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辨録卷二
为徤顺五常之徳,则不知草木土石其徤顺五常之徳若何?若谓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则不知草木土石其当行之路若何?理难通矣。」
译如果说是健顺五常之德,那么不知道草木土石它们的健顺五常之德是怎样的?如果说人物各自遵循其本性的自然,在日常事物之间没有不各自有应当遵循的道路,那么不知道草木土石它们应当遵循的道路是怎样的?道理就难以讲通了。
问修道之教,如礼乐刑政之类然欤?曰:「中庸》为学者作,欲人循之以入道也。今甫言性道,乃更不及自修之事,而即言圣人治天下之法;既言治法矣,却又言自修之事,文理无续,固知其不然也。且礼乐刑政,何为修道?」然则何如?曰:「修道乃修道以仁之修,盖欲人修徳以凝道,是圣人之所以立教也。」
问戒惧谨独分为二然欤?曰:「人之有目,何以不覩人之有耳,何以不闻?不睹不闻,则是冥然而已,而又何以致其戒惧之功?盖指幽暗之地,人所不睹不闻而言,即所谓独也。谨独即戒惧,莫见莫显,乃是发明所以当戒惧之意,文义自明,非可相对言之也。」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于将萌,其说何如?曰:「理欲不两立,人心无二用。克己即是复礼,岂一边克己,又一边复礼乎?遏人欲即是存天理,岂一边存天理,又一边遏人欲乎?又即如所言,分而为二,则戒惧不遏人欲乎?谨独不存天理乎?支离甚矣!」固知分言之、对言之,皆未当也。
问程子云:「只喜怒哀乐未发便是中也。」然欤?曰:「岂有此理!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性之本体也。感物而动,物至而人化物,则灭天理而穷人欲者多矣。学者必须戒慎恐惧,涵养性源,至纯至粹,则其喜怒哀乐未发只是一理,中涵更无邪滓,方可谓中。中则无不和矣。若彼常人,喜怒哀乐虽是未发,然根株所在皆私意之潜伏,可谓中乎?不中,何和之有?」曰:「大本达道何如?」曰:「不徒曰本而曰天下之大本,不徒曰道而曰天下之达道,盖言天地万物之理皆具于此,而所以位天地、育万物者皆由于此,为下文张本也。」
问:「自戒惧而约之,以致中;自谨独而精之,以致和。中则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和则气顺,而天地之气亦顺。然欤?」曰:「有一毫之不中,不可以言中;有一毫之不和,不可以言和。既谓之中、谓之和,则无不中、不和者矣,而又何以言致中和?且和由中出,谨独即戒惧,若分而为二,则戒惧致中,顾不和欤?谨独致和,顾不中欤?心正则位,顾不育欤?气顺则育,顾不位欤?破碎支离,不可以持循也。且圣门言皆实理,感应之说,曽未之闻。如人于屋漏之中,致其中和,何以便能位天地、育万物?固又知其不然也。」曰:「虽无其事,乃有其理。」曰:「此正后儒曲说,求其理而不得,从而为之辞者也。夫有其理,必有其事,既无其事,理于何在?然则何如?」曰:「致,推而极之谓。以吾心之中和,而体之于身,推之于家,推之于国,推之于天下,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是致也,故可以位、可以育,犹孟子言『扩而充之,足以保四海』也,犹《尧典》『克明峻徳,以亲九族,以平章百姓,以协和万邦』者也。且《中庸》后章,皆以发明首章之意,若以感应言,则于后更无发明处。」曰:「如子之言,后有发明者欤?」曰:「有。惟天下至诚,能尽其性,以尽人之性,以尽物之性,以叅天地,以赞化育,所谓致中和也。及夫人物之性尽,而叅赞之功成,则所谓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者也。」
问:「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何如?曰:君子戒慎恐惧,无时不中,则发皆中节,而于天下之事,处之皆得其当,所以中庸。小人无所忌惮,欺天罔人,无所不至,所以反中庸也。曰:「以其有君子之徳,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何如?曰:君子言其人耳。若谓以其有君子之徳,而又能随时以处中,则是以君子为体,以中庸为用也。圣人之言,断不如此。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忌惮也。」何如?曰:除却无所忌惮,又有何者为小人之心?
问「用其中于民」,先正云:「取民之中而用之,蒭荛之中即吾之中也。」然欤?曰: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诸人者。四目皆所明也,四聪皆所达也,岳牧、九官皆所咨也,岂惟民哉!且民言安得便有中?虽所问所察之善者,亦不免太过不及之偏,故于是执其
译问:修道的教化,是否像礼乐刑政之类呢?回答说:《中庸》是为学者写的,希望人们遵循它来进入大道。现在刚说到性与道,却不再提及自我修养的事,反而直接谈论圣人治理天下的方法;既然已经说了治理的方法,却又回头谈论自我修养的事,文理没有连贯,本来就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况且礼乐刑政,怎么能说是修道呢?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呢?回答说:修道是“修道以仁”中的修,大概是希望人们修养德行来凝聚大道,这是圣人设立教化的原因。
问:戒慎恐惧和谨独分为两件事,是这样吗?回答说:人有眼睛,为什么看不见?人有耳朵,为什么听不到?看不见听不到,那就是昏昧无知罢了,又怎么能发挥戒慎恐惧的功效呢?大概是指幽暗的地方,人们看不见听不到而言,这就是所谓的“独”。谨独就是戒慎恐惧,“莫见莫显”是阐发应当戒慎恐惧的意思,文义自然明白,不可以相对着来说。
问:保持天理的本然状态,在人欲将要萌发时就遏制它,这种说法怎么样?回答说:天理和人欲不能并存,人心没有两种用途。克制自己就是恢复礼制,难道一边克制自己,另一边又恢复礼制吗?遏制人欲就是保持天理,难道一边保持天理,另一边又遏制人欲吗?再比如你所说的,把它们分为两件事,那么戒慎恐惧不遏制人欲吗?谨独不保持天理吗?这太支离破碎了!本来就知道分开来说、相对着说,都是不恰当的。
问:程子说:“只要喜怒哀乐没有发动就是中。”是这样吗?回答说:哪有这种道理!人生下来安静,这是天的本性,是性的本体。受到外物感应而心动,外物到来而人随物变化,那么灭掉天理而穷尽人欲的就多了。学者必须戒慎恐惧,涵养性的本源,达到极纯极粹,那么他的喜怒哀乐没有发动时只是一理,其中更不含邪杂,才可以称为中。中就没有不和的了。如果是那些普通人,喜怒哀乐虽然没有发动,但根源所在都是私意的潜伏,能称为中吗?不中,又有什么和呢?
问:“大本达道”怎么样?回答说:不仅仅说本而说天下之大本,不仅仅说道而说天下之达道,大概是说天地万物的道理都具备在这里,而所以安顿天地、养育万物的都源于此,为下文张本。
问:“从戒慎恐惧来约束自己,以达到中;从谨独来精纯自己,以达到和。中则心正,而天地的心也正;和则气顺,而天地的气也顺。”是这样吗?回答说:有一毫的不中,不可以说中;有一毫的不和,不可以说和。既然称为中、称为和,就没有不中、不和的了,又怎么能说“致中和”呢?况且和由中产生,谨独就是戒慎恐惧,如果分为两件事,那么戒慎恐惧达到中,难道不和吗?谨独达到和,难道不中吗?心正就能安顿,难道不养育吗?气顺就能养育,难道不安顿吗?破碎支离,不可以持守遵循。而且圣门所说的都是实理,感应的说法,未曾听说过。比如人在屋漏之中,达到中和,怎么就能安顿天地、养育万物呢?本来就知道这样是不对的。
问:“虽然没有其事,却有此理。”回答说:这正是后世儒者的曲解,寻求其理而不得,从而为之辩解。有它的理,必有它的事,既然没有其事,理在哪里呢?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呢?回答说:致,是推而极之的意思。用我心中的中和,体现于自身,推广到家庭,推广到国家,推广到天下,用来裁成天地的道理,辅助天地适宜的运行,用来左右百姓,这就是致,所以可以安顿、可以养育,就像孟子说的“扩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就像《尧典》说的“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以平章百姓,以协和万邦”。况且《中庸》后面的章节,都是用来阐发首章的意思,如果用感应来说,那么后面就没有阐发的地方了。
问:“按照你的说法,后面有阐发的吗?”回答说:有。只有天下至诚的人,能尽自己的本性,以尽他人的本性,以尽万物的本性,以参赞天地,以辅助化育,这就是所谓的致中和。等到人物本性都尽了,而参赞的功业成就了,这就是所谓的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各得其所了。
问:“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怎么样?回答说:君子戒慎恐惧,无时不中,那么发动都符合节度,而对于天下的事,处理都得其当,所以中庸。小人无所忌惮,欺天罔人,无所不至,所以违背中庸。
问:“因为他有君子的德行,而又能随时处于中。”怎么样?回答说:君子说的是人罢了。如果说因为他有君子的德行,而又能随时处于中,那就是以君子为体,以中庸为用了。圣人的话,断不会这样。
问:“因为他有小人的心,而又无所忌惮。”怎么样?回答说:除了无所忌惮,又有什么是小人的心呢?
问:“用其中于民”,先正说:“取民之中而用之,刍荛之中即吾之中也。”是这样吗?回答说:从耕稼陶渔直到成为帝王,无非是取之于人。四目都是所明的,四聪都是所达的,岳牧、九官都是所咨询的,难道只是百姓吗!况且百姓的话怎么能就有中呢?虽然所问所察的善者,也不免有太过不及的偏颇,所以于是执其
两端而用其中以为治。若谓用民之中,则其所取者亦已中矣,又乌用执两端为也?子云:「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注云:「犹元气之运,妙用无迹。」中庸所谓「用中于民」者也,言亦近之。
译把握两端而取其中道以治理天下。如果说只是取用民众的中间状态,那么所选取的也已经合乎中道了,又何必执着于把握两端呢?子思说:“后世即使再有圣人出现,也赶不上虞舜了。”对待百姓如同父母,有痛惜怜爱的深情,有忠诚有利的教化,既亲近又尊敬,既安定又敬畏,既威严又慈爱。注解说:“如同元气的运行,精妙的作用没有痕迹。”这正是《中庸》所说的“在民众中运用中道”,所说的也接近这个意思。
问:「依乎中庸,遯世不见知而不悔,何以惟圣者能之?」曰:「中庸其至矣乎,非圣人不能与,此固也。若夫遯世不见知而不悔,实非贤人以下之所可能。易曰:『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夫遯世而闷者,为富贵利达者也,不足言也。若身遯而名犹彰,彼好名者犹能甘之。惟夫身既遯,人又不见知,此乃人之所甚不堪者,而能无所怨悔,变其所为,日有孳孳而无已,此正所谓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非圣人其孰能之?子不云乎:『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亦若是而已矣。」
问夫妇愚不肖何如?曰:「尧、舜、周、孔亦皆夫妇,夫妇何以愚?何以不肖?盖古人言人之微者,必曰匹夫匹妇,如曰『匹夫匹妇之为谅』是也。夫妇之愚、不肖,谓匹夫匹妇之愚者、匹夫匹妇之不肖者,非夫妇皆愚不肖也。与知能行,指居室言,然否?」曰:「与之云者,谓但有所知即是知,但有所能即是能,所知所能便是道也。晦翁只见『夫妇』字,遂指居室而言。然不知夫妇人伦之始,万化之原,其道甚大,彼愚不肖者何以皆知?何以皆能?且天理各具于人心,虽至愚不肖者,岂于居室之外更无所知、无所能乎?」然则何如?曰:「彼愚不肖者,或有时爱其亲,或有时让其长,或见孺子入井而不忍,或蹴尔与之食而不受,但有些微偶合于理,固即是知,固即是能,固皆道之所在,故曰与也。」曰:「圣人所不知,如孔子问礼、问官之类;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之类,然否?」曰:「官与礼,其理有在,圣人非不知也。乃其品仪名物,他人所制,非问何以得知?况既问之后,又已知之乎?至于穷通有命,孔子之不得位,命也,非由己也,不遇也,非不能也。夫子之得邦家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致治之具固在焉,何谓不能?」然则何如?曰:「道无穷尽,固有终古圣人所不知者焉,固有终古圣人所不能者焉。且此段语极透彻活泼,盖曰道无不该,实无穷尽。若自一事而言,则虽夫妇之愚者、不肖者,亦有知有能焉;若极其至,则虽圣人固有不知不能者矣。此道之所以为费隐也。文义相唤,何等包涵圆动!若以夫妇知能为居室之间,不亦滞塞乎?圣人不知不能为问礼问官、不得位,不亦浅近乎?」曰:「若然,则造端乎夫妇,察乎天地,何如?」曰:「造端于匹夫匹妇之微,而极乎天地之大也。」曰:「伊川谓圣人所不知不能,如农圃百工之事,圣人亦岂能知哉,何如?」曰:「愈逺矣。」
问:「道不逺人。」曰:「道者,率性而已,固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尝不逺于人。若为道者,厌其卑近以为不足为,而反务为髙逺难行之事,则非所以为道矣。」然欤?曰:「似未妥。」然则何如?曰:「天理不外于人情,若逺人情以为天理,则非所以为天理也。是故治人以人,施人以己,与夫子、臣、弟、友之自反,皆本人情,非逺人以为道也。言曰庸言,行曰庸徳,固不出乎日用之间也,而勉焉、不敢尽焉,言行相顾焉,即慥慥之君子矣,故可以为道。」
问:「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注以行乎富贵、贫贱、患难、夷狄为素位而行,以不陵、不援、不怨、不尤为不愿乎外,然欤?」曰:「皆所谓素位而行、不愿乎外者也。夫自得非不愿乎外欤?不陵、不援非素位而行欤?」曰:「不愿乎外者,乃以足素位而行之意,不可为二也。」
问《中庸》为学者作,乃言鬼神之事,何居?曰:「意非在于鬼神也,盖即鬼神以发明微显之义耳。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非专言鬼神也。犹之逝者如斯,不舍昼夜,非专言水也。知微之显,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诚则久,久则征,而博厚悠久之业大;诚则形,形则着,而明动变化之功成,不可掩如此也。」
问:「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曰:「此一章大旨,下文乃详言之。」曰:「达,通也。天下之人通谓之孝。然否?」曰:「若然,则
译问:“依循中庸之道,隐居避世而不被世人知晓也不后悔,为什么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回答说:“中庸之道是至高无上的,不是圣人不能参与其中,这是本来如此。至于隐居避世而不被知晓也不后悔,实际上贤人以下的人是不可能做到的。《易经》说:‘隐居避世而不烦闷,不被认可也不烦闷,坚定不可动摇,这是潜藏的龙。’那些隐居避世却感到烦闷的人,是追求富贵显达的人,不值得谈论。如果身体隐居而名声依然显扬,那些喜好名声的人尚且能甘心接受。只有身体已经隐居,世人又不了解他,这是人们最难以忍受的,却能没有怨恨和后悔,改变自己的行为,每天勤勉努力而不停止,这正是所说的坚定不可动摇的潜龙,不是圣人谁能做到?孔子不说过吗:‘不怨恨天,不责怪人,从日常小事中学习而通达高深道理,了解我的只有天罢了!’也就是这样罢了。”
问:夫妇中的愚者和不肖者是怎样的?回答说:“尧、舜、周文王、孔子也都是夫妇,夫妇为什么愚?为什么不肖?大概古人说人的微小之处,必定说匹夫匹妇,比如‘匹夫匹妇的诚信’就是这样。夫妇中的愚者、不肖者,是指匹夫匹妇中的愚者、匹夫匹妇中的不肖者,并不是说所有夫妇都愚且不肖。‘与知能行’是指家庭日常生活而言,对吗?”回答说:“‘与’的意思是,只要有所知就是知,只要有所能就是能,所知所能就是道。朱熹只看到‘夫妇’二字,于是指家庭日常生活而言。但他不知道夫妇是人伦的开始,万物变化的根源,其道非常广大,那些愚者不肖者为什么都能知道?为什么都能做到?况且天理各自具备于人心,即使是最愚钝不肖的人,难道在家庭日常生活之外就没有所知、所能力了吗?”那么是怎样的呢?回答说:“那些愚者不肖者,有时爱他们的亲人,有时谦让他们的长辈,有时看见小孩掉进井里而不忍心,有时别人踢着脚给食物而不接受,只要有些微偶然符合道理,固然是知,固然是能,固然是道所在的地方,所以说‘与’。”问:“圣人所不知道的,比如孔子问礼、问官之类;圣人所不能的,比如孔子没有得到职位之类,对吗?”回答说:“官职和礼仪,其道理是存在的,圣人并非不知道。而是那些品级仪制名物,是他人制定的,不询问怎么能够知道?况且询问之后,就已经知道了。至于穷困通达由命运决定,孔子没有得到职位,是命运,不是由自己决定的,是不遇时,不是不能。夫子如果得到国家或封地,确立制度就能确立,引导百姓就能实行,安抚百姓就能来归,动员百姓就能和谐,治理天下的工具本来就在其中,为什么说不能?”那么是怎样的呢?回答说:“道没有穷尽,固然有自古以来圣人所不知道的,固然有自古以来圣人所不能的。况且这段话语极其透彻活泼,大概是说道无所不包,实在没有穷尽。如果从一件事来说,那么即使是夫妇中的愚者、不肖者,也有知有能;如果推到极致,那么即使是圣人固然也有不知道、不能做到的。这就是道之所以为费隐的原因。文义相互呼应,何等包容圆融!如果把夫妇的知能局限于家庭日常生活,不是太滞塞了吗?把圣人不知道、不能做到归结为问礼问官、没有得到职位,不是太浅近了吗?”问:“如果是这样,那么‘造端乎夫妇,察乎天地’是怎样的?”回答说:“从匹夫匹妇的微小之处开始,而极至于天地之广大。”问:“伊川说圣人所不知道、不能做到的,比如农耕园艺百工之事,圣人难道也能知道吗,是怎样的?”回答说:“更加远离本义了。”
问:“道不远离人。”回答说:“道,就是顺应本性罢了,本来是众人所能知道、能做到的,所以常常不远离人。如果修道的人,厌恶其卑下近便认为不值得做,反而致力于高远难行的事情,那就不是修道的方法了。”是这样吗?回答说:“似乎不妥当。”那么是怎样的呢?回答说:“天理不超出人情,如果远离人情来作为天理,那就不是天理了。因此治理人用人情,施于人用己心,与父子、君臣、兄弟、朋友的自我反省,都基于人情,不是远离人来作为道。言语称为庸言,行为称为庸德,固然不出乎日常应用之间,而勉励自己、不敢尽善尽美,言行相顾,就是笃实的君子了,所以可以作为道。”
问:“君子安于自己的地位而行动,不羡慕地位之外的事物。注释以在富贵、贫贱、患难、夷狄中行动为安位而行,以不超越本分、不攀援、不怨恨、不责怪为不羡慕外物,是这样吗?”回答说:“都是所说的安位而行、不羡慕外物。自得难道不是不羡慕外物吗?不超越本分、不攀援难道不是安位而行吗?”问:“不羡慕外物,是用来满足安位而行的意思,不可以分为两件事。”
问:《中庸》是为学者写的,却谈论鬼神之事,为什么呢?回答说:“意图不在于鬼神,大概是借鬼神来阐明微显的道理罢了。微妙的显现,真诚不可掩盖如此,不是专门谈论鬼神。就像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不是专门谈论水。知道微妙的显现,所以君子必定谨慎独处。真诚则持久,持久则验证,而博厚悠久的事业伟大;真诚则显现,显现则显著,而明动变化的功业成就,不可掩盖如此。”
问:“武王、周公,是通达的孝子吗?”回答说:“这一章的大旨,下文才详细论述。”问:“达,是通达的意思。天下的人通称为孝,对吗?”回答说:“如果是这样,那么
与下文全不相蒙,且义亦浅近。圣人之孝,谁不称之?乃圣人则乌用通称为也?」然则何如?曰:「达者,变通不拘之谓,善继、善述是也。今只读本文自见。」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达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义本明白,何用他求?」曰:「何谓善继、善述?」曰:「不惟先王之所欲为、所已为者为之、承之,虽其所不及为、不得为者,亦皆为之、承之;不惟所不及为、不得为者为之、承之,虽其所已为,有时异世殊不宜于今者,亦皆为之变通之。斟酌损益,务得其理;推衍扩充,务使幽明、上下、亲踈、贵贱无不周洽,而无非所以仰体先人之意,是谓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夫继述之谓孝,继述而善焉之谓达,非通称之说也。」曰:「舜之大孝,顾不达欤?」曰:「舜以匹夫而有天下,凡皆自为,非有承于前也,故特以尊亲、显亲、享宗庙而保子孙者称为大孝。武周缵累世之绪,有所承于前,则凡所制作通之天下者,皆其所继述也;而时势不同,尤有所变而通之、扩而大之者,故为达孝也。」
译这与下文完全不相衔接,而且意义也浅显近俗。圣人的孝行,谁不称赞呢?既然这样,圣人又何必用‘达孝’这样的通称呢?」那么究竟怎样呢?回答说:「达,是指变通而不拘泥,善于继承、善于传述就是达。现在只需阅读本文自然就能明白。」问:「武王、周公,可以说是达孝了吗?所谓达孝,就是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善于传述前人的事业。道理本来明白,何必向外寻求?」问:「什么叫善于继承、善于传述?」回答说:「不仅先王想要做的、已经做过的事情去实行、去承接,即使是先王来不及做、没能做的事情,也都去实行、去承接;不仅对来不及做、没能做的事情去实行、去承接,即使是先王已经做过的,有时因时代不同、情况特殊而不适合当今的,也都加以变通。权衡利弊,务必合乎道理;推演扩充,务必使幽明、上下、亲疏、贵贱无不周全融洽,而这一切无非是为了仰体先人的心意,这就叫做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善于传述前人的事业。继承传述叫做孝,继承传述而做得好叫做达,并不是那种泛泛的通称。」问:「舜的大孝,难道就不达吗?」回答说:「舜以平民身份拥有天下,凡事都是自己做主,没有从前人那里承袭下来,所以特别把尊崇双亲、显扬双亲、祭祀宗庙而保全子孙的行为称为大孝。武王、周公继承累世的基业,从前人那里有所承袭,那么凡是他们制定并推行于天下的制度,都是他们所继承传述的;而时势不同,尤其有所变通、有所扩充发扬的,所以称为达孝。」
问其人存则其政举,曰:「有是君,有是臣,则有是政矣。」然否?曰:「其人指文武也,文武岂可以臣言?只是有君耳,有是君则有是臣,而政举矣。故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
问蒲芦,沈括以为蒲苇,伊川云:「蒲芦,果臝也,言化之易也。」螟蛉、果臝,自是二物,但气类相似,然祝之久,便能肖,政之祝人,宜甚于蒲芦矣。二说孰是?曰:「皆非也。世称果臝为蒲芦,考之他书,云蒲芦,葫芦之细腰者也。果臝,土蜂,腰细有似于蒲芦,故人以为蒲芦即此。而言则是果臝之取象于蒲芦,非蒲芦之为果臝也。且果臝自有子,乃负虫以饲之,非以其所负之虫祝之七日而遂化为其子也。且『似我、似我』,人言也,果臝虫耳,安知所谓似?亦安知所谓我?岂亦能人言耶?而世人乃为之说如此,亦可笑也。此无关义理,为明之者,欲学者事必求其实耳。」
问:「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之谓何?」曰:「一之言皆也。盖曰皆所以行之者也,本文自明。」何言之?曰:「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达道谓何?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所以行之者谓何?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徳也,皆所以行之者也。盖五者各自为用,而三者为用则同。知也者,知此者也;仁也者,仁此者也;勇也者,强此者也。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曰:「一者诚而已。」何如?曰:「若指诚言,何不曰『所以行之者诚也』,而曰『所以行之者一也』?言一而不言所谓一,为此空虚无着之说,必待后人求其事以实之乎?且上文曽无诚字,今突然谓一为诚,则为义不明;至下文『不明乎善,不诚乎身』,始说出诚字,今蓦然预指于此,则为言不顺。舍却本文而别为说以填补之,是亦添蛇足也。」
问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曰:「一者诚也,却是否?」曰:「亦非也。此即上文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徳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而重言以结之,谓九经亦皆以达徳而行也。因重言,故不复言达徳,而但言所以行之者一耳。」曰:「何以见是达徳?」曰:「九经原自知、仁、勇来。上文不云乎?好学近知,力行近仁,知耻近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有其目,有其效,有其事,而至此则推本三近之说,原始要终而结言之。盖曰始始之,终终之,不外此也。夫非达徳而何?夫非所以行之者一也而何?」
问「凡事豫则立」,曰:「凡事皆欲先立乎诚,然否?」曰:「亦非也。此但言事必贵豫,故下文又言治民必先获上,获上必先信友,信友必先顺亲,顺亲必先诚身,诚身必先明善,皆豫定之意也。盖至是始言及诚耳,故知『所以行之者一也』,曰『一者诚也』之非然也。」
问「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曰:「此择善固执之事,千古为学之正路也。条件分明,工夫切实,学者只由是而学焉,则所谓尊徳性而道问学,则所谓博文约礼,则所谓惟精惟一者,即在于此。教之而可循,为之而有得,学无余说矣。正不可空虚无据,徒为空中之楼阁,而卒无所有于身心也。」
问:「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解曰:「自由也。」然否?曰:由者,由此以至彼也。若谓由明以至诚也,则可;若谓由诚以至明也,不亦舛乎?夫有诚而明者,有明而诚者。自夫诚而明者而言,则谓之性;自夫明而诚者而言,则谓之教。非由此至彼之说也。曰:世有谓「率性之谓道」,自然者也,即「诚明谓之性」也;「修道之谓教」,勉然者也,即「明诚谓之教」也。然否?曰:未敢为然。夫「率性之谓道」,原道之所由出也;「诚明谓之性」,谓性成之圣也。「修道之谓教」,原教之所由立也;「明诚谓之教」,谓遵教之贤也。故不同。且「之谓」云者,原其所以名也;「谓之」云者,加之名者也。故不同。
问「诚者自成」章,曰:「诚者,人之所以
译问:“‘其人存则其政举’,意思是说:‘有那样的君主,有那样的臣子,就有那样的政事了。’是这样吗?”回答说:“‘其人’指的是文王和武王,文王武王怎么能用‘臣’来称呼呢?只是说有那样的君主罢了,有那样的君主就有那样的臣子,政事就举行了。所以说:‘为政在于用人,用人在于修身。’”
问:“蒲芦,沈括认为是蒲苇,程颐说:‘蒲芦,就是果臝,是说教化容易。’螟蛉、果臝,本来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只是气类相似,然而祝祷久了,就能相似,政事对百姓的祝祷,应当比蒲芦更厉害吧。两种说法哪个对?”回答说:“都不对。世人称果臝为蒲芦,考证其他书籍,说蒲芦,是葫芦中细腰的那种。果臝,是土蜂,腰细像蒲芦,所以人们以为蒲芦就是它。而说果臝取象于蒲芦,不是蒲芦就是果臝。况且果臝自己有子,只是背着虫子来喂养它,并不是把所背的虫子祝祷七天就化成了它的子。况且‘似我、似我’,是人的话,果臝是虫子,哪里知道什么叫似?又哪里知道什么叫我?难道也能说人话吗?而世人却这样解说,也可笑啊。这与义理无关,阐明它,是想让学者凡事必求其实罢了。”
问:“‘所以行之者一也’,‘一’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一’的意思是‘皆’。大概是说都是用来实行它的,本文自明。”为什么这么说?回答说:“天下通行的道理有五种,用来实行它们的有三种。通行的道理指什么?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交往,这五种,是天下通行的道理。用来实行它们的指什么?智、仁、勇三种,是天下通行的德行,都是用来实行它们的。大概五种各自发挥作用,而三种发挥作用则相同。智,是知道这些的;仁,是仁爱这些的;勇,是强勉这些的。所以说用来实行它们的是一个。”问:“‘一’就是诚罢了。”怎么样?回答说:“如果指诚来说,为什么不直接说‘用来实行它们的是诚’,而说‘用来实行它们的是一个’?说‘一’而不说所谓的‘一’,这种空虚无着落的说法,一定要等后人寻求事实来充实它吗?况且上文没有‘诚’字,现在突然说‘一’是‘诚’,那么意义就不明确;等到下文‘不明乎善,不诚乎身’,才说出‘诚’字,现在突然预先指在这里,那么言语就不顺。舍弃本文而另外解说来填补,这也是画蛇添足啊。”
问:“‘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一’是诚,对不对?”回答说:“也不对。这就是上文说的智、仁、勇三种,是天下通行的德行,用来实行它们的是一个,重复说以总结,是说九经也都是以通行的德行来实行的。因为重复说,所以不再说通行的德行,而只说用来实行它们的是一个罢了。”问:“怎么看出是通行的德行?”回答说:“九经原本从智、仁、勇而来。上文不也说吗?好学接近智,力行接近仁,知耻接近勇。知道这三种,就知道用来修身的方法;就知道用来治人的方法,就知道用来治理天下国家的方法了。凡治理天下国家有九经,有它的条目,有它的效果,有它的事,而到这里则推究本源,从开始到结束总结说。大概是说开始于它,结束于它,不外乎这个。这不是通行的德行是什么?这不是用来实行它们的是一个是什么?”
问:“‘凡事豫则立’”,回答说:“凡事都想先确立诚,对不对?”回答说:“也不对。这只是说事情必须重视预先准备,所以下文又说治理百姓必须先获得上级的信任,获得上级的信任必须先取信于朋友,取信于朋友必须先顺从亲人,顺从亲人必须先诚于自身,诚于自身必须先明善,都是预先确定的意思。大概到这里才说到诚,所以知道‘用来实行它们的是一个’,说‘一是诚’是不对的。”
问:“‘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回答说:“这是择善固执的事情,是千古为学的正路。条件分明,工夫切实,学者只由此而学习,那么所谓尊崇德性而道问学,所谓博文约礼,所谓惟精惟一,就在这里。教导它可以遵循,实行它有收获,学习没有多余的说法了。正不可以空虚无据,徒为空中之楼阁,而最终对身心一无所有。”
问:“‘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解释说:“‘自’是‘自由’的意思。”对不对?回答说:“‘由’,是从这里到那里。如果说从明到诚,可以;如果说从诚到明,不也错了吗?有诚而明的,有明而诚的。从诚而明的来说,就叫做性;从明而诚的来说,就叫做教。不是从这里到那里的说法。”问:“世上有说‘率性之谓道’,是自然的,就是‘诚明谓之性’;‘修道之谓教’,是勉强的,就是‘明诚谓之教’。对不对?”回答说:“不敢认为对。‘率性之谓道’,原本是道所由出的;‘诚明谓之性’,是说性成之圣。‘修道之谓教’,原本是教所由立的;‘明诚谓之教’,是说遵教之贤。所以不同。况且‘之谓’,是推究它所以命名的;‘谓之’,是加上名字。所以不同。”
问:“‘诚者自成’章”,回答说:“诚者,是人之所以
自成者也。由是而之焉之谓道,亦所自行,非有待于外也。诚何以为自成?盖诚者,事之所以成始成终者也。故诚则能成,若不诚则无物矣,何成之有?所以君子诚之为贵,而务有以自成也。然诚者不止自成而已,所以成物也。成己、成物,虽有内外之殊,然成已仁也,仁所性也;成物,知也,知所性也。性一也,但自成已而言则为仁,知之所以为仁也;自成物而言则为知,仁之所以为知也。非有分于内外也。故人患不诚耳。诚则仁此也,知亦此也;成己此也,成物亦此也。于己、于人,为仁、为知,以时措之而皆得其宜也。故曰:『道自道也。』率性者也,非有待于外也。」
译这是自我成就的。由此而前往那个地方,这就叫做道,也是自己自然行走,不依赖外部条件。真诚为什么能自我成就?因为真诚,是事物得以开始和终结的根本。所以真诚就能成就,如果不真诚就一无所有,还有什么成就可言?因此君子以真诚为贵,并致力于自我成就。然而真诚不仅仅是自我成就,还用来成就外物。成就自我、成就外物,虽然有内外的区别,但成就自我是仁,仁是人的本性;成就外物是智,智也是人的本性。本性是统一的,但从成就自我来说就是仁,智之所以成为仁的原因;从成就外物来说就是智,仁之所以成为智的原因。并不是在内外之间有分别。所以人的祸患在于不真诚罢了。真诚的话,仁就在这里,智也在这里;成就自我就在这里,成就外物也在这里。对于自己、对于他人,作为仁、作为智,根据时机恰当施行,都能得到适宜的结果。所以说:“道自己就是道。”这是遵循本性,不依赖外部条件。
问:「诚者物之所以自成」,如何?曰:是谓万物皆以实理而成也。若然,则人之生也,已自备此实理,又乌用思诚为也?且诚以物言,道以人言,文既不聨,义亦难合。《中庸》为学者作,而释者动以物言,殊为乱杂耳。然则何如?曰:自成即成已,下文明言之矣。
问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故必有是理,然后有是物,所得之理既尽,则是物亦尽而无有矣,何如?曰:「是谓万物得实理以生,理尽而死,乃造化所以始终万物者也,于学者何与?盖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乃以明自成之意,谓事必以诚而成,不诚则不成也。今因物字,遂为造化所生之物,则《大学》格物,亦造化所生之物乎?」曰:「明自成之意何如?」曰:「如实心为孝,乃成其孝;实心为弟,乃成其弟。始始之,终终之,不外此也,非物之终始而何?若不实心为孝,可谓孝乎?不实心为弟,可谓弟乎?非无物而何?故曰明自成之意也。」
问「至诚无息」章,曰:「此章两段文义,中间语意各各相承,自有脉络,而释者颇觉乱杂,令人无寻觅处,请言其畧。」曰:「至诚无息,不息则久,言徳之藴也;久则征,则悠逺,则博厚,则髙明,言徳之着也;载物、覆物、成物,言徳之著者,其用乃如此也;配地、配天、无疆,言圣徳之用广运如此,则同乎天地也;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乃赞辞也。盖赞其神化之妙,不见其迹,不知其然者也。至此而圣人之能事毕矣。此一段。下文则言天地之道,以见圣人所以同天地之意。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此天地之至诚无息、久则征也,而圣人之至诚无息、久则征者可知矣。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髙也、明也、悠也、久也,此天地之博厚、髙明、悠久也,而圣人之博厚、髙明、悠久者可知矣。覆焉、载焉、兴焉、生殖焉,此天地之覆载、成物也,而圣人之覆载、成物者可知矣。天命不已,文王之纯亦不已,此圣人之同乎天也,而配地、配天、无疆者可知矣。如此者,皆所谓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者也。此又一段。」
问:「博厚所以载物也,髙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此言圣人与天地同用;「博厚配地,髙明配天,悠久无疆」,此言圣人与天地同体,何如?曰:博厚载物,髙明覆物,悠久成物,乃圣徳之用,未与天地并言。如云容保民,如云怙冐,如云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如云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皆圣人事也,何尝便说天地?然惟其如此,所以配乎天地耳。盖曰博厚,圣人之所以载物也;髙明,圣人之所以覆物也;悠久,圣人之所以成物也。然载物莫如地,今曰博厚载物,则圣人之博厚配乎地之博厚矣;覆物莫如天,今曰髙明覆物,则圣人之髙明配乎天之髙明矣;成物莫如天地,今曰悠久成物,则圣人之悠久配乎天地之无疆矣。体也是他,用也是他,如所谓「莫不尊亲,故曰配天」者也,语意本自明白活泼。而注者见覆载字,即以同天地之用言,所以到配天地处自说不去,乃以为与天地同体,颇渉破碎支离。若然,则是天地圣人惟有髙厚悠久之体,故有覆载成物之用也,而可乎?然则何如?曰:体,其存主者也;用,其着见者也。至诚无息,圣人之体也;髙厚悠久,覆载成物,其着见也。为物不贰,天地之体也;髙厚悠久,覆载成物,其着见也。若以博厚配地、髙明配天、悠久无疆为与天地同体,则岂圣人以其验于外者、所积者、所发者,而顾配天地之存主者欤?固知其不然也。故谓至诚无息与天地同体可也,谓髙厚悠久与天地同用可也,但语意原是浑然,不必分言之耳。
问「不见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动而变」,以配天而言也;「无为而成」,以无疆而言也。然欤?曰:「不见而章,何以专属配地?髙明者固不章欤?不动而变,何以专属配天?博厚者固不变欤?」惟一成字有类上文之成物,而义亦不然。盖上成字同覆载言,谓成就乎物也;此成字同
译问:“‘诚者物之所以自成’,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是说万物都凭借真实的理而成就自身。如果这样,那么人的出生,已经具备了这真实的理,又哪里需要用思诚呢?况且‘诚’是从物的角度说的,‘道’是从人的角度说的,文辞既不相连,意义也难以契合。《中庸》是为学者而作,而解释的人动不动就从物的角度去说,实在混乱杂乱。那么应该怎么说呢?回答说:‘自成’就是‘成己’,下文已经明确说明了。
问:“天下的万物,都是真实理的作用,所以一定有这个理,然后才有这个物,所获得的理既然穷尽了,那么这个物也就穷尽而没有了,是这样吗?”回答说:“这是说万物获得真实的理而生存,理穷尽了就死亡,这是造化用来始终万物的方式,与学者有什么关系呢?大概‘诚’是物的始终,不诚就没有物,这是为了阐明‘自成’的意思,说事情一定要以诚才能成就,不诚就不能成就。现在因为‘物’字,就把它当作造化所生的物,那么《大学》里的‘格物’,也是造化所生的物吗?”问:“阐明‘自成’的意思是怎样的?”回答说:“像实心做孝,才成就他的孝;实心做悌,才成就他的悌。始终如一,不外乎这个,不是物的始终又是什么?如果不实心做孝,可以称为孝吗?不实心做悌,可以称为悌吗?不是没有物又是什么?所以说这是阐明‘自成’的意思。”
问关于“至诚无息”这一章,回答说:“这一章有两段文义,中间语意各自相承,自有脉络,而解释的人颇觉混乱杂乱,让人无处寻觅,请简要说说。”回答说:“‘至诚无息,不息则久’,说的是德的蕴藏;‘久则征,则悠远,则博厚,则高明’,说的是德的显著;‘载物、覆物、成物’,说的是德显著的作用竟然如此;‘配地、配天、无疆’,说的是圣德的作用广博运行如此,就与天地相同了;‘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是赞美的辞语。大概赞美其神妙的变化,看不见它的痕迹,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到这里圣人的能事就完了。这是第一段。下文则说天地的道,以显示圣人之所以与天地相同的意思。天地的道,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它作为物不专一,那么它生物就不可测度,这是天地的至诚无息、久则征,而圣人的至诚无息、久则征就可以知道了。天地的道,博厚、高明、悠久,这是天地的博厚、高明、悠久,而圣人的博厚、高明、悠久就可以知道了。覆盖它、承载它、兴起它、生殖它,这是天地的覆载、成物,而圣人的覆载、成物就可以知道了。天命不停止,文王的纯也不停止,这是圣人与天相同,而配地、配天、无疆就可以知道了。像这样的,都是所谓不见而彰显、不动而变化、无为而成就的。这又是第二段。”
问:“‘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这是说圣人与天地作用相同;‘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这是说圣人与天地本体相同,是这样吗?”回答说:“博厚载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是圣德的作用,并没有与天地并提。比如‘容保民’,比如‘怙冒’,比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比如‘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都是圣人的事,何曾直接说天地?然而正因为这样,所以配得上天地。大概说博厚,是圣人用来载物的;高明,是圣人用来覆物的;悠久,是圣人用来成物的。然而载物没有比地更合适的,现在说博厚载物,那么圣人的博厚就配得上地的博厚了;覆物没有比天更合适的,现在说高明覆物,那么圣人的高明就配得上天的高明了;成物没有比天地更合适的,现在说悠久成物,那么圣人的悠久就配得上天地的无疆了。本体是他,作用也是他,就像所说的‘莫不尊亲,故曰配天’一样,语意本来明白活泼。而注者看到覆载二字,就用与天地作用相同来说,所以到了配天地处自己说不通,就认为与天地本体相同,颇为破碎支离。如果这样,那么天地圣人只有高厚悠久的本体,所以有覆载成物的作用,这可以吗?那么应该怎么说呢?回答说:本体,是存主的东西;作用,是显现的东西。至诚无息,是圣人的本体;高厚悠久,覆载成物,是它的显现。为物不贰,是天地的本体;高厚悠久,覆载成物,是它的显现。如果把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当作与天地本体相同,那么难道是圣人以其验于外者、所积者、所发者,反而配得上天地的存主者吗?固然知道不是这样。所以说至诚无息与天地本体相同是可以的,说高厚悠久与天地作用相同是可以的,只是语意原本是浑然一体,不必分开来说罢了。
问:“‘不见而章’,是从配地来说的;‘不动而变’,是从配天来说的;‘无为而成’,是从无疆来说的。是这样吗?”回答说:“‘不见而章’,为什么专属配地?高明的难道不彰显吗?‘不动而变’,为什么专属配天?博厚的难道不变吗?”只有“成”字类似上文的“成物”,但意义也不然。上面的“成”字与覆载同说,是说成就万物;这个“成”字与
章、变言,谓道化之成也。既与成物不相照,亦与无疆不相蒙,尤不可以属也。然则何如?曰:「盖云圣人之盛徳大业,所以覆载成物而配乎天地者,皆是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者也。」总赞之辞。
译“章”与“变”这两个字,说的是大道化育万物而成就其形态。既然它与已经成就的万物不相映照,也与无边无际的宇宙不相涵盖,尤其不能归属于某一具体事物。那么应当如何理解呢?回答说:“大概是指圣人盛大的德行与伟大的功业,之所以能够覆盖承载并成就万物,从而与天地相匹配,都是凭借那看不见却显明、不行动却变化、无所作为却成就万物的道理。”这是总括赞颂的言辞。
问礼仪威仪曰:「道之入于至小而无间也,然否?」曰:「《中庸》明言『大哉,圣人之道』,又曰『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何以强谓之小?且礼仪威仪何以至小?何以入?何以无间?盖言道之散见于人伦事物之间者,广博周徧,充足有余,若此乎其优优大也,非可以小言也。」
问「尊徳性而道问学」何如?曰:「道,由也。尊徳性而由于问学也。非问、非学,何以能尊徳性?」曰:「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何如?曰:「道之细者,固无预于存心欤?道之大者,固无预于致知欤?」曰:「致广大、极髙明、温故、敦厚,皆存心之属也,此为尊徳性;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皆致知之属也,此为道问学」,何如?曰:「圣贤立言,只要理明意尽,非若后人执泥文辞,牵拘比对。且温故、知新,自是一事,何乃以温故为存心,以知新为致知?知新由于温故,知非有功夫也。敦厚、崇礼,亦自一事,以用也,谓忠信以学礼也,何乃以敦厚为存心,以崇礼为致知?岂不破碎而理不完,滞隔而义不通乎!」然则何如?曰:「君子尊徳性而道问学,既要广大,又要精微;既要髙明,又要中庸;又要温故知新,又要敦厚崇礼。盖详言以尽义,欲学者有所持循耳,不意后人之牵合而离析之也。」曰:「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何如?曰:「非致知,何以知心之当存?又何以得存心之要而为之乎?《大学》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中庸》:『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若谓非存心无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则是非诚正无以格致,而诚正者又不可以不格致;非诚身无以明善,而诚身者又不可以不明善,岂不倒乎?」曰:「世儒有云:『道问学即是尊徳性,博文即是约礼,明善即是诚身。』盖知即是行,未有知而不行者也,不行不可以为知也」,其说何如?曰:「愚闻之孔子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夫天下固有知及而仁不能守者焉,惟不能守,故并其所得而失之。若谓知即是行,不行不可以为知,则是知及即是仁守,不能仁守不可以为知及也,与孔子之言不合,吾不敢从。」曰:「良知之说」何如?曰:「孟子云:『人之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今遗其半而专用其半,与孟子之言不合,吾不敢从。然则学者当何如?曰:「孔孟之训固在也,尊焉、信焉,循而入焉,不惑于异说而迁焉,道其弗畔矣夫。」
问:「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曰:「此一章大旨,下文乃详言之。」曰:「三重谓议礼、制度、考文,是否?」曰:「有天下者孰不议礼、制度、考文?议礼、制度、考文有善者,有不善者,如何但有此三者便能寡过?」曰:「程伊川云:『三重是三王所重之事。上焉者,三皇之事故无证;下焉者,五霸之事故不尊。』然欤?」曰:「未敢为然也。」曰:「国不异政,家不殊俗,而民得寡过矣,是否?」曰:「其指王天下者言,非言民也。何以谓民得寡过?」然则何如曰:「难有者徳,难得者位,难遇者时,三者兼焉,故为三重,言于所难有者而有之也。有徳则善,则非愚而自用;有位则尊,则非贱而自专;有时则有征,则非生今反古。是故其道则本诸身,征诸庶民,以考三王,以建天地,以质鬼神,以俟百世。动世为道,言世为法,行世为则,逺则有望,近则不厌,若是乎其尽善也!夫何寡过如之?」
问卒章之义,曰:「卒章与首章相应,其理微宻,学者须潜心玩味乃得。」何言之?曰:「首章天命,盖言道之本源,遡其始也,故始之;卒章天载,盖言圣之极致,要其终也,故终之。首章工夫始诸慎独,举其要也,故可以修道;卒章工夫始诸立心,着其本也,故可以入徳。」曰:「入徳何如?」曰:「只是慎独。夫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是谓务实,务实而意可诚也;知逺之
译问关于礼仪威仪时说:“道进入极其细微之处而没有间隙,是这样吗?”回答说:“《中庸》明确说‘伟大啊,圣人的道’,又说‘宽裕宏大啊!礼仪有三百条,威仪有三千条’,为什么强行说它小呢?况且礼仪威仪为什么极小?为什么进入?为什么没有间隙?大概说道散见于人伦事物之间的,广博周遍,充足有余,像这样宽裕宏大,不可以用‘小’来形容。”
问“尊崇德性而由问学来引导”是怎样的?回答说:“道,就是由、遵循的意思。尊崇德性而遵循问学。不询问、不学习,怎么能尊崇德性呢?”问:“存养本心而穷尽道体的广大,推致知识而穷尽道体的细微”,是怎样的?回答说:“道体的细微,难道与存养本心无关吗?道体的广大,难道与推致知识无关吗?”问:“推致广大、穷尽高明、温习旧知、敦厚忠诚,都属于存养本心的范畴,这是尊崇德性;穷尽精微、遵循中庸、知晓新知、崇尚礼仪,都属于推致知识的范畴,这是由问学来引导”,是怎样的?回答说:“圣贤立言,只要道理明白、意思详尽,不像后人拘泥于文辞,牵强附会、拘束比对。况且温习旧知、知晓新知,本来是一件事,为什么把温习旧知当作存养本心,把知晓新知当作推致知识?知晓新知源于温习旧知,知晓并没有独立的功夫。敦厚忠诚、崇尚礼仪,也本来是一件事,因为应用的关系,说的是用忠信来学习礼仪,为什么把敦厚忠诚当作存养本心,把崇尚礼仪当作推致知识?岂不是支离破碎而道理不完备,滞碍隔阂而义理不通畅吗!”那么应该怎样呢?回答说:“君子尊崇德性而由问学来引导,既要广大,又要精微;既要高明,又要中庸;既要温习旧知知晓新知,又要敦厚忠诚崇尚礼仪。大概是为了详细阐述以穷尽义理,想让学者有所持守遵循,没想到后人牵强附会而割裂分析。”问:“不存养本心就无法推致知识,而存养本心的人又不可以不推致知识”,是怎样的?回答说:“不推致知识,怎么知道本心应当存养?又怎么得到存养本心的要领而去做呢?《大学》说:‘事物穷究而后知识达到极致,知识达到极致而后意念真诚,意念真诚而后本心端正。’《中庸》说:‘不明白善,就不能使自身真诚。’如果说‘不存养本心就无法推致知识,而存养本心的人又不可以不推致知识’,那就是‘不真诚端正就无法穷究事物推致知识,而真诚端正的人又不可以不穷究事物推致知识’;‘不使自身真诚就无法明白善,而使自身真诚的人又不可以不明白善’,难道不是颠倒了吗?”问:“世俗儒者有人说:‘由问学来引导就是尊崇德性,广博学问就是约束礼仪,明白善就是使自身真诚。’大概知道就是实行,没有知道而不实行的,不实行不可以算作知道”,这种说法怎样?回答说:“我听说孔子说:‘智慧能达到,仁德不能保持,即使得到了,也一定会失去。’天下确实有智慧能达到而仁德不能保持的人,正因为不能保持,所以连已经得到的也失去了。如果说知道就是实行,不实行不可以算作知道,那就是智慧能达到就是仁德能保持,不能仁德保持不可以算作智慧能达到,这与孔子的话不合,我不敢听从。”问:“良知的说法”怎样?回答说:“孟子说:‘人不思考就知道的,是他的良知。不……学习就能做到的,是他的良能。现在舍弃了一半而专用另一半,与孟子的话不合,我不敢听从。那么学者应当怎样?回答说:‘孔孟的训诫本来就在,尊崇它、相信它,遵循它而进入,不被异说迷惑而改变,道就不会背离了。’
问:“统治天下有三件重大的事,这样就可以很少犯过错了吗?”回答说:“这一章的大意,下文才详细阐述。”问:“三重是指议礼、制度、考文,对吗?”回答说:“拥有天下的人谁不议礼、制度、考文?议礼、制度、考文有做得好的,有做得不好的,怎么只要有这三者就能很少犯过错?”问:“程伊川说:‘三重是三王所重视的事。上面的,三皇的事所以没有证据;下面的,五霸的事所以不尊贵。’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敢认为是这样。”问:“国家不改变政令,家庭不改变风俗,百姓就能很少犯过错,对吗?”回答说:“这是指统治天下的人说的,不是指百姓。为什么说百姓能很少犯过错?”那么应该怎样呢?回答说:“难以拥有的是德,难以得到的是位,难以遇到的是时,三者兼备,所以称为三重,说的是在难以拥有的情况下却拥有了。有德就善,就不是愚昧而自用;有位就尊贵,就不是卑贱而自专;有时就有征验,就不是生在今天却复古。因此他的道以自身为根本,在庶民中验证,用来考察三王,用来建立天地,用来质询鬼神,用来等待百世。行动成为道,言论成为法,行为成为准则,远方的人有所仰望,近处的人不感到厌倦,像这样极其完善!怎么能说是很少犯过错呢?”
问最后一章的意思,回答说:“最后一章与第一章相应,其道理微妙细密,学者必须潜心玩味才能领会。”为什么说?回答说:“第一章天命,大概说道的本源,追溯它的开始,所以放在开始;最后一章天载,大概说圣人的极致,总结它的终结,所以放在终结。第一章功夫从慎独开始,举出要点,所以可以修道;最后一章功夫从立心开始,着其根本,所以可以入德。”问:“入德是怎样的?”回答说:“只是慎独。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这叫务实,务实而意念可以真诚;知远之
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是谓知本,知本而几可审也。慎独所以审几,所以诚意,故曰可与入徳矣。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则慎独之验也。」下文何如?曰:「不动而敬,不言而信,成徳也,有诸中者也,而未发之中可识已。不赏民劝,不怒民威,以至乎笃恭而天下平,则中和位育之功也。然首章言位育,卒章言天下平,则天下之平即是位育,固知皆实理、实事实言,非感召之说也。」
译接近并知晓风的来源,知晓细微之处显现的道理,这就叫做知晓根本;知晓根本,那么事物的苗头就可以审察了。慎独是用来审察苗头的,也是用来使意念真诚的,所以说可以进入道德的境界了。内心反省没有愧疚,意志上没有厌恶,这就是慎独的效验。」下文怎么样呢?回答说:「不行动而恭敬,不说话而诚信,这是成就的德行,是内心所具有的,那么未发之中的状态就可以认识了。不奖赏而百姓勤勉,不发怒而百姓畏惧,以至于至诚恭敬而天下太平,这就是中和、安顿万物、养育万物的功效。然而首章讲安顿万物、养育万物,末章讲天下太平,那么天下的太平就是安顿万物、养育万物,固然知道这些都是真实的道理、真实的事实和言论,不是感应召致的说法。」
问:「知风之自,何如?」曰:「风即风俗之风,所以鼓舞乎人者也。鼔舞乎人必自身始,风之自也。」
问辨録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问辨録卷三
(明)髙拱 撰
○论语
问「人不知而不愠,何以为君子?」曰:「学本已事,何与于人?即学至圣人,亦分内耳。若能识得真境,到得实际,则安身立命自有所在,欲人知也何为?」曰:「在圣门则谁欤?」曰:「颜、曽其人也。即孔子下学上达,不怨不尤,亦只如此。所以用舍行藏,惟其所遇,盖皆应迹,无所繋于中也。故曰:『遯世不见知而不悔,惟圣者能之。』夫圣门之学,始诸立心,立心只在为己,故门人首记焉,所谓第一义者也。」
问:「吾日三省吾身」,先正以为曽子于人伦之大者,自觉皆已无愧,无俟省也,故特省此三者,然否?曰:学者造诣愈深,则省察愈宻曽子虽贤,安敢自谓于人伦之大者皆已明尽而不复省乎?盖所不待言者也。惟是三者,人所易忽,故特言之以自警耳。
问「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注云:「此言所存耳,未及为政也。」何如?曰:此出程说,伊川书云:「敬事以下诸事,皆言所存,未及礼乐刑政。」夫礼乐刑政,为治之具,又何待言?今以五者但言所存,则岂以敬信只在心,而所行者尚未敬信乎?节爱只在心,而所行者尚未节爱乎?时使只在心,而所行者尚未时使乎?盖所存所施举在于是,安得云未及为政也?
问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谓何?曰:此子夏论学之旨,最为切实。盖曰学以明伦,若能笃于人伦如此,不学而能之乎?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与「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意同,谓必由于学也。曰:吴氏以为其流之弊将必至于废学,然否?曰:后儒学不见道,徒守成心,乃曲说苛求,以为穷理,但见是孔子之言,虽有所不能知者,亦必强为之解,失其本旨者甚多。至于诸贤以下之言,稍有抑扬,便加刺驳,而更不求其意之所在,抑亦过矣。夫子夏示人以为学之本,而吴氏反为废学之弊,何居?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使非孔子之言,其不以为有取于博奕也者几希。凡若此者,非惟不足明道,亦且有病于心,学者所宜深戒也。曰:晦翁云:「苟非生质之羙,必其务学之至。」何如?曰:加一「生质之羙」,便非子夏论学之意。只云能是四者,必其务学之至,虽或以为未尝为学,我必谓之已学矣,乃子夏论学之意也。
问:「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注云:「父没然后其行为可见,故于此可以观其人之善恶。然又必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乃可谓孝;不然,则所行虽善,亦不得为孝也。」然否?曰:此言孝子之道,非所论于善恶也。善恶自有定理,善必可为,恶必不可为。父有不善,即其在日,犹当几谏而请改,况可踵而行之以成其恶耶?《易》曰:「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曰考,则父非在也。蛊而干之,乃为有子;有子,考乃无咎。若曰所为虽善亦不得为孝,则无乃以承考之恶为孝欤?曰:尹氏谓「如其道,终身无改;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则三年无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是否?曰:既云如其非道何待三年,又云孝子之心有所不忍,则无乃以不忍而踵恶欤?盖惟泥于善恶之说,故其言自背驰耳。曰:游氏谓「当改而可以未改者耳」。是否?曰:此不惟泥于善恶之说,而又泥于三年之说者也。曰:三年无改者,但言其久而不改,非谓三年之后改也。如云「三年学,不至榖」,非谓三年之后可至于榖也;如云「五十而慕」,非谓五十之后不慕也。圣人谓三年无改,而后儒谓三年之后改,犹之「三月不违」者然。圣人谓其三月不违,而后儒谓不能无违于三月之后,则亦失其意矣。然惟其泥于善恶,而又泥于三年之说,故云「当改而可以未改」:曰当改,证其三年之
译问:“知道风的来源,是怎样的?”回答说:“风就是风俗的风,是用来鼓舞人心的。鼓舞人心必定从自身开始,这就是风的来源。”
问辨录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问辨录卷三
(明)高拱 撰
○论语
问:“别人不了解自己却不生气,为什么这样才是君子?”回答说:“学习本来就是自己的事,与他人有什么关系?即使学问达到圣人的境界,也只是分内的事罢了。如果能够识得真正的境界,达到实际的境地,那么安身立命自然有所依托,还想要别人了解自己做什么呢?”问:“在孔子的门徒中,是谁呢?”回答说:“颜回、曾参就是这样的人。即使是孔子下学上达,不抱怨不责怪,也不过如此。所以任用或舍弃,出仕或隐居,只随遇而安,大概都是顺应外在的踪迹,内心无所执着。所以说:‘隐居避世不被了解也不后悔,只有圣人能做到。’孔门的学习,从确立心志开始,确立心志只在于为自己,所以门人首先记载这一点,这就是所谓的第一要义。”
问:“‘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先前的贤者认为曾子对于人伦中重大的方面,自觉都已经没有愧疚,不需要反省了,所以特别反省这三件事,是这样吗?”回答说:“学者造诣越深,那么省察就越严密。曾子虽然贤能,怎么敢自认为对人伦中重大的方面都已经明白透彻而不再反省呢?这是不用说的。只是这三件事,人们容易忽视,所以特别说出来用以自我警戒罢了。”
问:“‘严肃认真地办事并且守信,节约用度并且爱护百姓,役使百姓要顺应农时’,注释说:‘这是说内心所存的念头,还没有涉及到为政的实际。’怎么样?”回答说:“这是出自程子的说法,伊川的书上说:‘敬事以下诸事,都是说内心所存的念头,还没有涉及到礼乐刑政。’礼乐刑政,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又有什么可说的呢?现在认为这五项只是说内心所存的念头,那么难道认为敬信只在心里,而实际做的还没有敬信吗?节约爱护只在心里,而实际做的还没有节约爱护吗?顺应农时只在心里,而实际做的还没有顺应农时吗?大概内心所存和外在所施都在于此,怎么能说还没有涉及到为政呢?”
问子夏说:“尊重贤德而轻视美色,侍奉父母能竭尽自己的力量,侍奉君主能献出自己的生命,与朋友交往说话有信用,虽然说是没有学习过,我必定认为他已经学习过了。”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是子夏论述学习的宗旨,最为切实。大概是说学习是为了明晓人伦,如果能够像这样笃实于人伦,不学习就能做到吗?虽然说是没有学习过,我必定认为他已经学习过了,这与‘虽然说是不要君主,我不相信’意思相同,是说必定由于学习才做到的。问:吴氏认为这种流弊将必然导致废弃学习,是这样吗?”回答说:“后儒学习不能见道,只是固守成见,于是曲解苛求,以为这是穷究事理,只因为是孔子的话,即使有不能理解的地方,也必定强行解释,失去本来宗旨的很多。至于诸贤以下的话,稍有褒贬,就加以指责驳斥,而不再探求其意旨所在,这也太过分了。子夏指示人们这是学习的根本,而吴氏反而认为是废弃学习的流弊,这是什么道理?不有下棋的人吗?做这件事也比闲着好。如果不是孔子的话,他们不认为这有可取之处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凡是像这样的,不仅不足以阐明大道,而且对心性也有害,是学者应当深深警戒的。问:朱熹说:‘如果不是天生资质美好,必定是他致力于学习达到了极致。’怎么样?”回答说:“加上‘天生资质美好’这一条,就不是子夏论述学习的本意了。只说能做到这四件事,必定是他致力于学习达到了极致,虽然有人认为他没有学习过,我必定认为他已经学习过了,这才是子夏论述学习的本意。”
问:“父亲在世时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后观察他的行为,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原则,可以算是孝了。”注释说:“父亲去世然后他的行为才可见,所以在这里可以观察这个人的善恶。然而又必须三年不改变父亲的原则,才可以说孝;不然,那么所做的事虽然是善的,也不能算作孝。”是这样吗?回答说:“这是说孝子的道理,不是讨论善恶的。善恶自有定论,善必定可以做,恶必定不可以做。父亲有不好的地方,即使他在世时,还应当委婉劝谏请他改正,何况可以沿袭而行以成就他的恶呢?《易经》说:‘匡正父亲的过失,有儿子,父亲没有灾祸。’说‘父亲’,那么父亲就不在世了。有过失而匡正它,才算是好儿子;有好儿子,父亲才没有灾祸。如果说所做的事虽然是善的也不能算作孝,那么岂不是以继承父亲的恶为孝吗?问:尹氏说‘如果是正确的道,终身不改变;如果不是正确的道,何必等到三年’,那么三年不改变的,是孝子的心有所不忍的缘故。是这样吗?”回答说:“既然说如果不是正确的道何必等到三年,又说孝子的心有所不忍,那么岂不是因为不忍而沿袭恶行吗?大概是因为拘泥于善恶的说法,所以他的话自相矛盾。问:游氏说‘应当改变但可以暂时不改变的罢了’。是这样吗?”回答说:“这不仅拘泥于善恶的说法,而且又拘泥于三年的说法。问:三年不改变的,只是说长久不改变,不是说三年之后改变。比如‘三年学习,不至于求俸禄’,不是说三年之后可以求俸禄;比如‘五十而慕’,不是说五十之后不慕。圣人说三年不改变,而后儒说三年之后改变,就像‘三月不违’一样。圣人说三月不违,而后儒说不能在三月之后不违,也就失去其意了。然而因为拘泥于善恶,而又拘泥于三年的说法,所以说‘应当改变但可以暂时不改变’:说应当改变,证明那三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