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讲义卷十八　　　　　宋　史浩　撰

译是这样吗？只有周公可以这样说，其他人则不敢如此。古人敢于教导的意旨，周公在此应当承担责任。首先说“安守你的职事，安守你的牧职，安守你的准人”，这样就可以称为后人了。三宅，就是常伯、常任、准人。宅，是他们职位所居之处。谋略必须当面任用训导的，只有左右近臣得以当面陈述。疏远的臣子，怎么能每天见到我们的君主？高宗早晚纳受教诲以辅佐我的德行，所以不责备群臣而唯独告诉傅说。夏桀的三宅都是无义之人，于是不能任用往古之人，这是只有暴虐的德行。往，是古时的人。不能任用往古之人的德行，既然用无义之人辅佐，怎么能遵循先王的成法呢？这就是不能善终的原因，所以说“没有后代”。虽然如此，夏桀的恶行如此，却称之为德，为什么呢？大概德有吉凶，夏桀所任用的是凶德，所以说暴德。于是成汤崛起，从诸侯而拥有天下，于是能大大喜庆上帝的光明命数，也任用三宅的俊才，如同夏朝吁求俊才一样。在恭谨的商邑，则与他的国家协调；在四方，也使用这个大法，万民都看见德行。现在纣王的德行狂妄，昏乱，只有嗜刑的凶德之人在左右，于是任用群不逞之人，让他们参与政事，这就是《立政》中关于任人的言辞之所以〇的原因。帝钦罚者，钦，是重视。天重视置于刑罚，所以亡国。使我们周朝处于中夏，效法汤承受天命。奄甸万姓，甸，是率土皆安。文王、武王能知晓三宅的心，明察其中的俊才而任用他们，以恭敬地侍奉上帝，顺从心意以任用贤人，如同汤大大厘正上帝一样。设立民众的长官伯，有利于建立诸侯；设立政事任用人才，举荐贤能。准夫、牧，担任三事，就是三宅。御侮，是内御。趣马、小尹、圉人、啬夫之类；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府史胥徒之类。三宅得到人才，那么百执群吏没有不是正直的人。于是大都小伯的诸侯，以此为准则效仿，也没有不任用贤人的。艺人，是执技者；表臣，是长民者。百司、百官、有司。太史、尹伯，是国家的大僚；庶常吉士，是他们的属官。司徒、司马、司空，是国家的三卿；亚旅，是贰政以跟随其长官的众人，没有不都任用吉士的。以至夷、微、卢、烝、三亳、阪尹，蛮夷君长，也没有不以贤人自辅的。文王、武王之所以能上际天下极地都享受他们的德行，是因为上面能任用贤人，风化所及，没有不以任用贤人为急的。又说：“只有文王能克制他的宅心。”厥，宅，是三宅。三宅既已克制，设立这些常事，群臣的职责就举行了。既然得到了人才，文王委任责成，执掌纲要以驾驭下属，未曾丛脞以自兼。庶言，是天下之议论；庶狱，是天下之刑罚；庶慎，是天下之防闲。因为各有司存，不烦劳君王亲自决断。有司各能效职，君王恭己以听之。训其用违，顺其取舍，这是劳于求而逸于用。文王不敢知，示以不疑而听其剖决，这是委任责成的证据。武王率循此道，较之文王不敢废弃他的义德。义德，也是文王的德，只是文王既服事商而不用，到武王则用之。大概仁义一道也。从其容德，武王的仁义，实是文王的仁义，所以并受此大业不为过。周公念及文武之德，于是又叹道：“你现在为王了，从今以后其立政、立事、准人、牧夫，应当敬用吉德之人。”虽然如此，人本来不易知，知人也未易，这就是禹所以因皋陶告舜以知人，而说：“帝当难知也。”其说灼之者，是知之审而明辨不惑以用之。厥若者，是其所云为。知之既悉，大使之治天职。相，是佑，佑我所受之民。和我庶狱庶慎，时则勿有间之者，不可间断，朝于斯，夕于斯，虽一话一言之微，终必以成德之彦治我民。言天下之治，非君独能致，必得人可也，这就是帝舜所以有“臣哉邻哉”之言。人之徽言，是先生长者之所告语者，现在尽布于君王。从今以后，岂惟君王听用之，君王之子孙也应当知道不可误于庶狱庶慎。惟正是乂之，大概政者正也，我率以正，孰敢不正？这又是教其子孙以取人之法。《记》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语》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说的就是这个。古商人汤也，自汤至于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准人，既已克宅之，复由绎之，所以能致大治。那么立天下之政，果不在彼而在此吗？倘若不能用贤而用憸人，怎么能辅以德，又怎么能显于世呢？从今以后，其勿用憸人，惟用吉士可也。夫憸人，是凶人，对吉士而言。惟吉士乃能助相我国家。现在文子文孙，周之子孙，都知道成王之王也。其勿误于庶狱，惟有司之牧夫者，大概说为君固当听大臣之教，独于庶狱犹不可误。大概以死者不可复生，

译断绝的事物无法再连接，怎么可以轻易谈论呢？到了这个地步，就不应当只听任有司牧夫的意见，而应审慎决断，其权力在于我，不转移给下属臣子。因为君主对于众多刑狱案件不能一一查问，那么臣下就有用杀罚来引导君主的人，杀罚不止，就会随之兴起战争，这就是军队产生的原因。所谓“陟禹之迹”，意思是遵循禹治水的足迹，这是不对的。周公说战争不易言说，应当践行禹的足迹，禹并非不曾征伐。那三苗不顺从，征伐不能取胜，直到班师回朝，而让舜广泛布施文德，三苗于是归服，这是周公教导成王任用德政而不任用刑罚的证明。以德政行事，那么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想归服的。文王的显著光辉，是从德政方面说的，德政可以看见，所以说“觐”；武王的伟大功业，是从功绩方面说的，功绩应当彰显，所以说“扬”。这是说文王武王能够遵循禹的足迹，所以能如此兴盛。从今以后，建立政事只任用常人。常人，就是吉士，就是义民，说法虽然不同，其实都是善良的人罢了。太史，是记录史事的官员，周公告诫他，由司寇苏公来执行。按照《左传》说：“苏忿生担任武王的司寇。”执法严肃而恭敬，使用刑狱就可以记载了，以此来长久维持我的王国。刑罚必须公平，公平就是适中，适中的刑罚是成王太平盛世、刑法搁置不用时应当采用的。而太史是辅佐君王的臣子，不可以不告知。我曾经认为周公谈论用人的方法，对内从三公卿士，一直到奔走服役的人；对外从诸侯的百官，一直到蛮夷部落，没有不用人来建立政事的，这是对的。而其归结在于众多刑狱案件，大概是想要成王知道选拔人才的关键。那些引导君主用严刑峻法处理大狱的人，是小人；引导君主穷兵黩武从事战争的人，也是小人。那些不忍心谈论战争，而想要对内修明政事以抵御夷狄的人，一定是吉士，是常人，是苏公这一类人。成王如果能从众多言论中听闻并了解其深意，那么贤人差不多就能得到了。这是周公教导成王选拔人才的关键。唉！周公爱护君主的情意深厚啊。后世的君主如果能看到这一点，那么太史难道可以不记载吗？

译成王已经废黜了殷商的统治，平定了淮夷，回到丰邑，于是作《周官》。

周公辅佐成王，废黜商朝，理应灭掉，却将其迁往洛邑；平定奄国，也理应灭掉，却将其迁往蒲姑。如今平定淮夷，未必真的将其灭尽，周朝政权的忠厚，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既然已经回到宗周，天下大治已经安定，功业已经成就，于是作《周官》，把任命官员的宗旨告知群臣。周公曾经作过《周官》一书，把任命官员的名目告知成王，其中对官员的区分隶属，详尽完备地记载，大概有数万言。而成王能够提炼其中的关键要点，自己写成这篇，不过数百字之间，而群臣的分工隶属，以及人才的邪正，都清晰明了，没有遗留的隐晦之处。如果不是从周公那里有所收获，怎么能做到这样呢？那么周公的教导、成王的学习，大概与后世不同了。

**周官**

只有周王安抚万方，巡视侯甸之地，四处征伐那些不朝觐的诸侯，安抚亿万民众。六服地区的诸侯，没有不承受恩德的。回到宗周，整顿治理百官。

这是成王赞颂文王、武王的德行，叙述文王、武王任命官员的原因。巡视侯甸，是指巡视诸侯领地，考察礼制，矫正刑罚，这是统一德政。诸侯承受恩德回到宗周，是指朝见和会同。整顿治理百官，来安抚亿万民众，这正是时候了。

王说：“遵循过去的伟大谋略，在动乱未发生之前建立治理，在危险未出现之前保持安定。”

这是成王能够窥见文王、武王得天下的根本，所以称为伟大谋略。治理安定的方法，如果不能在动乱和危险未发生之前维持谨守，等到危险和动乱发生之后才寻求安定，就像天寒了才去寻找皮衣，也晚了。《鳬鹥》这首诗，赞美成王能够持盈守成，大概是因为他掌握了先王建立治理、保持安定的方法。他之所以让神灵祖先安乐，是因为天地诞生了一位圣明的君主，祖宗诞生了一位圣明的儿子，开创基业，垂立统绪，成为一代之明主，在郊外祭天，在社稷祭地，他的神灵难道不欢喜吗？这就是所谓的安乐。然而他的内心惴惴不安，只怕不能继承先业以永保天命。既然庆幸成王能够知道持守而成为太平之君，那么神灵祖先都感到安乐，是理所当然的。在执政之初，能够说出这些话，《鳬鹥》这首诗颂扬他的成功，并不过分。

说：“唐尧、虞舜考察古制，建立官职只有百官，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各种政务和谐，万国安宁。夏、商两代官职加倍，也还能治理好。圣明的君王建立政治，不只看官职，只看人。”

唐尧、虞舜建立官职，也是沿袭前代，所以说“考察古制”。可以想见古代建立官职，一定更加简少，大概是用结绳记事来治理，官职不必多。后世人口逐渐增多，民事逐渐繁杂，所以设置官职分工，不得不多。然而百揆、四岳、州牧、侯伯，未曾不具备。至于夏、商时代，官职虽然加倍但也能治理好，是说事务更加繁杂而仅仅能够治理好。那么前代圣明君主的建立政治，不在乎官职而在乎人有德行，如果没有德行来胜任，就空缺，所以说“不必完备”。夏、商以来，并非没有三公，见于典籍的，伊尹称为保衡，太公称为维师而已。伊尹作为保，望作为师，可以担当此任，其他人怎么能比肩呢？这就是只看人的证明。

如今我小子恭敬勤勉于德行，早晚都怕来不及。仰思前代如此，训导他们的官员。设立太师、太傅、太保，这就是三公。讨论治国大道，调和阴阳。官职不必完备，只看其人。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少，辅助三公推行教化，敬信天地，辅佐我一人。冢宰掌管国家治理，统领百官，均衡四海。司徒掌管教化，颁布五常，安抚亿万民众。宗伯掌管礼制，治理神人，调和上下。司马掌管军事，统领六军，平定邦国。司寇掌管禁令，查究奸恶，刑罚暴乱。司空掌管土地，安置四民，适时利用地利。六卿分工，各自率领其下属，来倡导九州，使亿万民众富足成就。每六年，五服的诸侯朝见一次。又过六年，君王于是巡视，在四岳考察制度，诸侯各自在方岳朝见，大大明确升降黜陟。

周公作书，将六官配合两仪、四时，是为了说明天地、春夏秋冬的不可改变。六者具备而岁功成就，后人不可增减，就像两仪、四时不可差错一样。而六官之首都说“设置官职分工，作为民众的准则”，是说其建立官职专门在于使亿万民众富足成就。成王从周公那里学习的，是大学，是先王之道。尧、舜、禹、汤惟精惟一，努力彰显大德；文、武的景光大烈，无不执其两端而用中于民，所以说“作为民众的准则”。想那成王正当年幼，听受周公的训导，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无不熟知而深入探究，所以刚开始执政就能恭敬勤勉于德行，早晚都怕来不及，这确实是尧、舜、禹、汤、文、武的急切，所谓“学习好像赶不上，早晚都怕来不及”的意思。仰思前代，是考察古制。如此训导他们的官员，于是设立三公来讨论治国大道，调和阴阳；三少来辅助三公推行宏大教化，敬信天地。上面用道义衡量，下面用法律遵守，都是用来辅佐君王，所以说“辅佐我一人”。不是合适的人就空缺，所以说“不必完备”。官与职不同，职则从委吏、乘田以上，不可不专一；至于官则只看其人。那么三公，是所任命的官；六卿，是所掌管的职。周公为师，

译召公担任太保，却没有什么名声流传下来，是因为史书记载不详尽。周公担任太师，也能够总管冢宰的职务，由此可知公是官职，而六卿是职务。观察六官所掌管的事务与周公的典籍，虽然略有不同，但探究其义理则都是相同的。只有司空的职掌涉及土地事务，而今天说掌管土地，则不可不加以辨析。大概后世的官制已经消亡，人们依据《考工记》来定夺，议论的人于是认为司空掌管所有共工的事务，这是不对的。只有经书中记载说：“司空测量土地、安置居民。”“司空掌管舆地图。”这就是掌管土地的证明。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禹平定水土，为什么应当担任司空的职务呢？六卿分担职务，各自率领他们的属官来倡导九州的诸侯，所谓倡导，就是在诸侯中起引导作用。诸侯怎么能不感化于上级的德行呢？唐、虞时期的诸侯每五年朝见天子一次，周朝则是每六年五服诸侯朝见一次。唐、虞时期的天子每五年巡视一次，周朝则是每六年天子按时巡视，也就是每十二年巡视一次，时代不同则事务也不同。在四岳考察制度，协调时、月、日，统一律、度、量、衡，这是为了使不齐整的事物变得整齐。诸侯各自在方岳朝见，群后四方朝见。明确地罢免或晋升，《王制》所说的“不恭敬的君主削减其土地，不孝顺的君主剥夺其爵位，对百姓有功德的，增加土地并提升爵位”。所有这些都属于周朝的制度。然而前面说六服，现在说五服，为什么呢？六服，根据《大行人》来考察，是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要服。这里说五服，是因为要服是戎狄的国家，不能用常规的礼仪来约束，所以用羁縻政策对待他们，但不废除他们来朝见的期限，这也是圣人兼怀天下的意思。

译成王说：“唉！凡是我那些担任官职的君子们，要敬重你们所主管的事务，谨慎地发布政令。政令一旦发出，就要坚决执行，不要反复无常。要用公正之心消灭私欲，百姓才会真心归附。学习古人的道理再入仕为官，依据法度来商议政事，政治就不会迷惑。你们应当以典章常法作为效法的榜样，不要用巧言利嘴扰乱你们的官职。心中存有疑虑就会败坏谋略，懈怠疏忽就会荒废政事。不学习就像面对墙壁，处理事务只会烦乱。”

这是成王告诫众官的话，他分辨善恶的道理如此明白。然而他刚继承王位，深居宫廷之内，是从哪里得知这些的呢？大概是因为周公深切爱护君主，倾尽忠诚，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而成王天生具有聪慧的资质，警觉领悟，与众不同，承受周公的教诲，心意开通，理解透彻，洞察事理清晰明了，所以不需要外出接触事物就能知道情况的真假。想象他胸中如同大圆镜，人的长短大小，各自以其形态美丑自然显现。他对有官职君子的告诫，没有不像五谷可以疗饥、药石可以治病那样有益。政令不反复无常，私欲不损害公义，百姓就会信服；通过学习达到道的境界，用义理来裁断事务，政治就会清明；以典章常法为老师，就不会忘记成法。最后他说：“不要用巧言利嘴扰乱你们的官职。”巧言利嘴确实足以扰乱官职。那些百官修养德行，百姓信服而政治清明，又能效法成法，正如前面所陈述的那样。如果有一个巧言利嘴的人在列，就会颠倒黑白，以邪为正，官职怎能不混乱呢？然而成王在上，哪里容得下这种人？之所以这样说，是考虑祸患很深，后世可以以此为戒。“心中存有疑虑就会败坏谋略，懈怠疏忽就会荒废政事”，这是说不能敬重所主管的事务、谨慎发布政令，也不能用公正消灭私欲。疑虑在心中，怎能实现志向？先王尚且谋划咨询自己的心意，咨询卿士，咨询庶民，咨询卜筮，选取恰当的决定执行，何况主管事务的官员呢？只有听从这一点，就没有反复无常、违背公义的祸患了。“不学习就像面对墙壁，处理事务只会烦乱”，这是说不能学习古人道理入仕为官、依据法度商议政事。人不学习，怎能从政？先王尚且致力于发扬光明，急切忙碌以成就政事，何况从政的臣子呢？只有听从这一点，就没有面对墙壁、琐碎不堪的祸患了。凡此都是担任官职君子的通病，而成王却能一一列举并极力陈述。至于卿士和公卿，都是王选用的人，对他们的告诫就不同了。成王可以说掌握了言语的要领。

告诫你们卿士，功业崇高在于立志，事业广大在于勤奋，只有能够果断，才没有后来的艰难。地位不期望骄纵，俸禄不期望奢侈，恭敬节俭才是德行，不要承载你们的虚伪。修养德行，心境安逸且日益美好；做作虚伪，心境劳苦且日益拙劣。身处尊位要思考危险，无不应当敬畏，不敬畏就会陷入可畏的境地。推举贤人让位于能人，众官才会和谐，不和谐政治就会混乱。举荐能人担任官职，在于你们的能力；称职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在于你们不能胜任。成王说：“唉！三公和大夫们，敬重你们的官职，治理你们的政事，以辅佐你们的君主，使亿万百姓长久安乐，万国永远没有厌弃。”

这是成王告诫大官的话。大概有功业、有事业、有地位、有俸禄，不是大官又是什么？王的三公、六卿，没有德行不让其居位。对他们的告诫，在于立志和勤奋，果断而没有艰难，不骄纵不奢侈，恭敬节俭而去除虚伪。去除虚伪，德行就显著了。大概行为虚伪而固执，言语虚伪而善辩，即使有忠信廉洁，也不能进入尧舜的大道，最终沦为乡愿。虚伪的危害如此，那么彰显真诚去除虚伪，不就是修养德行吗？君子的道理，暗中日益彰显；小人的道理，明显日益消亡。德行与虚伪相差如同冰炭。修养德行的人，心境安适；做作虚伪的人，想要掩盖不善而彰显善，心境常忧，唯恐被人知道，能不劳苦吗？等到罪过大到无法解脱，败亡随之而来，自以为善于钻营，没有比这更拙劣的了。身处尊位思考危险的人，满而不溢，高而不危。不敬畏就会陷入可畏境地的人，是说不能兢兢业业以保持地位，就会进入可畏的领域了。推举贤人让位于能人，众官才会和谐，大概因为天生贤能，其才能德行必定大大超过常人，既然不能埋没，就应当推崇奖赏、引导扶持，让他们在职务上实现辅佐君主、恩泽百姓的志向，那么推举贤人让位于能人，确实是卿士的职责。古代之所以与同僚没有不同心的，就是这个原因。同心就是和谐。众贤在朝廷和谐，那么万物在民间也和谐，政治怎能混乱呢？举荐能人担任官职，在于你们的能力，这是称职；称职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在于你们不能胜任，怎能没有罪过呢？这是保任的方法。至于三公，就是公卿。他们议论大道治理国家，辅佐公卿推行宏大教化，哪有可指责的过错？只应当率领卿士百官，敬重你们的官职，治理你们的政事，以辅佐你们的君主，使亿万百姓长久安乐，让万国都美好。傅说担任宰相，所以先在旁边招揽俊才排列在数位上。那么周公作《周官》，设立官职分工作为为民确立准则的根本意图，成王是领悟了的。后世那些辅佐君主如尧舜，辅佐君主；恩泽百姓如唐虞，使百姓安乐；而济济一堂互相谦让，没有妒贤嫉能之心的人，也是周公一类的人。成王这篇书，掌握了设立官职的要领。

成王已经征伐东夷，肃慎来祝贺。成王让荣伯作《贿肃慎之命》。淮夷已经征伐，成王的威德显扬于国内外，东北的夷人向往风教仰慕道义，叩头来祝贺。成王用诸侯的礼节对待他们，既赏赐货物，又让王的卿士写文书来褒奖他们，不因为他们处于教化之外而轻视他们。

周公在丰邑，将要去世，想要营建成周。周公去世，成王葬于毕，告知周公，作《亳姑》。

译周公告老还乡，成王让他居住在丰邑，这是为了不忘叔父的恩德，让他留在京城。而周公病重将逝，想要回到成周，是不敢用丧事连累君父，又无家可归，所以想回到旧日治理的地方。由此可知，《洛诰》中所说的“命公后”，乃是告诉周公稍留在洛邑，而不是立伯禽为君，这是很明白的。假如伯禽已经在鲁国，周公必定想回到鲁国了。从前刘向驳斥关于神仙的说法，说：“文王毕”，意思是文王的墓在毕地。成王让周公葬在毕地，是因为周公是一代功臣，忠孝两全，死后附葬在君父的墓旁，是适宜的。文中说“告周公作亳姑”，解释的人说：“亳姑，就是蒲姑。征伐奄国的行动，是周公谋划的。如今奄国已经归顺，不再与淮夷同流合污，成王将功劳归于周公，所以写了关于亳姑的书信，在毕地告知周公。”

译周公去世后，成王任命君陈分管治理东郊的成周，因此作了《君陈》篇。

商朝遗民迁居到成周，周公去世后，成王于是任命君陈分管治理东郊。天下的万国，成王都应当安抚驾驭，并选拔人才共同治理，所以说“分正”。分，就像分封疆界、分发符节一样；正，就像尹正（治理）一样。丰镐在西边，而成周在东边，所以称为东郊。有人说：“东郊，只是成周的一个角落。”这是不对的。《尚书》序言不说是成周的东郊，必定说是东郊成周，这意思不言自明，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君陈

成王说：“君陈，只有你具备美好的德行，孝顺恭敬。只有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才能将这种德行施用于政事。我任命你治理这东郊，要恭敬啊！从前周公教导保护万民，百姓怀念他的德行。你去谨慎地担任你的职务，遵循常规，努力彰显周公的训诫，百姓就能得到治理。我听说：‘极致的治理像馨香一样，能感动神明；黍稷的香气并非真正的馨香，光明的德行才是真正的馨香。’你应当效法周公的谋略训诫，每天勤勉不懈，不敢安逸享乐。大凡人们没有见到圣人时，好像不能见到；已经见到圣人后，也不能遵循圣人的道路。你要警惕啊！你就像风，百姓就像草。谋划政事，没有不艰难的。政事有废除有兴起，出入举措都要出自你的深思熟虑，众人的言论一致，就要反复推究。”

周朝的卿士都是王的臣子，但有时称他们为君，大概是因为他们可以作为诸侯而统治国家、养育百姓。现在称君陈，前有君奭，后有君牙，也是这个意思。君陈修身齐家，家齐就可以治国，所以他的美好德行在于孝顺父母、恭敬兄长。父母爱子，有均等的德行，无不希望兄弟和睦，友爱兄弟，这是孝的大义，能够施用于政事，就可以拥有国家了，所以任命他治理这东郊。敬哉，意思是出门像接待贵宾，役使百姓像承接大祭一样恭敬。从前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去从政？”孔子回答说《尚书》说：“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这也是从政。”孔子困顿而在下位，所以所效法的是君陈在家中的政事；成王通达而在上位，所以所赞扬的是移孝作忠的道理。这是《大学》的要旨，是成王从周公那里学到的。周公教导保护万民，古人说师，是教以事务并晓谕德行；保，是谨慎自身以辅助翼护并归向正道。师保，是左右辅助百姓，百姓怎能不怀念他们的德行呢？你去谨慎地担任你的职务，是代替周公的职责，遵循常规，仍旧贯而不必改作。努力彰显周公的训诫，百姓就能安于政令了。我听说，是周公的训诫。“极致的治理像馨香一样，能感动神明；黍稷的香气并非真正的馨香，光明的德行才是真正的馨香。”大概黍稷的香气能感动神明，只有光明德行的馨香，幽暗处有神明，显明处有百姓，其感化之深啊。勉励他效法周公的训诫，勤勉不懈，怎敢安逸享乐呢？大凡人们没有见到圣人时，产生仰慕效用的心，好像赶不上；已经见到之后，这种心不能勤勉奉行，大概是因为安逸享乐破坏了它。你亲眼见到像周公这样的圣人，应当效法这些训诫，不可开始勤勉而最终懈怠，所以说：“你要警惕啊。”大概你是风，风的鼓舞，百姓无不听从，像草被吹倒一样，那么谋划政事，岂能轻易言说呢？不要轻视民事，只有艰难。政事有废除有兴起，废除的应当变革，兴起的应当更新，一出、一入，无不与众人深思熟虑。左右都说可以，众大夫都说可以，众人的言论一致了，那么绎，就是深思，孔子所谓“绎之为贵”。既勉励他效法周公的训诫，又教他采纳众人的言论而精思，恭敬到了极点。

你有美好的谋略和计划，就进宫在内廷告诉你的君主，你然后在外面顺从地执行，说：“这些谋略计划，都是我们君主的德行。”唉！臣子都能像这样，只有良臣才能显耀啊！成王起初赞扬君陈的孝，这里又赞扬君陈的忠。说“你有美好的谋略和计划，就进宫在内廷告诉你的君主”，是说君陈是老臣，侍奉过文王武王两位君主，当他禀告时，别人不知道；等到成功时，百姓只知道“这些谋略计划，都是我们君主的德行”，不是君陈的功劳。这是百姓的话，不是君陈的话。君陈知道顺从并奉行于外罢了，百姓确实将德行归于两位君主，所以有这样的话。使君主像文王武王那样，其光明盛大如此，而没有一个字显露在外，这是君陈的忠。周公的功勋劳绩，召公不敢比拟，而周公去世后，选择可以代替他的人只取了君陈，想见君陈在两位君主的朝廷上，他的阴功隐德，浸润百姓，而世人不知道，所以他的名声不显。然而这功劳这德行，周公知道，成王知道，所以又说：“唉！臣子都能像这样，只有良臣才能显耀啊！”是说大凡臣子都能像你，难道不是良臣而在世上显耀吗？这就是我任用你的原因。显，难道不是暗中而日益彰显吗？有人说这是成王告诫君陈，让他将美名归于自己。如果是这样，那么成王怀疑君陈掠美，而君陈就是一个邀功卖直的人。成王正怀疑他，怎肯用他来镇服商民呢？看他说“你的君主”，不知道你的君主是谁？如果成王自称，应当说“进宫在内廷告诉我”就可以了。由此考察，你的君主是说文王武王两位君主。说“这些谋略计划，都是我们君主的德行”，是百姓的话，明白了。唉！君陈能忠能孝，都是人们难以做到的，应当奋发自列国诸侯而兴起东郊的

译这是治理天下的道理。我曾说，古代君主总是将德行归功于臣下，如同大地平坦、天道成就，六府三事治理得当，万世永远依赖，认为“这是你们的功劳”，这哪里损害了君主的道义？而后来君主急切地与臣下争名，甚至到了怀疑并杀害臣下的地步，都是因为解经的人把“尔后”解释为成王自称所致。如果告诫臣下要把德行归于我，这就是教他们阿谀奉承，成王的心胸何其狭小啊！古代大臣以正道侍奉君主，立于朝廷之上，敢于冒犯君主脸色进行劝谏，逆耳的忠言，天天在君主耳中，这哪里损害了臣下的道义？而后来臣下删改草稿、使用诡辩之辞，以远离君主的猜疑，最终到了阿谀谄媚无所不至的地步，也是因为解经的人把“惟我后之徳”解释为君陈归美于君主所致。如果说这不是天下百姓的话，而是出自君陈之口，君陈的心胸何其狭小啊！我私下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前，成王作为君主，君陈作为臣子，不像这样狭隘。所以在这里极力阐述，是为了在万世之下伸张成王和君陈的美名。

译成王说：“君陈，你务必遵循周公伟大的训诫，不要倚仗权势来逞威风，不要假借法律来苛削百姓。宽厚而有法度，从容而和谐。殷商遗民若犯法，我说该治罪，你不要就治罪；我说该宽恕，你不要就宽恕，只要把握其中道。如果有不顺从你政令、不感化于你训导的人，用刑罚来制止刑罚，这才算是刑罚。如果惯于作奸犯科，败坏常道，扰乱风俗，这三种罪行即使轻微也不宽恕。你不要对顽固的人怀恨在心，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一定要有忍耐，事情才能成功；要有包容，德行才能广大。考察那些修德的人，也考察那些不修德的人；提拔那些良善的人，来引导那些不良的人。百姓的生性厚朴，会因外物而改变。违背上面的命令，顺从自己的喜好。如果你能敬守典章以修德行，那么他们就没有不变化的，确实能升进于大道。只有我一人承受众多福佑，你的美好德行，终将在永世留下美名。”

成王的一言一行，都归功于周公的德行，所以告诫君陈，开头说：“努力彰显周公的训诫”，中间说：“效法周公的谋略训导”，结尾说：“你务必遵循周公伟大的训诫”。因为君陈能遵循周公的训诫，所以不倚仗权势逞威，不假借法律苛削，用宽厚的德行而有法度，从容而调和百姓，所以果断地任用他，以能调和其中道。这样，君陈就完全胜任东郊的职务了。然而君陈是谨慎敬畏的人，成王担心他执法太严，所以又告诉他说：“商民犯法，‘辟’是有罪的意思，我说有罪，你不要认为有罪就杀他，应当斟酌其情由；我说无罪，而赦免他，你不要认为可赦就宽恕他，也应当斟酌其情由。”斟酌情由如何？归于中道罢了。中道就没有过与不及。成王掌握了先王用中的要领，所以推心置腹地告诫并委任他。有不顺从你政令、不感化于你训导的人，估量用刑罚可以使其迁善远罪，就刑罚他；否则就宽恕他，给他自新的机会。这就是所说的如果得知实情，就哀怜怜悯而不欣喜。至于惯于作恶，或是作奸犯科，或是败坏常道，或是扰乱风俗，这三种罪行因为平时作恶而知道是故意犯罪，即使罪小也不赦免，因为故意犯罪没有小的，小惩而大戒。成王用刑的心意如此慈祥，怎么会有冤民呢？而最后说：“不要对顽固的人怀恨在心，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一定要有忍耐，事情才能成功；要有包容，德行才能广大。”顽固固然可罪，但要知道百姓离散很久了，他们作恶，是因为迷失本性才到这一步，圣人怜悯他们，一定要教化他们归于善，有什么可怀恨的呢？凡是人才，各有所长，如果对一个人求全责备，就没有完美的人了，圣人怜悯他们，舍弃他们的短处而利用他们的长处，有什么可求全责备的呢？这是成王忠厚的话。他说“一定要有忍耐，事情才能成功”，忍耐，是隐忍。当我面临大事、建立大功时，愚昧的百姓，难免会有怨恨吗？大概可以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但不能和他们一起谋划开始，这是人之常情，我务必隐忍而不计较，等到功成，他们自然知道了，这是事情能成功的证明。“要有包容，德行才能广大”，包容的德行，是圣人的仁德。老子说：“包容才能公正，公正才能称王，称王才能合天，合天才能合道，合道才能长久，终身不危险。”《秦誓》说：“确实能包容他们，以保全我的子孙百姓。”这是包容德行广大的证明。因为没有怀恨，没有求全责备，有忍耐，有包容，对于人，只是怜悯他们迷失而到这一步，即使有罪也不忍心加害。刑罚，只想着教化的方法，不如考察修德的人来警示不修德的人，提拔良善的人来引导不良的人，他们必然自我感化，又哪里用得着刑罚呢？舜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举用皋陶；汤拥有天下，从众人中选拔，举用伊尹，至于不仁的人远离，大概用的就是这个道理。成王在用刑之后说这些话，是舜汤的用心。难怪刑罚搁置不用，难怪商民不被诛杀。最后说：“百姓的生性厚朴，因外物而改变”，至于违背上面的命令，顺从自己的喜好，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百姓的生性，秉承天命之性，人人固有他们迷失的原因，上面的喜好可以改变他们。文王武王兴起，百姓喜好善；幽王厉王兴起，百姓喜好暴，百姓知道什么呢？上面有好恶，下面一定有更甚的。这是成王怜悯商民的顽固，认为都是纣王教化的结果，那么君陈治理商民，难道可以不把商朝作为鉴戒吗？那么该怎么办呢？敬守典章以修德行罢了。只有德行能感动上天，上天尚能感化商民，难道不像风吹草伏吗？那时他们就会大变，确实升进于大道了。难道只有我享受你的众多福佑，你无穷的美好，无穷的声誉，也在于此。君陈要努力啊！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讲义卷十九 宋 史浩 撰

成王将要去世，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康王，作《顾命》【案此条讲义《永乐大典》原阙】

顾命

四月，月亮亏缺，成王身体不适。甲子日，成王用水洗脸漱口。辅佐的人为他穿戴好冕服，他靠着玉几。于是召集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成王说：“唉！疾病日益加重，非常危险，病情一天天加重。已经病重，恐怕不能留下誓言给继承人，现在我仔细训诫命令你们。从前文王、武王宣扬重光，奠定礼制，施行教化，则习而不违，因此能够征服殷商，集成大命。在后的懵懂之人，敬承天威”

译继承并恪守文王、武王的伟大训诫，不敢昏乱逾越。如今上天降下疾病，恐怕难以起身清醒。你们应当明察我此刻的言语，用来恭敬地辅佐长子钊，渡过于艰难时世，安抚远方，亲近近处，安定并勉励大小众臣。想到人若自己乱了威仪，你们不要使钊冒然进献于非议的境地。」这既已接受遗命，便走出宫门，将缀衣陈列于庭院。次日乙丑，成王驾崩。太保命令仲桓、南宫毛，并让齐侯吕伋，带着两支干戈、百名虎贲武士，在南门外迎接子钊。引导进入翼室，安抚并确立宗庙之主。丁夘日，命令制作册命文书。过了七日癸酉，伯相命令士须材。狄人设置黼扆、缀衣，在窗间朝南，铺设双层篾席，饰以黼边，华玉仍几。西墙东向，铺设双层底席，饰以缀边，文贝仍几。东墙西向，铺设双层丰席，饰以画边，雕玉仍几。西夹南向，铺设双层笋席，饰以纷边，漆仍几。陈列五重越玉，摆放宝物。赤刀、大训、琰璧、琬琰在西墙。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墙。舞衣、大贝、鼖鼓在西房。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东房。大辂在宾阶前，缀辂在阼阶前，先辂在左塾前，次辂在右塾前。两人戴雀弁，手持惠，站在毕门内。四人戴綦弁，手持戈刃向上，夹在两阶侧。一人戴冕，手持刘，站在东堂。一人戴冕，手持钺，站在西堂。一人戴冕，手持戣，站在东垂。一人戴冕，手持瞿，站在西垂。一人戴冕，手持鋭，站在侧阶。王戴麻冕、穿黼裳，由宾阶登堂。卿士、诸侯戴麻冕、穿蚁裳，进入就位。太保、太史、太宗都戴麻冕、穿彤裳。太保捧着介圭，上宗捧着同瑁，由阼阶登堂。太史拿着册书，由宾阶登堂，侍奉王宣读册命。说：“皇后凭靠玉几，传达最后的遗命，命令你继承训诫，临朝君临周邦，遵循大法，调和天下，以此报答文王、武王的光辉训诫。”王再拜，起身，回答说：“我渺小末代小子，怎能治理四方，以敬慎畏惧天威。”于是接受同瑁。王三次住宿，三次祭祀，三次咤声。上宗说：“享用！”太保接受同，走下台阶，洗手，拿着不同的同和璋来酬答。授予宗人同，拜，王。王答拜，太保接受同，祭祀，尝酒，放置，授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走下台阶，收拾。诸侯走出庙门等候。

译道存在于天下，那些得道的人，大抵都能将生与死看作一致，把长寿与夭折视为虚妄。对于世间的功业、名声，他们尚且不屑一顾，更何况富贵、贫贱、长寿、夭折，又怎能动摇他们的心呢？他们感应而后回应，受迫而后行动，不得已而后兴起，大概是因为他们来去自如，出于无心，起初没有任何牵累，所以面对人伦五常、天下万事，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能恰当应对。周公从尧、舜、禹、汤、文、武那里学到了这道，因此能够兼有三王的德行并施行四项政事，这实际上是他学问的余绪，他把“惟精惟一”的学问看得如泥土草芥般平常，于是当世成就了成王，后世成就了孔子。成王是亲眼见到而知道，孔子是听闻而知道，这或许是一条相同的道理。观察成王生病的时候，向上称颂祖先的德行，向下托付太子的重任，那些用来保全基业、延续后嗣的举措，都是为了百姓，他的话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气定神闲，心平气和，清晰不乱，如果不是从周公那里得道，怎么能这样呢？由此可知，曾参战战兢兢地更换席子，不如孔子逍遥自在拄着拐杖，面对这样的大变故而不惊惧变化，前代的圣人和后代的圣人，他们的准则是一致的。大概是因为他们平生的学问功底深厚牢固，不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又将在什么时候显现呢？至于仪仗护卫的礼仪、执事的人员，《礼经》都有详细记载，所谓“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这些不必解释，姑且选取他们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那里得道的方面来说，这才是大节。后儒叙述道统，只说周公传给孔子，而没有提到成王，这是令人遗憾的。读这些文章的人，没有不在此叹息的。

康王既然居守天子之位，于是告诫诸侯，作了《康王之诰》。

尸，是居守的意思，指践履天子之位。遂诰，是趁着诸侯前来奔丧而于是告诫他们。有人议论说康王不应该穿着吉服去见诸侯，诸侯仰慕文王、武王、成王的德行已经很久了，如果在居丧期间让太保代为发布命令，哪有不服从的呢？这不是懂得时势的人说的话。商朝百姓的顽固，成王和周公为此勤勉努力，经过多少年、多少篇诰命才使他们屈服。现在康王如果孤零零地沉浸在哀痛之中，前来吊唁的诸侯不见他的面就离开，怎么知道商朝的士民不会兴起三监、武庚那样的念头呢？他们勉励康王出面会见诸侯，是为了防范消除商朝人不轨的心思，何况是穿着冕服呢？冕服是祭服，表明不敢使用朝服而使用在宗庙中使用的服饰。看《毕命》中的话说：“国家的安危，只在于这些商朝士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简陋的礼仪，用来断绝危险猜疑观望的心思，都是出于权宜之计。唉！这难道不是召公、毕公的谋略吗？

康王之诰

康王走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应门左侧，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右侧，都铺陈着四匹黄马和朱色装饰。宾客（诸侯）自称，捧着圭玉和兼币，说：“我们这些臣子护卫，敢献上泥土和祭品。”都再次拜倒叩头。康王认为他们能继承美德，回拜答谢。太保和芮伯都上前，互相作揖，都再次拜倒叩头，说：“敢恭敬地告诉天子，皇天改变了大商的命运，只有周文王、武王大大承受了美好的天命，能够体恤西方土地。刚刚去世的先王，完全协调赏罚，平定了功业，用来给后人留下美善。现在王要敬重啊！壮大六军，不要败坏我们高祖的寡命。”康王回答说：“各位诸侯、甸服、男服、卫服的诸侯，只有我一人钊来回答告诫。从前君王文王、武王，使天下太平富足，不追求过错，达到整齐有序，信用昭明于天下，于是也有熊罴般的勇士，没有二心的臣子，保卫治理王家，用来端正天命于上帝。皇天因此训导他们的道，托付四方，于是命令建立诸侯树立屏障，在我们后代人中。现在我各位伯父，还互相顾及，安抚你们先公的臣子服从先王。虽然你们身在朝廷之外，但你们的心没有不在王室的，用来奉行体恤那顺从，不要给幼主留下羞辱。”群公都已经听从命令，互相作揖快步退出。康王脱下冕冠，换回丧服。康王走出站在毕门，诸侯在应门的左右朝见，这是礼仪。古代天子不下堂而会见诸侯，康王走出应门之内，是天子的失礼。实在是因为当时他住在丧庐，不敢进入正衙，以施行朝觐的大义，这也是权宜之义。乘，是四匹马。朱，是黄马的装饰。而用布覆盖它，是素白的意思。賔称，是以宾客的礼节对待诸侯。奉圭币，是庭实。执壤奠，是土贡。都称拜稽首，是臣子的礼节。朝觐会同，诸侯一心以尊崇天子。康王认为他们能继承祖辈父辈的德行而来朝见，所以回拜答谢以接受他们的诚意。回拜，不是君臣之间的礼节，所以说賔称。君臣互相告诫，应当在闲暇时。康王正处在面容悲痛、哭泣哀伤之中，群臣急忙进言告诫嗣王，为什么呢？大概太保的意思，是想让诸侯听到，知道王也像成王那样能接受臣下的言论，而称颂祖先的德行，壮大六军，不败坏高祖的命令，说明他驾驭的方法与成王无异，这是用来警示诸侯的。大臣接受遗命，他们恳切的心，只怕不能负荷重任，在受命之初，想用先声来使诸侯信服。太保的意思深远啊。王若曰，是召公代王发布命令的话。惟予一人报诰，是告诉群臣以及所有到来的诸侯。说文王、武王致太平而无过咎，因为他们保卫治理王家，内部有不二心的群臣，他们建立诸侯树立屏障，外部有心想王室的诸侯。你们确实能体恤我，而顺从你们祖辈父辈侍奉文王、武王的方法，以不给幼主留下羞辱，这是迫切的希望。康王应当三年不言

译当时，才发布这道诰命，也不符合礼制。在危急疑惑的关头，诸侯都在场，却没有人说话，这就是所说的“臣下无所禀承命令”。现在有人进言，也是权宜变通之义。对内是群臣，对外是诸侯，所以总称为群公。既然都听到了这道诰命，怎敢不服从呢？群公一见天子之表，一听叮咛之诰，想象他们相见作揖，作揖后快步退出的情景，私下交谈，必定都说：“真是我们君主的儿子啊。”《孟子》说：“吊唁的人非常高兴。”正是这个意思。像这样，太保的谋略就见效了。

译康王命令作册毕公分别安置商民于成周的郊外，为此作了《毕命》。

所谓分别安置商民于成周郊外，是康王命令毕公的大意。洛邑也是王土，但一定要说成周郊外，是针对商民而言的。分，是指明确他们的住宅里巷，区别他们的田界疆域；成，是指重申划定郊野边界，谨慎坚固封疆守卫。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大概因为周朝的防御堤防，不在于抵御夷狄，而在于防范商民。商民没有变故，那么保卫殷商遗民的任务就成功了。

毕命

在十二年六月庚午日月初生，过了三天壬申日，周王从宗周出发，到达丰邑，率领成周的民众，命令毕公保卫殷商遗民于东郊。王说：“唉！父师，只有文王、武王将伟大的德行施于天下，因此能够承受殷商的天命。只有周公辅佐先王，安定他们的国家，警惕殷商的顽民，将他们迁到洛邑，靠近王室，以教化他们的训诫。已经历了三十年，世道变化风气转移，四方没有忧患，我一人得以安宁。道理有升有降，政令随着习俗而变革，如果不表彰善行，百姓就没有所劝勉。只有您德行勤勉，能够勤于小事，辅佐四代君王，严肃正派率领下属，没有不恭敬听从教导的。您的功绩多于先王，我小子得以垂衣拱手仰赖成功。”王说：“唉！父师，现在我恭敬地命令您从事周公的事务。去吧！表彰区别善恶，明确他们的住宅里巷，彰扬善行憎恨恶行，树立良好的风气。不遵循训典的，区别他们的田界疆域，使他们能够敬畏羡慕。重申划定郊野边界，谨慎坚固封疆守卫，以安定四海。政令贵在恒定，言辞崇尚切中要害，不喜好奇异。商人的习俗萎靡不振，以能言善辩为贤，余风尚未灭绝，您要牢记啊！我听说：‘世代享有禄位的人家，很少能遵循礼法，以此放纵凌辱德行，实在违背天道。败坏教化崇尚奢华，万世同流合污。’这些殷商的士人，依仗宠幸如旧，依恃奢侈泯灭道义，穿着华美于人前，骄纵淫佚自夸自大，将走向恶的结局。虽然收敛放纵的心，防范他们却很难。凭借富贵能够训导，只有这样才能长久。只有德行只有道义，这才是大的训诫。不遵循古训，还谈什么训诫？”王说：“唉！父师，殷商的安危，在于这些殷商的士人。不刚不柔，他们的德行才能真正修养。只有周公能够谨慎其开始，只有君陈能够和谐其中间，只有您能够完成其终结。三位君王同心协力，共同达到正道。道理融洽政治，恩泽滋润百姓，四方夷狄左衽，无不依赖。我小子永远承受多福。您要以此成就成周，建立无穷的基业，也有无穷的声望。子孙遵循他们的成功模式以防备。唉！不要说不能做到，只要尽到心意；不要说百姓少，只要谨慎其事。恭敬遵循先王的成功功业，以美化前代的政令。”

朏，是月初三刚生出的月亮。越三日，是六月六日。至于丰，是将任命毕公保卫殷商东郊的册命，在清庙宣告。毕公辅佐四代君王，不是老臣吗？父师的称呼恰当了。册文上推崇文武的伟大德行，中间说我一得以安宁，下说道理有升降，政令需要因时变革，所依赖来知道臣下善恶的，是褒贬。如果不表彰善行，那么恶人就会放肆，百姓怎能得到劝勉？所以以此命令您。褒扬您的言辞，则认为“我小子现在得以垂衣无为而成功，是您的力量”。因此恭敬地命令您从事周公的事务，表彰区别善恶，明确他们的居处，不使混淆，表彰他们的善，憎恨他们的恶，树立这种风气，以此来表彰善行而百姓知道所劝勉。有不遵循训典的，区别他们的田界疆域，屏弃到远方，不使他们再扰乱群体。既然不施加刑罚，百姓就敬畏而爱戴他了。重申划定郊野边界，谨慎坚固封疆守卫，以此来成就成周郊外。政令贵在恒定，遵循周公的政令。言辞崇尚切中要害，效法周公的立言，自然没有奇异之处。商俗以利口为贤，这种风气怎能长久？成王告诫群臣不要以利口扰乱官职，正是为此。您应当念及成王的意思也可以。康王所听说的古人之言，说“世代享有禄位的人家很少能遵循礼法”。世代享有禄位的人家，子孙不遵循教导以至于败国丧家亡身的，是败俗所化，习惯于奢华，万世同流。不肖的习气虽然有所不同，同归于乱。商的士人，是商民。不说民而说士，是责备他们可责备之处。恶终，是说他们多行不义而自取灭亡。虽然收敛他们放纵的心，防范他们的办法却很难。凭借富贵能够训导，只有这样才能长久，这是告诫毕公教导这些百姓。说凭借在富贵，容易顺从教化，必定没有恶终的祸患了。成王告诫君陈，还想要用刑罚，是未免于用刑。康王则一以德行道义为大训。大概成王之时，经历三监武庚之叛，百姓尚未安宁；康王之时，世道变化风气转移，刑罚搁置不用，太平的极致，所以只以德行道义辅助教化而已。商民做什么呢？学习古训罢了。又说：“只有这些商士，确实关系国家的安危。”如果不刚不柔，以中和的教化，使他们日渐向善远离罪恶，他们的德行就修养了。周公迁之以谨慎其开始，君陈治理之以和谐其中间，那么完成其终结的，难道不寄希望于毕公吗？大概行百里者半九十，不可以因为已经安定已经治理就认为不能完成。毕公的责任也很重了。三位君王同道，既然在政治上同心协力，那么恩泽必定下及百姓，即使夷蛮戎狄，都依赖而安宁了。由此知道商人难以教化，甚于四夷。毕公能够完成其终结，难道只是康王垂衣仰赖成功，以享受太平之福，而且周家无穷的大业，毕公无穷的令名，所以保护其子孙黎民的，没有不因为商人平定

译如果（将商民）安置好，那么所谓国家的安危，难道不就在商人身上吗？康王又担心毕公凭借治理天下的才能，不屑于做这件事，所以又告诫他说：“不要因为自己不能胜任而推托退避，不要因为国家小而懈怠松弛，恭敬地遵循先王的功业，以匹配前代政治的休美。”这就是希望三位先王（成王、周公、君陈）同心协力的原因。先王，指的是成王；前政，指的是周公和君陈。康王以成王为规范，毕公以周公、君陈为标准，成周的治理应当更加优越了。然而成王、康王的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商民。而《君陈》篇的结尾却说：“只有我一人承受众多福佑。”《毕命》篇的结尾也说：“我小子永远承受众多福佑。”成王、康王难道是在求取福佑吗？因为有像君陈、毕公这样的臣子，增光先王的功业，继承周公的前代政治，使我安于朝廷之上，所以称之为福佑。我曾经阅读《易经》中的《大有》卦，上九爻不描述其象，直接说：“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孔子在《系辞》中解释说：“上天所帮助的是顺从天道的人，人所帮助的是诚信的人。践行诚信，思虑顺从天道，又崇尚贤德。因此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成王、康王处于诚信顺从的时运，太平的极致，骄奢淫逸之心不生，却对三位先王念念不忘，这是崇尚贤德的表现，那么自天祐之，永远承受众多福佑，是必然的道理。万世之后，谈论守成之君，以成王、康王为首，是适宜的！

译周穆王任命君牙担任周朝的大司徒，因此作了《君牙》这篇诰命。

周官中大司徒的职责，在于广泛地施行五典，安抚亿万民众，这实际上是效法舜帝任命契时“恭敬地广泛施行五种教化，在于宽厚”的意思，这些都是为了彰明人伦道德。如今《命君牙》任命他为大司徒，整篇文章的意思专门讲述他的祖先功德，而其关键则在于“广泛施行五典，调和民众的法则”，穆王可以说懂得治理的关键了。

君牙

王说道：“唉！君牙，你的祖父和父亲，世代忠诚坚贞，为王室效劳，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记载在太常旗帜上。我这个小辈继承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留下的基业，也依靠先代正直的大臣能够辅佐治理四方。心中的忧虑和危惧，就像踩在老虎尾巴上，走在春天的薄冰上。现在任命你作为我的辅佐，成为我的股肱心腹，继承你祖先的旧职，不要辱没了祖辈。广泛施行五典，调和民众的法则。你自身能够端正，就没有人敢不端正；民心如果不中正，只有靠你使之中正。夏天暑热多雨，小民只会抱怨叹息；冬天严寒，小民也只会抱怨叹息。这是多么艰难啊！想到其中的艰难来谋求容易的办法，民众才能安宁。唉！文王的谋略多么显赫啊！武王的功业多么值得继承啊！他们开启并保佑我们的后人，都因为端正而没有缺失。你只有恭敬地阐明你的训诫，用来奉行顺从先王，回应文王武王的光辉命令，追配于先代圣人。”王说道：“君牙，你只有遵循先代正直大臣的旧典常法，民众的治乱关键在于此。遵循你祖辈所行的道路，昭示我君主的善政。”

君牙的祖父和父亲，世代忠诚坚贞，功绩记载在太常旗帜上。太常，是天子玉辂所树立的大旗，上面绘有日月，并铭刻臣子的功劳，用来表彰以勉励臣下。可惜他们的名字没有显赫于后世，但看君牙的贤能，可以推测他的祖辈也是这样的。穆王继承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留下的基业，可以说是太平盛世了，却仍然眷顾君牙，让他能够像他的祖先那样，来治理四方，可以无愧于四位先王的德行。心中的忧虑和危惧，警惕得像踩在老虎尾巴上，小心得像走在春天的薄冰上，因此任命君牙作为辅佐，寄托给他股肱心腹的重任。股肱在外出力，心腹在内谋划，一个人的身体就没有多余的事了。继承这旧职，希望他不辱没祖辈的，就在于广泛施行五典，调和民众的法则罢了。五典，就是五伦。帝舜的时代，百姓不亲近，五伦不顺从，于是让契担任司徒，教以人伦，那么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那么穆王此举无愧于舜，君牙此职无愧于契了。而收效在于调和民众的法则。天生众民，有物就有法则。民众秉持的天性，喜好美好的德行。这是民众的物则，与生俱来，所施行的，也是顺应人心固有的而调和它罢了。穆王可以说懂得治理的根本了。不是穆王懂得治理的根本，就无法得到君牙；不是君牙的贤能，就无法率领他的下属。君臣就像形影一样相互依存。他说：“你自身能够端正，就没有人敢不端正；民心如果不中正，只有靠你使之中正。”只有皇天上帝赋予民众本性，中正人人本具，得到它的是圣人，失去它的是众人。失去并不是没有，而是迷惑而不醒悟，有待于上位者辅助引导，从而自己得到它。用愚昧的众人，想要用一个人的身体率领他们回归中正，难道不艰难吗？能够想到其中的艰难来谋求容易的办法，那么容易就会到来。民众之所以安宁，难道不在君牙身上吗？那显赫的文王，继承的武王，开启并保佑我们的后人，端正而没有缺失，我本来就知道思考了，那么世代忠诚坚贞、为王室效劳的你的祖辈，难道不能给君你留下福泽吗？你只有恭敬地阐明你的训诫并奉行顺从，那么回应追配就不需要费力气了。你应当遵循先代正直祖辈的旧典常法，民众的治乱所系，你应当遵循他们所行的，以昭示我在此时的治理，君牙即使想推辞，难道可以吗？

周穆王任命伯冏担任周朝的大仆正，因此作了《冏命》这篇诰命。

周官中有大仆这个官职，他所掌管没有重大的职事，而穆王至于作诰命，他所负责任很重。有人以为穆王另外设立一个官职，又有人说兼任周官太仆，与五路所属的大驭、戎仆、齐仆、道仆、田仆都统领，所以他的责任不轻。穆王之所以加一个“正”字，是为了在众仆侍御之臣中起到端正的作用。既责成他发号施令，又责成他纠正过失谬误，似乎不是下大夫所掌管的职事。他说“现在任命你做大正”，就知道他的责任不同于周官中的大仆。

冏命

王说道：“伯冏，我德行不够，继承先人居住在大位，恐惧危险，半夜起床，思考免除我的过失。从前文王武王，聪明齐圣，大小臣子，都怀有忠良。那些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早晚辅佐他们的君主，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的；发号施令，没有不善的。下民敬顺，万物都美好。只有我一人不好，实在依靠左右前后的有位之士，匡正我的不足，纠正我的过失谬误，纠正我的非分之想，使我能够继承先烈的功业。现在任命你做大正，在众仆侍御之臣中起到端正的作用，勉力你的君主德行，共同修补缺失。慎重选择你的僚属，不要用巧言令色、谄媚逢迎的人，只任用吉士。仆臣端正，他们的君主就能端正；仆臣谄媚，他们的君主就自以为圣明。君主的德行在于臣子，不德行也在于臣子。你不要亲近奸邪之人，充任耳目之官，引导君主违背先王的典章。不是吉人，”

译只有贪求财货是吉利的，如果当时废弛了他的官职，只是你们不能恭敬地辅佐你们的君主，我就治你们的罪。”周王说：“唉！要恭敬啊！永远辅佐你们的君主，遵循法度。”

译周穆王谦逊退让，自认为凭藉不德之身继承王位，以至于整夜不能安寝，思考勉力纠正自己的过失，这可以说是贤明的君王了。他谈到周文王、武王的盛德，说无论大小臣工都怀有忠良之心，侍从仆役没有不是正直之人，他们辅佐君主无不恭敬。政令之下没有不尽善尽美的，百姓恭敬顺从，万国都得到福祉，然后嘱咐在位的士人，纠正补救君主的不足。看穆王如此警惕戒惧，哪里会有过失谬误可以绳纠？又哪里会有邪僻之心可以感通？那么能够继承先祖的功业就毫无疑问了。如今我任命你担任大正，也就是太仆正。《周官》中只有太仆，穆王加上“正”字而称为仆正，臣下难道能不正吗？那么选拔进用你的僚属，伯冏确实胜任这个职位。那些巧言令色、谄媚不正的人，一概不予任用，只寻求贤良之士。并且说：“仆臣正直，君主就能正直；仆臣阿谀，君主就会自以为是。”唉！穆王既然自己忧虑危惧、警惕戒慎，难道会有自以为是的祸患？他所说的是为了告诫后来的继任者。谄媚之言不可听信已经很久了，那些谗谄面谀、迎合君主恶行的人，能使君主厌恶正直、丑化公正，听不到忠言，拒绝劝谏而刚愎自用，下情被阻塞，国家想要治理得好怎么可能呢？穆王全心全意任用伯冏，所以说：“有德行是你，无德行也是你。”那么伯冏怎敢不尽心呢？那些奸佞小人，怎么可以担任耳目之官？他们嫉妒贤能，诬陷伤害善良，告发检举看似忠诚，报复私怨看似正直，君主听信他们，难道不会迷惑吗？何况言语虚伪却善辩，像水渗透一样潜移默化，像肌肤感受一样直接触动，每天在君主面前陈述，自以为是的君主怎能不故作聪明来扰乱旧有的法度呢？这就是所谓引导君主违背先王的典章。如果不寻求忠良而只凭贿赂进用，那么你就是旷废职守，而且不能恭敬地侍奉君主，我也将以大不恭的罪名治你的罪。伯冏如果遵循这些告诫，就能永远辅佐于常法。常法，就是恒常的法度。穆王保持他的常法，为子孙留下福泽，他对侍御仆从的期望，不是为了自己一人，而是为了留给后代，所以说：“永远辅佐你的后继者。”那么穆王可以说是谨慎细微的君主了。我私下认为，君主神圣超过常人几等，至于立法留给子孙，不应当也用神圣的标准去期望他们。因为后世难道没有平庸的君主吗？如果一概用神圣的标准去期望他们，他们努力也达不到，就会自我放纵、肆意妄为，没有可以依据的标准了。成汤努力彰显大德，在民众中建立中正之道，至于为后代留下福泽，只是用义理来制约事务、用礼制来约束内心罢了。《天作》这首诗说，太王开拓它，文王安定它，至于子孙保有它，是因为岐山有平坦的道路。那么穆王让伯冏永远辅佐后继者于常法的说法，可以说是掌握了先王的关键法则。

钦定四库全书

尚书讲义卷二十 宋 史浩 撰

吕命 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

《舜典》说：“用金属作为赎罪的刑罚。”当时有苗族的国家，制定五种残酷的刑罚，来毒害百姓。舜设立这条法规，来纠正这种弊病，所以赎刑起源于虞朝。现在不说虞朝而说夏朝的赎刑，是因为从舜以前，远古时代，百姓质朴美好；在舜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可以封赏，刑罚搁置不用。到了禹兴起，有法典有准则，留给子孙，赎刑的确立，实际上始于禹，史书说夏朝赎刑是适宜的。《吕氏春秋》说：“唐尧虞舜象征性的刑罚非常明晰，夏后氏肉刑有三千条。”这就是证据。从禹以后，并非没有这种刑罚，总之都是沿袭夏朝的遗制。穆王在位时间长久，有防范百姓的心思，选取赎刑的条例，斟酌增减，写成一部书，在世间推行。史书记录他的创作，而称为“训”，是因为他依据旧典而加以训释。

吕刑

只有吕侯受命，穆王在位百年，年老昏聩，考虑制定刑罚来审问四方。穆王说：“古代有训诫，蚩尤开始作乱，蔓延到平民，无不成为强盗贼寇，像鸱枭一样凶恶，内外作乱，抢夺财物，矫饰防范。苗族百姓不听从神灵，用刑罚来制约，只制定五种残酷的刑罚称为法。杀戮无辜，于是开始过度施行劓、刵、椓、黥等刑罚。从此触犯刑罚并制定条例，没有差别地定罪。百姓兴起互相侵扰，混乱纷杂，没有诚信，违背盟誓。残酷的威势大量杀戮，纷纷向上天控告无辜。上帝监察百姓，没有馨香之气，德行刑罚发出的都是腥臭。皇帝怜悯无辜被杀的人，用威势报复残暴，遏止断绝苗族，不让他们世代留在世上。于是命令重、黎断绝天地相通，没有神灵降临。群后以及在下的人，明明辅助常道，鳏寡没有遮盖。皇帝清楚询问下民，鳏寡对苗族有怨言。德行威严令人敬畏，德行光明令人明了。于是命令三位后稷体恤功绩于民：伯夷降下典章，裁断百姓只用刑罚；禹平定水土，主管命名山川；稷降下播种，农业种植嘉谷。三位后稷成功，只在于殷勤于民。士人在刑罚中制定百姓的规范，来教导恭敬的德行。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照耀四方，无不勤于德行。所以明确刑罚的中正，率领百姓辅助常道。典狱不终于威严，只终于富足。恭敬戒惧没有选择言语在身，只有能够成就天德，自己创造伟大的命运，配享在下。”穆王说：“唉！四方掌管政事和典狱的人，不是你们作为天的牧养者吗？现在你们以什么为鉴戒？不是伯夷播布刑罚的引导。现在你们以什么为惩戒？只是苗族不审察狱讼的关联，不选择贤良的人，观察五刑的中正；只是那些众威夺财，断制五刑，来扰乱无辜。上帝不洁净，降下灾祸于苗族，苗族没有言辞来辩解惩罚，于是断绝他们的世代。”穆王说：“唉！要记住啊！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都听我的话，或许有感通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