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木轩四书説卷八
择焉不精，谓荀也；语焉不详，谓扬也。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章
此固非初见梁王也，然亦必是既相见，与之偕游沼上，或如齐宣处孟子于雪宫，王就见之，因有沼上之立，未可知也。非是王自立于沼上，孟子乃突如进前，王因顾其禽鸟而问也。如世俗之说，不嫌于太防慢乎？
五畆之宅树之以桑
周礼》防引《孟子》「五畮之宅，树之以桑麻」，麻亦可为布也。葢唐时《孟子》文本有麻字【注引此句又无麻字】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礼记》「然而」，众知父子之道矣；《孟子》「然而不王者」，此等是承上之词，与转语异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节
周改刍灵为象人，而《周礼》已有之。《周礼》之书虽难尽信，然恶知象人之制不出于周公也？孔子言「作俑无后」，特为深痛之辞以警戒不仁云尔，必谓圣人无此等制作，亦未然也。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章
周礼》注：「衅庙之属，衅读为徽。」防云：「衅鼓、衅甲兵皆在其中。」徽者，饰治之义。
后汉书》注引《孟子》文：「孟子谓齐宣曰：『今恩足以及禽兽，而不能加于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不为也。』王曰：『不能、不为，二者谓何也？』孟子曰：『夫挟泰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为长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挟泰山以超北海，是实不能，不可彊也；为长者折枝，甚易而王不为，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诸掌。何为不能加于百姓乎？』」按：注家删改本文，取其文省而义显，此类非一，而此段文字变换生动，极可喜，故録之尔。
刘峻广絶交论》「折枝防痔」，是用赵氏《孟子》注以折枝为按摩也。
刑于寡妻，杜预云：「寡妻，嫡妻。葢王侯自称寡人，非夫人不得称寡，谦称不可僭也。」
郑释寡妻为寡有之妻，言其贤，世罕有也。夫寡妻犹寡兄，据文王为辞尔。妻曰寡，有然则寡兄亦为寡有之义乎？
孟子所谓惟士为能者，谓真士也，非指战国捭阖一辈，及原尝门下食客之流。此等不成为士，何恒心之有乎？又今世经生以士自居，但穷困不能有所施展，问其恒心，丧者多矣。故知恒产不特于民甚急。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章
后汉《杨赐传》：「文王之囿百里，人以为小；齐宣五里，人以为大。」按此与《孟子》文又自乖异，葢特欲甚言之尔。然则方七十里，孟子称「于传有之」，亦同斯例，岂足多怪乎？魏明帝令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觉告者厚加赏赐。是时禁地广轮且千余里，羣鹿犯暴，残贼生苖，处处为害。夫齐宣以四十里为阱国中，民以为大，孟子讥之；以视魏明，则齐宣不啻小矣。圣贤一言，固将垂法戒于万世，岂特随事纳諌而已！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章
从流下三节，极言流连荒亡之害如此；又决言先王必无此等之行，劝戒之旨深切明着，则所谓「惟君所行者」与「君请择于斯二者」语意固逈别矣。
春秋初献六羽，初税畆，此后遂为常，故书初也。于是始兴▯补不足，非一行之而已，或当终景公世，遂成故事，齐人以为美谈，故识其始于此乎。
昔者公刘好货
公刘、公非、公祖类，当是从国人之称耳，孔传以为公爵，未必然也。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章。
孟子论用舍人才，以至生人杀人，重慎无所不至。读书至此，须是更有个见处。须知博访精察，自明主为之，或在二三载间，或在旬月之内，归于审慎无差而已，非必迁延迟乆，而后谓之如不得已也。不然，事固有不可缓者，得不为社稷之忧、生民之祸乎？
左右皆曰可杀，勿听。凡听，许之。听，皆吐丁反。《礼记》「不得谢」，注：「谢，犹听也。」其读如此。
天命、天讨两事相对，故因论用舍而及刑杀，明其慎同，非谓用人之际有大凶慝者须杀之也。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章
孟子以巨室比国家，以大木比夫人，抱仁义之大道，至
译选择而不精审，说的是荀子；谈论而不详尽，说的是扬雄。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章
这本来不是初次拜见梁王，但也一定是已经见过面，与他一同在池沼上游玩，或者像齐宣王把孟子安置在雪宫，君王去拜见他，因此才有站在池沼上的情形，也未可知。并不是君王独自站在池沼上，孟子才突然上前，君王因而看着他的禽鸟而发问。如果像世俗所说的那样，不嫌太过轻慢吗？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
《周礼》郑玄注引用《孟子》“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麻”，麻也可以织成布。大概唐代的《孟子》文本中有“麻”字【注中引用此句又没有“麻”字】。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礼记》中“然而”，众人知道父子之道了；《孟子》中“然而不王者”，这类是承接上文的词语，与转折语气不同。
仲尼曰始作俑者节
周代将草扎的殉葬品改为仿真人偶，而《周礼》中已有记载。《周礼》这本书虽然不能完全相信，但怎么知道仿真人偶的制度不是出自周公呢？孔子说“制作俑的人没有后代”，只是用深切痛心的言辞来警戒不仁之人罢了，一定要说圣人没有这类制作，也未必正确。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章
《周礼》注：“衅庙之类，衅读为徽。”郑玄说：“衅鼓、衅甲兵都包含在内。”徽，是修饰整治的意思。
《后汉书》注引用《孟子》文字：“孟子对齐宣王说：‘现在恩惠足以施及禽兽，却不能加于百姓，这是什么原因？不是力量做不到，是不去做。’王说：‘做不到、不做，这两者是什么意思？’孟子说：‘挟着泰山跳过北海，大王能做到吗？’王说：‘做不到。’‘为长辈折取树枝，大王能做到吗？’说：‘做不到。’孟子说：‘挟着泰山跳过北海，是实在做不到，不能勉强；为长辈折取树枝，很容易而大王不做，不是做不到。尊敬自己的老人，从而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小孩，从而爱护别人的小孩，天下就可以在手掌中运转。为什么不能加恩于百姓呢？’”按：注家删改原文，取其文字简省而意义明显，这类情况不止一处，而这段文字变换生动，非常可喜，所以记录下来。
刘峻《广绝交论》中“折枝防痔”，是沿用赵岐《孟子》注将折枝解释为按摩。
“刑于寡妻”，杜预说：“寡妻，正妻。大概王侯自称寡人，不是夫人不能称寡，谦称不可僭越。”
郑玄解释寡妻为寡有之妻，说她的贤德，世间少有。那寡妻就像寡兄，是根据文王的话而言。妻子称寡，那么寡兄也有寡有的意思吗？
孟子所说的只有士人才能做到的，是指真正的士人，不是指战国时期纵横捭阖的那一类人，以及平原君、孟尝君门下的食客之流。这些人算不上士人，哪有什么恒心呢？又如今世间的读书人以士人自居，只是穷困不能有所施展，问他们的恒心，丧失的人大多了。所以知道恒产不仅对百姓非常紧迫。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章
《后汉书·杨赐传》：“文王的苑囿方圆百里，人们认为小；齐宣王的苑囿方圆五里，人们认为大。”按：这与《孟子》的文字又自相矛盾，大概只是特意夸大其词罢了。那么方圆七十里，孟子称“在传述中有记载”，也属于同样的例子，难道值得奇怪吗？魏明帝下令杀死禁地里的鹿的人处死，财产没收归官，发现并告发的人厚加赏赐。当时禁地广阔将近一千多里，群鹿侵犯践踏，残害庄稼，处处造成危害。齐宣王以四十里为陷阱置于国中，百姓认为大，孟子讥讽他；与魏明帝相比，那么齐宣王简直太小了。圣贤的一句话，本来就要垂示法则警戒万世，难道只是随事纳谏而已！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章
从流下三节，极力陈述流连荒亡的危害如此；又决断地说先王必定没有这类行为，劝戒的宗旨深切明显，那么所谓“只在于君王所行的”与“君王请在这两者中选择”语意固然截然不同了。
春秋初期献六羽，初次按亩征税，此后就成为常例，所以记载“初”。于是开始兴起补不足的措施，不是一次实行就停止，或许直到景公去世，遂成惯例，齐国人认为这是美谈，所以在这里记载它的开始吧。
昔者公刘好货
公刘、公非、公祖之类，应当是跟随国人的称呼罢了，孔传认为是公爵，未必正确。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章。
孟子论述任用舍弃人才，以至于生人杀人，慎重周到无所不至。读书到这里，必须更有个见解。要知道广泛访求精细考察，即使是明主也会这样做，或者在两三年间，或者在十天半月之内，归结于审慎无差错罢了，不是必须拖延很久，然后才叫做不得已。不然，事情本来有不可延缓的，能不成为国家的忧患、百姓的祸患吗？
左右都说可以杀，不要听信。凡听，是允许的意思。听，都读吐丁反。《礼记》“不得谢”，注：“谢，犹听也。”读音如此。
天命、天讨两件事相对，所以因论述任用舍弃而涉及刑杀，表明其慎重相同，不是说用人之际有大奸恶者必须杀掉。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章
孟子用巨室比喻国家，用大木比喻夫人，怀抱仁义的大道，至
于工师，不过求大木之人耳，非以工师比夫人，亦非以工师比求夫人之人也。凡取喻之文，不必尽有所托意，不特此处为然。
译对于工师，不过是求取大木的人罢了，并不是用工师来比喻那位夫人，也不是用工师来比喻求取那位夫人的人。凡是用来作比喻的文字，不一定全都寄托有深意，不只是这里如此。
邹与鲁閧章
邹师之败，有司死者若此之多，岂有不亡一卒之理？穆公言：「民莫之死。」谓不肯鼓勇救上，以身死之，至于败绩也。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章
小之事大，亦是理势必然。所疑者，或齐或楚之间耳。孟子亦不教文公絶齐、楚，观《交邻》章尤可见矣。
滕，山东之国，本合事齐，而楚之蚕食中国无礼者，必将见灭，故不能专意于齐也。观孟子以齐卿出吊于滕，及文公为世子之楚，则齐楚两事可知。所以商于孟子者，徒以财力不赡，上下困竭，难以立国，故欲择一而事之，以稍纾其患。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章
国以人为本，古诸侯宗族、人民数或盈万，或数千，得地居之，即成国矣，若塞外部落然。又百千年之国，上下蓄聚亦多，又壤地闲空者亦自不少。苟人心不离散，弃旧别徒，垦辟为生聚，计数年之间，可成都防。如太王子孙，虽不兴王，较胜其旧，自是防之善者。故孟子屡为滕君告之。正使战国事势异于古先，未必决无可行。者若决无可行，则无庸言之以乱人意也。但人心未能固结，恐散亡随之，不若死守之为愈。
鲁平公将出章
平公孱国庸主，正使无臧仓之沮，必不能用孟子。使其道大行，而孟子云然者，圣贤之心不谓世主不足与言仁义，而吾道之必不可行也，特以彼无善意，则不容屈己以狥之耳。孔子于公山氏之召已，则曰：「如用我，吾其为东周乎？」平公以乐正子之言来见孟子，此善意也，恶知其不可与有言有为哉？孟子愿学孔子，于此见之矣。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章
周亮工谓：「孔子诲其弟子称名，孟子则皆曰子，称诸他人之前亦曰子，可见世风之变。」吾谓《孟子》书是记人之辞，不必当时亲出其口然也。且子之为称，有尊有卑，如言扬子、墨子、公输子及章子等，要不同于顔子、曾子也，阙而勿论可矣，世风之变非所云也。
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节
贤于尧舜，程子以事功当之。然事功出于道徳，非道徳髙厚，何以教化无穷？宰我立言之指，葢以道徳为本，苐难言之耳。
五峰云：「成一时之勋业有限，开万世之道学无穷。须知尧舜事业，正《中庸》所谓悠逺、博厚、髙明者，岂止在唐虞百年之间而已？以孔子较之，则又有乆近之不同，虽以一时言之亦可。」
孔子贤于尧舜，世皆以孔子▯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经典，垂法万世，为事业逺过古帝王。不知删定六经，是乃所谓水之澜、日月之明。其所以为大本大原者，葢未可以智识测量而知。此其为贤于尧舜、盛于百王者，门弟子虽能知之，亦安可得而言之哉！
尧舜可一时而二也，孔子不可一时而二也。所谓贤于尧舜逺者，即此可以观之矣。且孔子不特春秋之世不容有二而已，从是已后更数千岁，六经四子书苟未澌灭，亦不得生如孔子其人，葢犹一刹不容有二佛也。
有若曰岂惟民哉节
十人百人亦是类，小贤小才亦是出类。惟以圣人视凡民，直是天渊悬絶。然但言出类，犹未见圣人之大异。至于类之羣聚而为萃，其中固亦多逈然髙出者，而圣人乃愈防起其上，虽万人之杰，莫能与之差肩，所谓「诸峰罗立如儿孙」也。萃愈多，则防愈竒，此是举一世而言之。
舍己从人
注言：「己未善，则舍之。」或疑舜大圣，岂有不善？不知一物之来，一事之至，耳目之聪明有限，即心思之计虑亦穷。凡吾所以处之，苟未能协乎大中者，即是已有未善。舜所以为大者，正以其毫无系吝之私，不旋踵而舍之也。若果皆是善，而又舍之以从人，则所从者反为未善矣，亦奚贵于能舍哉？《中庸》曰：「不自用而取诸人，其斯以为舜乎！」葢己未善而舍之，乃所以为舜；谓己无不善而无所可舍者，不知舜者也。
固国不以山谿之险
周礼·掌固》注云：「固，国所依阻者也。国曰固，野曰险。」按「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固」字本此也。
学焉而后臣之
不但学焉，是尊其徳乐其道，臣之者亦正是尊、乐，葢
译邹国与鲁国交战章
邹国军队战败，官吏死伤如此之多，难道没有损失一个士兵的道理吗？穆公说：“百姓没有为他们效死。”意思是百姓不肯鼓起勇气救助君主，以身殉职，以至于战败。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章
小国侍奉大国，也是情理和形势的必然。所疑惑的，只是在侍奉齐国还是楚国之间罢了。孟子也没有教导文公断绝与齐、楚的关系，从《交邻》章尤其可以看出这一点。
滕国是山东的国家，本来应该侍奉齐国，而楚国蚕食中原各国无礼，必将灭亡，所以不能专心侍奉齐国。看孟子以齐国卿的身份到滕国吊丧，以及文公作为世子去楚国，那么齐、楚两国都侍奉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向孟子咨询，只是因为财力不足，上下困顿枯竭，难以立国，所以想选择一个侍奉，以稍微缓解祸患。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章
国家以人民为根本，古代诸侯的宗族、人口有时超过万，有时数千，得到土地居住，就形成国家了，就像塞外的部落一样。又经过百千年的国家，上下积蓄也很多，空旷的土地自然也不少。如果人心不离散，抛弃旧地另辟新居，开垦荒地以聚集人口，计算几年之间，可以建成都邑和防御工事。比如太王的子孙，虽然没有兴起王业，但比旧地更好，自然是防御的好方法。所以孟子屡次告诉滕君。即使战国的事势与古代不同，未必完全没有可行的方法。如果完全没有可行的方法，那么就不必说它来扰乱人心了。只是人心未能牢固团结，恐怕随之散亡，不如死守为好。
鲁平公将出章
平公是弱国的平庸君主，即使没有臧仓的阻挠，也一定不能用孟子。如果他的道大行于世，而孟子这样说，圣贤的心并不是认为世俗君主不值得谈论仁义，而是认为我的道必不可行，只是因为他没有善意，所以不容许委屈自己来顺从他罢了。孔子对于公山氏召见他，就说：“如果用我，我大概会成为东方的周公吧？”平公因为乐正子的话而来见孟子，这是善意，怎么知道他不可以有所言有所为呢？孟子愿意学习孔子，在这里可以看到了。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章
周亮工说：“孔子教导弟子称名，孟子则都称子，在其他人面前也称子，可见世风的变化。”我认为《孟子》一书是记录别人的言辞，不一定当时亲口说出就是这样。而且“子”作为称呼，有尊有卑，如说扬子、墨子、公输子及章子等，终究不同于颜子、曾子，缺漏而不讨论可以了，世风的变化不是所说的这样。
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节
贤于尧舜，程子以事功来对应。然而事功出于道德，如果不是道德高厚，怎么会有无穷的教化？宰我立言的旨意，大概是以道德为本，只是难以言说罢了。
五峰说：“成就一时的勋业有限，开万世之道学无穷。须知尧舜的事业，正是《中庸》所说的悠远、博厚、高明，难道只在唐虞百年之间而已？以孔子来比较，则又有久近的不同，虽然以一时来说也可以。”
孔子贤于尧舜，世人皆以孔子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于经典，垂法万世，为事业远过古帝王。不知道删定六经，是所谓水的波澜、日月的光明。其作为大本大原的，大概不可以智识测量而知。这作为贤于尧舜、盛于百王的，门弟子虽然能知道，又怎么能言说呢！
尧舜可以一时而有二，孔子不可以一时而有二。所谓贤于尧舜远，即此可以观察了。而且孔子不仅春秋之世不容有二而已，从此以后更数千岁，六经四子书苟未灭绝，也不得生出如孔子其人，大概就像一刹那不容有二佛一样。
有若曰岂惟民哉节
十人百人也是类，小贤小才也是出类。只有以圣人视凡民，简直是天渊悬殊。然而只说出类，还不见圣人的大异。至于类的群聚而为萃，其中固亦多迥然高出者，而圣人乃愈防起其上，虽万人之杰，莫能与之差肩，所谓“诸峰罗立如儿孙”也。萃愈多，则防愈奇，这是举一世而言的。
舍己从人
注说：“己未善，则舍之。”有人怀疑舜是大圣，难道有不善？不知道一物之来，一事之至，耳目的聪明有限，即使心思的计虑也穷尽。凡我所用来处事的，如果不能协于大中，即是已有未善。舜之所以为大，正因为他毫无系吝之私，不旋踵而舍之。如果果皆是善，而又舍之以从人，则所从者反为未善了，又怎么贵于能舍呢？《中庸》说：“不自用而取诸人，其斯以为舜乎！”大概己未善而舍之，才是所以为舜；谓己无不善而无所可舍者，是不知舜的人。
固国不以山谿之险
《周礼·掌固》注说：“固，国所依阻者也。国曰固，野曰险。”按“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固”字本此也。
学焉而后臣之
不但学焉，是尊其德乐其道，臣之者亦正是尊、乐，大概
所以得成大有为之功者，在其君能委任之也。不然，则是虚尊、虚乐，不过如晋平公之于亥唐而已。
译之所以能够成就伟大的功业，在于君主能够充分信任并委任他们。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所谓的尊崇和礼遇就是虚名虚礼，不过像晋平公对待亥唐那样罢了。
王之为都者
吕氏春秋》：「靖郭君曰：『先王之庙在薛，吾岂可以先王之庙予楚？』」按此，则当时大邑令各立先王庙，以时祠之，因号之曰都。孟子言为都者五人，此其一证也。
燕人畔
燕人畔，自齐而言，故书畔。在燕则立君复国，义也。凡史传中称畔者，亦多此例。
他日王谓时子曰节
司马温公引齐景待孔子及齐王欲中国授孟子室二条，曰：「此二君者，非不知孔孟之为圣贤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为名，故孔孟以为不义而不留也。」温公之言，其有防哉！浮浅小夫谓宣王视孟子犹仰禄之士，以万钟骄之，初无一毫慕敬之心，而顔色声音有不胜其尀耐者，所见至为卑陋。设齐王果是如此，而迟迟其行，至此始欲去，则何以为泰山岩岩者哉？或者之见，伤吾孟子多矣，胡弗思之甚！
齐王虽不能用孟子，顾未尝不知尊重其道，闻其一旦欲去，于情自是不能已，故有中国授室之言。此亦是王之善心，非为是以饵孟子也。但既不能行其道，而徒欲以万钟养其弟子，则不得不谓之利诱耳。
隐几而卧
坐而言者，代王致勤惓之意，其说长，故隐几而卧，示不欲听。孟子初与客为宾主礼，岂是甫对此客，便尔形神嗒然？君子敖惰而不辟，隐几而卧，固是有意絶之，要之自处未尝过于无礼。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章
人言孟子似伊尹，不知亦有似栁下惠处。如《尹士》及《蚔鼃》章，齐人讥孟子不能去，与栁下在鲁何异？然正告以进退出处之义，未尝玩世不恭，是则所谓「君子不由」而愿学孔子者，亦可见也。
识其不可三句，是反上文语。尹士但浅之乎为丈夫耳，其心亦知孟子之贤，决非干泽之軰，但谓前此来齐，是失于不择君，今既以君臣不合而去，则惟有翻然髙蹈，无恋恋于此都已耳。其意犹鲁人之谓栁下也。干泽之云，孟子更不自明，正使尹士不能无疑，犹不须辨，况本不疑之也。
使民盻盻然
韩非子以兎与虎盻然环其眼，注云：「环转其眼以作怒也。」孟子使民盻盻然，亦谓圜视作怒也。
学则三代共之
学则三代共之，不过是三代皆名曰学耳，非以独重国学之故而不敢易其名也。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可谓乡学独轻乎？
暴君污吏
周礼》注：「孟子『暴君污吏』，污作奸字。」
若夫润泽之
孟子志欲行助，复先王不忍人之政，要使上安下全，臣民皆得其所，为乆长之利。所谓润泽者，调和适宜，小有通变，使先王之政必可行而已，固非大段改换，所存无几，而谓之润泽者也。正犹义以为质，虽是礼行孙出，而此义如人之骨干，自不可移。
皆衣褐二句
许行所衣必褐，食必取足于捆织，葢许行之令实然。凡谈说《诗》、《书》，甘衣美食，无薄艺在身，而享人一丝一粟者，皆摈而弗収也。所谓「唯无瑕者可以责人」，许子之意如此，以此亦倾动得人。战国时游人国者，无所不有，而此其最蚩鄙可笑者耳。此等之人，泱泱大国亦去不得也。
贤者与民并耕而食二句
许行并耕之说，岂真欲世主翻然从之，一无取于民哉？虽愚妄之甚，当不作是想也。其所以为此者，正谓古之人君其道乃如此，区区井田之制、什一之税，何足以为仁政！使文公复古之志嗒然頺然，孟子之道不劳余力而败之，此所以为奸民之尤也。
圣人之忧民如此
由放勲命契之辞观之，知古圣之忧民如此其至，非总承二莭，以此结之也。
陈良楚产也节
陈良，楚人，而北学传周、孔之道，孟子以为豪杰之士，其推服之也至矣。若非陈相兄弟恱许行而见孟子，则良之氏名湮没不传矣。是知书传所载千百之一二耳，不得谓战国之代孟氏而下遂无一真儒也。相所得于其师者浅，故易为许行所煽惑。观其津津于市价之不贰，是特朴鄙愚陋之士尔，犹胜摇弄唇吻以取世主之金玉锦绣而毒吾民者。孟子称「经正则庻民兴」，故不以相为不屑教，而以倍师之罪责之，犹望其翻然知愧且悔而复于正。
译王之为都者
《吕氏春秋》记载：“靖郭君说：‘先王的宗庙在薛地，我难道可以把先王的宗庙送给楚国吗？’”根据这段记载，当时的大邑各自设立先王的宗庙，按时祭祀，因此被称为“都”。孟子说担任都邑长官的有五人，这就是一个证据。
燕人畔
“燕人畔”，是从齐国的角度而言，所以书写为“畔”（叛）。在燕国方面，则是拥立君主、恢复国家，这是合乎道义的。凡是史传中称“畔”的，大多属于这种情况。
他日王谓时子曰节
司马光引用齐景公对待孔子以及齐王想要在国内给孟子安排居室这两件事，说：“这两位君主，并非不知道孔子和孟子是圣贤，只是不能实行他们的道，而只想尊崇他们来博取名声，所以孔子和孟子认为这不义而不留下来。”司马光的话，难道没有防备之意吗？那些浅薄的小人认为宣王看待孟子就像看待仰食俸禄的士人，用万钟的俸禄来骄纵他，起初没有一丝一毫的仰慕敬重之心，反而在脸色声音上表现出极不耐烦的样子，这种见解极其卑劣浅陋。假如齐王真的是这样，而孟子迟迟才离开，直到这时才想要离去，那么孟子怎么能成为像泰山那样崇高的人呢？旁人的看法，大大损害了孟子的形象，为什么不深思呢！
齐王虽然不能任用孟子，但也并非不知道尊重他的道，听说他一旦想要离开，在情理上自然无法抑制，所以才有在国内安排居室的言论。这也是齐王的善意，并非以此来诱饵孟子。但是既然不能实行他的道，却只想用万钟的俸禄供养他的弟子，那就不得不称之为利诱了。
隐几而卧
坐着说话的人，是代替齐王表达勤勉恳切之意，他的话说得很长，所以（孟子）靠着几案躺着，表示不想听。孟子起初与客人行宾主之礼，难道刚面对这位客人，就立刻精神萎靡、神情恍惚吗？君子傲慢怠惰而不回避，靠着几案躺着，固然是有意拒绝他，总之自我处世上未曾过于无礼。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章
人们说孟子像伊尹，却不知道也有像柳下惠的地方。比如《尹士》和《蚔鼃》这两章，齐国人讥讽孟子不能离开，这与柳下惠在鲁国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呢？然而（孟子）明确告知进退处世的道义，未曾玩世不恭，这就是所谓“君子不走邪路”而愿意学习孔子的表现，也可以从中看出。
“识其不可”这三句话，是反驳上文的话。尹士只是浅薄地看待大丈夫罢了，他心里也知道孟子贤德，决不是追求利禄之徒，只是认为孟子此前来齐国，是失于没有选择好君主，现在既然因为君臣不合而离开，那就只有毅然高蹈远引，不要对此地有所留恋罢了。他的意思就像鲁国人看待柳下惠一样。关于“干泽”的说法，孟子更不自我辩解，即使尹士不能没有怀疑，也尚且不需要辩白，何况本来就没有怀疑呢。
使民盻盻然
《韩非子》以兔子和老虎“盻然环其眼”，注解说：“转动眼睛以表示愤怒。”孟子说使百姓“盻盻然”，也是指圆睁着眼睛表示愤怒。
学则三代共之
“学则三代共之”，不过是三代都称之为“学”罢了，并非因为特别重视国学而不敢更改它的名称。谨慎地办好乡校的教育，反复教导孝悌的道义，这难道可以说乡学特别轻贱吗？
暴君污吏
《周礼》注：“孟子所说的‘暴君污吏’，‘污’字当作‘奸’字。”
若夫润泽之
孟子立志想要实行助法，恢复先王不忍人之心所施行的政治，要使上面安定、下面保全，臣民都能各得其所，谋求长远的利益。所谓“润泽”，是指调和适宜，稍作变通，使先王的政治必定能够施行罢了，固然大段改换、所存无几的情况，不能称之为“润泽”。这正如同以义为根本，虽然礼行孙出，但这义就像人的骨干，自然不可移动。
皆衣褐二句
许行所穿的必定是粗布短衣，所吃的必定取自纺织，大概许行的法令确实如此。凡是谈论《诗》《书》，穿着华美的衣服、吃着美味的食物，没有一门技艺在身，却享受他人一丝一粟的人，都被排斥而不接纳。所谓“只有完美无缺的人才能责备别人”，许行的意思就是这样，因此也能倾动人心。战国时期游说各国的人，无所不有，而这是其中最愚蠢可笑的一类。这类人，即使在泱泱大国也待不下去。
贤者与民并耕而食二句
许行并耕的说法，难道真的想让君主毅然听从他，对百姓一无所取吗？即使愚妄到极点，也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之所以这样说，正是认为古代君主的做法就是这样，小小的井田制度、什一之税，哪里足以称为仁政！使得文公复古的志向颓然沮丧，孟子的道不费力气就被破坏了，这就是奸民中的尤甚者。
圣人之忧民如此
从放勋任命契的言辞来看，知道古代圣人对百姓的忧虑如此深切，并非总括前两节，以此来作为结语。
陈良楚产也节
陈良是楚国人，却向北学习并传承周、孔之道，孟子认为他是豪杰之士，对他的推崇信服到了极点。如果不是陈相兄弟喜欢许行而拜见孟子，那么陈良的名字就湮没不传了。由此可知，书传所载不过是千百中的一二，不能说战国时代孟子之后就没有真正的儒者。陈相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浅薄，所以容易被许行煽惑。看他津津乐道于市场物价不欺诈，这不过是朴实鄙陋愚钝之人罢了，还胜过那些摇唇鼓舌以获取君主金玉锦绣而毒害我们百姓的人。孟子说“经正则庶民兴”，所以不把陈相视为不值得教导，而是以背叛老师的罪责责备他，还是希望他幡然醒悟，感到羞愧和后悔，从而回归正道。
昔者孔子没七句
孔子丧毕，门人散归其乡。然有若之丧，子游相，悼公吊焉。子游，呉人，悼公时犹居鲁，不径归也。
译从前，孔子去世。
孔子的丧礼结束后，弟子们各自返回家乡。然而在有若去世时，子游担任相礼，鲁悼公前来吊唁。子游是吴国人，在鲁悼公时期他仍然居住在鲁国，并没有直接返回故乡。
终日而不获一禽
南宋明帝射雉，至日中无所得，甚猜羞，曰：「旦来如臯，空行可笑。」是知嬖奚此行，志在多得禽以为至乐，迄于终日，曾无一禽之获，慙耻乃不可道。实御者自行己意，不施一术以致如此，奚心故觉之，宜其泄忿于反命之言也。
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后汉书》注：「正枉必过其直」，见《孟子》。按《孟子》无此文，疑《孟子》有「枉已不能正人」之说，故为是言，未知是否也。
葛伯放而不祀
书序》：「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传云：「废其土地、山川及宗庙神祗，皆不祀。」按葛之不道，至于刼夺黍肉，是必一切不祀，不当独废宗庙之祀也。且废祀至宗庙而极，故传言「及」，非反轻之。
救民于水火之中二句
言商人所以迎武王之师如此其不约而同者，由武王救民水火之中，取其残而诛之，至公至仁，为商人所深信耳。非谓殱厥渠魁，胁从罔治，无株连▯蔓之虑，故以「而已矣」言之也。
独如宋王何
宋自剔成己前，未尝称王。至偃立十一年，始称王。及身亡灭，则孟子所称「宋王」者，偃也。偃有「桀宋」之号，一薛居州之不能善王，信矣。
胁肩
后汉书》注引《孟子》曰：「阿意事贵，胁肩所尊，俗之情也。」按此与《孟子》文大异，岂别有所见耶？将本其意而撰此语也？「胁肩」，范书作「歙肩」，注云：「敛也。」
胁是虚业反今人读若摄失之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章。
好辩章孟子自明其忧世觉民拨乱反正之心至为恳恻后世君子有能如此▯心者方可承当他衣鉢文中子是也。
驱虎豹犀象而逺之
服不氏掌养猛兽而教扰之，谓虎、豹、熊、罴之属也。而武王伐纣，必驱而逺之者，葢商纣时畜此类过多，或至残害人命，且是初政，故不用而逺之也。要之，此等虽出于圣人，然畜养教扰终是可已。
春秋天子之事也
春秋时，诸簒立者既列于防，即不复致讨。葢自天子微弱，方伯之职不修，诸侯皆私相党。有簒逆者，则共奬成之。所谓「春秋天子之事」者，务正其三纲，使知不可犯；犯者，王法所不宥。欲见诸行事而不能，故笔削之以见志尔。
能言距杨墨者节
能为距杨墨之言，则必不畔仁义之教、蔑君亲之伦，其为圣人之徒可无愧矣。葢因其有是实而许之，非悬赏格以为招，使人慕此美名，竞以舌锋相助也。
匡章曰陈仲子章
于陵仲子，字子终。韩非讥其无益人国，坚瓠类也。此与威后意同。孟子则以其辟兄离母，故谓恶能亷。孟子见其大也。
盗跖
盗跖，秦大盗也。李竒注云尔。庄周以为栁下惠之弟。师古曰：「葢寓言也。」按跖是秦盗，秦、鲁相去逺，又惠为展氏之季，跖非其弟，可知。则师古云「寓言」者，当得其情。今人皆沿庄周之语，于栁下无损，然非事实也。
公输子之巧
古诗：「谁能为此器？公输与鲁班。」是输、班二人也。
徒善不足以为政
徒善不足以为政，非但空有其心，全不见诸行事，如田不井授，富连阡陌，贫无立锥，虽轻赋敛、蠲逋负，总不谓之仁政，以其偏枯不均平也，则亦为徒善而已。
既竭心思焉三句
圣人竭心思，便是为行政而竭，要事事处之得宜，如《大学》絜矩之道是也。既竭心思，自然继之以不忍人之政，如周公仰思而得之，则坐以待旦矣。若不继以政，竭之何为？安得谓不继以政？圣人之仁仅及身而止也，无政即无以仁当时之天下，不待后世也。
圣人竭心思，全是为仁天下而然，要使万物皆得其所，自然继之以政，刻不容己。周公之仰思继日，竭心思也；坐以待旦，急行政也。若无此政，即所谓尧舜不能平治天下者，圣人自是决不如此。曰「既竭」、曰「继之」，是随竭随继不停滞之意，所谓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欲为君节
言为君而欲尽君道，为臣而欲尽臣道，则当法尧、法舜，非谓欲为君、欲为臣也。正犹《髙帝纪》「始常欲竒此
译整天也捉不到一只禽鸟。
南宋明帝射野鸡，到了中午也没有收获，感到非常羞愧难当，说：“早上来的时候像后羿一样，空手而归实在可笑。”由此可知，嬖奚这次出行，志向在于多捕获禽鸟以作为最大的快乐，直到整天结束，竟然没有捕获一只禽鸟，惭愧耻辱到了不可言说的地步。这实际上是御者自行其意，没有运用任何方法才导致如此，嬖奚心里本来就觉得不对劲，所以他发泄愤懑于回报命令的话语中，也是理所应当的。
歪曲自己的人，没有能够端正别人的。
《后汉书》注说：“纠正歪曲必然要超过正直”，见于《孟子》。查考《孟子》并没有这句话，怀疑《孟子》中有“歪曲自己不能端正别人”的说法，所以才有这样的言论，不知道是否正确。
葛伯放纵而不祭祀。
《书序》说：“葛伯不祭祀，商汤开始征讨他。”传文说：“废弃对土地、山川以及宗庙神祇的祭祀，都不再祭祀。”查考葛伯的不道，竟然到了抢劫抢夺黍米和肉类的地步，这一定是完全不再祭祀，不应该只是单独废弃对宗庙的祭祀。况且废弃祭祀以宗庙为极致，所以传文中用“及”字，并不是反而轻视它。
将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这两句。
说的是商人之所以迎接武王的军队如此不约而同，是因为武王将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诛杀暴虐的商纣，极其公正仁爱，被商人深深信服。并不是说只诛杀首恶，胁从者不予治罪，没有株连蔓生的顾虑，所以用“而已矣”来表述。
又能把宋王怎么样呢？
宋国自从剔成己之前，不曾称王。到了宋偃即位十一年，才开始称王。等到他身死国灭，那么孟子所称的“宋王”，就是宋偃。宋偃有“桀宋”的称号，一个薛居州不能使宋王向善，确实如此。
耸肩。
《后汉书》注引用《孟子》说：“迎合意旨侍奉权贵，耸肩迎合所尊崇的人，是世俗的情态。”查考这与《孟子》原文大不相同，难道是另有出处吗？还是根据原意而编造了这句话呢？“胁肩”，范晔的《后汉书》写作“歙肩”，注解说：“收敛的意思。”
“胁”字读虚业反，今人读若摄，这是错误的。
公都子说：“外人皆称夫子好辩”这一章。
好辩章中，孟子自我阐明他忧世觉民、拨乱反正的心意极为恳切，后世的君子有能如此用心的人，才可以承当他的衣钵，文中子就是这样的人。
驱赶虎豹犀象使它们远离。
服不氏掌管饲养猛兽并教导驯服它们，指的是虎、豹、熊、罴之类。而武王伐纣，一定要驱赶它们使它们远离，大概是因为商纣时畜养这类动物过多，有时甚至残害人命，况且这是初政，所以不使用它们而让它们远离。总之，这些虽然出于圣人，但畜养驯服终究是可以停止的。
春秋是天子的事情。
春秋时期，那些篡位自立的人既然已经列于盟会，就不再加以讨伐。大概是因为自天子微弱，方伯的职责不再修明，诸侯都私下结党。有篡逆的人，就共同奖助成全他。所谓“春秋天子之事”，是致力于端正三纲，使人们知道不可侵犯；侵犯者，是王法所不宽恕的。想要体现在行事中而不能，所以通过笔削来表明志向罢了。
能言距杨墨者节。
能够说出抵拒杨朱、墨翟言论的人，就一定不会背离仁义的教化、蔑视君亲的伦理，他作为圣人的门徒可以无愧了。大概是因为他有这种实质而赞许他，并不是设立悬赏作为招引，使人羡慕这个美名，竞相用舌锋相助。
匡章曰陈仲子章。
于陵仲子，字子终。韩非讥讽他对人国无益，像坚硬的瓠瓜一样。这与威后的意思相同。孟子则因为他避兄离母，所以说他怎么能算廉洁。孟子看重的是大义。
盗跖。
盗跖，是秦地的大盗。李竒注这样说。庄周认为他是柳下惠的弟弟。颜师古说：“大概是寓言。”查考跖是秦地的盗贼，秦、鲁相距遥远，而且柳下惠是展氏的幼子，跖不是他的弟弟，这是可以知道的。那么颜师古说“寓言”的，应当是得其情理的。现在的人都沿袭庄周的话，对柳下惠没有损害，但这不是事实。
公输子的巧。
古诗说：“谁能为此器？公输与鲁班。”这是说公输和鲁班两个人。
徒善不足以为政。
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不仅仅是空有其心，完全不见诸行事，比如田地不实行井田制，富人连片阡陌，穷人无立锥之地，即使减轻赋税、免除拖欠，总不称为仁政，因为偏枯不均平，那么也就是徒有善心而已。
既竭心思焉三句。
圣人竭尽心思，便是为了行政而竭尽，要使事事处理得宜，如《大学》中的絜矩之道就是这样。既竭尽心思，自然继之以不忍人之政，如周公仰思而得之，就坐以待旦了。如果不继之以政，竭尽心思做什么？怎么能说不继之以政？圣人的仁爱仅仅及于自身就停止了，没有政事就无法使当时的天下得到仁政，不必等到后世。
圣人竭尽心思，完全是为了仁化天下，要使万物都得到其所，自然继之以政，刻不容缓。周公的仰思继日，是竭尽心思；坐以待旦，是急于行政。如果没有这些政事，就是所谓尧舜不能平治天下的情况，圣人自是不会这样做的。说“既竭”、说“继之”，是随着竭尽就随着继任不停滞的意思，所谓有不忍人之心，就有不忍人之政了。
欲为君节。
说的是作为君主想要尽君道，作为臣子想要尽臣道，就应当效法尧、效法舜，并不是说想要成为君主、想要成为臣子。正如同《高帝纪》中“始常欲奇此
女与贵人」，朱子文谓「欲」字宜在「女」字之下，不知古书言语多似此，意亦自明，不须移易耳。
译“女与贵人”，朱子文认为“欲”字应当放在“女”字之下，却不知道古书中的语言大多像这样，意思本来就很清楚，不需要改动罢了。
人有恒言
人有恒言，谓夫人之所常言。若其人，则贵贱、贤愚，是不一类矣，非必刍荛无识之人言之，而谓之恒言也。
涕出而女于呉
齐景公涕出女呉，见中国防弱已甚。按襄公二十三年，晋将嫁女于呉，齐侯违礼而媵之，中国之屈于呉乆矣。晋犹若是，况齐乎？晋嫁女，齐且以异姓徃媵，况景公之女呉乎！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章
淮南子》「士处卑隐」一段，约畧《中庸》、《孟子》之文，末言：「诚身有道，心不专一，不能专诚。」所谓心专一者，即思诚之谓也。思固以専一为要。
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章
罪不容于死，深痛恨之云尔。「善战，服上刑」，谓杀无赦也。下两次之，葢流窜之，以其非身自杀人，故或以车裂等酷刑当上刑，而次乃为诛杀。孟子本意恐不如此。善战者服上刑，谓杀之也，非谓于杀上加等，如夷族磔裂之事也。正使施于此人不为枉滥，及连诸侯等亦自可杀。要之，孟子本意，上刑者只是杀也。
惟其为君强战毒民，锋刃故罪当上刑。若大国恃强来侵，战固不可废，如亷颇、李牧之軰岂得反以善战为罪也？
淳于髠曰男女授受不亲章
淳于之问，非问男女之礼，其意了然可见，孟子但据理答之，与答周霄同也。髠言天下溺而不援，正犹迂儒守礼，见嫂之溺，拱手坐视，戱侮己甚，故孟子酬之曰：「子欲手援天下乎？」天下如何手援，亦易而侮之也。髠言天下方溺，仁人岂不深悯其然，胡为端拱坐视，不从权一引手救之乎？葢讥孟子虽髙谈仁义，而未必有济世利物之具，姑托守正以藏拙尔，非若弟子陈代辈劝使俛就，犹出于实心者也。故以手援天下酬之，辩士结舌，职此之由，他日乃又有名实之论，则其情尽见矣。
曾子养曾晳节
曾子将彻，请所与。问有余，曰有。是极防末，无▯要事。于此不忽，则视无形、听无声，可概见矣。曾子养志不止在此。孟子以事亲之道，无大小皆不可忽，故举曾子、曾元二事言之，以为榜様耳。
乐之实一段
孝弟本出于性，所谓良知良能是也。人为气质物欲所拘蔽，则有勉强矫拂之劳，无天机动荡之趣。若能乐而生生不已，则是本来故物，无所间隔。手足舞蹈，无之非是，不自知其所以然，正犹鱼之得水，洋洋而攸然逝也。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章
舜文行事亦各异，而曰若合符节，是孟子学至圣处，有卓然独见于心目之间者，所谓此心同、此理同也。正以道无古今之异，果是圣人，施为厝注必无丝毫差殊者。不知者见为异，知者自见为同，故曰其揆一也。揆者，以吾心之理揆之，不属先后圣。
如桓、文之霸，虽行事与圣人偶合，自知道者观之，天地悬隔，虽欲假借推崇，亦何可得？朱子不许永康之学，职此故也。
韩诗外传》引《孟子》「诸冯」章，以末二语为孔子之言，或所见本有异耶？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章》
左氏传》：丰卷奔晋，子产请其田里，三年而复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是知去国之臣，君不没其田里者，籍其所入以待还，则并以予之，不惟田里而已。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章
注云：「此亦有为而言。『亦』字从前『易其言』章来。」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章
注言未尝不信果，葢恐人以大人借口，流为猖狂无忌惮，则隄防壊矣，故云尔。然谓言行合义，事事信果者，亦未然也。孔子明言硁硁小人，孟子亦明言不必信果，则是大人固有不信不果者矣。所谓大信不约，大行不细谨者，惟其为义所当然，而彼必于信果者有所不能及也。若夫信果而合义者，又不待言耳。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象忧，舜亦忧；象喜，舜亦喜。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此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聪明睿知，如日月无所不照，而于此顾有所不知，是其心纯一无伪，凡人世逆亿之私、机变之巧，一毫不得而与焉也。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孔子辞孺悲以疾，取瑟而歌，似不一出于
译人们有常说的话，指的是人们平常所说的话。至于说人，那么贵贱、贤愚，并不是同一类，并非一定是草野无知的人所说的话，才叫做常言。
齐景公流泪嫁女给吴国，可见中原地区防备虚弱已经非常严重了。查考鲁襄公二十三年，晋国将要嫁女给吴国，齐侯违背礼制而陪嫁，中原地区屈服于吴国已经很久了。晋国尚且如此，何况齐国呢？晋国嫁女，齐国尚且用异姓女子去陪嫁，何况景公嫁女给吴国呢！
《孟子》“居下位而不获于上”一章。《淮南子》“士处卑隐”一段，大致概括了《中庸》、《孟子》的文意，最后说：“诚身有道，心不专一，不能专诚。”所谓心专一，就是思诚的意思。思考固然以专一为关键。
《孟子》“求也为季氏宰”一章。罪过不足以判处死刑，只是深切痛恨罢了。“善战者服上刑”，是说杀而不赦。下面两次递减，大概是流放放逐，因为他们不是亲自杀人，所以有人用车裂等酷刑作为上刑，而次一等则是诛杀。孟子的本意恐怕不是这样。善战者服上刑，是说杀了他，不是说在杀之上再加一等，如夷灭宗族、车裂肢解之类的事。即使施加在这人身上不算冤枉滥杀，以及牵连诸侯等也自然可以杀。总之，孟子的本意，上刑只是杀罢了。
正因为他是君主，好战毒害百姓，所以罪当上刑。如果是大国倚仗强盛来侵犯，战争固然不可废弃，像廉颇、李牧这类人难道反而能以善战为罪吗？
淳于髡说“男女授受不亲”一章。淳于髡的提问，不是问男女之礼，他的意图显而易见，孟子只是据理回答，与回答周霄相同。淳于髡说天下人溺水而不援救，正如同迂腐的儒生固守礼法，看见嫂子溺水，拱手坐视，戏弄侮辱太过分了，所以孟子回答说：“你想用手援救天下吗？”天下怎么用手援救，也是容易而侮辱人的。淳于髡说天下正溺水，仁人难道不深深怜悯这种情况，为什么端正拱手坐视，不从权变伸一只手去救呢？大概是讥讽孟子虽然高谈仁义，但未必有济世利物的才能，姑且托辞守正以隐藏拙劣罢了，不像弟子陈代等人劝他屈就，还出于真心。所以用“手援天下”来回应他，辩士理屈词穷，正是这个原因，后来又有名实之论，那么他的实情就完全显现了。
曾子奉养曾皙一节。曾子将要撤席，请问剩余的食物给谁。问有没有剩余，回答说有。这是极细微末节，没有重要事情。对此不忽视，那么视无形、听无声，大概可以看到了。曾子养志不仅仅在于此。孟子认为事亲之道，无论大小都不可忽视，所以举曾子、曾元两件事来说，作为榜样罢了。
“乐之实”一段。孝悌本出于天性，所谓良知良能就是如此。人被气质物欲所拘束蒙蔽，就有勉强矫拂的辛劳，没有天机动荡的乐趣。如果能快乐而生生不息，那么就是本来固有的东西，没有间隔。手足舞蹈，没有不是这样的，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正如同鱼得到水，洋洋自得而悠然游去。
《孟子》“舜生于诸冯”一章。舜和文王行事也不同，却说像符节相合，这是孟子学问达到圣人的地方，在心目之间有卓然独见的，所谓此心同、此理同。正因为道没有古今的差异，果真是圣人，施为安置必定没有丝毫差别。不知道的人看见不同，知道的人自然看见相同，所以说他们的准则是一致的。揆，是用我的心之理来衡量，不属于先后圣人。
像桓公、文公的霸业，虽然行事与圣人偶然相合，从知道的人看来，天地悬隔，即使想要假借推崇，又怎么可能得到呢？朱子不允许永康之学，正是这个缘故。
《韩诗外传》引用《孟子》“诸冯”章，把最后两句话作为孔子的话，或许所见的版本不同吧？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章》。《左传》：丰卷逃奔晋国，子产请求保留他的田地和住宅，三年后让他回来，归还他的田地和住宅以及他的收入。由此可知，离开国家的臣子，君主不没收他的田地和住宅，登记他的收入等待他回来，就一并给他，不仅仅是田地和住宅而已。
《孟子》“言人之不善”一章。注解说：“这也是有所指而说的。‘亦’字从前‘易其言’一章而来。”
《孟子》“大人者言不必信”一章。注解说未曾不信守果决，大概是担心人们借大人之名，流于猖狂无忌惮，那么堤防就破坏了，所以说这样的话。然而说言行符合义理，事事信守果决的，也不完全正确。孔子明确说硁硁然的小人，孟子也明确说不必信守果决，那么大人本来就有不信不果的情况了。所谓大信不约，大行不细谨，正因为这是义所应当，而他们必定在信守果决方面有所不能及。至于信守果决而符合义理的，又不待言说了。
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象忧愁，舜也忧愁；象欢喜，舜也欢喜。周公派管叔监视殷地，管叔带着殷地叛乱，这是不失其赤子之心。聪明睿智，如日月无所不照，而在这里却有所不知，是他的心纯一无伪，凡人世猜疑的私心、机变的巧诈，一毫也不能参与其中。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孔子以生病为由拒绝孺悲，取瑟而歌，似乎不
诚。不知圣人之心，全是欲警觉其人，又不容径拒，必如此乃足以达吾之意于彼，非纯一无伪而何？
译确实如此。不了解圣人的本意，他完全是想要警醒那个人，又不容许直接拒绝，必须这样才足以把我的心意传达给他，如果不是纯粹真实、毫无虚伪，又是什么呢？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节
支离所以为简易也，即孟子详说反说约之防，扬子此言，为朱子之学者宜有取乎尔。
孟子曰言无实不祥节
言无实不祥，语意重在恶蔽贤之人耳，岂是真无也？必欲以他不祥事相较量者，正所谓以辞害志者也。孔子言臧文仲三不仁，以下展禽为首。贤人用于国，则人受其庇，功效甚大。今而蔽之，其为不仁孰甚焉？故孟子以为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
故声闻过情二句
以声闻过情为深耻，则必衣锦尚防，闇然而日章矣，非君子真有声闻过情之事，而后从而耻之也。
舜明于庶物
注：物，事物也。山川草木、龙蛇鸟兽，固皆物也。然舜之所明者，谓所以处此山川草木、龙蛇鸟兽者，无不尽其理尔，非谓诡状殊形、《山经》所志皆能洞悉而谓之明也。
孟子曰禹恶防酒章
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絶防酒，才觉其甘，便疏絶之，更无一毫迟留勉强之意。圣人之心，清明如水，猛烈如火，于此可见。
立贤无方，不必贵家旧族，固是。然既谓之无方，则是不问其类，非偏抑贵家旧族而不用也。后世从立法防弊起见，乃有抑之以示公、惟疏贱是用者，虽曰彼善于此，要非所谓立贤无方也。
左传》：“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注云：“恐惊动。”按：此注亦善，有所惊动，则伤必多矣。
孟子言：「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此与孔子所言▯愤忘食、乐以忘忧者相似。葢圣人之心毫无罣罥，虽欲不如是而不能，此所以为圣人。
兼三王、施四事，凡《周官》、《周礼》一切致治之具，皆举之矣。有谓井田、封建等不在上四事之内者，不知如执中、视民、望道、不泄、忘包括一切，何谓不在四事内乎？可谓不思之甚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章
鲁诗说：家父作《节南山》以諌桓王，是东迁后诗也。申葢据《春秋》所书为说。王迹熄而诗亡，谓正雅耳，变雅未亡。孔頴达云：「外传申叔时、司马侯乃是晋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梼杌。然则春秋是其大名，晋楚私立别号，鲁无别号，故守其本名。」按此说后人皆不承用，録之以俟博识者。
史官掌记时事，不止是几句大纲，如左氏传所载，皆列国史官之文，皆得谓之《春秋》。但左传中有后人添入补凑之言，不醇是当年史官之作，若一概尊信，则失之矣。
予私淑诸人也
李氏以私淑为方言者，葢疑齐鲁间凡受业门人之门者自称私淑，而他处则无此称，故亦谓之方言，非若得之为登之类也。
孟子曰可以取章
可以取，可以无取，非防移两可之谓取。与死生，其可否皆有定理，惟察之不精，或狥乎世俗，则谓之皆可耳。春秋战国间，人轻生赴死者甚众，至于湛七族、燔妻子，视若翦一爪、去一毛然。虽史传之言不无失实，而风概自是可见。后世人多恇怯，而儒生尤甚，颇觉孟子伤勇之言为不切于劝诫矣。此所谓恕己以量人也。
此木轩四书说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此木轩四书说卷九
举人焦袁熹撰
孟子二
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节
孟子所述庾斯之事，葢是一时之宜，于公义亦无所害，但以此为例则不可，要当权其轻重而处之。唐应徳论之云：「使孺子无疾，庾斯以私恩故不敢抗，或至国危，如何为庾计？辞于君弗敢将，焉可矣。」愚谓此言有可施，亦有不可施。敌至倘不知其人，临战乃知之，欲辞于君，夫安可得？或虽前知，而敌势雄张，我国人材适乏，不自行则不可，辞于君亦非忠也。
孟子》书言尹公他、庾公斯事，与《左传》不同。孔云：「孟子，辩士之流，或当假为之説窃意端人之言，不当率尔加此二人，葢是得之传闻，有此乖舛。若论事实，则左氏得之可知。
公行子有子之丧章
孟子方以保民安天下望齐王，而齐臣若王驩之徒，专务邪謟，使王之志气日以骄溢，至托疾以召孟子，正所谓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也。然则如驩者，虽欲不恶，不
译孟子说：“广泛地学习并详细地解说，最终归结为简约。”支离破碎的解说，正是为了达到简约的目的，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详说”反而归于“简约”的道理。扬雄的这句话，对于朱熹一派的学者来说，是值得采纳的。
孟子说：“言语没有实际内容是不吉利的。”言语没有实际内容是不吉利的，语意重点在于厌恶那些遮蔽贤才的人罢了，难道真的是指完全没有吗？一定要用其他不吉利的事情来比较衡量，这正是所谓因拘泥于言辞而损害了本意。孔子说臧文仲有三件不仁的事，其中把遮蔽展禽列为第一。贤人在国家中被任用，人们就能受到他的庇护，功效非常大。现在却遮蔽他，这种不仁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所以孟子认为不吉利的实质，是由遮蔽贤才的人来承担的。
所以“名声超过实际”这两句：把名声超过实际作为深深的耻辱，那么必定会穿着锦缎却加衬里衣，外表暗淡而内在日益彰显。并不是君子真的有了名声超过实际的事情，然后才去感到耻辱。
舜对各类事物明察。
注：物，指事物。山川草木、龙蛇鸟兽，固然都是事物。然而舜所明察的，是指处理这些山川草木、龙蛇鸟兽的方法，没有不穷尽其中的道理，并不是说那些奇异形状、《山海经》所记载的事物都能洞察无遗才叫做明察。
孟子说：“禹厌恶仪狄的酒”这一章：禹喝了觉得甘美，于是疏远仪狄并断绝了美酒。刚觉得它甘美，就疏远断绝，更没有一丝一毫的迟疑勉强之意。圣人的心，清明如水，猛烈如火，在这里可以看出来。
举用贤才没有固定的模式，不必局限于贵族世家和旧族，这固然不错。然而既然说没有固定模式，那就是不问其类别，并不是偏要压制贵族世家和旧族而不任用他们。后世从立法防止弊端的角度出发，于是有压制他们以示公正、只任用疏远卑贱之人的做法，虽然说那比这好，但终究不是所谓的举用贤才没有固定模式。
《左传》说：“国家兴盛的时候，看待百姓如同对待受伤的人。”注解说：“害怕惊动他们。”按：这个注也很好，如果有惊动，那么伤害必定很多了。
孟子说：“周公有不合宜的地方，就仰头思考，夜以继日，幸好想通了，就坐着等待天亮。”这与孔子所说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相似。大概圣人的心毫无牵挂，虽然想不这样也不能，这就是成为圣人的原因。
兼有三代王的德行，施行四种政事，凡是《周官》、《周礼》中一切治理国家的措施，都包括在内了。有人说井田制、分封制等不在上述四种政事之内，不知道像执守中道、看待百姓、仰望大道、不泄露机密、忘记自我等包括了一切，为什么说不在四种政事之内呢？可以说是不思考到了极点。
孟子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也就灭亡了”这一章：《鲁诗》说：家父作《节南山》来劝谏周桓王，这是东迁之后的诗。申培依据《春秋》的记载来说。王迹熄灭而诗灭亡，指的是正雅，变雅并没有灭亡。孔颖达说：“《左传》外传中的申叔时、司马侯是晋楚之人，他们的言论都说春秋，不说乘、梼杌。那么春秋是它的大名，晋楚私下有别号，鲁国没有别号，所以保留其本名。”按：这个说法后人都不采用，记录下来以待博学的人。
史官掌管记录时事，不只是几句大纲，像《左传》所载的，都是列国史官的文章，都可以称为《春秋》。但《左传》中有后人添入补凑的言论，不纯粹是当年史官的作品，如果一概尊崇相信，那就错了。
我私下向这些人学习。
李氏认为私淑是方言，大概怀疑齐鲁之间凡是受业于门人的门人自称私淑，而其他地方没有这种称呼，所以也称之为方言，不像“得”通“登”之类那样。
孟子说：“可以获取，可以不获取”这一章：可以获取，可以不获取，并不是指模棱两可的获取。关于生与死，其是否可行都有确定的定理，只是考察得不精细，或者顺从世俗，才说都可以。春秋战国时期，轻生赴死的人很多，以至于灭七族、烧妻子，看得像剪掉一个指甲、拔掉一根毛发一样。虽然史传中的言论不无失实，但风气概貌自然可以看出。后世人多懦弱，儒生尤其严重，颇觉得孟子批评勇气不足的话对于劝诫并不切合。这就是所谓用自己的宽恕来衡量别人。
《此木轩四书说》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此木轩四书说》卷九
举人焦袁熹撰
孟子二
郑国人派子濯孺子侵犯卫国这一节
孟子所述庾斯的事，大概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对公义也没有损害，但以此为例则不可以，应当权衡轻重来处理。唐应德论述说：“假如孺子没有生病，庾斯因为私恩的缘故不敢对抗，或许导致国家危亡，怎么为庾斯打算？向君主推辞不敢领命，是可以的。”我认为这话有可以施行的地方，也有不可以施行的地方。敌人到来倘若不知道他是谁，临战才知道，想向君主推辞，哪里能得到允许？或者虽然事先知道，但敌势强大，我国人才恰好缺乏，不亲自出征则不可，向君主推辞也不是忠诚。
《孟子》书中记载尹公他、庾公斯的事，与《左传》不同。孔颖达说：“孟子是辩士一流，或许应当假托来说。我私下认为正直人的言论，不应当轻率地加在这两个人身上，大概是得之于传闻，有此差错。如果论事实，那么《左传》得到的是可信的。”
公行子有儿子去世这一章
孟子正期望齐王保民安天下，而齐国的臣子像王驩这类人，专门从事奸邪谄媚，使齐王的志气日益骄横溢满，以至于托病来召见孟子，正所谓“一日曝之，十日寒之”。然而像王驩这样的人，虽然想不厌恶他，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