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尚书寃词卷八

译“憸，是认贼作子也。”我不掩盖你的优点，你只是自找苦吃，那么今文和古文中就没有把“鞠”解释为“穷”、把“弇”解释为“盖”的了。这是窃取《尔雅》的说法：“鞠，穷也；弇，盖也。”于是改动了这两个字，因而自我辩解道：“‘鞠’解释为‘稚’，并没有解释为‘穷’的，那么《诗经》中‘降此鞠凶’，郑玄笺注解释为‘鞠穷’，是怎么回事呢？”至于“告我高后，改告乃祖乃父”，则是荒谬到了极点，世上没有“你的祖先”去告诉“你的祖先”的道理，伪书到了这种地步，简直是胡编乱造、毫无章法了。如果《尚书》小序与古文《尚书》一同出自孔壁，那么古文《尚书》的真实性，小序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为什么呢？《尚书》小序被采入《史记》，在《史记》的本纪、世家各篇中都有记载，这显然不是东晋梅赜所能伪造的，也不是西汉成帝时期张霸所能伪造的。然而宋元时期的人粗疏草率，朱熹、吴澄两位先生都贬斥小序为魏晋人所作。到了明代，稍有读书的人指出《史记》中已有小序，那么前面的说法就完全破产了，于是改口说“大序是伪的而小序不是伪的”，并且妄称小序与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一同出现，还将小序移到今文各篇的篇首，自以为得计。我以前已经多次辩驳过了。到了这篇开头，公然大写小序说：“盘庚五次迁都，将要治理亳殷，百姓叹息相互怨恨，于是作了《盘庚》三篇。”我曾考证《殷本纪》称：“盘庚迁都到亳后，遵循成汤的德行，等到盘庚去世，弟弟小辛即位，殷朝的国运又衰落了，百姓思念盘庚而作了这三篇。”索隐注这里直接引用小序说：“盘庚五次迁都，将要治理亳殷，百姓叹息相互怨恨，于是作了《盘庚》三篇。”现在说小辛在位时，百姓思念盘庚而作《盘庚》，这是因为没有见到古文《尚书》的缘故。《史记》没有见到古文《尚书》，这确实如此，但并不是没有见到小序。即使偶尔采用其他说法，不使用小序，但并非是因为没有见到小序。即使说没有见到，也没有见到小序与古文《尚书》有什么关系？竟然因为不使用小序就说没有见到，因为没见到小序就说没见到古文《尚书》，这明明是把小序等同于古文《尚书》了。小序就是古文《尚书》，却把小序强行冠在今文《尚书》的篇首，这合乎情理吗？况且《尚书》刚出土时，除了今文、古文两种《尚书》外，没有其他说法。“小辛时的百姓作《盘庚》”，这一定是今文《尚书》的说法。比如伏生的《尚书大传》把《金縢》解释为埋葬周公的事，夏侯、欧阳两家大多有这样的说法，而近代的人没有学问，想要伪造今文《尚书》，却不知道今文《尚书》原本的说法是这样的。如果是古文《尚书》的伪说，那么漆书中有记载。郑玄注古文《尚书》，认为盘庚的事是阳甲时谋划迁都到汤的旧都，上篇是阳甲时作的，中下两篇是盘庚即位后作的【见前文】，这些都是背离经义的邪说。所以太史公在《五帝本纪》中说：“那些言论不雅驯。”大概不脱离古文《尚书》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专门以古文《尚书》为可信，而王充《论衡》中有云：“六典没有流传下来，就像古文《尚书》、《左氏春秋》没有兴盛一样。”他重视古文《尚书》到了这种地步。因此伏生的学问，在晋朝永嘉之乱后就已消亡，而孔安国的学问后起，经历千百年而更加显赫。《毛诗》、《左氏春秋》、孔安国传都是立学最晚的，而流传的时间却最长久。所谓“簸之扬之，糠秕在前”，难道不是这样吗？

译古文《西伯戡黎》篇，“我”字一作“阢”，又作“挚”；《微子》篇，“旄逊”作“耄逊”，“稠敛”作“雠敛”，“自清”作“自靖”；《牧誓》篇，“弗御”作“勿迓”，“黄戌”作“黄钺”。

《史记·殷本纪》记载西伯征伐饥国并灭之。徐广注说：“‘饥’字一作‘阢’，又作‘耆’。只有《尚书》作‘黎’，那么应当依从‘黎’字。现在却伪造异文，取‘耆’字作为今文，并将小序和正文都加以更改。而在其下注‘一作阢’，却把‘黎’字专门归咎于错误。古文的字，难道今文就不是《尚书》吗？”“大命不挚”，王左手拄着黄钺。《说文解字》作“不〇黄戌【见前】”，用“乂”、“雠”、“敛”、“自靖”、“弗迓”、“克奔”。马氏漆书注作“稠敛”、“自清”、“弗御”【见前】，而这里全部窃取这些改动。乞儿做贼，不顾是非，只是路边一个假桃子也偷三次。至于我家“耄逊于荒”，则只凭射义来解释。“耄期”作“旄期”，《孟子》“耄儿”作“旄倪”，于是窃取改“旄”字，那么所有字都可以改了。何必只是这几个字呢？

古文《洪范》篇，“以极死”作“殛”，“死羞用”作“敬用”，“叶”作“协”，“艾”作“乂”，“畏”作“威”，“防”作“貌”，“防”作“睿”，“悊”作“哲”，“无侮”作“无虐”，“颇”作“陂”，读如“秘”。古义字都音“俄”，正好与“颇”押韵。唐明皇以今音为“乂”，下诏将“颇”改为“陂”。“雺”作“蒙”，“圛”作“驿”，“阳”作“旸”，“奥”作“燠”，“舒”作“豫”，“霿”作“蒙”。“卜五占之用”，没有“之”字，“衍貣”作“衍忒”。

《说文解字》：“殛鲧于羽山”，或作“极”，因为鲧被殛死，依据同是“殛鲧”，于是改“极”字，然而仍是《说文解字》的内容。至于“羞用五事”，“叶用五纪”，“艾用三德”，“畏用六极”，“思曰防”，“明作悊”，“艾时阳”，“若悊时奥”，“若舒恒”，“奥若霿恒”，“风若皆”，这些都是《汉书·五行志》所改《洪范》的字。“毋侮鳏寡而畏高明”，“曰涕”，“曰霿”，“占之用二”，“衍貣曰旸”，“曰奥”，这些都是《史记·微子世家》所改《洪范》的字。然而《史记》《汉书》并没有注明这些是今文，况且像“衍貣”、“羞用”等字，反而有注说《尚书》“貣”本作“忒”，“羞”本作“敬”，这就明显是两史私自改动的字，却一连串窃取纳入，可笑到了极点。“貌曰恭”，并没有作“防”字的，只有《说文解字》引用《汉刑法志》“人宵天地之防”，或从豹省声，那么这是后起字，不是《尚书》的字。如果字书引用古文《尚书》“雨霁雺圛克”，注“雺”为地气上天气不下，“圛”为云半有半无，那么引用《尚书》文而改变其字，不必《尚书》字原本如此。况且既然称为古文，还可以说这是今文字吗？如果“无偏无陂”与“遵王”之义押韵，称为本韵三声，这是明皇所改的。“无偏无颇”与“遵王”之义押韵，称为通韵三声，这本书的原文也要之，都没有妨碍的。大概三声者，平上去也，古人三声都通押，只是没有入声。如《尚书》“歌股肱起元首，喜百工熙”，这是本韵三声。“元首丛脞，股肱惰，万事堕【音灰】”，这是通韵三声。推及其他书籍没有不是这样的，如《野有蔓草》之“零露〇清扬婉，适我愿”，孔子曳杖歌之，“泰山其頺，梁木其坏，哲人其萎”，“虞舜之南薰解愠”，“鹊巢之穿墉速讼”，都是如此。所以古之以“颇”押“义”，正是《尚书》歌之“元首丛脞”的韵，犹如《诗》之“不失其驰，舎矢如破”，《易》之“与尔縻之，其子和之”。明皇之以“陂”押“义”，正是《尚书》歌之“股肱喜哉”的韵，犹如《诗》之“悦怿女美，美人之贻”，《易》之“不可试也”，固有之也。如果说“义”字古读作“俄”，这是吴棫不通之论，而朱氏误袭之，现在又袭之，古韵从此灭亡了。夫“义”之押歌哿韵者，以支微齐佳灰歌麻尤皆通韵也。如果只以《易》之“失其义也”与“信如何也”就认为读“俄”，那么“破斧之又缺，我锜与四”国是哦押锜当读科左〇繇词为雷为火与为嬴败姬押姬当读个已为不通至荀子成相篇论臣过反其施与末韵愚而上同国必祸押则施之转声必不能变而为收挫切之字而施韵絶矣予向谓韵不得转叶者以转叶无字不可唱念如无説诗匡鼎来来尚可读黎若江夏黄童天下无双则双当读施中切有是字乎无字而可以唱可以念乎施只读尸来只读莱双只读艭义只读异义与陂押则为冲齿缩舌徴部之木声其与颇押则为缩舌居中角部之通声所谓韵也韵也者收声者也收同则其声均矣故曰五音不同声而同均又谓之五均説见予古今通韵卷中

古文《金縢》篇，“弗忬”作“弗豫”，“不【音负】子”作“丕子”，“亲迎”作“新逆”，“懿”作“噫”，“筑”作“筑”。

《说文解字》：“王有疾不悆”，“悆”与“忬”同，所以改

译作忬，就是漆书。《史记·鲁世家》中有“负子之责于天”的说法。古书中“不”字有“负”的读音，郑玄也说：“不”古读作“负”，但字义不同。司马贞《索隐》认为三王背负上天的责罚，所以用“负”字，难道可以用“不”字来替代吗？况且这里明确注释说：《尚书》作“丕”，《史记》作“负”，难道可以改从“负”字吗？如果仅仅因为“朕小子其亲迎”一句，就直接采用蔡沈注中的俗字来改动圣经，那就错了。古书中凡是“迎”字都写作“逆”，比如《易经》中的“三驱舍逆”，《春秋》中的“逆女逆妇”之类，哪有《尚书》直接出现一个“迎”字的？纵然其他经书有这种情况，《尚书》也没有。信噫，作“信”、“懿”也是马融漆书中的字，都没有实际意义。至于将“筑”改为“筑”，依据《尔雅》“筑，拾也”，孔颖达疏引用《金縢》“凡木所偃尽起而筑之”作为证据，因此进行了改动，但这并非现在的文字。古文《大诰》“大诰猷尔多邦”，古文作“猷大诰尔多邦降害”，作“降割”，况且在“肻构”之下还有“厥父菑厥子乃弗肻播矧肻获”这十二个字。

译王说：发语词，大诰你们众邦国，发语词是语气词。大诰众邦国，连文成句，自然明白通顺。马氏漆书注作“大诰发语词你们众邦国”，本是脱漏错误，而这里又窃取它。况且根据王莽作诰，也说“道”字在“诰”字下，意为“发语词道”。按《翟义》〇莽作《大诰》说：“大诰道诸侯、王、三公、列侯、于你卿大夫、元士、御事。”这“道”字只作称说解。纵然应劭有“以大道告诸侯”的话，然而未必就用“道”字替换“发语词”字。况且这是书写体例，后《多士》篇也有“王说：发语词，告你们众士”，《多方》篇也有“王说：发语词，告你们四国”，《多方》都以“发语词”字自成一句，有明确证据了。若“天降割于我家”，仍窃取马氏漆书注作“降害”，而“于厥灾”一段十二字则竟删去。这袭用宋儒说法，有说“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后弗弃基，专承若考作室，既底法”一段，于是删去此以就其说，虽毁坏圣经，犯天诛而不顾。殊不知莽作《大诰》，并袭二段，有说“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构之，厥父灾，厥子播而获之”。当时古文未立学，不见于世，莽此所袭，正是今文。是今文有诸句了。罗君既知莽有《大诰》，何不取诰文全观之？

古文《康诰》周公乃洪大诰治，周公下有“咸勤”二字，非省作，非眚。

咸勤者，以上有四方、民、与、侯、甸、男、邦、采、卫、百工等，皆慰劳之，故曰咸勤。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言非过误，乃故犯也，故下反之曰，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言此非故犯，乃过误也。此去咸勤二字，以“非眚”作“非省”，而“惟眚”则又如字，不知何据，且何解？作伪至此，吾不知之矣。总是史汉无文，而漆书、说文又累，窃自惭，则直为撰造，而不知肺肝不可揜也。按伏生大传，其引经文有异者，在《大诰》“民献有十夫”作“民仪有十夫”，《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作“克明俊德”，此真今文也。今《大诰》不晓“民仪”，此《康诰》又不识“克明俊德”，但思造金品，而不知何者是金，徒拾瓦砾，何为乎？

古文《洛诰》：“公无困我，作公无困哉。”

《汉书》两引“公无困我”，皆以“哉”字作“我”字，故此窃其说。古文“多士敢翼殷命”作“敢弋殷命”，“大淫屑有辞”作“大淫泆有辞”，“不翅”作“不啻”。《无逸》“俨恭”作“严恭”，“俾服”作“卑服”，“惟政之恭”作“惟正之供”。《君奭》“迪见勗”作“迪见冒”。

多士非我小国敢翼殷命？大淫屑有辞，无逸俨恭寅畏。文王俾服，皆窃说文及漆书注【见前】惟政之恭，则窃《国语》左史倚相引《周书》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惟政之恭，语不知政与正、恭与供古通，见字无逸。本文原并无“供赋”，惟“正之”说。天下未有供赋而可以不正者。《禹贡》“厥赋贞”，但谓赋在第九，正与九赋相当，非如后儒说以薄为正也。且“供”字何曾有贡赋解乎？唐蒋沇传“供亿”，谓料度其所须而供之，即供给之供，非贡赋也。若贡赋与盘游何干？盖文王用庶邦，惟以正道供待之。故成王用万民，亦惟以正道供待之。本文固如是也。《国语》但易字而不易义，故只是“正供”字，而以正道恭敬为解释。名正作政，诗“靖共”作“靖恭”，无所不可。惟蔡注误解耳。若《君奭》“迪见冒”并无“迪见勗”之说，惟《康王之诰》尔，无以钊冒贡于非几。漆书注作“勗贡于非几【见前】此即阴窃彼以改此，其狡狯乃尔。

古文多方劝于帝之攸作，劝于帝之迪，大罚极之，作大罚殛之，罔不克防，作罔不克臬。立政，〇人作憸人。

多方劝于帝之攸君奭，尔罔不克防，俱窃漆书注【见前】若多方，我乃其大罚殛之。殛作极，立政其勿以憸人，憸作〇。此即前洪范鲧则极，死盘庚相时〇民以字同，而又移及之【见前】

古文《顾命》以不释作“不怿”，骐弁作“綦弁”，三防作“三叱”，分王出在应门之外以下作《康王之诰》。

王不释四人骐弁三祭三诧，皆漆书注【见前】若今文不分《康王之诰》，正以伏生

译不曾有书序，不知道《顾命》与《康王之诰》有两篇序言。现在竟然公然窃取古文的小序，把它加在现在流传的经文篇首，明明有两篇序言却合并而不分开，那将用什么说法来解释呢？如果漆书是分篇的，不分《舜典》《益稷》，却单独分出《康王之诰》，然而杜林没有学问，又错误地把“王若曰”以下另分为一篇，而把“王出在应门之内”到“无坏我高祖寡命”仍然作为《顾命》，那么在宾王、壤奠等大礼上都错失了。这才知道后人作伪，即使只是分篇之间就已经错乱不当到如此地步，何况想要把整本书都伪造呢？

译古文《吕刑》中，“防谊”写成“防义”，“膑宫劓割头庶剠”这七个字写成“劓刵椓黥”这四个字，“矜我”写成“俾我”，“王曰于”写成“王曰吁”，“惟求”写成“惟来”。

没有不寇贼的，这里“防义”的“义”与“谊”字通用。董仲舒传中“摩民以谊”，就是“义”的意思。有人称古文《尚书》中的“遵王之义”，原本就是“谊”字。唐玄宗把它改成了“义”字，因此这也转而窃取他的说法，说今文是“谊”字而古文改成了“义”字，他们内心的窘迫也就显而易见了。只有“爰始淫为膑宫劓割头庶剠”，这是孔颖达疏引今文说的，这是有依据的。至于王曰“于与惟内惟货惟求”，都是漆书注【见前】，然而这完全不通。“惟来”是干请的意思，如果改成“惟求”就是贿赂的意思，也就是财物贿赂，那与“惟货”有什么区别呢。

古文《费誓》中，“〇乃檴”写成“杜乃檴”。《说文》中“〇”字，徐锴注引《书》，用“杜乃檴”来解释，说“〇”与“杜”相通，但并不是说《书》中是“〇”字。

古文《秦誓》中，“偏言”写成“谝言”；“无他伎”写成“无他技”。只有“截截善偏言”，是马氏漆书注【见前】；“无他技”，“技”与“伎”是通假字。这是根据《史记》冯驩传中“有无他伎能”的话，因而窃取并涉及于此。

所有这些，都是根据我所见所闻，而略作解释。像这样，有人说：古文虽然冤屈，但既然已经解释了，为什么不以“释冤”为名，却仍然让它蒙受冤屈？我说：我敢解释吗！况且谁肯把我所解释的，直接当作解释呢？我想解释而别人不解释，那不如仍然让它蒙受冤屈，以等待那些能够解释它的人。大概攻击者的用意很深了。当朱熹攻击古文时，是因为它伪造。现在也知道它不是伪造，但解释不完备，那就必定要伪造来攻击它的非伪造。事情还是朱熹的事情，但用意实际上相反。我曾经避人湖西，有个叫陈上善的客人，能谈论古文的事，说：他的同乡在前朝，曾经用篆书抄写二十八篇，贿赂客人送到海外，名为古文，认为孔壁原本只到这里。那个客人接受了书而把它投进了海里。据此那么欧阳修的日本刀歌，世上必定有人借此来成就它的伪造，而庆幸它的说法长久败露。朱熹《经义考》记载：周显德年间新罗国进献别本《孝经》，就是郑玄注的，其他经书与中国相同。《崇文总目》说：咸平年间日本僧人奝然带着郑康成所注《孝经》来进献，并没有说有《尚书》古文。又郑麟趾《高丽史》说：宣宗八年，即宋元祐六年，李资义出使宋朝回来，上奏说：皇帝听说我国书籍多有好版本，馆伴把所求的书目录授给他，首先列出百篇《尚书》，回答说没有。这也是高丽还没有，何况日本？那么海外必定没有这本书是确定的。赵宋真书亡佚，而伪书兴起，到了明朝尤其严重。《易纬》九宫陈抟先天都举而升之，排在羲文之首，以至于关朗《易传》，刘牧《钩隐》，争相造伪。而在明朝则石经《大学》端木《诗传》，公然琢石镂板来混杂其中。群经之中，经书的逼迫紧迫，仅存的不过一线，何况《书》尤其容易伪造。自从伏壁有伪《泰誓》，而中间河内女子，东莱张霸三篇百篇相继而起，到东京杜林，则直接造为漆书一本，命名为古文。诸如汉初的伪《武成》伪《毕命》，见于《汉志》的所在都有。那么从今开始，料想必定有海外《尚书》显行中国欺骗。

当朝廷以黜落圣经时，我所以在罗氏伪书之后，驳斥它的邪谬，并记下这些以示忧患。

古文尚书冤词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