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二

古文尚书冤词 书类

提要

【臣】等谨按：《古文尚书冤词》八卷，本朝毛奇龄撰写。奇龄著有《仲氏易》，已著录。他的学问博通群书，却喜好发表异端言论，以求胜过他人。凡是别人已经说过的话，他必定极力反驳。例如《仪礼》十七篇，古代没有异议。只有章如愚《山堂考索》记载乐史有“五可疑”的说法，后来的儒者也没有相信的。奇龄却独独拾取这些绪论，诋毁《仪礼》为战国时期的伪书。《古文尚书》自吴棫、朱熹以来，都被怀疑是伪作。等到阎若璩撰写《古文尚书疏证》，奇龄又极力辩驳，认为它是真的。他知道孔安国传中有安国之后的地名，这必定无法掩盖。于是另找借口，摘取《隋书·经籍志》的文字，认为梅赜所献上的，是孔安国的传注，而不是《古文尚书》。他认为《古文尚书》原本在民间传授，而贾逵、马融等儒者未曾见过。其目录一曰总论，二曰今文尚书，三曰古文尚书，四曰古文之冤始于朱氏，五曰古文之冤成于吴氏【按：吴棫的《书裨传》在朱熹稍前，所以朱熹语录中叙述吴棫的说法，应当说是始于吴氏，成于朱氏，这两门次序颠倒，在此附记】，六曰书篇题之冤，七曰书序之冤，八曰书小序之冤，九曰书词之冤，十曰书字之冤。考察《隋书·经籍志》说：“晋代秘府存有古文尚书经文，现在没有流传下来的。”等到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的《尚书》都亡失了。到了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才得到孔安国的传注，上奏朝廷。其叙述偶然不够明确，所以被奇龄所利用。然而《隋志》作于《尚书正义》之后，当时《古文尚书》正盛行，却说没有流传，可知东晋古文并非指今本。况且先说古文不传，而后说才得到孔安国的传注，可知今本古文与孔安国传同时出现，并非就是东晋的古文。奇龄怎能割裂其文，以迎合自己的说法呢？至于阎若璩所引马融《书序》说：“逸十六篇，绝无师说。”又引郑玄所注十六篇的名称为《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明显与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奇龄不以今本不合马、郑为伪作古文的证据，反而以马、郑不合今本为未见古文的证据，也颇为巧于颠倒。然而考察伪孔传序未提及进献的，乃是其传注。若是其经文，则史书说孔安国进献了它，所以《艺文志》著录贾逵常校理秘书，不应不见。又司马迁是孔安国的弟子，刘歆常校《七略》，班固也担任兰台令史，典校艺文。而司马迁《史记·儒林传》说：“孔氏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逸书得多十余篇。”刘歆移太常博士书称：“鲁恭王毁坏孔子宅，在坏壁之中得到古文，逸书十六篇。”班固《汉书·艺文志》也称：“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那么孔壁古文有十六篇，没有二十五篇，这是确凿显明的证据，怎能将晋人所上的古文与孔壁古文合为一谈呢？况且奇龄所借口的，不过是因为《隋志》称马、郑所注二十九篇，是杜林西州古文，不是孔壁古文。不知道杜林所传的实为孔氏之本，所以马、郑等去掉无师说的十六篇，正好得到二十九篇，《经典释文》所引尚可验证。只是修《隋志》时梅赜的书已流行，所以志书依据后出的伪本，说它不尽是孔氏之书。奇龄舍弃《史记》《汉书》不据，而依据唐人的错误说法，难道长孙无忌等人所见反而比司马迁、班固、刘歆更确切吗？至于杜预、韦昭所引逸书，今见于古文者，万万无可置辩。那么附会《史记》《汉书》的文字，说未立学官的，即谓逸书，不知道杜预注《左传》皆云“文见《尚书》某篇”，而逸书则皆无篇名，假如杜预果真见到古文，为何不说“逸书某篇”呢？况且赵岐注《孟子》，郭璞注《尔雅》，也多称《尚书》逸篇，其中见于古文者，不能以未立学官来假借了。至于《孟子》“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赵岐注曰：“此‘常常’以下皆《尚书》逸篇之词。”《尔雅》“钊明也”，郭璞注曰：“逸书‘钊’我周王。”核对古文，绝无此语，也将以未立学官故谓之逸吗？又赵岐注“九男二女”称逸书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子》诸所言舜事，皆《尧典》及逸书所载，假如逸书果真指古文，则古文有《舜典》，为何赵岐称亡失其文呢？这更是舞文弄墨愈工，而破绽漏洞愈多的了。梅赜的书行世已久，其文本采掇逸经，排比联贯，所以其义理不悖于圣人，断无废弃之理，而确非孔氏之原本，则证验多端，

译并非一只手所能完全掩盖。近来惠栋、王懋竑等人继续加以考证，他们的说法更加明晰，本来不必再费事比较争论，只是李绂（奇龄）才辩足以迷惑人，又以捍卫经义为借口，名义非常正当，如果弃置不录，恐怕人们反而怀疑他的说法有所依据，所以一并收录，并概括论述其大致要点，使人们知道他的说法不过如此，希望将来可以互相考证。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敬校订进呈

译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古文尚书冤词卷一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我七岁时学习《尚书》，就听说有今文、古文的区别，向经学老师询问，老师却不告诉我。崇祯十六年，国子助教邹镛上疏请求区分今文、古文《尚书》，并专门主张以今文《尚书》作为选拔士人的标准，恰逢京师戒严，朝廷来不及批复。曲水社举行修禊活动时，山阴人张杉对众人说：“毁坏经典的祸患已经萌生了。国家选拔士人三百年，专门采用朱熹的著作来确立学术规范，认为这样可以捍卫经典，然而经学却大大败坏。此前万历十二年，南京户部员外郎房伯元在科臣许仁卿家中得到了魏政始石经《大学》的本子，这实际上是考功郎中丰坊伪造的本子。他上疏请求确立学官制度，勒令以此选拔士人，废除《大学》旧本，幸好他的奏疏因为其他事情与中监意见不合，被驳斥而未获批准，但事情也已经很危险了。推究他的用意，是因为朱熹修改《大学》，公然以此选拔士人，于是人们相继篡改窜改，以推行各自的学说，这就是所谓追随前人的行为并效仿其恶劣行径。近来礼部尚书姜逢元以《毛诗》进讲，皇上敕令不要讲《国风》，并且特别谕令东宫讲官不敢将《国风》进讲给太子。前者为什么呢？因为认为《国风》淫邪。那三百零五篇都是淫邪之歌的诗，太史采集它们，圣人删定它们，乐师鼓舞而练习它们，传播给乡人，遍布于邦国，进献到宫闱与朝庙、鬼神、宾客之中，实在深受飨宴的喜爱，然而一旦以淫邪之风来解释经典，致使君臣不能沟通，父子不相询问，秽恶厌弃，就像哇声媟语一样不可亲近，这是为什么呢？现在《尚书》又有人告发了。”在座的客人都叹息不已，然后散去。第二年国家灭亡，盗贼四起，我躲避战乱到山市，有客人能解说古今《尚书》，我急忙请教他。客人说：“今文是伏生口授的《尚书》；古文是孔子屋壁中所藏而献之官府的本子。”然而自从献给官府之外，就没有这本书，所以两汉的名儒都没有见过。等到永嘉之乱后，中外古文都不可考证，而东晋之初，有豫章内史梅赜，忽然奏呈上古文《尚书》，这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伪书吗？于是自从唐人作注疏，一并改写，而这本书至今流传。只有新安朱熹斥责为假书，他注解《四书》《五经》，已经修改《大学》，删减《孝经》，确定《诗》的淫风，表彰《太极图说》《河图洛书》，并加在《大易》之首，唯独对《尚书》怀疑，因此不想注解，而将他的意思传授给门人蔡沈，让他分别今文、古文，在各篇之下有无注解，而另外保存杂说，以表明其伪。于是各位门弟子共同祖述他的观点，而元朝吴澄、明朝郝敬、归有光等人竞相起来攻辩，直到没有遗留力量。吴澄作《书纂言》，则只保留今文三十八篇，直接削去古文，以显示毁黜伪书的意思。现在他的书还在。我听了这话感到厌恶，回家后几天不吃东西。等到战乱平定回到土室，室中所藏经史几乎全部被劫掠殆尽，后来又因为仇敌构陷奔走道路，无暇进行考证。然而渐渐听说开国以来，攻击古文的人遍布天下，无论懂不懂，公然著书流传于世。而且有追随明代梅鷟谩骂古文的书籍，效仿罗喻义是正一编，专门刻印今文经而去除古文的，辗转煽惑，其言论荒诞不可听闻。蠡吾人李塨，是多学的人。他的父亲孝慤先生，是北方名儒。李塨曾经从游于博陵颜习斋先生门下，以实践著称。康熙庚午年考中顺天乡试，与儿子远宗为同年生，一同上公车。他忽然跨越三千里来向我问乐，关于二变四清九声十二管之学，三天就学完了，纵论诸坟典，易象春秋，探幽抉微，启发我所未能达到的，突然说：“梅氏上古文，晋史没有记载，为什么？”我说：“旧史十八家有记载，你没看到孔氏的疏引证吗？”他说：“虽然如此，应当驳斥它。”我连连答应而退下。不久李塨寓居桐乡郭明府署，与桐乡的学人争论古文真伪，著了一卷辨文。我阅读后认为很好，想完成他的事业，正值我辑录丧礼未完成，仍然舍弃而离去。福建漳浦县学生蔡衍鎤将他所刻的奏稿一本，流传到浙中，记载康熙三十六年。

皇上北狩返回，在昌平郊外上疏。

皇上顾视而问他九校行速，不能随挟，疏乞通政。皇上认为不合例，退还他的奏疏，于是持归刻印。”大概请求确立《孝经》于学官，废除《礼记》，区分今文、古文《尚书》，而从海外征召《尚书》，以定真伪。他之所以从海外征召书，是因为欧阳修作《日本刀歌》，其末尾有云：“徐福行时书未焚，《尚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通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认为海外当有真古文。如果说海外有真古文，那么中国古文就是伪的了。海外真古文应当寻求，那么中国伪古文就应当废除了。毁坏经典的契机，至此已经决定。因此急忙考定，究其根源，只知道官府所藏，名为中古文，汉、晋皆存，而民间授受的，则名为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