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提纲卷八
春秋提纲卷八
<经部,春秋类,春秋提纲》>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提纲卷九《宋陈则通撰》杂例门
春秋王室
呜呼！吾于诗之二南，而知雅颂之所以兴；吾于诗之二变雅，而知春秋之所以作。白华、车舝、瞻卬、召旻之诗，太任、太姒之家法荡然矣。自古岂有家不正而天下定者邪？诗述西周之盛，自文王以下，正始之基也。春秋着东周之衰，自平王以下，返始之本也。诗、春秋之作，此周之所以为东西者欤？攷其盛衰之由，明其得失之迹，则齐家二字，乃诗、春秋之大纲领也。春秋拨乱返始之书，盖于隠公之元年三致意焉。并后匹嫡，春秋之戒也。立子以贵不以长，以长不以贤，春秋之法也。元年正月即位，不书兄不宜让而让也。郑伯克段，段不书，弟弟不宜争而争也。宰咺归赗仲子，不称夫人而称字，妾不冝僭而僭者也。一而再，再而三，独拳拳于隠公初年之简，则元年以后之笔可知矣。周治之正始，无有过是者。虽然，有闗雎之后妃，则有鹊巢之夫人，周实不正于诸侯乎？何诛？攷春秋以来，宋、鲁有公族之患，齐、晋有世卿之患，当时之患，无国无之。二百四十二年间，周室无他变，特生于并后匹嫡之事耳。平王之始于春秋也，以此故；敬王之终于春秋也，亦以此故。盖自檿弧箕服之謡起，"赫赫宗周，谁实壊之"？申后失其尊，世子失其嫡，读小弁之诗，千载而下，使人愤惋而不平也。平王身及之，而身为之上，屈王宰，下赗人妾，不念伯服之于周，而反啓桓公之于鲁。借曰既耄，小弁之诗忘乎哉？抑人亦有言："前舟溺，后舟不可继。"桓王可以鉴之矣。有世子之嫡，有子仪之爱，于是有周公、黒肩之谋，若无辛伯、荘其危哉？此桓王不鉴其父，而贻祸其子者也。荘王可以深鉴之矣。有王姚之嬖，有子頽之宠，于是有五大夫之乱，若无郑、虢恵其危哉？此荘王不监其身，而贻祸其孙者也。呜呼！若恵王者，可以痛念而疾惩之矣。三折肱知为良医，何乃妇言是用，从废长立少之谋？独乱周室者二十年，用是防于首止，用是盟于洮，用是出居于郑。若前乎无齐，则襄不得立；后乎无晋，则襄不得归。此皆恵王不监于乃祖乃身，而贻祸其子者也。自幽之三年，王昵褒姒；至鲁僖之二十四年，襄入王城，一百六十六年间，周更七王，大抵并后匹嫡，祸乱相寻之日也。襄王立蛮夷为天下之母，居郑之祸，亦自取之。止沸去薪，曾不动念。我文公之五年，使召伯防葬，使荣叔归含且赗，以成一成风之妾卒，使敬嬴仿其事于他日，则襄王实啓之也。周不能已祸于周，而每每驾其祸于鲁，可叹也夫。自襄以后，百一十余年，王室少事。其间王子有専戮【宣十五】之罪而弗诛，王弟无始祸【襄三十】之谋而见杀，此皆天王不善于齐家之过。至昭之二十有二年，又践恵襄之故歩而甚之者也。穆后太子相继即世，东宫之器拥虚者八年，于是动賔起之邪谋，于是生子朝之祸心。雄鸡断尾之喻，王不许以言而许以意，则天王之欲立子朝久矣，特畏刘单诸人而不敢发也。呜呼，恵襄以前，皆事当其身而不悟，乃欲责景王逺监百一十余年之事，亦难矣。攷之王室更四大变，皆以并后匹嫡之故，外是周岂有他患哉？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妇之天也。春秋书王而冠以「天」，父子夫妇之天且不正，若臣若民之天将复奚恃哉？然则春秋之书愧天子也。或曰：王室之祸，莫酷于恵襄，子頽、子带皆不见于经，而子朝独见于经，何故？曰：恵襄之时，有齐桓、晋文在，百子頽、子带辈无能为周室害也，经不书，恃天下之有伯也。至景王以后，晋少懦矣，王室将听命于陪臣矣。徴防于诸侯曰：「期以明年防于黄父，将纳王也。」又曰：「期以明年卒。」使王室蠢蠢然至十有八年而后定。圣人于此深以子朝为忧，经书子朝，悲天下之无伯也。晋政多门，纷纷之不暇，而莫之主也。春秋之书》曰：「王室乱，前乎桓、文之伯，所未见之文也。」吁！岂特王室乱而
译春秋提纲卷八
<经部,春秋类,春秋提纲》>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提纲卷九《宋陈则通撰》杂例门
春秋王室
唉！我从《诗经》的《周南》《召南》两篇，知道了《雅》《颂》兴起的原因；我从《诗经》的“二变之雅”，知道了《春秋》著作的缘由。《白华》《车舝》《瞻卬》《召旻》这些诗篇出现时，太任、太姒的家法已经荡然无存了。自古以来，哪有家庭不端正而天下能安定的呢？《诗经》记述西周的兴盛，从文王开始，是端正开端的根基。《春秋》记载东周的衰败，从平王开始，是回归开端的根本。《诗经》和《春秋》的著作，这就是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的原因吧？考察其兴盛衰败的缘由，明确其得失的痕迹，那么“齐家”二字，就是《诗经》和《春秋》的大纲领。《春秋》是拨乱反正、回归根本的书，大概对隐公元年特别重视。同时立后、妾与嫡平起平坐，是《春秋》所警戒的。立太子以尊贵为标准而不以年长，以年长为标准而不以贤能，是《春秋》的法度。元年正月即位，不记载兄长不该让位却让位的事。郑伯战胜共叔段，不记载段，是因为弟弟不该争夺却争夺了。宰咺送葬具给仲子，不称夫人而称名字，是因为妾不该僭越却僭越了。一次又一次，再三再四，唯独对隐公初年的简略记载特别关注，那么元年以后的笔法就可以知道了。周朝治理中端正开端的做法，没有超过这个的了。虽然如此，有《关雎》中的后妃，就有《鹊巢》中的夫人，周朝在诸侯中实在不端正吗？有什么可谴责的呢？考察《春秋》以来，宋、鲁有公族之患，齐、晋有世卿之患，当时的祸患，没有哪个国家没有。二百四十二年间，周王室没有其他变故，只是产生了并后匹嫡的事情罢了。平王开始于《春秋》，是因为这个缘故；敬王终于《春秋》，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大概自从檿弧箕服的谣言兴起，“赫赫宗周，谁实壊之”？申后失去了尊贵，世子失去了嫡位，读《小弁》这首诗，千年之后，仍使人愤恨惋惜而不平。平王亲身遭遇此事，却身居高位，屈尊王宰，下嫁妾室，不念伯服对周朝的祸害，反而开启桓公在鲁国的祸端。假使说已经年老，难道忘了《小弁》这首诗吗？或者人们也有话说：“前面的船沉了，后面的船不可继续。”桓王可以以此为鉴了。有世子的嫡位，有子仪的宠爱，于是有了周公、黑肩的阴谋，如果没有辛伯、庄公，危险啊！这是桓王不鉴戒其父，而贻祸其子。庄王可以深深鉴戒了。有王姚的宠幸，有子颓的宠爱，于是有了五大夫的叛乱，如果没有郑、虢，危险啊！这是庄王不鉴戒其身，而贻祸其孙。唉！像惠王那样，可以痛念而迅速惩改了。多次折断手臂才知道是良医，为何却听信妇人之言，听从废长立少的阴谋？独自扰乱周室二十年，因此被囚禁在首止，因此在洮地结盟，因此出居在郑国。如果之前没有齐国，那么襄王不能即位；之后没有晋国，那么襄王不能回国。这都是惠王不鉴戒其祖其身，而贻祸其子。自从幽王三年，王宠幸褒姒；到鲁僖公二十四年，襄王进入王城，一百六十六年间，周朝更换七位君王，大体上是并后匹嫡，祸乱相继的日子。襄王立蛮夷为天下之母，郑国的祸患，也是自取的。止沸去薪，曾不动念。我文公五年，派召伯防葬，派荣叔送含玉和赗赠，以成全成风妾卒的事，使敬嬴日后仿效其事，那么襄王实际上是开启者。周朝不能在周朝止息祸患，而每每把祸患加于鲁国，可叹啊。自从襄王以后，一百一十余年，王室少有大事。其间王子有专杀【宣公十五年】之罪而不被诛杀，王弟无始祸【襄公三十年】之谋而被杀，这都是天王不善于齐家的过错。到昭公二十二年，又沿袭惠襄的旧步而更甚。穆后太子相继去世，东宫的器物空置八年，于是动宾起邪谋，于是生子朝之祸心。雄鸡断尾的比喻，王不许以言语而许以心意，那么天王想立子朝已久了，只是畏惧刘单等人而不敢发动。唉，惠襄以前，都是事当其身而不悟，竟想责备景王远鉴一百一十余年之事，也难了。考察王室更四大变，都是因为并后匹嫡的缘故，除此之外周朝岂有其他祸患吗？父亲是儿子的天，丈夫是妻子的天。《春秋》书王而冠以“天”，父子夫妇的天尚且不端正，那么臣民的天又将依靠什么呢？那么《春秋》之书是愧对天子。有人说：王室之祸，没有比惠襄更残酷的，子颓、子带都不见于经，而子朝独见于经，为什么？回答说：惠襄之时，有齐桓、晋文在，子颓、子带辈不能为周室害，经不书，是恃天下有霸主。到景王以后，晋国稍弱了，王室将听命于陪臣了。征防于诸侯说：“约定明年在黄父会盟，将纳王。”又说：“约定明年卒。”使王室蠢蠢然至十八年而后定。圣人于此深以子朝为忧，经书子朝，悲天下无霸主。晋政多门，纷纷之不暇，而莫之主也。《春秋》之书曰：“王室乱，前乎桓、文之伯，所未见之文也。”唉！岂特王室乱而
呜呼！先王五等之爵紊乱，而至于春秋极矣。夫自夏商以前，未闻也。分土惟三，建爵惟五，其昉于武王崇徳报功之时乎？然当是时，受王命爵上公者有防，唯是天子之老则称公，周室之客则称公。望太公也而为师，旦周公也而为宰。二公有大勲劳于王家，世公之爵初不为过。书称齐侯吕伋，诗称乃命鲁侯，则吕伋、禽父犹以其子不得世其爵，况其后之曾若▯者乎？春秋以前，有卫武公者，有郑武公者，县外之诸侯入相天子者也。春秋以后，有祭公、州公者，有虞公、宰周公者，县内之诸侯夹辅王室者也。舍是无称公者矣。武王以胡公不滛，使封诸陈，以备三恪。其后陈平为侯，杞夏之余也。东楼公始封之君也。其后子孙之见于春秋者，自侯而书伯，自伯而书子，安在其为公也哉？若陈、若杞，虽能身公爵于其初，而不能世公爵于其后，王賔且尔，矧在诸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终始得称公者惟宋为然，盖以武王伐殷作周之故，舍是而称公者皆僭矣。鲁隠之父曰恵侯，其正也。入春秋之初年，书曰「宰咺来归恵公仲子之赗」，縁此诸侯爵无尊卑，国无大小，例称之曰公，则息姑实俑之。鲁不特以不正之号加之父，而又以不正之号加之祖，自称于诸侯则曰「徼福于周公鲁公」，周公鲁公，未闻其有此也。齐又效尤之，曰「徼福于太公」，丁公太公丁公，未闻其有此也。独晋仇生爵为侯，殁諡为侯，其后世之子孙循是而曰「我先君文侯」，此意犹古文襄以下，何不视此为的邪？攷春秋七十二国之君，不干先王之典礼，不紊先王之封爵，无得罪于春秋者，独蔡季【桓十七】忠于桓侯耳。其他则圣人先卒以爵，后葬以公，其能逃一字之斧钺哉？吁！天子若能守先王之法度，则不至是。吾观虢公、晋侯朝王，王赐之玉五防，马二匹，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虢公也，晋侯也，而等是赐也，诸侯象之，其又何诛焉？虽然，诸侯之僭尚可言也。郑伯也，而谓之公，伯有其大夫也，家臣或以公呼之矣，大夫之僭不可言也。吁！先王封爵，至于流弊之极，尤有不忍言者。蠢兹荆蛮，谓诸侯无疑于公之号，则已无疑于王之号。入陈之举，哆然以诸侯县公为辞，则当时之诸侯苐班于荆楚之大夫尔。抑人亦有言：冠冕虽敝，不可加足；公爵虽轻，不可加之荆楚之大夫。吾不知息公子朱、叶公诸梁、蔡公弃疾，彼何为者也？王不为公而重其号，卒亦不自重其号。鲁恵、卫桓之于春秋，天子不敢问，则齐宣、梁恵之于战国，亦无足怪者矣。天下岂独一荆楚乎？东周之鼎防，何不迁之于函秦乎？然则如之何？《春秋》之法，正本澄源，当自上者始。
鲁婚姻例
鲁逆夫人夫人至
桓三年，公子翚如齐逆女。夫人姜氏至自齐。
庄二十有四年，公如齐逆女。夫人姜氏入。文四年，逆妇姜于齐。
宣元年，公子遂如齐逆女，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齐。
成十有四年，叔孙侨如如齐逆女。侨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
内女归于他国
隠二年，纪裂繻来逆女，伯姬归于纪七年，叔姬归于纪
庄十有二年纪叔姬归于酅
僖十有五年季姬归于鄫
成九年伯姬归于宋
呜呼！男女亲迎，则授受明礼也。唯万乘之尊，不容亲屈于诸侯，故使卿逆之，公监之。自王以下一，是以逆为礼。诗曰：「韩侯取妻，蹶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蹶之里。」诸侯之迎者也。「俟我于着乎而，俟我于庭乎而，俟我于堂乎而。」大夫士之迎者也。庶人工商皁▯牧圉，有不以是者，父母国人皆贱之也。吾读卫郑诸国之风，吾悲之。呜呼！亲迎之礼不明至此邪？夫妇之道，莫善于克终。春秋之笔，莫严于谨始。书鲁逆夫人者五，独于桓荘为详，所以志其乱鲁之阶。于文公为略，所以志其去鲁之本。齐侯不以桓公之篡，而与之谋婚。桓公不徃亲受于齐，而使贼以逆姜氏，象之其又何诛焉？礼有逆女，无送女。齐侯送姜氏于讙，所以邀公之必来也。经书「公防齐侯于讙」，继书「姜氏至自齐
译唉！先王五等爵位的制度变得混乱，到了春秋时期达到了极点。从夏商以前，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分封土地只有三等，建立爵位只有五等，这大概始于周武王崇尚德行、报答功劳的时候吧？然而在那个时候，接受王命、爵位为上公的有防国，只有天子的老臣才称公，周王室的客卿才称公。姜太公被尊为师，周公旦被尊为宰。两位公爵对王室有巨大的功勋，世代承袭公爵的爵位起初也不算过分。《尚书》称齐侯吕伋，《诗经》称任命鲁侯，那么吕伋、禽父尚且因为他们的儿子不能世代承袭爵位，何况他们后来的曾孙之类的人呢？春秋以前，有卫武公、郑武公，他们是县外的诸侯入朝担任天子宰相的人。春秋以后，有祭公、州公，有虞公、宰周公，他们是县内的诸侯辅佐王室的人。除此之外就没有称公的人了。周武王因为胡公不淫乱，让他封在陈地，以作为三恪之一。后来陈平成为侯，杞是夏朝的后裔。东楼公是开始受封的君主。后来他们的子孙在春秋中出现的，从侯记载为伯，从伯记载为子，哪里还有称公的呢？像陈、像杞，虽然起初能自身拥有公爵，但不能让后代世代承袭公爵，天子的宾客尚且如此，何况诸侯呢？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始终能称公的只有宋国是这样，大概是因为周武王讨伐殷商建立周朝的缘故，除此之外称公的都是僭越了。鲁隐公的父亲叫惠侯，这是正确的。进入春秋初年，记载说“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助丧财物”，从此诸侯爵位没有尊卑，国家没有大小，都称公，那么息姑实际上是开创这种风气的人。鲁国不仅用不正确的称号加给父亲，而且用不正确的称号加给祖父，在诸侯中自称说“向周公、鲁公祈求福佑”，周公、鲁公，没听说过有这样的称呼。齐国又效仿这种错误，说“向太公祈求福佑”，丁公、太公、丁公，没听说过有这样的称呼。只有晋国的仇生爵位是侯，死后谥号也是侯，他后来的子孙遵循这个而说“我们的先君文侯”，这意思还像古文襄公以下，为什么不把这作为准则呢？考察春秋七十二国的君主，不违背先王的典礼，不扰乱先王的封爵，没有得罪春秋的，只有蔡季忠于桓侯。其他的，圣人先按爵位记载死亡，后按公爵记载安葬，他们能逃脱一字之斧钺的惩罚吗？唉！天子如果能遵守先王的法度，就不会这样。我看虢公、晋侯朝见天子，天子赐给他们玉五防，马二匹，天子命令诸侯名位不同，礼遇也不同。虢公、晋侯，却得到同样的赏赐，诸侯效仿他们，又能责备什么呢？虽然如此，诸侯的僭越还可以说。郑伯，却称他为公，伯有是他的大夫，家臣有人称他为公了，大夫的僭越就不可以说了。唉！先王封爵，到了流弊的极点，尤其有不堪言说的。愚蠢的荆蛮，认为诸侯对公的称号没有疑问，那么对王的称号也没有疑问了。进入陈国的举动，公然以诸侯县公为借口，那么当时的诸侯只是排在荆楚的大夫之下罢了。况且人们也有话说：冠冕虽然破旧，不可以加在脚上；公爵虽然轻微，不可以加在荆楚的大夫身上。我不知道息公子朱、叶公诸梁、蔡公弃疾，他们是什么人呢？王不称公而重视这个称号，最终也不自重这个称号。鲁惠公、卫桓公在春秋时期，天子不敢过问，那么齐宣王、梁惠王在战国时期，也就不足为怪了。天下难道只有荆楚吗？东周的鼎器，为什么不迁到函谷关以西的秦国呢？那么该怎么办呢？《春秋》的法度，正本清源，应当从上面开始。
鲁国婚姻条例
鲁国迎娶夫人，夫人到达
桓公三年，公子翚到齐国迎娶女子。夫人姜氏从齐国到达。
庄公二十四年，鲁君到齐国迎娶女子。夫人姜氏进入鲁国。文公四年，到齐国迎娶妇姜。
宣公元年，公子遂到齐国迎娶女子，于是带着夫人姜氏从齐国到达。
成公十四年，叔孙侨如到齐国迎娶女子。侨如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到达。
鲁国女子嫁到其他国家
隐公二年，纪国的裂繻来迎娶女子，伯姬嫁到纪国。七年，叔姬嫁到纪国。
庄公十二年，纪叔姬嫁到酅。
僖公十五年，季姬嫁到鄫。
成公九年，伯姬嫁到宋国。
唉！男女亲迎，那么授受分明，这是礼。只有万乘之尊，不容亲自屈尊于诸侯，所以派卿去迎娶，公去监督。从王以下，因此以迎娶为礼。《诗经》说：“韩侯娶妻，蹶父的女儿。韩侯迎娶，在蹶的里。”这是诸侯迎娶的。“在着等我，在庭等我，在堂等我。”这是大夫士迎娶的。庶人、工商、皂隶、牧圉，有不这样做的，父母和国人都鄙视他。我读卫、郑等国的风俗，我为之悲伤。唉！亲迎的礼不明到这种地步吗？夫妇之道，没有比善始善终更好的了。春秋的笔法，没有比谨慎开始更严格的了。记载鲁国迎娶夫人五次，唯独对桓公、庄公详细，所以记录他们扰乱鲁国的阶梯。对文公简略，所以记录他离开鲁国的根本。齐侯不因为桓公篡位，而与他谋划婚姻。桓公不去齐国亲自接受，而派贼去迎娶姜氏，效仿这种错误，又能责备什么呢？礼有迎娶女子，没有送女子。齐侯送姜氏到讙，所以邀请公必定来。经书记载“公在讙会见齐侯”，接着记载“姜氏从齐国到达”
」。设使齐君不送，公必不防。公之重在齐侯，重不在逆女，明矣。始之不正，终于何有哉？荘公受制文姜，必齐女而后取。三十余年未有内主。公之求于齐也急，而齐之应公也缓。纳币使卿，公实亲徃。春秋所以示讥逆女亲者也。春秋可以无贬，然而如齐逆女，公其知有桓公乎？如则顺，而所如之国则逆。逆之是，而所逆之女则非。经不书至，而书入，以国人有所不与也，宗庙有所不受也。鲁君婚姻之事，未有如桓庄之详且悉者。文繁而不厌，圣人以是着鲁祸之本欤？以是为天下之大戒欤？男不亲迎，不得以有室；女不亲迎，不得以有家。使大夫非礼也，况防者乎？文公斩焉衰，经之中使襄仲如齐纳币，识者知其忘先君矣。又贵聘而贱逆，不书夫人，鲁不待以夫人也。姜不书氏，齐不待以女也。曰「逆姜于齐」，则不知其为嫡为妾；「逆妇姜于齐」，始知其为伉俪。贵为诸侯，而妇不得称夫人。春秋所以严正始之辨。后乎书至，则曰「夫人姜氏」；书归，则曰「夫人姜氏」。终不与敬嬴得以代之也。文公十八。年之简》曰：「子卒，夫人姜氏归于齐。」数字凄凉，为千古简编之恨。春秋安得不于逆妇之初而谨之乎？书「逆妇」者三：二有姑之词也，一贱逆之之词也。岂惟鲁为然哉？外诸侯之逆女，自裂繻以来，亲迎之礼废乆矣。书「纪伯姬」悲之也，书「鄫季姬」宠之也。伯姬于宋，三以媵；书「叔姬」于纪，两以归。书贤之也。外女书至，视鲁其家也；内女书归，视诸侯其家也。归者，所以依人以终身也。然则杞叔姬、郯伯姬、齐子叔姬，曷为又书「归」乎？吁！知出姜之初不书「至」，则知三姬之初不书「归」。
译如果齐君不送，鲁公必定不会防备。鲁公看重的是齐侯，而不是迎娶女子，这很明显。开始就不正当，最终又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呢？庄公受制于文姜，一定要娶齐女才肯成婚。三十多年没有正室夫人。鲁公向齐国求婚急切，而齐国回应鲁公迟缓。纳币时派遣卿大夫，鲁公却亲自前往。《春秋》之所以表示讥讽，是因为鲁公亲自迎娶女子。《春秋》本可以不贬斥，然而像齐国迎娶女子这样，鲁公难道还知道有桓公吗？如果顺理成章，那么所前往的国家就是正当的；如果违背礼制，那么所迎娶的女子就是不恰当的。经文不记载“至”，而记载“入”，是因为国人有所不认同，宗庙有所不接受。鲁君婚姻之事，没有比桓公、庄公更详细周全的了。文字繁多却不使人厌倦，圣人借此揭示鲁国祸患的根本吗？还是借此作为天下的大警戒呢？男子不亲自迎娶，就不能拥有家室；女子不亲自迎娶，就不能拥有家庭。派遣大夫是不合礼的，何况是防地呢？文公穿着斩衰之服，经文中记载派遣襄仲到齐国纳币，有识之士知道他忘记了先君。又重视聘礼而轻视迎娶，不记载夫人，是因为鲁国不把她当作夫人对待。姜氏不记载姓氏，是因为齐国不把她当作女儿对待。说“从齐国迎娶姜氏”，就不知道她是正妻还是妾室；说“从齐国迎娶妇姜”，才知道她是正妻。身为诸侯，妻子却不能称为夫人。《春秋》因此严格区分正始的界限。后来记载“至”，就说“夫人姜氏”；记载“归”，就说“夫人姜氏”。始终不让敬嬴得以取代她的地位。文公十八年的简册记载：“公子卒，夫人姜氏回到齐国。”这几个字凄凉，成为千古史册的遗憾。《春秋》怎么能在迎娶妇人的开始不谨慎呢？记载“迎娶妇人”的有三处：两处是有婆婆的措辞，一处是轻视迎娶的措辞。难道只有鲁国是这样吗？其他诸侯迎娶女子，自从裂繻事件以来，亲自迎娶的礼仪废弃很久了。记载“纪伯姬”是悲悯她，记载“鄫季姬”是宠爱她。伯姬在宋国，三次作为媵妾；记载“叔姬”在纪国，两次出嫁。这是称赞她们的贤德。外邦女子记载“至”，是把鲁国当作她的家；本国女子记载“归”，是把诸侯国当作她的家。归，是用来依靠他人度过终身的。那么杞叔姬、郯伯姬、齐子叔姬，为什么又记载“归”呢？唉！知道出姜最初不记载“至”，就知道三位姬最初不记载“归”。
鲁搜狩例
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七年焚咸丘
荘四年公及齐人狩于禚
昭八年秋搜于红
十有一年夏大搜于比蒲
二十有二年夏大搜于昌间
定十有三年夏大搜于比蒲
十有四年大搜于比蒲
哀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
呜呼！春秋兵制，襄公以前未闻也。至襄公而三军之名作。春秋搜法，昭公以前未闻也。至昭公而大搜之名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故诸侯嵗以三田为礼。吾攷襄、昭以来，兵制壊而搜狩之制壊。鲁之公室遂壊而不可复拯矣。岂无故而然邪？狩郎犯非地之戒，狩禚忘不天之之仇。罪之轻重，不可以槩。虽然，斯时也，搜狩之制未壊也。按僖公之颂，公徒三万，其人；公车千乗，其赋。即位三十余年，岂搜狩之礼未甞一讲？春秋不书，大抵得时与地之故。成公以后，非三家不帅师，此乃兵权旁落之渐。三军，鲁之旧制。襄十一年书「作三军」者，版籍缺落，三家各毁以充三军之数。昔为公室有，今为三家有。春秋书「作」不宜「作」也。斯时公室三矣，而犹未也。昭之五年，舍中军，季氏择二二子各一，公室于是乎四。红之搜，舍中军之三年也。自根牟至于商卫，革车千乗，不知谁为公室之民乎？自后三搜比蒲，一搜昌间，俱以大名。夫大搜，天子之法也，而夏官司马之司也。鲁兵制壊而搜狩之制壊，三家之僭且及此矣。岂特失时与地之为可讥哉？春秋于桓、荘之狩言「公」，而昭、定以后不言「公」，公不与搜也。定之十四年，公虽在搜，犹无「公」也。公不与搜，国不顾君。西狩大野，叔孙氏之贱者且获其非常矣。春秋安得不止于获麟？
鲁祭祀例
郊望【郊牛附】
僖三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
宣三年，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
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犹三望。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从，乃不郊。十有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不郊。
定十有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
哀元年，鼷防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呜呼！天子不卜郊，鲁卜郊，何也？鲁人上僭天子之礼，每郊必卜于上帝，吉则郊，不吉则否。卜之者，其鲁人以僭礼之为疑乎？凡卜不过三，过三而卜，则失其度。郊不过春，过春而卜郊，则失其时。冬至之日，郊天子之礼也。鲁不敢用日至，而但用啓蛰。十二月之下辛卜正月之上辛，不从，则以正月之下辛卜二月之上辛，不从，则以二月之下辛卜三月之上辛。又如是，则不郊矣。《春秋》不书「春卜郊」者，自日至以至于啓蛰以后，皆郊之时也。僖公四月之四卜，襄公四月之四卜，其过在于三月不从而犹卜也。成公五卜，则甚矣。襄公七年四月三卜郊，是卜之后时至四月而始三卜也。子公羊子以三卜为礼，岂知《春秋》书三卜之后时而非礼与？恵公请行郊礼以来，迟疑顾盼，不敢直情而径行之。礼之将用，则卜；卜而不从，则不郊。至成十七年之九月经书「用郊」，则郊不复卜而直用之矣。定公五月之辛亥郊，哀公四月之辛巳郊，不卜而郊，母乃以先君成公借口，不思郊不过春，为祈谷祭帝耳，夏而种，秋而敛，将焉用此哉？经书不郊，犹三望可也。三家之传，诸儒之注，莫有据依。余甞论，天子郊天，则百神从，山川星辰之神莫不在也。天子不能亲至其所而祭，故有望焉。「三云」者，緫山川星辰之神而言之也。有天下者祭百神，鲁安得用此礼乎？郊者，僭礼之大者也。鲁既免于僭礼之大，而犹未免于僭礼之小，圣人以为不如勿望而已矣。此《春秋》书「犹」之意也。然则郊之得其时，而卜之得其度，其为礼乎？曰：《春秋》书之不可胜书，惟于失礼之中而又失礼焉，则书之，果以为礼乎？夫子何以有「周公其衰之叹」？
郊牛
呜呼
译鲁国搜狩条例
桓公四年春季正月，鲁公在郎地打猎。
桓公七年，焚烧咸丘。
庄公四年，鲁公与齐国人在禚地打猎。
昭公八年秋季，在红地搜猎。
昭公十一年夏季，在比蒲举行大搜。
昭公二十二年夏季，在昌间举行大搜。
定公十三年夏季，在比蒲举行大搜。
定公十四年，在比蒲举行大搜。
哀公十四年春季，在西郊打猎捕获麒麟。
唉！春秋时期的兵制，在襄公之前未曾听闻。到了襄公时期，三军的名称才出现。春秋时期的搜猎法规，在昭公之前未曾听闻。到了昭公时期，大搜的名称才确立。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所以诸侯每年以三次田猎作为礼仪。我考证自襄公、昭公以来，兵制败坏，搜狩的制度也随之败坏。鲁国的公室于是败坏而不可挽救了。难道没有原因而这样吗？在郎地打猎，犯了不在适宜地点的戒律；在禚地打猎，忘记了不共戴天的仇敌。罪行的轻重，不能一概而论。虽然如此，那时搜狩的制度尚未败坏。查考僖公的颂歌，公室的士兵有三万，这是人数；公室的战车有一千辆，这是赋税。僖公即位三十多年，难道搜狩的礼仪未曾实行过一次吗？《春秋》不记载，大概是因为符合时节和地点的缘故。成公以后，如果不是三大家族率领军队，这就是兵权旁落的开端。三军，是鲁国的旧制。襄公十一年记载“作三军”，是因为户籍缺失，三大家族各自削减以凑足三军的数额。过去属于公室，现在属于三大家族。《春秋》记载“作”字，是不应该“作”的意思。这时公室已经三分了，但还没有完全败坏。昭公五年，废除中军，季氏选择两位大夫各领一军，公室于是四分。在红地搜猎，是废除中军的第三年。从根牟到商卫，革车一千辆，不知道谁还是公室的百姓呢？此后三次在比蒲大搜，一次在昌间大搜，都使用了“大搜”的名称。大搜，是天子的法规，由夏官司马掌管。鲁国兵制败坏，搜狩的制度也随之败坏，三大家族的僭越甚至达到这个地步了。难道只是失去时节和地点值得讥讽吗？《春秋》在桓公、庄公的打猎中称“公”，而昭公、定公以后不称“公”，是因为鲁公不参与搜猎。定公十四年，鲁公虽然在搜猎中，仍然没有“公”字。鲁公不参与搜猎，国家不顾念君主。在西郊大野打猎，叔孙氏的贱民尚且捕获了非凡的麒麟。《春秋》怎能不停笔于获麟呢？
鲁国祭祀条例
郊祀与望祭【附郊牛】
僖公三十一年，夏季四月，四次占卜郊祀，不吉利，于是免除牺牲，仍然进行三次望祭。
宣公三年，郊祀用的牛口受伤，改卜牛，牛死了，于是没有进行郊祀，仍然进行三次望祭。
成公七年，鼷鼠咬了郊祀牛的角，改卜牛，鼷鼠又咬了它的角，于是免除牛，没有进行郊祀，仍然进行三次望祭。
成公十年夏季四月，五次占卜郊祀，不吉利，于是没有进行郊祀。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日，举行郊祀。
襄公七年夏季四月，三次占卜郊祀，不吉利，于是免除牺牲。襄公十一年夏季四月，四次占卜郊祀，不吉利，于是没有进行郊祀。
定公十五年，鼷鼠咬了郊祀牛，牛死了，改卜牛。夏季五月辛亥日，举行郊祀。
哀公元年，鼷鼠咬了郊祀牛，改卜牛。夏季四月辛巳日，举行郊祀。
唉！天子不占卜郊祀，鲁国却占卜郊祀，为什么呢？鲁国人向上僭越天子的礼仪，每次郊祀必定向天帝占卜，吉利就郊祀，不吉利就不郊祀。占卜的人，大概是鲁国人怀疑自己僭越礼仪吧？凡是占卜不超过三次，超过三次再占卜，就失去了法度。郊祀不超过春季，超过春季再占卜郊祀，就失去了时节。冬至之日，是天子郊祀的礼仪。鲁国不敢使用冬至日，而只使用惊蛰。十二月下旬的辛日占卜正月上旬的辛日，不吉利，就用正月下旬的辛日占卜二月上旬的辛日，不吉利，就用二月下旬的辛日占卜三月上旬的辛日。又这样，就不郊祀了。《春秋》不记载“春季占卜郊祀”，是因为从冬至直到惊蛰以后，都是郊祀的时节。僖公四月四次占卜，襄公四月四次占卜，过错在于三月不吉利却仍然占卜。成公五次占卜，就太过分了。襄公七年四月三次占卜郊祀，是在占卜之后，时节已到四月才开始三次占卜。公羊子认为三次占卜是礼仪，难道知道《春秋》记载三次占卜是违背时节而非礼仪吗？自惠公请求举行郊祀以来，迟疑观望，不敢直接按实情行事。礼仪将要使用，就占卜；占卜不吉利，就不郊祀。到成公十七年九月记载“用郊”，那么郊祀就不再占卜而直接使用了。定公五月辛亥日郊祀，哀公四月辛巳日郊祀，不占卜而郊祀，难道不是借先君成公的口实，不思量郊祀不超过春季，是为了祈求谷物祭祀天帝吗，夏季播种，秋季收获，还将用什么这个呢？经书记载不郊祀，仍然进行三次望祭是可以的。三大家的传注，诸儒的注解，都没有依据。我曾经论述，天子郊祀上天，那么百神跟随，山川星辰之神没有不在的。天子不能亲自到那些地方祭祀，所以有望祭。“三望”是总括山川星辰之神而言的。拥有天下的人祭祀百神，鲁国怎么能使用这个礼仪呢？郊祀，是僭越礼仪中最大的。鲁国既然避免了僭越礼仪中最大的，却仍然没有避免僭越礼仪中较小的，圣人认为不如不望祭罢了。这是《春秋》记载“犹”的意思。那么郊祀符合时节，而占卜符合法度，是礼仪吗？回答说：《春秋》记载的事情不可胜数，只有在失礼之中又失礼，才记载它，难道真的认为是礼仪吗？夫子为什么有“周公之道衰微”的感叹？
郊牛
唉！
！古者诸侯必有飬兽之官，嵗时斋戒沐浴，而躬朝之，牺牷祭牲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纳而视之，择其毛而卜之吉，然后飬之。朔月月半，君廵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春秋书「鼷鼠食郊牛角」，犹可曰有司之过也；改卜牛而又食其角，则非人也，天也。郊牛之口伤，则无鼷鼠而自伤也；改卜牛而牛又死，岂人之所能为哉？春秋书「卜郊而屡不从」，书「改牛而又食」，天其不享鲁僭乎？鼷鼠食郊牛角，祗食其角耳；口伤，祗伤其口耳。食郊牛不言其所食之处，则徧牛之身皆食也。牛死则如之何？曰：埋之。牛免则如之何？曰：有司▯端送于南郊而放之。然则春秋或书「免牛」，或书「免牲」，何也？曰：卜而飬之，曰「牛」；飬成而将用之，曰「牲」；曰「免牲」，是不郊也。牲已可用而免之也，故不曰「不郊」，但曰「免牲」。曰「免牛」而又曰「不郊」者，牛未可用而免之也，故既曰「免牛」，而又曰「不郊」。春秋一字之权衡，其可轻易乎哉？吾故备郊牛之説，而寘之鲁郊之次。
译古代诸侯必定设有饲养祭祀用牲的官员，在规定的时节斋戒沐浴，亲自前往朝见，牺牲用的纯色完整牲畜必定从这里选取，这是极其恭敬的表现。国君召唤牛只，将其圈养并审视，选择毛色吉利的进行占卜，然后才加以饲养。每月初一和十五，国君巡视牲畜，这是竭尽全力尽孝道的极致表现。《春秋》记载“鼷鼠啃食郊祭牛的角”，还可以说是主管官员的过失；改卜牛只后鼷鼠又啃食其角，那就不是人的过失，而是天意了。郊祭牛的嘴受伤，并没有鼷鼠而是自己受伤；改卜牛只后牛又死亡，这难道是人力所能造成的吗？《春秋》记载“占卜郊祭却屡次不吉”，记载“改换牛只后又被啃食”，上天大概是不享用鲁国的僭越之祭吧？鼷鼠啃食郊祭牛的角，只是啃食它的角罢了；嘴受伤，只是伤了它的嘴罢了。记载啃食郊祭牛却不说明啃食的部位，那就是牛身各处都被啃食了。牛死亡了怎么办？回答说：埋葬它。牛被赦免了怎么办？回答说：主管官员恭敬地将其送到南郊释放。那么《春秋》有时记载“赦免牛”，有时记载“赦免牲”，为什么呢？回答说：占卜后饲养，称为“牛”；饲养成熟准备使用，称为“牲”；说“赦免牲”，意思是不举行郊祭。牲已经可以使用却被赦免，所以不说“不郊”，只说“赦免牲”。说“赦免牛”而又说“不郊”的，是因为牛还未到可使用的时候就被赦免了，所以既说“赦免牛”，又说“不郊”。《春秋》用字的权衡，岂可轻视呢？所以我详细论述郊祭牛的事，将其置于鲁国郊祭的条目之下。
鲁禘例
闵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荘公。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庙，用致夫人。
呜呼！礼不王不禘。天子立始祖之庙，推本始祖之所自出者而祀之，而以其祖配之，此之谓禘。诸侯不敢祖天子，而以其始封为祖，故禘不及诸侯也。周有二祖，太祖文王，始祖后稷。稷之所自出者，喾也。文王配帝于明堂，稷配天于郊，喾禘于太庙，周制也。东迁以来，诸侯率以天子为祖。宋祖帝乙，郑祖厉王，衞蒯瞆亦曰太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亳城北之盟，亦曰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诸侯之僭，盖不独一鲁矣。晋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此礼岂独罪鲁邪？」鲁有二禘，有常禘，有三年之丧毕而禘。春秋书之，则不胜书。唯礼之重，失则书之。闵二年之禘，则讥其未丧毕而服吉也。先君之几筵犹在于寝，未可以称宫庙也。僖八年之禘，则讥成风将为夫人举先君之众妾母而悉致之庙也。若祗以禘为失礼，则春秋不书矣。程子曰：「天子禘，诸侯祫，大夫荐，庶人享。鲁有祫祭而春秋不书祫，何也？」曰：「诸侯之事无大于祫，大事即祫祭也。有事即常祭也。春秋书大事，则祭无大于此矣。圣人以是明郊禘之僭欤？」自闵公亟行是于荘公，自是羣公之庙徃徃用此。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三家象之，其又何诛焉？禘于襄公，万者二人，盖春秋所不忍言也。若夫禘于僖公，顺祀先公而祈焉，吾不知谁为之，谁为之？
鲁雩例
桓五年秋大雩
僖十有一年秋八月大雩。十有三年秋九月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襄五年秋，大雩。八年秋九月，大雩。十有六年秋，大雩。十有七年九月，大雩。二十有八年秋八月，大雩。
昭三年八月大雩。六年秋九月大雩。八年秋大雩。十有六年九月大雩。二十有四年秋八月大雩。二十有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定元年九月大雩。七年秋大雩。九月大雩。十有二年秋大雩。
呜呼！鲁之雩其有二乎？有常雩，有旱雩。建巳之月，苍龙之宿，昬见于东方，是时举雩礼以祭之，祈百谷，仰膏两也。若乃旱而雩，则因旱而后雩也。雩而雨，则但曰雩；雩而不两或旱而不雩，则始曰旱。经无建巳之月书雩者，其鲁之常祭欤？或一年而两雩，或一月而又雩者，其旱甚欤？然则雩以大书，何也？天子之雩主上帝，诸侯之雩主山川星辰。春秋书「大雩」，则鲁人僭天子之礼而雩上帝矣。然则成王赐鲁以天子之礼乐，母乃是欤？曰：「谁为是言？」若吾夫子之言，则信；若吾夫子之言，则信。
鲁土田例
隠八年，郑伯使宛来归祊。庚寅，我入祊。桓元年，郑伯以璧假许田。
僖三十一年春取济西田
宣元年六月，齐人取济西田。十年，齐人归我济西田。
成二年，取汶阳田。八年春，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
襄十有九年取邾田自漷水
昭元年，叔弓帅师疆郓田。二十有五年，齐侯取郓。
定十年夏齐人来归郓讙、▯隂田。
哀二年春王二月，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帅师伐邾，取漷东田及沂西田。八年夏，齐人取讙及阐。冬十有二月，齐人归讙及阐。
呜呼！隠桓之初，诸侯其犹有王室乎？郑荘以诈力行乎诸侯，専盟専伐，冝不王室。是顾行一不义，则歉然有不能自安之心，未甞的为之名，正为之辞，深自讳晦以盖其不义之举。虽天资之巧诈过人，亦者所顾忌，不敢直情而径行之。也许田于鲁，为朝宿之地；祊于郑，为汤沐之邑，旧矣。郑荘之请以祊易许田，则隠公之八年也。我既入祊而不与郑以许田，郑人不急不迫，未甞有辞于我者。四年，以周公之原庙在彼，鲁人重以与之，而郑人亦重以请之也。桓公以篡得国，求宠于诸侯，寤生借此为取许田之隙，不独以祊而以璧继之，不敢以请而以假名之。假云者，其殆郑荘歉然不能自安之心乎？是时周室虽卑，主用犹在。一旦明天子复行巡狩朝觐之礼，祊鲁不得而有，而许田郑亦不得而有也。我不
译鲁国禘祭的条例
鲁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日，在庄公庙举行吉禘祭。
鲁僖公八年秋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追封夫人。
唉！礼制规定，非天子不得行禘祭。天子设立始祖的宗庙，推究始祖所由出的祖先而祭祀他，并让始祖配享，这就叫作禘。诸侯不敢以天子为祖，而是以始封之君为祖，所以禘祭不到诸侯。周朝有两位祖，太祖是文王，始祖是后稷。后稷所由出的祖先是喾。文王配享上帝于明堂，后稷配享上天于郊祀，喾在太庙行禘祭，这是周朝的礼制。东迁以来，诸侯大多以天子为祖。宋国以帝乙为祖，郑国以厉王为祖，卫国的蒯瞆也称文王为太祖，康叔为烈祖，襄公为文祖。亳城北的盟会，也称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诸侯的僭越，大概不只是鲁国一家。晋国人说：“因为寡君还没有行禘祭，这礼制的罪责难道只归咎于鲁国吗？”鲁国有两种禘祭，有常规的禘祭，有三年丧期结束后举行的禘祭。《春秋》如果都记载，那就写不完了。只有礼制中重要的，失礼才记载。闵公二年的禘祭，是讥讽他在丧期未满就穿吉服。先君的灵位还在寝宫，不可以称为宫庙。僖公八年的禘祭，是讥讽成风将要作为夫人，把先君的所有妾母都追封进宗庙。如果只是认为禘祭失礼，那么《春秋》就不会记载了。程子说：“天子行禘祭，诸侯行祫祭，大夫行荐祭，庶人行享祭。鲁国有祫祭而《春秋》不记载祫祭，为什么呢？”回答说：“诸侯的事没有比祫祭更大的，大事就是祫祭。有事就是常规祭祀。《春秋》记载大事，那么祭祀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圣人以此表明郊祀和禘祭的僭越吗？”自从闵公屡次对庄公行此礼，从此各位先公的宗庙往往都用此礼。拿着朱干玉戚跳《大夏》舞，用八佾跳《大武》舞，三家效仿它，这又怎么惩罚呢？在襄公庙行禘祭，用万舞的只有两人，大概是《春秋》不忍心直说。至于在僖公庙行禘祭，顺次祭祀先公并祈祷，我不知道是谁做的，是谁做的？
鲁国雩祭的条例
鲁桓公五年秋，大雩。
鲁僖公十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鲁成公三年秋，大雩。七年冬，大雩。
鲁襄公五年秋，大雩。八年秋九月，大雩。十六年秋，大雩。十七年九月，大雩。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鲁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六年秋九月，大雩。八年秋，大雩。十六年九月，大雩。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日，大雩，季辛日又雩。
鲁定公元年九月，大雩。七年秋，大雩。九月，大雩。十二年秋，大雩。
唉！鲁国的雩祭大概有两种吧？有常规雩祭，有旱灾雩祭。建巳之月，苍龙星宿，黄昏时出现在东方，这时举行雩礼祭祀它，祈求百谷，盼望甘霖。如果是因旱灾而雩祭，那么是因为旱灾后才雩祭。雩祭后下雨，就只说雩；雩祭后不下雨或旱灾而不雩祭，才开始说旱。经文中没有在建巳之月记载雩祭的，那是鲁国的常规祭祀吗？有时一年两次雩祭，有时一个月又雩祭，那是旱灾严重吗？那么雩祭用“大”字记载，为什么呢？天子的雩祭主祭上帝，诸侯的雩祭主祭山川星辰。《春秋》记载“大雩”，那么鲁国人僭用天子的礼制而雩祭上帝了。那么成王赐给鲁国天子的礼乐，莫非就是这样吗？回答说：“谁说的？”如果是孔夫子的话，那就可信；如果是孔夫子的话，那就可信。
鲁国土地田产的条例
鲁隐公八年，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庚寅日，我国进入祊地。鲁桓公元年，郑伯用璧玉借许田。
鲁僖公三十一年春，夺取济西田。
鲁宣公元年六月，齐人夺取济西田。十年，齐人归还我国济西田。
鲁成公二年，夺取汶阳田。八年春，晋侯派韩穿来说：“汶阳的田归还给齐国。”
鲁襄公十九年，夺取邾国田地从漷水开始。
鲁昭公元年，叔弓率领军队划定郓田边界。二十五年，齐侯夺取郓地。
鲁定公十年夏，齐人来归还郓、讙、龟阴田。
鲁哀公二年春王二月，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攻打邾国，夺取漷东田及沂西田。八年夏，齐人夺取讙及阐。冬十二月，齐人归还讙及阐。
唉！隐公、桓公初年，诸侯大概还尊重王室吧？郑庄公以诈力行事于诸侯，专断盟会专断征伐，理应不尊重王室。但他做了一件不义的事，就歉疚得不能自安，不曾明确地给它命名，正当地为它找借口，深深地自我掩饰以掩盖那不义的举动。虽然天资的巧诈过人，也有所顾忌，不敢直率地径直行事。许田在鲁国，作为朝见和住宿的地方；祊地在郑国，作为沐浴的邑地，这是旧例。郑庄公请求用祊地交换许田，那是隐公八年。我国已经进入祊地而不给郑国许田，郑人不急不迫，不曾对我有什么言辞。四年，因为周公的原庙在那里，鲁人重视地给它，而郑人也重视地请求它。桓公以篡位得国，向诸侯求宠，寤生借此作为夺取许田的借口，不仅用祊地而且用璧玉继之，不敢用请求而用借的名义。借，大概是郑庄公歉疚不能自安的心吧？这时周王室虽然卑微，主权还在。一旦明天子再行巡狩朝觐之礼，祊地鲁国不得而有，而许田郑国也不得而有。我国不
曰假，鲁将以王室为辞。呜呼！假之名，其起于此乎？诸侯犹知畏王室者乎？春秋循是而书曰：「郑伯以璧假许田」，兾其王室复行巡狩朝觐之礼也。繻葛一败，不可収拾，天子亦听诸侯之不复朝觐矣。夫诸侯之寳三，土地为上，不敢以尺寸取诸人，亦不敢以尺寸予诸人。春秋凡鲁取邑则书以贪，人之有为罪；取鲁邑则不书以失地为宗庙之大辱也。故内不书叛，必书围，所以见其叛；外不书取，必书归，所以见其取。取不书归，必有故然后言其取。不以尺寸予诸人者也。外邑来归，则我书入，以言其逆；已邑来归，则我不书入，以见其顺。不以尺寸取诸人者也。呜呼！取必无归，春秋书归以幸之。假必有归。僖公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其诸许田之归于我欤？春秋不书，其诸书假则不必书归欤？鲁公受之，至桓公而弃之，春秋所以着其罪。桓公弃之，至僖公而复之，诗颂所以嘉其功。所可惜者，周为天下共主，听诸侯土田之自弃自复而莫之能治也。圣人望周。之意缺然也。异时郓田之争，使刘单二子讼于晋；阎田之争，执甘大夫襄以谢于晋。周尚如此，何以庇诸侯哉？吁！安得韩穿一言，而汶阳之田不归于齐？
译假借，鲁国将用王室的名义作为借口。唉！假借的名义，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兴起的吧？诸侯还知道敬畏王室吗？《春秋》遵循这个原则记载说：“郑伯用玉璧假借许田”，是希望王室能恢复巡狩朝觐的礼仪。繻葛一战失败，局势不可收拾，天子也就听任诸侯不再朝觐了。诸侯的宝物有三，土地最为重要，不敢从别人那里夺取尺寸之地，也不敢把尺寸之地送给别人。《春秋》凡是鲁国夺取城邑就记载为贪婪，认为这是人的罪过；别人夺取鲁国城邑就不记载，因为失去土地是宗庙的大耻辱。所以对内不记载叛乱，必定记载围困，以此来显示其叛乱；对外不记载夺取，必定记载归还，以此来显示其夺取。夺取而不记载归还，必定有缘故才说其夺取。这就是不把尺寸之地送给别人的意思。外国的城邑来归还，我就记载“入”，以表明这是违背常理的；自己的城邑来归还，我就不记载“入”，以显示这是顺理成章的。这就是不从别人那里夺取尺寸之地的意思。唉！夺取必定没有归还，《春秋》记载归还是为了庆幸它。假借必定有归还。僖公平常就与许国恢复周公的疆域，这大概是许田归还给我们了吗？《春秋》没有记载，大概是因为记载了假借就不必再记载归还吧？鲁公接受了许田，到桓公时却抛弃了它，《春秋》因此揭露他的罪过。桓公抛弃了它，到僖公时又恢复了它，《诗经》因此赞美他的功绩。可惜的，周朝作为天下的共主，听任诸侯土地自行抛弃或恢复而不能治理。圣人期望周朝的心意因此感到缺憾。后来郓田的争端，让刘单两兄弟在晋国诉讼；阎田的争端，拘捕甘国大夫襄来向晋国谢罪。周朝尚且如此，怎么能庇护诸侯呢？唉！怎样才能得到韩穿的一句话，使得汶阳的田地不归还给齐国呢？
鲁城筑例
隠七年夏城中丘 九年夏城郎
桓五年夏城祝丘。十有六年冬城向。荘二十有八年冬筑郿。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城诸及防。三十有一年春筑台于郎。夏四月筑台于薛。秋筑台于秦。三十有二年春城小谷【左氏云：为管仲。范氏云：鲁西北有小谷城】
文七年春，遂城郚。十有二年冬，季孙行父帅师城诸及郓。
宣八年冬城平阳
成四年冬，城郓。九年冬，城中城。十有八年秋，筑鹿囿。
襄九年夏，城费。十有三年冬，城防。十有五年夏，季孙宿、叔孙豹帅师，城成郛。十有九年冬，城西郛。城武城。
昭九年冬筑郎囿
定六年冬，城中城。十有三年夏，筑蛇渊囿。十有四年，城莒父及霄【此年无冬】
哀三年，季孙斯、叔孙州仇帅师城啓阳。四年夏，城西郛。五年春，城毗。六年春，城邾瑕。
呜呼！春秋内书城者二十有二，其皆讥之乎？大都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先王之制也。龙见而戒事，火见而致用，水昬正而栽，日至而毕，先王之时也。春秋非以其不时书，则以其过制书。得时与制而犹书之者，所以重民力也。夫先王建国，诸侯受封之初，皆有城郭以域其民，岂必春秋而后为城筑？计嵗月以乆之，风雨以頽之，干戈矢石以冯陵之时，葺其不完，以为民备，犹有先王之时与制在。若乃凶年而城，凶年而邑，尤春秋之所大戒。一年而屡役，一役而两城，君子以为用民力之为已悉矣。城而帅师，某冦将至，不曰牖户绸缪，迨天之未隂雨邪？兴城造邑，犹恐劳民。筑台筑囿，何以为役？攷十二公之行事，独僖公不兴一城筑，不造一台囿，不敢轻用民力。南门才一兴役，而仲尼之笔已继于梁亡之后，此春秋责备贤者之深意也。抑吾读春秋而有惧焉。城郭之制，此公侯所以扞城其民。春秋以后，皆大夫之私城其邑。古者家不蔵甲，邑无百雉之城，本大末小，是以能固其民而无争心。叔仲谓南遗多与而役以城费，后来围费，堕费，公室一大劳动。季孙、叔孙帅师城成郛，至围成之役，定公亲徃，竟不得堕。防臧氏之邑，乃大城之，卒使武仲得以防要君而求后于鲁。武仲且尔，又何议乎？他成公以后，鲁多叛邑，非末大不掉之弊耶？栎人知有子元而不知有郑，曲沃知有栾氏而不知有晋，是假冦以兵而赍盗以粮耳。故大城国之害也。国不可无城，城不可无民，民不可无吏。有社稷人民者，盍于此乎念？岂一城一邑所能系其成败存亡之数也哉？
春秋提纲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提纲卷十《宋陈则通撰》杂例门
鲁宫室僭侈例
隠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
荘二十有三年秋丹桓宫楹。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门
文十有六年毁泉台
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宫
定元年，立炀宫。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
呜呼！吾读汉儒之记礼，而深悲之。成王、周公之用心，终不暴自于天下后世，而伯禽亦为之诬也久矣。其言曰：「成王命伯禽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故太庙象天子之明堂，库门象天子之臯门，雉门象天子之应门。」后之读记者亦曰：「成王以此命之鲁也。」不知汉儒之为此说，其源流盖自读《春秋》之误也。彼见夫《春秋》之于祭祀也，则有郊禘之文；于宫室也，则有延廐、南门、雉门、两观之书，遂从而附防之，谓鲁人可得以用周礼。不知《春秋》正讥鲁人之不得以用周礼也。延廐、法廐、南门、法门、雉门、两观，皆非诸侯所有。《春秋》一是以新书之，盖讥其新；必有讥其故者矣。新者因其故而治之，不悟先公之恶，其罪小；新作者尽废其故而复为之，效尤先公之恶，其罪大。先公为之，已知而改之，以复诸侯之旧，足矣。或曰：「若子之言，《春秋》不以毁泉台之例讥之乎？」吁！泉台之筑不至于僭，先君为之己勿居之，则可；毁之则太甚。若夫延廐、南门、雉门、两观，则有天子之制在，岂得与先公泉台比乎？使
译鲁国筑城的条例
隐公七年夏天，筑城中丘；九年夏天，筑城郎。
桓公五年夏天，筑城祝丘；十六年冬天，筑城向；庄公二十八年冬天，筑城郿；二十九年冬天十二月，筑城诸及防；三十一年春天，在郎筑台；四月，在薛筑台；秋天，在秦筑台；三十二年春天，筑城小谷【左氏说：是为了管仲。范氏说：鲁国西北有小谷城】
文公七年春天，于是筑城郚；十二年冬天，季孙行父率领军队筑城诸及郓。
宣公八年冬天，筑城平阳。
成公四年冬天，筑城郓；九年冬天，筑城中城；十八年秋天，筑鹿囿。
襄公九年夏天，筑城费；十三年冬天，筑城防；十五年夏天，季孙宿、叔孙豹率领军队，筑城成郛；十九年冬天，筑城西郛，筑城武城。
昭公九年冬天，筑郎囿。
定公六年冬天，筑城中城；十三年夏天，筑蛇渊囿；十四年，筑城莒父及霄【这一年没有冬天】
哀公三年，季孙斯、叔孙州仇率领军队筑城啓阳；四年夏天，筑城西郛；五年春天，筑城毗；六年春天，筑城邾瑕。
唉！《春秋》记载鲁国筑城共有二十二次，难道都是讥讽吗？大城占国都的三分之一，中城占五分之一，小城占九分之一，这是先王的制度。龙星出现时戒备农事，大火星出现时致力农作，水昏正时开始种植，冬至时完工，这是先王规定的时节。《春秋》如果不是因为不合时节而记载，就是因为超过制度而记载。符合时节和制度却仍然记载的，是为了强调爱惜民力。先王建立国家，诸侯受封之初，都有城郭来限制其百姓，难道一定要等到春秋时期才筑城吗？计算岁月以长久使用，风雨使其倒塌，干戈矢石侵犯之时，修缮不完备之处，作为百姓的防备，仍然符合先王的时节与制度。如果是荒年筑城，荒年建邑，更是《春秋》所大力警戒的。一年多次役使百姓，一次役使筑两城，君子认为这是过度使用民力了。筑城而率领军队，某处寇敌将至，不是说“在窗户未坏时修补，趁天未阴雨时准备”吗？兴建城邑，尚且担心劳民。筑台筑囿，为什么要役使百姓？考察十二位鲁公的行事，只有僖公不兴筑一座城，不建造一台囿，不敢轻易使用民力。南门才刚兴役，孔子的笔触就紧接着梁国灭亡之后，这是《春秋》责备贤者深意的体现。
然而我读《春秋》而感到畏惧。城郭的制度，是公侯用来保卫百姓的。春秋以后，都是大夫私自筑城于自己的封邑。古时大夫家不藏甲兵，封邑没有百雉的大城，根本强大而枝末弱小，因此能稳固百姓而没有争心。叔仲认为南遗多给予而役使百姓筑城费，后来围攻费邑，毁坏费邑，公室遭受一次大劳动。季孙、叔孙率领军队筑城成郛，到了围攻成邑的战役，定公亲自前往，最终没能毁坏。臧氏的封邑，于是大加筑城，最终使得武仲得以凭借防邑要挟君主而在鲁国谋求后嗣。武仲尚且如此，又何必议论其他人呢？成公以后，鲁国多有叛乱的封邑，这不是枝末强大而难以控制的弊端吗？栎地的人知道有子元而不知道有郑国，曲沃的人知道有栾氏而不知道有晋国，这是借给寇敌兵器而送给盗贼粮食啊。所以大城是国家的祸害。国家不可没有城，城不可没有百姓，百姓不可没有官吏。拥有社稷和人民的人，何不在此思考？难道一城一邑就能决定成败存亡的命运吗？
春秋提纲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提纲卷十《宋陈则通撰》杂例门
鲁国宫室僭越奢侈的条例
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
庄公二十三年秋天，丹桓宫楹。二十四年春天三月，刻桓宫桷。二十九年春天，新延廐。
僖公二十年春天，新作南门。
文公十六年，毁泉台。
成公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宫。
定公元年，立炀宫。二年冬天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
唉！我读汉代儒者记载的礼制，深感悲痛。成王、周公的用心，终究没有暴露给天下后世，而伯禽也被诬陷很久了。他们的话说：“成王命令伯禽世世代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所以太庙像天子的明堂，库门像天子的皋门，雉门像天子的应门。”后来读这些记载的人也说：“成王以此命令鲁国。”不知道汉代儒者这样说，其源流大概是从读《春秋》的错误开始的。他们看到《春秋》在祭祀方面，有郊祀禘祭的文字；在宫室方面，有延廐、南门、雉门、两观的记载，于是附会解释，认为鲁国人可以运用周礼。不知道《春秋》正是讥讽鲁国人不能运用周礼。延廐、法廐、南门、法门、雉门、两观，都不是诸侯所应有的。《春秋》一律用“新”字记载，大概是讥讽其“新”；必然有讥讽其“故”的了。新的，是因为旧的而整治，不醒悟先公的恶行，其罪小；新作的，是彻底废弃旧的而重新建造，效仿先公的恶行，其罪大。先公做了，已知而改正，恢复诸侯的旧制，就够了。有人说：“按照你的说法，《春秋》不也用毁坏泉台的条例讥讽吗？”唉！泉台的筑造不至于僭越，先君做了自己不住，是可以的；毁坏它则太过分了。至于延廐、南门、雉门、两观，则有天子的制度在，怎么能与先公的泉台相比呢？假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