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尚书寃词卷二

译到了周代，列举其大纲，撮取其中枢要旨，足以流传后世、确立教化。”《典》《谟》《训》《诰》《誓》《命》这类文章，共有一百篇，于是便径直将删定《尚书》、作《书序》的事全部归于孔子。然而这种说法并非虚妄，因为《周书》是后来产生的，下至《秦誓》，显然不是孔子以前的文献。如果《春秋说题辞》说：“‘书’的意思是诚信，用以阐明天地的情理、帝王的功业，共有一百二十篇。”《尚书璇玑钤》说：“孔子寻求书籍，得到黄帝后裔帝魁的书，直到秦穆公，共三千二百四十篇，摒弃远古的，选取近世的，确定可以作为世世代代法则的，有一百二十篇，用一百零二篇作为《尚书》，十八篇作为《中候》，删去三千一百二十篇。”这就是汉末“百两篇”名称的由来，但这些都是荒诞虚妄、不足为据的。只有那百篇的《书序》，其序文就在此，这真是孔子壁中书【马融、郑玄、王肃都认为小序是孔子所作】

译自从《尚书》序文问世之后，太常蓼侯孔臧，是孔安国的堂兄，他写信给孔安国说：“旧书原本潜藏在墙壁之中，忽然又重见天日，古老的训诫得以再次阐明。我听说《尚书》只有二十八篇，取象于二十八星宿，怎么竟然又有百篇呢？”

百篇《尚书》的篇目如下：

《虞书》十六篇：《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汨作》《九共》九篇、《膏饫》；

《夏书》四篇：《禹贡》《甘誓》《五子之歌》《征》；

《商书》四十篇：《帝告》《厘沃》《汝鸠》《汝方》《汤誓》《夏社》《疑至》《臣扈》《汤征》《典宝》《仲虺之诰》《汤诰》《明居》《伊训》《肆命》《徂后》《太甲》三篇、《咸有一德》《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盘庚》三篇、《说命》三篇、《高宗肜日》《高宗之训》《西伯戡黎》《微子》；

《周书》四十篇：《泰誓》三篇、《牧誓》《武成》《洪范》《分器》《旅獒》《旅巢命》《金縢》《大诰》《微子之命》《归禾》《嘉禾》《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蔡仲之命》《成王政》《将蒲姑》《多方》《立政》《周官》《贿肃慎之命》《亳姑》《君陈》《顾命》《康王之诰》《毕命》《君牙》《冏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这是孔安国所定百篇的次序。如果按照郑康成注释的百篇次序，其排列又有所不同。郑康成将《汤誓》排在《臣扈》之后，列为第四十九篇；将《咸有一德》排在《汤诰》之后，列为第三十四篇；将《蔡仲之命》排在《费誓》之前，列为第九十六篇；将《周官》排在《立政》之前，列为第八十八篇；将《费誓》排在《吕刑》之前，列为第九十七篇。其不同之处就是这样。然而应当以孔安国的次序为正确，因为孔安国没有设立学官，所以郑康成凭自己的主观臆断来定次序，或者另据其他版本。实际上，古文经并不是这样的。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不分《尧典》《舜典》、《皋陶谟》《益稷》、《顾命》《康王之诰》，那么对于百篇的名称就都显得荒谬乖戾了。伏生所传的不是正确的。如果按照孔安国的划分，将《大禹谟》《皋陶谟》《益稷》三篇都归入《虞书》，而将《禹贡》作为《夏书》之首，这也是不对的。《虞书》应当分在《舜典》及《汨作》《九共》《膏饫》之后，而将《大禹谟》作为《夏书》之首。凡是春秋战国时期引用《尚书》都是这样，孔安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至于东汉诸儒如马融、王肃、郑康成等人，没有见到孔安国的本子，错误地将《大禹谟》《皋陶谟》《益稷》三篇分入《虞书》，而考察群书引用经文，其中关于《大禹谟》《皋陶谟》《益稷》三篇所引称为《夏书》的，都不相符合，因此无法划分，妄称为《虞夏书》。即使扬雄作《法言》，也说“虞夏之书浑浑”，殊不知虞是虞，夏是夏，明明是两朝，怎么可以通混。曾经就用群书引用经文来比较，如《左传》庄公八年引《夏书》说：“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僖公二十四年引《夏书》说：“地平天成。”文公七年引《夏书》说：“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襄公五年引《夏书》说：“成允成功。”襄公二十一年引《夏书》说：“念兹在兹，释兹在兹。”襄公二十二年引《夏书》说：“念兹在兹。”襄公二十六年引《夏书》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哀公六年引《夏书》说：“允出兹在兹。”《吕氏春秋》引《夏书》说：“天子之德广运，乃神乃武乃文。”《国语》引《夏书》说：“众非元后何戴，后非民无与守邦。”后汉刘梁引《夏书》说：“念兹在兹。”这些都属于《大禹谟》篇。如果《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引《夏书》说：“敷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则竟在《益稷》篇中。大概《皋陶谟》《益稷》二篇总是属于《夏书》，所以史记载这两篇在《夏本纪》中《禹贡》之后【史家因为皋陶、益陈说谋略是夏禹时的事，所以《舜纪》说禹兴起九韶之乐，凤凰来翔；《春秋》郤缺以九功九歌为《夏书》，即《天问》也有“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的话】。这两篇《典》，都属于《虞书》；这三篇《谟》，都属于《夏书》，而总以《禹谟》作为界限。看《虞书》亡佚的篇目【《汨作》《九共》《膏饫》】旧时记载在《舜典》之后、《禹谟》之前，也正是以这两个界限，从此分开。

薛士龙作《古文尚书训》，其序引子夏向孔子学习《尚书》，有话说：“《帝典》可以观美，《大禹谟》《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益稷》可以观政，《洪范》可以观度，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戒，这七者是《尚书》的大义全部了。”那么古人原本将《大禹谟》《皋陶谟》《益稷》三篇都作为《夏书》，而将《禹贡》排在《禹谟》之后，《皋陶谟》《益稷》又排在《禹贡》之后，篇第井然有序。

亡佚的《尚书》四十二篇【《虞书》《汨作》《九共》九篇、《膏饫》；《夏书》《帝告》《厘沃》《汤征》《汝鸠》《汝方》；《商书》《夏社》《疑至》《臣扈》《典宝》《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训》；《周书》《分器》《巢命》《归禾》《嘉禾》《成王政》《将蒲姑》《贿肃慎之命》《亳姑》】。按《史记·殷本纪》有《太戊》一篇，《左传》定公四年，祝鮀告诉苌弘有《命》以伯禽、命以唐诰，刘氏说：“伯禽与唐诰都是命书的篇名，如同《君陈》《君牙》以名为命一类。”又《汉书·律历志》

译有《古文月采》这一篇，又在康王十二年，周王下令制定防丰地区的刑律，如今已佚失的篇章中并没有这些篇名。

译又有逸失的书，在已亡佚的四十二篇之外，有书而无名目的，就是大序所说的“其余错乱磨灭，无法再得知”的那些。

《史记》记载，古文《尚书》由孔安国用今文诵读，并借此兴起其家学，逸书得到十余篇【逸书并非亡书，如果亡书有十余篇，那就没有四十二篇亡书了】。

《汉书·儒林传》记载：逸书得到十余篇。

《隋书·经籍志》记载：《尚书》逸篇二卷，志中说：又有逸书，出现于齐梁之间。考察其篇目，似乎是孔壁中残缺的，所以附在《尚书》的末尾。

又有说法认为书有正、摄之分，陆德明《经典释文》说：典共有十五篇，正典二篇，摄十三篇，十一篇亡佚，其余都有正有摄，不知这是什么意思。熊朋来说百篇注者有正、摄之分，正的是有其义而正其名，摄的是无其名而附其义。然而按照他的划分，往往不合，况且其中把《禹贡》《洪范》都作为二典的摄，那就极不通顺了。总之都不值得辨析罢了。等到安国献书，武帝命安国作传【当时所献的《孝经》《论语》都命作传，现在《论语》注疏中有孔安国注，《艺文志》中《孝经》古孔氏一篇就是他的传】，传写完毕将要呈上，却遭遇巫蛊之事，于是没能呈上。从天汉末年献书到征和元年，巫蛊之事兴起，共四年而古文未能流行，安国随即去世，终究没能立于学官。

《艺文志》：安国献书，遭遇巫蛊之事，未立于学官。

楚元王说，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书，遭遇巫蛊仓促之难，未能施行。

《汉书·儒林传》：遭遇巫蛊之事未立于学官。

荀悦《汉纪》：武帝末年，孔安国家献书，防备巫蛊之事，未列于学官。

大序说奉诏为五十九篇作传，既已完毕，恰逢国有巫蛊之事，经籍之道断绝，不再上报。

《隋书》记载：安国为五十八篇作传，恰逢巫蛊兴起，不得奏上。于是古文原本，既已献给官府，藏于书府，而用传写古本另抄一册，藏于家中，于是私下传授。虽然不是官书，法令明文颁布，但汉史重视其书，记录其传授也相继不绝。

《史记》记载：儿宽从孔安国受业。

《汉书·儒林传》：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也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微子》《洪范》《金縢》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字】，常授虢徐敖，敖为右扶风掾，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

《隋书》记载：安国于是私下传授其业于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生授胡常，称为尚书古文之学。

《汉书·儒林传》：世所传的百两篇者出。

百两篇

百两有二说，一百篇之外，加伏生《泰誓》一篇，孔氏小序一篇，为百两篇。

一说《春秋》说题辞谓书百二十篇，《尚书》《璿玑钤》谓孔子得书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曰百两篇。

《汉书·儒林传》：东莱张霸分析合并二十九篇以为数十篇，又采《左氏传》及书序为作首尾，共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寻求真古文者【指亡书四十二篇】，霸以能作百两篇被征召，用中书校之，不对【中书即中秘所藏书，即孔壁古文】，于是黜其书。

孔氏正义说孔书五十八篇为四十六卷，其三十三篇与郑注同，二十五篇与郑注异。只是孔君所传遭遇巫蛊不行，前汉诸儒只知道孔本有五十八篇，而不见孔传，于是有张霸之徒在郑注之外伪造尚书二十四篇，以补足郑注三十四篇之数为五十八篇。其所伪造增补的二十四篇者，即郑注书序自《舜典》《汨作》《九共》以至《旅獒》《冏命》二十四篇。若又称十六篇，则又以《九共》九篇共序除去八篇为十六篇。其说凿凿，按汉传只说成帝时有百两篇之说，成帝因以百两篇求张霸，即以百两篇征召，未闻帝以二十四篇求霸，以二十四篇征召也。况且霸所应征之书，明言分析合并二十九篇作数十篇，又采《左氏传》并书序作首尾，共百二篇，则其数明是一百有二篇。而其文则大约取之书序、《左氏传》及尚书二十九篇之中，何曾就郑注多寡为之增益？况伪造二十四篇只足得五十八篇之数，其于百两篇何居？及究其所误，则郑注三十四篇与伪造增补二十四篇皆杜林漆书古文，非孔古文也【见三卷】。颖达不晓漆书，作此不通语，而世无通人解之。夫以张霸西汉成帝朝人，乃能伪造二十四篇以足东汉郑康成注书不足之数，则其人已在梦中，而世复信之，所谓举世梦梦，非耶？《艺文志》刘向以中古文【即内府所藏孔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即伏书】，《酒诰》脱简一【谓古文脱简也】，《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

译异文有七百多处，脱漏的字有几十个。

楚元王〇哀帝时，刘歆致信太常博士斥责他们说：“古文旧书收藏在秘府中，被埋没而未〇【此言中古文也】〇询问民间，则胶东庸生所传的遗学与这相同【此安国更写一本藏于家而〇之人间者也，是张霸献僞书后，古文中外并有，考验旣不遗失，复无僞本】被压制而未施行，这是有识之士所惋惜哀怜的，也是士人君子所叹息痛心的。”又说：“压制这三家学说【左〇毛诗古文尚书】以《尚书》最为完备，都是先帝亲自论述过、当今皇上考察过的。那些古文旧书，都有证据可验，内外相互印证【谓外而民间，内而秘府，皆考验如一，中外相应，当时亲任校书者其言之再三如此，无学之徒请略读之】难道是随便说说而已吗？礼制失传可以向民间寻求，古文难道不比民间的更好吗？如果一定要偏袒同门，嫉妒道术的真谛，违背明诏，失去圣意，从而陷入文吏的议论之中，这实在是二三君子所不取的。”他的言辞非常恳切，于是书信呈入后，众儒生都切齿怨恨【以不立学官之书而遽欲举行，则诸儒狃于便安，且惮繁重，遂一意排抑，动成门戸】。即使是名儒如光禄大夫龚胜也厌恶他，请求告老还乡罢免职务，而大司空师丹也大为愤怒，上奏说刘歆篡改旧章，诋毁先帝所确立的制度。皇上说：“刘歆想要弘扬道术，这怎么能算是诋毁呢？”刘歆因此触犯了执政大臣，被众儒生讥讽，害怕被杀而请求外放，补任为河内太守。

译班固在《汉书》赞语中说：“平帝时曾设立古文《尚书》博士，也说王莽时期各学派都设立了博士，刘歆担任国师，王璜、涂恽等学习古文《尚书》的人都显贵得势。等到王莽废除官学，古文《尚书》就不再实行了。”

到了东汉，古文《尚书》的名声日益兴盛，但始终没有在官学设立博士。即使在民间，除了师徒传授之外，也很少能读到这本书。况且法令严厉，凡是喜好古文《尚书》的人都不敢越轨。所以刘安国注释《论语》，凡是引用经典如《君陈》《泰誓》之类，都不注明篇名。到了“予小子履，敢用牡”这一节，反而不注明出自《汤诰》，而是注释说：“这是墨子引用的《汤誓》的话。”而贾逵、马融、郑玄等人，极其尊崇古文，自称是孔安国的传人，他们注释各种经典时引用古文的地方，都注释为“逸书”，因为古文《尚书》在官学之外流传【徐仲山《尚书日记》说：“在官学设立的称为《尚书》，不在官学设立的称为逸书，就像官方抄写的叫官书，否则就叫野书”】而且确实有人没见过古文《尚书》。《正义》认为汉代儒者如刘向、刘歆、班固、贾逵、马融、郑玄这六个人都没见过古文《尚书》。我曾经认为刘向、刘歆校勘中外古文非常详尽，而孔安国诬陷他们没见过，这仍然是张霸伪造补全郑玄本子的余论。至于贾逵、马融三人，他们所接受的是杜林的漆书本，他们没见过孔壁古文，确实是这样。虽然徐仲山说：“马融作《忠经》，引用《大禹谟》说：‘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不是古文吗？”但三人确实没见过古文，他们《忠经》所引用的，只是偶然涉及，不足以作为依据【说法见后】

东汉儒林，光武帝初年，尹敏字幼季，起初学习欧阳《尚书》，后来学习古文《尚书》，兼习毛诗、谷梁、春秋【都没有设立学官】而汝南周防字伟公，学习古文《尚书》，撰写《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到了肃宗朝，有诏令选拔高才生中能学习古文《尚书》的人，鲁国孔僖字仲和，从刘安国以下，世代学习古文《尚书》没有断绝，被任命为郎中。陈留杨伦字仲理，师从司徒丁鸿，学习古文《尚书》，在大泽中讲学，弟子多达一千多人。阳嘉二年，被任命为大中大夫，与将军梁商不合，因病免职。至于杜林在东汉初年，曾经得到西州古文漆书一卷，其实与孔壁古文并不相合。到了这时，同郡贾逵为他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作训解【《隋书·经籍志》，马融注《尚书》十一卷，郑玄注《尚书》九卷】

魏王肃【孔颖达疏说晋是错的】学习古文《尚书》【《隋书·经籍志》王肃注古文《尚书》十一卷，又《正义》说王肃注混乱了纲纪，是在太康时与孔安国相同】

晋皇甫谧【皇甫谧从姑母的儿子外弟梁柳那里得到古文《尚书》，所以作《帝王世纪》，常常记载孔安国五十八篇的书。

《正义》引用《晋书》说【这是晋史十八家旧本，现在《晋书》没有艺文志，即使儒林也不分别记载各经师传授的说法】晋太保郑冲用古文《尚书》传授给扶风苏愉，苏愉字休豫，休豫传授给天水梁柳，字洪季，就是皇甫谧的外弟，梁柳传授给城阳臧曹，字彦始，臧曹传授给郡守之子汝南梅赜，字仲真，梅赜担任豫章内史，于是向前晋奏上这本书并施行【奏上这本书，是奏上所传授的孔安国注，不是古文经文，说法见后】当时丢失了《舜典》一篇，晋末范甯为古文《尚书》作解，仍然没有得到《舜典》【《舜典》丢失半篇，不是全篇丢失，说法见后】

那么他所奏上的书，本来就是孔安国的注，不是经文。《隋书·经籍志》说：后汉扶风杜林得到古文《尚书》，同郡贾逵、马融、郑玄为他作注。然而他们所注的只有二十九篇【指古文二十九篇】又混杂了今文【指今文二十九篇】不是孔安国的旧本【这杜林漆书不是孔壁本】其余完全没有师说【指没有作注的人】晋世秘府存有古文《尚书》经文【指古文经文内府尚存】现在没有作注的人【只是没有作注的人】等到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都亡佚【都是今文的注，现在都已亡佚】济南伏生的注【即《尚书》大传】只有刘向父子所著的《五行传》【即《五行传》记】是它的根本方法，而又多违背【是今文没有注了】直到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才得到孔安国的注，奏上【至此才奏上古文的注，是梅赜所上的是孔安国注，不是经文，乃是不善读书的人都说梅赜上伪古文经，冤枉啊，请世间人各开眼观之】当时又缺少《舜典》一篇【其注本又没有这一篇，此下有齐建武年补《舜典》一段四句】于是开始在国学设立【古文立学从此开始】梁、陈所讲的有孔、郑两家【此后说晋后孔郑兴废，梁与陈二家并行】齐代只讲郑义【齐时孔安国注又不行】到隋代孔郑并行，而郑氏很微弱【至此孔安国注才单独流行】其余所存的没有师说【又应转绝无师说的句子】由此看来，是古文经文秘府旧有，梅氏所上的只是孔安国注，所以志历叙之，以为古文注师说兴废的原因，原本不曾说古文已亡，到东晋才奏上。所以前叙所存特曰古文《尚书》

译对于经文，后来叙述所奏的内容时又特别说是安国的〇，其缘故明确清晰，不使谬误混乱到如此地步。至于《尧典》《舜典》原本有两篇，孔氏《小序》已经将其列为百篇中的第二篇，而伏生错误地将它们合并为一篇。等到孔壁中发现古文经书时，安国考证确定篇次，将其分开并拿出来，但不知道具体从何处分开，而且丢失了篇首的一部分，只是用尧舜两典的序言冠在《尧典》的开头，而其正文仍然合并为一篇。于是在设立学校的时候，开始校勘旧有的经文，于是有人怀疑《舜典》已经亡佚，这是旧有的说法。《晋书》所说的亡失《舜典》一篇，《隋书·经籍志》所说的当时又缺失《舜典》一篇，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但我考证《史记》及诸书引用经文所依据的内容，知道《舜典》就在《尧典》之中，并没有完全亡佚。所亡佚的只是“四海遏密，八音”以后、“月正元日”以前的半篇罢了。然而篇首的二十八字，孔〇原本就有其文字，而梅氏所献的本子偶然丢失了。直到南齐姚氏才献上这段文字，又用《尧典》中“慎徽五典”以后的文字，并在前面加上“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等六句，于是认为“慎徽”以后都是《舜典》。然而前后文意不衔接，因此有人怀疑这二十八字是伪书，却不知道这也并非伪作。

译南齐萧鸾建武四年，吴兴人姚方兴在大航头得到孔氏古文《舜典》一篇，在“慎徽五典”之上，有文字说：“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徳升闻，乃命以位。”共二十八字，于是上表献给朝廷。恰逢姚方兴因罪被杀，这件事就搁置了。到了隋朝开皇二年，朝廷征集遗书，又重新得到了它。

这二十八字在魏国王肃注的《古文尚书》十一卷、晋朝范寗注的《古文舜典》一卷中，都有这些文字。《正义》说：梅赜献出孔传时，还缺少《舜典》二十八字，世人所不【因为大航本尚未出土】多用王肃、范寗的注来补全【指的是注本中的文字，《释文》也说用王肃注来接续孔传】。

阮孝绪《七录》也有记载：“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十二个字。《释文》说：“这十二个字，阮氏《七录》也说是对的。”

但《释文》又说，姚方兴所上的只有十二个字，另外还有“濬哲文明”四句，一共二十八字，全部出自此处。王注【即王肃注本】却不是这样。查《隋书·经籍志》记载齐建武年间《舜典》，姚方兴在大桁市得到这本书，上奏朝廷，比马融、郑玄所注的多出二十八字。可见这二十八字在建武年上奏时是一起出现的，从来没有姚方兴十二字、王注二十八字之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马融、郑玄所注的，是马融、郑玄得到杜林漆书本，误认为是古文《尚书》本而为之作注，实际上是讹误的本子。世人怀疑马融、郑玄都没有见过古文《尚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然而这二十八字在汉末就有引用的人，王延寿《灵光殿赋》中有：“粤若稽古帝汉祖宗，濬哲钦明。”王粲《七释》也说：“濬哲文明，允恭〇塞。”这两位王姓君子，都在王肃、范寗二位君子之前，那么必定孔传旧本原本就有这些文字，所以彼此沿袭使用。姚方兴的不是伪作，本来就不值得辩驳。

至于沈约《宋书·礼志》引用魏明帝时高堂隆建议改换历法，引用《尚书》文字说：“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建皇授政，改朔”十五个字，也是早于姚方兴的。但“建皇”六个字与“协于帝”三个字、“濬哲文明”十六个字都不通顺衔接，这一定是这六个字原本在“乃命以位”之后亡佚篇章中的文字，而高堂隆当时因为改换历法而引用，断章取义，不必直接以“重华”为句。看它的文势，原本就深奥阻滞，可以验证。如果说这十五个字应当插入正月朔日之后，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之前，改朔与齐政正好可以相接，那么不仅把“协于帝”三个字，连同“濬哲文明”十六个字都置于无处安放之地，拿一本书来废弃群书，必定没有这样的道理。而且明显与《史记》等书区分《尧典》《舜典》大相违背，恐怕不是这样。

大概《史记》等书都称放勋去世以前为《尧典》，以后为《舜典》。《孟子·尧典》说：“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汉书》王莽〇《尧典》十有二州。”后汉张纯上奏：“应当遵循唐尧的典章，在二月向东巡狩。”陈宠说：“唐尧著典，眚灾肆赦。”晋朝幽州秀才张髦上疏引用《尧典》文字：“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凡是称为《尧典》的，都在“慎徽五典”之后，那么这后半篇作为《尧典》还没有结束。由此推之，直到二十八年帝才去世之后，并没有《尧典》一名混入其中，这才是真正的《舜典》。所以我以前区分两篇典，认为《尧典》从“曰若稽古帝尧”开始，到“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结束；《舜典》后截则从“月正元日”开始，到“舜生三十征庸陟方乃死”结束，首尾分明。而它所补全的缺文，《史记》中有记载。《史记》作《尧纪》，即记载《尧典》：如“帝尧者放勋【首节】能明驯徳【次节】乃命羲和【三节】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五六七节】岁三百六十六日【八节】举丹朱【九节】举共工【十节】举鲧治水【十一节】举舜降二女【十二节】愼和五典【十三节】谋事至而言可绩【询事考言十四节】受终文祖【十五节】在璿玑玉衡【十六节】遂类上帝【十七节】辑五瑞【十八节】岁二月东巡狩【十九节】五岁一巡狩【二十节】肇十二州【二十一节】定五刑【二十二节】诛四防【二十三节】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二十四节】”这是《尧典》。至于以《舜典》作《舜纪》，则从“虞舜者重华”开始，而“穷蝉而下而瞽瞍而耕歴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就时父母弟欲杀舜四岳荐之尧乃使九男二女事之且试五典【与慎徽五典同】治百官【与纳百揆同】举十六族宾四门流四防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这一段与《尧典》完全相同】使摄行天子政天下归舜”，这是《舜典》前截的文字。从此以后就全是《舜典》，如说“乃至文祖【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一节】谋四岳【询于四岳二节】命十二牧【三节

译咨禹【四节】咨弃，咨契，咨臯陶【五六七节】咨垂【八节】咨益【九节】咨伯夷【十节】咨夔，咨龙【十一十二节】嗟女二十有二人【十三节】三载一考绩【十四节】舜年三十以孝闻，至崩于苍梧之野【舜生三十征庸至陟方乃死十五节】皆舜典文也，则是二典之分当在帝乃殂落之后，月正元日之前，此彰彰者，但舜典前截依史记所载，则亦有试五典，宾四门，纳大麓一段与尧典同，故伏生之合，孔书之失，萧齐舜典之搀割，皆职是之故，史记具在其为饩羊，显然耳，乃自立古文学后，江左儒者悉祖述其书，隋初流播河朔，在开皇间多集羣儒论列，其为正义者有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刘焯，刘〇等，皆命世之才，〇仕隋代，作毛诗，尚书，论语，孝经述义各数十卷，其于孔〇最有〇明，至唐永徽间敕国子祭酒孔颖达及太学博士王徳韶，上骑都尉苏徳融，四门助教王士雄等考辨羣儒是非，为之正义，凡二十卷，至开元间又命集贤学士衞包改写古文易以今字，名今文尚书十三卷【伏生今文秦〇古字也，此今文俗字也】

咨询禹【第四节】咨询弃，咨询契，咨询臯陶【第五、六、七节】咨询垂【第八节】咨询益【第九节】咨询伯夷【第十节】咨询夔，咨询龙【第十一、十二节】感叹你们这二十二个人【第十三节】每三年考核一次政绩【第十四节】舜三十岁时因孝顺闻名，直到崩逝在苍梧的荒野【舜三十岁被征用任职直到巡狩南方而死第十五节】这些都是《舜典》中的文字，那么《尧典》与《舜典》的划分应当在“帝乃殂落”之后，“月正元日”之前，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是《舜典》的前半部分依据《史记》所载，也有试用五典、接待四门、进入大麓这一段与《尧典》相同，所以伏生合并两典、孔传本子的失误、萧齐时期对《舜典》的掺杂割裂，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史记》完整地保留在那里如同祭祀用的代羊，真相显然可见。于是自从确立古文学之后，江东的儒者都效法传述那本书，隋初流传到黄河以北，在开皇年间多次召集众儒生讨论辩驳，其中撰写正义的有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刘焯、刘〇等人，都是当世杰出的人才。〇在隋代任职，撰写《毛诗》、《尚书》、《论语》、《孝经》的述义各数十卷，他对孔〇最为〇明。到唐永徽年间，朝廷命令国子祭酒孔颖达以及太学博士王徳韶、上骑都尉苏徳融、四门助教王士雄等人考辨众儒的是非，为此撰写正义，共二十卷。到开元年间又命令集贤学士衞包改写古文，用今字替代，名为《今文尚书》十三卷【伏生的今文是秦〇的古字，这里的今文是俗字】

译《古文尚书冤词》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古文尚书冤词》卷三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从此以后，只称《尚书》，不再区分今文、古文。因为今文二十八篇原本就包含在古文五十八篇之内。只是伏生壁中学说，如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在西晋永嘉之乱时早已亡佚。而孔壁中的学说，如周防的《尚书杂记》三十二篇，王肃的《古文尚书注》十一卷，范宁的《舜典注》一卷，都湮没不存，无法再考证。即使是杜林漆书之学，马融注十一卷，郑玄注九卷，在唐初还能见到，到现在却没有一部留存。只有孔安国的注本独自流传。然而此前的义疏，如费甝、顾彪、刘焯、刘炫等人，多有阐发说明，也最终没有残本留存。一部注、一部疏，从唐朝历经五代、北宋，并没有不同的说法。于是南宋南渡以后，忽然有人指责它是伪书。

古文的冤屈始于朱熹

朱熹说：“我曾经怀疑孔安国的《尚书》是伪书。”

又说：孔安国的书直到东晋才出现，此前的儒者都没有见过，非常可疑【此后元明之间的人都以这两句话为借口，共有数十家，这里不再重复记载】

朱熹想要注解《尚书》，看到孔颖达的疏中有“两汉诸儒都没有见过”的话，又有梅赜任豫章内史，于是就在前晋献上这本书的话，因此不再深入考证，并且也不追究它的来源，竟然凭主观臆断说：“这必定是伪书，舍弃它不注，而把注解的任务交给门人蔡沈，并传授给他从前不分今古文的意思，现在特意加以区分，并且混杂着加以解说，以彰显其伪。”凡是他的门弟子争相传播，而元明以来，又苦于没有通晓儒学、善于读书的人为之剖析。那些治古学的人，粗疏轻率，只是抄袭词句；而那些治今学的人，名义上通晓经义，实际上没有一部经能通晓，而且过分遵从朱熹，宁可得罪先圣先贤，也不敢说朱熹一个字错了。加上从明朝至今，设立学校选拔人才，都使用他的注本，即使孔子复活，也无可奈何，致使浅陋低劣之徒，旁搜曲引，吹毛求疵，罗织罪名，古经的冤屈，到了极点。他们的说法，都是从东晋才出现、诸儒没见过这两个大关节开始的。

古文何尝是从东晋才出现的呢？不幸古文遭受厄运，孔子删减它，孔子的家藏保存它。距离伏生今文立学，将近百年，然后从墙壁中取出，刚取出四年，又突然遭遇巫蛊之祸。不仅没有立学，即使安国的译文也不敢再进献。然而汉武帝突然去世，安国又去世，先圣先王的书，几乎只剩一线生机，也很可怜了。但是古文的经文有明确的处所，在官方书籍中，蝌蚪文原文收藏在秘府；而在私人学问中，安国所写的译本，亲自传授给都尉朝，由此传到桑钦，传授关系分明，并没有断绝。所以刘向取内府古文，来校勘博士今文的学问；刘歆又取内府古文，来校勘胶东所传古文的学问，彼此验证，称为中外相应。其间有张霸进献伪书，想要混淆视听，还能援引内府古文来斥责他的错误。这哪里有什么没有根据的文字，可以公然窜改替换的呢？到了东汉，孔僖是安国的孙子，世代守护它，而丁鸿、杨伦还在大泽中聚集弟子千人研习它。到了魏晋之间，除了王肃、皇甫谧外，田、郑冲、苏愉、梁柳、臧、曹等都一一相继传承，直到梅赜，不曾有一刻之间毫厘的间隙。至于古文藏在内府的，永嘉之乱后，那些书都还存在，只是因为没有译本，梅赜才进献孔氏的译本，以补充《尚书》各篇的缺漏。所以梅赜所进献的，是安国的译本，不是古文的经文。安国的译本，东晋才开始流行；古文的经文，并不是东晋才出现的。所以唐太宗的《晋书》不记载梅赜上书的事，认为不关涉本经，不足轻重；而旧《晋书》及《隋书·经籍志》则各自记载。但还恐怕误认孔安国的译本为古文，于是先说“晋代秘府存有古文经文”，然后说“到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才得到安国的译本，奏呈上去”，这明白得怎么样呢？于是无学问的人妄说梅赜进献古文，导致一错再错，顿时成了这千古难雪的冤案。唉，各种书籍都在，为什么不打开书读一读呢？

至于诸儒没见过也有说法。按照徐仲山《尚书日记》所说：旧说汉魏儒者都不见古文，所以赵岐注《孟子》，郑康成注《礼记》，韦昭注《国语》，杜预注《左传》，他们引用《古文尚书》所有的文字，都注为“逸书”，以此作为古文作伪的依据。这都是无学问的人所说的。汉代法令最严，其所极重视的莫过于学官，凡是古学今学必须立学官来主管，射策劝禄都在其中。超出这个范围的即称为逸，因为逸于学官之外。今文立学称《尚书》，古文不立学即称逸书。这就像唐代书学一样，符合官写的名为官书，否则名为野书。所以宋洪迈说：“孔安国《尚书》自汉代以来不立于学官，所以《左传》所引杜氏辄注为逸书，就是这个原因。”况且古文距今文之出为时最晚，等到刚

译等到巫蛊之祸发生，来不及设立官学，那些私下传授的经书，只有安国亲自抄写收藏在家里，仅仅有一本罢了。除了私下传授之外，怎么能传播到其他地方呢？况且抄写经书使用竹简木册，不容易携带到远方，而民间因为繁重麻烦的缘故，又难以再次抄写。然而门户之间互相排斥，在博士甲乙等级的评定上，惟恐有其他经书压制自己，导致被篡取代换。所以有人将金子遗留在宫廷秘府，暗中让人调换书籍以证明自己所学的经书。看刘歆刚被任命为博士，请求设立古文经学，而众儒生切齿痛恨如同仇敌，甚至师丹、龚胜作为国家重臣，也有请求退休离去的，而刘歆因此竟然不能再被众人接纳。这其中经学兴衰的关键，虽然古文经学摆在眼前，又有谁肯顾及并过问呢？然而这并不值得奇怪，能看见的人自然能看见，不能看见的人自然不能看见。

译如果孔氏的《正义》认为，那些没有见过古文经的儒者仅限于六人，即刘向、刘歆、班固以及贾逵、马融、郑玄罢了。我认为这六个人反而不在“没见过古文”的行列中。刘向、刘歆校订宫廷内外典籍，班固详细记述并编入史志，怎么能说他们没见过古文呢？如果说刘歆制定《三统历》，其中引用的《泰誓》与古文经不符，那么著书立说、阐述观点，哪里会有拘泥限制呢？杜钦议论婚礼，认为《关雎》是兴起讽刺之作，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没见过《毛诗》。太仆议论祭祀典制，认为汉武帝如同齐襄公，为九世之仇复仇，这也不见得他没见过《左传》。至于贾逵、马融、郑玄三人，原本就不是孔氏的学问。虽然贾逵的父亲贾徽曾从涂恽那里受书，属于古文正宗，但后来贾逵与马融、郑玄都接受了杜林漆书之学，虽然名义上叫古文，但实际上与孔壁古文不同。一个是漆书，一个是壁经。《正义》记载郑氏，极其尊崇孔学而轻视伏生之学。他在书中赞颂孔学时说：“我的老师棘子下生安国”，而对于伏生之学则说：“痛恨这种蒙蔽迷惑、不知悔改的倾向，取舍意向不是不分明”，但学问实际上是有差异的。所谓“没见过古文”，是指学问在那边就看不到，在这边才能看到罢了。《后汉书》记载杜林字伯山，是扶风茂陵人。光武帝征召他担任侍御史。杜林先前在西州得到一卷漆书古文《尚书》，拿给东海卫宏、济南徐巡看，说：“我流离于战乱之中，常担心这部经典就此断绝，没想到竟然能够保存下来？虽然不合时务，但希望各位学生不要后悔所学。”

后汉《儒林传》记载扶风杜林得到《古文尚书》，同郡的贾逵为之作训诂，马融作《传》，郑玄作注解。

按：杜林是东汉初年的人。贾逵、马融、郑玄三人，只是得到了这本书并为之训述，并非亲自受业。当时或许得不到真正的古文本，见到相似的便欣喜，这种情况是可能有的。然而绝不能以此来混淆孔氏之学。看杜林自己说不合时务，且担心学生们后悔所学，而《儒林传》将杜林列为东汉初年人，却直接排在东汉末年的诸儒之后，这也明显区分了他不属于孔氏之学。

漆书五十八篇【《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禹贡》《甘誓》《五子之歌》《汤征》《汨作》《九共》九篇，《汤誓》《典宝》《汤诰》《咸有一德》《伊训》《肆命》《原命》《盘庚》三篇，《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微子》《泰誓》三篇，《牧誓》《武成》《洪范》《旅獒》《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冏命》《费誓》《文侯之命》《吕刑》《秦誓》】

这是漆书本。其篇目次序都依照《正义》所载郑注。但《正义》说郑氏所分，以《盘庚》中下二篇，《康王之诰》一篇，《泰誓》三篇，共六篇，加上伏生之书二十九篇，去掉伪《泰誓》一篇，为三十四篇。《正义》所说郑注三十三篇与孔氏相同者，是正确的。以《舜典》一篇，《益稷》一篇，《汨作》一篇，《九共》九篇，《典宝》《肆命》《原命》三篇，共十五篇，加上孔氏之书十二篇，去掉《仲虺之诰》《太甲》三篇，《说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十三篇，为二十四篇。《正义》所说比郑注多出二十五篇者，就是这个。唯独我认为必定不是这样，既然注解古文，就必定不会再区分古今，使各自成为界限。况且只注解今文而古文仍然缺失，怎么能称为古文的注解呢？又况且宋、梁、陈、隋，孔、郑并行，如果郑注只有一半，那么哪有并行古文而郑注独缺半部的道理？我私下认为郑氏注解漆书时，原本就是完备的。所以孔、郑并行，虽然稍有参差交错，但不大悬殊。而隋代儒臣还能看到郑注九卷，载于经籍，延至唐初，应当有墨守今文的人，又删去其一半，而孔颖达不知道。况且孔颖达误认郑氏所注名为古文，而并不知晓杜氏有漆书，郑氏所注是杜氏漆书之本，因而妄自怀疑这二十四篇郑注没有，而篇目存亡又与孔氏完全不同。这一定是张霸进献伪书时，在郑注之外伪造这二十四篇，以补足郑注所缺的数目，而不知道西汉张霸必定不能预先伪造伪书，来补东汉郑注之所缺。况且张霸所进献的是百两篇，难道百两篇就是二十四篇吗？

《泰誓》三篇不可解释，伏生伪《泰誓》一篇，已经去掉了。这里有《泰誓》三篇，则似乎是孔壁所藏之本。然而马融作《书序》，极力诋毁伏生《泰誓》为非是，而又以《春秋》《国语》《礼记》所引《泰誓》，凡是孔壁所有者都未曾见到，为憾恨。那么漆书《泰誓》，仍非孔壁所藏之本，难道就是河内女子所献的三篇吗？还是另有其他版本呢？王应麟说马氏《尚书》注本源自杜林漆书，所以不仅与古文不同，与今文也不同。那么自古以来也有知道其错误的人。大概东汉在光武帝时，只有尹敏开始接受古文，其后就有周防、丁鸿诸学，相继传授。杜林与尹敏同时，却不入古文之列，在汉史中已经对此表示怀疑了。况且书籍的出处，必须有确凿依据，且必须合数书并证，才为可信。现在

译有人声称在西州得到《尚书》，这与伪《泰誓》中所说的“后得”、“民间得”、“掘地所得”、“民有得泰誓者”、“河内女子伐老屋得”相比，有什么值得凭信的呢？蔡元定说河图洛书是从蜀山隐士那里自然得到的，程颐说《未济》卦三阳爻失位是从成都篐桶匠那里得到的，这些都是笑话。唉，《尚书》不幸原本就有被窃取的情况，像伏生壁中所得的《泰誓》、张霸伪造的百两篇、漆书五十八篇那样明明可疑，却视而不见，认贼作子，反而故意编造罗织罪名来冤枉诬蔑从孔壁中出土的这部圣经，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译漆书亡书四十二篇【膏饫，帝告，厘沃，汝鸠，汝方，夏社，疑至，臣扈，汤征仲虺之诰，明居，徂后，太甲三篇，沃丁，咸又四篇，伊陟，仲丁，河亶甲，祖乙，説命三篇髙宗之训，分器，旅巢命，微子之命，归禾嘉禾，成王征，将薄姑，周官，贿息愼之命，亳】

【姑》君陈《毕命》君牙《蔡仲之命】

这是马融、郑玄所注《书序》中一百篇亡书的目录，也就是漆书本的目录。根据《正义》说，郑玄注《舜典》有“入麓伐木”的话，注《五子之歌》说“避乱于洛汭”，注《汤征》说“汤征”是臣子的名字，这些在古文中没有见到。我认为这不只是没见到古文，甚至没见到《书序》。如果见到了《书序》，那么《汤征》的序言明明说“羲和沉湎淫乱，汤前往征讨”，怎么会有解释为臣子名字的理呢？推测一定是漆书只有篇名而没有序言，那些说郑玄注《书序》的话，是冒昧的说法。但是《汤征》等篇的序言，《史记》中有记载，难道郑玄连《史记》也没见到吗？

朱氏《经义考》说：“漆书古文虽然不详其篇数，但马融、郑玄所注确实依据的是这本书。陆德明《释文》采纳马氏注很多，然而只有今文及小序有注，而孔氏二十五篇没有一句话。”又说：“东汉古文《尚书》不止一种，有胡常所传授的，有葢豫所写的，有杜林所得到的，不都本于孔安国，而孔颖达《正义》错误地声称是孔安国所写的。贾逵、马融等人也粗疏了。”

按：胡常字少子，原本学习孔安国的学问，见《儒林传》。如果是杜林的书，那么宋王应麟也说马氏《尚书》注本于杜林，而孔颖达全然不知道，并且又牵强附会张霸的伪书，与孔安国书、杜林书混杂在一起，这是极没道理的。考察孔颖达作《正义》，是因为梁代费甝的疏而增广的。又《唐书》《儒学传》称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撰写五经义训百余篇，名叫《义赞》，诏令改为《正义》。虽然包罗诸家，但不无谬误。马嘉运曾驳正其过失。到永徽年间，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又加以增删。那么这本书的疏漏不足信，不止这些罢了。

朱氏又说：“《尚书》凡是容易读的篇目都是古文，难读的篇目都是今文【此说出自吴棫说：增多之书都文从字顺，不像伏生的书那样诘屈聱牙云云。然而吴棫的说法不过如此，自从朱氏指出，并且题为伪，世人就遵信它了】

又说【一作蔡沈语】汉代儒者以伏生的书为今文，而认为孔安国的书为古文。以现在考察，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为什么？有人认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那么先秦古书所引之文都已经如此，恐怕未必是这样。有人认为记录的实语难工，润色的雅词易好，所以训诰誓命有难易的不同，这比较接近事实。

《尚书》文体没有难易之分，只有典谟浑厚穆肃，颂命宏大和顺，训诰通达清晰，誓诫峻厉激切，每以体制分平险。大概庙堂之上，高文典册，自然与示师告众的不同。所以有人说《盘庚》、《大诰》义直意曲，朴拙与粗莽兼而有之。而且也是时代升降，实使之然。《左传》简整而《国语》悍曼，大小雅至变，后则其词反险奥历落，与前迥异。因此禹誓、甘誓尚自坦缓，到商周加之以桀纵之气。韩愈所说“周诰殷盘诘曲聱牙”，专指商周而言，不是没有原因的。现在不分体制，不辨时代，单以古文今文较量难易，并且说今文艰涩而古文平易，这难道古文中没有《盘庚》、《大诰》、《多士》、《多方》吗？还是说今文自《盘庚》、《大诰》诸篇外并无《尧典》、《皋谟》、《洪范》、《无逸》所说的平易者参在其中吗？二十八篇中有难有易，那么五十八篇中也有难有易，不必难的属于今文，易的属于古文。况且这难易，不是伏生、孔安国两家故意造成的，而是想借难易以见真伪，于是说这艰涩的或是伏生女子口授失之。难道说这《盘庚》、《大诰》诸篇是伏生女子口授时改文换句，有脱落差误，所以艰涩吗？这是孩童的话。伏生有壁中原本竹册俨然，并且又先教之齐鲁之间，又教张生，又教欧阳生，然后老而教晁错，不是无本之言，可以信口得失。老翁少女纵然或多误，难道有古文书出参订考讐不更正者？如果说纪实之言难，工润色之词易好，则总欲冤诬古文，说今文是真是纪实故难工，古文是假是润色故易好，则不惟无妄之冤不足置辨，并且未闻古来书评有以今文之词为不工，古文之词为工好者。如果这样，那么只论工拙罢了，何问难易？况且这不是儒者的话。儒者读经当论理，不当论文。即使要论文，也当论其文之近于理者，而难易工拙总可勿论。所以孔颖达说：“古文经虽晚始得行，然其词富而备，其义深而雅，故复而不厌，久

译而愈显亮。”江东的学者都完全效法他。他的学说非常好。明代陈第厌恶梅鷟攻击古文过于急切，为此作辩驳，虽然陈第也学问浅薄，自己陷入谬误，不足以洗雪冤屈。然而他的学说中有这样的话：书籍之所以可贵在于真实，是因为它得到了真理，足以确立准则。之所以厌恶它的伪作，是因为它失去了真理，不足以垂范训导。如今从天子、公卿、大夫、士人到平民百姓，都学习古文，并且都显然对治理国家有裨益，却不追求其精义，反而苛责它，在细微疏漏的痕迹之间斤斤计较，不也太过分了吗？又说：《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其旨意深奥，文辞浅近而意蕴高远，看似近切而意味深远，幽深之处通达鬼神，显明之处契合礼乐。所以潜心体味的读书人，见到它就喜爱，喜爱就玩味，通过推演而逐渐浸润，通过讽诵而熟悉，以之作为行为的准则，以之化裁政事，成就功业，勤勉不息。这样的书，怎么可以怀疑它是伪作呢？这真是儒者的言论。

译张杉说：“《尧典》《舜典》和《大禹谟》等篇，文字极其通顺流畅；《文侯之命》《秦誓》都是春秋时期的作品，它们古朴质实深奥，比起典谟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要平心静气地诵读，自然就能体会出来。人如果怀疑别人偷了铁，那么那人的言语举止，没有一处不像偷铁的样子；等到知道并非如此，那么先前那些极像偷铁的表现，现在就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了。读书也是这样。文体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呢？怀疑它是古的，它就是古的；怀疑它是今的，它就是今的。以前只是怀疑古文是伪造的罢了，如果知道它不是伪造的，请再读一遍。那是否像偷铁一样，应当与先前所读时有很大的不同。”

朱熹又说：“哪有数百年藏在墙壁中的书，不出现一个字讹误损坏的呢？【吴澄说：‘千年的古书，最晚才出土，而字形笔画几乎没有脱落错误，文势几乎没有矛盾之处，这不是非常可疑吗？’】”

朱熹又说：“凡是容易读的《尚书》都是古文，伏生所传授的，都是难读的。伏生靠口耳相传，怎么偏偏记住了难读的，而容易读的却完全记不住呢？【蔡沈说：‘伏生背默暗诵，却偏偏得到了难读的部分；而安国考订于科斗古书错乱磨灭之余，反而专门得到了容易的部分，这确实让人无法理解。’】”

孔子壁中出土的书，距离秦始皇焚书的时候，虽然不过百年，但竹简和漆不容易损坏，竟然完整无缺，事情未必不可能，这本来不足以作为辨别真伪的依据。但是书中讹误损坏的数量，在各类书籍中已经明确记载了。其中正书所损坏的部分，汉志明确说：“《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简脱若干字，脱若干字，就是这样。”那些亡逸部分所损坏的，书序明确说：“其余错乱磨灭，无法再知晓，就是这样。”由此可见，讹误脱漏，记载得非常清楚。自己不知道，反而指责古人没有破绽，古人是不接受这种指责的。况且《论语》《孝经》与《尚书》一同出土，同样是百年壁中之物，《论语》没有讹误损坏，世人未曾怀疑，为什么唯独到了《尚书》就怀疑呢？

如果说今文难读，那么伏壁所藏的书不止这些，散失之后，偶然得到这几篇，原本就不是挑选难读的来读的。如果说记住了难读的而忘记了容易读的，那么必定所读的多篇，而所记住的只有这几篇，才可以说是记住了这些而忘记了那些。现在伏生在二十九篇之外，没听说有读了却忘记的。况且《尧典》《皋谟》并非难读，为什么读了却公然没有忘记？由此可知，并不是容易的偏偏忘记，难的偏偏记住。再说伏生何必去死记硬背呢？这二十九篇，并不是完全丢失了书才用心记忆、口头背诵的。根据《史记·儒林传》明确说：伏壁所藏的书只求得二十九篇，其余的亡失了。伏生就用这二十九篇在齐鲁之间教授学生，那么这二十九篇是有壁中原本的了。既然有原本，就依照原本教授，何必强行记忆？况且伏生没有口授之事，在《史记》《汉书》中并没有这种说法，只有安国的大序中说：伏生年九十，口以传授，然后才有“口授”二字。而后来卫宏定的《书古文序》又说：伏生年老不能正言，让他女儿转述，教晁错，而齐人的方言与颍川不同。晁错不知道的约有十二三处，只是大致按照他的意思串读而已。这又增加了伏生女儿转述一事。于是撰写《隋书》的人也在《经籍志》中记载了“口授”二字。那么“口授”二字出自孔安国的序。朱熹既然怀疑孔安国的书是伪书，孔安国的序是伪序，却偏偏相信伪书、伪序所说的“口授”二字，并以此作为诘难，那么就像盗贼的话去诘问盗贼，盗贼有不掩口而大笑的吗？何况所谓的“口授”、所谓的“转述”，并不是口念其书而背诵，而是指解说书义。古代凡是传授书籍必定要解说书义，比如儿宽初见汉武帝解说《尚书》，武帝说：“我起初认为《尚书》是朴拙的学问，不喜欢。”等到听了儿宽的解说，于是跟随儿宽询问一篇，这就是解说书义的意思。所以伏生的孙子因《尚书》被征召，却因不能明确解说而被罢免，说的是不能解说。所以卫宏记载“转述”一事时明确说：齐语与颍川不同，伏生女儿所解说的晁错听不懂，只能大致按照意思串读。大概解说书义有几方面，必须解释篇章大义，释读字义，指示章句，串读；而当时晁错因为语言不通，只能记住串读而不能记住其他。那么所谓的“口授”、所谓的“转述”，在汉人那里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而世间没有学问的人，只知道用死记硬背来衡量难易，动辄成为口头禅，真是鄙陋到了极点。况且我还有话要说，伏生所传授的是今文，今文，是根据所传授的书的字形来命名的。如果说口授，那么怎么知道口中的字是科斗文、篆书，从而可以指称为今文呢？怎么如此茫然不明！

朱熹又说：“《尚书》孔安国序，不是西汉的文章，西汉文字厚重，现在大序的格调极其轻浮，是魏晋间人作的【指大序】。”

朱熹又说：“小序决不是孔门旧作，伏生时没有这篇文章，而且它的文风很弱，也不是西汉文字，只像东汉末年人作的【指小序】。”

《尚书》大序的真伪与古文完全不相关，只有小序在古文中本来就有，这里不可不辨。但是大序也绝对不是伪作，并非魏晋间人所能写。查汉志上起唐虞，下至秦，各种话语都用了序言，而正义疏科斗书，引用郑玄注科斗书作为证据，那么“科斗”二字仅见于大序，既然有汉

译既然有注，那么这就不是魏晋时期所能写成的，由此可以推知。至于《小序》，《汉书·艺文志》明确记载孔子删定《尚书》百篇并为之作序，即使贾逵、马融、郑玄三人也都说《小序》是孔子所作。如今虽然不能断定一定是孔子所作，但它与《尚书》一同出自孔子旧宅墙壁，那么它就是真正的古本，不再是后人所能伪造的。况且《经义考》中说《周官》规定外史向四方传达书名，既然传达了书名，自然应当有序言，以传达作者的本意，这本来就是古文百篇的冠冕。现在有人断言《小序》不是西汉以前的文字，认为其文体软弱，只是东汉末年人所作，这一定是曾见过马融、郑玄二人有书序注，而这两人都是东汉末年人，所以据此立论，却不知道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已经将《小序》的文字收录进夏、殷、周三篇本纪中，司马迁正是西汉人，而且那些文字也并不软弱。伏生当时虽然没有这些《小序》，但司马迁曾向安国请教诂训，那么恰好是从孔子门人那里得到的。村父穿青婴，处处失眼，故吾谓吴棫、蔡沈、吴澄、郝敬等人，专门以文体的平险、词旨的厚薄来判定时代的先后，这真是盲人瞎马般的论调，大不足道。只是《史记》也是一部寻常的书，为什么都不看一看，多此饶舌，实在可叹。如今考证《史记》本纪中有《五子之歌》、《征》、《汤征》、《女鸠》、《女方》、《典宝》、《汤诰》、《沃丁》、《髙宗肜日》、《髙宗之训》、《归禾》、《嘉禾》、《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周官》、《贿息》、《愼之命》等篇，都沿袭使用《书序》，没有更改，请善于识别文体的人再读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