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春秋经解卷十二宋崔子方哀公

译安葬卫灵公。

十一月，蔡国迁都到州来。

州来，已经被吴国攻灭了。蔡国想要远离楚国而亲近吴国，所以迁都到州来。

蔡国杀死了他们的大夫公子驷。

译鲁昭公三年春天，齐国的国夏、卫国的石曼姑率领军队包围戚邑。

这是因为蒯聩在戚邑的缘故。《春秋》记载“围宋彭城”，这里却不记载“围卫戚”，是因为戚邑尚未与卫国分离。包围戚邑，本是卫国的事，却由国夏领衔记载，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石曼姑的罪过不用贬斥就自然显现，而国夏助人作乱，如果不让他领衔就无法彰显其恶行。晋国的赵鞅将蒯聩送入戚邑，而齐国的国夏包围他，由此也可见齐国不赞同晋国的做法。

夏季四月甲午日，发生地震。

五月辛卯日，桓公庙和僖公庙发生火灾。

季孙斯、叔孙州仇率领军队修筑启阳城。

宋国的乐髠率领军队讨伐曹国。

秋季七月丙子日，季孙斯去世。

《春秋》对于鲁国内部的大夫，惯例是记载其去世，但也有不记载的，比如公子翚、庆父，是因为他们弑君所以不记卒；叔孙侨如、臧孙纥、公子憖，是因为他们出逃所以不记卒；仲孙何忌、叔孙州仇、叔还，大概是因为他们尚未去世。而孟懿子（柔）、仲孙蔑（溺）、公子结在《春秋》中没有被记载去世，也不记卒，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在鲁国内部担任大夫，然后才记卒。难道这三个人起初担任大夫，后来因罪被罢免不再担任大夫，所以不记卒吗？公子翚、庆父不记卒，并不是以此作为贬斥，而是想要表明他们是弑君者罢了。

蔡国人将其大夫公孙猎放逐到吴国。

称“人”来放逐，说明被放逐者无罪。

冬季十月癸卯日，秦伯去世。

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邾国。

鲁昭公四年春天，周历二月，庚戌日，强盗杀害了蔡侯申。蔡国的公孙辰出逃到吴国。解释说：“盗，是指不知道具体是谁的人。因为他们是贼人杀死了君主，所以称他们为‘盗’。如果知道盗在内部，就会记载为‘蔡弑其君’；如果知道盗在外部，就会记载为‘某人戕害蔡侯于蔡’。现在先称‘盗’，然后说‘蔡’，又说是‘杀’，大概是模糊不清、不可知的样子。国君被强盗杀害，那么他的臣子就有罪了。这就是公孙辰出逃，以及公孙姓、公孙霍被杀的原因。而《左传》说是‘地位卑贱的人’，大概是错误的。况且即使地位卑贱，哪有不服从其君主的人呢？那里记载‘守门人弑杀吴子’，大概是显示他不臣服。然而仍然加上‘弑’字，这就不同于盗杀蔡侯申了。”

安葬秦惠公。

宋国人抓获了小邾子。

小邾子的罪过，在《春秋》中没有显现，然而称“人”来抓获他，就知道他有罪了。《春秋》通过体例来显现的，是没有疑问的。

夏季，蔡国杀死了其大夫公孙姓、公孙霍。

晋国人抓获戎蛮子赤，将他押解回楚国。

戎蛮子被抓获，是因为晋国的事而记载的，否则，外族夷狄不以爵位出现在《春秋》中。戎蛮大概是楚国的属国，所以晋国人抓获他并押解回楚国，让楚国治理他的罪过。如果押解回京师，就可以说“归于”，那么押解回楚国，就不可以说“归于”，可见晋国畏惧楚国。晋国虽然将他押解回楚国，但仍然想要参与治理他的罪过，所以直接说“归于”，而不说“归之于”。称他的名字，大概是轻视他；不记载月份，大概是简略。

修筑西郛城。

六月辛丑日，亳社发生火灾。

亳社是商朝的社庙，为什么说是亳社灾？大概是亡国的社庙，用房屋覆盖，所以才有火灾。亡国的社庙，诸侯都可以设立，用来自我警戒。亳社灾，是为鲁国记载的。通过记载日期来知晓，是为鲁国记载的。

秋季八月甲寅日，滕子结去世。

冬季十二月，安葬蔡昭公。

安葬滕顷公。

鲁昭公五年春天，修筑毗城。

夏季，齐侯讨伐宋国。

晋国的赵鞅率领军队讨伐卫国。

秋季九月癸酉日，齐侯杵臼去世。

冬季，叔还出使齐国。

闰月，安葬齐景公。

闰月，是依附于月份的余日，不用于告朔；丧事不按闰月计算。现在齐景公在闰月安葬，可见臣子不怀念君主。

鲁昭公六年春天，修筑邾瑕城。

瑕，是邾国的城邑。鲁国未曾从邾国夺取它，却急忙修筑它。可见鲁国逼迫邾国，所以在冬季，仲孙何忌讨伐邾国。第二年秋天，鲁公进入邾国，将邾子益带回来。凡是地名没有归属国家的，是不正确的。鲁国倚仗强大欺凌弱小，修筑别人的城邑，所以归属邾国，以显示讥讽。

晋国的赵鞅率领军队讨伐鲜虞。

吴国讨伐陈国。

夏季，齐国的国夏和高张来投奔鲁国。

叔还驻防吴国于柤地。

秋季七月庚寅日，楚子轸去世。

齐阳生进入齐国，齐国的陈乞弑杀其君荼。

不称公子，可见他不应当立为国君；不说归，是因为他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已经进入，然后君主才被弑杀。

冬季，仲孙何忌率领军队讨伐邾国。

宋国的向巢率领军队讨伐曹国。

鲁昭公七年春天，宋国的皇瑗率领军队侵犯郑国。

晋国的魏曼多率领军队侵犯卫国。

夏季，鲁公驻防吴国于鄫地。

吴国不称“人”，大概是因为不是其君主。而鲁公驻防他，所以不记载月份，以显示讥讽。凡是驻防吴国，都是讥讽的。

秋季，鲁公讨伐邾国。八月己酉日，进入邾国，将邾子益带回来。

对于其他国家说“以归于”，对于鲁国说“以来”，这是内外不同的辞令。讨伐邾国不记载月份，大概是因为一件事再次出现，简略记载日期，然后进入，以加重鲁公的行动。然而为什么不致送？因为将邾子益带回来，那么鲁公的到达就可以知道了。

宋国人包围曹国。

冬季，郑国的驷〇率领军队救援曹国。

郑国与曹国关系疏远，宋国人包围曹国，而郑国军队救援曹国，可知想要报复皇瑗的军队。

鲁昭公八年春天，周历正月，宋公进入曹国，将曹伯阳带回来。

吴国讨伐我国。

夏季，齐国人夺取讙地和阐地。

齐国未曾与我们结怨，却夺取讙地和阐地，为什么呢？邾国，是齐国的盟国。进入邾国的战役，齐国人愤怒，所以趁着吴国讨伐

译我们鲁国正忙于防备吴国都来不及，齐国人趁机夺取了我们的两座城邑。虽然如此，凭什么知道齐国人因为介入邾国事务而发怒呢？从下面这封信归还邾子益于邾国，然后齐国人归还讙地和阐地，就可以知道了。

译将邾子益送回邾国。

秋七月。

冬十二月癸亥，伯过去世。

齐国人归还讙地和阐地。

这里不写“来归”是什么意思？鲁国人知道齐国因为鲁国接纳邾子而发怒，并夺取了鲁国的城邑，于是鲁国将邾子送回邾国，并向齐国请求归还城邑。齐国人因此归还了城邑，所以不把齐国人主动来归作为行文重点，以显示鲁国是有所求才得到的。这与“荣叔归含且”不写“来”的意思相同。

鲁哀公九年春，周王二月，安葬杞僖公。

宋国皇瑗率领军队在雍丘俘获郑国军队。

郑国军队经过宋国雍丘而没有防备，所以皇瑗得以率领军队俘获他们。乘其不备而俘获，称为“取”。

夏，楚国人攻打陈国。

秋，宋公攻打郑国。

冬十月。

鲁哀公十年春，周王二月，邾子益来投奔鲁国。

邾子从前年来投奔，现在又来投奔。因为邾子卑贱，且不知羞耻。所以用月份记载以示讥讽。

鲁公防备吴国攻打齐国。

【注：本例说“防吴之防”者，是讥讽】

三月戊戌，齐侯阳生去世。

夏，宋国人攻打郑国。

晋国赵鞅率领军队侵犯齐国。

元年，齐侯、卫侯攻打晋国。晋国不能报复。现在凭借十年的怨恨，却只能侵犯齐国。可见晋国更加衰弱，不能使诸侯臣服。这就是黄池之会，所以要提升吴子地位的原因。

五月，鲁公从伐齐之地返回。

安葬齐悼公。

卫国公孟彄从齐国回到卫国。

公孟彄是蒯聩的党羽。蒯聩获罪逃奔宋国，他的党羽被驱逐，所以公孟彄逃奔郑国。现在蒯聩已经回国，那么公孟彄的回归大概找到了归宿。起初逃奔郑国，现在从齐国回来，大概齐国有供奉他的缘故。

薛伯夷去世。

秋，安葬薛惠公。

冬，楚国公子结率领军队攻打陈国。

吴国救援陈国。

鲁哀公十一年春，齐国国书率领军队攻打我国。

夏，陈国辕颇出逃到郑国。

五月，鲁公防备吴国攻打齐国。甲戌，齐国国书率领军队与吴国在艾陵交战。齐军大败，俘获齐国国书。

吴国想要攻打齐国，而鲁公恰好有被国书攻打之怨，所以借防备吴国攻打齐国之名【注：本例说也是讥讽】。鲁公参与讨伐但不参与作战。前年鲁公防备吴国攻打齐国，这次记载返回而不记载出征，大概是因为鲁公不参与作战，喜欢鲁公不亲身涉险，臣子感到安心，所以不记载出征。《春秋》爱护其君父就是这样【注：本例说凡是与外族作战不记日期，这里加日期显示鲁公参与作战。且上文说鲁公防备吴国攻打齐国，下文说国书与吴国交战，那么鲁公参与作战是明显的。凡是《春秋》记载作战不以国君亲身参与为尊亲之道。按此说法完全与经解相违背】。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去世。

冬十一月，安葬滕隐公。

卫国世叔齐出逃到宋国。

鲁哀公十二年春，实行田赋。

周朝官制以九赋征收财物。专门说财物，那么赋与税就不同了。大概税以田地多少为差别，而赋以人口为等级。即乡大夫所说的国都中从七尺到七十岁，野外从六尺到六十五岁，都征收，以及遂师所说的以征收财物征发的是这个意思。而郑康成也说赋是按人头出钱，像汉代的算民泉一样，是以人口为差别的。那么哀公实行田赋就可以知道了。当时，鲁国多次侵犯小国，又再次被大国攻打。多次侵犯小国，那么土地更加广阔；多次被攻打，那么百姓损耗。土地更加广阔而百姓更加损耗，那么赋税收入必然不足。鲁国因此感到困苦，于是不再区分民力的多寡，务必制定田地的广狭，向百姓征收赋税，而百姓于是没有余力了。所以说“用田赋”，以显示古代不以田地作为赋税，而现在以田地作为赋税。直接记载其事，以示讥讽。初税亩，开始破坏法度。作丘甲，那么百姓没有余财；用田赋，那么百姓没有余力。所以税亩说“初”，丘甲说“作”，田赋说“用”，其逐渐演变就是这样。这是《春秋》书写辞令的方法。不记月份，以示讥讽。

夏五月甲辰，孟子去世。

这是国君娶了吴国女子，因为是同姓，称为“吴孟子”，不称夫人而称“孟子”，是当时的说法。《春秋》顺从而记载，以显示其实情。然后才知道《春秋》有因袭当时的说法以褒贬的道理了。

鲁公在槖皋防备吴国。

秋，鲁公在郧地防备卫侯和宋国皇瑗。

不认为鲁公频繁外出是正确的，防备所以不记月份，以示讥讽。槖、皋、郧都是内地，因为不记载返回，所以知道是内地。且《公羊传》以郧为运，那么其为内地是明显的。

宋国向巢率领军队攻打郑国。

冬十二月，发生蝗灾。

十三年春，郑国罕达率领军队在嵒地俘获宋国军队。

宋国军队在嵒地而没有防备，所以郑国罕达率领军队俘获他们，以报复雍丘之败。那么军队出动而不防备的，都是抛弃军队的做法。《春秋》讥讽此事。

夏，许男成去世。

鲁公在黄池防备晋侯和吴子。

为什么说及吴子？是提升吴子地位。定公四年，晋侯因为蔡国的缘故，在召陵会合十七国诸侯，以侵犯楚国，而不能伤害楚国，蔡国于是舍弃晋国而依附吴国。当年冬十一月，于是率领吴子与楚人交战，最终击败楚军而进入郢都。吴国从此在中国得志，救援陈国，攻打齐国，多次与鲁国通好，自哀公七年以来，没有一年不防备，而晋侯自从召陵之后不再出现。那么吴国强而晋国弱，是可以知道的。所以黄池之会，吴国实际上是主持者，而《春秋》先写晋侯，是不认可其主持中国事务。

译然而不能不记载，所以两句话都说：“鲁公防备晋侯和吴王。”其中说“防备晋侯和吴王”，是以晋侯为主、吴王为宾。虽然如此，还是提升了吴王的地位。提升吴王的地位，是为了哀伤中原国家的衰亡，所以不记载月份来显示这一点。《春秋》提升吴、楚的地位，难道是愿意这样做的吗？虽然如此，它提升楚国的地位很急切，而提升吴国的地位却很迟缓，为什么呢？《春秋》也是根据它们各自的行为罢了。庄公十年，楚国初次出现，到僖公元年，就去掉了荆蛮的称号，而采用有国家的称呼，此后爵位称号和氏族，都与中原国家相同，所以《春秋》也就随之把它当作中原国家看待。至于吴国就不是这样，自成公七年初次出现，然而它的习俗还是吴国的习俗，爵位称号和氏族，都与中原国家不同，所以《春秋》也就随之把它当作夷狄看待。只有因为它能在中原施行礼制，并且有援助中原国家的功劳，这才特别改变体例而提升它的地位。

译楚公子申率领军队讨伐陈国。

越国入侵吴国。

吴国正忙于黄池之会的防备，争夺中原霸主的地位，所以越国得以乘虚而入，进攻吴国。吴国与越国交替兴盛，而中原各国却更加衰落了。

秋季，鲁君从防地回国。

晋国魏曼多率领军队侵犯卫国。

安葬许国元公。

九月，发生蝗灾。

冬季十一月，有彗星出现在东方。

强盗杀死了陈国的夏区夫。

十二月，发生蝗灾。

鲁哀公十四年春天，在西郊狩猎时捕获了一只麒麟。

凡是搜狩都要记载地点，这里不记载地点，是省略了。不记载地点却说西狩，表明这不是在国都范围内的狩猎，而是西部边远地区野人的狩猎。那么，西狩这条记载并非为了记录捕获麒麟而写，而是另有深意。《诗经·国风》中有《麟之趾》这首诗，并含有赞美之意，那么麒麟作为王者祥瑞的象征，由来已久了。这正是西狩获麟被记载于《春秋》，以及圣人借此自伤的原因。麒麟不再作为祥瑞出现，反而被野人捕获，就像圣人不被任用，只能在鲁国穷困老去一样。至于著书立说进行褒贬，作《春秋》，将大法寄托于鲁国史书，这不过是圣人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在获麟处停笔，以此表明心志。假使圣人居于上位，那么《春秋》中的褒贬都会体现在政事上，并作为赏罚执行，也就无需作《春秋》了。所以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校正音乐，使雅、颂各归其位。”这大概是圣人无处施展抱负，其道不能推行，于是退而著书以表明心迹。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经觧附録》宋崔子方撰《春秋例要》

《春秋》这部书，言辞简约而体例繁多。想要它严谨，所以言辞简约；想要它明确，所以体例繁多。体例是言辞的内涵。那么，学者应当通过比较体例来探求言辞的含义，这样才可以。体例不胜其多，所以有符合体例但令人怀疑其义理的，就加以记载；没有符合体例但不令人怀疑其义理的，就不记载。关键就在这里了。唉！不了解体例的要旨却想读懂《春秋》，这就像舍弃舟船的作用而想渡过江河一样。

继承天命称为天王，失去了继承天命的资格，就直接称为王，不在正位称为王某，王在位称为王，王所居住的地方称为京师。

不是正当索取称为求，派遣使者需索财物，称为求。王命称为：王派某人前来索取。不是王命，就直接称为：某人前来索取。

国君相见称为：朝讳。朝见称为如公。在境外朝见称为如某。在京城朝见也称为如某。凡是如某而不具体说明事情的，就是朝见。外国诸侯朝见称为某侯来朝。王在境外称为公朝于王所。公在境外称为某朝公。世子朝见称为某，派他的世子某来朝见。内女和她的儿子一起来称为来朝。她的儿子是诸侯，同时到达，就一并提及。同时到达但不同步，就分别提及。诸侯朝见而提及名字的，是失去封地的国君。

相约聚会称为防。在境外为志称为防某于某。公在境外而诸侯防他称为某防公于某。公在境内而诸侯防他称为某来防公。诸侯已经防聚而我迟到称为不见公。诸侯迟到而赶上防聚称为如防。没赶上防聚称为未见诸侯。两句话都提到防的，是以对方为主而防聚。提到防又提到及的，是双方共同为主而防聚。提到及又提到防的【原注：齐桓公防王世子。按：崔氏原文在列举体例之下引用经史事例来证实，但多有缺漏，现在暂且保留原文】避，不为主也。

临牲祭祀称为盟。在境内为志称为及某盟于某。在境外为志称为防某盟于某。对方来我方盟誓称为来盟。我方去对方盟誓称为莅盟。聘问之后盟誓称为及某盟。请求盟誓称为乞盟。迟到盟誓称为防盟。有缘故不盟誓称为弗及盟。无故不盟誓称为不与盟。有所畏惧称为逃归不盟。凡是盟誓，五人以上说同，防聚者的盟誓即使五人以上也不说同，说同表明不是防聚者。桓公、文公的盟誓不说同，说同的表示尚未同心。来盟、莅盟不在国都地点，以国都为地点的，是以国都为主与盟。两句话都提到及的，是分别盟誓。

前往某地称为如。凡是公前往他处称为如某，夫人前往他处也称为如某，内大夫奉君命出使也称为如某，不是君命就不称为如某。前往防聚地称为如防，前往军队称为如师，外国相互如不记载，记载的想要有所表明。

在境外称为在。公居住在他国称为在。

返回国都称为至。凡是公出行都根据其事务返回，盟誓以防地返回，离开防地以地点返回，从参以上以防地返回，两件事偶合以大事返回，两件事非偶合以后事返回，内地不返回，言辞足以知道其返回的不记载，有所忌讳的不记载，出奔超过一年然后出行的不记载，夫人的出行危险严重则记载，大夫被执而公与他一起则不记载，桓公、文公的防聚有兵车则记载，从僖公之前体例不记载，记载的是有缘故，从僖公之后体例都记载，不记载的是有缘故，公出行不根据其事务返回的想要有所表明。

返回某地称为：还。还没到国都？称为：还，自某。凡是“还”，是事情完毕的言辞。军队“还”，是记载其时间长久。又说：“开始班师”的言辞，讥讽劳役长久。

凡是说次的，是有所前往而停止在这里。在境内，先说明其所从事的事务，然后说次于某；说明其所从事的事务，而说次于某，是未得到其所从事的事务。说明其所从事的事务，而说遂次于某，是得到其所从事的事务。在境内而直接说次于某，表明其不能胜任其所从事的事务【按此条之首有脱文】。

在境内为志称为：及某救某。在境外为志称为：防某救某。先说救，而后说次，是不以救为目的；先说次，而后说救，是以救为目的。救而说至的，

译来不及救援了。攻打某地来救援某地，是权宜之计【按此条开头有脱漏的文字】。辞去职位时说：“孙公夫人们都说：‘孙内讳奔。’”

译坏声说：“薨。”公和夫人都说：“薨。”公去世，不记载地点，这是原因；夫人去世，记载地点，这是原因。

有终说：“卒，对外国的诸侯称卒。如果不称卒，是因为没有报丧。对国内的大夫称卒，弑杀国君的不称卒。后来不再担任大夫的，不称卒。国内的女子未出嫁，称卒；嫁给诸侯的，称卒；嫁给大夫的，不称卒。王姬由鲁国出嫁，则称卒。外国的大夫不称卒。天子的臣子对我国有好感，前来报丧则称卒。诸侯死在封地内的，记载地点；死在非封地内的，不记载地点。死在防地称卒于防，死在军队中称卒于师，死在他国称卒于某。在桓公、文公的时代，不说卒于师、卒于防，是因为将其视为国内之事。凡是诸侯去世，是否称名，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

藏死说葬，对外国的葬称葬。某某公是国内的措辞，国内葬称葬我君某公，葬我小君某氏，是外国的措辞。礼制规定，葬称侯，僭越称公。如果不称葬，是因为没有报丧；国内弑杀国君的不称葬，吴楚的君主不称葬，国内女子未成为诸侯夫人的不称葬，外国大夫不称葬。只有天子的臣子对我国有好感前来报丧，才称葬。诸侯称爵位而葬，被人讥讽。

输入说：纳，纳币于外，称某如某；纳币于内，称某使某来纳币。凡是输送物品称纳。

娶妻，称逆。公亲自迎亲，称公如某逆女。公到达，从某地，夫人某氏进入。派大夫迎亲，称某如某逆女。某带着夫人某氏到达，从某地。派大夫迎亲，而夫人先见于公，则称夫人某氏到达，从某地。婆婆迎亲，称逆妇某于某。国内女子，为其子迎亲，称某姬来。迎妇，为儿子谋划，称某姬来。求娶妇，外国大夫为君主迎亲，称某来逆女。自己迎亲，称某来逆某姬。国内记载，某逆王姬，某来，于是逆王后于某，是因为鲁国主持此事。王后非鲁国主持而记载逆，是讥讽士人迎亲。

夫人称出为归【原注：夫人姜氏归于齐】，国内女子称嫁为归。嫁给诸侯则记载归，嫁给大夫不记载归。开始嫁给诸侯，最终被休弃而来归，开始也不记载归。开始虽不嫁给诸侯，最终不失拥有国家者，开始也记载归。开始嫁称“某姬归于某”，来而复归称“某某姬归于某”。记载“王姬外女归者”，是因为鲁国主持此事。国内女子称出为“来归”。凡是称“某姬来归”，凡是因其罪被休弃称“某人来归某姬”【按：原本此条有脱文。考“某人来归某姬”全经止有成十五年“齐人来归子叔姬”一事。崔氏解释说：叔姬有罪，齐人归之，以致责于我，故加月以见讥。此文“凡以其罪出”五字，当与下“某人来归某姬”连属，则曰“某姬来归”之上有佚文明矣】

国内女子回娘家省亲称「来」。凡是女子已嫁，记载「来」而不记载「归」，不记载「来」而记载「归」的，是因为贤德。女子来而大夫及之的，是讥讽。

随嫁称媵，外国媵到国内称某人来媵，国内媵到外国应当称某如某媵【按此经文所无，崔氏以例推而知之耳】称某媵，某人之妇于某的，是厌恶专命。同姓媵，是礼制；异姓媵，非礼制。

臣问说：「聘，国内大夫聘于外，称如某聘于京师，也称如某。凡是如某而不明确其事者，是聘。外国大夫以君命来，称使某来聘；不以君命，则直接称来聘。进献外国裔称某人来聘，到达称至。凡是言至者，是有所往而恰好到达此处。国内直接称至某，国外称至某。乃复其言，如某不至而复者，是未及乎国；未及彼而反称复，记载地点而后复者，是远；不记载地点而复者，是未出乎国。凡是复者，是事未毕之辞。」

继事说：「遂，公出，逾年不言。遂见其非异事，不言遂大事。遂者，是厌恶之。」

有请说：「告籴。」称：「某告籴于某，是厌恶专命。」

不目罪以刺，刺有罪也，目罪以刺，刺无罪也【按此条之首有脱文】祀天称郊，有祷而后为之称用，郊系牛称牲，牲伤称牛，居神称庙，逆上称跻。

彼以与我称归，彼意称来归【原注：郓讙〇隂田是也】我与有意则直接称归，我以与彼称归，归物称归某于某，归诸侯称归某君某于某。

不索而获，称得【原注：得寳玉、大弓】

放火称焚

有建称立【原注：立宫，立君】众欲立之，则称「某人立，某非」；众欲立，则称「某氏立，王子某」。凡是书「立」者，是不当立。

适我称来，凡是外有事于我，皆称来。王臣非天子命而私觌，皆称来。诸侯朝而公在外，不得行礼，则称来。不与其亟朝，也称来。逺裔之人不能行朝聘，也称来。内以诸侯来，称「以某君某来」；外有所议，称「某使某来」。言其称「寔来者」，是来。内大夫有称来者，是外之之辞。内大夫有称来归者，是内之之辞。

拘之

译挟持着回来，称为“以归”；捉拿回来，称为“执某以归”；不是捉拿而回来，则称为“以某归”。称为“以归”的，要写明被执者的名字；称为“以归”的，不写明回来的名字。为了避讳国内夫人的缘故而说“以归”的，是避讳国内的说法。“归之于”的，是决断的言辞；“归于”的，是言辞未决断。

离开国家称为“奔”，从国内逃出称为“出奔”，在国外互相投奔也称为“出奔”，投奔我国称为“来奔”，以地名来称呼，称为“某来奔”，在其国家有依靠而投奔的称为“自某奔”，诸侯出奔的要写明名字，无罪的不写明名字，被其臣下驱逐的不称名字，因为官职专擅；称“子”来投奔的是尊贵；称“氏”来投奔的是世代相传。

进入而得到其所应得的地方称为“归”，国内有援助称为“复”，国外有依靠称为“自”，某归其言，自某复归的，是内外兼有的言辞。说“归自某”的，是记载其所从来的地方。诸侯归来的，写明名字；归自某的，不写明名字。

归来而未得到其所应得的地方，称为“入”。国内有援助，称为“复入”。国外有依靠，称为“自某入”。说“自某复入”的，是内外兼有的言辞。诸侯入而得到国家的，写明名字；未得到国家的，不写明名字。

反过来称为“复”【原注：复归、复入】

强行进入称为“纳”。凡是说“纳”的，是不接受而强行送达，称为“遂纳”。说“纳某于某”，未能遂纳称为“伐”。某纳某，未能纳称为“弗克纳”。纳而得到国家的，写明名字；未得到国家的，不写明名字。得到国家而不写明名字的，是不记载于史册。纳而不说纳的，是不认可其纳。凡是兴师送去的称为“纳”。如果不是专擅则说“自某入”、“自某归”【原注：莒去疾，群公子召他；陈公子黄，楚屈建跟随陈侯围陈，都不记载】如果说了原因，则不说所从来的地方【原注：赤归于曹，上文说戎侵；晋栾盈复入于晋，下文说齐侯遂伐晋】

偷偷离开称为：“逃于彼。”称为：“逃归于我。”称为：“逃来。”

掠夺土地称为“侵”，悄悄带兵入境称为“侵”，国外作为标志称为“防”，某侵某，先设防而后侵称为“防于某，侵某”，国外侵国内称为“侵我某鄙”。

杀人称为“伐”。声讨罪行而征讨称为“伐”。国内作为标志称为“及某伐某”。国外作为标志称为“防某伐某”。先设防而后伐称为“防于某伐某”。诸侯先伐而我前往称为“防某伐某”。国外伐国内称为“伐”。我某鄙伐而说“次”的，是未伐。在军队中也称为“伐”。在个人上也称为“伐”。一个人而说伐的，是看见杀了他的部属。说“某人从王伐某”的，是不以王为首领来伐。

攻破国家称为“入”，到达其国都称为“入”，作为标志称为“及某入”，某伐而后入称为“伐某入某”，俘获城邑，也称为“入”。说“我入”的，是区别于外入。灭亡国家称为“灭”，毁坏其宗庙社稷称为“灭”，设防而后灭称为“防于某灭某国”，其君奔逃的不写明名字，国家灭亡而其君被俘的写明名字，夷狄灭亡而被俘的也写明名字，国家灭亡而奔逃写明名字的，是有罪。城邑不说灭，城邑而说灭的，是重视它。国君战败而亡称为“灭”【原注：吴在鸡父打败顿、胡、沈、蔡、陈、许的军队，胡子髠、沈子逞灭亡】，是严重的言辞。

掩袭夺取称为“取”，全部虏获而俘虏称为“取”。〇有称为“取”，凡是说“取”的，是得到非其所有的称呼。直接取称为“某取”，某师于某伐而后取称为“某师伐某取之”。伐国而后取城邑称为“伐某取某”，败师而后取城邑称为“败某师取某”，田称为“取某田”。不伐而取的，是容易取。侵国不说取城邑，说“某人取某杀之”，是使国内受病。凡是取的，是不义的言辞。秘密取称为“袭”。

战争，擒获称为“获”。记载战争，记载败。记载获，是败而后获。不败而获，是失去民心。不战而获，是设网得到的。

国外杀大夫，称为“杀”，称国以杀，是杀有罪的；称人以杀，是杀无罪的。杀，今君之子称为“杀公子某”，君杀世子称为“某，君杀其世子”，某大夫称为“某杀某世子”，某。凡是杀世子、母弟的，是明示国君。天王杀大夫，不记载。其下相杀，称为“某杀某”；讨贼，称为“某人杀某”；国外讨贼，称为“某人杀某国某”；不认可讨贼，称为“某国某杀某”；治其罪而后杀之，称为“某执某杀之”；不得其人，称为“盗杀某”。凡是杀大夫不写明名字的，是众人；不称大夫的，是断绝；称官以杀的，是专擅。火势猛烈，称为“灾”；不说及的，是同时受灾；说及的，是先后的言辞；不猛烈，称为“火”。

陨落而有见于下称为“雨”

尽而有继，称为“既”【原注：日有食之既】

后序

有人问：“《春秋》以日月为例，是真的吗？为什么如此纷乱而不能合呢？”回答说：“您是考察《春秋》而怀疑它呢？还是用了传者的说法而后怀疑它呢？如果用了传者的说法，这应该纷乱而不能合了。左氏不记载日月的例子，唯独在公子益师卒时记载了，说：‘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他大概不知道经文在其他事上都以日月为例，唯独在崩薨卒葬与诸侯之弑者则不记载例子。大概认为人的善恶必见于其行事，则也无事于死而后为之褒贬了。那弑君父，是天下的大恶，在春

译《春秋》对于秋季的记载没有贬斥，认为其恶行不须贬斥而自然显现，又何必拘泥于以日月为例呢？所以，从天子驾崩、诸侯薨逝、大夫去世、内夫人、内女去世，以及中原和夷狄弑君，还有凡是记载葬礼的，必定随之记载日期，其尊卑、内外、轻重、大小全都一样对待，这都是为了表明它们不遵循常规罢了。至于报丧告知不完备，史官遗漏缺失，然后我随之缺载，也不觉得有嫌隙。由此说来，左氏考察圣人的体例，也太粗疏了。那两传知道日月的体例，然而也不知道崩、葬、卒、薨与弑君没有体例，于是又强行加以解说，因此它们的言辞以至于乖谬混乱而不可信了。有人又说：“那么《春秋》对于其他事情缺载日月的少，而对于卒葬之事缺载日月的独多，为什么呢？”回答说：“凡是卒葬之事见于经文的，将近三百，最多而繁杂。况且又是一国之事，那前来报丧的言辞一有不备，那么日月的缺失，史官于是就不能记载了。至于其他会盟、战败、入侵灭亡之类见于经文的，大抵不过数十件，而又不是单一国家之事，那前来报丧的各国参与其事的人都到了，然后可以参证而得到日月的详情。况且曾经说《春秋》唯独在这里不以日月为例，难道是因为它多缺载而后不能为例吗？从事理来说是这样，从道理考察又如那样，这两者，大概能领会圣人的心意吧？况且史官记事有常体，其记载必定说‘某时某月某日某事’，那缺失日月的就缺载，也必定说‘这是缺载日月的’。只有圣人修经然后确立体例，大概说：‘天下有内外，国家有大小，地位有尊卑，事情有轻重，不能一概而论。’所以详载中夏而略载夷狄，详载大国而略载小国，详载内而略载外，详载君而略载臣，详载所重而略载所轻，这是《春秋》的意旨，而日月的体例由此产生。记载日期以为详，记载季节以为略，又有详略之间，则记载月份，这是常规。那有应当略而详，与应当详而略的，圣人难道徒然为此纷纷扰扰吗？大概有寄托于其间，然后这样说。所以有应当记载日期而不记载日期的，如‘公败齐师于长勺’‘公败宋师于乘丘’‘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公子憖出奔齐’‘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公及齐大夫盟于蔇’之类是也。有不当记载日期而记载日期的，如‘衞侯衎复归于衞’‘衞侯出奔齐’‘呉入郢’‘公子遂及齐侯盟于郪丘’‘仲孙速会莒人盟于向’‘宋衞陈郑灾’‘取郜’‘取防’之类是也。有应当记载月份而不记载月份的，如‘臧孙许及晋侯盟于赤棘’‘仲孙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按原本作句绎误，盖句绎之盟不但书月且加日也，今改正】许凡三迁’‘楚人灭江’‘楚人灭黄’‘呉灭巢’‘灭项’‘公如齐纳币’‘观社’‘逆女’‘公如晋至河乃复’之类是也。又有不当记载月份而记载月份的，如‘宋人执滕子婴齐’‘宋司马华孙来盟’‘郕伯来奔’‘宋人及楚人平’‘城楚丘’‘取鄫’‘取郓’之类是也。至于事情有同日，而后事属于先事，则在先事加上日期，如‘甲午宋灾’‘宋伯姬卒’之类是也。又有两事都应当记载日期，先事所以不记载日期，则后事也不再记载日期，如‘夫人姜氏孙于邾’‘公子庆父出奔莒’之类是也。那事情有同月，先事不应当记载月份，而后事应当记载月份，则在先事记载月份，如‘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戊申衞州吁弑其君完’‘秋九月楚子围宋’‘葬曹文公’之类是也。又有两事先事应当记载月份，本来自记载月份，后事所以不记载月份，虽继月也不嫌，如‘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苏子盟于女栗’‘正月诸侯盟于祝柯’‘公至自伐齐’之类是也。又如两事先事所以不记载月份，后事虽应当记载月份也不再记载月份，不嫌，如‘春公至自齐’‘祭叔来聘’‘秋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夫人姜氏如莒’之类是也。那有事实不同日而嫌于同日，则各记载日期以区别之。如壬午，公子遂会晋赵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会雒戎盟于暴。癸酉大雨震电。庚寅大雨雪之类是也。有事实同日而嫌于异日，则先记载日期以显示之。如甲寅，齐人伐衞，衞人及齐人战。庚申，莒溃。楚人入郓之类是也。有事不应当记载日期而记载晦朔，则不得不记载日期。如己卯晦，震夷伯之庙。戊申朔，陨石于宋五之类是也。有一事而再见者，其于日月先略而后详。如冬，公如晋。十二月己丑，公及晋侯盟。冬，会诸侯伐郑。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戏之类是也。有以后事的体例证明先事的，如夏四月甲寅，臧孙许卒，继之以公如晋，则疑于公如例月者也。然于下书秋，公至自

译晋国，由此可知“公如晋”是不记载月份的了。有用先前事件的体例来证明后来事件的，比如“夏五月甲午，遂灭偪阳”，接着记载“公至自会”，这就让人怀疑“公至”的体例是应当记载月份的。然而前面先记载了“春，公会晋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会呉于柤”，由此可知“公至”是不记载月份的了。考察日月记载的体例，到了这里，可见圣人的用心，其谨慎且严格而令人敬畏。那些说“没有体例”的人，是没有深入考察《春秋》的体例罢了。如果他们深入考察了《春秋》的体例，也就不会轻易这样说。虽然如此，《春秋》中缺失日月的情况确实存在。比如桓公四年、七年没有秋冬，定公十四年没有冬，桓公十四年记载“夏五”而缺失了月份，庄公二十二年记载“夏五月”而缺失了事件，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壬申”而不系属月份，桓公十七年记载“五月”而不系属夏季，昭公十年记载“十二月”而不系属冬季，郭公、仲孙忌以及凡是日食而不系属朔日与具体日期的，都是缺失。那些传注者又认为这是史官的阙文，这就近乎无功，所以不得不提出异说去附会它，致使圣人的防范淆乱而不可考察，这是诸儒喜好异说的罪过。唉，不相信史书的阙文而探求圣人的意旨，这就像航行在断绝的沟壑之水中而想要到达大海，也是不可能的。何不避开障碍而通达事理呢？左氏的简略，公羊、谷梁的穿凿附会。拿着这三者来考察《春秋》，恰恰足以增加困惑罢了。所以我概括其大意而论述它，附在卷末，让学者得以从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