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辨録卷一

译至善的境界，就像百姓对于国都郊野、鸟儿对于山丘角落那样自然契合。而周文王恭敬地止于至善，他所秉持的不过是仁、敬、孝、慈、信，从而使君臣、父子、人际交往的道理完备无缺，这难道不是以修身作为根本吗？至于说使民众的意志产生极大的敬畏，没有任何情感不能恰当地表达，那么修身为根本的重要性就更加显而易见了。所以说：“这就叫做知道根本。”前面所说的“知道根本”，大概是指出目标，是起始；这里所说的“知道根本”，是用事实来验证，是终结。文义既然已经收束完整，脉络也就自然清晰分明，所以说并没有错乱。问：“将‘学’理解为‘格物致知’，怎么样？”答：“万事万物都是‘物’，通过学习来阐明它们，不就是‘格物’吗？分析得既精细，综合得又全面，汇聚到根本，贯通一致而没有遗漏，不就是‘知至’吗？所以说：‘这就叫做知道根本，这就叫做知识的极致。’”

译所谓“诚其意”以下的文字，旧本与新本相同，但旧本没有“传之几章”的说法。

○ 大学改本

有人问朱晦庵先生：“《大学》这本书，是古代大学用来教育人的方法。”是这样吗？回答说：“如果这样，那么所谓‘大学’，就是天子设立的成均（最高学府），而成均怎么可以用来命名一本书呢？况且说《大学》是教育人的方法，这是成均的训诫规矩，又怎么能说是孔氏的书呢？司徒颁布五教，典乐教育贵族子弟，正直、温和、宽厚、坚毅、刚强、不残暴、简约、不傲慢，《诗》表达志向，《歌》延长言辞，声音依据延长，音律调和声音，这是虞舜朝廷的教育方法；司徒总揽政令以教化万民，乐正顺应《诗》、《书》、《礼》、《乐》来培养人才，这是周朝的教育方法。这些都与《大学》不类似，所以知道不是这样。”有人问：“八岁进入小学，十五岁进入大学。”是这样吗？回答说：“《礼记》说：‘乐正培养人才，天子的太子、王子、各国诸侯的太子、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国家的优秀选拔者，都参与其中。’没听说过有年龄限制。命令乡里评定秀士，推荐给司徒称为选士，司徒评定选士中的优秀者，推荐给学校称为俊士。俊士，是才能超过千人的称呼，是说他们的学业有所成就。正当十五岁时，学业怎么能突然成就，就从乡里推荐给司徒，又从司徒推荐给学校呢？所以知道不是这样。况且学习贯通上下，怎么能以人的长幼分为大小？每年入学，每两年考核，一年考察断句辨析志向，三年考察敬业乐群，五年考察博学亲近师长，七年考察讨论学问选择朋友，称为小成；九年考察知识类通达，坚定自立而不违背，称为大成。这是按次序进步，不是说哪个是小学、哪个是大学。”有人问：“那么小学、大学的说法是指什么？”回答说：“王浚川说：‘古人谈论小学，如农耕园艺、医学占卜、历法象数、干支之类，不是说八岁进入小学。如果这样，那么所谓诸侯进贡他们小学中特异的人才到天子的小学，也是八岁的孩童吗？大概就是指农耕园艺等事，是技艺的精妙之处。大学所学的是大的方面，即《诗》、《书》、《礼》、《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所以六乡每三年大比，举荐贤能之人进入天子的小学，大概是道德行道艺纯熟的人。如果学习大的方面，那么从八岁到十五岁，他们的学习并非有两个根本。’后世却将小学、大学以年龄大小分为两截，不符合古人的意义。这话很对。”有人问：“《大学》取名的原因，确实是这样吗？”回答说：“也不是。所谓大人，是端正自己从而使万物端正的人。所谓大学，就是学习成为这样的人罢了。大概是指世间一种大学问，不是像小道那样可观、君子不走的，所以不是成均教育方法的意思。”

问：“三纲领对吗？”回答说：“《大学》只是明明德、新民，而新民也是从明明德中来的事。所谓止于至善，是用来补足明明德、新民的意义的。至善，就是这个善；止善，就止于此。不是在明明德、新民之外，另外有所谓止于至善；也不是不止于至善，就可以明明德、新民。不能分为三。”

问：“知止、定、静、安、虑、能得”怎么样？回答说：这是说至善之所以能止的原因如此，是心与学问相互因循的妙处，不是有功夫次第逐渐进步的。

问：明明德为本、新民为末，两物而内外相对，怎么样？回答说：“譬如水，本是源头，末是水流，从源头到水流，不是两样东西。修养自己以安定百姓，不是内外的相对。”知止为始、能得为终，一事而首尾相因，怎么样？回答说：“《大学》只是明明德、新民，而明明德、新民之所以能止于至善，其功夫在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末始终大概就是这个。知止、能得是心与学问相互因循的妙处，至善之所以能止的原因，没有次第可循，怎么可以用始终来说呢？”先后近道，怎么样？回答说：“尚且没有八者的功夫，用什么接近道？”那么怎么样？回答说：“这不是总结上文，而是用来引出下文。修身为本，所谓本；举此以施行，则为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末；起于格物、致知，所谓始；迄于治国、平天下，所谓终。想要使天下明明德，先治理他的国家，先整顿他的家庭，先修养他的自身，先端正他的心，先诚他的意，先致他的知，致知格物，所谓先。物格而后知至，而后意诚，而后心正，而后身修，而后家齐，而后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后。知道先后而不停止功夫，那么至善就可以止，而《大学》之道就接近了。”

问：解释明明德、解释新民、解释止于至善，对吗？回答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明明德的事；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新民的事；知止、定、静、安、虑、能得，是止于至善的事。已经详细说了，又解释它，为什么呢？”

问：明明德、新民都想要止于至善，怎么样？回答说：“《大学》只是明明德，而新民也是明明德中的事。既然说明明德，能不新民吗？未能新民，可以叫明明德吗？如果说都想要……

译达到至善的境界，那么明明德固然要止于至善，使民众更新也要止于至善，这是将二者视为一体。况且，至善之所以能达到的原因，在于知道所当止之处，然后心志坚定、性情宁静、身心安适、思虑周详，从而获得至善，这些都是从明明德的角度来说的，属于心学中修养自身的范畴，与外人无关，而新民本来就已经包含在其中了。如果将明明德与新民分为两件事，那么明明德中通过知止、定、静、安、虑而能达至善的，是不用说的；但不知道新民中通过知止、定、静、安、虑而能达至善的，应当是怎样的呢？成就自己，是仁；成就外物，是智。这是本性的德能，是融合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道理，所以能够根据时势采取适宜的措施。

译问：“‘听讼，无讼’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审理案件公正严明，使是非曲直各自得到合理的判断，这是审理诉讼的能力。然而，没有实情的人仍然会逞强辩驳，这是因为无法使他们内心信服罢了。只有圣人，德行威严就令人敬畏，德行光明就令人信服，有伟大的力量使民众的心志畏惧，因此来申诉的人各自吐露真情，是非曲直只由上级裁决，没有人敢不服从，不再有人逞强辩驳，这就是‘无讼’。‘讼’，就是争辩的意思。”问：“诉讼不需要审理就自然消失，怎么样？”回答说：“诉讼案件，不找尧的儿子而找舜，那么尧舜的时代也不是没有来申诉的人。大概人有是非曲直自己不能决断，必定向上申诉。如果让天下都没有是非曲直，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做到。况且说‘一定要使没有诉讼，没有实情的人不能尽情辩驳’，这是说没有实情的人不能尽情辩驳才是无讼。如果说诉讼不需要审理就自然消失，那么所谓的没有实情的人应该是谁？不能尽情辩驳又应该在哪里？况且又说‘大大地使民众的心志畏惧’，这是民众畏惧服从的意思。如果说民众自然没有诉讼，那么他们本来自己不知道，又怎么能说畏惧服从呢？”问：“解释本末怎么样？”回答说：“本末原本不是条件，哪里用得着解释？况且只因为‘本’字，就说是解释本末，那么又用什么来解释终始呢？”

问：“‘恶恶如恶恶臭，好善如好好色’，怎么样？”回答说：“整篇没有好善恶恶的说法，朱熹因为‘好恶’二字，就认为是好善恶恶，这使人拘泥其中而不能出来。”那么怎么样？回答说：“所谓诚其意，凡是意念的发生，都应当至真至实，不可以有一毫的不真实，来自欺其心。”“‘毋自欺’怎么样？”回答说：“别人的意念至真至实，没有一毫的不真实，没有像厌恶恶臭、喜爱美色那样必然的。凡是意念的发生，都应当像厌恶恶臭、喜爱美色那样至真至实，没有一毫的不真实，这才是自慊，这才是毋自欺。大概说的是毋自欺要像厌恶恶臭、像喜爱美色那样，不是说厌恶恶、喜爱善要像厌恶恶臭、喜爱美色那样。本文自明，有人搀入其中，就多余了。”

问：“‘心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朱子说：“一有忿懥而不能察觉，那么其作用所行的，必定有不能不失其正的。”是这样吗？回答说：人心本虚，没有事物就正。喜怒忧惧，都是心的作用。如果能够顺应而中节，那么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的人，虽然有情绪也如同没有，而这心廓然大公的本体，本来自然如此。如果一有情绪在心中，就不能胜过意、必、固、我的私欲，而所谓廓然大公的本体，必定受其牵累，而不能正了。这一章是为正心说的，说‘心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是说心役于物就失其正，是为心说的，不是为忿懥等说的，又怎么能说是作用所行的不能不失其正呢？

问对于所亲爱、敬畏、哀矜、贱恶、傲惰而有所偏颇，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宠爱有所转移，那么申生就被骊姬杀害；威严有所胁迫，那么扶苏就死于胡亥。自古以来，妇人乘势害夫、儿子杀父、小人压倒君子、淫乱破坏道义，哪不是起于情感的偏颇？”问：“偏颇的危害，只限于家庭吗？”回答说：“没有私好的，遵循王道；没有私恶的，遵循王路。没有偏袒反侧，荡平正直，这是皇极之所以建立而布施恩泽的原因。不然，人有淫邪的朋党，民有结党的德行，那么天下就不能治理了。但是身所行的，必定先于家庭，所以用修身齐家来说。”

问齐治之言恕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不止齐治，平天下的道理只是絜矩，絜矩就是恕。”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用齐、用治、用平，不外乎恕，所谓一以贯之的。这是曾子的学问得其宗旨。问：“为什么不提忠？”回答说：“君子有大道，必定忠信才能得到它，说恕那么忠就在其中了。”

问大学不言治天下而言平天下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天下的混乱，都起于人心的不平。人心平，那么天下自然治理。所以不说治而说平。”

问“争民施夺”，说：“争斗其民，而施之以劫夺之教，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是说争夺民众的财物，而先施其夺于民众。民众难道不以夺报我吗？”所以下文就说：“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问仁人对于嫉妒的人，把他们驱逐到四夷，不让他们与中国同处，为什么这么严厉？回答说：“嫉妒的人，其害不可胜穷。那些结党为恶的人，本来不用多说。世上有不识道理、务为忠厚的人，即使大奸臣作恶，也曲意容庇，以为厚德。等到奸恶成熟，以至于残害忠良，倾覆社稷，流毒万姓而没有止境，那么所谓的厚德，在哪里？所以只有仁人纯乎天理，至公无私。不仅所爱的必定是善，而且为他们维持保护，使他们不为人所中伤，而长为国家之利；不仅所恶的必定是恶，而且为他们屏绝黜远，使他们不能中伤善类以祸国家。这是爱固然爱，但必定能恶而后能成其爱，那么恶也是爱，所以只有仁者能这样。”问：“

译先儒在《蝎子铭》中说：“杀死它便损害仁德，放走它便违背道义。”真是这样吗？回答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讲仁德就不符合道义，讲道义就不符合仁德，仁与义不能相互为用。那么放逐那些嫉妒贤能的人，也有损害仁德的地方，这可以吗？所以知道杀死它保全的人就多，这是道义，也就是为了实行仁德；放走它伤害的人就多，这是不义，也不能算是实行仁德。”

译问：“《大学》为什么谈到生财？”回答说：“这正是圣贤有用的学问。《洪范》八政，以食货为首；《禹谟》三事，以厚生为终。理财，是王政的要务。后世那些迂腐好名的人，不识义利，不辨公私，只把不言利当作高尚，以至于使人不能治国。他们哪里知道，聚集人口叫做财，管理财务叫做义，又说义是利的和谐，那么义本来就不曾不利。义利的区别，只在于公私的判定。如果出于义，那么利都是义；如果出于利，那么义也是利。而只把不言利当作高尚，使人不能治国，这也是把名当作利的人，哪里算是义呢！曾子既然极力说明聚财的不可行，认为聚财不可行，难道就让国家没有财吗？生财自有大道，如果得其道，那么财用自然充足，正不必外本内末而后财可聚。生财自有大道，那么聚财断不可为，务财用的小人断不可用。那些后世言利的人，如桑弘羊、裴延龄辈，只靠掠夺来逢迎，而招致民怨，国事日益败坏，诚所谓灾害并至，人君不可不深察而痛绝之。”

《周礼》冢宰制定国用，其重要性可知。后世把它交给其他官员，既不如周官那样重视，而迂腐好名的人，又提倡不言利的说法，于是俗儒不通国体的人辗转相传，那么这件事越发被轻视，对国事很有害。如今户部官员，劳苦倍于人，但必须俸禄倍于人而后得升迁，其升迁又低劣，说：“这是钱粮衙门。”外而运司更甚。钱粮衙门，关系国用民生，是重任。担任此职的人，如果让他们有所渔猎，诛杀他们是可以的；不然，都是王臣，又独贤劳的人，为什么轻视他们？因此有志之士不乐意担任此职，不幸担任此职，大多志气沮丧，只图敷衍了事，徒然积日等待升迁，而经制的方略置之不讲，不再听说有善于理财的人了。理财无人，国用日益窘迫，而民生更加困顿。那些号称清秩的人，仍然扬扬得意地轻视他们，认为他们是货利的浊官，这是什么道理？我过去执政，正想纠正此事，来不及就归隐，于是在此发泄我的意思。唉！如果人臣不为国家忠谋，那么罢了；如果为国家忠谋，一定会对我的话有所感触吧！

问辨录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问辨录卷二

（明）高拱 撰

中庸

问“中庸”首章的意义，回答说：文本连贯而解释有断，复义本浑融而解释涉支离。那么怎么样？回答说：意思大概是说，天赋予人的，是性；人遵循其性而行，是道。但不能都遵循其性，于是有修道之功，这是圣人立教的原因。但道不可不修，为什么呢？因为道不可离，可离非道，所以君子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而有修道之功。但为什么在不睹不闻时戒惧呢？因为不睹不闻，隐了，但莫见乎此；微了，但莫显乎此，所以君子戒慎恐惧而慎其独。有这种操养之功，那么我的心才得其正。当喜怒哀乐未发时，一理浑然，更无偏着，所以叫做中；中则发皆中节，无所乖谬，所以叫做和。中虽具于我心，但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这是大本；和虽发于我心，但天下之事皆由此处，这是达道。可见此心之中，万理皆备，而天地万物不能外焉。如果能以这中和推而极之，自行己之间以至于应物之际，以施政教，以兴礼乐，以御于家邦，以推之四海，以范围天地，以曲成万物，无往而非中和之运用，那么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百姓泰和，以及鸟兽鱼鳖咸若，这就是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是实理、实事、实言，不是感应之说。

问：“性即理也，对吗？”回答说：“理，是脉络微密、条派分明的意思。天下之理都是理，而性字从生从心，那么是人心所具的生理。性是定名，理是虚位；性含灵而能应，理具体而无为；性存于躯壳之中，厥惟恒秉；理随事物而在，各有不同。说性即理，不敢以为然。而且性即是理，那么理即是性，而世有称伦理的，也可以叫伦性吗？有称文理的，也可以叫文性吗？固可识已。”

问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也赋予其中。于是人物之生，各得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是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所谓道也。对吗？回答说：“中庸为学者作，都是人理，而伊川、考亭动不动兼人物而言。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难道以人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犬之性吗？而且盈天地之间惟万物，凡草木土石诸件皆物也。如果说人物之生各得所赋之理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