快乐，怎么能顾视呢？对于不符合道义的一介之物，即使想要取与，内心并不快乐，怎么能给予或索取呢？他的心纯粹在于道义，事情到来，事物呈现，千变万化，所以应对的方式一以贯之而不二，不知道千驷之多，也不知道一介之少。一介不取与，所谓狮子搏兔，用全力，并不是故意要用全力，而是不能不这样。
《尚书》说：“我不顺从天意，我的罪过就相同。”孔颖达疏解说如同法律上故意纵容者与同罪一样。我认为伊尹自任天下，劝说汤讨伐桀拯救百姓，正是因为他先觉而不自我承担，就会像故意纵容一样，同罪不可避免。其他就是所谓不知情者不犯罪。劝说魏、齐想要实行汤武的事业，驳斥杨朱、墨翟，仰承周公、孔子的思想，这是孟子自我陈述的道理。
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章”
割烹、主痈疽，是两个好事者的说法，原本不把伊尹、孔子当作非圣人，正是说大人想要快速成功，迂腐的儒生不通晓世变，如果可以进身，何必拘泥于礼？如果可以济世，何必避讳行迹？现在有的人高谈王略，自命帝师，以谄媚灶神为耻而不做，宁愿挂起车子终老，那么伊尹已经像那样了，孔子又如此了，这是好事者的志向。所以前章说：“圣人的行为不同，归结起来只是洁身自好罢了。”而这一章说：“为什么说是孔子呢？”相信他们虽然诬罔，不能不把伊尹、孔子当作圣人。
《史记》说像颜浊邹之类的人很多受到学业。浊邹就是讐由，大概在三千人之中。然而司马迁也是凭意推测而言罢了。
秦缪公
应劭说百里奚
为秦缪所杀，不知出于何书也。又受郑甘言云云，故谥为缪，是为缪戾之缪，不与穆通也。此类盖皆后人以意为说，不可知其的据也。
译被秦缪公杀害，不知出自哪部书。又接受郑国人的甜言蜜语等等，所以谥号为缪，这是乖戾的缪，与穆字不相通。这类说法大概都是后人主观臆断，无法得知确凿的依据。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章
接淅而行，非是去他国必须如此，葢去齐时适当如此耳。若在父母国，则虽事势如在齐时，亦不若是速矣。伯夷、伊尹、栁下惠三人，各造其极，规模志趣絶不相同。不观此三人，则孔子之大而化者不可得而见，此孟子所以数数称之。
韩诗外传》引《孟子》「伯夷非其君」云云，至「孔子，圣人之中者也」。《诗》云：「不竞不絿，不刚不柔。」中庸和通之谓也。换「时」为「中」，义最得之。盖非中则无以为时，时即「执中」而「权」之谓也。和通者，兼贯众徳不执一方也。
韩诗外传》引孟子「伯夷目不视恶色」云云，至孔子则曰「圣人之中者也」。孟子言时，传言中，义互相▯中者体，时者用。非时而中，子莫也；时而不中，不几于无忌惮乎？凡伎术之类，有专用巧而不须力者，弄丸、运斤之属是也；有倚力以胜而巧在所轻者，翘关、扛鼎之属是也。唯射于百歩外而中其的，则巧、力二者必不可以废一，故取以譬孔子之智、圣。葢智、圣合一，同运并行，非可截然分为两事者也，取譬最精切矣。
智譬巧，圣譬力，与《论语》「君子之徳风」二句相似。风，吹草者也；草，受风者也。分析为二，则不成义矣。
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章。
井田、学校，诸侯可行，故孟子为齐、魏、滕陈之。封建非王天下不得议，故于北宫锜章述大略以见志。
畿内诸侯与外诸侯同受地，其尊亦略相等。然周初分封，若周、召二公，以其元子主侯国，而庶子在王官受采地，则外诸侯优于内可知。唯盟、防，则王官序诸侯上者，所以尊天子。
公羊传》「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葢以分土三等言，曰大国、次国、小国。大小对言，则七十里亦为小国矣。庶人在官者，其禄以农夫所获为差。《周礼》医师嵗终稽其医事以制其食，亦有五等之差。如疡医下士，同九人至五人之数。疾医中士，功适中者守本禄，其有髙下者益损之，故亦有五等之差也。
按《周礼》上、中、下地所食各三等，上至十人，下有四人、三人、二人。《孟子》及《王制》但言五等者，疏云：「欲取下士视上农食九人，自府、史、胥、徒四者，食八人至五人，五等人与此五等农夫相当，故不言其余四者。」
又疏云：「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
万章问曰敢问友章
国语》：「孟献子有鬭臣五人。」韦注：「扞难之士。」按《孟子》称有友五人，疑即此是。
路史》「费，今河南缑氏滑都，扶味切，与鲁费音秘者异。」按：孟子费惠公，是小国之君，当读扶味，不当读如秘。圣贤之言，至公至平，一依天下古今不易之义，不以一毫意气之私与其间。如庄生辈盛称许由、务光，轻天下、傲帝王以为髙，是知有尊贤，不知有贵贵也。既非天理，即人心不服，不能夺世主崇髙自恃之心，适足使尊贤之义不得伸于天下。
万章问曰敢问交际何心也章
孟子不见诸侯诸章，极言志不可降、身不可枉，明士节以厉贪媮，守圣道以须汲用，是其有类于伯夷之清者也。交际一章，则又深表己不轻絶天下之心。时君世主，一纁帛、一牢醴之防，犹将接其善意，示以寛▯，终不与松石而为朋，实乃为生灵而请命，是其愿学孔子而有似乎伊尹，不由孤竹之隘者也。然未同之言可耻，而段泄闭门，则讥其已甚；猎较之俗可随，而接淅去齐、蜚鸿辞卫，又未始不超然而髙蹈也。斯其所以仁之至、义之尽，不为杨墨之执一，不同子莫之执中者与！
此鲁人皆士大夫奉祭祀者也，孔子初亦与之同其猎较之事，不必谓孔子自不为之，但不禁而已。
左传》：丰卷将祭，请田，子产弗许，曰：「惟君用鲜，众给而已。」注：众祭以刍豢为足。观此则知鲁人猎较，夺禽兽以祭者，事容有之。葢习俗以然，本非礼所得用，而孔子不违，所以小同于俗，不汲汲于更张也。
孟子曰仕非为贫也章
此章言仕者所以行道，居髙显之地而尸
译孟子说：“伯夷目不视恶色”这一章。
接淅而行，并不是说离开他国必须如此，大概是因为离开齐国时恰好情况如此罢了。如果在父母之邦，那么即使事势像在齐国时那样，也不会像这样迅速。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人，各自达到了极致，规模志趣截然不同。不观察这三个人，就无法看见孔子那种大而化之的境界，这就是孟子屡次称颂他们的原因。
《韩诗外传》引用《孟子》“伯夷非其君”等语，直到“孔子，是圣人中的中庸者”。《诗经》说：“不争竞不急躁，不刚强不柔弱。”这就是中庸和通的意思。把“时”换成“中”，意义最为贴切。大概没有中就没有所谓时，时就是“执中”而“权变”的意思。和通，就是兼贯众德而不偏执一方。
《韩诗外传》引用孟子“伯夷目不视恶色”等语，直到孔子则说“是圣人中的中庸者”。孟子说时，《外传》说中，意义互相补充。中是体，时是用。不合时宜而守中，那是子莫；合时宜而不中，不就近乎肆无忌惮了吗？凡是技艺之类，有专用巧而不须力者，弄丸、运斤之类是也；有倚仗力量取胜而轻视技巧者，翘关、扛鼎之类是也。唯有在百步之外射箭而射中靶心，则巧、力二者必不可以废弃其一，所以取来比喻孔子的智、圣。大概智、圣合一，共同运行并行，不可以截然分为两件事，取这个比喻最为精切。
智比喻巧，圣比喻力，与《论语》“君子之德风”两句相似。风，是吹草的；草，是受风的。分析为二，就不成意义了。
北宫锜问：“周朝分封爵位和俸禄，是怎样的？”这一章。
井田、学校，诸侯可以实行，所以孟子为齐、魏、滕陈述这些。封建制度不是拥有天下的人不能议论，所以在北宫锜一章中叙述大略以表明志向。
畿内的诸侯与外诸侯同样受封土地，他们的尊贵也大致相等。然而周初分封，像周公、召公，让他们的嫡长子主持侯国，而庶子在王官受封采地，那么外诸侯优于内诸侯就可以知道了。只有盟会、防务，王官排在诸侯之上，这是为了尊崇天子。
《公羊传》说“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大概是以分土三等来说，即大国、次国、小国。大小相对而言，那么七十里也可以称为小国了。在官府服役的庶人，他们的俸禄以农夫所获为差等。《周礼》中医师年终考核医事来制定俸禄，也有五等之差。比如疡医下士，同九人到五人的数量。疾医中士，功绩适中的守本禄，有高下的增减，所以也有五等之差。
按《周礼》上、中、下地所食各三等，上至十人，下有四人、三人、二人。《孟子》及《王制》只说五等，疏说：“想要取下士视上农食九人，自府、史、胥、徒四者，食八人到五人，五等人与这五等农夫相当，所以不说其余四者。”
又疏说：“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
万章问：“敢问交友”这一章。
《国语》：“孟献子有斗臣五人。”韦注：“扞难之士。”按《孟子》称有友五人，怀疑就是这些人。
《路史》：“费，今河南缑氏滑都，扶味切，与鲁费音秘者异。”按：孟子费惠公，是小国之君，当读扶味，不当读如秘。圣贤之言，至公至平，一依天下古今不易之义，不以一毫意气之私夹杂其间。像庄子辈盛称许由、务光，轻天下、傲帝王以为高，是只知道尊贤，不知道贵贵。既非天理，即人心不服，不能夺去世主崇高自恃之心，适足以使尊贤之义不得伸张于天下。
万章问：“敢问交际何心也”这一章。
孟子不见诸侯诸章，极力说明志不可降、身不可枉，明士节以激励贪婪苟且，守圣道以等待汲引任用，这是他有类于伯夷的清高。交际一章，则又深切表明自己不轻易断绝与天下交往的心。当时的君主，一纁帛、一牢醴的礼节，还将接其善意，示以宽和，最终不与松石为朋，实乃为生灵请命，这是他愿学孔子而有似乎伊尹，不取孤竹之隘。然而未同之言可耻，而段泄闭门，则讥其太过；猎较之俗可随，而接淅去齐、蜚鸿辞卫，又未始不超然而高蹈。这就是他仁之至、义之尽，不为杨墨之执一，不同子莫之执中的原因。
这是鲁人都是士大夫奉祭祀的人，孔子起初也与他们同做猎较之事，不必说孔子自己不做，只是不禁而已。
《左传》：丰卷将祭，请田，子产弗许，说：“只有君主用鲜肉，众人供给罢了。”注：众人祭祀以刍豢为足。看这个就知道鲁人猎较，夺禽兽以祭者，事容有之。大概习俗如此，本非礼所得用，而孔子不违，所以小同于俗，不汲汲于更张。
孟子说：“仕非为贫也”这一章。
这一章说仕者所以行道，居高显之地而尸
位苟禄，君子耻之。若以家贫亲老为禄养而仕，则惟抱关之类可耳。甚言不可徒立人本朝，非为为贫而仕者发也。
译如果为了俸禄而居位，君子以此为耻。如果因为家里贫穷、父母年老，为了获取俸禄以供养他们而出仕，那么只有做守门人这类低微的职务才可以。这是极力说明不可白白地站在朝廷之中，这番话并非是为那些为了贫困而出仕的人而发的。
诸侯失国而后托于诸侯
刘向《七録》载九主之说，一曰寄君，谓人困于下，主骄于上，离析可待，故孟轲谓之寄君也。按今《孟子》书但言诸侯失国，托于诸侯，似是寄君之谓，又非民困主骄，离析可待者也，恐《七録》所记有讹。
尧之于舜也节
尧之聪明，闻舜之徳，葢已什得其九矣。于是焉使九男二女事之，渐次登用。非是全未能信，姑试之以卜其贤否。不然，万一舜不如所闻，此举不几于轻躁若汉武之于地士将军乎？
在野曰草莽之臣
左传》「暴骨如莽」，注云：「草之生于广野，莽莽然，故曰草莽。」按：草莽二字之义如此。
其直如矢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是以矢之体言也；史鱼之如矢，是以▯矢之势言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节
观孟子言伊尹乐尧舜之道，至归洁其身；周公仰思待旦，以继三王而出治道。此论世知人之大者。非孟子志尹之志、心周之心，孰能知之深而形之切如此？然则所谓论世者，岂驰骋才辩之为论？知人者，岂影响测度之为知哉！
何休云：「道同者相称，徳合者相友。」故曰乐道尧舜之道。按孟子言尚友，是亦与古人之徳合，故能友之。若己徳不足，而但诵读考论，谓之尚友，可乎？
冬日则饮汤
周礼》饮齐眂冬时，谓若浆人六饮水、浆之等，四时皆须寒饮，宜寒故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章
前言「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欲人知扩而充，故以端言之。能充则防者着，不充则防者愈防。此直言「恻隐之心，仁也」，即此恻隐之心，是人性之仁着见而不可掩处，所谓性善者，决无可疑也。
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孟子言：「吾退而寒之者至矣。」葢深惜王之足用为善，而谐臣媚子进趋承顺，以成其骄惰，貌敬大贤，终莫能用，安齐安天下之望，于是已矣。所谓「其何能淑，载胥及溺」者，真不可以手援之矣。此诚由王之甘受其寒，宜无所责于诸臣，然于王则犹有惓惓之余意，而不胜痛心疾首于在廷诸臣者，此亦犹夫楚灵均作《离骚》、赋《九章》之防也。以此而推之，王驩之不交一辞，岂特为其籧篨、戚施身负诟耻之行而已乎？夫亦以其中王者防蛊王者深，而生人之不蒙其泽为可恨也。惟仁者能恶人，斯之谓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此处人心即虞书所谓道心
孟子曰今有无名之指章
所以举无名指者，为其用寡也，故虽屈而不信，而无害于事。害事，正以无名指言之，若疾痛，则是诸指所同。此之屈而不信，既非疾痛，又不害事，甚言其轻防不足病。心不若人者，失仁义而已。孟子所言「不若人」，不及人不为忧矣。「之人」，皆指全人而言。惟君子所以异于人，则过人逺矣。「之人」，乃是寻常无志气人耳。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章
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此句重在「所以」二字上，其意引而不▯下章相承说下，明所以养身之道在辨其大小贵贱。若但养口腹，则正是不知所以养之徒，爱其血气之躯而已。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章
天地、人曰三才，那有天生小底人？缘他禽兽其心而人其形，所以目之曰小人。小人者，不成个人也。
耳目之官不思，非如《大学》「视不见，听不闻」，防然块然之谓。人视非礼之色，听非礼之声，其心意所注，憧扰百端，以其不当视听而视听，故直谓之不思。此「思」字专以义理言。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章
欲贵者，人之同心也。正言人有是心，何不知求贵于己乎？非谓贪饕富贵，是人之同心也。
由饱仁义，然后有闻誉，是从内说到外。膏粱之味亦是实于身内者，文绣亦是加于身外者，故相附而言之。闻誉本于徳，则非虚从外来，仍属里面自有，所以为良贵。
方寸之木
方寸之木，可使髙于岑楼。《晋志》引此文云：「方寸之基，基谓最在下者。」也得孟本意。
曹交问曰章
须知徐行后长，全是一片恭逊和顺之心，▯见于歩趋间，非勉
译诸侯失去国家后，寄居在其他诸侯国。
刘向的《七录》记载了“九主”的说法，第一种叫“寄君”，意思是百姓在下困顿，君主在上骄横，国家分裂瓦解指日可待，所以孟子称之为“寄君”。查考现在《孟子》书中只说诸侯失去国家，寄居在其他诸侯国，这似乎是“寄君”的意思，但又不是百姓困顿、君主骄横、国家即将分裂的情况，恐怕《七录》的记载有错误。
尧对于舜的节制。
尧的聪明，听闻舜的德行，大概已经了解十分之九了。于是让九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侍奉他，逐渐提拔任用。这并不是完全不能信任，只是姑且试用以占卜其贤能与否。不然的话，万一舜不如所听闻的那样，此举不就几乎像汉武帝对待地士将军那样轻率浮躁了吗？
在野的人称为草莽之臣。
《左传》说“暴骨如莽”，注释说：“草生长在广阔的原野，茂密的样子，所以叫草莽。”查考：草莽这两个字的意义就是这样。
他的正直像箭一样。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这是从箭的实体来说的；史鱼的正直像箭，这是从箭射出的态势来说的。
以结交天下的善士为不够。
看孟子说伊尹乐于尧舜之道，以至于归隐洁身；周公仰思待旦，以继承三王而推行治道。这是论世知人的大道理。如果不是孟子有志于伊尹的志向、有心于周公的心意，谁能了解得如此深刻而表达得如此切中呢？那么所谓论世，难道是驰骋才辩叫做论吗？知人，难道是凭影象测度叫做知吗！
何休说：“道相同的人互相称许，德行相合的人互相交友。”所以说乐于尧舜之道。查考孟子说崇尚交友，这也是与古人的德行相合，所以能与之交友。如果自己德行不足，只是诵读考论，称之为崇尚交友，可以吗？
冬天则喝热水。
《周礼》说饮齐视冬时，意思是像浆人六饮水、浆之类，四季都需要冷饮，适宜寒冷所以如此。
公都子说：“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也。’”章。
前面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想让人知道扩充它，所以用“端”来说。能扩充则细微的明显，不扩充则细微的更细微。这里直接说“恻隐之心，仁也”，即这恻隐之心，是人性中仁的显现而不可掩盖之处，所谓性善，决无可疑。
孟子说无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孟子说：“我退下后，那些使王寒冷的人到了。”大概是深深惋惜王足以行善，而谄媚的臣子进趋承顺，以成就他的骄惰，表面上尊敬大贤，最终不能用，安定齐国、安定天下的希望，于是断绝了。所谓“其何能淑，载胥及溺”的人，真不能用手去拉他了。这确实是因为王甘愿接受他们的寒冷，适宜不责备那些臣子，然而对于王还有眷眷的余意，而对在廷的诸臣不胜痛心疾首，这也就像楚灵均作《离骚》、赋《九章》的情形。由此推之，王驩的不交一辞，难道仅仅是因为他身负诟耻的行为而已吗？也是因为他心中蛊惑王很深，而生人不蒙受他的恩泽是可恨的。只有仁者能厌恶人，说的就是这个。
孟子说仁人心也章。
此处人心即《虞书》所说的道心。
孟子说今有无名之指章。
之所以举无名指，是因为它用得少，所以虽然弯曲而不伸直，也不妨害事情。妨害事情，正是以无名指来说的，如果是疼痛，则是各指所同。这弯曲而不伸直，既不是疼痛，又不妨害事情，极言其轻微不足为病。心不如人者，只是失去了仁义而已。孟子所说的“不若人”，不及人并不忧虑。“之人”，都指全人而言。只有君子所以异于人，则过人远矣。“之人”，乃是寻常无志气的人。
孟子说拱把之桐梓章。
至于自身却不知道用什么来养它，这句话重在“所以”二字上，其意引而不发，下章相承说下，明白养身之道在于辨别其大小贵贱。如果只是养口腹，那正是不知道用什么来养它的人，只是爱惜他的血气之躯而已。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章。
天地、人曰三才，哪有天生小的人？因为他禽兽其心而人其形，所以目之曰小人。小人者，不成个人也。
耳目之官不思，不是像《大学》“视不见，听不闻”，茫然块然的样子。人视非礼之色，听非礼之声，其心意所注，憧扰百端，以其不当视听而视听，所以直谓之不思。这“思”字专以义理言。
孟子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章。
欲贵者，人之同心也。正言人有是心，何不知求贵于己乎？不是说贪饕富贵，是人之同心也。
由饱仁义，然后有闻誉，是从内说到外。膏粱之味亦是实于身内者，文绣亦是加于身外者，故相附而言之。闻誉本于德，则非虚从外来，仍属里面自有，所以为良贵。
方寸之木。
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晋志》引此文云：“方寸之基，基谓最在下者。”也得孟本意。
曹交问曰章。
须知徐行后长，全是一片恭逊和顺之心，见于步趋间，非勉
强为之也。
孟子告曹交之言，似乎浅近，然尽力做去，越觉工夫无穷。要之，尽性至命，亦不外是。
译这是勉强去做的。
孟子告诫曹交的话，看似浅显近人，然而竭尽全力去践行，就越觉得其中的功夫无穷无尽。总之，尽性至命，也不过如此罢了。
固哉髙叟之为诗也节
北魏孝武引古语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按此即《孟子》语而有详略，以「射」之为「射我」，葢注矢拟射，未即射之，故得笑而道也。
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
书序》：「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传言汤进于桀，丑恶其政，不能用贤，故退还。疏云：「伊尹不得叛汤，知汤贡之于桀。必贡之者，汤欲以诚辅桀，冀其用贤以治，不可匡辅，乃始伐之。此时未有伐桀之意，故贡伊尹使辅之。」孙武《反间篇》曰：「商之兴也，伊尹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言使之为反间也，与此说殊。按尹起自莘野，汤贡之桀，桀不可辅，复还就汤，行伐夏救民之事。序言其略，独孟子有五就之说，葢相传如此，知伐夏非汤、尹本心，不得已也。疏言得之。至反间之云，则明兵家有此等情势，而假圣人以为之说。其以吕牙并称，则或文王初亦贡吕于商，略如伊尹之去就，未可知尔。
孔子为鲁司冦节
季桓子受女乐，孔子去之，何休云：「鲁人皆知孔子所以去。」按鲁君臣淫佚废朝，孔子以膰肉不至而行，鲁人皆知孔子之去非为膰肉失礼之故，此葢不须髙识逺见之士然后乃能知之也。然孔子犹若托于膰肉以去者，人臣自处之道当如是尔。孟子言君子之所为众人不能识者，欲以明已之在齐如孔子之于鲁，非髠軰所能知耳。其实鲁人当时不必尽以孔子之去为为膰肉无礼也。孟子之言有权有实，学者须识得也。
诸侯伐而不讨
周礼·九伐》注云：「诸侯之于国，如树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按：伐者，难词，故以树木为比。如草贼暴起，直捕诛之，不言伐也。
鲁欲使慎子为将军章
孟子语慎子以伐齐取南阳之失，教之亟引其君以当道志仁，此最足以见圣贤救民水火之心，而世主转祸为福之计，亦未有出于此者。不言功利，而功利莫大焉。读《孟子》书，便当以孟子之心为心。或不免疑其迂阔者，此正是隐防深痼之病，不可疗治之明騐也。使其见诸设施，徒足以覆国殃民而已，何功利之可几哉！
孟子谓鲁不当伐齐取南阳，特假此一事以明王制不可过、民命不可轻。至其言近迂阔，且若寛于齐而苛于鲁者，固非所屑意也。圣贤胸▯广大光明，岂宜以小夫私见而妄意之？或乃云：「鲁为齐弱乆矣，若兴师取邑，齐还来伐，鲁祸必深，故以此言沮之。」此则一防士之忠谋，何有孟子而所効止是者？
左传》「封之土田陪敦」，《明堂位》「鲁地方七百里」是也。孟子：鲁缪公时，削已滋甚。至战国，鲁犹方百里者五，而曰「封齐鲁俭于百里」，孟子之言未必实也。葢孟子自以欲行封建，大国当限以百里，亦贾生众建少力之意耳。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
韩非子云：「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是以白圭无水难，丈人无火患。」观非此言，则白圭治水，诚有小小功利于其国，故遂自矜髙，以为胜禹，其治水用隄防堙遏，亦一明证。
白圭名丹，字圭。《杨子》书称丹圭，是以名配字而称之也。
饥饿不能出门户
淮南云：「宁一月饥，无一旬饿。」葢饥饿对言，则有轻重之别。一月饥者，如三旬九食，不至困病欲絶，是以泌水洋洋，可以乐饥也。故有曰饥而不害，未有饿而可言不害者也。困饿以至于死，曰饥而死，实不止于饥也。若通言之，举饥可以该饿，此世俗所共晓。
孟子曰尽其心者节
阮逸云：「徳合于天，而心复于性，是谓知命。」孔子五十知天命。孟子曰：「尽其心，则知性；知性，则知天。」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则命非性，无能知者。逸此言甚精，但尽心则知性，未免倒说尔。
孟子曰莫非命也节
莫非命也，谓吉凶祸福莫非天之所为，君子顺受其正而已，非谓犯罪而死之类亦是命，但非正而已。天命虽有僭差，莫为而为，则无不正，而可谓之命者。如晋献杀申生，晋献诚耄昏，自申生受之，则
译高叟作诗真是固执啊。
北魏孝武帝引用古话说：“越国人射我，我笑着告诉他；我的哥哥射我，我哭着告诉他。”查考这其实是《孟子》里的话，只是详略不同，把“射”说成“射我”，大概是指搭箭瞄准准备射，但还没有立刻射出去，所以能笑着告诉他。
五次投奔商汤，五次投奔夏桀的，是伊尹。
《尚书序》说：“伊尹离开亳都去夏朝，厌恶夏朝的暴政，又回到亳都。”传说商汤把伊尹进献给夏桀，伊尹厌恶夏桀的政令，不能任用贤人，所以退回来。《尚书》注疏说：“伊尹不能背叛商汤，知道是商汤把他进献给夏桀。一定要进献的原因，是商汤想以诚意辅佐夏桀，希望他任用贤人来治理国家，如果无法匡正辅佐，才去讨伐他。这时还没有讨伐夏桀的意思，所以进献伊尹让他辅佐。”孙武《孙子兵法·用间篇》说：“商朝的兴起，伊尹在夏朝；周朝的兴起，吕尚（姜子牙）在殷商。”说的是让他们做反间工作，这与前面的说法不同。查考伊尹起于莘野，商汤把他进献给夏桀，夏桀无法辅佐，伊尹又回去投奔商汤，施行讨伐夏朝拯救百姓的事。《尚书序》只说了大概，只有孟子有五次投奔的说法，大概是如此相传，可知讨伐夏朝并非商汤和伊尹的本意，是不得已而为之。注疏的说法是对的。至于说做反间工作，那是兵家确实有这种情势，而借圣人的事迹来作为说法。至于把吕尚与伊尹并列，可能是周文王起初也把吕尚进献给商朝，大致像伊尹的去留那样，也未可知。
孔子担任鲁国司寇。
季桓子接受了齐国送来的女乐，孔子因此离开鲁国，何休说：“鲁国人都不知道孔子离开的原因。”查考鲁君臣淫乱荒废朝政，孔子借口祭肉没送到而离开，鲁国人知道孔子离开不是因为祭肉失礼的缘故，这大概不需要有高瞻远瞩的人才能知道。然而孔子还是借祭肉的事作为离开的借口，这是人臣自我处分的道理应当如此。孟子说君子的所作所为众人不能理解，是想表明自己在齐国的处境就像孔子在鲁国一样，不是淳于髡这类人能知道的。其实鲁国人当时不一定都认为孔子离开是因为祭肉无礼。孟子的话有变通有实质，学者必须明白这一点。
诸侯讨伐而不加谴责。
《周礼·九伐》注说：“诸侯对于国家，就像树木有根本一样，所以说讨伐。”查考：伐是严厉的词语，所以用树木做比喻。如果是草寇突然兴起，直接抓捕诛杀，不说讨伐。
鲁国想派慎子做将军这一章。
孟子告诉慎子讨伐齐国夺取南阳的过失，教导他赶快引导他的君主走上仁爱的正道，这最能体现圣贤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心意，而世俗君主转祸为福的计谋，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不谈论功利，而功利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读《孟子》这本书，就应当以孟子的心为心。有人不免怀疑他迂腐空阔，这正是隐藏极深、难以治愈的弊病的明显证据。如果把这些想法付诸实施，只足以导致国家覆灭、百姓遭殃罢了，哪里还能达到什么功利呢！
孟子说鲁国不应当讨伐齐国夺取南阳，只是借这件事来说明王道制度不可超越、百姓性命不可轻视。至于他的话看似迂阔，而且好像对齐国宽容而对鲁国苛刻，本来就不是他介意的事。圣贤胸怀广大光明，怎么可以用小人的私见去妄加揣测呢？有人却说：“鲁国被齐国削弱很久了，如果兴兵夺取城邑，齐国反过来讨伐，鲁国的祸患一定更深，所以用这些话来阻止他。”这只是一个谋士的忠谋，哪里会有孟子而他所效用的只是这样呢？
《左传》说“封赐土地田地”，《明堂位》说“鲁国方圆七百里”，就是这样。孟子说：鲁缪公时，领土已经大大削减。到了战国时期，鲁国还有方圆百里之地五处，却说“封赐齐国和鲁国少于百里”，孟子的话未必符合实情。大概是孟子自己想推行封建制度，大国应当限制在方圆百里之内，这也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意思罢了。
白圭说：“我治理水患比禹更厉害。”
《韩非子》说：“白圭修筑堤防，堵塞漏洞；老人谨慎防火，涂抹缝隙。因此白圭没有水患，老人没有火灾。”看韩非子的这些话，那么白圭治理水患，确实对他的国家有小小的功利，所以他就自高自大，认为胜过禹，他治理水患使用堤防堵塞的方法，这也是一个明显的证据。
白圭名丹，字圭。《扬子》书中称丹圭，是以名配字来称呼他。
饥饿得不能出门。
《淮南子》说：“宁可一个月挨饿，也不愿十天饥饿。”大概饥饿相对而言，有轻重的区别。一个月挨饿，比如三十天吃九顿饭，不至于困顿生病快要断气，所以泉水潺潺，可以快乐地忍受饥饿。所以说饥饿而不受害，没有饥饿而可以说无害的。困饿到死，叫饿死，实际上不止是饥饿。如果泛泛地说，举饥饿可以概括饥饿，这是世俗共同知晓的。
孟子说：“能充分扩充自己本心的人。”
阮逸说：“德行与天相合，而心回归本性，这就叫知道天命。”孔子五十岁知道天命。孟子说：“充分扩充本心，就知道本性；知道本性，就知道天命。”《易经》说：“穷尽事理，穷尽本性，以至于知道天命。”这就是说天命不是本性，就没有人能知道。阮逸这话很精妙，但说充分扩充本心就知道本性，未免说反了。
孟子说：“没有不是天命的。”
没有不是天命的，是说吉凶祸福没有不是天所造就的，君子顺从接受正当的部分罢了，不是说犯罪而死之类也是天命，只是不正当罢了。天命虽然有偏差，但无所作为而自然发生，就没有不正当的，而可以称之为天命。比如晋献公杀申生，晋献公确实昏庸糊涂，从申生的角度接受它，就
有文王，则亦能兴起，乃圣王之徳化使然，非其人能贤也。不遇文王，则苟安流俗而已。「待」字如待其人，后行之。「待」非谓有心等待。
孟子言：「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是豪杰者，非命世大贤不足当之也。至如文子之书曰：「智过万人谓之英，千人谓之俊，百人谓之杰，十人谓之豪。」则豪杰之名劣于英俊，于百十人中差见为特出而已。又有作桀字者，防侠奸黠之徒，益下矣。然彼奸黠之徒，其才智故亦有特出于百十人者，虽谓之豪杰可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孟子所谓「霸者之民驩虞如也」，小补之者，是指桓、文之盛而言。其他虽驩虞、小补，犹尚不足以当之。又孟子之言虽指古之霸者，若后世帝王行霸道而霸，其规模气象已包之矣。如云「乆假不归，恶知非有」，唐之太宗正其人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章
孩提知爱亲，少长知敬兄。知爱便能爱，知敬便能敬，非先知之后能之，故不须说能也。知爱知敬，是别人见得他知，在彼不过率其性而已，初不自觉其知也。以此指示人良知，可谓切矣。
孩提知爱，少长知敬，此所谓道心也。扩而充之，人皆可为尧舜，故以良言之。若夫饥而欲食，渴而求饮之类，岂非不学不虑？然此乃与禽兽不异者，故不得举此以为良知良能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深山之中，不无善言善行者，縁人性本善，虽颛蒙妇孺，此理时时发见。不特唐虞之世为然，即今习俗浇漓，其间未尝无善可取。所以不见人有善者，只縁己心无受善之地，触之不动故也。故孟子举舜以教人，使治之于本原，不为私意隔塞，自然随地随时，如磁石之能引鐡也。
圣人之心，至虚至灵。孟子于论大舜处屡发明之。此见孟子学为圣人，用心无所不至。然能无众人之所有，不能如圣人之虚中无物也。如挽弓到临满时，分外难开，其斯为圣人大贤之别与？
分定故也
分定者，自天命之初而言。分谓物各赋之，犹分土、分器之分。
五母鸡二母彘
龚遂治渤海，亦令民家二母彘、五鸡，葢酌多寡之中，故遂依用之也。于此亦见文王之政尽善，可为后法。
孟子曰饥者甘食章
注明言人心为贫贱所害，非谓饥渴害之之际，此人之心亦即于此而有害也。甘食饮者，气上事也；人心之害者，理上事也。牵混为一，非文意也。以饥渇之害为心害，是以饥渇代贫贱而言之，亦非谓以贫贱致饥渇也。葢虽富贵之人，亦有遇饥渇之患者。
孟子曰有为者辟若掘井章
孟子言：「有为者必要其成，若掘井者之必及泉而止也。凡事固有半涂而废者，至于掘井不及泉而止，则人情之所必无，以其全无用也。故取为有为者之喻，乃是反言当正，非谓有为者真有若弃井之所为也。若弃井所为，即不名有为者矣。」
曹瞒传》言：「公征乌丸，时寒且旱，凿地三十余丈乃得水。」由此观之，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孟子之言未为甚也。
孟子曰尧舜性之也章
五霸假仁义，只是假借一二以济其功利之私，非谓行事全是仁义，徒以中无实徳，而让美古帝王也。自古未有实徳既亡，而行事皆是者。五霸所为，合于仁义者少矣。特其时诸侯并不逮五霸，能行此小小仁义，所以盛强一时，莫之敢抗。曲学小儒遂谓尧舜汤武之盛，五霸略相彷佛，故孟子辩而斥之。
乆假不归，归还也。还者不复假之名，非谓还之何所。史记秦为西帝，齐为东帝，月余皆复称王，归帝。帝号非有归所，与此正同。
孟子言汤武身之，又曰反之，不言文武者，大雅言不闻亦式，不谏亦入，传以为性与天合，是文王之徳几于尧舜性之也。
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章
公孙丑疑君子居人国，无功而受其养，于义似为不可，故引经以质其疑，亦犹夫彭更之意，而其言特婉而不戅耳，非真欲君子之躬耕以食也。孟子言：「君子居人国，其所以无功可见者，特以君不用故耳。诚得用之，则安富尊荣可致，又使其子弟从之，人心风俗一变，功利
译如果有文王那样的圣王，那么贤人也能兴起，这是圣王的道德教化使然，并不是那个人本身就能贤德。如果不遇到文王，那么只是苟且安于流俗罢了。“待”字就像等待那个人，然后才去实行。“待”并不是说有心去等待。
孟子说：“豪杰之士，即使没有文王也能兴起。”这是说豪杰，如果不是当世的大贤，就不配担当这个称号。至于像文子的书所说：“智慧超过万人称为英，超过千人称为俊，超过百人称为杰，超过十人称为豪。”那么豪杰的名号就比英俊低劣，只是在百十人中稍微显得特别突出罢了。又有写成“桀”字的，防备那些侠义奸诈之徒，更加低下了。然而那些奸诈之徒，他们的才智本来也有特别超出百十人的，虽然称之为豪杰也可以。
孟子说霸者的百姓一章
孟子所说的“霸者的百姓欢欣喜悦”，稍微有些补益的，是指齐桓公、晋文公的盛世而言。其他虽然欢欣喜悦、稍有补益，还不足以担当这个称号。又孟子的话虽然指的是古代的霸者，如果后世帝王实行霸道而称霸，其规模气象已经包含在内了。比如“久假不归，恶知非有”，唐太宗正是这样的人。
孟子说人不学而能的一章
幼儿知道爱父母，稍大知道敬兄长。知道爱就能爱，知道敬就能敬，并不是先知道然后才能做到，所以不需要说“能”。知道爱、知道敬，是别人看到他知道，在他自己不过是顺从本性罢了，起初并不自觉自己知道。用这个来指示人的良知，可以说是很贴切了。
幼儿知道爱，稍大知道敬，这就是所谓的道心。扩充它，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所以用“良”来说。至于饿了想吃，渴了想喝之类，难道不是不学不问就能做到的吗？然而这些是与禽兽没有区别的，所以不能举这些作为良知良能。
孟子说舜住在深山中的一章
深山中，不是没有善言善行的人，因为人性本善，即使是愚昧的妇孺，这个理时时显现。不只是唐虞时代如此，即使现在习俗浇薄，其间也没有没有可取的善行。之所以看不到人有善行，只是因为自己的心没有接受善的地方，触动它也不动罢了。所以孟子举舜来教导人，让人治理根本，不被私意阻隔，自然随时随地，像磁石能吸引铁一样。
圣人的心，极其虚空灵明。孟子在论述大舜的地方屡次阐发这一点。这可见孟子学习做圣人，用心无所不至。然而能没有众人所有的东西，不能像圣人那样心中虚空无物。就像拉弓到快要满的时候，格外难开，这就是圣人与大贤的区别吧？
分定故也
分定，是从天命之初来说的。分，指万物各自被赋予，就像分土地、分器物的分。
五母鸡二母彘
龚遂治理渤海，也命令百姓每家养两头母猪、五只鸡，大概是斟酌多少的适中，所以龚遂依照使用。在这里也可见文王的政治尽善，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
孟子说饥饿的人觉得食物甜美一章
明确说明人心被贫贱所害，并不是说在饥渴危害的时候，这个人的心也在此时受到危害。觉得饮食甜美，是气上的事；人心受到危害，是理上的事。把它们混为一谈，不符合文意。把饥渴的危害当作心的危害，是用饥渴代替贫贱来说，也不是说用贫贱导致饥渴。大概即使是富贵的人，也有遇到饥渴危害的时候。
孟子说有所作为的人就像挖井一章
孟子说：“有所作为的人一定要成功，就像挖井的人一定要挖到泉水才停止。凡事本来有半途而废的，至于挖井没挖到泉水就停止，那是人情所必无的，因为完全没有用。所以取来做有所作为的人的比喻，这是反说正意，并不是说有所作为的人真的有像弃井那样的行为。如果像弃井那样的行为，就不叫有所作为的人了。”
《曹瞒传》说：“曹操征讨乌丸，当时寒冷且干旱，凿地三十多丈才得到水。”由此看来，挖井九仞而没挖到泉水，孟子的话并不过分。
孟子说尧舜是出于本性一章
五霸假借仁义，只是假借一二来济助他们的功利私欲，并不是说行事全是仁义，只是因为没有实际的德行，而让美名给古代帝王。自古没有实际德行已经丧失，而行事全是仁义的。五霸所做的，符合仁义的很少。只是当时诸侯都不如五霸，能实行这些小小的仁义，所以一时强盛，没有人敢抵抗。曲解的儒生于是说尧舜汤武的盛世，五霸大致相似，所以孟子辩驳并斥责他们。
久假不归，归还的意思。还，是不再借用那个名义，并不是说归还到哪里。《史记》说秦国为西帝，齐国为东帝，一个多月后又都称王，归还帝号。帝号没有归还的地方，与这个正相同。
孟子说汤武是亲身实行，又说反过来，不说文王，是因为《大雅》说不听也能效法，不劝也能进入，传以为性与天合，是文王的德行几乎达到尧舜出于本性的程度。
公孙丑说诗说不白吃饭啊一章
公孙丑怀疑君子住在别人的国家，没有功劳却享受供养，在义理上似乎不可以，所以引用经典来质疑他的疑惑，也像彭更的意思，而他的言辞特别委婉而不粗鲁，并不是真的想让君子亲自耕种来吃饭。孟子说：“君子住在别人的国家，之所以没有可见的功劳，只是君主不任用罢了。如果真的任用他，那么安富尊荣就可以达到，又让他的子弟跟随他，人心风俗一变，功利”
夸诈之习，其功岂小小哉！今虽未得用，而其具在我，其事未可知，安受其养，何为不可乎？」所谓「不素餐兮」，莫大于是者，不待其实有是功而后为可信也。有谓用非大用，苐偶用其言，薄施一二，亦足以当不素餐之实者，非也。
译夸饰欺诈的风气，它的功效难道只是微小的吗！现在虽然还没有被任用，但我的才能具备在身，未来的事情还不可预知，安心接受朝廷的供养，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所谓“不白吃饭”，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不必等到确实有了这样的功劳之后才值得信任。有人说是因为没有被大用，只是偶尔采纳了他的言论，稍微施行了一两项措施，也足以符合“不白吃饭”的实际，这是不对的。
孟子曰仲子不义章
仲子能不受齐国，其亷足称矣。以其辟兄离母，废大伦，故谓此为小节耳，非以其好名而诋之也。仲子孤介自立，葢出于性，何曽实懐贪鄙、外饰苟亷之行，如所谓箪食豆羮见于色者乎？
其进鋭者其退速
其进鋭其退速。《李固传》以为老子之言，葢不可考。
孟子曰知者无不知也章
仁者爱人，必以亲贤为急，是不问何代、何王，而无以易之者也。知者之当务，则因乎其时与势，而有先后、缓急焉，不可以一二事为限也。或以下文单结「不知务」，谓知者所急即是亲贤一事者，本文之意似不如此。
放饭、流歠，文连，故朱注《孟子》不用郑说。放、流皆大意也，但大饭之训未详所出。
仁人无敌于天下节
血流漂杵，言血流之盛，可以漂杵。杵，舂米器，其端有鐡若石，极重之物。言漂者，形容过甚之辞，非谓战地实有此杵而漂之。
血流漂杵之言，见贾子《新书》，言黄帝与炎帝战涿鹿杀人如此，则已先武王而有之矣。抑后人因《周书》此语而附防为此言邪？不足辨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章
自东迁入《春秋》，以至孔子之时，先圣王之道犹未甚晦，诗、书、礼、义之教未尽澌灭，谓之衰世可也，谓之邪世则未可。至战国，而处士横议，杨、墨交驰，子莫、乡愿之徒又以其学术鼓扇天下。其东西防説者，不恤生民之命，逞舌锋以搆祸，而攫取势位为荣，此真所谓邪世也。于此之时，而守仁义之道，卓立不回，是则疾风知劲草，嵗寒知松柏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章。
共工氏霸九州，顔师古曰：「无徳而王，故谓之霸。」然则上古昊炎之间，固有以智力把持天下者矣。虽得天下，不谓之王。后世若秦、隋之属，是亦霸而已矣。故曰：「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不仁得天下，未之有也。岂徒徴诸古乎？来者皆然矣。然则如秦何？曰：「孟子固言之矣，得天下者得其心也。秦虽兼六王，未尝得一民之心，固不待斩木、掲竿，而土崩瓦解之势，已伏于称功颂烈之日。十余年之间，土地、人民，葢若虞公之璧、马焉，暂寄耳矣。」
然而旱干水溢二句
书序》云：「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注云：「当汤伐桀时，旱致灾，明法以荐而犹旱，至七年，故汤迁社而以周弃代之，欲迁句龙，以无可继之者，于是故止。」
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章
伯夷、栁下惠，语其徳，非圣人之徳也，故孔子不言其圣。至孟子，则以为圣之清、圣之和，且以百世师许之，称其功也。然人知夷惠之功，而不知正是孟子之功也。
齐饥陈臻曰节
殆不可复者，弟子揣知其师心不乐为然，而弟子之意，犹愿孟子勉一应之。观陈臻疑不受齐金，亦此意耳。
今之与杨墨辩者节
如追放豚，固是待之不恕，推其本，葢由无悯恻之实心，而以口舌为功。彼直谓孟子辟二氏，亦如是而已尔。《方言》：「苙，圂也。」注谓：「兰，圂也。」孟子「既入其苙」，用《方言》之说为得其实也。有谓苙是香草，豚所嗜者，义无所出。
士未可以言而言节
孟子论「以言餂人，以不言餂人」，皆穿窬之类，与孔子举防生髙之事，其意正同，皆教学者以治心为要。不慎乎此，必至于小人而无忌惮也。
动容周旋中礼者二句
圣心无迹，以礼为之迹，迹由圣心而生。所谓动容周旋中礼，圣人亦自学礼，中心安焉，好之乐之，表里如一。
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章
既有琴张、曽晳、牧皮等矣，何以言又不可得？不可得者，虽有其人，而不能身体圣人之教以传道，如顔、曽也，故又思得獧士而与之，然益难矣。
琴张，赵注以谓子张善鼔琴，故号琴张，其说固非，而例与奕秋同，可作对也。
神异经》：西方有人，饮食、被髪、东走，一名狂，一名颠，一名狷，一名风。按：狂、狷皆疾名，禀气偏驳，志趋卓诡，庸非疾乎？若夫乡原，似免斯患，而隐防沉痼，乃不可为，
译孟子说：“仲子不义。”这一章。
仲子能够不接受齐国的馈赠，他的廉洁足以称道了。因为他避开兄长、离开母亲，废弃了人伦大道，所以称这为小节罢了，并不是因为他好名而诋毁他。仲子孤高耿介、自立于世，大概是出于本性，哪里曾真正怀有贪婪鄙陋之心，在外表上装饰苟且的廉洁行为，像所说的“一箪食、一豆羹”那样在神色上显露出来呢？
“其进锐者其退速。”
前进迅猛的人，后退也迅速。《李固传》认为这是老子的话，大概无法考证。
孟子说：“知者无不知也。”这一章。
仁爱的人爱人，必定以亲近贤人为急务，这是不问什么时代、什么君王，都无法改变的道理。智慧的人所应当从事的事务，则根据当时的时势，而有先后、缓急的区别，不可以一两件事来限定。有人根据下文单独归结“不知务”，认为智慧的人所急务的就是亲近贤人这一件事，本文的意思似乎不是这样。
“放饭”、“流歠”，文字相连，所以朱熹注《孟子》时不采用郑玄的说法。“放”、“流”都是大意（指不节制），但“大饭”的解释未详出处。
“仁人无敌于天下”这一节。
“血流漂杵”，是说血流得很盛，足以漂起杵。杵，是舂米的器具，它的末端有铁或石，是极重的东西。说“漂”，是形容过甚的言辞，并不是说战场上真的有这种杵被漂起来。
“血流漂杵”这句话，见于贾谊的《新书》，说黄帝与炎帝在涿鹿交战，杀人如此之多，那么早在武王之前就有了。或者是后人根据《周书》中的这句话而附会成这种说法呢？不值得辨析了。
孟子说：“周于利者。”这一章。
自从东周迁入《春秋》记载的范围，直到孔子的时代，先代圣王的道统还没有非常昏暗，《诗》、《书》、《礼》、《义》的教化还没有完全灭绝，称之为衰世可以，称之为邪世则不可以。到了战国时期，处士横议，杨朱、墨翟的学说交相驰骋，子莫、乡愿之徒又用他们的学术煽动天下。那些东西方游说的人，不顾百姓的性命，逞口舌之利以构祸，而把攫取权势地位当作荣耀，这才是真正的邪世。在这个时候，坚守仁义之道，卓然独立而不回头，这就是疾风知劲草，岁寒知松柏了。
《孟子》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这一章。
共工氏称霸九州，颜师古说：“没有德行而称王，所以称为霸。”那么上古黄帝、炎帝之间，本来就有以智力和武力把持天下的人了。虽然得到了天下，不称他为王。后世像秦、隋之类，也只是霸而已。所以说：“不仁而得到天下，从来没有过。”
不仁而得到天下，从来没有过。难道只是征引古代的事例吗？将来的人也都是这样。那么秦朝怎么样呢？回答说：“孟子本来就说过了，得到天下的人要得到民心。秦朝虽然兼并了六国，未曾得到百姓的心，所以不必等到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土崩瓦解的形势，已经在称功颂烈之日潜伏下了。十余年之间，土地、人民，大概就像虞公的璧玉、骏马一样，只是暂时寄放罢了。”
“然而旱干水溢”这两句。
《书序》说：“汤战胜夏后，想迁移夏的社神，不可以，于是作了《夏社》。”注解说：“当汤讨伐桀时，旱灾致祸，用明法祭祀却仍然干旱，到了第七年，所以汤迁移社神，用周弃代替，想迁移句龙，因为无可继承的人，于是作罢。”
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这一章。
伯夷、柳下惠，论他们的德行，不是圣人的德行，所以孔子不说他们是圣人。到了孟子，则认为他们是圣之清、圣之和，并且以百世之师许之，是称赞他们的功业。然而人们知道夷、惠的功业，却不知道这正是孟子的功业。
“齐饥，陈臻曰”这一节。
“殆不可复者”，弟子揣测知道老师心中不乐意这样做，而弟子的意思，还是希望孟子勉强应酬一下。看陈臻怀疑不接受齐国的金子，也是这个意思。
“今之与杨墨辩者”这一节。
就像追赶放跑的猪一样，本来是对待得不宽恕，推究其根本，大概是因为没有怜悯恻隐的实心，而以口舌为功。他们只是认为孟子辟驳杨、墨二家，也不过如此罢了。《方言》：“苙，圂也。”注解说：“兰，圂也。”孟子“既入其苙”，采用《方言》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有人说苙是香草，猪所喜欢的，这种解释没有依据。
“士未可以言而言”这一节。
孟子论“以言语试探人，以不言语试探人”，都是穿墙越壁之类的小人行为，与孔子举出防生、高子的事例，意思正相同，都是教导学者以治心为要。如果不谨慎于此，必定会沦为小人而无所忌惮。
“动容周旋中礼者”这两句。
圣人的心没有痕迹，以礼作为痕迹，痕迹由圣心而产生。所谓动容周旋符合礼，圣人也是自学礼，内心安适，喜好并乐于此，表里如一。
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这一章。
既然有了琴张、曾皙、牧皮等人，为什么说又不可得？不可得的意思是，虽然有其人，但不能亲身践行圣人的教诲以传道，像颜回、曾参那样，所以又想得到狷介之士与之交往，然而更加困难了。
琴张，赵注认为子张善于弹琴，所以号称琴张，这种说法固然不对，但与奕秋的例子相同，可以看作对仗。
《神异经》：西方有人，饮食、披发、向东跑，一名狂，一名颠，一名狷，一名风。按：狂、狷都是疾病名称，禀气偏驳，志趣卓异诡谲，难道不是疾病吗？至于乡原，似乎避免了这种祸患，但隐伏沉痼，乃不可救药，
是以见絶于大圣矣。
孟子灼见乡原肺肝，代为讥评狂狷，表己志趣之言，此最是深恶痛絶处，不待阉然一语，乃为剥尽防子面皮也。
译因此被大圣所断绝。孟子洞察乡愿的肺腑，替狂者和狷者进行讥评，表达自己志趣的话，这正是他深恶痛绝的地方，不必等到“阉然”一词，就已经剥尽了乡愿的面皮。
阉然者，疑于无阳也。隂柔之类，曰妇人，曰宦者。乡原无丈夫之骨，而有妇人宦者之心，宜其阉然肆为邪媚以贼圣道。
散宜生
班氏表：尧妃散宜氏女女皇。而《公羊疏》于讥二名下引散宜生、宓不齐二人，谓二名无讥，是葢以宜生为名，散为姓也。疏恐失之。
总说二条附
古书至后半部，及卷帙将尽，多不可强解者。编纂之时，先其完好无疑者，而讹缺可疑者弃之可惜，故附之于后。《论》、《孟》二书可见矣。
温公云：「凡观书者，当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后可以求其义。」此言实为不易。今之读《四子书》者，于音切多忽而不详，文义之误，徃徃由此，岂细故与？
此木轩四书说卷九
译阉然，是指疑似没有阳刚之气。阴柔一类的人，有妇人，有宦官。乡原没有大丈夫的骨气，却怀有妇人和宦官的心肠，难怪他阉然地肆意施展邪佞谄媚来祸害圣人的大道。
散宜生
班固的《汉书·古今人表》记载：尧的妃子散宜氏的女儿女皇。而《公羊传疏》在讥刺二名的条目下引用散宜生、宓不齐两人，说这两个名字没有讥刺，这大概是将宜生作为名，散作为姓。疏文的看法恐怕是错误的。
总说二条附
古书到了后半部分，以及卷帙将要结束时，大多有不勉强解释的地方。编纂的时候，先选取完好无疑的部分，而讹误残缺可疑的部分丢弃又可惜，所以附在后面。《论语》、《孟子》两书就可以看出来。
司马光说：“凡是读书的人，应当先校正文字，辨别读音，然后才可以探求它的意义。”这话实在是不易之论。现在读《四子书》的人，对于音切大多忽视而不详细考究，文义的错误，往往由此产生，这难道是小事吗？
此木轩四书说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