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尚书寃词卷七

译同属一家，而《正义》与《释文》却又不同。这难道是因为两家有两部不同的书吗？还是因为一家一部书，但前后内容又各不相同呢？或者是传述者的过错呢？我曾经说过，书画难以校勘，世俗儒生多有讹误错乱，抄写便易生变异，而好事者又必定故意改造，以显示新奇。比如《易经》中的“箕子之明夷”，赵宾将其写成“荄滋之明夷”，而在“明夷”的左股部分，京房故意将“夷”改为“胰”，王肃故意将“股”改为“般”。至于《春秋》中的“公伐邾取訾娄”，公羊、谷梁两家有的说是“伐邾娄”，有的说是“取丛闾”，这固然无关紧要，与经学无关，但世间又有取用字形笔画来互相质疑辩难的情况，因此暂且选取漆书之学，其中贾逵、马融、郑玄三家各自不同的地方，逐一进行审辨【贾逵见后文】

译《正义》记载郑玄注《尚书》小序《舜典》说：“进入大麓砍伐树木，是《五子之歌》的内容，指避乱于洛水之滨。”《征》篇说：“征，是臣子的名字。”《禹贡》引用《征》篇说：“用竹筐装着黑色的黄玉。”“昭示我周王”，《咸有一德》篇作《伊陟臣扈》说：“掌管宝物。”引用《伊训》说：“在亳地承载诚信。”又说：“征是这三个人的名字。”《旅獒》篇说：“獒，读作豪，指酋豪的首领。”

《释文》记载马融、郑玄注《尚书》小序：《旅獒》篇作“豪”，《伊陟》篇赞颂“巫咸、巫男是巫师”，《金縢》篇“武王有病”，下面有“不豫”二字，《成王政》篇作“征”，“将蒲姑”作“薄姑”，“王俾荣伯俾”作“办贿”，“肃慎之命”的“肃”作“息”，“康王既尸天子”，此句上面还有“成王崩”三字，“平王赐给晋文侯”，“王”字上面没有“平”字，“锡”作“赐”，“东郊不开”作“不辟”。

这里只有《旅獒》篇，作“旅豪”的是马融。郑玄的说法与其他人都不同。况且《正义》中的这条注释极为可疑。查考“进入大麓”，在古文《尚书》中才进入《舜典》篇，如果是今文《尚书》，则并没有把“入麓”作为《舜典》内容的事，况且此时萧齐二十八字尚未出现。如果注释“征”为臣子的名字，那就更加难以理解。小序明明说“羲和沉湎淫乱，征前往征讨他”，而注释者却说“征”总是臣子的名字，这要不是郑玄发疯，就是孔颖达发疯。况且郑玄曾经确定百篇的次序，把《甘誓》中的“征”归入《虞夏书》二十篇中，现在却把“昭我周王”作为“征”篇的文字，那就是《周书》了。用《周书》当作《夏书》，郑玄必定不会疯到这种地步。况且“篚厥玄黄，昭我周王”以四字为一句，这确实是古文《武成》篇的文字。孔颖达说郑玄没有见到古文，又说郑玄所注的《尚书》并没有《武成》篇，是在三十四篇之外，那么在《孟子》所引用的《尚书》中只有“绍我周王见休”的句子，把“昭”当作“绍”，并且多见“休”字，与古文《武成》大不相合，郑玄怎么能引用这句话呢？

王应麟说：“马融的《尚书》注本源于杜林的漆书，所以多与今文不同。比如‘至于北岳’，‘如西礼’作‘如初’，‘天叙有典’作‘五天明畏’，‘暨稷播奏庶艰食’作‘根’，云‘根生之食’，指百谷。‘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防’，‘防’作‘绘’，‘作十有三载’，‘载’作‘年’。‘瑶琨篠簜’，‘琨’作‘瑻’。‘沿于江海’，‘沿’作‘均’。‘荥波既猪’，‘波’作‘播’。云‘荥播泽名’，‘导岍及岐’，‘岍’作‘开’。‘天用绝其命’，‘绝’作‘巢’。‘诞告用亶’，作‘单用乂’。‘雠敛’，‘雠’作‘稠’。云‘数也’。‘自靖’作‘清’，云‘洁也’。‘弗迓克奔’，‘迓’作‘御’，云‘禁也’。‘无虐防独’，作‘亡侮防独’。‘我之弗辟’作‘避’，谓避居东都。‘信噫’作‘懿’，云‘犹亿也’。‘大诰尔多邦’，作‘大诰繇尔多邦’。‘降割’作‘害’。‘酒诰王若曰’，作‘成王若曰’。‘皇天既付中国民’，‘付’作‘附’。‘非我小国敢弋殷命’，‘弋’作‘翼’。‘大淫泆有辞’，‘泆’作‘屑’，云‘过也’。‘严恭寅畏’，‘严’作‘俨’。‘文王卑服’，‘卑’作‘俾’，云‘使也’。‘诪张为幻’，‘诪’作‘辀’。‘其终出于不祥’，‘终’作‘崇’，云‘充也’。‘我道惟宁王德’，‘延道’作‘迪’。‘有若南宫括’，‘宫’作‘君’。‘迪简在王廷’，‘迪’作‘攸’，云‘所也’。‘尔罔不克臬’，作‘防’。‘王不怿’作‘释’，云‘疾不解也’。‘在后之侗’，作‘詷’，共也。‘冒贡’作‘勗’，赣云‘陷也’。‘王崩’作‘成王崩’。注：安民立政曰成。‘四人綦弁’，‘綦’作‘骐’，云‘青黑色’。‘三咤’作‘诧’。‘折民惟刑’，‘折’作‘悊’，云‘智也’。‘王曰吁’，作‘于惟来’，作‘惟求’，云‘有求请赇也’。‘仡仡勇夫’，作‘讫讫’，云‘无所省録之貌’。‘谝言’作‘偏’，云‘少也’。‘辞约损明’，大便佞之人。大概他的书在唐初尚存，这是陆德明《释文》采录的。虞翻说：‘北海郑玄注《尚书》，以《顾命》篇康王执瑁，古‘月’字似‘同’，从误作‘同’。既没有察觉纠正，又训释为杯，称为酒杯。成王病重，凭几洗漱，‘洮颒’为濯，以为洗涤衣服成事。‘洮’字虚妄改为‘濯’，以顺从其错误。又古大篆‘卯’字，读应当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为‘昧’。‘分北三苗’，‘北’古‘别’字，又训释‘北’犹‘别’也。像这类情况，实在奇怪。’”

王应麟说：“郑康成《尚书》注，在疏义中有所见闻，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师’，孔安国的注都赶不上。”又说：“康成注《禹贡》九河说：‘齐桓公堵塞它们’，合为一。查考《春秋纬·宝干图》说：‘移河为界，在齐’。吕慎阏八流以自广，郑玄大概依据此文。”又说：“康成说：‘祖乙居住在耿，后来奢侈逾越礼制，土地迫近山川，曾经塌陷。’等到阳甲即位，盘庚做他的臣子，于是谋划迁居汤的旧都。上篇是盘庚做臣子时的事，中篇下篇是盘庚做君主时的事。《正义》认为这是谬妄。《书裨

译〇》说：“郑国的大学者必定是有依据才这样说的。”

译马融、郑玄同学《尚书》，却没有一个字相合，连疏解也没有相合之处。不怀疑这一点，反而怀疑经文，一是因为成见太重，二是因为对朱熹的话深信不疑。又王应麟说：“鸟兽跄跄”，马融注认为是笋簴，《七经小传》采用他的说法，然而郑玄又没有这种说法。

有人说许慎作《说文解字》，其序言说：“《易经》孟氏书；《诗经》孔氏本，《礼记》毛氏本，《周官》《春秋》《左传》《论语》《孝经》，都是古文。”据此，那么他所引用的书只有孔氏古文可以知道。于是考察《说文解字》，却发现仅有二十八篇中的字，而增多的篇目没有一个字涉及。只有像“药不瞑眩”一句，属于《说命》文，然而《孟子》也有这句话。难道许慎所引用的是《孟子》吗？这说明现在的古文，在当时并没有这本书。

如果确实没有这本书，那就只有二十八篇罢了，为什么说书是孔氏的呢？如果另有别的书而不是今本，那么必定有别的内容引用在今本之外，为什么又没有呢？不知道这正是贾逵漆书的本子。东汉和帝时，皇上命令贾逵整理旧文，而贾逵没有回应，于是许慎采集史籀、李斯、扬雄的书，广泛访求通晓的人，而以贾逵为指归，于是向贾逵考证，作《说文解字》若干卷，到安帝十五年才奏上。这说明许慎所依据的，正是贾逵的学问。贾逵师从杜林，妄把漆书当作孔壁旧本，冒称孔氏古文，为之作训，而许慎实际上效法他。况且东汉以后，以古文书法传名的，是卫宏。卫宏师从杜林，接受漆书古文，杜林曾经对人夸耀说：“我流离战乱，常担心这些经典将要断绝，没想到东海卫子宏、济南徐生巡又能继承它。”这说明卫宏接受漆书，比贾逵更亲近，而许慎作《说文解字》，则多取卫宏的说法作为根本，所以《说文解字》序言说：“许慎又学习《孝经》孔氏古文，解说那些书都是建武年间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校订，都是口授，官府没有这种说法。”这正是因为漆书古文，官府尚未设立学官，只是私下传授以至于许慎。所以许慎所祖述的，一个是卫宏，一个是贾逵，都是杜林的本子，虽然冒称孔氏，实际上是漆书而不是壁中经。马融、郑玄注《尚书》，尚且没有孔壁旧本，许慎又怎么能拥有呢？但贾逵、马融、郑玄三人同受杜林之学，马融与郑玄所注两家各异，已见前说，现在贾逵与马融、郑玄更加大不相同，《说文解字》中的字没有一个与马、郑二注相合，怎么解释呢？

《说文解字》假【格】于上下宅堣【嵎】夷平豑【秩】东作鸟兽□【氄】髦【毛】稘【朞】三百有六旬共工旁【方】逑【鸠】孱【僝】功有能俾防【乂】防【〇】三苗于三危五品不愻【逊】教育【胄】子刚而防【塞】睿【濬】畎浍璪【藻】火黺【粉】米□【挞】以记之无若丹絑【朱】奡【傲】堋【朋】淫于家随山□【刋】木草木蔪【渐】苞【包】瑶琨筱【篠】簜惟箘辂【簵】枯【楛】天用劋【〇】絶其命若颠木之有防【由】枿【蘖】王譒【播】告之脩今汝懖懖【聒】予亦炪【拙】谋西伯既□【戡】□【黎】大命不〇【掣】我兴受其防【败】□【勗】哉夫子尚狟狟【桓】实〇黄于匪【篚厥〇黄】彞伦攸殬【斁】无有作妞【好】七叶【稽】疑庶草繁无【庑】王有疾不悆【弗豫】我之不□【辟】哉生霸【魄】凡民罔不憝【罔弗憝无凡民字】至于媰【属】妇惟其〇【涂】丹臒其不【丕】能諴于小民攽【颁】朕不暇昭武王惟□【冒】亦惟有夏氏【多此字】之民叨□【懫】常□【伯】常任其在受德忞【暋】尔尚不諅【忌】于防德焯【灼】见三有俊心勿以譣【憸】人一人冕执鈗【锐】三防【咤】刖劓〇黥【劓刖椓黥】惟緢【貌】有稽报以庶訧【尤】峙乃糇【糗】粮〇〇【截】善谝言□□【断】猗邦之阢【杌】陧

贾氏漆书又与马郑本没有一个字相合，只有“天用〇絶其命”与“我之弗辟”两句同样有换字，而贾氏作“劋絶”“作不□”，马氏作“巢絶”“作弗避”，又必定没有相同之处，即使有意分别，也不至于如此严重，那么彼此狂吠，没有一个恰当的了。然而二十八篇孔书析作三十三篇，不过是把“舜典”“益稷”“盘庚中下”“康王之诰”五篇分为三十有三。孔颖达说郑氏所注三十四篇，不分“舜典”“益稷”而增多“泰誓”三篇为三十有四，那么三家所注都应有“泰誓”了。然而马融屡次驳斥“泰誓”，即使伏生书一篇，而没有三篇的“泰誓”为之校注，即使合并三家所注字，又没有一个字涉及，这就是狡诈的谎言，只知道毁经，而他自己的说法，却像沙虫鬼蜮那样不可捉摸，诬妄到这种地步，虽然想不加以非圣的诛伐，能行吗？

译到了明朝崇祯末年，有罗敦仁、喻义父子伪造今文《尚书》的古本，窃取《史记》中不同的文字作为底本，又杂取其他篇章的文字拼凑进去。他们用大字书写今文，称为《尚书》；用小字双行夹注古文，加以排斥，不使其成为经典。其用意还如同吴澄删削古文的旧伎俩，但奸诈狡猾更甚。书名叫做《尚书是正》二十卷，鉴于朱熹、吴澄的失误，他们驳斥小序，却反而用小序分别冠在伏生所传二十八篇之首。又不说明依据什么书籍，好像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原本就有小序似的。并且说《尚书》百篇是孔子所作，这就直接尊崇孔壁所出的《尚书》了。那百篇的序，出自孔壁，人人皆知，各种书籍都能说明。所以当时安国的兄长太常蓼侯孔臧，虽然家中藏有百篇，尚且不知道。说世人只知道二十八篇对应二十八宿，哪里想到有百篇呢？那么自从伏生二十八篇传出后，将近百年，直到天汉末年，才知道《尚书》有百篇。而司马迁喜好古书，在刚传出的时候，急忙取来编入《史记》。所以驳斥朱熹、吴澄的小序，是因为不读《史记》而失误；而这本书则是读了《史记》却不敢驳斥。然而调转旗帜、倒转戈矛，转而尊崇小序，这是在朱熹、吴澄之后。凡是攻击古文《尚书》的人，都不敢声称小序与伏生所传《尚书》同出一源，像金履祥、黄镇成、王柏、熊朋来等人，还必定说伏生二十八篇加上《泰誓》为二十九篇，孔壁五十八篇加上百篇序为五十九篇。现在连这种说法也搅乱了，那么引证依据就完全断绝了。又且把“今文”二字当作晁错所得的名称。晁错未曾抄写《尚书》，孔壁古文，安国用今文抄写，这在《史记》、《汉书》中明确记载。然而仍称为古文，为什么呢？因为后来抄写的并非所依据的底本。晁错未曾抄写《尚书》，即使抄写又怎能称为今文？凭空臆造，毫无道理，其浅陋已极。然而又指古文为“百两”为“霸书”，又忽然指其为东晋所出，那么手持刀两端刺人的人，先就没有立足之地了。他们的书例有正〇、正字、正术三条，而〇与术并没有校正的方法，只是将正字这一条，就他们所辑录的内容略作附辨如下。

译古文《尧典》将“禺銕”写作“嵎夷”，将“栁谷”写作“旸谷”，将“伏物”写作“朔”，将“易鄙德”写作“否德”，将“不怡”写作“弗嗣”，将“璇玑”写作“璿玑”，将“〇”写作“贽”，将“北岳如初”写作“如西礼”，将“兆十有二州”写作“肇十有二州”，将“惟刑之谧”写作“惟刑之恤”，将“祖饥”写作“阻饥”，将“穉子”写作“胄子”，并在“五十载陟”之下增补了“方乃死”三个字。

孔氏《正义》说：今文《尚书》夏侯氏的学说，将“嵎夷”解释为“嵎防”，将“昧谷”解释为“栁谷”。“嵎防”不知是何解释。如果将“昧谷”解释为“栁谷”，这就是今文《尚书》不通顺的地方。“栁谷”即“夘谷”。古代“柳”与“夘”同字，那地方应当位于东方的夘位，却用西方的“昧谷”来对应，这是伏生的错误。罗氏不认识，今文既然将“嵎防”当作“禺銕”，却又将“作昧谷”当作“作旸谷”。那“旸谷”就是“汤谷”，在东极之地，就是《淮南子》所说的“日出于汤谷”，将“昧”改为“旸”，将西改为东，对于“栁谷”来说就近了。然而这不是今文的文字。虞仲翔是三国人，他在驳斥郑玄的注中明确说：“大〇夘读作栁，而认为是昧谷。”徐广注《史记》也说：“昧谷一作栁谷，是日入处的地名。”这才是真正的今文证据。本意是想借今文来攻击古文，却对今文的原本文字全然不识，可以吗？如果将“朔易”当作“伏物”，将“否德”当作“鄙德”，将“弗嗣”当作“不怡”，将“惟刑之恤”当作“谧”，将“阻饥”当作“祖饥”，将“胄子”当作“穉子”，都是窃取《史记》的文字。但《史记》不全是今文，只有“舜让于德不怿”，索隐说：“古文作不嗣，今文作不怡。”“惟刑之静哉”，徐广说：“古文作恤，今文作谧。”“黎民始饥”，徐广说：“古文作阻饥，今文作祖饥。”其余都不是今文。《史记》注原本说：“史公博采杂记而写成这部史书，只是广泛辑录异闻，不一定都是《尚书》的原文。”怎么能就他所改的字而全部窃取呢？

至于“北岳如初”，当作“如西礼”，这是漆书古文【见前】。马融、郑玄作漆书古文，注释其说法如此，却窃取当作今文来扰乱了。至于“五十载陟”，根据他自己的解释，有说：“按照《竹书纪年》的书法，只宜作‘五十载陟’”，这是想攻击晋代以后出现的《孔〇》，却取用晋代以后出现的伪书的书法，来删改古经，哪有这种道理？如果说《〇》以“方乃死”为“陟”的注，那么将“陟”训为“死”，尚且属于非义，“方乃”怎么解释？苏轼引用韩愈的说法，说“陟方”犹言“升遐”，《书》说：“惟新陟王”，就是这样。那么将“陟方”作为义，而训为“以乃死”，似乎颇为明顺，然而还是多此一举。况且想删去三个字，那就是直接焚书了。旧说郑〇读此“舜生三十”句、“征庸三十”句、“在位五十载”句，没听说以“陟”字句的。纵然今文多难读，也不必如此。

《左〇》引《夏书》说：“用九歌来劝勉，使不毁坏九功的德行，都可以歌唱。”这是《大禹谟》篇的文字，而罗氏说这是逸书《汨作》《九共》《膏饫》等篇的文字。《九共》者，九功也，九成之乐也，就是韶乐。于是仿照束晳补亡、申培《诗说》的例子，作解题三首，称为韶乐，而将诸经所引《大禹谟》的文字充实其中。《汨作》赞美治民之功兴起【汨，治也；作，兴也】

九共是招致九成之歌

《膏饫》是燕享之乐歌【膏，劳也；饫，私也。《国语》：王公立饫】

《记》说：箫韶，舜能继承尧的道。乐章应当以尧〇开端。现在将《论语》引书“尧曰：咨尔舜”一节，当作《汨作》乐歌的文字，与“文王曰：咨”相同。将《左〇》引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当作《膏饫》乐歌的文字，与“将赏为之加饍，加饍则饫赐；将刑为之不举，不举则彻”乐同余。凡是《大禹谟》中“皋陶迈种德，地平天成，念兹在兹，成允成功”等语，没有专门归属，任归之《九共》篇中，只看观者自己选择罢了。

这真是丧心病狂了！想要毁灭圣经而指为伪书，却自己制造伪字、伪经、伪逸经来侮辱圣言。如果有王者兴起，不诛杀他等待什么？唉！谁为作俑，以至于此？况且这种行径在前，似乎有为之者。看洪迈说：“孔安国强解汨作，明居而今并九共膏饫，皆注之而实以文，何其无忌惮也？”那么在前似乎有为之而被诟厉者，今复蹈此，则不止无忌惮矣。彼徒知《左〇》所引有九功、九歌诸语，遂妄以九共当九歌，谓即是箫韶九成之乐，而不知《左〇》所引者夏书也。夏书正是《禹谟》，《史记》以《皋陶谟》《益稷》録入《夏本纪》中，列《禹贡》之后，正谓《禹谟》是夏书首篇，而皋、益继之，故《左〇》《国语》凡在《禹谟》《皋益》中文，则皆称夏书。是九功、九歌其为《禹谟》无疑也。纵曰九功、九歌即大招九

译成就《韶》乐，其依据仍然是《禹谟》，而绝非是《九共》等逸篇的文字。为什么呢？《史记·舜本纪》记载说：“四海之内都拥戴帝舜的功绩，于是大禹便兴起《九招》之乐，招致珍奇异兽凤凰来飞翔。”这说明《韶》乐虽然是舜时的音乐，但实际上是由大禹创作的，只是因为歌颂舜的功德而归于舜的名下，所以《楚辞》中有“启棘宾商、九辨、九歌”的说法，而王逸注释说：“启能够修明禹的功业，重新排列其宫商之音。”既然《九招》之乐明确是由大禹所作，所以《九功》《九歌》《禹谟》中记载了它，大禹又明确地说过，这就与《史记》《楚辞》所说的恰恰相合。人们只知道舜有《韶》乐，却不知道实际上是由大禹创作的，这也是注解《古文禹谟》的一大快事。如此解释经义，才能破除庸俗虚妄的见解，这是前人所未能做到的。竟然仅仅因为“九共”二字声音相近，就妄自以《汨作》《膏饫》《聨翩》来对应，那么这种浅陋杜撰到了什么程度呢？况且他所说的仿照申培《诗说》的体例作篇题三首，更是毫无道理。他极力遵循朱熹的说法，所以耻于引用《毛诗》小序作为证据，却偏偏引用申培《诗说》。然而申培传授鲁诗，未曾听说有所谓《诗说》。在前代史志的艺文类中并没有这个书名，直到明朝嘉靖年间，庐陵郭中丞家中忽然出现《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两本书，声称是从黄文裕秘阁的石刻本中得到的，实际上却是考功丰坊伪造的。我过去曾写过驳斥的文章，大致斥责过这件事。现在他引用这个作为依据，如果是知道这是伪书而引用，那就是以伪济伪，属于妖言悖道的同党，可以一并定罪；如果是不知道而引用，那就是连近代的伪书都不能辨别，还想辨别唐虞三代的伪书，能做到吗？况且这个人胸中臆断，完全没有读书，想要伪造今文经，就应当寻找真正的今文经来阅读。今文经的大致内容，在《虞书》中有《九共》篇，引用《尚书》说：“我治理下土，使百姓平安，使百姓不傲慢。”在《殷书》中有《帝告》篇，引用《尚书》说：“施行彰明的法度，使上下分明。”那么《九共》逸篇，在今文经中有真正的记载。然而墨守今文经的人，完全不知道这一点，反而窃取古文经中的《夏书》割裂拼凑成篇，不也很可羞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