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提纲卷九

译鲁国有贤能的子孙，毅然改正这些弊端，以恢复周公、伯禽时的法度，使四方诸侯观听耸动，《春秋》会如何褒扬他们呢？纵然不能改正，不修缮也可以。如今反而加以翻新，以彰显先君的恶行，《春秋》难道不责备身为子孙的人吗？有人又说：“臯门高大，应门威严，即使是古公亶父也这样做，诸侯这样做没有害处。”唉！大错特错。臯、应两座门，虽然在古公作为诸侯时建立，但等到武王攻克殷商，周公制定礼乐，就确定为天子宫殿的制度，哪有既作为天子的制度，又借给诸侯使用的道理？这是成王不应当给予，而伯禽不敢接受的。考察《春秋》，周公的子孙不能守住先代的典籍，不仅在上扰乱了天子宫殿的制度，也扰乱了诸侯宗庙的制度。诸侯宗庙的制度，是二昭二穆加上太祖共五庙的礼制。成公六年建立武宫，如果武宫不是宗庙，那就是违背了“远者毁而近者立”的原则，最终导致季孙意如效仿街巷小人的计谋，向炀公祈祷，以谋求非分的福分。等到定公即位，又为他建立宫室以讨好他，宗庙旧制被奸臣大大破坏。哀公时桓公、僖公的宫室尚且没有毁坏，季氏专权的私心，竟到了这种地步吗？不仅扰乱了诸侯宗庙的制度，又扰乱了夫人祔祭于祖姑的制度。妾母如果有妾祖姑，就祔祭于妾祖姑；如果没有妾祖姑，就更换牺牲祔祭于女君，这是礼制。隐公五年，祭祀仲子，使用诸侯的羽舞数量，并在妾母的宫室中跳万舞。经文记载说：“起初，以前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仲子有单独的宫室还可以，僖公在大庙举行禘祭，致祭夫人，那么成风竟然得以祔祭于宗庙了。仲子书中称“字”还可以，文公的简书记载“夫人风氏去世下葬，我们的小君成风”，那么妾母竟然得以称为夫人、小君了。其后敬嬴、定姒、齐归的例子更是接踵而至。不知道周公、鲁公娶薛国女子，惠公娶商国女子，自桓公以下娶齐国女子，他们肯在宗庙中合食吗？唉！宫殿制度败坏，则君臣等级夷平；宗庙制度败坏，则昭穆次序混乱；夫人祔祭祖姑的制度败坏，则嫡妾地位等同。其他如丹漆楹柱、雕刻屋椽的奢侈，讥讽都来不及，我不再讥讽了。还说鲁国奉行周礼，像这样才叫奉行周礼吗，我因此为诸侯感到羞耻，我因此为世道感叹。

译鲁国宫室灾变的体例

桓公十四年秋七月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

僖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日晦日，夷伯的庙宇遭雷击。二十五年五月，西宫发生火灾。

文公十三年，大室的屋顶坍塌。

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日，新宫发生火灾。连续哭了三天。

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日，雉门和两座观台发生火灾。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日，桓公宫、僖公宫发生火灾。四年六月辛丑日，亳社发生火灾。

唉！《春秋》对于宫室，如果不是僭越礼制就不记载，如果不是记录灾异就不记载。灾变之后再次兴工役使，也不记载。御廪并非没有建造过，大室并非没有修缮过，新宫并非没有再次营建过。考察《春秋》，没有再次兴工役使的记载。唯独雉门、两观在定公二年夏五月发生火灾，而在二年冬十月又新建。难道雉门、两观可以再次兴工，而御廪、大室、新宫鲁国人就不再建造了吗？唉！不是这样，适宜新建而不记载，必定是不适宜新建；记载下来是为了显示其奢侈。适宜建造而不记载，必定是不适宜建造；记载下来是为了显示其僭越。雉门，是天子的应门；两观，是天子的外朝。看到灾变却不引以为戒，反而又去建造。君子认为定公在这里抛弃了天子的法度了。记载灾变，那么建造者的罪责，由鲁国的先君承担；记载新建，那么重建者的罪责，由鲁定公承担。《春秋》对于宫室，难道仅仅是记录灾变而已吗？御廪发生火灾，曾经不合礼制；新宫发生火灾，哭丧的地方不对；夷伯庙遭雷击，有隐藏的邪恶；大室屋顶坍塌，记录其不敬；西宫发生火灾，在暗室屋漏之地，不可不谨慎；桓公、僖公宫室发生火灾，三桓家族专擅鲁国私利，不可不禁止。这些还可以理解。至于哀公四年六月的亳社发生火灾，上天向鲁国显示灾变，难道是小事情吗？从前周武王攻克殷商，让诸侯都设立殷社，作为警戒。亳社发生火灾，就是上天夺走了鉴戒，而鲁国也随之灭亡了。《春秋》记录灾变，也就到此为止了。唉！宣榭发生火灾，那么宣王中兴的功绩，在周朝再也无法指望了；亳社发生火灾，那么殷人已经倾覆的车祸，将在鲁国再次出现。可悲啊！《春秋》对于宫室，难道仅仅是记录灾变而已吗！

灾异总例【鲁灾异上，鲁灾异下，水旱；外国灾异附】

鲁灾异上：日食、星象变异

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九年三月癸酉日，大雨伴随雷声，庚辰日，大雨夹雪。

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日朔日，发生日食。食尽，八年冬十月，下雨夹雪。十七年冬十月朔日，发生日食。

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日夜，恒星看不见，半夜星星陨落像雨一样。十八年春，王三月，发生日食。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日朔日，发生日食，击鼓并用牺牲祭祀社神。二十六年冬，十二月癸亥日朔日，发生日食。三十年九月庚午日朔日，发生日食，击鼓并用牺牲祭祀社神。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日朔日，发生日食。十年冬，大雨夹雪。

十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发生日食。二十九年秋，大雨冰雹。三十三年，降霜但不冻死草木，李树、梅树结果。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发生日食。九年九月癸酉日，地震。十四年秋七月，有彗星闯入北斗七星。十五年六月辛丑日朔日，发生日食，击鼓并用牺牲祭祀社神。

宣公八年秋七月甲子日，发生日食且食尽。十年夏四月丙辰日，发生日食。十七年六月癸卯日，发生日食。

成公十六年春王正月，下雨夹冰雹。六月丙寅日朔日，发生日食。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日朔日，发生日食。

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日朔日，发生日食。十五年秋八月丁巳日，发生日食。十六年五月甲子日，地震。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日朔日，发生日食。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日朔日，发生日食。冬十月庚辰日朔日，发生日食。二十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日朔日，发生日食。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日朔日，发生日食且食尽。八月癸巳日朔日，发生日食。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日朔日，发生日食。

昭公三年冬，大雨冰雹。四年春王正月，大雨冰雹。七年夏四月甲辰日朔日，发生日食。十五年六月丁巳日朔日，发生日食。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日朔日，发生日食。冬，有彗星出现在大辰。十九年夏己卯日，地震。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日朔日，发生日食。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日朔日，发生日食。二十三年八月乙未日，地震。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日朔日，发生日食。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日朔日，发生日食。

定公元年冬十月，降霜冻死豆类。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日朔日，发生日食。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日朔日，发生日食。十五年八月庚辰日朔日，发生日食。

哀公三年夏四月甲午日，地震。十三年冬十一月，有彗星出现在东方。

鲁灾异下

隐公五年九月，发生螟虫灾害。八年九月，发生螟虫灾害。

桓公五年秋，发生蝗虫灾害。十四年春，没有结冰。

庄公六年秋，发生螟虫灾害。七年秋，没有麦苗。十七年冬，麋鹿很多。十八年秋，有〇。二十八年，麦子和禾谷大歉收。二十九年秋，有蜚虫。

僖公十五年八月，发生蝗虫灾害。

文公八年冬

译螽

宣公六年秋季八月，发生蝗灾。十年冬季，发生饥荒。十三年秋季，发生蝗灾。十五年秋季，发生蝗灾。冬季，蝗虫卵孵化，导致饥荒。

译成公元年二月，没有结冰。

襄公七年八月，发生蝗灾。二十四年冬天，发生大饥荒。二十八年春天，没有结冰。

昭公二十五年，有鹊鸟飞来筑巢。

哀公十二年冬天十二月，发生蝗灾。十三年九月发生蝗灾，十二月又发生蝗灾。

水灾与旱灾

桓公元年秋天，发生大水灾。十三年夏天，发生大水灾。庄公七年秋天，发生大水灾。二十四年秋天，发生大水灾。二十五年秋天，发生大水灾。在社坛和城门用牺牲击鼓祭祀。三十一年冬天，不下雨。

僖公二年冬天十月不下雨，三年春天周历正月不下雨，夏天四月不下雨，六月才下雨。三十一年夏天，发生大旱灾。

文公三年，从十二月开始不下雨，直到秋天七月。十年，从正月开始不下雨，直到秋天七月。十三年，从正月开始不下雨，直到秋天七月。

宣公七年秋天，发生大旱灾。十年秋天，发生大水灾。

成公五年秋天，发生大水灾。

襄公二十四年秋天，发生大水灾。

外国的灾异

庄公十一年秋天，宋国发生大水灾。二十年夏天，齐国发生大灾荒。

僖公十四年秋天八月辛夘日，沙鹿山崩塌。十六年春天，周历正月戊申日初一，有五块陨石落在宋国。同月，有六只鹢鸟逆风飞过宋国都城。

文公三年秋天，宋国发生蝗灾。

宣公十六年夏天，成周的宣榭发生火灾。

成公五年，梁山崩塌。

襄公九年春天，宋国发生火灾。三十年甲午日，宋国发生火灾。昭公九年夏天四月，陈国发生火灾。十八年夏天五月壬午日，宋、卫、陈、郑四国发生火灾。

唉！自从汉代儒生将《春秋》附会于《洪范》之后，后世谈论天道的言论就荒谬了。认为一次灾异就对应一件事，一种异常就招致一种征兆，他们所说的天人感应似乎非常紧密而不谬误，何休注解《春秋》，又祖述这种学说并使其蔓延。唉！天道啊！如果像这几位先生所看到的那样，那就太狭隘了。难道《春秋》记载灾异却不说明其原因吗？那先于事情发生的，叫做“异”；随着时节而响应的，叫做“灾”。《春秋》中事情与感应都具备，从未像汉代儒生所说的那样，将它们分条列举、剖析分明。日食发生时，不指出具体是什么东西，是因为缺失了所不知道的内容。彗星进入北斗，必定因为有记载而记下这不常见的现象。星星像雨一样陨落，已经陨落后，它的形象是什么？陨石落在宋国，刚陨落时，它的物体是什么？圣人未曾不探究其所以然，但最终不敢断言其所以然，因为断言它接近于诬妄。圣人对待天道如此慎重，更何况指出某种灾异是某件事的感应呢？降霜杀死豆类，是举重例；降霜不杀死草，是举轻例；没有结冰，是温暖过度；下雨结冰，是寒冷过度；下冰雹有时会有，但严重了就是妖异。雷电雨雪，是天气的常态，但过度了就是灾害。像地震、火灾、水旱这类变化，作为君主难道不应当引咎自责说：君道废弛了吗？臣子失节了吗？后宫不正了吗？民事多失和了吗？为什么灾异接连不断呢？难道是兵役频繁兴起而不尽职吗？宫室过于奢华而不知节制吗？不然怎么会这样呢？《春秋》记载灾异而不说明原因，正是想要君主广泛修养德行来顺应天道。虽然如此，天文上的异常虽然可忧，物象上的妖异更令人畏惧。鹊鸟，是吴地的禽鸟；南越的妖异。蜚虫，也是鲁国所没有的。有了就是异常，所以《春秋》记载它。说“有麋鹿”，麋鹿是鲁国所有的；有不算异常但多了就是异常，所以《春秋》记载它。说“多螟螽蝝”，天下多有螟螽蝝；多不算异常但成灾就是异常，所以《春秋》只记载说“螟螽蝝”。事物反常就是妖异，《春秋》对此谨慎而又谨慎。有人说：外国的灾异，只有宋国最多，为什么呢？宋国与鲁国是互相通报吊唁的国家，其在简册上的记载最为详细。孔子对于宋国，从祖父那里听闻得最为详尽。史书上有可以记载的，《春秋》就有可以详述的。陨石坠落、鹢鸟飞行，大概有不必通报却通报了的，所以《春秋》记载外国的灾异，没有比宋国更详细的了。其他各国，甚至有废兴存亡都不通报的。仅仅是灾异吗？又有人说：三国五代的时代，列于史册的祥瑞，与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相比，专门记载灾异，没有一个值得称道的祥瑞，为什么呢？《春秋》不记载祥瑞，只有“有年”才记载。现在有了“有年”，所以上瑞。唉！桓公、宣公的时代，两次记载“有年”，《春秋》认为是祥瑞吗？认为是异常吗？圣人认为是喜事吗？认为是忧事吗？何不思考一下！

郑庄公之后五代兵争

根据《左传》，庄公在鲁桓公十一年去世，祭仲立公子突，世子忽出逃到卫国。十五年，郑伯突出逃到蔡国，世子忽回到郑国。这一年九月，郑伯突进入栎地。十七年，高渠弥杀死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齐国人杀死公子亹并车裂高渠弥。祭仲从陈国迎接郑子并立他为君，杜预说是子仪。庄公十四年，傅瑕杀死郑子及两个儿子而拥立厉公。至此共二十二年，才安定下来。

晋昭公之后五代大乱

起初，晋穆侯在条之役中生下太子，名叫仇【即文侯】；弟弟在千亩之战中生下，名叫成师【即曲沃伯桓叔】。根据《左传》在桓公二年传中的记载，鲁惠公二十四年，晋国开始动乱，所以封桓叔为侯于曲沃。惠公三十年，晋潘父杀死昭侯，

译于是接纳桓叔，未能成功，晋国人拥立了孝侯。惠公四十五年，曲沃庄伯联合郑人、邢人攻打翼城，周王派遣尹氏、武氏协助庄伯，翼侯逃奔到随国。史书又记载曲沃背叛周王，周王命令虢公讨伐曲沃，在翼城拥立哀侯。六年，翼城的九宗、五正以及顷父的儿子嘉父从随国迎接晋侯，将他迎入鄂地，晋国人称他为鄂侯。桓公二年春天，曲沃武公攻打翼城，驻扎在陉庭，将翼侯驱逐到汾水低湿之地，夜间抓获了他。七年冬天，曲沃伯诱骗小子侯并将其杀害。八年，灭掉翼城。冬天，周王命令虢仲在晋国拥立哀侯的弟弟缗。鲁庄公十六年，周王派遣虢公命令曲沃伯率领一支军队作为晋侯的护卫。根据《诗经》孔颖达的注释：曲沃位于平阳绛邑县。根据《诗经》孔颖达的注释：位于河东闻喜县。

译夏五阙文

“夏五”是什么意思？《谷梁传》说：这是传述存疑。《公羊传》说：这是没有听闻。杜预解释《左传》也说：这是缺漏的文字。没有听闻就是没有听闻，缺漏文字就是缺漏文字，传述存疑又凭什么值得怀疑呢？“夏五”之后必定接着写月份，这是没有疑问的。圣人在这里，既然不难增加一个字，却最终不敢增加，并不是因为有所不知，而是明知却保留缺漏，这才是千万世可信的历史。大概《春秋》多有缺漏的文字，只有桓公时期的简册最为严重；《春秋》的《左传》多有缺漏的传文，只有庄公时期的简册最为严重。桓公五年的甲戌、己丑，并不是因为两天都上报了，而是甲戌之下有脱落的简册。四年没有秋冬，七年没有秋冬，并不是圣人删削去除的。桓公时期的《春秋》缺漏文字很多。《左传》有经文而没有传文的，还有很多，唯独庄公自元年以后，大半失传；自十九年以后，空着一年的经文而失传，或者连着数年的经文而传文都没有，直到庄公末年，怀疑有坠落遗失最严重的情况，本来就不止像成公二年夏月那样的缺漏文字。传文尚且如此，何况圣人的经文呢？何况圣人所修撰的旧史呢？“夏五”缺漏文字是适宜的。夫子以前是旧史，是旧史的缺漏文字，夫子沿袭它，于是成为圣经的缺漏文字。史书所缺漏的，圣人尚且不能增加，经文所缺漏的，学者难道可以议论吗？曾经考察杜预解释《左传》，每遇到缺漏文字就说：史书缺漏文字。范宁解释《谷梁传》，每遇到缺漏文字就说：宁所未详。唯独何休解释《公羊传》，认为《春秋》都没有缺漏文字，只字片简偶然有坠落遗失，就曲折地为之解说以附会于经文。桓公十七年五月不写“夏”，就说：不是缺漏文字，月份不连系季节的，是因为文姜不连系桓公。僖公二十八年的冬天有壬申这一天而没有月份，就说：不是缺漏文字，日子不连系月份的，是因为诸侯不连系周王。昭公十年没有冬天，就归咎于昭公不郊祭；定公十四年没有冬天，就归咎于季桓子接受女乐、马匹丢失远去，却拉着路人说：“马匹丢失，责任在于你从这里经过。”都是不合人情的言论。凡是某处缺漏文字，都有论证，到了“夏五”不能得到解说就沉默不敢解释，何休一生的技艺才开始穷尽了。那么《春秋》不记载的，都是缺漏文字吗？隐公十年没有正月，桓公十四年不写“王”，定公元年写“春王”而没有正月，像这样的也是缺漏文字吗？如果全都用“夏五”的例子来类推，那么圣人笔削的意思，就隐没了。学者解释经书的疑难，应当在这里审慎订正。但不应当像何休那样附会，认为《春秋》都没有缺漏文字，到了“夏五”不能得到解说，成为后世的笑柄。

元年春王正月

孟子说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是一样的。其事则是齐桓公、晋文公，其文则是史官。孔子说：“其义则是我窃取的了。”孔子取《春秋》这个名字，是取其义。大概只有王者才能改元，诸侯改元是不正的。诸侯有世系没有年号，有某件事就系于某王、某年之下。依据隐公元年应当合写为“平王四十九年，公即位”，现在写为“元年”，这是鲁国自己改元了。《春秋》的书，是旧史。韩宣子在昭公二年聘问鲁国，当时夫子十三岁，看见鲁国的史书已经名叫《春秋》。等到夫子约略鲁史，仍然命名为《春秋》，大概深深取法于《春秋》这个名字的意义，暗寓着尊王的意思。旧史未必知道，而夫子则深深取法。天子以年，诸侯以时。年虽然是鲁国的僭越，而时却是天子授予的，时是天下诸侯所共同拥有的。夫子超越古史而在元年立法并连系时，以显示《春秋》一统的意义。鲁国虽然可以黜退周王的年终，不可以黜退周王的时。写“春王正月”“春王二月”“春王三月”，那么一年都不可没有时，那么人也不可以一天而没有王。鲁国改元是乱，现在写“春”而连系“王”，显示王者后天而奉行天时；写“王”而连系“正”，显示王者还能颁布正朔于天下，而诸侯必定奉行王者的正朔而后敢即位；显示鲁国乱而一王之法不乱。所以写鲁元年而命名为《春秋》，是黜退其年；不写周的纪年而写“春”，是尊崇周的一统。这是为了保存周朝。看《春秋》的“二”字，就可以知道尊王的意义了。

夏正得天，百王所同。夫子六经都用夏正。周朝的时候，就是夏朝的时候。颜渊问治理国家，夫子说：“实行夏朝的正朔。”这是夫子作《春秋》的笔法。唉！千载以后，谁能明白圣人的心意呢！

元年春王正月

唉！《春秋》写“春王正月”，有人说周正，有人说夏正，千载以后，诸儒没有能决断的。如果用周正记事，那么四时十二月的次序更迭紊乱，而人时就不再正了。难道《春秋》是系年月日时的书，会这样吗？大概夏正得天，百王所同。周朝不防备夏殷的旧制，以子月为岁首。天子开明堂，受朝贺

译颁布政令于四方，就在这个月份。至于恭敬地授予人们农时，巡狩和冬祭，仍然沿用夏历。汲冢出土的《周书》说：“只有十一个月冬至之后，也像商书所载‘只有元年十二月’那样。”而四季十二月的次序从未改变，只是所崇尚的岁首不同罢了。谁说子月是周朝的正月呢？现在考察《春秋》记载桓公八年冬十月的雨雪，僖公十年冬的大雨雪，有人说是雨雪不合时令所以成灾，不知道雨雪本就不在灾异的例子里。水旱、螟螽的变故，大饥荒、无麦、苗无麦禾的记载，圣人畏惧天灾，忧虑百姓困穷，到了极点。记载雨雪是为了预示来年的喜庆【此说取自诏南马氏】。有人说：“你说冬月的雨雪，是《春秋》的常事，不在冬月书雨雪，是常事。这为什么书？”回答说：“二百四十二年只两次书雨雪，这可以算是常事吗？两次书有年，那么其他公私不足之年就多；两次书雨雪，那么其他阴阳错乱之年就多。大概古人所谓‘周朝多暖年’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如果三月大雷电，大雨雪，那么《春秋》才开始以灾异来记载。”僖公三十三年冬十二月陨霜不杀草，有人说是十月的陨霜，不知道十月阴气刚开始旺盛，即使不杀草，也不算怪异。季冬的月份，这是什么时候？霜不杀草，这才成为怪异。定公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有人说是十月没有菽，这是八月的陨霜。不知道中原的菽也有晚收获的。《诗经》说：“岁聿云暮，采萧获菽。”那么周朝以十一月为岁首，而十月就是岁聿云暮了。如果说十月没有菽而唯独八月有，那么八月难道是岁暮的时候吗？考察《春秋》，比比皆是，何必像《公羊传》、《左传》那样改时改月而后才正确呢？又有人说：“《周官》有正岁、正月的区别，你怎么知道正岁一定在子，而正月一定在寅？”回答说：“正岁只是周朝所崇尚的岁首，正月则是四季十二月在岁首的次序，与岁首无关。”《豳诗》中的十月，蟋蟀进入我的床下。唉，我的妇子说：“为改岁于十月。”因为将要改岁，那么正岁在子，而正月在寅，就明白了。如果说正月一定在子，那么《豳诗》对于周朝的正朔，为什么不说正月，而改变文字，说“一之日”呢？《左传》说正月是周正。至于天防鹑奔的歌谣，不能不用夏历。杜预专门用周正解释《春秋》。至于绛老人甲子的说法，不能不用夏历。那么夏历是万古不变的历法，商周改变它而不能改变，秦朝去除它而不能去除。《左传》、杜预等儒者想不用它而最终不能不用。孔子正担心后世怀疑周朝的正月在冬十一月，所以说“春王正月”，那么春就是王的正月。夏历是百王所共同的。那杜预对于《春秋》，孔安国对于《尚书》，郑康成对于《诗经》，还拘泥于周正的说法，唉，真是迷惑了！我不攻击而它自己破灭了。

译夏历正月顺应天时，对应天上的大火星，即心宿。这是天子明堂所在的位置。大火星在天空运行，每年十一月、十二月都会迁移到其他星次，唯独正月不违背建寅之月。因为建寅之月，正是天子坐在明堂、向四方颁布政令的时候，上承奉天时的正统，下授予人间的农时，都是在这个月。所以《尧典》开篇就把敬授人时作为第一要义，以建寅之月作为万世的法则，这正是孔子作《春秋》的用意。上天尚且不违背，何况是人呢？

获麟解

唉！“获麟”这两个字，自三家《春秋》以来谈论得越多，圣人的本心就越难以窥见。《春秋》为何以获麟作为终结呢？孔子前往晋国，将要渡河，听说窦鸣犊被杀便止步不前，是因为预感到世道混乱、谗言得势的灾祸即将波及自身。所以《春秋》的创作，孔子有“了解我的是谁，怪罪我的是谁”的感叹。在定公、哀公的时代，谨慎的言辞居多，圣人行为端正而言语谦逊，是出于不得已。那么为何最终止于获麟呢？有人或许认为麒麟是祥瑞的征兆？不知道麒麟自行出现，乃是太平盛世的祥瑞，是王者的感应。如今它不能深藏远匿于山林之间，反而被虞人捕获，失去了物的本性，怎能算是祥瑞？《春秋》记载“狩郎”、“狩禚”，没有不记录地点的，现在只说“西狩”，那么穷困的国家向西淫猎所到的地方，即使是麒麟也无法幸免。麒麟是仁兽，是仁人君子的象征。因获麟而绝笔，这难道是圣人遁世而不闷的意思吗？难道是圣人以“天何言哉”来自我防备吗？所以《春秋》止于获麟。唉！这是《春秋》一字之慎，而圣人千载之心【騒云：如果麒麟可以被羁绊，难道还说它异于犬羊】《论语》一书，圣人在与门人问答之际，详细阐述诗书执礼，而简略提及《易》与《春秋》，为什么呢？因为《易》是穷究事理、尽人性、至天命的书，不敢轻易传授给人。“五十以学易”，是孔子自述，未曾以此轻易许诺学者。至于《春秋》，乃是一代王者的法度，不仅不敢轻易告诉别人，绝无只言片语涉及《春秋》之称，又为什么呢？考察二十篇之中，都是《春秋》褒贬的大法，意在言外而辞不达意者，因为笔削关乎万世的是非予夺，涉及当时的喜怒。如果此书在孔子时代就公开，像举着日月行走一样昭示天下，那么世上的人将有比叔孙武叔更激烈的非议了。所以《春秋》的传授，不是私淑的门人，不能参与其中。等到观看孟子，才更加相信我的话不错。孟子论《春秋》，事则是齐桓公、晋文公，文则是史官，义则是孔子所取。又接着说：“君子的恩泽，五代就断绝；小人的恩泽，五代也断绝。”我没有成为孔子的门徒，我是私下向他人学习孔子之道的人。因为孔子在哀公十四年绝笔，下至孟子处于平公时代，已一百六十余年。如果以三十年为一世来计算，孔子至此，大概五代了。《春秋》所褒扬而称为君子者，其恩泽至此而断绝；《春秋》所贬斥而称为小人者，其恩泽也至此而断绝，虽然有子孙，服属已尽，其好恶消减，其是非定论，《春秋》之书可以出矣。孟子尚不敢以斯道为己任，就说：“我没有成为孔子的门徒，只是以《春秋》之学私下向他人学习的人。”世人皆认为左丘明亲受经于圣人，不知道左氏之传都是事迹罢了，而《春秋》褒贬大义，只有孟子得其正传。看孟子所谓“《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的话，这不是擅长《春秋》吗？“《春秋》，天子之事”的话，这不是深得《春秋》者吗？那么《春秋》为夫子身后之书，只有孟子得其正传。韩昌黎答张籍，也说孔子作《春秋》，也不敢公开传道，口授弟子，直到后世其书才出，所以虑患之道谨慎了。如斯言也，于获麟之辞，岂不信哉？

论左氏

我曾论述三传之异同，而唯独对左氏感到惋惜。公羊、谷梁只是解释经文而已，《春秋》所无，公羊、谷梁不可得而有；《春秋》所有，公羊、谷梁亦不可得而无。左氏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义。其事与辞，远超公羊、谷梁。唯独惋惜《春秋》所有者或无，而无者反有，抑扬褒贬之义，犹未之见焉。齐桓、晋文，其功诚足以称伯，必起其侵曹、侵蔡、伐卫之由，则有功者易以见疑。楚灵之暴，晋三郤之专，其罪皆足以杀身，必起其见杀之由，则为恶者辞以自解。灭谭则曰“谭不礼焉”，灭遂则曰“遂人不至”，灭舒鸠则曰“舒鸠卒叛”。大之加小，何患无辞？必起其见灭之由，则灭人之国者皆可以无罪。考传之颠末，大抵类此。乃若言医，取秦；言术，取晋。卜筮占候、相人之法，事事奇中，借曰术家之流，勿论。至于君子觇人，亦曰“栾氏先亡，赵孟不复年”。今兹宋公与叔孙皆将死，觇人之国亦曰“虞不腊，虢不五稔，楚不十年”。若阴有鬼神发之者，吾是以未敢深信也。盖左氏之长，博采诸国之记而为之传，防流溯源，使学

译《春秋》一书是有据可证的。《左传》的弊病，在于铺陈《春秋》所载之事并加以辞藻修饰，旁枝蔓生，使得研习《春秋》的人容易产生疑惑。陈桓公尚在位时，却先称述了陈桓公的谥号；郑泄驾、吴诸樊已经去世，却还能看到泄驾、诸樊其人。这都是《左传》浮夸的过错，而作者自己却并未察觉。况且它记载医巫卜筮、占候相人之法，这与圣人经典有什么关系呢？虽然如此，若论圣人的严谨，那么《左传》在解释《春秋》方面是有过失的；但若论《公羊传》的俗陋、《谷梁传》的短浅，那么《左传》在解释《春秋》方面是有功劳的。宰咺送还助丧财物，其他两传没有记载惠公和仲子详情的，唯独《左传》说了，我因此知道仲子是妾。郑伯战胜共叔段，其他两传没有阐发祭仲和子封言论的，唯独《左传》详细记载，我因此知道郑伯的心思。这类对天下后世有功的例子不少。如果防备《左传》的弊端，我怎么能了解《春秋》呢？我又说，《左传》的浮夸固然可惜，杜预的阿谀则深可罪责。杜预解释《左传》，阿谀取容，有些话令人难以理解。动不动就说“经文有误”，这是预谋成为圣门罪人，是《左传》的当面朋友（背后诋毁者）。我也是喜爱《左传》的人。知道杜预的阿谀，就知道我言论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