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尚书寃词卷五
坚车，驾驷马」押，同为人上者与柰何不敬押，犹《诗·頍弁》篇「施于松上」与「中心怲怲」押，庄子「若声之有响」与「形之有影」押，同。此后皆用李登《声类》押法，即通行韵也。惟第四章王府则有「与覆宗絶祀」押，仍用古押，犹《诗·有驭》篇「自今以始嵗其有」与「君子有谷贻孙子」押，同。
译坚固的车驾着四匹马，与“同为人上者”和“柰何不敬”押韵，这就如同《诗经·頍弁》篇中“施于松上”与“中心怲怲”押韵，以及《庄子》中“若声之有响”与“形之有影”押韵，是一样的道理。此后都采用李登《声类》的押韵方法，也就是通行的韵部。只有第四章中“王府则有”与“与覆宗絶祀”押韵，仍然沿用古韵，这就如同《诗经·有驭》篇中“自今以始嵗其有”与“君子有谷贻孙子”押韵，是一样的道理。
【古五子之歌】
▯征陈氏引书证襄二十一年，祁奚引书曰：“圣有谟训，明征定保。”襄十四年，师旷引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昭十七年，太史引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鼔，啬夫驰，庶人走。”荀子引书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昭二十三年，公子光曰：“吾闻之，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
或曰：「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祝史请用币。季平子谓：「唯正月朔日食，伐鼓用币，其余则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乐奏鼔，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谓之孟夏。今▯征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则季秋者，夏之九月也。而太史以之证夏四月之日食，非伪乎？
此夏周异礼而太史解说之词也。夏礼日食，每月皆鼓币；而周礼唯正月鼓币，余月则否。正月者，夏之四月也。四月方立夏，阳气正盛，日过春分而犹未夏至，名为正月。此月有灾，则阳大弱矣，故唯此月日食则奏鼓用币，而他月则否。今六月鼓币，平子不悟，周之六月即夏之四月，因以为疑。而太史解之曰：「所云正月，即此六月也。」是时日过分而未至，日食有灾，当用鼓币，故引夏书而曰：「此月朔之谓，谓此凡月朔皆用币之谓也。」曰：「当夏四月谓之孟夏者，谓周唯正月用币，而六月亦用者，以为六月当夏之四月，虽名为季夏，而实是孟夏，故用之也。」此正分解夏周用币之异。何曽以秋七月证夏四月，而读古不解，妄生论议？按隋顾彪云：「夏礼异于周礼，而正义亦云先代尚质，用币无等；周礼极文，故有用不用之别。」此在前儒已辨之，而犹为置喙，何也？
甲谓羲和为厯官，当在京师，何劳师动众而征之？
李塨曰：国语尧有重黎之后，使典天地，以至于夏商，名曰羲和。是唐虞至三代，世职不絶。虽属王官，而自有国邑。故经称「酒荒于厥邑」，而孔传谓「舍其职官，还其私邑」，故▯侯就其私邑往讨之。是书词本明，读者过愚也。且王官采地，俱有甲兵。春秋昭廿二年，王室之乱，凡在朝卿士，彼此奔杀如云。鄩唐之败，郊要饯之甲，焦瑕、温、原之师，皆采邑名也。王国采邑，自有田赋出甲兵者，▯侯征羲和，犹之晋人之围郊鄩，劳师与否，彼又何足以知之？
【右▯征】
叶梦得曰：「荀子引仲虺曰：『诸侯能自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今《尚书》阙此句。」
此荀子异文，非《尚书》阙文也。《丧记》引《论语》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多“畏罪”一句，不必《论语》有阙也。《新序》引古语亦曰：“择友者霸。”盖古语多句，原不必尽引。况从来引经多有増损。晋阎缵传引《孟子》：“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虑患也深，故多善功。”徐邈与范甯书：“如有所誉，其所试；如有所毁，必有着明。”
或曰：「春秋襄十四年，中行献子引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及三十年，子皮引仲虺之志曰：『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今伪书曰：『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是明抄左氏『亡者侮之』二语，而强辏之作对待文者。」
左传》引经各不同。宣十二年，随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又曰：“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兼弱也，则“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其为对待文，俱有之矣。或曰：“兼弱攻昧，祗言武之善经，不必即仲虺之语。”则子皮曰：“仲虺之志，可曰即仲虺语乎？且‘取乱侮亡’不过四字，而‘亡者侮之，乱者取之’，皆指作仲虺之语。今‘取乱侮亡’即是‘兼弱’，而尚谓‘兼弱攻昧’非仲虺语乎？”
孟子引书曰：「葛伯雠饷。」又引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
译【古五子之歌】
〇征陈氏引用《尚书》来证明《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的记载，祁奚引用《尚书》说：“圣人有谋略和训诫，明确地征验并安定保有。”襄公十四年，师旷引用《夏书》说：“遒人拿着木铎在路上巡行，官吏和师长互相规劝，工匠拿着技艺来进谏。”昭公十七年，太史引用《夏书》说：“日月星辰不汇聚于房宿，乐师击鼓，啬夫奔驰，庶人奔走。”荀子引用《尚书》说：“早于规定时间的杀无赦，晚于规定时间的杀无赦。”昭公二十三年，公子光说：“我听说，做事威严能克服仁爱，即使事情微小也必定成功。”
有人说：“昭公十七年夏六月，发生日食。祝史请求使用币帛。季平子说：‘只有正月朔日的日食，才击鼓使用币帛，其他月份则不。’太史说：‘就在这个月，太阳过了春分点而尚未到达夏至点，三辰出现灾异。在这种情况下，百官降低规格，国君不举行宴乐，乐师击鼓，祝官使用币帛，史官使用辞令。’所以《夏书》说：‘日月星辰不汇聚于房宿，乐师击鼓，啬夫奔驰，庶人奔走。’这是指这个月的朔日。当时是夏历四月，称为孟夏。现在〇征说：‘乃是季秋月的朔日，日月星辰不汇聚于房宿。’那么季秋就是夏历九月。而太史却用它来证明夏历四月的日食，这不是伪书吗？”
这是夏礼与周礼不同，而太史解释的话。夏礼对于日食，每个月都击鼓使用币帛；而周礼只有正月击鼓使用币帛，其他月份则不。正月，就是夏历的四月。四月刚立夏，阳气正盛，太阳过了春分点而尚未到夏至，称为正月。这个月如果有灾异，那么阳气就大大衰弱了，所以只有这个月的日食才击鼓使用币帛，而其他月份则不。现在六月击鼓使用币帛，季平子不明白，周历的六月就是夏历的四月，因此产生怀疑。而太史解释说：‘所说的正月，就是这个六月。’当时太阳过了春分点而尚未到夏至，日食出现灾异，应当击鼓使用币帛，所以引用《夏书》说：‘这是指这个月的朔日，意思是说凡是这个月的朔日都使用币帛。’说：‘当夏历四月称为孟夏，意思是说周礼只有正月使用币帛，而六月也使用的，是因为六月相当于夏历的四月，虽然名为季夏，但实质是孟夏，所以使用币帛。’这正分别解释了夏周使用币帛的不同。为什么曾经用秋七月来证明夏四月，而读古书不理解，妄加议论呢？查隋代顾彪说：‘夏礼不同于周礼，而《正义》也说先代崇尚质朴，使用币帛没有等级；周礼极尽文饰，所以有使用和不使用的区别。’这在以前的儒者已经辨析过了，而〇征还要多嘴，为什么呢？
甲认为羲和是掌管历法的官员，应当在京城，为什么要兴师动众去征讨他？
李塨说：《国语》记载尧有重黎的后代，让他们掌管天地，一直到夏商，名叫羲和。这是唐虞到三代，世袭的职位没有断绝。虽然属于王官，但自有封国和城邑。所以经文称“在城邑中沉湎于酒”，而孔安国传认为“舍弃他的职官，回到他的私邑”，所以〇侯就到他的私邑去讨伐他。这是《尚书》文辞本来明白，读者过于愚昧罢了。况且王官的采地，都有甲兵。《春秋》昭公二十二年，王室发生动乱，凡是在朝的卿士，彼此奔逃杀戮如云。鄩唐的败仗，郊、要、饯的甲兵，焦瑕、温、原的军队，都是采邑的名称。王国的采邑，自有田赋出甲兵的，〇侯征讨羲和，就像晋人围攻郊、鄩一样，是否劳师动众，他们又怎么足以知道呢？
【右〇征】
叶梦得说：“荀子引用仲虺的话说：‘诸侯能自得老师的称王，得朋友的称霸，得疑忌的生存。’现在《尚书》缺少这句话。”
这是荀子的异文，不是《尚书》缺文。《丧记》引用《论语》说：“仁者安于仁，智者利于仁，畏罪者强求仁。”多了“畏罪”一句，不必说《论语》有缺文。《新序》引用古语也说：“择友者称霸。”大概古语多句，原本不必全部引用。况且历来引用经典多有增损。晋代阎缵传引用《孟子》：“孤臣孽子，他们操心危险，虑患深远，所以多有善功。”徐邈给范甯的信：“如果有赞誉，有所尝试；如果有毁谤，必定有明确的原因。”
有人说：“《春秋》襄公十四年，中行献子引用仲虺的话说：‘灭亡的国家侮辱它，混乱的国家夺取它，推动灭亡巩固生存，是国家的正道。’等到三十年，子皮引用仲虺的志说：‘混乱的国家夺取它，灭亡的国家侮辱它，推动灭亡巩固生存，是国家的利益。’现在伪书说：‘兼并弱国攻击昏暗，夺取混乱侮辱灭亡。’这是明显抄袭《左传》‘灭亡的国家侮辱它’两句话，而强行拼凑成对仗文的。”
《左传》引用经典各不相同。宣公十二年，随武子说：“兼并弱国攻击昏暗，是武力的善经。”又说：“仲虺有话说：‘夺取混乱侮辱灭亡。’”兼弱的话，那么“兼并弱国攻击昏暗”、“夺取混乱侮辱灭亡”它们是对仗文，都有。有人说：“兼并弱国攻击昏暗，只说是武力的善经，不必就是仲虺的话。”那么子皮说：“仲虺的志，可以说就是仲虺的话吗？况且‘夺取混乱侮辱灭亡’不过四个字，而‘灭亡的国家侮辱它，混乱的国家夺取它’，都指作仲虺的话。现在‘夺取混乱侮辱灭亡’就是‘兼并弱国’，而还说‘兼并弱国攻击昏暗’不是仲虺的话吗？”
孟子引用《尚书》说：“葛伯仇视送饭的人。”又引用《尚书》说：“汤第一次征伐从葛开始，天下相信他。”向东面征伐，西夷怨恨；向南面征伐，北狄怨恨。
【右仲虺之诰】
有引《论语》“予小子履”篇攻《汤诰》者，谓诰词与《论语》不合，又旧注称《汤誓》不是《汤诰》，此伪为者。
论语》尧曰篇与诰词不合，则以《论语》此章非引书体，已见前《禹谟》篇矣。若谓旧注称《汤誓》不是《汤诰》，则《论语》旧注见之？何平叔集解正孔安国所注语也。安国既注古文，岂有不知《汤诰》之非《汤誓》而注之如此？祗因《汤诰》旧时原称《汤誓》，故《墨子》引「予小子履」节称为《汤誓》，而《国语》内史过引「予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予一人」诸句亦称《汤誓》。此在始皇未焚书之前，孔子未删书之际，或诰或誓，早有是称。而《墨子》所引又适与《论语》相合，故安国遂注曰：「《墨子》引《汤誓》，其词如此。」非谓古无《汤诰》，只有《汤誓》，而称誓便为真，称诰即为伪也。葢诰誓二体原属一类，虽马融有「军旅曰誓，防同曰诰」之分，而《盘庚》非军旅，亦称「矢言」；《征殷》非防同，亦称「大诰」。故旧有称「多士」「多方」以誓兼诰，「戡黎」「武成」以诰兼训，此皆《书名十例》所拟定者。是诰誓互称，原属旧例。必谓此是誓不是诰，则《尚书》有两《汤誓》乎？古文《汤誓》真，则今文《汤誓》反伪矣。况旧有两《泰誓》，马融辨之，必以诸书所引者为真。今《论语》所引与《墨子》《国语》所引今文《汤誓》未有也。本欲以《论语》引书归之《汤誓》，谓可以攻古文，而不知于今文《汤誓》有大碍者，盍亦平其心而听之可矣。又《墨子》今本称为《汤说》，此则▯写之讹者，《论语》注定无误耳。
国语》单襄公引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赏善而罚淫。凡我造国，无从匪彞，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此文武之令也，而以入《汤诰》，可乎？
按此引《汤诰》文，而杂“天道赏善”一语于其上。所云“先王者”，非指文、武，指夏、殷先王而言。如前文“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财贿而广施德于天下者也”，指夏先王同。故凡言“先王”，则必以“周”字别之。如“废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云云”，是弃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云云”，凡“先王”俱通指前代言【右《汤诰】
汉律厯志》有《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言：虽有成汤、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嵗也。」据此，是《伊训》原有「诞资有牧」一句，而古文遗此，何也？
此一句非书文也。汉志据三代时气以验律厯，因引《伊训》文而杂此一句。此句或古语，或古礼文，先引之以证伊尹祀先王之义，而复以越茀配享，重为解之。此史官据经作志之例，非引书体也。伊尹太甲元年，是前王既崩，太甲改元之嵗。其云成汤、太丁、外丙之服，以不知何人，或成汤，或太丁、外丙，不可考也。但改元之制，商、周不同。宋人不晓商制，又不晓三正改元之必改月数，因以十有二月乙丑误解作商正建丑，以十二月为嵗首，而月数不改，故仍称十二月而加元祀于其上。是此乙丑朔，必嵗首改元之朔日，而汉注不然。周制逾年改元，商制不逾年改元，前月王崩，即此月改元，而商正建丑，又必改夏之十一月为商十二月。是此十二月原非嵗首，而称元祀者，逾月改元，非嵗首改元也。特元祀之说，安国注《尚书》与班固作《汉志》皆相符合，而祠见之解各有不同。孔注以祠于先王与祗见厥祖皆是改元奠殡，一如周康王三宿三咤献爵柩前之祭，而班氏分作两事，以为祀于先王是冬至越茀之礼，只见厥祖是奠殡即位之礼，截然分行，故以祠于先王下増方明一礼，而自为解之，以证己朔旦冬至之说。而蔡沈注《尚书》、胡安国解《春秋》皆不得知，无怪经学之日晦也。葢冬至在十一月中，断不得在十二月，而此祠先王在乙丑朔，则必朔旦冬至，将郊祀方明而
译【右仲虺之诰】
有人引用《论语》中“予小子履”这一章来攻击《汤诰》，认为诰辞与《论语》记载不符，又加上旧注称《汤誓》并非《汤诰》，因此断定这是伪作。
《论语·尧曰》篇与诰辞不符，是因为《论语》这一章并非引用《尚书》的体例，这在前面《禹谟》篇中已经说明过了。如果说旧注称《汤誓》不是《汤诰》，那么《论语》的旧注又是从何处得知的呢？何晏的《集解》正是采用孔安国的注语。孔安国既然注解古文，难道会不知道《汤诰》并非《汤誓》而如此注解吗？只是因为《汤诰》在旧时原本称为《汤誓》，所以《墨子》引用“予小子履”这一段称为《汤誓》，而《国语》中内史过引用“予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予一人”等句也称《汤誓》。这是在秦始皇焚书之前、孔子删书之际，无论是称为诰还是誓，早有这种称呼。而《墨子》所引用的恰好与《论语》相合，所以孔安国便注解道：“《墨子》引用《汤誓》，其文辞如此。”这并不是说古代没有《汤诰》，只有《汤誓》，而是认为称誓就是真，称诰就是伪。大概诰和誓两种文体原本属于一类，虽然马融有“军旅之事称誓，盟会之事称诰”的区分，但《盘庚》并非军旅之事，也称“矢言”；《征殷》并非盟会之事，也称“大诰”。所以旧例中有将《多士》《多方》以誓兼诰，将《戡黎》《武成》以诰兼训的情况，这都是《书名十例》中所拟定的。可见诰誓互称，原本就是旧例。如果一定要说这是誓而不是诰，那么《尚书》中就有两篇《汤誓》了吗？如果古文《汤誓》是真的，那么今文《汤誓》反而是伪的了。况且旧时有两篇《泰誓》，马融加以辨析，必定以诸书所引用的为真。现在《论语》所引用的与《墨子》《国语》所引用的今文《汤誓》并不相同。本想将《论语》引用的书文归于《汤誓》，认为可以攻击古文，却不知这对今文《汤誓》有很大的阻碍，何不平心静气地听取意见呢。又，《墨子》今本称为《汤说》，这是传抄过程中的讹误，《论语》的注解确定无误。
《国语》中单襄公引用先王的命令说：“天道赏善而罚淫。凡我建国，不要违背常理，不要沉溺于淫乐，各自遵守你们的法典，以承受上天的福佑。”这是文王、武王的命令，却把它放入《汤诰》，可以吗？
按：这里引用《汤诰》的文辞，而在上面夹杂了“天道赏善”这一句话。所说的“先王”，不是指文王、武王，而是指夏、殷的先王。如前文“夏令说：九月修路，十月架桥”，这是“先王之所以不耗费财物而在天下广施恩德”的意思，指的是夏代的先王。所以凡是说“先王”，必定用“周”字来区别。如“废弃先王的教化”，周代的制度有说“云云”，这是抛弃先王的法制。周代的秩官有说“云云”，凡是“先王”都通指前代。【右《汤诰》】
《汉书·律厯志》中有《伊训》篇说：“只有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伊尹祭祀先王，诞生资有牧，方明言：虽然有成汤、太丁、外丙的服丧，以冬至越茀祭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享上帝，这是朔旦冬至的年份。”据此，可知《伊训》原本有“诞资有牧”这一句，而古文遗漏了这句，为什么呢？
这一句并非《尚书》原文。《汉书》依据三代时的节气来验证律厯，因此引用《伊训》的文辞而夹杂了这一句。这一句或是古语，或是古礼文，先引用它来证明伊尹祭祀先王的意义，然后再以越茀配享，重新加以解释。这是史官依据经典撰写志书的体例，并非引用《尚书》的体例。伊尹太甲元年，是前王已经去世，太甲改元的年份。其中说成汤、太丁、外丙的服丧，因为不知是谁，或是成汤，或是太丁、外丙，无法考证。但改元的制度，商代和周代不同。宋人不懂商代制度，又不明白三正改元必定要改变月数，因此将“十有二月乙丑”误解为商正建丑，以十二月为岁首，而月数不改，所以仍称十二月而在上面加上元祀。因此这个乙丑朔，必定是岁首改元的朔日，而汉代的注解却不是这样。周代制度是逾年改元，商代制度是不逾年改元，前月君王去世，当月就改元，而商正建丑，又必定将夏代的十一月改为商代的十二月。因此这个十二月原本并非岁首，而称元祀，是因为逾月改元，并非岁首改元。只是元祀的说法，孔安国注解《尚书》与班固作《汉书·律厯志》都相符合，而对祠见的解释却各有不同。孔安国的注解认为祠于先王与祗见厥祖都是改元奠殡，一如周康王三宿三咤在灵柩前献爵的祭祀，而班固将其分为两件事，认为祠于先王是冬至越茀的礼仪，只见厥祖是奠殡即位的礼仪，截然分开，因此在祠于先王下增加方明一礼，而自行解释，以证明自己朔旦冬至的说法。而蔡沈注解《尚书》、胡安国解释《春秋》都不知晓，难怪经学日益晦暗。大概冬至在十一月中，断然不可能在十二月，而这个祠先王在乙丑朔，则必定是朔旦冬至，将要在郊祀方明而
以先王配之。班氏考律厯，则此乙丑冬至在十一月节而不在月中，此实律厯嵗差一大关键，故特増「诞资」一句以为祠先王者冬至之祭，「见厥祖」者即位之奠【下文有「奉嗣王祗见厥祖」句】冬至称先王，即位称祖，冬至以配祀称祠，即位奠殡只称见。冬至之祭，伊尹代之，故称伊尹；即位之奠，必太甲躬亲之，故称奉嗣王。其两相分别，书文秩然可考也。祗「诞资」一句，世俱莫解，而《汉志》旧注亦复周章，不明方明者，上帝之位，以木为之，方四尺，而画上下四旁六方采色于其上，以其正方，故谓之方明者，神也有牧有养也。上帝以养民为事，犹礼夏祭养马神，称先牧也。诞资者，以先王配祭而大助之礼，所谓郊契祖防是也。其又曰冬至越茀者，礼天子诸侯有丧，在未塟以前，惟宗庙不祭，而郊社之礼皆可以行，不以王事废天事也。今太甲丁初丧未当主祭，使伊尹摄政代主，谓之越茀。越茀者，国君殡车有引绋以防灾变，而今乃舍此而行祭事，是越之也。茀与绋通，礼云设拨是也。然则诞资一句是引文，冬至越茀是解文，明可据矣。或曰礼重如此，焉知此句非古文所脱，而必为解之曰解之者为班氏解也。改元即位，人人知之，唯冬至月朔，则班氏独据之以验律厯，故或杂増他文借作解说。若古文脱简，则朱氏方以不脱简为古文寃，脱此一句正足释寃，何碍之有？况惟脱此句，倍见非伪。若果伪书抄袭汉志，则何难全抄其文？何故反遗此一句以启人参差之惑？此虽愚人不然也。
译用先王配享祭祀。班固考证律历，认为这个乙丑年的冬至在十一月的节气中，而不在月中，这确实是律历岁差的一个大关键，所以特意增加“诞资”一句，作为冬至祭祀先王的依据；“见厥祖”则是即位时的奠礼【下文有“奉嗣王祗见厥祖”一句】。冬至时称先王，即位时称祖；冬至以配祀称为祠，即位时的奠殡只称为见。冬至的祭祀，由伊尹代理，所以称伊尹；即位的奠礼，必定由太甲亲自参加，所以称奉嗣王。这两者相互区别，书中的文辞井然有序，可以考证。至于“诞资”这一句，世人都不理解，而《汉书·律历志》的旧注也含糊不清。所谓方明，是上帝的神位，用木头制成，方形四尺，在上面绘制上下四方六种颜色的图案，因为它呈正方形，所以叫方明。神也有牧养之意。上帝以养育百姓为职事，就像礼仪中夏天祭祀养马之神，称为先牧一样。诞资，是指用先王配享祭祀而大大助益的礼仪，所说的郊祭配祖就是如此。文中又说冬至越茀，按照礼制，天子诸侯有丧事，在未安葬之前，只有宗庙不祭祀，而郊社的礼仪都可以举行，不因为王事而废掉天事。现在太甲刚遭丧事，不当主持祭祀，让伊尹摄政代理主持，称为越茀。越茀，是指国君殡车有牵引的绋绳以防灾变，现在却舍弃这些而举行祭祀，这就是越茀。茀与绋相通，礼书中说的设拨就是如此。那么，“诞资”一句是引用的原文，“冬至越茀”是解释的文辞，这是明确可以依据的。有人说礼仪如此重大，怎么知道这句话不是古文中脱漏的呢？必定要解释它，回答说：解释它的是班固的解释。改元即位，人人都知道，只有冬至月朔，班固独自依据它来验证律历，所以有时杂糅增加其他文字借作解说。如果古文脱简，那么朱熹方才以不脱简为古文之冤，脱去这一句正好足以解释冤屈，有什么妨碍呢？况且只有脱去这一句，更见得不是伪作。如果真是伪书抄袭《汉志》，那么怎么难全抄其文？为什么反而遗漏这一句以引起人们参差疑惑呢？这即使是愚人也认为不是这样。
贾谊《君德篇》引《灵台》诗而曰：「文王之时，德及鸟兽，洽于鱼鳖，咸若攸乐。」言皆顺所乐也。今《伊训》曰：「暨鸟兽鱼鳖咸若。」所若何事？岂非袭贾谊文而阙失之乎？
夫袭贾谊文而不知咸若之下尚有二字，此不知贾谊文者；既知贾谊文而故遗二字以示别出，此超于贾谊文者。若谓袭其文而阙失之，则摊文抄取，有何忙迫而卤莽如是？况欲假圣经，大非易事，何至袭贾生文而阙文漏字，遂致如此？则直愚人之腹矣。从来文字升降，前人每略，而后人每详。如《论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只一“格”字；至《缁衣》引之，即曰“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论语》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只一“乐”字；至《仲尼弟子列▯然后曰“贫而乐道，富而好礼”，则是前文略而后文详。经传皆然，今此“咸若”犹是矣。若谓贾生时无《孔书》，则贾生博通秦前之书，皆能览记，且亦见古文之古，世早能▯诵如此。此与伏生《泰誓》未出而娄敬说髙祖，早已用《泰誓》语正同。
李塨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正咸若之解，贾生补二字赘矣。」
甲谓孟子：「舜卒鸣条，为东夷之人，此当在今山东。而《伊训》曰：『造攻自鸣条』，则桀都安邑，在今山西，与鸣条何涉？」
李塨曰：史记称桀败奔于鸣条，则鸣条造攻不止。书词若孟子称东夷，则别一鸣条。正义谓陈留平丘县有鸣条亭，此在东鸣条也，舜所卒也。蒲州安邑县有鸣条陌，此在西鸣条也，桀所诛也。一东一西，不必牵合。独予为孟子解，则桀都安邑，舜亦都安邑，舜卒不当在东夷。其称东夷者，以战国分东西指函关言，关西为西，关东为东，如曰东方六国者是。舜卒安邑，亦可称东，况别有地也。夷裔也。今俗名边，犹言东边也。
古天子诸侯皆只五庙，吕览「五世之庙可以观怪」是也。今《太甲》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非伪耶？
按后汉质帝时，韦▯成论庙祀之数，有云：“殷五庙，周七庙之异。”时用其说立庙，而刘歆非之。其后马、郑之徒，又祖▯成说，而魏王肃作《圣证论》，又非之。此实韦、郑绌而刘、王直者，予已作《庙制折衷》二卷，辨之详矣。今谓七世之庙可以观德，是伪《太甲》文。且谓天子无七庙，则荀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世。”《谷梁》曰：“天子七庙。”《王制》曰：“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皆不可通矣。况此二语，《尚书》他本亦有之。《新唐书·艺文志》有《尚书逸篇》三卷，为晋徐邈注，中有云：“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又云：“呜呼，七世之庙可以观德。”此非王肃可伪为者。若《吕览》又云：“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万夫之长可以生谋。”则又袭《尚书》旧文而别为言。其云“五世”，指诸侯耳，岂指天子耶【有云“夏五庙，商六庙”，亦并非是见《庙制折衷】
咸有一德，是告成汤文，非告太甲文也。
史殷本纪以伊尹作《咸有一德》与咎单作《明居》叙法相似，误列之汤崩之前，而杜林漆书遂以《咸有一德》接《汤诰》后，谓伊尹告汤之文，致辟古文者谓告太甲即是伪书。不知汤本名履，庙号天乙，其称成汤者諡也。马融所云称諡近之，是也。故《史记》諡法则俨有「除虐去残曰汤」见旧注中，假曰告汤，则汤尚未崩，焉得有尹躬暨汤预称其諡之理？若谓汤不是諡，则面呼君名尤为无状，此皆不学人所言者。
一德是较，数犹各擅一长尔，岂纯一之德？
纯一之德，正是较数易有四德，仁义礼智；《洪范》有三德，正直刚柔；《周礼》有六德，智仁圣义中和；《皋陶谟》有九德，寛柔愿乱扰直简刚彊；《中庸》有三德，一德三德者，知仁勇；一德者，诚也。诚即纯一之谓。葢天既眷求一德，则我自当以一德应之，此与「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正同。《大传》云：「与天地合其德」，此咸有之。《解诗》云：「士也罔极，二三其德」，此一德之解也。若云各擅一长，则咸有一得矣，
译贾谊在《君德篇》中引用《灵台》的诗句说：“文王的时候，德行波及鸟兽，恩泽洽于鱼鳖，全都顺遂其所乐。”意思是说都顺从它们所喜欢的。如今《伊训》说：“连同鸟兽鱼鳖全都顺遂。”这“顺遂”的是什么事情呢？难道不是抄袭贾谊的文字而有所缺失吗？
如果抄袭贾谊的文字却不知道“咸若”下面还有两个字，这是不了解贾谊文字的人；既然知道贾谊的文字却故意遗漏两个字以显示与众不同，这是超越贾谊文字的人。如果说抄袭他的文字而有所缺失，那么抄录文字有什么紧迫之处而如此粗疏呢？况且想要假托圣人的经典，绝非易事，怎么会抄袭贾谊的文字而缺失文字、遗漏字句，导致如此地步呢？这简直是愚人的想法了。历来文字的详略，前人往往简略，而后人往往详细。比如《论语》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只有一个“格”字；到了《缁衣》引用它，就说“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论语》没有说“贫而乐，富而好礼”，只有一个“乐”字；到了《仲尼弟子列传》然后说“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就是前文简略而后文详细。经传都是这样，现在这个“咸若”也是如此。如果说贾谊时代没有《孔书》，那么贾谊博通秦朝以前的书籍，都能阅览记忆，况且也见过古文之古，世人早就能够诵读如此。这与伏生的《泰誓》尚未出世而娄敬游说高祖，早已使用《泰誓》的话正是一样的。
李塨说：“‘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正是‘咸若’的解释，贾谊补上两个字是多余的。”
甲对孟子说：“舜死在鸣条，是东夷的人，这应当在今山东。而《伊训》说：‘造攻自鸣条’，那么夏桀的都城安邑，在今山西，与鸣条有什么关系？”
李塨说：《史记》称夏桀战败逃到鸣条，那么鸣条的进攻不止一处。《尚书》的言辞如果像孟子所称的东夷，那么另有一个鸣条。《正义》说陈留平丘县有鸣条亭，这是东鸣条，是舜死的地方。蒲州安邑县有鸣条陌，这是西鸣条，是夏桀被诛的地方。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不必强行牵合。唯独我为孟子辩解，那么夏桀都城在安邑，舜也都城在安邑，舜死不当在东夷。他称东夷，是因为战国时期分东西是指函谷关而言，关西为西，关东为东，比如所谓东方六国就是如此。舜死在安邑，也可以称为东，况且另有地方。夷，是边裔的意思。现在俗名边，还是说东边。
古代天子诸侯都只有五座宗庙，《吕览》“五世之庙可以观怪”就是证明。如今《太甲》说“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不是伪作吗？
查后汉质帝时，韦成论宗庙祭祀的数量，有说：“殷商五庙，周朝七庙的不同。”当时采用他的说法建立宗庙，而刘歆反对他。后来马融、郑玄等人，又推崇韦成的说法，而魏国王肃作《圣证论》，又反对他。这实际上是韦、郑被贬低而刘、王正确的，我已经作了《庙制折衷》两卷，详细辨析了。现在说七世之庙可以观德，是伪《太甲》的文字。而且说天子没有七庙，那么荀子说：“拥有天下的人侍奉七代祖先。”《谷梁传》说：“天子七庙。”《王制》说：“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庙共七座。”都不能讲通了。况且这两句话，《尚书》其他版本也有。《新唐书·艺文志》有《尚书逸篇》三卷，是晋代徐邈注释，其中有说：“尧的儿子不成器，舜让他居住在丹渊做诸侯。”又说：“呜呼，七世之庙可以观德。”这不是王肃可以伪造的。如果《吕览》又说：“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万夫之长可以生谋。”那么又是抄袭《尚书》旧文而另作说法。它说“五世”，是指诸侯罢了，难道是指天子吗【有说“夏五庙，商六庙”，也不是正确的，见《庙制折衷》】
《咸有一德》，是告诫成汤的文章，不是告诫太甲的文章。
《史记·殷本纪》把伊尹作《咸有一德》与咎单作《明居》的叙述方法相似，错误地列在成汤去世之前，而杜林的漆书于是把《咸有一德》接在《汤诰》后面，说是伊尹告诫成汤的文章，导致批评古文的人说告诫太甲就是伪书。不知道成汤本名履，庙号天乙，他称成汤是谥号。马融所说的称谥号接近正确，是对的。所以《史记》谥法说“除虐去残曰汤”见旧注中，假如说是告诫成汤，那么成汤尚未去世，怎么会有伊尹和成汤预先称其谥号的道理呢？如果说成汤不是谥号，那么当面称呼君主名字更是无礼，这都是不学无术的人所说的。
一德是比较，数还是各自擅长一个长处罢了，难道是纯一的德行吗？
纯一的德行，正是比较。《易》有四德，仁义礼智；《洪范》有三德，正直刚柔；《周礼》有六德，智仁圣义中和；《皋陶谟》有九德，宽柔愿乱扰直简刚强；《中庸》有三德，一德三德者，知仁勇；一德者，诚也。诚就是纯一的意思。大概上天既然眷顾寻求一德，那么我自然应当以一德回应它，这与“一德一心”确立其功绩正相同。《大传》说：“与天地合其德”，这就是《咸有一德》的意思。《解诗》说：“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这是一德的解释。如果说各自擅长一个长处，那么就是咸有一得了，
谬哉！《孟子》引《伊训》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哉自亳。」《大学》引《太甲》：「顾諟天之明命。」《缁衣》引《尹告》曰：「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坊记》引《书》云：「厥辟不辟，忝厥祖。」《荀子》引《书》：「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缁衣》引《太甲》曰：「母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公孙丑》引《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表记》引《太甲》曰：「民非后无能胥匡以生，后非民无以辟四方。」昭公十年子羽引《书》曰：「欲败度，纵败礼。」《孟子》引《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又引《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乐记》引《书》曰：「一有元良，万国以贞。」《缁衣》引《尹告》曰：「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引书证】
译真是荒谬啊！《孟子》引用《伊训》说：“天降惩罚，从牧宫开始进攻，我的罪责则在亳都。”《大学》引用《太甲》说：“要顾念上天光明的命令。”《缁衣》引用《尹诰》说：“唯有伊尹亲身先在西邑夏看到了，从周朝有善终，辅佐者也能有善终。”《坊记》引用《尚书》说：“君主不像君主，羞辱了他的祖先。”《荀子》引用《尚书》说：“顺从命令而不违背，委婉劝谏而不疲倦，在上位就贤明，在下位就谦逊。”《缁衣》引用《太甲》说：“不要超越天命而自取灭亡。”如果像拉弓射箭一样，先审视箭靶是否符合法度，那么解释《公孙丑》篇中引用的《伊尹》的话：“我不亲近不顺从的人。”《表记》引用《太甲》说：“百姓没有君主就不能互相匡正以生存，君主没有百姓就无法开辟四方。”昭公十年子羽引用《尚书》说：“欲望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制。”《孟子》引用《太甲》说：“天降灾祸，还可以逃避；自己造下的罪孽，就无法活命。”又引用《尚书》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就没有惩罚。”《乐记》引用《尚书》说：“一旦有了根本的善德，万国就能安定。”《缁衣》引用《尹诰》说：“唯有伊尹亲身以及商汤，都具有一致的德行。”
【右伊训太甲咸有一徳】
古文尚书寃词卷五
<经部,书类,古文尚书冤词》>
钦定四库全书
古文尚书寃词卷六
翰林院检讨毛竒龄撰
史记》夏、殷、周本纪多载《尚书》篇目，其在殷本纪则无不载者，乃《太甲》三篇，《盘庚》三篇，皆载之，而独无《说命》三篇，何也？
不读《国语》乎？《国语》楚灵王虐，白公子张谏曰：「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黙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于是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求四方之贤圣，得傅说以来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曰：『若金，用女作砺；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又曰：『必交修余，无余弃也。』此《说命》全篇文也。《史记》无其名，而《国语》有其文，亦可已矣。
或曰：「此必古文，抄《国语》，故词语参易，往多未合。」
夫以春秋楚人上引商事，未有在前，无其文而可公然述一篇者，谓古文袭《国语》，已属无理。若文多参《易》，则以己意述旧文，自当明白抄变其词。如史迁自叙殷事以作本纪，其于《髙宗肜日》，则亦引《书》武丁事也。然不全用其文，曰：“王勿忧，先修政事。”祖已乃训王曰：“惟天监下典厥义云云。”夫《高宗肜日》，今《文书》也，然其参变有若此，是岂今文亦伪书乎？人少见多怪，《国策》燕王谢乐间书，引《论语》栁下惠事曰：“昔者栁下惠吏于鲁，三黜而不去。或谓之曰：‘可以去。’栁下惠曰：‘茍与人之异恶，往而不黜乎？犹且黜乎，宁于故国耳。’”此并非《论语》原文，然而不谓《论语》袭《国策》者，以战国人引《春秋》事，其文不始自战国；以《春秋》人引殷商事，其文不始自《春秋》。彼袭此，非此袭彼也。若其文词之参变，则抄词例也。
甲谓傅说得之梦中不可信，即《史记》谓以立语相之，亦非考言明试之法，况《君奭》篇数商贤臣不及说，是说无可扬也，此书伪也。
李塨曰：此《国语》早有之。《国语》在周时未出孔壁之前，即云：「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使以象梦求四方之贤圣，得傅说以来升之为公。」此真古帝王通幽彻防之事故，曰「神明」，曰「贤圣」，小儒庸劣，何足以知之？若谓考言明试，必拘资格，则孟子亦云：「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岂当时版筑间曽明试耶？至妄谓傅说不见《君奭》，以为无可扬，则孟子论存心于周，推周公；论见知于周，又推太公望、散宜生，而不及周公。古人曷尝拘拘乎？狂夫罪大恶极，诟圣言不已，并诟圣人。甲谓贤臣不及说，而不知说乃圣人；《史殷本纪》：「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而《地理志》即以傅岩名圣人窟。甲有眼不识圣人，宜其举圣言而侮之也。
缁衣》引《说命》有云：“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谓不敬。礼烦则乱，事神则难。”今《孔书》无“民立而正”事五字，以“纯而”作“黩于”，岂非以“民立”句难解，故不能搀入耶？
民立而后可正事，本非难解。若果难解，则必有误。误则必有简策错出之事，不责引经者有错出，而责其不能搀入，谬矣。《缁衣》引诗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今按诗文，祗“谁能三句”是《节南山》诗，他皆无有也。作《节南山》诗者，何以不能搀入耶？且“纯而祭祀是谓不敬”，何谓耶？
国语引《武丁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又引《书》：“若金用汝作砺，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孟子引《书》曰：“若药不瞑▯，厥疾不瘳。”《缁衣》引《说命》曰
译【右伊训太甲咸有一徳】
古文尚书冤词卷五
<经部,书类,古文尚书冤词》>
钦定四库全书
古文尚书冤词卷六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
《史记》的夏、殷、周本纪大多记载了《尚书》的篇目，其中在殷本纪中更是无所不载，于是《太甲》三篇、《盘庚》三篇都记载了，却唯独没有《说命》三篇，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没读过《国语》吗？《国语》记载楚灵王暴虐，白公子张劝谏说：“从前殷朝的武丁能够发扬他的德行，达到神明的境界，于是进入黄河，从黄河回到亳都，因此沉默三年以思考治国之道。卿士们担忧地说：‘君王说话是为了发布命令，如果不说话，那就无从禀受命令了。’武丁于是作书说：‘我用我的正道来匡正四方，我担心自己的德行不够完美，因此才不说话。’像这样，又假托梦境来寻求四方的贤人圣人，得到傅说后将他提拔为公，并让他早晚规劝谏诤说：‘如同金属，用你来做磨刀石；如同渡河，用你来做渡船；如同大旱，用你来做甘霖。开启你的心，来滋润我的心。如果药石不经过炮制，疾病就不能痊愈；如果赤脚不看地面，脚就会受伤。’又说：‘一定要共同修治我，不要抛弃我。’这就是《说命》全篇的文字。《史记》没有它的篇名，而《国语》有它的文字，这也足够了。
有人说：“这一定是古文，抄录《国语》，所以词语参差变化，往往多有不符合的地方。”
用春秋时期楚国人向上引用殷商的事情，前面没有先例，没有原文却可以公然叙述一篇，说古文抄袭《国语》，已经属于无理。如果文字多参差变化，那么用自己的意思叙述旧文，自然应当明白地改变其词句。比如司马迁自己叙述殷商的事情来作本纪，他对于《高宗肜日》，也是引用《尚书》武丁的事情。然而不全用其原文，说：“君王不要担忧，先修治政事。”祖己于是训诫君王说：“上天监察下界，主持其义理云云。”《高宗肜日》是现在的《尚书》篇目，然而其参差变化像这样，这难道是今文也是伪书吗？人们少见多怪，《战国策》燕王谢乐间书，引用《论语》柳下惠的事情说：“从前柳下惠在鲁国做官，三次被罢免却不离开。有人对他说：‘可以离开了。’柳下惠说：‘如果和别人一样厌恶坏事，去了就不会被罢免吗？还是会被罢免呢，宁愿在故国罢了。’”这并非《论语》原文，然而不认为《论语》抄袭《战国策》的人，是因为战国人引用春秋时期的事情，其文字不始于战国；因为春秋人引用殷商的事情，其文字不始于春秋。那是彼抄袭此，不是此抄袭彼。如果其文词的参差变化，则是抄录文字的惯例。
甲认为傅说在梦中得到不可信，即使《史记》说用言语来观察他，也不是考察言语、明确试用之法，况且《君奭》篇列举商朝贤臣不及傅说，这是傅说无可称扬，这本书是伪书。
李塨说：这在《国语》中早就有了。《国语》在周朝时，在孔子壁出之前，就说：“从前殷朝武丁能够发扬他的德行达到神明，假托梦境寻求四方的贤人圣人，得到傅说将他提拔为公。”这真是古帝王通幽彻微的史实，说“神明”，说“贤圣”，小儒庸劣，哪里足以知道呢？如果说考察言语、明确试用，必须拘泥于资格，那么孟子也说：“傅说从筑墙的工作中被举用。”难道当时筑墙的工作中曾经明确试用吗？至于妄说傅说不见于《君奭》，以为无可称扬，那么孟子论述存心于周，推崇周公；论述见知于周，又推崇太公望、散宜生，而不提及周公。古人何曾拘泥呢？狂夫罪大恶极，辱骂圣言不已，并辱骂圣人。甲说贤臣不及傅说，却不知道傅说是圣人；《史记·殷本纪》：“武丁夜梦得到圣人，名叫说。”而《地理志》就用傅岩命名圣人窟。甲有眼不识圣人，适宜他举出圣言而侮辱它。
《缁衣》引用《说命》有云：“爵位不要及于恶德，民众站立而端正，事情纯粹而祭祀，这叫做不敬。礼仪烦琐则混乱，侍奉神灵则艰难。”现在《孔书》没有“民众站立而端正”这五个字，以“纯粹而”作“黩于”，难道不是因为“民众站立”这句难以解释，所以不能搀入吗？
民众站立而后可以端正事情，本来并非难以解释。如果确实难以解释，那么必定有错误。有错误则必定有简策错乱之事，不责备引经者有错乱，而责备其不能搀入，谬误了。《缁衣》引用《诗经》说：“从前我们有先正，他们的言语明亮且清晰，国家因此安宁，都邑因此建成，庶民因此生存。谁能掌握国家成法，不自为正，最终劳苦百姓。”现在按诗文，只有“谁能”三句是《节南山》诗，其他都没有。作《节南山》诗的人，为什么不能搀入呢？况且“纯粹而祭祀这叫做不敬”，是什么意思呢？
《国语》引用《武丁作书》说：“我用我的正道来匡正四方，我担心自己的德行不够完美，因此才不说话。”又引用《书》：“如同金属用你来做磨刀石，如同渡河用你来做渡船，如同大旱用你来做甘霖。开启你的心，来滋润我的心。如果药石不经过炮制，疾病就不能痊愈；如果赤脚不看地面，脚就会受伤。”孟子引用《书》说：“如果药石不经过炮制，疾病就不能痊愈。”《缁衣》引用《说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