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讲义卷十一　　　　　宋　史浩　撰

译（纣王）不知道生命是从哪里来的；降下灾祸给百姓，是不懂得掌握生命的权柄。大凡百姓都有喜爱生存、厌恶杀戮的本性，这与天地相通，如今却都得不到他们想要的，这难道是天地设立君主的本意吗？君主失去了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如果了解了实情，就应当哀怜同情而不该高兴。先王不得已而使用刑罚，即使了解了实情还存有哀怜之心，纣王却在沉溺酒色之中敢于施行暴虐，百姓哪里还有生存的希望呢？罪人不株连家属，刑罚只加在本人身上，奖赏延及后代，并非任命为官员。先王不得已而使用赏罚，假使有功有过，也只限于本人，交付给命运罢了；纣王却在滥用刑罚和奖赏中牵连到无辜、无功的百姓，哪里还有生存的希望呢？先王把贪酒、嗜乐、峻刻的文字、雕饰的墙壁作为警戒，以此来侍奉天地。如今纣王建造宫室、台榭、池塘、奢侈的服饰，以此来残害你们万民，做父母的不是这样的。先王把遏制邪恶、弘扬善行、不使胎儿夭折、不伤害鸟兽作为警戒，以此来顺应天地。如今纣王却烧杀忠良，剖开孕妇的肚子，做父母的不是这样的。暴虐啊，残害啊，烧杀啊，剖挖啊，都主要在于杀戮，这与喜爱生命的德行不同啊。百姓没有依靠，还能称他们为父母吗？既然与皇天的意旨不合，皇天适宜震怒。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以百姓的生命为念，难道不可以统治天下而做百姓的父母吗？那么观察商朝的政事，百姓确实有重新获得生机的希望了。武王又何必推辞呢？

译只有受（纣王）没有悔改之心，他安居享乐而不侍奉上帝和神祗，废弃了对祖先宗庙的祭祀。祭祀用的牺牲和谷物，都被凶恶的盗贼所掠夺，他却说：“我有民众，有天命，不惩诫他们的侮慢。”上天爱护下民，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只有那些能够辅佐上帝，恩宠安抚四方的人，才配胜任。无论有罪无罪，我怎么敢违背我的意志？力量相同则衡量德行，德行相同则衡量道义。受有臣民亿万，却各有亿万种心思；我有臣民三千，却只有一条心。商的罪过已经积满，上天命令诛伐他。我不顺从天意，我的罪过就和他一样重。我小子日夜恭敬畏惧，接受文王的遗命，向上帝祷告，向社神祷告，率领你们众人，执行上天的惩罚。上天怜悯民众，民众所想要的，上天必定顺从。你们还要辅佐我一人，永远澄清四海，时机不可失！王者遇到灾祸而畏惧，端正自身修养德行，所以能转祸为福。至于列国互相侵伐，还因为畏惧而修养德行，不敢动用武力，那么变故到来，怎么可以悠闲地应对呢？现在商王既没有改过之心，又安居若无事，坐等灭亡。况且商的先祖，没有不重视祭祀的。说：“商人明察天道。”明察天道，是说尊崇上天、侍奉祖先而不敢怠慢。为什么不成器的后代，一切废弃败坏，牺牲谷物，都被凶盗掠夺，安然不闻不问，对于外侮，也不畏惧，只是说：“我有民心可以倚仗，有天命可以凭借。”却不知道上天和民众，之所以庇护人君，是因为君主对上能侍奉上天，对下能爱护民众罢了。纣王既然相反，还想保住民心和天命吗？上天保佑民众，让他们做君主来建立政事，做师长来建立教化，只有能辅佐上帝，以恩宠安抚民众，才算胜任。现在纣王有罪无罪，我怎么敢违背民心呢？这体现了武王顺应人心。力量相同则衡量德行，德行相同则衡量道义。侍奉商朝而尽臣节，是德行；拨乱反正，也是德行。同样是德行，与其坐视百姓陷入苦难，不如让百姓处于安宁的时代？于是可以从道义上起兵了。道义所激发的，是非曲直就显现了。难怪亿万民众离心，不如三千人的同心同德。商的罪过已经贯通幽明，充满宇宙，上天命令诛伐他，我怎么敢抗拒天命呢？这体现了武王顺从天意。顺从天意而顺应人心，怎么敢像纣王那样安居享乐呢？所以日夜恭敬畏惧，武王的心不是为了自己。古代出征，向上帝祷告，向社神祷告，接受祖先的命令，在学宫接受成命，武王出兵，用的就是这个法度。现在率领你们众人执行天罚，难道是私意吗？上天本来怜悯民众，民众有所欲求，上天必定顺从。你们只要辅佐我这次行动，必定能去除秽德，达到永远澄清的效果。你们不赴义建功，就会有错失时机的祸患，能不努力吗？

泰誓中

戊午日，王驻扎在黄河以北，诸侯率领军队全部到达。王于是巡视军队并宣誓说：“呜呼！西土的民众，都听我的话。我听说善良的人做善事，总觉得时间不够；凶恶的人做坏事，也总觉得时间不够。现在商王受，竭力施行无度的政令，抛弃老臣，亲近罪人，纵欲酗酒，肆虐横行，臣下效仿他，亲族之间结为仇敌，凭借权势互相残杀。无辜的人向天呼号，秽恶的德行昭著听闻。上天爱护民众，君主奉行天意。夏桀不能顺从天意，流毒下国。上天于是保佑成汤，降下命令废黜夏朝。只有受的罪过超过桀，剥夺杀害贤良，残害谏臣，认为自己有天命，认为恭敬不值得实行，认为祭祀没有益处，认为暴虐没有伤害。他的鉴戒不远，就在那夏王身上。”

诸侯，指各诸侯国君。毕，防，指没有不来的。当武王巡视军队时，理应告知诸侯，却单独指向西土的民众，为什么呢？因为诸侯确实共同苦于纣王，不需要再三叮嘱；至于西土的人，一向服从文王的教化，没有遭受商纣的虐政，又亲眼见到文王侍奉商朝很久，一旦武王想要这样做，必然会有惊骇而不听从命令的。这就是必须向西土民众宣誓的原因。人各有所好，好善就是善良的人，好恶就是凶恶的人。不是上天天生善良的人让他们做善事，天生凶恶的人让他们做坏事。当不善的念头萌生于心中时，人也无不认为是善的。开始时做，还有惭愧之色；最终心安理得，肆意妄为，毫无顾忌。他们炽烈地做坏事，忽然有人指责他们是凶人，不愤怒的很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来知道恶不可为，凶人的行为丑陋，只是因为远离善道，已经沦落至此，无法再改，所以坚持错误而竭力实行。如果他们有歉疚自愧之心，就一定会懈怠了，又怎么肯做觉得时间不够的事呢？觉得时间不够，是嗜好在坏事上了。纣王的坏事，嗜好恶行可知。凡是无法度的政令，一定竭力实行；老臣、庶老之众，被抛弃而使他们不安；罪人为恶之徒，被亲近而使他们接近；沉溺于女色，酗酒，而敢行暴虐。臣下效仿他，几乎更甚了。亲族之间本应和睦却结为仇敌，权势本应敬畏远离却互相残杀，无辜的民众以至于向天呼号，秽恶的德行昭著听闻，不仅听闻而且可以指证。上天爱护这些民众，君主奉行天命。夏桀不顺从这条道，已经转移给汤了。现在受的罪过，超过桀。剥夺杀害贤良，微子、箕子离去；残害谏臣，比干被杀。认为自己有天命，是回答祖伊的告诫；认为恭敬不值得实行，是不敬上天；认为祭祀没有益处，是将食无灾；认为暴虐没有伤害，是焚炙刳剔。失德至此，他的国运必定转移。前鉴

译距离不远，武王举出这件事来告诉西土的人，使西土的人知道前代也有成汤这个人，曾经顺从天意、顺应人心而做出这样的举动。观察这一点，就知道武王用来激励西土的人奔赴战场的理由，没有不深切恳切的。谁说文王曾经有过讨伐纣王的心思呢？

译上天大概是要让我治理百姓，我的梦境与占卜相合，接连出现吉祥的征兆，讨伐商朝必定能够胜利。商纣王拥有亿万民众，却离心离德；我有十个能治国的臣子，同心同德。即使有至亲的亲属，也不如仁德之人。上天的观察来自我们百姓的观察，上天的听闻来自我们百姓的听闻。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如今我必定前往，我的武力发扬光大，侵入他们的疆土，诛杀那个凶残的独夫。我的征伐声势浩大，比商汤的功业还要光辉。努力吧，各位将士！不要有人无所畏惧，宁可坚持不轻视敌人的态度。百姓恐惧战栗，好像要磕头至地。呜呼！只要你们一心一意，确立并稳固你们的功业，就能使国家永远延续。古人大概相信梦和占卜，因为他们敬畏鬼神。高宗因梦得到傅说，文王因占卜得到吕望，一旦任用他们在高位，人们没有异议。如果将这种方法施行于后世，那就危险了。如今武王又用梦和占卜的相合来告知国民，百姓必定相信这是吉祥的征兆，从而知道必胜无疑。在这个时候，假如没有梦和占卜，武王难道会不胜吗？用这种方式告知，是想让百姓知道“上天大概是要让我治理百姓”。武王又担心百姓以对方人多我方人少为借口，于是再次告知，说商纣王拥有亿万民众却离心离德。既然心德背离，那就是没有君臣的名分，都是路上的普通人罢了，固然不如十个人同心同德。“虽有周亲”，先儒认为即使是周公、召公这样的王室至亲，其实不是以亲疏而是以仁德来任用，这大概不对。《伐木》这首诗说：“虽有兄弟，不如朋友。”这与这里的意义相同。不是说兄弟不值得依靠，而是说朋友又在兄弟之上；不是说众多亲属的忠信不值得依靠，而是说十个治国能臣的仁德又在其上。大概只有仁德之人才能统领军队，而后世有人主张讨伐他国不问仁德与否，他们是不懂这个道理的。如果讨伐他国而不问仁德，怎么知道顺应天意、顺应人心的道理呢？从前有人向孟子询问讨伐燕国的事，孟子说：“夺取燕国如果燕国百姓高兴就夺取，如果不高兴就不夺取。”这是仁德之人的言论。只有仁德之人才能知道顺应天意、顺应人心的道理。武王接着说“上天的观察来自我们百姓的观察，上天的听闻来自我们百姓的听闻”，这就得到了顺应天意、顺应人心的实质。“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武王这句话已经足以统治天下了。尧舜时代的百姓家家户户都可以封赏，难道一定是百姓自己行善吗？是因为上面有君主引导他们。凡是把百姓置于有过错的境地、使他们陷入死地的，都是暴君所为。如果能引咎归己，就知道根本所在了。“如今我必定前往”，商汤讨伐夏桀时已有这样的话，表明两者不能并存。我发扬我的武力，只是进入他们的疆土，诛杀那个凶残的独夫，其余的人自然都给予新的生活，即使讨伐他的子孙，比起商汤的举动也无愧色。努力吧！各位将士或许人多，以不可不畏惧的态度，宁可坚持不轻视敌人的见解，期望必胜，大概没有轻敌之心。如今百姓危惧，不能保全头颅，所以说：“好像要磕头至地。”如果能统一心德以赴功业，难道只是保全头颅，也可以保全子孙，所以说：“就能永远延续。”

《泰誓下》

第二天，武王于是大规模巡视六军，向众将士明确宣告誓师。武王说：“呜呼！我们西土的君子们！上天有显著的法则，它的类别非常明显。如今商王纣轻慢侮辱五常，荒淫懈怠不敬，自己断绝了与上天的联系，在百姓中结下怨恨。砍断早晨涉水者的腿，剖开贤人的心，作威作福杀戮无辜，毒害疲惫四海。崇尚信任奸邪之人，放逐罢免师保，摒弃典章刑法，囚禁奴役正直之士。郊社祭祀不修，宗庙祭祀不享，制作奇技淫巧来取悦妇人。上帝不顺从，降下灾祸。你们要勤勉地辅佐我一人，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

《太誓》三篇，列举纣王的罪状，开始时简略地说，中间详细地说，到最后更加详细。大概因为当临阵之时，唯恐人们没有斗志，所以全部列举事实来激怒我方众将士。王者征伐，六军并行，大规模巡视并明确誓师，是想让每个人都知道他的罪状。天道福善祸淫，明显地体现在人身上，人固然一天也不能不用它，所以它的类别非常明显。如今商王的罪状，没有比轻慢侮辱五常更大的了。五常既废，那么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虽然形体存在但本性已亡，这与禽兽没有区别了。自己断绝与上天的联系，在百姓中结下怨恨，作威作福杀戮无辜，毒害疲惫四海，奸邪之人则被崇尚信任，师保则被放逐罢免，先王的典章刑法不被采用，天下的正直之士全部被杀戮。郊社祭祀不修，那么天地神灵无所歆享；宗庙祭祀不享，那么祖宗之灵无所依托。明处的人伦，暗处的鬼神，都紊乱而失去秩序，可以说接近于禽兽了。淫乱的行为，不期而至，上帝不顺从，降下灾祸，灭亡没有几天了。武王告知西土君子，所以举出轻慢侮辱五常来说，大概只有君子足以谈论这个。如果三纲五常断绝，那么天理就灭亡了，适宜乎上帝不顺从。又举出他剖开贤人、放逐师保、囚禁正士来告知西土君子，他们能不寒心而寻求武王作为依靠吗？所以说：“你们要勤勉地辅佐我一人，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那么西土君子会有不服从命令的吗？

古人有话说：“安抚我的是君主，虐待我的是仇敌。”独夫纣大大地作威作福，是你们世代的仇敌。树立德行务必滋长，铲除邪恶务必除根。因此我小子率领你们众将士消灭你们的仇敌。你们众将士还要发扬果敢坚毅的精神，来辅佐你们的君主。功劳多的有厚赏，不遵从的有显明的惩罚。呜呼！只有我的文王父亲，像日月照耀降临，光辉四方，显赫西土，只有我们周朝承受多方。我战胜纣王，不是我的武力，只有

译我的先父没有罪过；上天降祸于我，并非我的先父有罪，只是我这小子不善。

译武王已经陈述了纣王的残酷暴虐，让西土的君子们都知道无处容身了。在这里又引用古人的话说：“纣王对我有什么呢？安抚我，他就是君主；虐待我，他就是仇敌。”假如民心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君主的罪恶就可想而知了。武王既然已经在商都郊外集结了军队，如果一战不胜，难道仅仅是你们这些人白白送死，天下的百姓会遭受更大的祸害吗！因此不得不极力陈述他的罪恶，来激励西土的人。独夫，就是孟子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称为独夫”的意思。纣王不致力于德行而只施行威压，不是你们的世仇又是什么？树立德行务求日益增长；铲除邪恶务求从根本上解决，既然讨伐就必定能胜利。我率领你们这些众人去消灭独夫这个仇敌，只有能够果断坚毅，才能必定胜利。《春秋》说：“杀死敌人叫做果敢，达成果敢叫做坚毅。”于是又用赏罚来诱导他们：“你们能够侍奉你们的君主，功劳多的给予厚赏，不遵从命令的显明地杀戮。”用赏晓谕他们了，又担心他们的意志或许懈怠，于是引用文王的德行来镇服他们。那说“像日月照耀，光辉普照四方”，日月有光明，只要有缝隙就必定照耀，没有照不到的地方，这说明文考的英灵无处不在。况且又显现在西土，你们西土的人，常常好像文考降临在你们上面，这次讨伐，难道能不帮助我来祈求文考的福佑吗？况且我们周朝广泛承受天命，不可不采取这一行动。“我战胜受，不是我武勇；受战胜我，我也没有过错。”都不是文考的罪过。看武王起初以文王的名义驱使诸侯作战，是出于一时的权宜之计，他的内心其实并不安宁。现在将要胜利了，应当以正统的理论来确立天下的道义，所以不敢把罪责归咎于文王。由此可以看出文王起初并没有讨伐纣王的心思，武王借此作为凭借，是非常明显的。求学的人能不深入详细地考察吗？

武王有兵车三百辆，勇士三百人，与纣王在牧野交战，作了《牧誓》。商郊之战，考察《大誓》说：“有臣三千人。”又说：“有乱臣十人。”《牧誓》却说：“兵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其数目不同如此。解说的人说车有两根车耳，所以叫“两”；勇士像老虎奔跑，所以叫“虎贲”。用《司马法》来考察，一辆车有七十二人，三百辆应当是两万一千六百人，这就与三千人的说法不同了；用《周官》来考察，虎贲氏的官职，其下属有虎贲士八百人，这就与三百人的说法更加不同了。凭意推测，这实在是记载当时的数目，不必完全符合《司马法》的法度、《周官》的记载。然而用三百人的虎贲对应三百辆的车，乃是车以一人作为主将，那么三千人同心、十位乱臣同德，又在其外。春秋列国晋、楚、齐、秦的战争，都有七八百辆兵车，而武王能用三百辆兵车战胜如林般的军队，如果不是上天和人意辅助顺道，谁能做到这样呢？

牧誓

时在甲子日黎明，武王早晨到达商都郊外的牧野，于是誓师。武王左手拿着黄钺，右手拿着白旄指挥，说：“远道而来的西土之人！”武王说：“唉！我的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以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举起你们的戈，排列你们的盾，树立你们的矛，我要誓师了。”

手持钺和旄，以身作则领先众人，大概是因为当时只有武王最为急切。已经做到这一步，一旦不成功就没有比这更大的祸患了，这是不得不这样的。逖，是远的意思。司徒、司马、司空在列而不具备六卿，我猜想随行和留守各有职责，所以没有全部列举。亚旅，是亚卿。师氏、大夫、长，是队伍的长官。庸、蜀以下八个国家，都是附庸或蛮夷的首领。由此可知在孟津防备的，不只是中原的诸侯，即使是夷狄也不依附纣王。树立干戈来听誓言，奋勇之状大概可以想象而见了。

武王说：“古人有话说：‘母鸡不打鸣。母鸡打鸣，只有家庭的衰败。’现在商王受只听从妇人的话，昏乱地废弃先王的祭祀而不报答，昏乱地废弃遗留的王父王母兄弟而不顺从，却推崇、纵容、信任、使用四方众多犯罪的逃亡者，让他们做大夫卿士，使他们残暴虐待百姓，在商都作乱。现在我，只是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今天的事，不超过六步、七步，就停止整顿队伍。士人们努力啊！不超过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刺击，就停止整顿队伍。努力啊士人们！还要勇猛，像虎像貔，像熊像罴，在商都郊外。不要迎击逃跑的敌人，以役使西土。努力啊士人们！你们如果不努力，那你们自身将有杀戮！”

《泰誓》说“喜欢妇人”而已，这里推究其极致，到了“只听从妇人的话”，所以昏乱地废弃先王的祭祀而不知道报答，昏乱地废弃三仁之类而不顺从亲人，都是因为听从妇人的话。妲己的罪过于是开始显著。“不愆”的意思，不仅显示其整肃，而且知道行军不暴虐。伐，是刺的意思。六步到七步，四次到七次刺击就停止，再次整顿队伍前进。当时的军队，从容不迫，所谓的诡道奇计，未曾使用。唉！这才是王者之师啊！《诗》的《大明》，起初说武王燮伐，燮，是和的意思。到了牧野，其阵势如林，檀车辉煌，驷马彭彭，那么肆伐的功劳，出自维师尚父之时

译鹰之所以如此，是故意为之。然而让军队像虎、像豹，像熊、像罴一样去攻打商人，这难道是武王的本意吗？这实际上是太公的谋略。由此看来，对于《泰誓》是太公所作，就毫无疑问了。

译周武王讨伐殷商，前往征讨并归顺野兽，记录其政事，作《武成》。

这篇文献有人怀疑其中有脱落的简册，因为其语言似乎不伦不类。殊不知史官的记载，是先列出大凡例目，而后叙述具体事实。什么叫《武成》？《诗经》说：“文王受命，拥有这武功。”当时开始运用武功来讨伐崇国。等到穿上一次军服天下就大体安定，才可以称为武功的完成。桃林、华阳所养的牲畜，是不再使用的牲畜，所以说“往伐归兽”。下车之后，凡是所施行的措施没有不是政事的，识记这些政事，记录这些政事而写成这本书。

武成

在正月壬辰日，月亮处于晦朔之间。过了第二天癸巳日，周王早晨从周地出发，去征伐商朝。到了四月，月亮刚生光明的时候，周王从商地回来，到达丰邑，于是停止武备，修明文治，把马匹放归华山南面，把牛群放归桃林原野，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丁未日，在周庙祭祀，甸侯、卫侯等诸侯奔走效劳，捧着豆器。过了三天庚戌日，举行柴祭和望祭，向天地宣告武功的完成。月亮既望之后，众诸侯和百官，在周地接受任命。

这是记载事情的大凡例目。一月，是周历的正月。旁死魄，是指月朔的第二天，既然已经生出光明，其旁边就是死魄了。哉生明，是指月初生光明。既生魄，是指既望的第二天，月亮开始亏缺。一月二日讨伐商朝，到四月二日才从商地回来。商人已经平定，却急于兴办治理，所以回来得这么晚。停止武备，修明文治，放归牛马，表示不再使用，这才叫做《武成》，由此可知武力是用来平定动乱、兴办治理的，圣人不应废弃它。文中说武德有七项，最终以安民、和众、丰财作为终结，大概这样然后才可以称为武功的完成。在周庙祭祀，是向祖宗报告。柴祭望祭大告，是向天地山川报告。众诸侯和百官在周地接受任命，是向镐京所管辖的诸侯群臣报告。这是史官列举其大凡例目，而其言辞则记载在后面，本来就不是简篇的脱误。

周王说：“唉！各位诸侯！只有先王建立基业、开拓疆土，公刘能够笃行前人的功业，到了太王开始奠定王业的踪迹，王季勤勉于治理国家，我的先父文王能够完成他的功勋，大大承受天命，来安抚四方华夏。大国畏惧他的威力，小国怀念他的德行。只有九年，大业尚未完成。我小子继承他的志向，追究商王的罪过，向皇天后土以及所经过的名山大川祷告，说：‘只有有道的曾孙周王，将要在商朝施行大的正义。现在商王受没有道义，残害天物，虐待百姓，成为天下逃亡者的首领，聚集罪恶的渊薮。我小子已经得到仁人，敢恭敬地承奉上帝，来遏制乱政。华夏蛮貊，无不顺从。恭敬地完成天命，所以我东征，安抚那里的士女。那些士女，用竹筐装着黄金，昭示我周王。天命的休美震动四方，用来依附我大邑周。只有你们神灵，尚能辅助我，来拯救亿万百姓，不要使神灵蒙羞。’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癸亥日，在商郊列阵，等待天命的休美。甲子日黎明，受率领他的军队像树林一样密集，在牧野布防。没有谁能抵挡我的军队，前面的士兵倒转戈矛，攻击后面的士兵而向北逃跑，血流得能漂起木杵。穿上一次军服，天下大体安定。于是改变商朝的政令，政令依照旧制。释放箕子的囚禁，封土祭祀比干的坟墓，在商容的里巷致敬。散发鹿台的财物，打开钜桥的粮仓，大大赏赐四海，于是万姓喜悦服从。爵位分为五等，分封土地分为三等。建立官职只任用贤人，安排事务只任用能人。重视百姓的五教，只在于饮食、丧葬、祭祀。敦厚信用，彰明道义，推崇德行，报答功劳。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

这是史官记载用武的始终，以表彰其成功，最终记录其政事。等待天命的意图，《太誓》已经详细记载；成功之际，这就叫做大定。血流漂杵，孟子不赞同，是不喜欢好战。说明武王的军队，是不得已而使用，使用后修明文治以宣告其成功。前面的士兵倒戈，或许真的有漂杵的道理，不足以作为武王的道德典范，孟子也是了解武王的心意的。商朝政令的不善，不能遵循旧章；改变商朝的政令，适宜依照旧制。所珍视的贤人是值得尊重的，所以释放囚犯、封墓、致敬以敦厚信用；不义的物品是值得抛弃的，所以散发财物、打开粮仓、大大赏赐四海以彰明道义。分封爵位土地，都任用贤能以推崇德行；尊重伦理，回归根本以报答功劳。政事的要点，没有超出这些。武王至此，还做什么呢？恭敬地端正自身面南而坐而已，天下哪有不安定的呢！它叫做《武成》，确实如此啊！我曾经论述武王的功绩，完成于《武成》，而其要点在于敦信、明义、崇德、报功。只有这八个字，可以引为武王的徽号，因为其所记载的事实如此。唉！这就是他垂拱无为而天下大治的原因。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讲义卷十二 宋 史浩 撰

周武王战胜殷商，杀死受，立武庚，带着箕子回来，作《洪范》。

有人说纣王穿着他的宝玉投火而死，而这里直接说杀死受，史法的严厉就是这样。大概纣王虽然不是武王杀的，但因武王而死，至此武王应当为法受恶是可以的。战国之士又附加有武王斩纣头的说法，其实杀死受的话不足相信。商朝沦陷，遗民百姓都有不忘其君主的心，所以商王多士在周朝成为顽民，其实是不肯改变心意来侍奉周朝。伯夷避居北海，不是不苦于纣王的虐政，到武王讨伐商朝，

译于是他拉住马缰劝谏，他的忠心由此可见。箕子的忠心，与伯夷的忠心是一样的。当时周武王虽然释放了他，如果不立武庚为君，箕子早就逃走了。如今他归顺周朝，不是为了周武王，而是为了我们商朝君主的儿子。伯夷作为北海地区的遗民，等到周朝拥有天下后，便不吃周朝的俸禄，以至于饿死。箕子在商朝假装疯癫沦为奴隶，等到周朝拥有天下后，便不肯做臣仆。周朝将他封在朝鲜，朝鲜是辽东以外未开化的夷狄之地，他逃往朝鲜，因而被封在那里。其实这两个人都是因为痛惜商朝的灭亡。唉！这两人树立了人臣的大节，万世之后，他们的名声如此显耀，如果不是得到《洪范》中皇极的道理，怎么能这样呢？大概作为人臣而不背叛自己的君主，这就是所谓的尽到臣子的本分，这皇极的道理，不就是人伦的秩序吗！周武王不仅容忍他们，而且又去请教他们，虚心无私地询问大道，这就是他被称为圣人的原因。箕子在这里，如果舍弃周武王而不告诉他，那么天人的大法就会秘密而不传，这不是对箕子的期望。然而他的《洪范》一书，又不是周武王能让他说的，实际上是上天让他说的，借着周武王而说出来罢了。所以他说：“皇极的陈述，是用来告诫和训导的，对于天帝来说，这也是训导。”

译洪范

子思说：“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的通达之道。”根本确立在太极之先，这就叫做正位。正位，是虚位。虚位，是天地的母亲，也是万物的祖先。太极凭借虚而生出天地，天地凭借虚而生出万物。大抵天地的本性，虚则没有具体事物，所以能够顺应大中之道而运行。〇说：“天地之间，难道不像风箱吗？”就是因为虚的缘故。万物承受天地的中道而生存，也凭借虚而能够化育。所以人的一具身体，从颈项到脚跟，百体都是充实的，但其中必定有虚空而无我的部分，这就是心。所以〇说：“只有道聚集于虚，虚就是心斋。”假如天地在混沌未分之前，没有得到大中之道，难道能使阴阳二气运行而不止息吗？假如人在胚胎未成形之前，没有得到大中之道，难道能使九类法则有序而不败坏吗？由此可知，大中之道，在混沌未分之前、胚胎未成形之初，从虚中确立，因虚而生成，本来没有物我的分别，遵循理而运行，自然全都顺遂。既然没有偏私执着，就没有不中节的，和由此而产生，所以称之为通达之道。天地从此而定位，万物从此而化育，那么中的功用，不已经很大了吗！这道，尧以此〇给舜，舜以此〇给禹，禹以此〇给汤，汤以此〇给文王、武王。武王和箕子才开始〇明这道，著写成书，叫做《洪范》。《洪范》，是大的法则，而其要点则称为皇极。皇，是大；极，是中；即大中之道。上天因为愚昧的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让箕子不在纣王的朝廷上死去，留下来传给武王，使〇明这道。万世之后，知道有大中道的，是武王〇明它、箕子陈述它的力量，他们的恩德太大了！那么天地顺应大中而运行阴阳二气，圣人顺应大中而排列九类法则，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虚心顺理罢了。

只有十三年王访问箕子

商朝以年称为祀，武王正在武庚的封国里访问箕子，史官记载那个时间说“祀”，是没有忘记旧制。武王即位之初，能够立即在他的封国里以大道访问他，向不被召见的臣子屈尊，由此可以看出尊重道德、喜爱大道的实情，适宜他足以大有作为。后世的君主三顾茅庐，还保有国家。《易经》说：“以尊贵处于卑贱之下，大大得到民心。”武王就是这样做的。

王于是说：“唉！箕子，只有上天暗中佑助下民，辅助协调他们的居所，我不知道常理是如何排列的。”

只有皇上帝将善性降给下民，那么所谓皇极，本来就是天地万物所共同赋予的。上天将这道降给下民，这就叫做阴骘，即暗中辅助。大抵虽然是下民，未曾不承受所谓的中，而在出生时父母胚胎之前，中已经具备了。只因为随着外物而变迁，迷失了所赋予的本性，所以成为愚昧和不肖。如果悟到大中之道，这是我固有的，以诚心保存它，以长久持守它，那么无处不中。尧以惟精惟一的中〇给舜，舜以此命令禹。汤在数百年后得到这道，所以仲虺说：“在百姓中建立中。”孟子也说：“汤执中。”又数百年后〇给文王、武王。文王、武王难道不知道所谓的中吗？然而不说，访问箕子，是因为箕子也得到这道，武王与他心胆相照，目击而存，所以想要〇箕子的回答，使这道显现在当时而施行于后世。武王引箕子作为助手，是因为箕子是当世的父师，一言可以取信万世。上帝既然将善性降给下民，而让他们辅助协调居所，以自安，安则道产生。顺应道而行，那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以至于朋友长幼，没有不排列有序的。武王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些吗？是谦虚退托以引来箕子的言论罢了。

箕子于是说：“我听说在从前，鲧堵塞洪水，扰乱排列五行，天帝于是震怒，不给予洪范九畴，〇伦败坏。鲧就被杀死了，禹于是继承兴起，上天于是赐给禹洪范九畴，〇伦排列有序。”

《洪范》指天人的大法，实际上本于大中。尧、舜、禹相〇以“真诚执守其中”，汤执中、立贤没有固定方式，文王看待百姓如同受伤，望道而未见，武王不泄露近处、不忘记远处，没有不是用中的。箕子回答武王的提问，应当极力陈列历代圣王传授都得到皇极之道，桀、纣反常都失去皇极之道来回答。曾经这不提，反而引用鲧、禹治水的成败，以说明九畴之所以被天、帝赐予〇的原因，其意深远。大抵就在他们父子之间治水这一件事上，检验他们之所以失中、得中，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他所引用的证据非常明白。大抵顺应天下的理就是皇极，在《洪范》九畴中没有不顺的；违背天下的理就不是皇极，在《洪范》九畴中没有不逆的。鲧堵塞洪水，水已经失去本性，必定知道五行之扰乱排列，扰乱排列紊乱而无序。禹能够反过来，就知道〇伦必定有序，直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的功绩，也是逐渐达到这个境界的。古人本来有割肉于社而知宰天下之平，在鞋履之间处分而知为将之必胜，那么治水的成败在一件事之间，难道不可以概见其他吗？又何况鲧用了九年，禹

译凭借十三年的漫长岁月，其中的得失十分明显，尤其容易指出来陈述。虽然如此，那么“帝”与“天”，该如何辨别呢？大概“帝”掌管主宰祸福的权力，“天”具备普遍覆盖、包容万物的道理。帝与天，其实都是顺应自然之理而不妄为的。正因为它们虚怀若谷而运用中道，祸福是由人自己招致的，天哪里会存私心呢！《尚书》说：“自己造下的罪孽，无法逃避。”这是指鲧而言的。《诗经》说：“永远配合天命，自己求得多多福。”这是指禹而言的。顺应道理而行，没有偏私，这就是天之所以为天的原因。既然如此，《洪范》九类大法不赐给鲧而赐给禹，并非天的偏爱，都是鲧和禹各自招致的结果，所谓“祸福没有不是自己求来的”。子思撰写《中庸》，引用“鸢鸟高飞至天，鱼儿跳跃于深渊”，大概是说人能够运用中道，所以能感动并通达高深之处，使飞禽走兽、潜游之物都受到鼓舞，天地的和谐相应便如此。至于说到其极致，就说：“上天的运作，没有声音没有气味，真是达到了极致。”没有声音没有气味，意味着祸福只由人自己招致，天确实是不妄为的。子思的《中庸》与箕子的《洪范》，实际上互为表里。

译第一类是五行，第二类是恭敬地运用五事，第三类是务实地运用八政，第四类是协调地运用五纪，第五类是建立并运用皇极，第六类是治理并运用三德，第七类是明辨地运用稽疑，第八类是省察地运用庶征，第九类是享用地运用五福，敬畏地运用六极。

天地在混沌未分之前便获得了大中之道，因此能够在覆盖承载、开阖变化之间运用其中道。其造化微妙潜移，周行运转永不停息，是因为有中道来主宰它。而中道的实质则体现在五行上。五行，即五种材料，在世间循环流动，一天也不能缺少，所以称为“行”。水、火、木、金、土，是五行确定的本体，凡是历经千古而不改变，经历万种变化而不移动，是因为有这种自然的本体。至于它们的功用，则需要等待圣人才能施行。到了第二类，中道降临而在人身上体现，所以必须恭敬地运用其中道，敬，就是谨慎；到了第三类，中道体现在养育人民上，所以必须务实地运用其中道，农，就是养育；到了第四类，中道体现在历法天象上，所以必须协调地运用其中道，协，就是顺应；到了第五类，中道确立于正位，所以必须建立地运用其中道，建，就是树立；到了第六类，中道施行于有用之处，所以必须治理地运用其中道，乂，就是治理；到了第七类，中道体现在决断疑难上，所以必须明辨地运用其中道，明，就是辨别；到了第八类，中道显现在感应应验上，所以必须省察地运用其中道，念，就是省察；到了第九类，中道显现在祸福上，所以必须或享用或敬畏地运用其中道，向，就是享用，威，就是敬畏。这九类范畴，有形之物在范围之内的都不能逃脱，顺从它就吉祥，违背它就凶险。天地运用中道，以及圣人运用中道，在下身为臣子，就实行君主的中道；在下身为百姓，繁多身为万物，就听从君主的中道。既然这样，那么天地、君臣、百姓、万物，全都离不开这个道，那么概括万物、总领众动的，大概就是九畴吧！然而九畴的关键，在于皇极。皇极排在第五位，为什么呢？因为皇极之道，是五这个数。天数五，地数五，都是因为以虚而发挥作用。〇说：“它的数就是一、二、三、四。”运用一、二、三、四的，就是五。五隐藏在中宫，虚空而没有具体事物，不是普通的数字所能拘束的。运化不停，生生不息，这是五的位置；虚空而不屈服，运动而更加涌现，这是五的功用。既然这样，皇极怎么能够不处在九畴的中间位置呢？虽然如此，圣人赞颂《易经》就说天一地二直到天九地十，《洪范》只说九畴，为什么呢？因为一、二、三、四、五，是数的生成；六、七、八、九、十，是数的完成。十，是五的完成。《洪范》既然把五作为虚位，如果说到它的完成，那么一旦完成就不可改变，所以虚设十来体现生生不息的道理，所谓缺少一个以等待运用，也就像《易经》以《未济》卦结束一样。既然这样，箕子的九畴，真是得到了乾坤的蕴藏啊。

一、五行：第一是水，第二是火，第三是木，第四是金，第五是土。水的特点是滋润向下，火的特点是炎热向上，木的特点是弯曲伸直，金的特点是顺从变革，土的特点是种植收获。滋润向下产生咸味，炎热向上产生苦味，弯曲〇产生酸味，顺从变革产生辛味，种植收获产生甜味。

一阴一阳就是道，道就是中。天地从太极那里接受中道，因此具备阴阳的道理。轻清在上称为阳，所以成为气；重浊在下称为阴，所以成为形。天地的阴阳不偏颇，这就是得到了中道，所以能够交感氤氲，万物由此产生。万物背负阴而怀抱阳，这是得到了阴阳的中道，所以冲气产生。冲气，就是和气，是万物滋生繁衍的东西。中是根本，和是通达的大道，所以天地以此定位，万物以此养育。五行，是事物显现于形体，一天也不能缺少的。五行用于天地之间，如果它们的功效不体现在养育人民上，那就只是一块死物罢了，五行有什么可贵呢？所以这五种事物不失去天地的中道，就能变化，从重浊升到轻清，向上成为日月五星的光辉，向下流动湿润趋向干燥，相生相克的形体。轻清重浊两者都不偏颇，这就叫做中，所以和由此产生。那滋润向下的，是水的形态；炎热向上的，是火的形态；弯曲直立的，是木的形态；顺从变革的，是金的形态；种植收获的，是土的形态。如果没有中道立于其中，那么水就会波涛汹涌而淹没山岳，火就会焚烧毁灭而燎原，木就会枯折而腐朽，金就会顽劣矿化而残缺破裂，土就会崩溃而贫瘠，又怎么能发挥它们的气来形成味道，滋养味道来养育人民呢？只有得到中道而生，那么所谓的五行，都是养育人民的工具，而它们的运作，都能致用于天地之间，这就是所谓的和。那么和，真是天下通达的大道。水得到中道，就顺从地滋润向下，滋润向下的完成，就成为江海，有产生咸味的功用；火得到中道，就顺从地炎热向上，炎热向上的完成，就成为焦灼，有产生苦味的功用；木得到中道，就顺从地弯曲直立，弯曲直立完成功用，它的果实都是酸的；金得到中道，就顺从地顺从变革，顺从变革完成功用，它的气味〇都是辛的；土得到中道，就顺从地种植收获，种植收获完成功用，那么稻秫都是甜的。到了这里，五行降临而在人身上，它的功用就彰明了。假如天地偏阴偏阳，这是没有得到中道，怎么能使得五行都得到中道呢？五行偏阴偏阳，这是没有得到中道，又怎么能产生味道来养育人民呢？《洪范》叙述九畴，首先提到五行，

译与天地一同生成。至于极其精微纯挚之处，便彰显其养育人类的功绩如此之大，却唯独不提及“用”，是因为它的功用太大了。《周易》说：“乾卦创始，能以美好的利益惠及天下，却不具体说出所利何物，真是伟大啊！”五行不直接言说“用”，也是同样的道理。从次二之后，推演并施行。它们存在于人身上，所以都称为“用”。所谓“用”，就是将其应用于民众之中。

译二、五事：第一是仪容，第二是言语，第三是视觉，第四是听觉，第五是思维。仪容要恭敬，言语要顺从，视觉要明亮，听觉要聪慧，思维要通达。恭敬表现为严肃，顺从表现为治理，明亮表现为明智，聪慧表现为谋略，通达表现为圣明。

一阴一阳叫做道，道就是中正，偏阴偏阳就不是道了。那不偏的，就是天地的大中。大中之道，运行于天地之间，四季凭借它运行，万物凭借它生长，氤氲磅礴于上下，和谐由此显现。它在人身上体现为皇极，皇极就是天地万物共同赋予的大中。人在胚胎混沌未显之前，就获得了这个中正，这就是所说的喜怒哀乐尚未发动的状态。寂静不动，怎么验证呢？等到发动后都能符合节度，才能验证其中的中正。如果有一件事不符合节度，就知道它不是从中正发出的，鲧治水的事就可以证明了，和谐怎么能产生呢！既然符合节度，事情就得到条理，仪容必定恭敬，言语必定顺从，视觉必定明亮，听觉必定聪慧，思维必定通达。从恭敬而产生严肃，就有端庄的仪容；从顺从而产生治理，就有合乎法度的言语；从明亮而产生明智，于是清澈透彻；从聪慧而产生谋略，于是审慎订正；从通达而产生圣明，于是大而化之。从本体到功用，都顺应大中的道理。如果失去中正，就不恭敬而粗暴傲慢，怎么能产生严肃？不顺从而淫邪诡辩，怎么能产生治理？不明亮而昏暗浑浊，怎么能产生明智？不聪慧而聋盲，怎么能产生谋略？不通达而狂妄愚蠢，怎么能产生圣明？《洪范》五事贵在敬用，在于推致而……，……而都符合节度，这才表现中正的功用。然而一定要说“敬”，是因为敬出于心，以思维为主。只有心中虚静而顺从道理，才能以敬来端正内心，从而主导仪容、言语、视觉和听觉，那么思维就是总括五事的关键。大概万善都在于心，心是虚静而无我的，如果被人的欲望淹没，心不在焉，那么五事就没有一样符合节度了。这是皇极在人身上的体现，以敬用为主的证据。

三八政：第一是粮食，第二是财货，第三是祭祀，第四是司空，第五是司徒，第六是司寇，第七是宾客，第八是军队【案此段讲义《永乐大典》原本缺失】

四五纪：第一是年，第二是月，第三是日，第四是星辰，第五是历数。人是天地的德性，阴阳的交汇，五行的秀气。孟子说：“万物都具备于我。反省自身而真诚，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年、月、日、星辰、历数，在我一身之中都具备。大概没有我这一身，那么年、月、日、星辰、历数有什么用呢？有我，四季就运行了，晦朔就平定了，昏旦就确定了，星辰就明亮了，历数就彰明了。尧说：“天的历数在你身上。”由此知道年、月、日、星辰、历数，有我则都有。那么五纪，虽然是天道的纲维，用来顺行而遵循轨道的，在人则是以中正来协调运用。所以……说：“天不因人而不因，人不因天而不成。”正是因为这个。人能以中正来顺应天，天也以和谐来顺应人，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达到中和，天地位列，万物化育，这是协调运用的效果。年，是春夏秋冬四季；月，是晦朔三十日；日，是昏旦十二时；星辰，是五纬十二次；历数，是用来整齐年、月、日、星辰行度的盈缩。年虽然由四季构成，必定有分至作为其中正；月虽然由晦朔构成，必定有……望作为其中正；日虽然由昏旦构成，必定有子午作为其中正；星辰虽然由……次构成，必定有日中宵中作为其中正；历数虽然用来整齐年、月、日、星辰，必定有阳中阴中作为其中正。人能赞其化育，使其符合节度而没有谬误乖戾的变化，这就是协调运用。协，就是和。假使人对五事八政不用中正，那么年、月、日、星辰、历数也都失去中正了，和谐从哪里产生呢？想要璇玑端正，玉烛光明，或者像日月合璧，或者像五星连珠，是不可能得到的。五者既然已经纷乱乖错，那么卜世卜年哪有长久的呢？这就是尧咨询舜、舜命令禹，都以历数在身而嘱托他们真诚执守中正的原因。如果天人之际和谐无间，那么大中之道完备，可以谈论皇极了。这就是箕子在皇极的正位，必定在五行、五事、八政、五纪都顺其顺序之后才陈述的原因。

五皇极：君主建立他的中正之道，收敛这五种福分，用来布施给他的百姓。当时他的百姓对于你的中正之道，……你保护中正。凡是他的百姓，没有淫邪的朋党，人没有结党的德行，只有君主作为中正。凡是他的百姓，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你就念及他们。不符合中正，也不遭受灾祸，君主就接纳他们。安慰他们的脸色，说：“我所喜爱的是德行。”你就赐给他们福分，这些人就是遵循君主的中正。不要虐待孤寡，而要敬畏高明。人有才能和作为，让他们进献其行为，国家就会昌盛。凡是正直的人，既富裕又善谷。你不能让有德行的人在你的家中得到好处，这些人就是罪过。对于没有德行的人，你虽然赐给他们福分，他们会成为你的灾祸。没有偏私没有倾斜，遵循王的义理；没有喜好，遵循王的道理；没有厌恶，遵循王的道路。没有偏私没有结党，王道广阔；没有结党没有偏私，王道平坦；没有反复没有邪曲，王道正直。……他的中正，回归他的中正。说：“皇极的敷陈之言，是……是训，对于帝”

译他的教诲。”凡是所有的百姓，将极致的道理广泛地宣示，遵循这教诲并付诸行动，以此来亲近天子的光辉。说：“天子成为百姓的父母，以此作为天下的君王。”

译武王所问的，只是关于十伦如何各得其所，箕子却用九畴来回答，并将这些内容的总纲称为“皇极”。皇，就是大；极，就是中。大中之道，是天地万物共同禀赋的。天运用中道，已经蕴含在五行之中，从五事以下，都是人运用中道。恭敬地对待五事，努力推行八政，协调五纪，凡是皇极降示于人的，都应当顺应这条大道而行，除此之外就不是皇极了，难道还能称之为大法吗？到了第五畴，就是皇极确立正位的地方，所以箕子直接指出其关键，专门要求君主做到，认为皇极之道，树立起标准，使百姓知道趋向的目标，这是君主的职责。天地在太极之前获得皇极，天因为此而高明，所以能用来覆盖万物而没有遗漏；地因为此而博厚，所以能用来承载万物而没有边界。君主在天地之间获得皇极，也应当普遍覆盖包容，使百姓即使在仓促或困顿中也不偏离皇极之道，这样才能以高明配天，以博厚配地。大中之道，是百姓共同遵循的，如果君主得到此道却不与百姓共同遵循，那就是独善其身，是独自享受五福而不施予百姓，百姓能依赖什么呢？殊不知天地将此道赋予君主，正是想要君主治理百姓，率领他们回归大中罢了。百姓处于大中之世，就像草木在春风中鼓舞生长，只见萌芽的、破土的、开花的、结果的，全都离不开春风，那么春的功绩就大了，应当知道皇极对于君主，也是如此重大。“于汝极”，是百姓看着你的标准，听从你的号召；“锡汝保极”，是推恩足以保全四海；“惟皇作极”，是民心没有中道，只有你确立中道。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那么念及他们，就是知道贤才而举荐他们；不违背中道、不遭受灾祸，那么接纳他们，是鼓励他们的进取；和颜悦色地听取他们的言论，认为他们崇尚德行而赐给他们福分，这是通过言语来明确地考察他们；有才能、有作为而让他们进献其德行，这是培养贤才以惠及万民。这些都是自然的道理，君主顺应这些而行，这就是皇极。至于那些结党营私、比附德行，残暴防闲、独断专行，畏惧高明，对于不崇尚德行的人，这不是中道，这是百姓失去了皇极之道；正直的人不被任用，却让善于在家的人得势，对于不崇尚德行的人却赐给他们福分，这不是中道，这是君主失去了皇极之道。既然君主和百姓都失去了中道，想要建立皇极，难道不难吗？那么皇极对于君主来说，只有让天下的百姓，没有一个失去中道，这才是效验。正因为天下没有一个百姓失去中道，才知道皇极之道，在这里最为广大，这就是十伦得以各得其所的原因。所谓十伦，就是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的道理，也就是所谓的王道。王道兴盛，那么百姓没有不遵循大中的，君主的职责就尽到了。无偏无陂，是中道；遵循王的义理，是顺应自然的道理。无有作好，无有作恶，是中道；遵循王的大道、遵循王的路径，是顺应自然的道理。无偏无党，是中道；王道荡荡，是广大而没有限量。无党无偏，是中道；王道平平，是平坦而没有险阻。无反无侧，也是中道；正直，是至公而没有私邪。那么皇极之道，君主用来赐给百姓的，可以说是至广大了。箕子之所以直接指向人心来告诉武王，说：“防止其有极，是反观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归其有极，是成全于上帝降衷之后。”到了这里，返璞归真，恢复自然的中道，百姓处于这样的世间，就像在华胥国一样，欢欢喜喜地登上春台，又哪有蒙冤受屈、向隅而泣的人呢？那么就知道所谓“惟天隂骘下民，相协厥居，十伦攸叙”的道理，果然不在别处而在这里。箕子留给武王的恩泽深厚啊。说：“皇极之敷言”，就是前面所陈述的。箕子认为这不是我个人的臆说，而是上天的训诫，代天而言。武王难道能不认同这些训诫吗？认同这些训诫并施行，那么百姓也都可以接近天子的光辉。君主一性之光明，既然推及百姓，那么百姓与君主都完全具备大中之道，又哪有彼此之间的隔阂呢？鱼在江湖中相互遗忘，人在道术中相互遗忘，这就是所谓的“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这就是王道之所以归于荡荡、平平、正直，作为极致的真诚。说：“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这是皇极敷言的结尾。武王到了这里，心开耳顺，实在与箕子精神融合如水投水，毫无差异，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他之所以能永远澄清四海，垂拱而天下大治，就是尽到了这个道理。

六、三德：一是正直，二是刚克，三是柔克。平和安康，用正直；强横不友好，用刚克；和顺友好，用柔克。深沉潜藏，用刚克；高明显达，用柔克。只有君主可以赐福，只有君主可以施威，只有君主可以享用美食。臣子不可以赐福、施威、享用美食。臣子如果有赐福、施威、享用美食的行为，就会危害你的家族，凶险于你的国家。人就会偏向邪僻，百姓就会僭越违常。箕子所说的第五畴皇极，与仲虺所赞成的汤王发扬大德，在百姓中建立中道的意思相同。其次第五畴，首尾只说百姓承受中道而生，日常使用却不知道，使他们回归中道，是君主的职责尽到了，而皇极的体就具备了。第六畴所以要说它的用。三德，是君主运用中道的大要。所谓中道，是执其两端而

译这是用来治理百姓的方法。君主虽然能够率领百姓遵循中道，但如果不是臣子执行君主的命令并将其传达给百姓，怎么能让广大民众普遍接受这种德行呢？因此，得到臣子的辅佐引导，皇极就可以建立了。《周官》说“设置官职、分配职责，作为百姓的准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君主运用中道，难道不依赖于臣下奉行的力量吗？这就是舜之所以有“臣啊，邻啊，股肱耳目”比喻的原因。三种德行，是君主识人的方法。正直、刚克、柔克，这里的“克”，是指威严克服私爱的“克”。人获得这些都可以称为德行，至于说到中道的运用，则在于君主抑制或提升它们，使之归于中道。皋陶论述识人，详细列举了九种德行，而箕子却只说三种德行，为什么呢？大概是箕子选取九德的关键，来告诉武王。这三种德行，是观察人的大法，也是选拔臣子的秘诀。如果一味追求正直，必然导致以自己的标准期望别人，这就不是中道了，所以必须重视温和，皋陶所说的“温”，实际上就是箕子所说的“平康”；如果一味追求刚克，必然导致强硬而不友善，这就不是中道了，所以必须重视充实，皋陶所说的“塞”，实际上就是箕子所说的“沉潜”；如果一味追求柔克，必然导致调和友善，这就不是中道了，所以必须重视确立，皋陶所说的“立”，实际上就是箕子所说的“高明”。这些都是为了抑制其过度而勉励其不足，这不是用中道来率领臣下吗？观察史鱼的直率，不如蘧伯玉的君子风范，由此可知正直需要以平康来补救；阳处父一味刚强，触犯众人而积聚怨恨，由此可知刚克必须用沉潜来补救；子太叔不忍心严厉，最终导致盗贼增多，由此可知柔克应当用高明来补救。这三位臣子，如果不是君主率领他们，怎么能归于中道呢？臣子既然归于中道，百姓怎么能不被感化呢？这就是君主运用中道的关键所在。三种德行之所以成为皇极的运用，大概就在这里吧？臣子既然共同归于中道，那么君尊臣卑，乾坤的位置就确定了，上下的名分就严格了，用来昭示百姓的道理就完备了。行福、施威、享用美食，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君主不能率领他的臣子，臣子既已失去中道，势必会向上僭越，从而行福、施威、享用美食。君臣的名分，逐渐导致背离，踩到霜而坚冰必然到来，将要危害家庭、祸乱国家，还想要伦理秩序井然，可能吗？所以箕子认为“君主任用偏邪不正的人，那么百姓就会僭越违常”。偏邪不正，就是失去中道。百姓知道什么呢？看仪态、听号令，只跟随上级的率领。君主如果任用这样的人，百姓怎么能不僭越违常呢？皋陶叙述九德的成效，达到百官互相效法，百工顺应时宜，最终没有荒废的官职，天工由人来代替。所谓代替天治理万物，非臣子不可，所以说“百姓协和于中道，这时你的功业就成就了”。然而一定要说不要教导放纵欲望，实际上是警告不要任用偏邪不正的人。那么君主运用中道的关键，果然在于得到合适的臣子，这是很明显的。如果防止他们偏离极则，引导他们回归极则，王道达到荡荡、平平、正直的境界，难道是一个人能独自做到的吗？这是股肱之臣的辅助。箕子的言论，与舜禹的谋略，如同符契相合。

译第七项是稽疑，选择并设立占卜和筮占的人员，于是命令他们进行占卜和筮占，卦象有雨、霁、蒙、驿、克、贞、悔，共七种。其中龟卜有五种，筮占使用两种，用来推演差错。设立专职人员来从事占卜和筮占。三个人进行占卜，就听从其中两个人的意见。如果你遇到重大疑难，先咨询你自己的内心，再咨询卿士，再咨询百姓，最后咨询占卜和筮占。如果你顺从，龟卜顺从，筮占顺从，卿士顺从，百姓顺从，这就叫做“大同”。你自己身体健康强壮，子孙后代也会逢到吉祥，这是大吉。如果你顺从，龟卜顺从，筮占顺从，卿士反对，百姓反对，这也是吉。卿士顺从，龟卜顺从，筮占顺从，你反对，百姓反对，这也是吉。百姓顺从，龟卜顺从，筮占顺从，你反对，卿士反对，这也是吉。如果你顺从，龟卜顺从，筮占反对，卿士反对，百姓反对，在国内行事吉利，在国外行事凶险。龟卜和筮占都违背人的意愿，保持静止吉利，采取行动凶险。

天地将中正之道降示给万物，所以说：“只有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万物接受中正之道而生存，只有人最为灵秀，所以说：“只有人是万物的灵长。”只有蓍草和龟甲是动植物中的灵物，所以说：“兴起神物来引导民用。”先王建立官职，选择并设立占卜和筮占的人员。所谓选择，是选取精通此道的人，以备咨询访问，作为决断疑难之用，名为卜筮，并且都为他们进行占断，所以《系辞》说：“从事卜筮的人崇尚占断。”至于皇极的建立，掌握它在君主，执行它在臣子，赐与它在百姓，只应当问是否合乎中正，合乎中正就实行，不合乎中正就违背它也就足够了，哪里有空闲去依赖蓍草和龟甲的兆象呢？我曾经用《易经》来验证说：“圣人借此洗涤心灵，退藏于幽深之处，与百姓共同担忧吉凶。”记载礼制的人也说：“从前圣人建立阴阳天地的情状，确立为《易经》。抱着龟甲面向南方，天子穿着礼服面向北方，即使有明智之心，也必须进献以防备其意志，表示不敢专断以尊崇上天。”如果有疑难寻求决断，咨询卿士、百姓，大都是有私心的人，不如没有私心的人更能证明。大概有私心的是人，没有私心的是天，人事尽力之处必须寻求天理，天给予的，人也就给予，这就是《洪范》必定把稽疑列为第七项的原因。蓍草和龟甲是没有私心的，天地神灵产生这种神物来寄托吉凶，让人模拟它然后说话，商议它然后行动。行动顺应道理，这就叫做皇极。所谓卜，是烧灼龟甲；所谓筮，是分拣蓍草。烧灼龟甲的方法，用纹路来验证：叫雨，表示阴阳和泽；叫霁，表示阴阳开明；叫蒙，表示阴阳昏暗；叫驿，表示阴阳断续；叫克，表示阴阳侵剥。吉凶由此显现。分拣蓍草的方法，占断使用两种，叫贞、叫悔。所谓贞，是内卦，内卦初次筮占，静止而正固；所谓悔，是外卦，外卦再次分拣，变动而有悔。衍就是推演，应当引申扩展，吉利，得到它的人身体健康强壮、子孙逢到吉祥就是这样；忒就是差错，应当趋向或避开，凶险，得到它的人保持静止吉利、采取行动凶险就是这样。三个人占卜，就听从其中两个人的意见，以多数为贵。如果有疑难就占卜，没有疑难又何必占卜呢？君主事物来了能照见，事情来了能应对，小事剖断决疑，还有什么疑难呢？只有大事，隐藏在一心中，又咨询卿士、百姓，是非可否已经在人心确定了，所以应当用龟筮来占卜天心。君主兢兢业业之心，到这里大概就尽到了。这是皇极的至理，不是箕子不能阐发。第七项之所以必须用稽疑，是为了尊崇上天。舜的元恺都可以托付，咨询内心，禹尤其杰出可以任用，志向已经先定，在朝廷和在野，询问谋划全都同意，谁说不可呢？却一定要等待龟筮协调顺从，然后任命他，这是质询上天，知道龟神所依凭的，就是这个道理。所谓协调顺从，难道不是既协调于中正，人给予而天也给予吗？那么龟筮，真是国家的重大事务。观察其取舍，内省我的心，外质臣民，幽深之处用龟筮，倘若没有不顺从的，这都是协调于中正，是天意所归属，适宜身体健康强壮而子孙逢到吉祥。如果不然，宁可让我的心和臣民不顺从，不可使龟筮反对，反对就是天意不归属的缘故。箕子谈论《皇极》，极尽天人精气的交汇，《大易》之书没有不同。

第八项是庶征：有雨，有蒙，有燠，有寒，有风，有适时。这五种征兆都具备，各自按照次序，众草繁茂。一种极端具备，凶险；一种极端缺乏，凶险。叫做吉征：叫做肃，适时降雨；叫做乂，适时晴朗；叫做晢，适时温暖；叫做谋，适时寒冷；叫做圣，适时刮风。叫做凶征：叫做狂，经常降雨；叫做僣，经常晴朗；叫做豫，经常温暖；叫做急，经常寒冷；叫做蒙，经常刮风。说君王省察在于年，卿士在于月，师尹在于日。年月日时没有变异，百谷因此成熟，治理因此清明，贤才因此显扬，国家因此平安康乐。日月年时已经变异，百谷因此不成熟，治理因此昏暗不明，贤才因此隐微，国家因此不安宁。百姓好比星辰，星辰有喜好风的，有喜好雨的。日月的运行，就有冬有夏；月亮跟随星辰，就有风雨。

喜怒哀乐没有发动，叫做中；发动都符合节度，叫做和。中与和不是两件事，中就没有不和，和就没有不中，两者是一致的，所谓发动都符合节度。符合节度就是皇极之道。达到中和，能使天地安位而万物化育，何况人的一身

译貌、言、视、听、思这五件事吗？如果在这五件事上都能合乎中道，那么五事就没有不合乎节度的，那么雨、晴、暖、寒、风就没有不应时而来的，如果不按时令到来就是恒常的灾异了。这就是箕子把“时”放在五事之后的原因。五事并不遥远，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一念合乎中道，五事的和谐就会感应而来。恭、从、明、聪、睿都是自然而然的，作肃、作乂、作晢、作谋、作圣也是自然之理。这就叫作合乎节度，那么天地的和谐就会感应，所以雨、晴、暖、寒、风按时令到来；失去这个中道，那么五事都会错乱乖戾，成为凶年，成为乱国，就知道是失去了中道。如果有一件事偶然顺遂，也是出于侥幸，如果合乎中道就没有不合乎节度的。拿身体来比喻，如果得到适当的调养，那么和气充满在头顶到脚跟之内，周流于脉络之间，四肢端正，皮肤肌肉丰满，而表现在外面的没有不是顺动的；如果有一个脏器有病，那么全身的气血就会消缩，其他四个脏器也会因此不安，和谐在哪里呢？因此五事中有一件不合乎节度，那么其他四件都会废弛，和谐就不会产生，而天地感应它的也就缺失了。这就是箕子重视五事都要完备，各自保持其次序的原因。众草繁茂，天地定位而万物各自达到其高大。如果不按照次序，就不合乎节度，人不和谐而天地的和谐就不会感应了。达到极点，完备就太过，所谓的一极备；达到极无，就不及，所谓的一极无。太过与不及都不是从中道产生的，这是一件事失去中道，那么五事就不完备而成为凶兆了，和谐从哪里产生呢？和谐不产生，那么雨、晴、暖、寒、风常有成为灾祸，常无也成为灾祸，所以都说是凶兆。五事合乎节度，天地以吉祥的征兆感应它；不合乎节度，就以凶险的征兆感应它。貌足以作肃，及时的雨顺应它，万物润泽了；其凶兆是狂，那么常雨顺应它，万物苦于水涝了。言足以作乂，及时的晴顺应它，万物光明兴盛了；其凶兆是僣，那么常晴顺应它，万物苦于干旱了。视足以作晢，及时的暖顺应它，万物温暖滋养了；其凶兆是豫，那么常暖顺应它，万物遭受焦枯之害了。听足以作谋，及时的寒顺应它，万物结实了；其凶兆是急，那么常寒顺应它，万物遭受僵冻凋落之害了。思足以作圣，及时的风顺应它，万物条理畅达了；其凶兆是恒，那么恒风顺应它，万物遭受禾苗倒伏、树木折断之害了。霜降而钟鸣，云蒸而石础湿润，古代做君做臣的人，之所以在殿堂之上正心诚意，而仁风德气感应于四方万里之远，像敲鼓回声那样迅速，在于我们一念萌发合乎中道罢了。那么吉祥与凶险的征兆，难道不是明显明白的吗？箕子的话，真是万世的良药和砭石啊。说“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凡是这些众征，君臣上下都应当念用。省，就是念。王所念的只是岁，岁是四时的运行，没有不概括的；日月所照耀的，霜露所降落的，有眼睛有脚，飞潜动植，普遍覆盖包含，没有不感动变化的，王所念的大啊，五事可以不念吗！代天治理万物，辅佐我们的君王，执行他的命令，率领他的百姓，晦朔弦望没有差错，春天行春令，夏天行夏令，卿士所念的次之，对于五事可以不念吗！以爵位定俸禄，以职位赋政令，受任委吏、乘田，各有掌管，师尹所念的又小了，对于五事难道可以不念吗！王与卿士、师尹都能敬用五事，根据他们所念的大小而致意，这就是所说的“岁月时无易”。百谷的功用成就，雨、晴、暖、寒、风顺应而成为时令，那么治理的显著光明，俊才在位，家庭的平安康乐，是必然的道理。那王与卿士、师尹不能敬用五事，失去他们所念大小的次序，这就是所说的“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的功用不成就，雨、晴、暖、寒、风不顺应而成为常异，那么治理的昏暗不明，俊才在下，家庭的不安宁，也是必然的道理。至于庶民，就不能要求他们有所念，愚昧地生存，众多地聚居，就像星星在天上，繁多地垂示象数，对于皇极日用不知道，只依靠王与卿士、师尹以为命，率领他们合乎中道就合乎中道，率领他们暴虐就暴虐，没有常心。大概星星附着在天，主风的有风，主雨的有雨，冬天有寒，夏天有暑，天道的运行，有待于王与卿士、师尹各自得到中道，以应天之中，那么吉祥的征兆感应它，否则凶险的征兆跟随它了。他们只看见日月运行而有寒暑，不知道寒暖有序，是上面的人谋划时晢时的吉祥征兆；寒暖失序，是急恒豫恒的凶险征兆。他们只看见月亮跟随星星而有风雨，不知道风雨有序，是上面的人圣时肃时的吉祥征兆；风雨失序，是恒狂恒的凶险征兆，安居乐业，就凿井耕田，都说：“帝力对我有什么呢？”不醒悟吉祥征兆出于王与卿士师尹；遭受凶险，被害，就严寒暑雨，只说怨恨叹息，不醒悟凶险征兆出于王与卿士师尹，这也可哀了。所以《经》说：“民心没有中道，只有你们的中道。”圣君贤臣一念之间，哪里容许失序而不思惟皇上帝降恒之意呢？武王至此，知道阴骘下民的不在天了。那么皇极之道，难道是从别处寻求而得到的吗？曾经说皇

译“极”的道理根本在于自身，在自身之中又以心为主宰。如果不思考，那么仪容、言语、视、听都无法发挥作用，这是因为没有主宰的缘故。圣人的道理在于：人心危险，道心微妙，用精纯专一的道理向上顺应天道，因此人心能够感通天心。把握事物的两个极端而将中庸之道施行于百姓。《周易》说：“圣人感通人心，天下便和平。”箕子在这里应当以心来领悟，武王在这里也应当以心来接受。之所以不得已而发表关于皇极的言论，是为了给后世设立准则。所以孔子对于自己说：“四季运行，百物生长。”对于他人说：“视、听、言、动都回归于礼。”子思说：“达到中和，天地便各安其位，万物便得以化育。”孟子说：“万物都具备于我自身了，反省自身而真诚，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子思又说，至诚的道理，可以辅助天地的化育，从而与天地并列为三。唉！天与人难道有不同的旨趣吗？那么箕子在五事上必定强调“敬”，在运用庶征时必定强调“念用”，大概是指皇极的根本源头，曾不超出人心之外。

译五福：一是长寿，二是富贵，三是健康安宁，四是喜好德行，五是善终。六极：一是凶短夭折，二是疾病，三是忧愁，四是贫困，五是丑恶，六是衰弱。

箕子回答武王关于“上天暗中佑助下民，使他们安居乐业，常理得以有序”的提问，明确阐述了皇极大中的道理，认为上天运用中道在于五行，而五行的运行，上天不能独自完成，在于人能够喜好德行来顺应它。所谓喜好德行，就是虚心无我，恭敬地运用五事。五事修养得当，那么天下的道理就不会隐匿而全部显现。存养这些道理来侍奉上天，那么天心就会在上应和；赐福给予百姓，那么民心就会在下应和。皇极的道理，难道不是优游广大吗！前章讲天有各种征兆，是人心感召的应验；本章讲人有福极，是君心赐予的应验。为什么呢？因为皇天没有私亲，只辅助有德之人。德行专一，行动无不吉祥；德行不专一，行动无不凶险。上天做了什么？在于在上位的君臣同心同德，恭敬运用五事来招致吉祥的征兆。百姓知道什么？在于在上位的人喜好德行并赐予他们福分。这是虚心无我，顺理而行的明显效果和重大验证。大概因为上天生育众民，有万物就有法则；百姓秉承天命，喜好美好的德行，所以如此。然而上天有好德之心，不能独自实现，在于圣君运用中道来感召；百姓有好德之心，不能自我治理，在于圣君运用中道来布施赐予。总其大要，在于一心克制私念。克制私念所以能虚心无我，顺理而行。吉凶的应验，福极的到来，难道是由天决定的吗？在于我们的心罢了。箕子回答武王的意思，可以说是深切显明了。

因此，君主既然成为圣人，那么日月星辰光明充足而风雨适时，草木茂盛而五谷成熟。百姓含着食物嬉戏，饱食遨游，都能尽享天年而不中途夭折，这是赐予的长寿；不耽误农时，深耕细作，居住的人有积蓄的粮仓，出行的人有携带的干粮，这是赐予的富贵；六合之内，和气充满，灾害不生，瘟疫没有，这是赐予的健康安宁；用孝悌的道义加以申说，引导他们走上礼让的道路，《关雎》的教化推行，《麟趾》的风气兴盛，这是赐予的喜好德行；手脚舒展，端正地死去，棺椁衣衾能够尽到礼仪，这是赐予的善终。百姓的五福，难道不在君主身上吗？“向”，如同“飨”（享受）；“威”，如同“畏”（畏惧）。享受，是百姓所愿望的；畏惧，是百姓所趋避的。圣君在上，顺理而行，得到所愿望的，因为其中正，那么常理难道不会有序吗？倘若一旦失去中正，那么干戈相寻，肝脑涂地，这是凶短折；疫毒流行，尸横遍野，这是疾病；外有侵略内有祸患，这是忧愁；饥荒接连到来，这是贫困；严酷的刑罚和淫滥的刑法，百姓无处着手，这是丑恶；亲戚背叛，兼并者到来，这是衰弱。君主的六极，百姓实际上承受了，百姓有什么罪过呢？享受和畏惧，用人君能不慎重对待吗？唉！皇极的道理，箕子的言论，到这里就没有剩余的内涵了。

为什么福有五种而极有六种呢？大概五是阳数，六是阴数。皇极的道理降在人间，秉承天命的本性人人本具，迷惑的人多而得道的人少，所以极多于福。在国家则治世少而乱世多，在个人则从善难而从恶易，因此五事有一项不中节，那么在天的凶兆必然应验。凶兆一应验，那么其余四项就不能成为吉兆了。大概风、火、水、旱，焦灼僵冻，有一项出现，那么其余四项就不能成功。箕子之所以贵在五项都具备，各自按照次序，然后才成为吉兆。五福有一项不中，那么在人的六极必然应验。六极应验，那么其余四项都不足以称为福了。大概人的生存，不长寿就是短折了，不富贵就是贫困了，不健康安宁就是忧愁、疾病了，不好德行就是刚强而为恶、柔弱而为弱了，不善终就是凶险了。五福以完备为福，无所不顺叫做完备。五项完备就是福，这是证明。那么上为君王，中为卿士师尹，下为百姓，能不兢兢业业、正心诚意，保持这皇极的道理吗？保持的方法，只是恭敬运用五事罢了。大概修养自己以恭敬，就能正心诚意；修养五事，兢兢业业，顺理而行，就没有不中节的。上天应和而成为吉兆，人得到而成为五福了。中节那么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夫妇、朋友、长幼，没有不得到其秩序的。太和充满，百祥荟萃，王道荡荡、平平、正直，而防止其有极限，归附其有极限。这是箕子所以告诉武王“上天暗中佑助下民，使他们安居乐业，常理得以有序”的符验。

虽然如此，大中的道理降在人间，日常使用却不知道，等待上位者劝勉率领的，都是下民。至于豪杰之士，即使没有文王也能兴起，那么正心诚意，自己求取多福，所谓“无不自己求取”的，不是为凡民说的，是为士君子说的。武王的时候，五福全备。在《既醉》这首诗里，序诗的人说：“醉酒饱德。”这是武王赐予的福，必定又说“人有士君子的行为”，以说明当时的人都能喜好德行，有招致福分的原因，所以武王赐予他们福分。这就是太平的极致啊！如果不是两位圣人相逢，极力阐明其奥秘，怎么能达到皇极的效果如此巍巍盛大呢？唉，盛大啊！

武王

译在战胜殷商之后，〇诸侯，分封宗〇，于是作《分器》。

译《礼记》说：“君子将要建造宫室，宗庙是第一位的。”又说：“凡是家族营造，祭器是第一位的。”这是孝子孝孙的心意。周武王刚登上王位之初，诸侯刚刚建立国家，首先把宗庙和祭器赐给他们，这是顺应人之常情。大概因为礼乐应当出自天子，士和诸侯不敢专擅，所以如此。后世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只有王公才能建立家庙、赐予祭器，这是先王遗留的意旨。然而世俗的儒生不学无术，妄言家庙不应当建立，祭器不应当赐予，因此有见识的人看到编撰的书籍，对这本书的亡佚感到痛惜。

《经部·书类·尚书讲义》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讲义》卷十三 宋 史浩 撰

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

道德是统一的，道不可见，体现在有用之处，就是德。德如果有瑕疵，那么道就不能达到纯全；德如果醇美到极致，那就是道了。譬如镜子不沾染污垢，呈现出莹然清明的质地；玉石不保留瑕疵，呈现出温润洁白的姿态。如果镜子沾染了污垢，就一定不能照见形貌；玉石有细微的瑕疵，就一定不能成为器物。人如果不注重细微的品行，就一定不能进益于道。古代那些恳切爱护君主的人，唯恐君主有污垢瑕疵，不能成为明镜美玉，这就是召公作《旅獒》的意图。

《旅獒》

能够战胜商朝之后，于是打通通往九夷、八蛮的道路。西旅进贡他们的獒犬，太保于是作《旅獒》，用来训诫周王。说：“唉！圣明的君王谨慎修德，四方夷狄都来归顺，无论远近，都进献地方的特产，仅限于服饰、食物和器具用品。君王于是昭示德行，将其施予异姓诸侯，不废弃他们的职事；将宝玉分赐给伯叔同姓之国，以此来增进亲情。人不会因为物品而改变，只有德行才能使物品显贵。德行盛大而不轻慢侮辱君子，轻慢侮辱君子，就不能竭尽人心；轻慢侮辱小人，就不能竭尽人力。不役使耳目，各种事务才能端正。玩弄人就会丧失德行，玩弄物就会丧失志向。志向因道而安宁，言语因道而交接。不做无益的事而损害有益的事，功业才能成就；不看重异物而轻视实用之物，百姓才能富足。犬马如果不是本地出产的习性就不饲养，珍禽奇兽不在国中养育。不珍视远方的物品，那么远方的人就会归服；所珍视的只有贤人，那么近处的人就会安定。唉！早晚没有不勤勉的，不注重细微的品行，最终会连累大的德行。堆山九仞，功亏一篑。确实遵循这些，百姓就能保住他们的居所，只有这样才能世代为王。”

西方的戎人，有个国家叫旅，进献獒犬，这是庭实。不推辞而接受它，是召公所担忧的。凭借武王有圣德，接受一只獒犬，何足为累，而召公如此谆谆告诫，为什么呢？大概因为獒犬这种动物，善于察知人的心意，驱使之就能冲撞人，不仅仅是警夜的犬罢了。后世的昏君，有倚仗这种狗来抗拒下属的，武王饲养这种狗，大概将用来做什么呢？既然留下了它的种类，怎么知道后代没有谄媚奸佞的臣子，指着兽的能力，来打动君主轻慢侮辱臣下的心呢？召公防微杜渐，在邪恶尚未形成时就制止它，用意深远啊。召公大概是能以正道侍奉君主的人吧！武王革命，去除商朝的暴虐，四海之内都向往其风化，九夷八蛮归顺内附，那么五戎六狄也就可想而知了。通道，是说没有阻塞，都能到达君王所在的地方，不是后世所说的开拓边疆。唉，是感叹的辞语。将要开导醒悟君主，应当先发出忧深思远的声容。明王敬德，四夷都来归顺，是说没有懈怠荒废，四夷来朝见君王。无论远近，都进献地方特产，是说尊君亲上的心意，不可以空虚无实。仅限于服饰食物器具用品，君王就接受，其他物品不应当接受，接受了都没有益处。服饰食物器具用品，只有君王及后世子孙百官的供给，必不可缺少的。既推其余惠及诸侯，以昭示我的德行所至；又将宝玉赐给同姓，厚待和睦亲近亲属，以显示不积聚货利的意图，诸侯敢不服从吗？人不会因为物品而改变，只有德行才能使物品显贵，是说只有他有德行，赐予他足以成为荣耀；如果他没有德行，物品本来如此，赐予他不足以成为珍贵。所谓王者，心中无为，以守住至正。召公的告诫，说不轻慢侮辱，不役使耳目，不做无益的事，不看重异物，不饲养非本地习性的犬马，不养育珍禽奇兽，不珍视远方的物品，都是去除邪恶而归于至正的告诫。况且轻慢侮辱君子，就不尽心；轻慢侮辱小人，就不尽力。役使耳目，就被声色所迷惑，各种事务怎么能端正？所谓玩弄人就丧失德行，玩弄物就丧失志向。志向因道而安宁，是居处安定；言语因道而交接，是求之于道。做无益的事，就装饰文绣，从事土木工程，白白耗费工力，最终归于败坏；看重异物，就寻求玩好，采集珍奇，白白耗费资粮，百姓更加穷困；饲养犬马，就不了解本地习性，跌跌撞撞咬噬，有害无利；养育禽兽，就不怕搜猎，穷追远捕，远方的人就不服了。心中无为，以守住至正，怎么可以一念萌生这些呢？最后说：“所珍视的只有贤人，那么近处的人就安定，近处安定那么远方的人就来了。”这是王者辅助德行的要道，招来远方人的关键。召公想要武王早晚勤勉，而在细微的品行上有所持守，所以保全他的德行。又说堆山九仞，功亏一篑，想要他最终能保全他的全德。说“确实遵循这些”，是想要武王信守实行此道；说“百姓保住他们的居所”，是说保民而王。只有这样才能世代为王，是说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为后代留下福泽，而使世世修德。唉！召公爱君的道理，达到极致了！这就是他之所以成为三代臣子的原因吧？

武王有疾，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