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木轩四书説卷六

译？」章。

不符合仁义的事情，即使很小也不做。比如用言语去试探、诱骗他人之类的事，都是可耻的。如果是挖墙洞偷窃之类的事，众人都知道可耻，何必是士人呢？

译如今从政的人怎么样？如果不说出具体的人名，圣人就会严厉斥责。如果不这样，身处这个国家，却不非议它的大夫，回答的话应当更加含蓄委婉。子贡这类提问，也是他机敏的地方。比如问“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问得尤其巧妙。

郑玄注解《檀弓》说：“噫，是不醒悟的声音，这是感叹他不明白。”子贡问当今从政的人，而孔子说“噫”，也是因为子贡这个问题是不应当触及的，所以发出感叹来警示触动他。

孔子说“得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与他交往”这一章：

孔子即使得到了奉行中庸之道的人，也没有抛弃狂者和狷者；既然没有奉行中庸之道的人，对狂者和狷者的期望就更为深切。

注：谨厚的人，是真正谨厚的人，不是指乡愿。像高柴这一类人，终究靠不住。

子贡问“全乡的人都喜欢他”这一章：

乡人，不是说那些村俗无知的小人，无论贵贱贤愚都包括在内。

要知道这类问题是子贡防备着问的，不要认为是子贡真的认为大家都喜欢或大家都厌恶是可以的。这类情况很多。

孔子说“侍奉君子容易，但很难取悦他”这一章：

圣人的话，贯通上下。士人和庶民的家庭之中，也有“事”（侍奉）和“説”（取悦）的区别。专门认为这是针对大臣说的，就太偏颇了！

《宪问》篇中关于“耻”的章节：

弟子提问很多，唯独这里称名，怀疑这一章及下一章是原思自己记录的，所以下一章没有“原思问曰”的文字。

《克伐怨欲》这一章：

原思也不是有意要把这四种毛病隐藏在细微之处，他只是做克制防范的功夫，觉得这颗心已经自己能做主，风平浪静，多么快乐，所以就说这可以说是仁了，却不知道根源未曾拔除。说最终达不到仁的境界，是说这很难，是说比起肆意放纵的人，这也是难能可贵的行为，不是说为仁本来不难，而是原思自己走了难走的路。

原思的意思，也不敢就说自己能做到不行这四种毛病，大概平生的志向功夫不出于此，所以直接说“可以说是仁了”。然而也可以看出原思过于自信、执着于德行而不通达的毛病，所以孔子直接说“仁我不知道”，来激励他进步。众人的克伐怨欲，多是从利害上产生的；学者的克伐怨欲，往往夹杂在义理之中，尤其不可不仔细考察。

孔子说“士如果留恋安逸”这一章：

这与以穿坏衣服吃粗食为耻，都是所谓隐藏在细微深处、根深蒂固的毛病，别人不知道，而自己知道的。所说的士，不是苟且偷生依附于儒林的人，这样的人也从事道德修养，仰慕圣贤，但是理不能战胜私欲，志向不能统帅气力，隐隐约约留意于安逸的地方，不能决然舍弃，他的志向情趣与庸俗之人没有区别，所以孔子警示他。称为“懐”（留恋），就像女子怀春一样，内心感动，不表现在外面。如果那个人谈笑风生，行动作为，不出于饮食衣服住所的精粗美恶之间，一点也不惭愧，那就显然不是士了，又哪里值得孔子费心提点呢？这里所说的不足以成为士，大概是怀疑他足以成为士的人。

安土，是随遇而安；懐居，是有所系恋，心里割舍不得。

孔子说“国家有道，言语正直行为正直”这一章：

《管子》说：“贤人处在乱世，知道道义不能施行，就沉抑退避以躲避刑罚，静默无言以求免于祸患。不是因为怕死而不忠，如果强行进言招致杀戮，而功德恩泽不能施加。进则伤害为人君威严的道义，退则危害为人臣者的生命，其不利更加严重。所以退身而不放弃端正修养学业，不停止耕作，以等待清明之时。”按照《论语》“行为正直言语谦逊”、《中庸》“沉默足以容身”，意思正是如此。管子的话，可以说是懂得圣贤心意的人啊！

孔子说“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这一章：

勇敢的人不一定有仁德，这个“勇”字还是好的。遇到该做的事，他也不畏缩，像“白刃可蹈”之类，看似像仁。然而尽有血气之强，做得轰轰烈烈，不知道它是否真的出于仁。如果是十分粗恶的勇，那么它与仁毫无关系，又何须多说呢！

南宫适问孔子这一章：

禹平定水土，稷教导稼穑，对百姓的功劳非常大。他只是尽他职分所应当做的，没有一丝一毫自私自利之心，不但不妄图夺取天位而已。这是什么样的德行！南宫适拿禹稷来比孔子，非常贴切。因为孔子以布衣之身垂教万世，他的勤劳倍于亲身耕种，而他的功劳更有大于禹稷的。然而孔子只是不抱怨不责怪，下学而上达，上天的心意一定有特别厚待他的原因，这是圣贤深信不疑，而难以明说的。所以不回答他的问题，而特别称赞说：“君子啊这个人！崇尚德行啊这个人！”

庄子论风，认为众小不胜为大胜的，也可以看出天定胜人的道理。后世暴虐桀骜之徒，肆意毒虐，而享有天下万物，确实好像无可奈何。然而他们的子孙遭受祸害之烈，有十倍百倍于羿、奡的，那么上天之所以为大胜的，本来就在其中。至于其中不齐的原因，不容易推究，都要归结为小不胜之类。用小的来怀疑大的，怎么可以呢！

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这一章：

孔子所说的君子，一定是心术正大光明，一切污垢都能扫除，像子路等人就是这样。然而不仁的情况还是有的，这说明仁道难以完全，反省克制的功夫不可懈怠于一息。如果只是世俗称为君子，或者只以廉节高尚一时，矫情厉行自

译喜好善行，仅仅是不做小人的行为罢了，那么他缺乏仁德的地方仍然很多，符合仁德之处极少，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译并不是说即使有不仁之处，也不妨碍成为君子，而是正看见此心片刻有间断，便是不仁。作为君子的人，怎么可以一息放下呢？若是小人，则纯粹是私欲，没有机缘让他悔悟，所以断绝得严厉。

孔子说“爱他难道能不让他劳苦吗”这一章

人固然有喜爱却不知让他劳苦、忠诚却不知教诲他的人，所以这样说。如果知道喜爱而不让他劳苦，恰恰就是不爱；忠诚而不教诲，恰恰就是不忠。正是要求天下以爱、忠为心的人必定出于此，并不是说天下的爱者、忠者没有不出于此的。果真是这样，那么何必圣人来说呢？

孔子说“贫穷而没有怨恨很难”这一章

处于同一教化之中，没有富贵也没有贫穷，有什么难有什么易，岂不是与世隔绝？圣人的言语，其卑微如同大地，正不喜欢用这类言语轻率地教导人，因为卑微的人还未达到，就突然谈论高远的道理，那就成为空话罢了。又有人说圣人俯同世俗情理，区分难易，不知道圣人最了解甘苦，设身处地，也自觉是如此。如果不了解甘苦的人，那就是天上的人，怎么能在尘世中做导师呢？

冉求的技艺

《周礼》疏引“冉求的技艺，用礼乐来修饰”，礼乐既是六艺，明显上面说的艺不是六艺【是才艺】

现在的成人标准

如果现在的成人标准都做不到，恐怕就不是人了。因为现在的成人，人字就是相对于禽兽来说的。

孔子向公明贾询问公叔文子这一章

公明贾也不是故意要装作防备得十分好，他看文子真的是适时而言、快乐而笑、合乎义理而取。自从孔子听说后，便觉得时措之宜极难达到。文子虽然贤能，怎能轻易达到这个境界？所以说：“真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公明贾一时编说得话好，孔子听来便如精一执中一般，这就是圣人的地方。

“适时而言”等等，也不是公明贾凭空捏造这些话。他看见文子言笑取都没有差错，便认为已经能这样了。自从孔子听说后，则认为得到时措之宜，如果有一毫未达到，就不配当此评价，所以不敢轻信。大体上圣人与常人，其心的精粗相差很远。

文子不是不言笑取，确实如贾所说“适时而言”等等，想贾也不是故意用修饰的词，他看见文子的言笑取，不像其他人妄诞苟且，不合人心，只觉得非时不言，非乐不笑，非义不取，大概有这样的人，而不知道他论理的粗疏。自从孔子听说后，则认为非时措之宜，不配当此评价，也如同子贡说“传施济众”，而孔子则认为尧舜尚且担忧，圣人所见的道理无不如此。

孔子说“晋文公诡诈而不正”这一章

《后汉书》注：“孔子说：‘晋文公极其不诡诈’。说：‘当时周朝衰微政乱，桓公、文公能统率诸侯，辅佐天子，所以取他们的一切功劳。’”这话说得对。因为孔子评论晋、齐两位霸主，以文公为诡诈，也是小看管仲器量的意思。如果不是有所节取，即“彼哉彼哉”，置之不议就可以了，又何必指摘呢？看下面两章都赞美霸主的功劳，而这一章开其先，意思也就明显了。

先说晋文公，后举齐桓公，重在褒扬齐桓公。联系下面两章，意思尤其明白。

子贡说“管仲不是仁者吗”这一章

孔子说：“百姓到现在还受到管仲的恩赐，自从管仲辅佐齐国定霸，而晋文公继之，中国有盟主连续几百年，都是由管仲立下规模。齐、晋虽然各自为国，其事则如同一家。”《文中子》书晋、宋、齐、梁、陈亡，也是这个意思。

管仲不死于子纠之难，他胸中便打算一匡全局，除了自己更无人能如此做，如果便死，岂不可惜？有人说：“管仲怎么知道桓公必定能听从他以成功业？倘若不听，则节义功业两丧，岂不狼狈吗？”回答说：“管仲所打算的，却是卑近易行的说法，他又不要其君正心诚意，只要做富强，得了齐国，便自做得。无论桓公，如果不是大不道之主，个个做得，个个肯做。假如子纠为君，管仲便辅子纠做此事。所以能做的，全在管仲手里，只要有个君，他便做出来也。圣人深知其心，所以说：‘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管仲所做的，是春秋世界第一事，舍此皆不足为。后来孔明所做的是汉末世界第一事，舍此俱不足为。所以孔明抱膝时，自比管、乐，便自把心事说出来，只是时人不理解他的意思。

《列子》：管仲与召忽奉公子纠奔鲁，鲍叔奉公子小白奔莒。张堪注云：“纠，襄公之次弟；小白，纠之次弟。”按：纠长于桓，诸书多可证，程子之言，所以垂训尔。

公叔文子的臣

《仪礼》“私人”注云：“私人，家臣，已所自谒除也。”疏云：“此对公士得君所命者，此乃大夫自谒请于君，除其课役以补任为之。”按：家臣有二种，一君所命，一自谒除。自谒除者，若汉公府

译（孔子）被征召了。子路和子求在季氏那里，都是私人的家臣。公叔文子的家臣僎，也应当由公叔自己任命，然后才能向国君推荐，所以孔子赞美他。

译子路问侍奉君主这一章

注解说：“犯颜直谏并非子路所难。”但考察季氏在泰山举行祭祀、攻打颛臾，子路都不能挽救纠正，那么似乎也有不能犯颜直谏的时候。然而看他吃着阳货送的肉却不知道离去，恐怕是因为他认为季氏这类事情对道义没有妨害，不必劝谏。子路的毛病，只是在于对义理是非的界限分辨得不甚清楚，却强不知以为知，所以孔子教导他不要欺骗而要犯颜直谏。

不要欺骗而要犯颜直谏，是教导子路以不欺骗为根本，而又必须犯颜直谏，并不是说欺骗了却去犯颜直谏，那就应当戒除了。注解说犯颜直谏并非子路所难，但看季氏攻打颛臾时，子路竟然沉默不语，那么教导他能够犯颜直谏，本来也不算多余。况且圣人的一句话，万世臣子的道理都不能改变，又不只是为子路一个人而说的。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这一章

范晔引用孔子的话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者凭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防道。”桓荣累世被尊崇，难道是因为他为己吗？大概两汉的师儒，只是把高官厚禄当作荣耀，招来后世的讥讽，不只是桓荣一人如此。

现在的学者，志向在于欺骗世人，不管自己的身心性命如何，所以学业越勤奋而品行越衰败，名声越显赫而道德越有弊病。

学习本来是为己的事情，现在的学者却是借古人的学问来济助自己的私欲。不是不致力于阐明道义，而是想要让人知道他阐明了道义，道义是否真的能明于心则不计较；不是不致力于增进道德，而是想要让人知道他成就了道德，道德是否真的能成于身则不计较。这就是所谓的小人儒。

蘧伯玉派人去见孔子这一章

蘧伯玉派人去见孔子，不像现在的仆役厮养那样，大概是家臣罢了。家臣虽然地位低微，也是士君子一类的人，不是不可以与之同坐的。但蘧伯玉和孔子是朋友，这位使者身份低微，不敢承受客人的礼节。孔子一定要与他同坐，是以客人的礼节对待他，所以说“尊敬他的主人而推及到他的使者”，并不是因为尊卑相差悬殊就不在礼貌的范围内，特地破格对他行礼。与他同坐并询问他，记录者的意思原本只重在询问罢了。

曾子说君子思不出其位这一章

不出位，就是专一而不旁骛。所谓的九思，各自专守其一。

孔子说君子道者三这一章

由此可以看出至诚无息，如果有自足之心，就是有息了。子贡说：“这只是夫子自我描述罢了”，确实如此。有人说一听无能之言，就像见到圣人的心体，不觉直接指出说：“这是夫子自我描述”，这是不对的。

子贡方人这一章

见到贤人就想向他看齐，见到不贤的人就内心自我反省，圣人对学者的期望就是这样。而子贡所喜欢的，却在于品评人物、比较高下，用心向外，学问怎么能进步？所以夫子深深地警示他。

孔子说不逆诈这一章

不逆不亿，固然是诚，但如果说诚能生明，如《中庸》“自诚明”的说法，那就错了。只是我没有逆亿之心，而欺诈不诚信的到来，最终也未曾不先觉察，所以为贤。其之所以能先觉察的地方，自有居敬穷理的功夫，不是只靠不逆不亿。

微生亩谓孔子曰这一章

夫子虽然并非专门厌恶微生亩，但微生亩的毛病正在于固执，说这话正是为了教导他，所以说礼恭而言直。如果说只是泛泛而谈，不想触犯微生亩，那怎么能称为圣人呢？

孔子说骥不称其力这一章

都是马，称它为骥，即“骥”字便是称。

或曰以德报怨这一章

以德报德，如果可以用曲折的方式保全其恩惠，必定思考如何达到。只要无害于天下的大义，这虽然是私恩却也是公义。如果不念旧恩，一味用直，虽然获得公正刚方的名声，但意思已经接近刻薄，难道是圣人所取的吗！

以德报德，如果可以用我的情义而无害于道义，未曾不极其深厚，所谓虽私亦公也。可以厚待却故意薄待，或者假借以示无私，这才是最大的私心。

孔子说莫我知也夫这一章

圣人叹息的意思全在子贡身上

子贡问：“为什么说没有人了解？”并不是说别人不了解，夫子为什么有这样的叹息？而是问没有人了解的实际情况，怀疑另有高妙深远不可窥测的东西存在。

君子不归于天命，正是不怨不尤的实际表现。

圣人的心，浑然一理，心即天也。“知我其天”，犹如说我自己了解我自己罢了。

子服景伯以告

《檀弓》子服伯子注说：“大概是仲孙蔑的孙子子服景伯。”郑玄认为伯子就是景伯，又以贤者称之。看他想要诛杀谗人，又拿季孙的话来告知，心里非常不服，可见他是贤者。

孔子说贤者辟世这一章

救焚拯溺，是圣人的本怀，然而像荷蒉那样的人，圣人未曾不心里仰慕其高洁。滔滔皆是，皇皇何之？也曾有居夷浮海的念头，但最终不忍心决意离去，这是圣人之所以为至仁的原因。然而说圣人完全没有避世的念头，那又不对了。这一章及下一章，讲学家多曲为之说，只要说得圣人不愿隐居罢了，然而与当日圣人的微妙情思，不尽符合。现在的人只知道圣人决不肯隐居，然而夫子自己说“无可无不可”，如果决不肯隐居，难道仍有可、不可吗？总之，圣贤之心，决无忘

译世间的道理，若是为了保全自身，有时是可以避世的。孔子生于春秋时代，自然可以不隐居；倘若他生在秦始皇的时代，又当如何呢？我固然知道圣人不能拘泥于一种固定的模式，但这层意思，现在的人或许还没有想到。

译水深得就穿着衣服涉水，水浅时就提起衣裳涉水。

叔孙穆子吟诵《匏有苦叶》。注解说道：“志向在于一定要渡河。”那么，背着草筐的人引用这两句，似乎意思是说可以停止，如果不肯停止，就像涉水的人志在必渡，所以显得固执浅薄。

就这样罢了么？

就这样罢了么？想必是他把“敬”字看得太粗疏，便以为自己做得透彻。比如“先之劳之”，也说自家能承担，要做便做，所以请求进一步指教。至于不能长久坚持的毛病，圣人知道，子路自己却不知道。

看见他与长辈并肩而行

《论语》中与长辈并肩而行，是指肩膀相齐、像大雁飞行那样行列整齐，并非一定要肩膀完全齐平才叫并肩而行。肩膀相随，是侍奉兄长的礼节，不是童子所适宜的。

卫灵公向孔子询问军阵这一章

军事未曾学过，这就是推辞的话，然而匡正的意思自然蕴含其中，如果卫灵公能够领悟，那么还可以挽留孔子。

愤懑不是私人的愤懑，是为孔子而愤懑。上天降生圣人，不被任用也就罢了，为何困顿窘迫到这种地步？似乎不合常理，所以以此发问。

孔子说：“赐啊，你以为我是多学并且记住的人吗？”这一章。

子贡推测而知，由此推测彼，只因为未能透彻本源，所以不能贯通。

孔子说“由啊，知道德的人很少啊”这一章

子路不是为自己愤懑，是为孔子愤懑，然而就此便不能与圣人的心合一，便不能与天心合一，便是德行不足之处，所以说：“知道德的人很少啊。”

孔子说“无为而治的人”这一章

无为而治，是感叹他以盛德承受盛大的际遇，这是自古以来的罕见之事。继承尧帝并得到人才，如果不是重华（舜）的大智慧，哪里足以担当？不然，尧为什么不把天下交给丹朱，让他无为而治呢？

“他做什么呢？”是说无所作为，并非推求舜所做的事是什么。

子张问如何行事这一章

参前倚衡，是存养诚意的功夫，没有间断防备，自然常在心目之间，不是去那站立的地方、乘车的地方去寻觅。

圣人担心子张虽然知道忠信笃敬可以实行，却仍然把忠信笃敬当作可以袭取的东西。一个念头真诚，不足以胜过百个念头的虚伪；百个念头真诚，难免夹杂着一个念头的虚伪。自己信不过，别人便不会信服，终究有行不通的地方。必定会怀疑“蛮貊之地可行”的话虚而不实，却不知道存诚的功夫如果未能达到确立的地步，那么看到那些说法，叫不得忠信笃敬，怎能期望行得通？所以又告诉他这些。

说圣人的话简略，贤人的话详细，众人的话繁杂，并不完全如此。比如子张问如何行事，告诉他：“言语忠信，行为笃敬，即使在蛮貊之地也行得通。”也可以说是详尽的了。又反复告诫，说不这样的话，连州里都行不通，那么言语更加详细而意思更加恳切了。又说保存这忠信笃敬的方法，必定像站立时看见它参列在前，乘车时看见它倚靠在车前横木上才可以。这两句话，即使是贤人累百数十句，能达到这个程度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详细没有比圣人更详细的，简略也没有比圣人更简略的。其余的按照这个思路思考。

子张把话写在绅带上，正显示出他切实体会圣人教诲而不怠慢的地方。如果一定要以默记为对，以写在绅带上为错，那么商汤的盘铭、周武王的衣带诸铭，都不是圣人的事了。

孔子说“正直啊史鱼”这一章

史鱼之所以像箭一样直，是因为一念为了君主和国家，一定要通达而没有回曲邪僻。后世有尽言招致过错，其心只从名节上着眼的，就已经不直了。史鱼的直、蘧伯玉的愚，圣人之所以赞许他们，只因为他们的真实罢了。蘧伯玉在卫国做官，为什么叫做有道？譬如冬日，固然是严寒，也有稍微觉得和煦的日子，就可以出游，然而不是春夏的和煦。

子贡问如何实行仁这一章

各位弟子问仁，都不是问仁的本体，都是问求仁的功夫，犹如说如何可以到达仁，当时必定有说话，所以夫子各自就其切要处告诉他们。如果子贡问如何实行仁，那么又不正是问如何实行仁，犹如说如何可以实行仁，当时也必定有说话，所以夫子只把实行仁的凭借告诉他，而实行仁的正项功夫，如克己复礼、敬恕等，则不提及，大概不是子贡请问的本意缘故。

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这一章

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这话与治理千乘之国相似，圣贤不轻易说出这样的大话如此。

《泰誓》“十有三年春”，孔传说：“这是周朝的孟春。”按孔传说得对，当时未曾改易历法，史官追记罢了。周朝以建子月为首，春天不只是改月而已。古诗“玉衡指孟冬”，注解认为是汉朝的孟冬，夏朝的七月，这话说得对。秦汉改历都因袭周朝，哪有夏朝历法冠以周朝月份的道理？举此为例，其余可以类推，闻一知十，不必琐碎。

良法善治，必定有从而败坏扰乱的人。所以败坏扰乱的头绪，必定乘着人主的心而入。圣贤便把源头堵塞了，不等到其败坏扰乱，而在未发生前就制约，所以可以长久。

尧命令舜“真诚地执守中道”，便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夫子告诉颜子四代礼乐，便说“郑声淫，佞人殆”。在极好的时候，便知道有极不好的事，而兢兢业业地预防，所以不至于极不好。太阳到了正午就会偏斜，月亮圆满必定亏损，才觉得兴盛，便有衰败的道理。只有事先致戒，这心常存敬慎，那么蛊坏的头绪就没有地方产生了。圣人不是徒然畏惧

译灾祸败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们内心本来就是这样的。郑国的音乐淫靡，奸佞之人危险。细小的水流如果不加阻止，终将汇成江河；星星之火如果不加扑灭，终将蔓延成燎原大火。

译嵇康说：“郑国的音乐是声音中最精妙的，精妙的音乐感动人，就像美色迷惑心志一样，沉溺于音乐和美酒，容易荒废事业。如果不是道德极高的人，谁能抵御得住呢？”按：郑声被称为至妙，是因为它细腻靡丽到了极点，使听的人心神摇荡，骨髓改变，如果不是至妙，不会达到这种程度。孔子说：“音乐就用《韶》乐和《武》乐，排斥郑声。”《韶》乐与郑声，端正与淫邪不同，它们各自的精妙，不是其他音乐所能同时达到的。即使把它们等同看待，卫国的音乐也还比不上郑声，就像《濩》乐和《武》乐比不上《韶》乐一样。

孔子说：“臧文仲大概是窃取官位的人吧。”这一章。

在前人处执行死刑，是为了让活着的人感到畏惧，圣人有什么私心呢？不过是奉行上天的讨伐罢了。那些遮蔽贤才的人，是违背天意最严重的。

圣人自己说：“谁毁谤谁赞誉呢？”有人却说臧文仲并非真的窃取官位，那么圣人就有毁谤了。一定要用他的字来解释吗？用字来解释臧文仲的罪过，弄得是非都含糊不清，这难道是圣人的本意吗！

辽朝的萧和卓生病，萧朴去探望他。和卓握着他的手说：“我死后，你必定担任枢密使，千万不要举荐胜过自己的人。”萧朴出来后鄙视他。唉！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窃取官位的人。临死还想把自己的权术传给他人，小人的可恶竟到了这种地步！

孔子说：“不说‘怎么办，怎么办’的人。”这一章。

不说“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注解说：“反复思考并审慎处理。”不必像“再斯可矣”那样，起初说“怎么办”，反复考虑后又说“怎么办”而已。大概思考本来以两次为限，至于心里和口头上商量，次数多少，恐怕没有定数。比如“某人在这里，某人在这里”，难道一定是两个人吗？也许是三个或五个，不可预知。只是立言的方法如此，足以明白了。

这一章与《季文子》那一章对照来看，那是要求他果断防备，这是告诫他不要轻率，既精审又果断，处理事情的道理就完备了。

所谓反复思考并审慎处理的是什么？是理，是义，不是用私意去商量。

董仲舒引用这段话说：“羞于提问的人，圣人会疏远他。”大概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不求助于人，别人固然无法帮助他。“听了别人的意见却不推究，跟随别人却不改正”，也说：“我对这种人也没什么办法了。”这就是柔暗而不能果断，虽然没有拒绝劝谏、掩饰错误的恶行，但与那些专断刚愎的人一样，都是圣人所疏远的。孟子说的自暴自弃，指的就是这两类人。

孔子说：“整天聚在一起。”这一章。

学问哪有穷尽的时候，而空虚贫乏严重的人，却悠闲自得地自以为有余，喜欢与人成群结队整天游谈，所谈论的大多是剥蚀丧失仁德、增长浮薄之事。孔子感叹说：“难啊！”大概是哀叹这些人以此终老而不知道回头。

孔子说：“君子以义为根本。”这一章。

讲学中有人各执一说而不思考其中道理。这一章三个“之”字都指义，有人以为应当指事，辩者因为广泛引用先儒的说法来反驳他。不知道义是用来制约事的，本来不相分离，说到义则事就在其中，单说事则未必有义在其中，所以必须紧扣“义”字。那些人的辩驳，不是徒劳了吗？用逊让来表现它，自然是道理应当如此。才觉得心高气傲，就是发自私意，即使所持的是正道，危害也很多。如果遇到事情有不应当逊让的情况，总之不要做得太过分，这也不妨碍它是逊让。

子贡问：“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的吗？”这一章。

只说恕而不及忠，是因为如果不切实尽己之心，就不能做到不施加于人。圣贤的学问，无不从人与人的交往处下功夫。既然有这个身体，决没有与人不交往的道理。从自家到国家再到天下，哪里没有人？哪里不应当实行恕道？

孔子说：“我对于别人。”这一章。

圣人的心，想要与天下人共同行善，然而好善厌恶恶、肯定对的否定错的，是人的本心，不容混淆的。说不得已而有否定、有厌恶是可以的，说不得已而有肯定否定、好善恶恶则不可以。

毁谤是一回事，有喜欢称说别人的恶行而到了极端的，有厌恶恶行而发泄太过、不免成为毁谤的；赞誉是一回事，有想要取悦别人而把小美说成大美的，有爱戴太过而不知不觉称扬溢美的。夫子所说的“谁毁谤谁赞誉”，正是指那些厌恶恶行、喜爱善行太过的人。至于喜欢称说别人的恶行、想要取悦别人，如果不是小人之中的极端者，必定不会出自这里，又何必等待他们自己暴露其无呢？然而好善厌恶恶，贵在得到公正，一旦过了头便是私心，便是不正直，难道圣人会有这种毛病吗？

圣人所考察的，决无差错，赞誉也就如同没有赞誉一样。

风俗有兴盛和衰败，而所谓秉持常道、喜爱德行的人，千古不变。

现在的百姓，就是三代所以能直道而行的百姓，所以我才不敢毁谤赞誉他们。高允所说的“恐怕辜负翟黑子”，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吧，与圣人这句话极相似。现在解说的人多失去分寸，是因为不认识圣人谦厚的气象罢了。

《汉书·文景赞》引用孔子称赞“这些百姓，是三代所以能直道而行的”，确实如此等等，说古今不更换百姓而治理，深得圣人的意旨。

孔子说：“我还来得及看到史官留下的空缺文字。”这一章

后汉徐防上疏说：“孔子说‘述而不作’，又说‘我还来得及看到史官留下的空缺文字’，是痛恨史官有所不知却不愿意空缺。”按：徐防这话非常明了。有马借乘，自然是有亡相通之常，虽然频繁也不拒绝

译即使破旧也不嫌弃。正因为它不被视为怪异，所以才值得赞美。孔子所感叹的那个时代，难道就完全没有这样的事吗？偶尔有这样的人，却被视为怪异而难以得到，那么人心的苟且浅薄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才有“如今已亡”的伤感。推究这类情况，大概没有不是这样的。

译小不忍则乱大谋

妇人之仁，只是私爱，所以乱大谋，非谓欲成大事、济天下，不当以残一夫之命为介意也。「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岂是小不忍？

妇人之仁，只是出于私爱，因此会扰乱大的谋略；这并不是说想要成就大事、救济天下，就不应当把残害一个人的性命放在心上。「杀害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也不做」，这难道算是小不忍吗？

子曰众恶之章

寻常先説好，次説恶，独此先説众恶必察者，众恶之而不察，则君子受诬，尤不可不急加昭雪也。于此识得圣人公平忠厚之本心，不是安排计校而然。

通常都是先说好，再说坏，唯独这里先说众人厌恶的必须审察，是因为如果众人厌恶却不审察，君子就会遭受诬陷，尤其不能不赶紧加以昭雪。由此可以认识到圣人公平忠厚的本心，并不是刻意安排算计才这样的。

众恶之，其人果有是恶，我固与众同恶，然苟有一节之善，亦不得而没之也。此岂众人所能？须是无一毫私意，一以义理为权衡，然后尽察之之道，然后尽公恶公好之道。

众人厌恶他，如果那人确实有这种恶行，我固然与众人一同厌恶他；但如果他有一点善行，也不能埋没它。这难道是众人所能做到的吗？必须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意，完全以义理作为权衡的标准，然后才能穷尽审察的方法，然后才能穷尽公正地厌恶和喜爱的道理。

寻常皆言好恶，此独先众恶于众好者，以众人之私恶而使君子受诬，比于众好不当，其不可不察，尤为至急。此与「如有所誉，其有所试」，恶虽前知，不容有毁之意相似，厚之至也。圣人非若他人，必拟之而后言，是虽未可定其必然，学者要当以是存于胷中，用以涤除残刻之私，可也。

通常都讲喜好和厌恶，这里唯独把众人厌恶的放在众人喜好之前，是因为众人出于私心厌恶而使君子受诬陷，比起众人喜好不当的情况，其不可不审察，尤为紧急。这与「如果有所赞誉，那一定是有所试用」，虽然预先知道其恶，但不容许有毁谤的意思相似，是极其宽厚的。圣人不像其他人，一定要揣度之后才说话，这虽然不能确定其必然如此，但求学的人应当把这种态度存于心中，用来涤除残忍刻薄的私心，是可以的。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章

若使谋道谋食了不相涉，则谋道之君子不须以谋食疑之。惟夫谋食莫如耕，而馁在其中，竟有时不得食也；谋道莫如学，而禄在其中，可以兼得其食也。然而君子之心，则忧道不忧贫也，曷尝为禄而学乎？不然，则以道而谋食，所谓修天爵以要人爵者耳，其不流为小人之归者几希。中二句全为末句一转而设，或于首句之下别生意解，及谓「学也，禄在其中，故忧道不忧贫」者，皆非也。

如果谋求道义和谋求衣食完全不相关，那么谋求道义的君子就不需要因为谋求衣食而怀疑他。只是谋求衣食没有比耕种更好的了，但挨饿的情况就在其中，终究有时得不到食物；谋求道义没有比学习更好的了，而俸禄就在其中，可以兼得衣食。然而君子的心，是忧虑道义而不忧虑贫穷，何曾为了俸禄而学习呢？如果不这样，那就是用道义来谋求衣食，所谓修养天爵来求取人爵罢了，那他不沦为小人的归宿就很少了。中间两句完全是为最后一句的转折而设置的，或者在首句之下另生解释，以及说「学习，俸禄就在其中，所以忧虑道义而不忧虑贫穷」的，都是不对的。

子曰知及之章

大学八条目与此一例，如云：「意苟未诚，毕竟是知之不至。」道理何尝不是？然只管追重在前面，把后面看得太轻，亦非正防也。

《大学》的八条目与此类似，比如说：「意念如果不真诚，终究是知识没有达到。」道理何尝不是这样？但如果只把重点追索在前面，把后面看得太轻，也不是正确的防范方法。

子曰民之于仁也章

甚于水火，即「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之意。此章为民言，故以利害之显然者言之。「民」字犹《系词》言「百姓」。

比水火还严重，就是「人的生存靠正直，不正直的人能生存是侥幸避免灾祸」的意思。这一章是为百姓说的，所以用显而易见的利害关系来说。「民」字就像《系辞》中所说的「百姓」。

子曰君子贞而不谅

人无志于为君子，谅亦不为，何有于贞？谅者介然自守而不变，以为君子之道当如是也。不知择义不精，执徳不〇，而一意坚固，贼道也必矣，岂所以为君子？故别白言之曰：「君子贞而不谅。」贞、谅由圣人分别得名，若彼身为谅者，盖不知其是谅而非贞也。

人如果没有志向成为君子，连小信都不做，哪里会有大信呢？小信是指固执地自我坚守而不改变，认为君子的道理应当如此。不知道选择道义不精当，坚守德行不端正，却一意孤行地坚固，那必定是危害道义的，怎么能成为君子呢？所以分别明确地说：「君子有大信而不拘泥于小信。」贞、谅是由圣人分别命名的，如果那些自身拘泥于小信的人，大概不知道那是小信而不是大信。

曰：「不择是非，则谅者之所守，盖亦近是而疑于义者。若全非而无是，则人知非君子矣，又岂足置辨也？」

说：「如果不辨别是非，那么拘泥于小信的人所坚守的，大概也是接近正确而疑惑于道义的。如果完全错误而没有正确，那么人们就知道他不是君子了，又哪里值得去辩论呢？」

子曰有教无类

横渠云：「有受教之心，虽蛮貊可教；为道既异，虽党类难相为谋。」按此二节与自行束脩以上及不愤不啓两节相类，编书者之意取其文意相足，张子合而论之，得其防矣。

横渠说：「有接受教育的心，即使是蛮貊之地的人也可以教育；所追求的道既然不同，即使是同党同类也难以共同谋划。」按这两节与自行束脩以上以及不愤不启两节类似，编书者的意思取其文意相互补充，张子合并论述，得到了其中的要领。

有大道为公之志，有诲人不倦之诚，有因材造就之方，何类之有？

有大道为公的志向，有诲人不倦的诚心，有因材施教的方法，还有什么类别呢？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君子欲变化小人，吾儒欲开导异端，使其舍所学而从已有不可强者，道不同，不相为谋，故也。若彼自悔悟，肯向我谋，则何不可之有？

君子想要改变小人，吾儒想要开导异端，使他们放弃所学而跟随已有不可强求的，因为道不同，不共同谋划，所以如此。如果他们自己悔悟，肯向我谋划，那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子曰辞达而已矣

孔子所谓辞者，谓夫有用而不可废者也。如春秋列国使命往来，一言之间即闗国家安危、生民休戚，岂空言而已乎？辞不足以达意，败事之端乃在乎此，故圣人特立此言。若夫诸子淫诐之辞，得罪圣王，定在诛絶之科；其余勦袭泛滥为之，不如其已者，亦非圣人所屑教也。孔子所谓辞者，正谓辞命之属，其用有不可废者耳。若夫着一书、名一家，如诸子之流，孔子未尝教人为之，当时为者亦少，自非史氏，盖未尝有所谓书也。

孔子所说的言辞，是指有用而不可废弃的。比如春秋时期列国使者往来，一句话之间就关系到国家安危、百姓休戚，难道是空话而已吗？言辞不足以表达意思，败坏事情的根源就在这里，所以圣人特别提出这句话。至于诸子那些淫邪偏颇的言辞，得罪圣王，一定在诛绝的行列；其余抄袭泛滥而作的，不如停止的，也不是圣人所屑于教育的。孔子所说的言辞，正是指辞命之类，其作用有不可废弃的。至于著一书、名一家，像诸子那样的，孔子未曾教人去做，当时做的人也少，如果不是史官，大概未曾有所谓的书。

达便是有用之辞，不达便是无用之辞。或曰：「苏、张説利害，尽明快，其亦有用乎？」曰：「《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圣人岂为苏、张一辈人说法哉？彼所谓利口之覆邦家者，其意已全然不是，何达之足云？」

通达就是有用的言辞，不通达就是无用的言辞。有人说：「苏秦、张仪谈论利害，非常明快，那也有用吗？」回答说：「《易经》为君子谋划，不为小人谋划。圣人难道会为苏秦、张仪这一辈人说法吗？他们所谓用利口颠覆邦家的人，其心意已经完全不对，哪里谈得上通达呢？」

此木轩四书説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此木轩四书説卷七

举人焦袁熹撰

论语

师冕见章

论语》一书，皆是日用言动自然之理、当然之则，无一毫太过，亦无一毫不及，至平至实，至精至宻。上蔡将此章书説完一部《论语》，极见大意。

与师言，纯是一段生意，充之，则天地位而万物育，不外是矣。

言阶、言席、言某某，若以为周旋世故宜然

《此木轩四书说》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此木轩四书说》卷七

举人焦袁熹撰

论语

师冕见章

《论语》一书，都是日常言行自然的道理、应当的准则，没有一丝一毫太过，也没有一丝一毫不及，极其平实，极其精密。上蔡用这一章说完了整部《论语》，极见大意。

与师冕说话，纯是一段生机，扩充它，就能使天地定位而万物化育，不外乎这个了。

说到台阶、说到席位、说到某某，如果认为这是周旋世故所应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