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春秋经解卷二宋崔子方撰桓公

译难道可以说“借给”吗？《春秋》对桓公没有讥讽，只是直书其事，其中的道义自然显现。为什么提到“许田”？大概是许国的田地，却位于鲁国境内罢了。隐公晚年，与郑伯进入许国驱逐其国君，当时应当有分得田地，所以位于鲁国的这块地仍然被称为“许田”。郑国人想要修整他们的边界，那么鲁国的许田，本来就是郑国人想要的。这样之后才能得知真相，而三家的说法则认为不是用玉璧借田。郑国用泰山附近的祊地，交换鲁国用于朝见和住宿的城邑。天子在上，诸侯不能互相交换土地，所以为此避讳，用“借玉璧”作为文辞，又不是因为许田是取了周王的田地而附属于许国。唉！《春秋》的写作，是为了阐明当时的是非，彰显褒贬，代替赏罚，以便对后世起到惩戒和劝勉的作用。现在因为国家丑恶的缘故，而为之避讳，竟然歪曲事实而掩盖真相，使得是非不明，褒贬不显，后世不知道赏罚所在，从而不能起到惩戒和劝勉的作用，这难道是圣人的本心吗？况且凡是《春秋》所避讳的事情，必定有可见之处。有的通过言辞可以看出，有的通过其他事情可以看出，没有完全掩盖真相的。所以善于观察《春秋》的人，用情理推测当世的事情，用事理推究圣人的言论，没有不能明白的【按章如愚《山堂考索》引用林氏说：“文王武王的子孙，谁不是有功且亲近的人？怎么都会有朝见和沐浴的城邑？大概是祊地靠近鲁国，所以郑庄公来归还，以结交鲁国；许田是鲁隐公讨伐许国所得，所以趁着鲁桓公篡位而立，胁迫夺取它。”意思大概本于此】

译夏季四月丁未日，鲁桓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

秋季，发生大水灾。

冬季十月。

二年春季，周历正月，戊申日，宋国的华督弑杀了他的国君与夷，并杀了宋国的大夫孔父。孔父，是字。为什么不称名？这是当时的说法。大概因为孔父专权显贵而独揽国政，国人称他时，不敢直呼其名，而称他的字罢了。所以《春秋》沿用了这种说法来记载这件事。正因为孔父专权显贵而独揽国政，所以华督弑君后便进而杀了孔父。

滕子来朝见。

【按：本条例说，宋桓公是弑君篡位之人，诸侯共同厌恶他。现在滕子却开始修习礼节来朝见他，所以加上月份以示讥讽。】

三月，鲁桓公在稷地设防，防备齐侯、陈侯、郑伯，以此来促成宋国的动乱。

“成”就是“平定”的意思，与《周官》中调人“以民成之”的“成”同义。说“以成宋乱”，这是什么措辞？不必说“以”却加上了，这是虚伪的措辞。这是当时的说法。况且在薄地设防，释放宋公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都不说“以此”，唯独这里说“以”，就知道它是虚伪的。鲁桓公品行不端，知道宋国发生动乱，奸臣害怕讨伐，桓公观望时机而动，希望得到利益，所以与齐、陈、郑在稷地设防并谋划此事。苦于没有正当名义，就说：“我设此防，是用来平定宋国动乱的。”三月设防，四月就取回大鼎，这期间对于宋国的事并没有参与。那么这次设防以“平定宋乱”为名，而实际志向在于获取贿赂。上面记载“以成宋乱”，下面记载“取郜大鼎”，贪婪虚伪的痕迹就明显无疑了。难道要借助我的讥讽贬斥之文，然后才能看出设防的真相吗？所以孔子沿用当时的措辞直接记载，以不掩盖事实。这与记载“以俟陈人、蔡人”用意相同。

夏季四月，从宋国取回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纳藏到大庙中。

桓公没有受到讥讽，只是直书其事罢了，因为是宗庙的事，所以用日记载。

秋季七月，杞侯来朝见。

桓公品行不端，弑君自立，本来就应该被诸侯所痛恨。〇侯却屈身来朝见他，难道是因为小国侍奉大国有不得已之处吗？然而又不能尽礼来侍奉他，轻慢侮辱不肖之人，自取军队入侵的祸患，这是杞侯的过错。桓公没有受到讥讽，讥讽的是那些与桓公交往的人。不记载月份〇侯入朝，却记载月份〇侯朝见，都是为了表示讥讽的缘故【按下文〇侯入朝，实际记载了月份，这里说不记载月份是错的】

蔡侯、郑伯在邓地设防。

九月，军队进入〇国。

传文说：“进入〇国讨伐不敬，这是对的。〇国有自取灭亡的行为。”讥讽在于杞侯。就像卫军进入郕国，宋人、卫人进入郑国，讥讽在于郕、郑一样。这是不记载月份的情况。《春秋》通过条例来体现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况且《春秋》有所谓大国，晋、宋、齐、秦之类是。有所谓次国，陈、蔡、卫、郑之类是。有所谓小国，曹、许、邾、杞之类是。又有所谓附庸小国，向、极、鄫、鄅之类是。所以《春秋》的条例，对小国则简略，对次国则详细，对大国更加详细，而对附庸小国则更加简略。唯独对于特别重大的事件，然后才详细记载。认为有国者的祸患，没有比军队入侵更重的了。所以小国与附庸小国的入侵灭亡条例都记载月份，都是为了彰显其严重性。

鲁桓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

冬季，鲁桓公从唐地回国。

凡是国君出行后记载回国的，是臣子的说法。担心他前往，喜悦他返回，所以观察记载回国情况的疏密，那么时代的盛衰，国君的贤与不贤，就可以考察而知晓了。隐公不记载回国，是条例如此。桓公不记载回国，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当春秋初期，天下还没有达到极其败乱的地步，鲁国还有周公遗留的德行，而隐公又是贤君，他的出行不至于非常危险，他的臣子认为安全，所以隐公凡十一次出行而没有记载回国的。到了桓公品行不端，在国内发生篡弑之祸，天子不能讨伐，诸侯不能禁止，他肆意无忌，多次出行设防，借田受赂，背弃盟约帮助篡位，亲近不类之人，违背天子的命令，他的行为都很恶劣，没有一次是不应该记载回国的。然而他不记载回国的原因可以知道了。大概说：桓公弟弟弑杀兄长，臣子弑杀君主而占据其位，危险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那么其余的就不足以记载回国了，况且认为他的行为不义，不足以让臣子记载回国。虽然如此，但这不符合事奉君父的道义，所以用那三次极其危险的情况记载回国，以教导后世做臣子的人不可以因为厌恶逆乱而断绝与君父的关系。因此，没有比背离中原而亲近外族更危险的，没有比讨伐正义而帮助篡逆更危险的，没有比进入别人的国家而被杀更危险的。所以这与戎人结盟就记载回国，十六年伐郑就记载回国，十八年丧礼从齐国回来就记载回国。让臣子以此为惧。桓公与戎人结盟，固然有罪，所以记载回国；隐公与戎人结盟，也有罪，却不记载回国。《春秋》轻视桓公，所以用不记载隐公回国的方式来记载桓公回国，然后才知道桓公的行为都在应该记载回国的范围内，他不记载回国是有原因的。《春秋》的道义，不忌讳相同的措辞，所以隐公以不记载回国为美，桓公以不记载回国为恶。善于观察《春秋》的人，也要深入考察其志向罢了。为什么记载回国不记载月份？大概因为结盟简略，那么记载回国也简略，这是《春秋》的条例【按本条例说，内地例不记载回国，记载回国的例不记载月份。文公十七年从谷地回来，定公十年从围成回来，就是这样。唐是内地】

三年春季正月，鲁桓公在嬴地设防，防备齐侯。

夏季，齐侯、卫侯在蒲地互相命令。

说“胥命”是什么意思？大概是互相命令。古代朝觐、宗遇、设防结盟的礼节，都同于周王。到了周朝衰微，诸侯强大，各国自行其是

译君主没有发出命令，臣下没有接受指令，边境会盟不同于王室主持，盟约各自偏私自己的国家。于是出现了在边境相见的防备、未到约定日期就相见的遭遇、杀牲歃血结盟的行为，这些都不是先王的制度。然而还有主持这些事的人，所以《春秋》因此为他们确立法则。凡是“防”字，以外方为主；“及”字，以内方为主。如果说是“公防某侯于某”，那是对方想要会盟，对方是主方。如果说是“公及某侯防于某”，那是我方想要会盟，我方是主方。那么主方制定命令，而从属方听从命令。现在说“胥命于蒲”，那么齐侯、卫侯就失去了宾主之间的礼法。大概这两位君主不能互相谦让，没有谁适合做主方，边境会盟的礼仪不修，盟约的友好不讲，只是随便地以事务互相命令罢了，这是平民百姓的行为。所以《春秋》记载这件事，以表示讥讽。

译六月，鲁隐公在郕地会合齐侯。

秋季七月壬辰朔日，发生日全食。

公子翚前往齐国迎娶夫人。

三家都称公子翚与桓公共同弑杀了隐公。这在《春秋》中是有体现的。所以公子翚两次出现在隐公的篇目中，都贬去了他的族氏，这是正确的。意思是说：他是隐公的罪人。弑君之罪，终究不可赦免。现在这里却称他为公子，为什么呢？因为桓公与他同恶，不认为他是罪人，反而亲近信任他，派他出使、迎娶夫人，所以文字上没有贬斥，但其中的义理自然显现。如果《春秋》对桓公不加讥讽，那么与桓公同恶的人也不加讥讽了。不加讥讽，正是为了深恶痛绝。《春秋》的体例，迎娶夫人通常记月份，因为这是国家的重大事务。只有当派遣大夫迎娶是不正当时，才不记月份以表示讥讽。那么公子翚迎娶夫人，按例是不记月份的。

九月，齐侯将姜氏送到讙地。

诸侯如果不是为了民事，不越过国境；而齐侯将姜氏送到讙地，显示出齐侯不合正道。讙，是鲁国的土地。

鲁隐公在讙地会合齐侯，夫人姜氏从齐国到达。

公子翚迎娶夫人，他返回时，不用公子翚来记载，为什么呢？因为夫人已经得以面见鲁公了，只需记载夫人到达即可，由此可知鲁隐公在讙地会合齐侯，是为了迎接夫人。

冬季，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鲁国聘问。

记载“有年”，记载“大有年”，记载“饥”，记载“大饥”。这是根据执政者的忧喜来记载的。“有年”因为稍微可喜而记载，“大有年”因为非常可喜而记载，那么“饥”因为稍微可忧而记载，“大饥”因为非常可忧而记载。大凡人对喜事反应迟缓，对忧患反应紧迫。圣人的书写言辞，也是如此。五谷都成熟，记载“有年”，意思是这一年有收成。因为人有食物，然后才能保全其自然寿命，所以记载的言辞也显得舒缓。五谷歉收而记载“饥”，“饥”意味着防备。因为人饥饿就会死亡，所以记载的言辞显得紧迫。君子在言辞上，没有不谨慎的，就像这样。

四年春季正月，鲁隐公在郎地狩猎。

隐公在棠地观鱼，就不记月份，以示讥讽；桓公在郎地狩猎，却仍然记月份，为什么呢？因为桓公不被讥讽，直接记载其事，其中的义理自然显现。

夏季，周天子派宰渠伯纠来鲁国聘问。

称“宰渠伯纠”是什么意思呢？宰，是官职；渠，是国名；伯，是爵位；纠，是名字。他是天子的卿，担任冢宰。冢宰统领政事，通达命令于四海，现在却向下聘问诸侯，失职了。这与称“宰周公”意义相同。另外，天子的卿，通常不称名字。桓公的罪过，天子应当诛讨，而冢宰是能够执行此事的人。现在他固然不能执行，却又亲自前来聘问，以纠为罪人，所以称他的名字以示厌恶。况且桓公不被讥讽，只讥讽那些与桓公同流合污的人而已。《春秋》讥讽杞侯来朝见，与伯纠来聘问，其余的朝聘则不讥讽。为什么呢？朝聘或许有国家事务不得已的情况，《春秋》只讥讽那些值得讥讽的而已。没有记载秋冬，大概是史书缺漏。其他情况类似于此。

五年春季正月甲戌日，己丑日，陈侯鲍去世。

甲戌日之下，或许有其他事情，史书的缺文，无法再补全，所以孔子保留下来，以显示史官的缺漏，从而将信史传给后世，所以说：“我还来得及看到史官的缺文。”而《左传》认为是陈国发生动乱而两次报丧，那么这是鲁国史书的旧文，鲁国史官当时所听闻看到的，必定审慎选择而记载，岂敢设立两天记载的体例呢？况且三年七月称壬辰朔，推算下来，甲戌应当是四年十二月二十一二日，己丑应当是这年正月六七日。假如是两次报丧，自然应当分两个月记载，由此可知并非如此。那么甲戌日记载有误，而事情缺漏就明白了。圣人想要将信史传给后世，就是这样的。

夏季，齐侯、郑伯前往纪国。

国外诸侯相互访问不记载，这里记载是为了引出齐国灭纪的事。齐、郑是大国，却去朝见纪国，这意图想要窥探纪国显然了。《左传》说：“齐侯、郑伯朝见纪国，想要袭击它。”这是正确的。

周天子派仍叔的儿子来鲁国聘问。

武氏不称“子”，仍叔称“子”，为什么呢？回答说：武氏子知道他是武氏的儿子，称仍叔子，就不知道他是仍叔的儿子了，所以加上“子”字来表明。称“仍叔之子”，是因为父亲年老，儿子代替从政。他的儿子不称名字，不是天子命士的人，不以名字相通。《春秋》因此讥讽。

安葬陈桓公。

修筑祝丘的城墙。

秋季，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天子讨伐郑国。

这是周天子讨伐郑国，而三国跟随。为什么不首书周天子讨伐郑国呢？因为以天子的尊贵，却跟随三国防备的人讨伐郑国，是《春秋》所不赞同的，所以用简略的言辞记载。称“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是对天子用略辞。又不记天子出行的月份，是为了表示讥讽。

举行大雩祭。

《春秋》祭祀之事，有的记载有的不记载，为什么呢？大概常规的事不记载，非常规的事则记载，有所讥讽则记载，变化而符合礼制则记载。记载大雩祭的有二十一次，因为非常规而记载。《论语》称“暮春者，春服既成，风乎舞雩”，指的是建辰之月。《左传》称“龙见而雩”，大概苍龙星宿黄昏时出现在东方，指的是建已之月。三月、四月，春夏之交，万物开始茂盛，等待雨水而生长，所以《噫嘻》诗的序言说“春夏祈谷于上帝”，就是这样。夏历的三月、四月，是周历的五月、六月。所以《春秋》没有记载五月、六月举行雩祭的，因为常规的事不记载，所以如此。

发生螽灾。

冬季，州公去世。

译像曹国是天子三公那样的国家，如果外国的相国不被记载，这是为了引出下文“寔来”这一事件。

六年春季正月，寔来

译寔犹是也。说州公前往曹国，是因为想要来到鲁国。不再提及州公，是承接上文，中间没有发生其他事情，所以不怀疑了。不直接批评他随意结交诸侯，所以用月份记载来表示讥讽【按本例说：州公从曹国因为友好而来我国，所以记载为“来”。然而用月份记载，那么他前来投奔就不怀疑了】

夏四月，鲁桓公在成地防备纪侯

秋八月壬午日，大规模检阅军队

蔡国人杀了陈佗

记载说“杀陈佗”，是讨伐贼人的措辞。陈佗是弑君的人，与齐国人杀无知、卫国人杀州吁属于同一类例。不直接称他为陈佗，而称陈佗，是因为蔡国人杀了他，不得不举出国家名称。《春秋》用弑君的措辞来讨伐贼人，而传注者说陈佗杀了太子免，似乎错了。弑君为什么不记载陈国？因为没有向鲁国报告，史官没有记录，《春秋》也就无法记载了。《诗经》和《春秋》都记载当时的事，互相作为表里。《墓门》这首诗的序说：“陈佗不义，恶行加于万民。”一个人的恶行加于万民，如果不是弑君又是什么呢【按：关于陈佗弑君的说法，三传及诸儒都没有，崔氏也是根据体例判断的】

九月丁卯日，公子同出生

《猗嗟》这首诗还存在，那么公子同出生的意义就可以考察而知了。

冬，纪侯来朝见

传注说：“纪侯来朝见，请求王命，以求与齐国和解，这是对的。”

七年春二月己亥日，焚烧咸丘

咸丘是鲁国的邑，内部叛乱，不听命令，所以焚烧它。然而这样做太过残暴，所以用日期记载来表示讥讽。

夏，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

诸侯失去土地，就称谷伯、邓侯，大概是失去土地的君主。说“朝见”是什么意思？他们以朝见的礼节而来，我们不得不以朝见的礼节对待他们。

八年春正月己卯日，举行烝祭

天王派家父来聘问

夏五月丁丑日，举行烝祭

礿、祠、烝、尝四种祭祀，在经文中出现的，只有烝和尝，而没有礿和祠；郊、社两种祭祀，在经文中出现的，只有郊，而没有社。所以知道常事不记载，有所讥讽才记载。春天已经举行了烝祭，夏天又举行烝祭，其讥讽频繁之意明显了。

秋，讨伐邾国

冬十月，下雪

周历的十月，是夏历的八月，下雪，记载异常现象。

祭公来，随即在纪国迎接王后

这大概是纪国迫于齐国的危难，〇来鲁国咨询谋划，鲁国为之向周王请求纳女，以结交周王的援助，所以祭公迎接王后而先到达鲁国。说“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是为了表明鲁国实际上是主持这件事。那么为什么不称派遣？祭公受命迎接王后而顺便到达鲁国。

九年春，纪季姜嫁到京师

迎接时说：“王后”，是从天子的角度说的；归，说“季姜”，是从纪国的角度说的。王后的行程，为什么不记载月份？从纪国的角度说，所以简略了。”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

《周礼》规定，诸侯的世子，如果向天子宣誓，则比其君主的礼节低一等；如果没有宣誓，则用皮帛进贡。子男之国的世子射姑，使用朝见的礼节是可以的。《春秋》对此没有讥讽。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日，曹伯终生去世。

夏五月，安葬曹桓公

【按：本例说，僭越礼节而安葬的加月份，以表示讥讽。小国安葬的体例，春秋变例有九种，而四种在曹国。大概曹国的出防、序盟，常排在郑、卫之后，邾、滕之前，作为次国则不足，作为小国则是最突出的。所以体例与小国有差异，适宜其僭越礼节的特别多。不然，曹国本来就能遵循次国的体例吗？按：这与经解“卒葬不着”的体例相违背】

秋，鲁桓公在桃丘防备卫侯，没有遇到

说“没有遇到”是什么意思？卫侯约定防备而心意改变，所以不想防备鲁桓公？与齐侯没有赶上结盟意思相同。桓公防备的体例是记载月份，不记载月份是因为没有成为防备。桓公的防备唯独在这里不记载月份，大概也是根据体例说的。

冬，十有二月丙午日，齐侯、卫侯、郑伯来在郎地作战。

他们想要作战，没有约定而来，作战没有约定，是作战的罪过。郎，是鲁国的地方。

十有一年春，正月，齐人、卫人、郑人在恶曹结盟。

这是齐侯、卫侯、郑伯。那三个国家倚仗强大欺凌我们，没有约定而来作战，又再次结盟以巩固他们的恶行。《春秋》厌恶他们，所以贬低称他们为“人”。然而为什么不在他们来作战时贬低？想要表明称“人”而结盟的，实际上是诸侯。而且外人结盟，体例是记载季节，这里加月份，然后三个君主的贬低就不怀疑了。

夏五月癸未日，郑伯寤生去世

秋七月，安葬郑庄公

九月，宋国人抓住了郑国的祭仲

祭仲，是字，是当时的称呼。《春秋》有因为当时的称呼来表示褒贬的很多。称字的体例如：纪子帛、宋孔父、子哀、华孙之类就是这样。大概祭仲实际上是郑国的权臣，擅权尊贵而专断国政，国人称呼他，不敢用名而用字。他们用字报告史官，用字记载《春秋》，根据事实来表示罪过。能够废黜君主而纳入不正之人，像翻手一样容易，那么祭仲的权势就可以知道了。而传注者说《春秋》记载字是为了褒扬，错了。他们难道不根据事情来观察吗？那郑突，是宋国扶植的，是宋国人想要立的人，宋国认为如果不得到祭仲，那么郑忽就不能被废黜，而郑突就不能被立，所以抓住祭仲来要挟他。祭仲不能以身殉国守节而死难，于是废正立庶，顺从别人的私欲。那

译他获罪应当如何呢？那么就没有理由称他的字来褒扬他了。因此可知，根据当时的言辞来显露其恶行，是显而易见的。善于研读《春秋》的人，依据事件来考察圣人的言辞，依据言辞来推究当时的事件，那么事件就可以没有疑义，而言辞也可以没有困惑了。

译突回到郑国。

不称突为公子，表明他不应当被立为国君。不冠以国名，表明他是被祭仲挟持的。说“归”是什么意思呢？表明他得到了应有的位置。这是宋国奉送他回去，那么为什么不写“自宋归”呢？先前记载“宋人执郑祭仲”，接着记载“突归于郑”，那么宋国有奉送之意，就可以知道了。况且祭仲是他的内应，那么为什么不写“复归”呢？因为祭仲在国外。这表明祭仲被宋国胁迫。

郑忽出逃到卫国。

忽已经即位了，为什么不称郑伯？因为即位未满一年的国君，不以爵位称呼。卫侯被孙林父驱逐，所以不写孙林父的名字。臣子驱逐君主，是天下的极大罪恶，所以不通过定罪君主来助长乱臣的气焰。郑忽被祭仲驱逐，所以写他的名字。为什么呢？如果忽不称爵位，又不写名字，那么人们就不知道那是忽了。所以《春秋》的体例，想要表明某种意思时，不避嫌。那么为什么不称郑子呢？是为了表明即位未满一年就失去君位的人，不能成为真正的国君。

鲁公在折地防备宋公，并与陈侯、蔡叔结盟。

蔡叔，是蔡侯的弟弟。大概是因为蔡侯没有儿子，立他的同母弟来继承君位。如果直接写“某侯之弟”，就看不出他是继承君位；直接写“世子”，就看不出他是弟弟。所以改变文字称他为“叔”，以此来表明。凡是写“某侯之弟”的，是继承君位的弟弟；现在写“某叔”，这是继承国家的说法。与写“某世子”意义相同。那么为什么不写名字呢？如果写名字，就会写成“蔡叔某”，称“叔某”，这就与字相混淆了。圣人考虑到后世不会因此产生疑惑。陈侯溺去世，而招不称弟弟；郑伯寤生去世，卫侯元去世，而忽与蒯聩还称世子。那么弟弟继承君位，而世子继承国家，就明白了。

鲁公在夫钟防备宋公。

冬季十二月，鲁公在阚防备宋公。

十二年春季正月。

夏季六月壬寅日，鲁公在曲池防备纪侯、莒子，并与他们结盟。

《左传》和《公羊传》说：“纪侯应当跟随两传的记载，纪侯防备鲁国和莒国，以谋划对付齐国的祸难，所以如此。”

秋季七月丁亥日，鲁公在谷丘防备宋公、燕人，并与他们结盟。

八月壬辰日，陈侯跃去世。

鲁公在虚地防备宋公。

冬季十一月，鲁公在〇地防备宋公。

丙戌日，鲁公在武父防备郑伯，并与他结盟。

丙戌日，卫侯晋去世。

十二月，鲁国与郑国军队攻打宋国。丁未日，在宋国交战。

与谁交战？是与宋国交战。这是城下之战。凡是交战没有举国而战的，举国而战，就知道是城下之战了。不写“败”，是因为还没有到失败的地步。传文说与郑人不和而交战，况且第二年鲁国又防备郑伯与宋公交战，那么鲁、郑并非不和是明显的。

十三年春季，二月，鲁公在郎地防备纪侯、郑伯，己巳日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交战。齐国军队、宋国军队、卫国军队、燕国军队大败。

为什么不在鲁国境内写地名？如果在鲁国境内，为什么不写“来”？交战，“来战”的，是他们想要交战。“及”是什么意思？是我想要交战。这次战役，是纪侯谋划的。在郎地写地名，而这里不写地名。这是城下之战，可以说“战于宋”，不可以说“战于鲁”。《春秋》的体例：将领尊贵士兵少，称将领；将领卑贱士兵多，称军队；将领卑贱士兵少，称人；将领尊贵士兵多，称某帅师。现在交战称人，而失败称军队，为什么呢？凡是称军队而失败的，是惨败；称人而失败的，还没有到惨败的地步；不写失败的，是没有失败。内外用词是一致的。

三月，安葬卫宣公。

夏季，大水灾。

秋季七月。

冬季十月。

十四年春季，正月，鲁公在曹地防备郑伯。

没有结冰。

周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当时没有结冰，记录异常现象。

夏季五月。

缺了“月”字，而且这里下面应当有其他事情，也缺了。大概来结盟的体例是记时，所以知道月字下面有其他事情。

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

秋季八月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

常规的事情不记载。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在灾祸之后侍奉宗庙，记录不敬。况且桓公没有可讥讽的，而七年焚烧咸丘，八年烝祭与此尝祭，那么讥讽什么呢？对于桓公亲自做的事情不讥讽，对于国内的事情仍然讥讽。大概是讥讽治国的人罢了，难道因为一个桓公的缘故就废弃记载鲁国的事吗？

冬季十二月丁巳日，齐侯禄父去世。

宋国人率领齐人、蔡人、卫人、陈人攻打郑国。

四国的人，是被宋国使用的。四国没有从攻打郑国中获得利益。

十五年春季，二月，周天子派家父来索取车辆。

孔子纠正季氏取假的名义说：“君主向臣下索取，称为取。现在不叫取，而叫求。知道这不是应当索取的。求的意思是，不一定得到的说法。”讥讽在周天子，以天子的命令向下索取，其讥讽之意明显了。

三月乙未日，周天子去世。

夏季四月己巳日，安葬齐僖公。

五月，郑伯突出逃到蔡国。

郑世子忽回到郑国。

忽即位未满一年就失去国家，不能成为国君，所以他回来复称“郑世子”，并且表明忽是应当被立的。说“复归”是什么意思呢？表明国内有内应。凡是说“归”的，是得到了应有的位置；“入”的，是从外面进入而已，没有得到应有的位置。从某地归入的，是某国有奉送之意。复归、复入的，是国内有内应。归、入的，是外辞；复的，是内辞。有复之的，其褒贬善恶各自随事情显现，这是《

译这是《春秋》的体例。

许叔进入许国。

许叔是许国国君的弟弟。不称“许男之弟”而称“许叔”，这是表示继承国家的措辞。就像蔡叔的称呼一样。《左传》记载郑庄公进入许国时说的话是：“奉许叔居住在许国的东部，以此来安抚柔顺这里的百姓。”假使许国国君有世子，自然应当奉许世子，而不应当奉许叔。那么许叔被立而继承君位就很明白了，他是回国成为国君的人。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说“归”呢？自从鲁隐公晚年，三国进入许国，之后过了十四年，许国才再次出现在这里。相信《左传》的话，那么郑国原本就占有许国。许叔居住在东部，趁着许国突、忽争夺君位的混乱，然后才得以进入许国。他刚开始进入时，难道就立刻得到了应有的地位吗？这就是为什么不说“归”而说“入”的原因。

译桓公在艾地设防抵御齐侯。

邾国人、牟国人、葛国人来朝见。

《春秋》的体例，天子所防备的人称“人”，大国的卿大夫称“人”，小国的卿也称“人”。降等至于四方边远之地，那么他们的国君才称“人”。牟、葛大概是淮夷的国家，现在称“人”来朝见，知道他们是国君。邾国国君不能顺从中国而降低身份与牟、葛等同，废弃了先王的典礼，所以也把他当作外夷看待。

秋季九月，郑伯突进入栎地。

经文说：“入”，是未能得到其应有的位置。诸侯出逃离开国家，与进入而得到国家的人，都称名以示审慎。卫侯进入夷仪，不称名，是因为他未能得到国家。郑伯突进入栎地，也没有得到国家，为什么称名呢？当时，郑忽已经进入并即位了，所以不得不称突的名以示区别。后来突得到国家，与忽出逃流亡，都没有记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向鲁国报告，史官没有记录，《春秋》也就无法记载了。

冬季，十一月，桓公在袲地设防抵御宋公、卫侯、陈侯，讨伐郑国。

先设防而后讨伐。讨伐郑国，是为了接纳郑伯突。那么为什么不说“纳郑伯突”呢？因为郑伯突已经“入”于栎地了。

十六年春季正月，桓公在曹地设防抵御宋公、蔡侯、卫侯。夏季四月，桓公在宋公、卫侯、陈侯、蔡侯的陪同下讨伐郑国。

在曹地的设防，是为了谋划讨伐郑国。况且陈、蔡、卫三国多次设防，而没有适当的次序，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设防时由主防者决定次序。当时，上面没有方伯，诸侯设防时不能互相谦让，争着做首领，所以先后次序不齐整像这样。到了两位霸主之后，诸侯的次序稍微整齐了。然而也是根据国家的大小强弱来分等级，而不纠正王爵的尊卑。所以即使是侯、伯这样尊贵的爵位，也有不能排在伯、子、男之前的情况。《春秋》借此来彰显当时的混乱，并为后世留下可信的历史。至于想要表达某种见解，然后圣人的言辞就显现出来了。

秋季七月，桓公从讨伐郑国回来。

桓公设防时不记载“致”（回朝告庙），记载“致”是表示事情严重。况且突起初因为宋人的缘故，胁迫郑国而得以即位，又不能守住位置而出逃，现在又进入栎地以逼迫郑国，他的篡位行为，罪恶已经非常严重。桓公却与诸侯两次兴兵讨伐郑国，以求接纳突，这是压制正义而助长邪恶。桓公在国内弑杀国君，在国外帮助别人作乱，助长恶行而不悔改，竟然不自省。以桓公的行为来看，危险至极，所以《春秋》记载他“致”，让臣子以此为戒惧。

冬季，修筑向城。

十一月，卫侯朔出逃到齐国。

十七年春季，正月丙辰，桓公在黄地设防抵御齐侯、纪侯，并结盟。

二月丙午，桓公在趡地设防抵御邾仪父，并结盟。

五月丙午，与齐国军队在奚地交战。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去世。

秋季八月，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

蔡季大概是蔡侯的同母弟且继承君位的人，所以封人去世，蔡季就回到蔡国成为国君了。十一年在折地结盟时称：“蔡叔。”这里称“蔡季”，叔与季都是排行次序。难道是哥哥去世而弟弟继承吗？而传注者认为凡是称季、称叔的都是字，是嘉奖他，认为他贤德。考察他所做的事，没有值得在《春秋》中显贵的地方。那么为什么称他的字呢？是因为他贤德而嘉奖他吗？显然不是这样。

癸巳，安葬蔡桓侯。

凡是诸侯安葬称“公”的，都是僭越。只有蔡桓侯称“侯”安葬，大概是赞许他没有失礼。桓侯被赞许，那么那些僭越称公的诸侯就有罪了。

与宋人、卫人讨伐邾国。

冬季十月朔日，发生日食。

不记日期是因为缺失。这天象变化本来不涉及褒贬，那么《春秋》中的日月确实有缺失的情况，而传注说“不言日夜食”，这也是牵强附会了。

十八年春季王正月，桓公在泺地设防抵御齐侯。

桓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

不说“及”，不是桓公的本意。说“与”，表明桓公宠爱夫人，允许她前往，并与她一起去。

夏季四月丙子，桓公在齐国去世。丁酉，桓公的灵柩从齐国运回。

隐公、桓公、闵公都是被弑杀的。经文不说“弑”，是避讳。隐公、闵公被弑，因为不记载地点而可知。现在桓公在齐国被弑，却记载了地点，为什么呢？这是内外不同的措辞。在国内不记载地点，是因为悲痛，有所不忍言说。在国外记载地点，是因为怨恨，言说此事以将怨恨归于对方。虽然如此，为之避讳，必将有所体现。庄公不记载即位，可知他是继弑君之后即位。灵柩运回就记载“致”，活着前往，死后归来，没有比以灵柩运回更悲痛的了。

秋季七月。

冬季十二月己丑，安葬我们的国君桓公。

凡是外国的葬礼以国内派人前往安葬为辞，国内的葬礼以外国派人来安葬为辞，不直接说安葬某公，而说安葬我们的国君某公，加上“我君”以表明是外人来安葬。凡是弑君者不举行葬礼，而桓公举行了葬礼，为什么呢？桓公在国外被弑，在国内没有发生动乱，还能够得到安葬。然而桓公十八年，其中不记载“王”的有十四年，为什么呢？桓公没有王法。《春秋》记载“王”，大概是用王法来治理诸侯的事。《春秋》在桓公的事情上轻视桓公，没有特别用意，一概按体例记载，所以他不记载“讥”，不记载“致”，记载即位以顺从他的意愿，大概是说：这不足以用王法来治理他，所以去掉“王”以显示这一点。如果要用王法来治理他呢？那么桓公的罪过自然应当在《春秋》中被诛绝。当时没有王，不能治理。大的不治理，那么小的哪里值得治理呢？设防因此不记载“讥”，不记载“致”，记载即位以顺从他的意愿。这些都是为了表明不用王法治理的缘故。然而四次记载“王”为什么呢？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这大概是按体例而

译《春秋》记载，凡是大恶之人，就不予治理。二年、十年、十八年三次记载“王”，凡是桓公这一篇，并非仅仅记载桓公的事，也存有其他诸侯的事。所以《春秋》对于桓公的事不予治理，对于诸侯的事则予以治理。不记载“王”，是为了贬低桓公；记载“王”，是为了治理诸侯。元年记载“王”，是以例行的方式记载，是为了桓公；二年记载“王”，是为了端正开始；十年记载“王”，是为了端正中间；十八年记载“王”，是为了端正终结，这是为了诸侯。况且《春秋》不是为鲁国而作，难道会因为一个桓公的罪恶而断绝天下诸侯的防备吗？

译《经部，春秋类，崔氏春秋经解》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解》卷三，宋崔子方撰，庄公

元年春王正月

庄公不记载即位，是因为知道桓公被弑杀。

三月夫人逃往齐国

这是奔逃，鲁国忌讳说“奔”，所以委婉地说“孙”（逃）而去罢了。况且夫人已经在齐国了，这里又说“孙于齐”，是为了显示夫人在齐国停留时间很久。怎么知道夫人不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逃往齐国的呢？先君的丧事已经安葬，继位的君主已经过了周年，鲁国的祸乱已经平定，而夫人在国内拥有君母的尊贵地位，可以没有恐惧了，那么就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再次逃往齐国。况且夫人与庄公一同出逃，而庄公弑杀了桓公，她怎敢因为鲁国内乱未定而返回呢？事实显然不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在三月记载这件事呢？夫人大概是在这个月才从齐国返回鲁国吧？所以在她将要返回时记载这件事，以显示夫人在齐国停留很久，是因为得罪了鲁国而不敢进入。所以《春秋》借此追究弑君的罪责，贬去她的氏姓，只称“夫人孙”。贬去夫人，有的去掉姓，有的去掉氏，有的氏姓都去掉。为什么呢？大概妇人的称呼，必须兼用氏和姓，姓是根本，氏是旁支。妇人既有父母家，又有夫家，这就是兼用氏姓来称呼的原因吧？所以《春秋》的体例，对于在父母家不得志的，就贬去她的姓；在夫家不得志的，就贬去她的氏；两者都不得志的，就氏姓都贬去。穆姜、出姜，都跟随君主到防地娶妻，这是在夫家不得志，所以贬去她们的氏，称为“妇姜”。哀姜逃往齐国，齐国人杀了她，这是在父母家不得志，所以贬去她的姓，称为“夫人氏”。至于文姜，在外与兄长淫乱，在内杀害丈夫，其毒害甚至成为两国的祸患，这是两者都不得志，所以氏姓都贬去，只称“夫人”。妇人只有用谥号配合姓，不称氏。那么我的姬姓、纪季姜为什么不称氏呢？从父母家的说法来看，是不称氏的。夫人孙为什么不记载日期？大概是因为罪行略去，而且显示夫人在齐国停留很久，不能用日期来列举。夫人孙的体例是记载日期的。

夏单伯迎接王姬

《左传》《公羊传》说：“逆，应当跟随两传解释为迎接。”单是伯爵，大概是失去封地的君主而寄居在鲁国的人。失去封地的君主，为什么不称名？凡是诸侯称名的，是为了显示他们失去封地。现在单伯在鲁国称臣，他失去封地是可以知道的。礼制规定，诸侯不把寄居的公侯当作臣下。现在鲁国让单伯迎接王姬，这是把寄居的公侯当作臣下了。不记载“如京师”，是不认可鲁国把寄居的公侯当作臣下，所以不认可他的出使。《传》中记载昭公逃往齐国，齐侯派高张来慰问昭公，称“主君”，这大概是齐国想使鲁侯称臣。那么《春秋》时期，诸侯把寄居的公侯当作臣下的情况是有的。诸侯之间不互相以礼相待，有拘捕并杀戮的，有杀死并使用的，那么把寄居的公侯当作臣下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左传》认为单伯是天子的士大夫，所以把“逆”解释为送，这是错误的。况且下文记载“单伯会伐宋”“单伯会齐侯”“单伯如齐”“单伯至自齐”，都是鲁国大夫的用语。两传说“鲁国大夫受命于天子”，所以不称名。况且天子的元士，相当于附庸国的君主，《春秋》尚且称名，哪有诸侯受命的大夫而不称名的呢？又其后七十多年单伯再次出现，那就显然不是同一大夫了。齐国和鲁国是仇敌国家，却替他们主持婚姻，即使有天子的命令，也可以推辞，所以不记载月份，以显示讥讽。“逆王姬”的体例是记载月份的。

秋在城外为王姬建造馆舍

土木工程叫筑，木工工程叫作。筑台，筑苑囿，属于土木工程叫筑；作南门，作雉门，属于木工工程叫作。王姬的馆舍，为什么说筑呢？大概是修筑围墙。说在城外是什么意思呢？修筑围墙然后在城外。筑王姬的馆舍，是小事。为什么记载呢？显示在城外修筑围墙是符合礼制的。

冬十月乙亥陈侯林去世

周王派荣叔来赐给桓公策命

周王之所以称天，是因为继承天命而称王。以桓公的大恶，天地所不容。周王在他生前不能纠正他的罪过，死后又赐策命来宠幸他。认为周王不顺应天意，所以去掉“天”字来显示这一点。

王姬嫁给齐国

因为是从鲁国出嫁，所以记载这件事【按：本例说内嫁如归的体例是记载月份，可知王姬归齐也例应记载月份。仇敌国家却替他们主持婚姻，所以不记载月份，以显示讥讽】

齐国军队迁移纪国的郱、鄑、郚

这是纪国的三个城邑，不记载“伐”，大概是齐国胁迫并迁移了他们。

二年春王二月安葬陈庄公

夏公子庆父率领军队讨伐于余丘

余丘是夷国，“于”是发语词，就像说“于越”一样。

秋七月齐国的王姬去世

这是庄公所说服大功丧服的人，因为从鲁国出嫁并且前来报丧，所以记载她的去世【按：本例说王姬去世不记载日期，大概是缺漏。凡是薨卒有不记载日期的，都类似这样】

冬十二月，夫人姜氏在禚地会见齐侯。

乙酉宋公冯去世

三年春王正月溺会同齐国军队讨伐卫国

溺是鲁国大夫中尚未赐氏的人，这时卫国侯朔得罪了周天子，逃往齐国，齐国替他讨伐卫国以接纳朔，而溺前往会合，不认可他违背天子的命令，所以记载月份以显示讥讽。凡是国内出兵，体例是记载季节。

夏四月安葬宋庄公

五月安葬桓王

过了七年才安葬，那么王室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按：本例说这不记载日期，大概是讥讽。讥讽他不及礼制就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