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经解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经解》十二卷，宋代崔子方撰写。崔子方是涪陵人，字彦直，号西畴居士。晁说之的文集中，又称他的字为伯直，大概他有两个字。朱彝尊《经义考》称他曾经担任滁州知州，曾子开为他撰写了《茶仙亭记》，《经解》等书都是他罢官后所作。查考崔子方，《宋史》中没有他的传记，只有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他在绍圣年间三次上疏请求设置《春秋》博士，没有得到答复，于是隐居在真州六合县，闭门著书三十多年。陈振孙《书录解题》所载，大致相同。朱震进书的札子，也称他为东川布衣。朱彝尊的说法，不知依据什么。只有《永乐大典》引用《仪真志》的一条记载说，崔子方与苏轼、黄庭坚交游，曾为担任滁州知州的曾子开撰写《茶仙亭记》，刻石在醉翁亭旁边，黄庭坚称他为六合佳士，大概朱彝尊误记了这件事，所以这样说吧。查考崔子方撰写此书时，王安石的说法正盛行，所以不能显扬于世。直到南宋南渡以后，他的书才显赫。王应麟《玉海》记载，建炎二年六月，江端友请求下令从湖州取崔子方所著的《春秋传》收藏于秘书省，绍兴六年八月，崔子方的孙子崔若将其进献。当时朱震任翰林学士，也有札子上奏请求，当时大概很看重他的书了。崔子方自序说：“圣人想要用《春秋》来绳正当世的是非，昭示后世的惩戒与劝勉，所以言辞难以明白的地方，就确立体例来显现它。体例不能穷尽，所以有日月的体例，有变通的体例。谨慎思考，精密考证，就像网挂在纲上一样。”又有一篇后序，详细叙述了他疏解的宗旨，大抵推究经文的义理，对《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多有纠正，如：认为晋文公围郑，是惩罚郑国不防备翟泉；认为郕伯来奔是被齐国所迫；认为齐侯灭莱不书名，辨明《礼记》中诸侯灭同姓国家不书名的错误，这类观点都是各家所未曾阐发的。虽然其中过于拘泥于日月的体例，所持论断不免有偏颇驳杂之处，但梳理其长处的义理，实在足以自成一家。他所撰写的凡《经解》本例、例要、三书，通志堂《经解》刊本仅有本例，现在从《永乐大典》中搜集编纂成编，各自恢复其旧貌。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二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永乐大典》都缺失，就取用黄震《日抄》所引用的以及本例来补全。其他本例所解释的有引申义，此书未曾阐发，或与此书小有异同的，都节取附录，而卷帙书名则都遵循《宋史》。至于崔子方原书的经文已不可见，现在根据他所解的义理考证，知道大抵都遵从《左传》，但也间有遵从《公羊传》《谷梁传》的，所以与胡安国《春秋传》或有异同。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春秋经解自序

起初我读《左传》，喜爱它的文辞，只知道有《左传》而不知道有《春秋》。后来我又读《公羊传》《谷梁传》，喜爱它们的论说，又知道有这两部书而不知道有《春秋》。《左传》用前事作为证据，两家（《公羊》《谷梁》）的体例在后阐明，我认为当世的事情与圣人的意图，全都包含在这三部传中了。然而考察它们的事迹，则在情理上有所不合；查究它们的意图，则在道理上有所不通。难道是传文妄说而追求过度了吗？于是取《春秋》经文来研究，伏案研读三年，然后才知道所记载的事情与之所以记载的意图，是非成败、褒贬劝戒的说法，都包含在那一万八千字之间。虽然没有传文的一言辩驳，但《春秋》的意思完全可以知晓。有人说：“舍弃三传则《春秋》的事情不能显现，看不到事情而自行解说，这是诬妄。”虽然如此，他们哪里知道三家善于诬妄呢？有的先于经文开始叙述事情，有的后于经文终结解说：“说某日为某事，某人为某辞”，其详细程度达到数百上千字，又臆测圣人的意图。这是某事，避讳之后才说“某也”；这是某人做的，想要有所显现后才说“某也”。观看经文则简略而难以知晓，追寻传文则明白而容易看见。所以后来的学者甘心于被诬妄，而有志之士虽然对他们的说法有怀疑，想要质问却找不到方法。于是是非蜂起，各自习从其师，务求建立朋党互相诋毁，比拿着兵器互相攻击还要严重。岂不悲哀吗？他们哪里知道古今虽然时代不同，但情理的归宿是一致的；圣贤虽然作用不同，但道理的极致是一致的。将情理结合，应用于天下的事情，就没有困难了。况且我曾经说圣人的言辞极其简约，然而不担心后人迷惑，为什么呢？依靠情理来寄托自己的言辞，并流传给后世。后世的贤者也依靠情理而能知晓圣人在千百世之上而不怀疑。六经的传承由此道而来。况且圣人的著作，想要用来绳正当时的是非，昭示后世的惩戒与劝勉，使人们都知道善是可以追求的而罪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明确地记载在经文中，现在如果考察经文而没有看见，一定要等待传文的解说然后才明白，这是圣人的经文徒然成为虚文而已。况且圣人难道一定要后世有三家为之作传吗？如果没有作传，那么《春秋》就无用于世了。假如圣人知道后世必有

译关于传注的人，难道不是说：“如果我的经文含义不明确，那么传注者就会用各种异说来扰乱我的言辞，我的言辞将不被后世所信任，怎么能不考虑这一点呢？”因此，他的言辞必须在一部经典中完备，他的事迹必须在一句话中完备。虽然如此，圣人难道敢凭借一句话的简约，就让后世的人清楚地知道我所要表达的意思吗？所以对于言辞难以明白的地方，就设立条例来显示它。条例不能穷尽，于是又有日食月食的条例，又有变例作为言论，然后褒贬是非的意思就显现了。世事多变，那么言辞就不同，条例就不统一，与日食月食的参差不齐，大概多得看不过来。等到慎重思考并精细考证，就像网在纲上，提起纲来抖动，顺着它的条理就清晰了。圣人用言辞和条例完成他的书，用情感和道理来寄托他的言论，那么他对后世的考虑，也就非常周到了。言辞和条例，是它的形式；情感和道理，是它的本质。形式和本质不完备，君子就不认为是完整的人；形式和本质不完备，《春秋》就不算是完整的经典。世上的学者，舍弃情感和道理而专门在言辞和条例之间寻求，因此多有困惑以至于失误。左氏的失误在于浅薄，公羊的失误在于险怪，谷梁的失误在于迂腐。左氏探求圣人的意图而没有得到，一切都用事实来叙述，而忽略了褒贬，所以常常取法于近处，而失误在于浅薄。公羊认为圣人想要为后世确立法则，一定有惊动人的耳目而难以言说的内容，所以常常志于难懂，而失误在于险怪。谷梁认为圣人如果有意表达，就不应当浅近易懂，一定有曲折而深奥的内容，所以常常探求于远处而失误在于迂腐。虽然如此，这三家的失误，他们又有自己的说法：左氏自以为所传述的当时之事足以取信于后世，虽然失误于浅薄也不觉得可耻。公羊、谷梁自以为传述当时之事简略了，不得不发表险怪迂腐的言论来显示自己。唉！学习圣人的道理却正以显示自己为心，适宜他们不合正道而多有失误。现在我不是故意轻视三家的言论，认为如果不除去三家的言论，那么学者的疑惑就不能解决，而圣人的经典终究不能重新显现。所以用情感来推测当时的事，用道理来考证圣人的言论，情感和道理不违背，然后言辞可以明白而条例可以贯通。在经文之下分别解析，命名为《春秋经解》。唉！后来的君子，如果有意于情感和道理的说法，我的言论或许有可取之处；如果无意于情感和道理的说法，我的言论或许有罪过。

译朱震奏章两篇

已故东川平民崔子方，在熙宁年间，宰相王安石掌权，不喜欢《春秋》之学，《春秋》三传不被列入官学。当时，颍阴隐士常秩，号称精通《春秋》，尚且完全避讳这门学问，迎合时下的喜好，何况那些不懂的人呢？到了元丰年间，这种风气已成为习俗，没有人敢议论它的错误，而崔子方独自怀抱遗存的经典，闭门研究，撰写了《春秋经解》、《本例》、《例要》三本书，相互表里呼应，自成一家之言，留给子孙。人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的书还在。希望朝廷下令平江府，在崔若家中抄写后呈进。

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兼资善堂翊善朱震先前奉旨，按照中使送出的崔子方《春秋经解》十六册，命令朱震校正。朱震核查熙宁、元丰年间，王安石独断专行，歪曲圣人的经典，《春秋》大典不得列入官学，当时的学者以研究《春秋》为忌讳，而崔子方独自怀抱遗存的经典，闭门讲习，专心著述，探究根本宗旨，从而自成一家，不是特立独行的士人不能做到这样。现在崔子方虽然去世，但他的后代还在，希望陈述奏报，特别赐予表彰，以鼓励后来的人。奉圣旨，给予他一个儿子恩荫。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解》卷一 宋崔子方撰 隐公

《春秋》为什么从隐公开始？从前孟子有话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又兴起。臣子杀害君主的事有了，儿子杀害父亲的事也有了。”孔子感到恐惧，于是作《春秋》。又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亡失，《诗》亡失然后《春秋》兴起。”考察那个时代，验证那些行事，那么从隐公开始的意义就可以知道了。平王东迁，周王室衰微，《黍离》之诗已经降下，而《诗》不再兴起；隐公、桓公篡位弑君，而鲁国混乱，文武之道坠地，而周公的功业衰落了。孔子哀伤周道不能恢复，怜悯圣王不再兴起，于是修撰鲁国史书，以明辨是非，端正褒贬而代替赏罚，上以承接三圣的遗绪，下以确立万世的法度，使乱臣贼子有所畏惧忌讳，而不敢暗中发动。这是《春秋》所作的原因，也是从隐公开始的意义。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称一年为元年，元，是本；称一月为正月，正，是正。说君主即位，必须奉行元以端正根本，体现正以从事。古代的君主，没有不是这样的，所以史书称“大甲元年，正月上日”就是这样。《春秋》的意义，只在两者之中书写“王”，然后圣人的意见就显现了。虽然，《春秋》依据鲁国史书而成文，但《春秋》不是为鲁国而作；它的文字是鲁国史书，而它的意义则有王者的法度存在。所以孟子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因此在岁首，必须书写“王”，以显示赏罚之事，一定出自王者。所以说“元年春王正月”。它先说“元年春”，而后说“王正月”，为什么呢？大概事情必须接续月份以显示年份，那么鲁君的年份，而它的事情则有王法治理它罢了。然而隐公为什么不书写即位？凡是弑君者不即位。大概不以正道终结，尚且不能即位罢了。闵公不书写即位，也是这样。查考：《春秋》不书写即位的有两种，弑君者不即位，继弑君者也不即位。弑君者不即位，不能以正道终结；继弑君者不即位，不忍以正道开始。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仪父是名，小国的君主没有王命，惯例不书写爵位而书写名。介葛卢、郳犂来，就是这样。怎么知道仪父是名？公孙归父、季孙行父之类都是名。况且天子的元士，相当于附庸，宰咺、石尚都是元士而书写名，那么附庸的君主没有王命而书写名的，大概也是适宜的。后来有了王命，就说邾子克而列入小国了。传文却说开始与公结盟，所以褒扬而称字，那么桓公与仪父在趡结盟，又怎么褒扬他呢？《春秋》褒贬，代替王者的赏罚，赏罚不可轻用，而传文轻易地把褒贬给予人，难道是圣人的意思吗？周官虽然有盟载之事，但《诗》讽刺君子屡次结盟，那么不自信而仅仅以盟誓相互约束的，是《春秋》所讥讽的。公刚即位，不能自信，却与邾国结盟，最终又违背它，所以不书写日以显示讥讽。公结盟惯例书写日。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克是仅仅战胜的意思，就像说郑伯在鄢打败段一样，以显示段有部众而与郑伯对抗。郑伯不能克制母亲的缘故，导致段失道而不加制止，以至于用兵仅仅能驱逐他，那么郑伯战胜段很难了。《春秋》想要显示这件事，所以改变杀的名词而称之为克。兄弟之间，尚且至于用兵，显示郑伯失教。不称弟段，失去了做弟弟的道理。虽然，怎么知道段是弟弟？大概圣人以六经相互表里，《叔于田》的诗存在，那么段是弟弟就可以知道了。《春秋》小国战败惯例书写月，段有京邑，凭借他的部众对抗，如同小国，所以惯例也书写月。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宰是姓，咺是名，

译这是天子的上士。凡是天子的上士，惯例是称呼名字，像刘夏、石尚这类人就是如此。这与宰周公、宰渠伯纠被称为“宰”是不同的。仲子是谁呢？她是惠公的妻子，隐公的母亲。为什么不称她为夫人呢？因为她继承了先君（惠公）的正妻之位，所以不称夫人，这没有可疑之处，这就不同于秦人送葬具给僖公的成风了。成风并没有继承先君（庄公）的正妻之位，作为庄公的妾室，她本不能继承先君的正妻之位，但因“母以子贵”，所以说是继承了僖公（的正妻之位）罢了。周王派荣叔送含玉和赗赠之物，不称“天王”，是因为以天王的尊贵身份，却向下赗赠诸侯的妾室，这样写是为了表示周王有失天子的尊严。然而对于惠公的仲子，周王送赗赠之物却没有讥讽之意，这就清楚地表明她是夫人。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称她的谥号呢？古代妇女崇尚质朴，有的有谥号，有的没有谥号，因此《春秋》中鲁国的女子都不称谥号，只有宋共姬称了谥号。鲁国的夫人即使称谥号，仲子也没有谥号。况且像《左传》所称惠公的原配孟子，也没有谥号。所以仲子没有谥号，是没有可疑之处的。然而有人竟然认为不称谥号是妾室的称呼，成风、定姒也是妾室，却都称了谥号，这是为什么呢【按：书中记载“王始”，所以称天王，并非没有讥讽之意。说仲子是隐公母亲的说法尤其没有根据】

译九月，鲁隐公与宋国人在宿地结盟。

按照《春秋》的体例，大国的卿大夫要记载名字，其下属大夫则称“人”；对于鲁国国内也是如此。然而鲁国国内不能称“鲁人”，所以隐去不写，只直接叙述这件事罢了。

冬季十二月，祭国的伯爵前来。

祭国是伯爵爵位，是天子的上大夫且拥有封国的人。不称“使”，不叙述具体事由，认为是私自出行。作为天子的大夫却私自拜会诸侯，是有罪的。所以用“月”来记载以示讥讽。凡是“来”的体例，通常记“时”。

公子益师去世。

【按：本例说失日后，鲁国大夫去世，不记载日期的，都与此相同】

二年春季，鲁隐公在潜地与戎人相会。

认为鲁隐公与戎人会面不正当，所以不记载月份，以示讥讽。鲁公会见的体例通常记月。【按：本例说兼讥丧期会盟】

夏季五月，莒国人入侵向国。

无骇率领军队入侵极国。

无骇，是我们鲁国尚未被赐姓的大夫。向国和极国都是依附于大国的微小国家。

秋季八月庚辰日，鲁隐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

凡是与外邦结盟，体例记月；与戎人结盟，则体例记时；鲁公结盟，体例记日；与戎人结盟，则体例记月。《春秋》尊重中原华夏而轻视外族，详略的体例，当然是这样。桓公二年，与戎人结盟不记日，就是遵循这个体例。这里改变体例而记日，大概是为了深深讥讽鲁隐公开始与戎人交好。外族相互侵扰，中原各国背叛礼义，礼义松弛断绝，事变将要穷尽，君子对此感到忧虑。记载《春秋》的开始，却有开启外族入侵先例的人，这是隐公的罪过。

九月，纪国的裂繻前来迎娶女子。

《春秋》的体例，天子说“迎娶王后”，诸侯说“迎娶女子”，大夫说“迎娶某姬”。现在裂繻来迎娶女子，知道他是为君主迎娶。那么为什么不称“使”呢？认为他不亲自迎亲不正当，所以不承认他是受命出使。迎娶王后，是从天子的角度而言；迎娶某姬，是从自己的角度而言；迎娶女子，是通用的称呼。大概交互而言，这是尊卑不同的措辞。【按：程传说：亲迎是指在宾馆迎接，难道要抛弃宗庙社稷去别的国家吗？这条讥讽不亲迎，是错误的】

冬季十月，伯姬嫁到纪国。

妇人已经出嫁，对外称娘家，对内称夫家，所以称出嫁为“归”，称回娘家为“来”。她离开娘家有归宗的意义，所以称出嫁为“来归”。

纪国的子帛与莒子在密地结盟。

子帛，大概是裂繻的字。这是当时的称呼。传曰：“在密地结盟，是为了鲁国的缘故。”鲁国人认为他们是为我们鲁国而结盟，所以尊重他们而称其字。史官于是照此记载。当时认为这是宠幸，而《春秋》借此来显示他们倚仗尊贵、专断命令的罪过。裂繻受命迎娶女子，为了鲁国的缘故，却匆忙与莒国结盟，那么他倚仗尊贵而专断命令就显而易见了。所以凡是《春秋》中诸侯的臣子改变名称而称字的，都显示其专断僭越的罪过。【按：本例说，离开盟会不记月，后面不记月的，都与此相同】

十二月乙卯日，夫人子氏去世。

隐公的妻子。不记载葬礼，大概是因为没有下葬。因为桓王去世，七年之后才下葬，那么子氏没有下葬，或许是有缘故。隐公去世尚且没有下葬，那么夫人难道就不能下葬吗？

郑国人攻打卫国。

三年春季，周王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

这里不记载“朔”，是因为不是在朔日发生日食。【按：后序说，日食不关联朔日与日期的，是缺漏，这与此处自相矛盾】

三月庚戌日，周天子去世。

夏季四月辛卯日，尹氏去世。

两传说：“尹氏跟随两传，是尹氏当时的称呼。”《春秋》沿用此称，以讥讽其世袭。昭公二十三年，记载“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记载“尹氏带王子朝逃奔楚国”，都是讥讽世卿专权的祸患。又《诗经》称“尹氏大师”，王称尹氏，那么尹氏是世卿，已经很久了。所以知道是沿用当时的称呼，是很明白的。凡是天子的大夫去世，不通报，如果对我们有好意，则通报，王子虎、刘卷就是例子。现在尹氏对鲁国没有好意却通报了，显示尹氏世袭且专权，是很明白的。不然，在《春秋》之前，尹氏对鲁国有好意吗？

秋季，武氏子前来请求赙赠。

赙赠是丧事的费用，不是用来请求的。请求这个词，意味着不一定能得到。讥讽在于周王室了。称“武氏”是什么意思？显示其世袭，如同称“尹氏”一样。称“子”，大概是未被任命的人，未被任命却出使，那么世袭就可知了。不称“使”，显示武氏专权。不然，国王在丧期，不任命使者吗？

八月庚辰日，宋公和去世。

《春秋》的道义，尊崇天子，卑视诸侯，抑制大夫。所以凡是日月的体例，根据尊卑来制定详略，没有相同的。只有天子去世，公薨，诸侯卒，以及鲁国大夫、鲁国女子去世，则没有固定的体例。大概认为人的善恶，体现在其行为上，也不必等到去世下葬后才进行褒贬。所以有的记日，有的不记日，有的记月，有的不记月，都是根据当时通报的详略以及旧史书的完整缺失来记载的。况且《春秋》对于其他事情，必定谨慎遵循日月的体例，唯独对于去世下葬，从天子到大夫，尊卑内外，一律相同。这都是为了显示不设立固定体例。让后来的学者，在这里不以体例来考察，那么《春秋》就可以通达，而不至于困惑了。况且诸侯不记日去世的有三十六位，而大多在曹、滕、邾、莒这些小国。比如曹国记载去世的有十位，其中不记日的有九位，难道不是小国通报的礼仪不完备吗？不然，为什么曹国不记日的特别多呢？

冬季，十二月，齐侯、郑伯在石门结盟。

癸未日，安葬宋穆公。

《春秋》记载诸侯下葬八十六次，其中能记载日期的

译才十二岁罢了，为什么缺失的这么多呢？春秋时期的混乱，只把征伐会盟的事情当作急务，而所谓卒葬这样重大的事情，尚且有时被忽略，以至于赴告的礼仪如此不完备。况且一件事，一个使者的言辞失误，那么那件事的日期就再也无法知道了。凭借天王的尊贵，不赴告去世的有三次，不赴告安葬的有七次，何况诸侯呢？所以诸侯不赴告去世以及赴告去世却不赴告安葬的，大概数不胜数。由此说来，那么安葬缺失日期，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而且那些能得知日期的有十二次，都在齐、晋、宋、卫这些大国，难道不是大国然后赴告的礼仪才完备吗？大概春秋在这里不把它作为定例，然后缺失的多就不显得奇怪了。凡是记载安葬的体例，不说“某安葬某公”，而说“安葬某某公”的，是内辞，用来表明赴告的使者来吊唁，赙赠的礼仪前往，凭借鲁国恩义所及然后安葬的。像公子遂到晋国安葬晋襄公，公孙归父到齐国安葬齐惠公，叔弓到宋国安葬宋平公之类就是这样。不记载使者的人，是因为使者地位卑微不值得记载的缘故。那些不记载安葬的，是国外不来赴告，国内不前往会葬，史官无法记载。

译鲁桓公四年春季，周历二月，莒国人攻打杞国，夺取了牟娄。

《春秋》的记载，有的称为“侵”，有的称为“伐”，这不过是《周礼》中司马九伐之法的两种名称罢了。司马的法度，是根据罪行的性质来定名的。春秋时期，征伐之事出自诸侯和大夫，哪里能依据道义来公正地判定人的罪行呢？然而为何采用这两种名称呢？回答说：“伐”是以人为主要对象，“侵”是以土地为主要对象。大概斩杀砍伐其人民，就称为“伐”；侵犯掠夺其土地，就称为“侵”。“伐”并非不包含“侵”，只是侧重于斩杀砍伐较多而言；“侵”并非不包含“伐”，只是侧重于侵犯掠夺较多而言。《周礼》的法度规定，残害贤人、祸害百姓的就“伐”之，依仗坚固城池不服从的就“侵”之。残害贤人、祸害百姓的，针对的是人，所以“伐”其人；依仗坚固城池不服从的，针对的是地，所以“侵”其地，这也符合《春秋》的用意。虽然如此，凡是军队出动，杀人多的情况多，夺取土地的情况少，所以《春秋》记载“侵”的只有六十次，而记载“伐”的却多达二百一十三次。现在说“莒人伐杞，取牟娄”，大概是既进行了斩杀砍伐，又夺取了其城邑。既然夺取了城邑，那么仅用“侵”字就不足以表达了。外国攻打他国通常只记季节，这里却记了月份，是因为下面紧接着记了戊申日。凡是前面记事不当记月份，而后面记事应当记日和月的，就在前面记事时记下月份，这样事件的先后顺序就不显得混乱了。其他类似的情况也是如此。

戊申日，卫国州吁杀死了他的国君完。

州吁为什么不称氏和族？因为他不是公子，还没有被赐氏。凡是弑君，卿要写名字，大夫称“人”，士则省略不写，弑君的罪恶不贬斥也自然显现，所以文辞上没有贬斥。国君虽然无道，臣子也不得弑杀他，所以也没有连累国君的文辞，只是直书其事罢了。而《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家致力于提出不同的说法，从而失去了圣人的本意，使得后世的奸臣贼子得以借口作乱，这是三家开启的弊端【按：三家的不同说法，如《左传》宣公四年传说：凡是弑君称君，是因为国君无道；《公羊传》文公十八年传说：称国名以弑的，是众人弑君的说法；《谷梁传》成公十八年传说：称国名以弑其君，是因为国君罪恶极深之类】。况且《易经》说：“臣弑君、子弑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是逐渐积累而来的。由于没有及早辨别防范，那么那些被弑杀的国君，《春秋》难道本来就赞同他们吗？所以国内弑君不记载，即位也只是说不能终其位罢了。”

夏季，鲁桓公和宋公在清地相遇。

《周礼》有朝、觐、宗、遇、会、同的礼仪。春秋时期，礼文不足，所以一概称为朝会。而所谓“遇”，只是特意记载他们相遇罢了。《礼记》所说的“未到约定的日期相见叫做遇”就是这个意思。当时，诸侯不信任约定的日期，会盟失时，所以有未到约定日期就相见的，就像《诗经》所说的“邂逅相遇”那样。凡是记载“遇”，都是讥讽，所以不记月份，以显示对鲁桓公出行的讥讽。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秋季，翚率领军队会合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翚为什么不称公子？因为他是弑杀隐公的罪人，所以被贬斥。在这个时候，翚还没有犯罪，为何就贬斥他呢？大概是因为：他是隐公的罪人。虽然如此，按理说应当在弑杀隐公之后贬斥他，但这件事发生在桓公时期，当时还书写他的族氏，以显示桓公与他同恶而不认为他是罪人，所以不得不在隐公的篇章中贬斥他。有人认为他是尚未赐氏的大夫，这是错误的。况且诸侯的儿子称公子，公子的儿子才开始赐氏。现在翚本来就是公子，怎么能说他是尚未赐氏呢？那么他是被贬斥就很明显了。

九月，卫人在濮地杀死了州吁。

州吁弑君，为什么不称国名来讨伐他，而用“人”来叙述呢？因为州吁已经自立为国君了，称“人”来杀他，以显示弑君的罪恶，全国的人都可以杀他。记载地点是什么意思呢？州吁知道国人将图谋他，在位不安，所以逃难到濮地。《春秋》不失去事实真相。齐人杀无知，就不记月份，这里加了月份，显示卫人没有立即讨伐贼臣，过了八个月才仅仅杀了他。讨伐贼臣通常只记季节。

冬季十二月，卫人拥立晋为国君。

继承君位的儿子有固定的位置，没有记载“立”的，这里记载“立”，又不称公子，显示其不正统而不应当被拥立。记载说：“卫人立晋”，大概意思是卫国的人拥立了他，在道义上是不应当拥立的。尹氏拥立王子朝，也是同样的道理。虽然如此，春秋时期，以不正统方式被拥立的人很多，为何唯独在这里特别指出呢？在《春秋》中，对于那些有争夺祸患的，然后正名分来治理，如突回到郑国，郑忽出奔卫国，曹羁出奔陈国，赤回到曹国，莒去疾进入莒国，莒展舆出奔吴国，鲁公攻打齐国接纳子纠，齐小白进入齐国之类，都是这种情况。

鲁桓公五年春季，鲁桓公在棠地观看捕鱼。

《左传》《公羊传》说：“观”是泛指搜猎田猎之事，不说“公搜于比蒲”、“搜于昌间”之类，这是对的。现在观看捕鱼称“公”，与“公狩于郎”意义相同，显示鲁桓公独自行动而不与国人共同进行。认为鲁桓公独自行动不正当，所以不记月份，以显示讥讽。

夏季四月，安葬卫桓公。

秋季，卫军进入郕国。

“入”是严重的措辞。用军队进入别人的国家，必定毁坏其城郭，侵犯其宗庙社稷，侮辱其君臣。因为“入”很严重，所以谨慎地记了日期。因此大国、次国都以日期记“入”，只有小国、微国才以月份记“入”。郕是次国，为什么不以日期记“入”呢？《春秋》关于“入”和“灭”的体例，有应当记日月而没有记日月的，认为那是该国自取灭亡。现在郕不以日期记“入”，知道郕国有罪。传文说：“卫国发生动乱时，郕国人侵犯卫国，所以卫军进入郕国。”

译那些希望别国发生动乱而想借此实现自己野心的人，是招致灾祸的途径。《春秋》深恶痛绝这种行为，所以不记载具体的月份和日期，以此表示讥讽。

译九月，考祭仲子之宫，初次献舞六佾。

仲子是隐公的母亲。隐公有孝心，所以特意为他的母亲建立宫庙来祭祀她。这就是古人之所以告诫祭祀不要对亲近之人过于丰厚，而后世出现原庙的制度，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吧？传文说：天子用八佾，诸公用六佾，诸侯用四佾。献舞六佾，是僭越了诸公的礼制。“初”是开始做某事的措辞。立宫，即立武宫，讥讽不该建立这样的宫庙。这里不说“立仲子之宫”，大概是因为同时讥讽献舞六佾。因为考祭仲子之宫，所以献舞六佾。考祭宫庙的体例应当记载日期，这里不记日期，是为了表示讥讽。

邾国人、郑国人攻打宋国。

出现螟虫。

【按：本例说“星孛、雨雹、雨木冰、无冰、螟螽”之类，如果发生在某月，就记在某月；如果发生在某时，就记在某时。记录灾异的实况，是为了显示灾害的远近、异常的疏密程度。】

冬季十二月辛巳日，公子彄去世。

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

六年春季，郑国人来谋求讲和。

两传说：输平，应当从两传的说法，理解为输平。输就是致的意思。大概是郑国人想要向我们达成和平。和平的意义，在于消除以前的怨恨。鲁国对郑国有狐壤的耻辱，郑国对鲁国有被讨伐的怨恨。两国因此互相结怨。当时，鲁国也是大国。郑国本来就想与鲁国交好，担心鲁国因为以前的怨恨而不答应，所以来谋求讲和。鲁国于是接受了。过了第二年，郑伯派宛归还祊地。又过了一年，举行中丘之会，一起攻打宋国。又过了一年，举行时来之会，一起进入许国。到了桓公元年，郑伯用玉璧交换许田并在越地结盟。这足以看出郑国人谋求讲和的意图了。而传文说这是破坏盟约，是错误的。狐壤的耻辱、被讨伐的怨恨，以前的盟约本来就已经破坏了，何必再派使者来宣告断绝关系呢？与齐国讲和，与郑国讲和，记载的是已经讲和。这里还没有讲和，只是来传达讲和的意愿罢了。这里不说是郑伯派遣，为什么呢？《春秋》对于凡是卿来，就说是奉君命；对于其他人则不这么说。因为卿地位尊贵，如果不说是奉君命，就有嫌疑；其他人地位卑微，不说是奉君命，也不会产生怀疑。

夏季五月辛酉日，鲁公与齐侯在艾地结盟。

秋季七月。

冬季，宋国人攻取长葛。

包围城邑超过一年，然后才攻取；情况严重，所以记载下来。

七年春季，周王三月，叔姬嫁给纪国。

国内女子嫁给大夫的不称“归”。叔姬嫁给纪季，是不该称“归”的。却称“归”，为什么呢？纪国灭亡，纪季能够把酅地献给齐国，成为齐国的附庸，仍然没有失去国家，而叔姬能够以妇道善终，没有失去作为小国夫人的身份，所以认为她贤德而称“归”。《春秋》的体例，开始嫁给诸侯，最终被休弃而回国的，开始也不记载“归”，因为不能算是正式的妇人。郯伯姬、杞叔姬就是这样。开始虽然没有嫁给诸侯，但最终仍然保有国家，并且能以妇道善终的，开始也记载“归”，纪叔姬就是这样。这是《春秋》褒贬的深意啊【按：齐子叔姬被休弃，开始也不记载“归”，崔氏的解释没有涉及到】。

滕侯去世。

【按：本例说失日。凡是外国诸侯去世，不记载日月者，都与此相同】

夏季，修筑中丘的城墙。

这是在国内修筑城墙。周历的四五月，相当于夏历的二三月，正值春季，农事刚开始，却用来修筑城邑，讥讽剥夺了百姓的农时。传文说凡是记载修筑城墙的都是讥讽，似乎错了。城墙不完整，不足以成为国家，那么凡是修筑城墙，应当看情况的缓急，让百姓在农闲时进行罢了。

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

秋季，鲁公攻打邾国。

《春秋》的体例，用日月来区分详略。所以详记中原而略记边远，详记大国而略记小国，详记内国而略记外国，详记君主而略记臣子，详记所重视的而略记所轻视的。所以凡是鲁公所做的事，都按月记载，其中重要的事情，就按日记载。这是谨慎而详细，体现事奉尊亲的道义。那些变例的，是讥讽。如果不是这样，就是想要有所表示而这样说。这里鲁公攻打邾国却不按月记载，为什么呢？鲁公刚即位，与邾国结好并结盟，现在却亲自攻打它，不合正道。鲁公刚开始就背弃盟约而亲自攻打，所以不按月记载，以表示讥讽。

冬天，周王派凡伯来聘问。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把他带回去。

《春秋》的体例，用“以某归”的，是使其屈服；用“执而以归”的，是力量不足。所以“以归”的记载名字，“执而以归”的不记载名字。凡伯没有记载名字，知道他是被俘获而带回去的。这里不说是“执”，是不认可戎人俘获天子的使者。这里说“伐”，显示凡伯有随从人员。经文说：“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把他带回去。两次提到凡伯，好像两件事一样，显示凡伯已经聘问回来，然后戎人才攻打他。说“于楚丘”，显示卫国不能保护天子的使者。

八年春季，宋公与卫侯在垂地相遇。

三月，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庚寅日，我们进入祊地。

凡是来归还城邑，没有说“入”的。显示郑伯虽然派人来归还，但还没有确定属于我们。大概人民的顾虑，疆域的政令，必须等到我们进入然后才确定。而且进入城邑没有说“我”的。因为上面说郑伯归还祊地，下面接着说进入祊地，就怀疑是郑伯进入，所以加上“我”来区分。郑伯守护天子的土地，却轻易地送给别人，我们不衡量道义而接受，都有罪过。所以加上日月以表示讥讽。进入城邑、归还城邑的体例，都按季节记载【按：本例说：城邑的人不臣服，用军队进入】。

夏季六月己亥日，蔡侯考父去世。

辛亥日，宿男去世。

《春秋》诸侯都记载名字去世，大概是因为他们开始

译继位后前来通报，之后又有会盟、朝聘、交好等事，所以名字记载在史册上，等到他们去世时，得以书写其名，这是慎重对待终礼。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行，因此不书写其名的去世有七次，其中三次在滕国，四次在杞、薛、秦、宿。秦国本来就很少与鲁国往来，而宿国仅在《春秋》中出现过一次。至于滕、薛、杞，都是小国，难道有的刚继位就失于通报，之后会盟不参与，朝聘不及时，名字没有记载在诸侯的史册中，所以去世时无法书写其名。他们对交好的道义也很淡薄，因此不书写其名的去世有七次，而没有记载葬礼的，是因为鲁国也未曾前往参加，所以如此。

译秋季七月庚午日，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

对外结盟通常不记载具体日期，传文说诸侯参与结盟，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谨慎地记载了日期。那么凡是众多诸侯结盟，而对事情没有益处的，难道是《春秋》所赞许的吗？

八月，安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日，鲁庄公与莒人在浮来结盟。

鲁公与大国的卿大夫结盟，则省略“公”字，是为了避讳耻辱。与晋国的处父结盟，不称“公”，就是正确的。大国强行与我们结盟。鲁公与小国的卿大夫结盟，则不省略“公”字，不避讳。小国的人，不敢强迫我们结盟，是我们本来就要与他们结盟罢了。

发生螟灾。

冬季十二月，无骇去世。

《春秋》记载鲁国大夫去世，有三十次省略了日期，其中省略日期的情况有三种，大概在这里不以日月为例，然后省略日期就不显得可疑了。即使是儿子去世，也有省略日期的情况。

鲁桓公九年春天，周天子派遣南季来鲁国聘问。

周朝官制规定定期聘问，以晓谕诸侯的心意，那么周天子派遣南季来聘问，是可以的。然而整个春秋时期，周天子派使者聘问鲁国的有七次，而鲁国的臣子前往京师的有五次，那么鲁国侍奉周天子的礼节就可以知道了。鲁国侍奉周天子的礼节微薄，而周天子答谢鲁国的礼节厚重，这都是失礼的。所以《春秋》记载此事，以显示诸侯的强大和王室的衰弱。凡是周天子派遣使者的例子都记载月份，这里不记载月份，以示讥讽。其他类似的情况也是如此。

三月癸酉日，大雨并伴有雷电；庚辰日，下大雪。

下雪和雷电，通常不记载具体日期。怀疑两者发生在同一天，所以分别记载。周朝的三月，是夏历的正月，而雷电不合时宜，记载以示怪异。

挟去世。

夏季，修筑郎城的城墙。

农事正兴盛却兴造土木工程，讥讽其失时。

秋季七月。

冬季，鲁桓公与齐侯在防地相会。

当时，桓公与羽父合谋作乱，桓公反而不能平定内难，以至于被弑杀而不自知，却连年多次与齐、郑远行会见，这是桓公不务正业，所以不记载月份以示讥讽。十一年时来的会见，也是如此。

鲁桓公十年春天，周历二月，鲁桓公与齐侯、郑伯在中丘相会。

防地与“时来”的会见，则省略以示讥讽；“中丘”的会见，则不讥讽，为什么呢？防地与“时来”遥远，而“中丘”是内地，况且他们远道而来会见我们，我们没有推辞的理由，对于桓公可以不讥讽了。七年夏天，修筑中丘的城墙。知道中丘是内地，“时来”是郑国的土地，“防”是宋国的土地。解说者认为“防”是鲁国的土地，是错误的。大概不知道今年夏天才击败宋军，然后夺取“防”地。

夏季，翚率领军队与齐人、郑人一起讨伐宋国。

六月壬戌日，鲁桓公在菅地击败宋军。

没有交战而说击败，是没有得到真正的战果。宋军出动，是为了报复翚的讨伐。

辛未日，夺取郜地；辛巳日，夺取防地。

郜、防都是宋国的城邑，紧接着击败宋军之后记载，知道它们是宋国的城邑，以显示桓公趁人之危，在十天之内夺取两座城邑，所以记载日期以示讥讽，夺取城邑通常只记载季节。

秋季，宋人、卫人侵入郑国。

宋人、蔡人、卫人讨伐戴国。郑伯讨伐他们，夺取了戴国。

当时，宋国是大国。郑国不能侍奉大国，反而与齐、鲁勾结讨伐它，导致宋国丧师并失去两座城邑。这就是宋国愤怒而侵入郑国的原因。郑国被侵入，是有自取之因的。郑国尚不自责，反而趁其不备夺取三国军队。《春秋》厌恶这种行为，所以不记载月份和日期，以示讥讽。宋、卫撤军后，郑国才与蔡人一起讨伐戴国。郑伯想要报复被侵入的怨恨，所以跟随讨伐，趁其不备夺取三军。这与夺取宋军、夺取郑军的含义相同，而传文说郑伯借助别人的力量讨伐戴国并夺取它，是错误的。戴国是小国。《春秋》的体例，国家不说“取”，而说“灭”。“灭”是严重的措辞，表示没有对方的存在，就像火熄灭而看不见了一样。“取”是轻缓的措辞，表示还有对方的存在。说“取”，只是针对对方罢了。

冬季十月壬午日，齐人、郑人侵入郕国。

郕国是伯爵，大概属于次国，所以记载日期然后才侵入。那么五年，卫军侵入郕国，其不记载日期的情况，以示讥讽，是明显的。

鲁桓公十一年春天，滕侯、薛侯来朝见。

夏季，鲁桓公与郑伯在时来相会。

秋季七月壬午日，鲁桓公与齐侯、郑伯侵入许国。

【按：本例说，桓公不能平定内难，反而侵入别人的国家，也是不务正业。所以加记日期以示讥讽】

冬季十一月壬辰日，鲁桓公去世。

桓公去世，为什么不记载地点？因为是被弑杀。不记载弑杀，是为了避讳。有所不忍言说。为什么不记载安葬？国内弑杀君主，不记载安葬。君主被弑杀，国家混乱，无法得到安葬。凡是弑杀君主的证据有四种：不记载即位，继弑君者也不记载即位；去世，不记载地点，不记载安葬，就是这样。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解》卷二 宋 崔子方 撰 桓公

元年春天，周历正月，鲁桓公即位。

《春秋》的体例，继弑君者不记载即位。大概说：先君居在这个位子上，不能以正道终老，那么自己，不忍心即位于此。桓公继弑君而即位，为什么呢？桓公弟弟弑杀兄长，臣子弑杀君主，夺取他的位子而占有，那么也就没有什么不忍心了。《春秋》跟着记载，以显示他的意图。而且《春秋》在桓公的事情上，没有讥讽。记载即位，显示他不治理大事的缘故。

三月，鲁桓公与郑伯在垂地相会。

郑伯用璧玉交换许田。

所谓“假”是当时的措辞，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然而《春秋》不纠正其名分，为什么呢？用物品交换物品，这是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