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尚书寃词卷四

译？」

《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起初，鲁共王喜好修建宫室，拆毁孔子旧宅以扩建宫殿，听到钟磬琴瑟的声音，于是就不敢再拆毁。《汉书·艺文志》说：鲁共王前往进入那处宅第，听到鼓琴瑟钟磬的声音。那么，这些器物在西汉本来就已经存在。至于科斗文，郑玄曾经注解说：“书籍刚从墙壁中取出时，都是周代的象形文字。现在所谓的科斗书，是从字形上称为科斗；如果从字体本质来说，就是周代的古文。”而《正义》又说：“郑玄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正是说周代、秦代所存在的文字，在汉代还应当知晓。”那么，科斗文虽然早已废弃，别人或许不知道，难道身为儒者的孔安国也会不知道吗？《书序》是昭明太子所选录的，宋人不懂《文选》，每当遇到《文选》中的文字，必定怀疑是齐梁时期的人伪作。比如怀疑李陵的书信、子夏的序言之类，认为孔安国的这篇序文必定不是汉代的文章，却不知道汉代人为它作注的早已如此。即使想要刻意挑剔吹毛求疵，难道能成功吗？

译有人说：序言中说承诏作《史记》，《史记》完成后，恰逢国家发生巫蛊之祸，所以没有上报，这难道是伪造的吗？为什么呢？因为司马安国从未遭遇过巫蛊之祸。查考《汉武帝纪》，征和元年巫蛊之祸发生，而《史记》一书却终结于太初年间，其自序中说：“叙述黄帝以来直到太初年间为止。”这是事实。然而《史记》世家已经记载：“安国担任当今皇帝的博士，直到临淮太守，早逝”，那么在太初年间就已经没有安国这个人了。从太初到征和，相隔八年，中间跨越天汉、太始两个年号，之后巫蛊之祸才发生，却说安国遭遇了巫蛊之祸，可信吗？这不是伪造吗？

安国遭遇巫蛊之祸，并非大序私下的说法，《汉书·艺文志》记载：安国献书，遭遇巫蛊之祸，未列入学官；《儒林传》记载：遭遇巫蛊之祸，未立于学官。荀恱《汉纪》记载：“安国家献书，防备巫蛊之祸，未立于学官。”刘歆移书太常博士：“天汉之后，安国献书，遭遇巫蛊仓猝之难，未及施行。”《隋书》记载：“安国为五十八篇作传，防备巫蛊之祸起，不得奏上。”说“遭遇巫蛊之祸”，各书都是如此，这不是安国一人可以妄诞捏造的。至于《史记》又何曾终结于太初年间呢？不论太初以后，天汉、太始年间，他救李陵，作《史记》正兴盛未止。凡列传、年表，记载天汉、太始之事，历历可指。即使征和巫蛊之事，也随处可见。《郦商传》：“儿子侯终根立为太常，因犯法被国除”，这就是巫蛊之事。《卫将军骠骑传》：“后将军公孙贺因儿子敬声与阳石公主通奸，因巫蛊被族灭，无后。”“将军公孙敖因妻子行巫蛊被族灭。”“将军韩恱在太子宫掘蛊，卫太子杀了他。”“将军赵破奴因巫蛊被族灭。”《匈奴传》：“贰师将军听说他家因巫蛊被族灭，于是率领众人投降匈奴。”这不是巫蛊之事吗？

有人说：这是褚先生所增补的文字。吴中陈仁锡刻《史记》，凡列传中遇到巫蛊之事，都注曰“褚先生所续”。如果年表到太初以后，就直接删去，难道没听说过吗？

这就等于焚书了。想要攻击古文而辩驳孔颖达的序，已经属于波及；而辩驳孔序不止，竟然改《史记》来证实自己的说法，那么所有的书都危险了。宋代郑樵说：秦人焚经而经存，汉人解经而经亡。我向来最厌恶这句话。照此说法，必须焚经而不解经才可以。现在竟然公然焚毁它了。褚先生并非随意增补《史记》。褚先生是元帝、成帝年间的人，他所增补的，大抵是《史公自序》中有其目而无其书，如《武帝记》、《三王世家》、《日者》诸传，偶尔可以搀附则增补，但并没有增续一二句的情况。况且各列传中，涉及巫蛊之事，都是连贯的文字，前后一片，不能防备方幅而缀接在当中。又何况班固《汉书》往往依据《史记》原文因而抄录，而司马贞、颜师古、孟康、徐广诸儒，又加以注释。《史》、《汉》书的体例并没有班固抄褚文、诸儒注褚传的情况。现在前面所引的，都是班固所抄、诸儒所注的明文。又何况《史记》全书多记载征和年间的事，虽无巫蛊字，但事实都在巫蛊之后。如公孙敖以因杅将军击匈奴，至余吾水上，在天汉四年，那么距离太初改元已经八年了。又过了五六岁而后发觉，那么正在征和二年之后。赵破奴与太子安国入汉，徐广明注云：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天汉元年逃亡归来，时已涉太始四年之后，那么虽无巫蛊事，也是征和年间了。又何况将相名臣年表删去征和，而建元以来年表则仍有龙且侯袭封事，系征和三年，而删者不识，居然幸免，那么虽删改又有什么益处呢？大概学问贵在精细，不贵卤莽。因为精细，所以拾得梅赜上书一语，不得轻信。因为不卤莽，所以虽明见得《史记》终太初一语，是史公所自序者，而亦必求其不必然。自序不又曰：“于是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乎？夫麟止者，元狩之号也。武帝于元朔之末，因获白麟，故改号元狩，其距太初改元越十有八年，是时其父谈尚未死也。史公于元鼎之末始代父职，越五年而当太初之元始作《史记》，故其自序有两时：一是元狩，谓西狩获麟，夫子受端门之命，遂作《春秋》，今将作史记以附于获麟之末，故曰“终麟止”，此一时也。一是太初，谓是年改元，当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为改建明堂诸神受记之日，故太史令作厯始于是年，而其作《史记》亦始于是年，瑞应之符以此为识，故曰“终太初”，此又一时也。而实则《史记》之作在天汉后，自序又曰：“又七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始喟然云云。”而班氏作

译《司马迁传》又将七年改为十年，认为《史记》中多有讹误，将“十”误作“七”，例如《律书》中将七寸误作十寸，七分为十分，以此类推，按七年计算，应当是天汉三年；按十年计算，则应当在征和之前、太始之后，而最终以李陵投降匈奴作为断限。所以荀恱的《汉纪》又说：“天汉三年，李陵投降匈奴，司马迁依据《春秋》等书撰写《史记》，承接其后之事，直到天汉年间。”其中记载李陵投降的年份，是因为李陵投降后才开始作史；所谓“承接其后之事”，是指承接上古以来的事情，而终结于这一年，那么凡是说终结于太初、终结于麟止、终结于天汉，都是指黄帝以来的后事而言，并不是说《史记》从此就终结了。如果说《史记》终结于太初，这是《太史公自序》所说的；说《史记》终结于麟止，也是《太史公自序》所说的；说太初之后又过了七年遭遇祸难，因而开始愤懑著史，这也是《太史公自序》所说的。如果执持一种说法去互相诘难，那么仅凭《自序》一篇就已经各有门户、水火不容了，何况《汉纪》等书从此大多被焚毁篡改了呢。正因为并非如此，《史记》不必终结于太初，司马安国虽然早逝，也不必死在征和之后，这样读经读史两方都没有遗憾。大概历来诋毁《尚书》的人，自从朱熹、吴澄以后，历经元代直到明代，都是信口雌黄、喋喋不休，只有这是读书人所说的，而一旦辩驳不胜，就想更换其他文章来证实自己的说法，这又是无赖强暴之人所不愿做的了。所以这一节虽然只是攻击《书序》，但实际上刻意指向攻击古文经学者的用心，好学者应当谨慎思考。《书小序》的冤屈【见第三卷末】

译关于《尚书》文辞的冤屈

梅鷟说：“《大禹谟》是伪书。《春秋》鲁庄公八年，鲁庄公引用《夏书》说：‘皋陶迈种德，此书词也。’‘德乃降’三个字是鲁庄公自己的话。杜预对此的注解非常明确。现在却连篇累牍地袭用其文，把鲁庄公的话当作《尚书》的文辞，这难道不是伪书吗？”

有人说：“《左传》中‘降’字读作‘杭’，与古文中‘降’字读作‘绛’，截然不同。”

古文在汉代没有设立官学，所以赵岐、杜预等人都不曾见过古文。前面既然已经以此作为古文是伪书的论据，并且已经辨析过了。现在杜预确实没有见过古文，不知道‘德乃降’是《尚书》原文，而错误地用‘逸书’二字来注解。在‘迈种德’之下，这正是他未见古文的证据。而解说的人又以此作为古文是伪书的论据，这就自相矛盾了。查考《左传》，齐国军队包围郕国，郕国向齐军投降，公子庆父请求讨伐齐军，鲁庄公说：‘我确实缺乏德行。’《夏书》说：‘皋陶广泛施行德政，德行于是下降。’如果致力于修德以等待时机呢，于是率领军队回国。这就明确说明是因为郕国投降的缘故，所以引用《尚书》中称‘降’的话来解释。如果只有‘迈种德’三个字，那么与郕国投降有什么关系，而要引用这句话呢？况且德行足以使万物顺服，引用《尚书》刚结束，然后以修德来发起议论，所以说‘如果致力于’。没有连作自己的话，又加上‘如果致力于’来发起议论的。至于‘降’读作‘绛’与‘降’读作‘杭’，都作‘下’解释。如城池投降叫‘城下’，内心顺服叫‘降心’。《诗经》‘我心则降’，《国语》‘王降翟师’，都是如此。孔安国传以‘降’解释为‘下’，与《释言》、《说文解字》都相同。正因为德行足以谦下待人，所以百姓归附他。《尚书》文辞与《左传》有什么不同呢？《荀子·解蔽篇》说：‘道经说：人心危险，道心微妙。’明确称引‘道经’，却把它编入《尚书》，如果不是伪书又是什么呢？何况‘人心’三句，《论语》中没有，是伪造者添加的。

这正是古《尚书》经的尊称。古人认为这是帝王的典谟，他们相互传授的话语，确实出自轩辕黄帝以来相传的大道，所以称为‘道经’。这就像《易通卦验》所说：‘燧人氏在伏羲之前，刻写道经以开启三皇五帝的书籍。’所以孔氏《书序》也有说：‘三坟是大道，五典是常道，都以‘道’命名，可以验证。’荀子原本把‘人心’两句归属于舜的诏辞，所以说：‘舜治理天下，不靠具体事务来告诫而万物成就，意思是不靠具体事物来告诫天下。’所以道经说：‘人心危险，道心微妙。’而注释者说：‘这是《虞书》的话。’这与《论语》所说的‘舜也告诫禹’正相同。大概‘道经’这个名称，创始于燧人氏，谁说轩辕黄帝就是老子和列子呢？如果说‘允执其中’，《论语》只在这句话上加上三句，便是‘行伪则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马融作《忠经》时，就引用了这句话，不是东晋梅氏所能伪造的。

何况‘人心’四句，连贯而下，并非逐句掺杂伪造的。为什么呢？‘惟精惟一’这句话在荀子那里，没有它的文字。但荀子虽然没有引用《尚书》原文，却直接引用《尚书》的意思来解释，比如他说：‘人心危险，道心微妙，危险微妙的关键，只有明智的君子才能知道。’倕制作弓，浮游制作箭，而羿精通射箭；奚仲制作车，乘杜制作马，而造父精通驾车。从古至今，没有两样事物能同时精通的。这正说明取‘精一’这个词，并推演其意，专一就精通，两样就不精通。‘惟精惟一’是从‘人心’两句一气呵成地训释的。在荀子那里，必定不会预知后世一定有人伪造‘精一’的话，而先为此做悬空的解释。在伪造《尚书》的人那里，也必定不会为了迎合荀子的意思，故意造出‘精一’这句话来曲解其说。大概荀子只是解释经典，所以可以引用经文，也可以论述经意；如果是伪造《尚书》的人，说他摘取别人的成语，那是有的；说他自己创造成语来迎合别人的意思，那绝对没有这种事。为什么呢？我伪造《尚书》，不伪造真的《荀子》。人稍有智慧，能领悟这个意思，那么也可以摸着自己的舌头闭嘴了。

‘汝惟不矜’四句也在荀子中有，但没有注明出处，怎么知道是《尚书》呢？何况凡是舜所告诫的话，都本于荀子，难道不是抄袭荀子吗？

至于‘汝惟不矜’四句，不仅在荀子中有，在老子中也有。这也是本于经文而习以为常的话，不一定非要注明出自某书，否则就是无稽之谈。这两句话也是如此。这就像《春秋》中叔向对子产说：‘从前先王议事以制定法度，虽然用了《周官》的文字，但只当作自己的话。’晋代徐邈给范甯的信说：‘君子的心，谁毁谁誉？虽然直接引用《论语》的文字，而不标明出处，好像是自己说的。’古人引用经典大多如此。如果说舜所告诫的话多出于荀子，就说是伪书抄袭荀子，那就大错特错了。荀子遵循圣人的言论，可以逐一引用。如果是作伪者，偷钱在一个地方，那么人们就能追踪到踪迹了。做贼的人，像曹思刺平民，却自己掩耳盗铃，可以吗？

所以《论语·尧曰》篇近来也有被当作伪书论据的，认为它摘取断续的文字，而且多改动句子，却不知道这篇的文体，大都是摘取各经来成章，原本不是引用书籍，所以文字不顺序，也没有衔接，凡五章都是如此，不只是‘咨舜’一章如此。先仲氏说：《论语·尧曰》篇不是引用经典的体例，所以它所引用的都是孔子的书，而安国作《论语》注

译（文中）并没有在每一章下面标注篇名，例如“咨尔舜”一章不注《大禹谟》，“予小子履”一章不注《汤诰》，即使有“周亲”一章不注《泰誓》，“所重民食”一章不注《武成》。为什么（要这样）？难道不是引用经文吗？况且“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句话，孔安国传的解说，完全不是后人所能伪造的。孔传说：“能够体念困穷，就能长久保有禄位。”这正是前面皋陶所说的“不废弃困穷”的意思。自从孔传有了这种说法，包咸注解《论语》就沿袭了它，说“天禄长久终结于你自身”。大概东汉以前并没有把“永终”解释为“永远断绝”的。《汉书·武帝立子齐王闳策》说：“允执其中，天禄永终。”献帝禅位给魏的册文说：“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即使是班彪作《王命论》也说：“福祚流传到无穷，天禄大概永终了。”直到三国《魏志》才开始有山阳公深知“天禄永终”的运势，禅位给魏，而从此晋、宋的策文于是就有“大祚其穷，天禄永终”的话。可见孔传的这种解释，完全不是三国以后的人所能窥见的，难道说是东晋人伪造的吗？

译有人说：“《国策》记载，赵武灵王立周绍为王子，引用《尚书》说：‘除去奸邪不要迟疑，任用贤能不要二心。’现在看到的却是颠倒的，这是为什么呢？”

这种引用古书的情况常有发生。《坊记》引用《诗经》说：“那边有遗留的禾把，这边有不收拾的散穗。”东汉崔琦的《外戚箴》引用《尚书》说：“家道败坏，母鸡司晨。”

《左传·文公七年》晋国郤缺引用《夏书》说：“用美善来告诫，用威严来督责，用九歌来劝勉，使它们不崩坏。”九种功业的德行，都可以歌唱，称为九歌。六府和三事，称为九功。水、火、金、木、土、谷，称为六府。端正德行、利用万物、丰厚民生，称为三事。合乎道义地施行，称为德。《左传》详细阐述其义理，于是引用《夏书》这四句话以使不崩坏，以下都是解释《尚书》词句的。现在却把《左传》解释《尚书》的词句，一并抄袭当作《尚书》的正文，可以吗？况且又有“德礼”这一名称，为什么没有文字记载呢？

这就是怀疑者的浅陋之处。如果真的想要作伪，那么自然通晓文理，哪有连《左传》解释的词句都不懂，却一并抄袭当作正文的呢？古文大体上都是《左传》引用经典并解释经典，多有这类情况。比如宣公十二年邲之战，知庄子说：“《周易》有记载，在师卦的临卦说：军队出动要依循法度，不善则凶。”执行事务顺从成功称为臧，违背称为否，众人离散称为弱，河流堵塞称为泽【临卦兑下坤上】有法度以顺从自己，称为律，不执行法度称为临。这正是用师卦和临卦的词句来解释师卦初爻，与郤缺引用《夏书》完全相同。然而“否”在“臧”之后，“律”又在“否”之后，并没有不顺。律、否、臧、泽、临都是《周易》中所有的文字，而只有“众散为弱”这句话，其中“弱”这一名称，并非《周易》原文所有。然而未曾因为缺失遗漏而怀疑伪《易》，这是可以观察到的。

何况水、火、金、木等句，断定应当属于大禹口中，而不能作为解释《尚书》的词句。《洪范》不也说“上天于是赐给大禹洪范九畴”吗？当大禹治水时，上天赐给大禹《洪范》，而箕子传承并推演它，所以五行之说虽然见于《五帝德》，但经文里没有。只有《洪范》首先推演五行，说“水、火、木、金、土”，而大禹就以“水、火、金、木、土”进献给帝尧。这一节正是其本源，《洪范》用来陈述谋略，所以说“上天赐给洪范，大禹效法它而成就九类”。而前代儒者也说：“水、火、金、木、土、谷，就是初一五行。正德、利用、厚生，就是农用八政、乂用三德。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就是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九功只有次序，九叙只有歌唱，劝勉以九歌，就是上天赐给九畴，以九为次序，大禹成就九类，也以九为法则。因此“水、火、金、木”、“九功”、“九歌”等句，断定是《夏书》断定，是《大禹谟》也断定，是大禹陈述谋略时口中的话语。读书读到此处，应当猛然心动，自愧学问浅薄，而像疯狗狂吠，不辨形声，又有什么用呢？又《楚辞》中的《启棘宾商》、《九辨》、《九歌》，竟以“九歌”为夏禹世代的乐名。所以《史记·舜本纪》说：“大禹兴起九招之乐，凤凰飞来飞翔”，也是说大禹记录舜的功德，为舜作乐，而都本于九功、九歌。大概“九招”即“九韶”，也就是“九歌”。谁说“九歌”不是《大禹谟》呢？

有人说：“殷人作誓，而百姓开始背叛。大禹在虞舜朝廷，怎么会有誓师之事？况且听说舜流放了三苗，没听说大禹也征伐三苗。”

大禹征伐三苗，在吴起回答魏武侯时，早已说过。至于誓师，那么墨子引用《尚书》，明确记载此事，且名为《禹誓》。即使其誓词，也与古文相差不远。有说：“众多的百姓，都听我的话。愚蠢的三苗，使用上天的惩罚。”这也应该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却唯独这一节，攻击的人很多。在元明之间，多有这种情况。现在梅鷟、罗喻义都纷纷议论。蠡吾李塨有与桐乡钱甲辩论的词，一并记载于此。

钱甲说：“三苗已经流放到三危，大禹怎么能又征伐他们？况且三危是敦煌之地，不是七十天所能到达饮至的地方。况且既然已经来归服，为什么《吕刑》又说遏绝他们呢？这是无中生有。”

李塨说：三苗虽然是一个国家，但君民不同。流放到三危的，是流放其君主，未曾将全国的人全部流放。礼制，天子不灭亡国家，应当在当地另立一位君主。无奈其君主依然荒淫迷惑，于是又征伐他。所以其誓词说：“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这不是其百姓所能做的，这是舜流放一位君主，大禹又征伐一位君主，不相混淆。况且说大禹没有征伐三苗之事，是错误的。《史记》吴起回答魏武侯说：“从前三苗左临洞庭，右靠彭蠡，不修德义而大禹灭掉了他们。”这是显而易见的。钱甲只知道三苗来归服应当在敦煌，而不知道仍然在本国。大概有三危的三苗和本国的三苗。《禹贡》说：“三苗大大有序。”这是三危的三苗。三危安居而三苗有序，即敦煌，这是舜所流放的。《益稷》说：“三苗顽固不从事工作。”这是本国的三苗。三危正有序绩，而本国无功，这就是大禹所征伐的。所以《舜典》“黜陟分北三苗”，也只是三危与三苗考绩不同，所以在禹

译治理洪水之后，已经通过升降官职来区分善恶，但到了此时仍不遵从，于是又进行征伐，这是明显的证据。至于《吕刑》中提到的“苗民”，那确实是唐尧初期的事情。《国语》说：“三苗重犯九黎的恶行，尧兴起讨伐他们。”而《正义》也说：“这灭掉苗民是在尧初兴起时，到了尧的末年，又有放逐苗民的事情。”由此可知，在唐尧虞舜之间，总共三次讨伐苗民：尧则遏制断绝他们，杀死他们本人，剪除他们的后代，但不灭掉他们的国家；舜则放逐迁徙他们，但不杀死他们本人；禹则只是征伐他们，招抚他们而并不放逐迁徙，逐渐教化他们，因此刑罚逐渐减轻。世人只攻击《古文尚书》中关于征伐苗民的事，却不知道尧、舜与禹这三代治理苗民有如此的区别，这是今文《尚书》未曾梦见的事，却想要攻击《古文尚书》，这是荒谬的。《大禹谟》若干章，每章必定有诸书引用的文字。吴澄所说“传记所引用的，收集得毫无遗漏”，这真是圣人的谋略浩大，美好的言论显著。北宋人多收集格言，世间有收集唐人诗作为珍秘之物的，即使千卷集字，至今仍然互相传颂。《古文尚书》总体上是伪作，但圣人的谋略和美好的言论荟萃一处，则也不可磨灭。明代福建人陈第有《古文引书证》一书，虽然不免有遗漏，但也有值得记载的地方。如此，除了前卷考证《夏书》条目以及前条有《左传》郤缺引书、鲁庄公引书、臧武仲引书、仲尼引书、孔子引书、声子引书、《吕氏春秋》引书、襄公五年引书、《国语》内史过引书、后汉刘梁传引书、《国策》赵武灵王引书、墨子引书之外，尚有《左传》引书。只有先遮蔽心意，于是命令于元臣。孟子引书说：“洪水警戒我。”又说：“舜前往田间，向苍天号哭。”又说：“恭敬地拜见瞽瞍，恐惧战栗，瞽瞍也顺从。”荀子引书说：“只有我顺从欲望而治理。”类【右《大禹谟》】

译《古文尚书冤词》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古文尚书冤词》卷五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郝敬说：“《五子之歌》的优劣次序，汉魏时期的作品比不上它；想要凌驾于《诗经》的十五国风之上，甚至超越商周时期的《雅》《颂》，这种意图显得浅薄浮夸，那是很难做到的。”

郝敬认为归有光胸襟见识最为浅陋，只是拾取了孔安国怀疑《古文尚书》是汉魏间人所作的一句话，就断定《五子之歌》与汉魏作品不相上下。他不知道这五首歌中有四首歌是《左传》《国语》全文引用的文字，至于第三首歌竟然没有一个多余的字，难道《左传》《国语》都是汉魏间的书吗？还是这两部书都是意浅声浮的呢？归有光说文辞风格古今截然不同，却不知道他依据什么来区分。《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引用“夏训”说：“有穷后羿”，他称其为“夏训”，是因为首章说“皇祖有训”，次章说“训有之”。成公十六年，单襄公引用《书》说：“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国语》中知伯国引用“夏书”说：“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国语》中越王召见范蠡并问他：“出则禽荒，入则酒荒。”《左传》哀公六年，孔子引用“夏书”说：“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底灭亡。”《国语》周景王二十一年将要铸造大钱，单襄公引用“夏书”说：“关石和钧，王府则有。”

有人指出孔子引用《书》时，有“帅彼天常”这一句，而伪造者因为简册散乱而遗漏了它。

《左传》引用《书》的体例原本就有增加一句的情况，襄公十一年魏绛引用《书》说：“居安思危，思乃有备，有备无患。”增加了“居安思危”一句。隐公六年陈五父引用《商书》说：“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增加了“恶之易也”一句。那么引文的增减，传注体例本就有如此情况，不足为怪。如果说古文脱落了一句，那又有什么妨碍呢？这正好可以破除朱熹所谓“壁中藏书百年不讹损一字”的嫌疑。所以徐仲山在日记中说：“‘帅彼天常’是古文脱简造成的，详细推究文义，必须有这一句，上下才能贯通。况且第二、三章都是六句，第四、五章都是八句，不能唯独这一章少一句，那么这一句应当是脱损的。”谁能说不是这样呢？

有人指出第五章中“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两句袭用了孟子“郁陶思君尔”和“忸怩”的文辞。

这是古《舜典》的文字，不是孟子的文字。孟子所引用的，是古《舜典》中的文字，而《尚书》亡佚了前面的部分，所以《史记》撰写《舜本纪》，就引用孟子的文字来补全《舜典》的缺漏。从九男二女、完廪浚井，一直到舜避让尧的儿子，节节都有记载。所以孟子说“郁陶思君”，而《史记》说“我思舜正郁陶”，这才是古《舜典》的原文。看宋玉作《九辩》，也有“岂不郁陶而思君兮”一句，此时宋玉必定没有读过孟子，由此可知。那么五子这篇文字，或许是袭用《舜典》；如果不是《舜典》，那么必定是孟子与《史记》一同袭用五子的文字。没有明明五章，《左传》与《国语》都引用其书，反而降低身份去袭用孟子的道理。“郁陶”必定含有思念之意，五子怨恨中有思念，没有思念就不通了。况且《尔雅》说“郁陶，喜也”，如果是喜悦就更难讲通了。况且既然已经郁陶，为何又忸怩呢？

根据记载，太康在洛水之外远游打猎，“表”就是外。又说，五子驾着车，在洛水之内等待太康，“汭”就是内。那么隔着一条洛水了。隔着就应当思念，而且相隔了十旬，超过一百天，不应当思念吗？然而强臣百姓，各自起来互相仇视，于是有在洛北、大河阻挡而不让他回去的，那么郁陶就是极度思念君主，兄长忸怩是因为深感愧对百姓。这是承接上文“予怀之悲，万姓雠予”两句而进一步感叹。一思一惭，章法本来井然有序，情理也确切真挚，没有差错。如果说“郁陶”解释为“喜”，见于《尔雅》，那么《孟子》的“喜而思君”，《史记》的“思君而喜”都讲不通。本来认为《尔雅》解释经文，哪里想到经文解释《尔雅》，这就失去旨趣了。况且《礼记》说“喜斯陶”，只有“陶”是喜，“郁”就不是。所以王逸注“郁陶”说“愤念蓄积”，这确实是汉代注疏中可以验证的。曹植诗“郁陶思君未敢言”，加上“未敢言”三字，正是蓄积的意思；谢灵运诗“嘤鸣已恱豫，幽思还郁陶”，也是说“郁陶”还不可以恱豫，怎么能就用“喜”字来解释呢。

歌怎么会没有韵脚呢？这是伪造的。

五子叙述祖训作为歌，原本可以没有韵脚，况且它的韵脚铿锵有力。首章使用古押韵法，其余是声类法。首章“皇祖有训”与“本固邦宁”押韵，犹如《烈文》诗“四方其训之”与“百辟其刑之”押韵，同样能够胜任。予与不见是图押韵，犹如《臣工》篇“来咨来茹”与“如何新畬”押韵，同样凛然如同用腐朽的缰绳驾驭六匹马；与上予图押韵，犹如《韩非子·功名》篇“技若车，事若马”，《汉·孤儿行》“父母在时，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