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译文字与义理相互依存。如果记载史事的部分，都必定平庸无奇，那就不是圣人的新意。只有“王”这个字处在“春”和“正”之间，才是圣人的新意罢了。”这种说法大致是对的。然而我又认为，“王”这个字也不是圣人的新意。所谓“王正月”，是指周王所颁定的正月，就像说“王的正月”一样，哪里是圣人的新意呢？我曾经说，从“元年春王正月”这六个字来看，也不是圣人的新意。只有记载“公即位”，虽然是沿用旧史，却含有对鲁公未向周天子请命的讥讽，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其义则丘窃取之”的地方。问：那么，把“王”字排在年、月之间的是谁呢？答：是鲁国的史官。从道理上讲，诸侯国的史书应当有“王”字，如果是周王室的史书就不会写了。问：照你所说，那么教化天下后世，仅凭一部鲁史就足够了，哪里用得着孔子进行笔削呢？答：不是这个意思。孔子哀伤周王室失去了王权，义与利界限不清，王道与霸道不加辨别，夷狄与华夏没有区别，诸侯大夫僭越窃取权力，灾异频繁出现却无人警戒。于是，他删削鲁史中符合礼制的部分，保留鲁史中不符合礼制的部分，以此训诫后世，让人们知道那些是不合礼的，那么礼制就存在了。他用来防范百姓的欲望，而将其约束在义理之中的用心，真是恳切至极、达到极致了。所以说：“克制私欲，回归礼制，防范邪恶，保持真诚。”这就是《春秋》所作的缘由。而《春秋》在叙述史事时的年、月、日，不论是否合乎礼制，都全部记载下来，以排列事情的先后顺序，何必去深究其中的微言大义呢？所以《春秋》确立教化，在于其所记载的事情，而不在于年、时、月、日之间。如果根据年、时、月、日来考察事情的远近、缓急、重复、先后，那是有的。所以《春秋》记载史事，有月的就写“王”，没有月只有时的就不写“王”。我因此更加确信，“月书王”和“月而不可离王正月”是两句话。所以说：根据年、时、月、日来研究《春秋》的人，是求之过深了。问：郑夹漈、陈君举都认为诸侯旧时沿用天子的年号，诸侯只称“世”，到了周平王失政，诸侯才都称“元年”，他们也有考证吗？答：没有考证。他们也是把改元当作重大事件，推测这不是诸侯的权力。所以黄氏说：诸侯所谓奉行天子的正朔，是指以子、丑、寅等作为岁首进行讲习朝聘罢了，未必是让诸侯都以天子的元年作为元年。大概封建制度始于黄帝，诸侯世代守卫其国，本来就有早于夏、商、周三代兴起之前的。有王者兴起，只是以礼相待，诸侯各自拥有自己的国家，各自有即位之时，也就各自有起始之年，怎么能一律以天子的年号为年号呢？那些说诸侯以世数计算的，恐怕是因为年代久远难以考证，暂且列举其世次吧？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译问：前代儒者说《春秋》采用周历，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你却不这样认为，为什么呢？

答：蔡氏解释《尚书》中“元祀十有二月”的含义说：“元祀，是指太甲即位的元年；十二月，是因为商朝以建丑之月为正，所以把十二月当作正月。”夏、商、周三代虽然正朔不同，但都是从寅月开始计数。大概是因为朝见天子、统一风俗、颁布历法、授予农时，都依据正朔来行事；至于记录月份的次序，都是以寅月为开始。更改正朔而不更改月份的次序，那么从经史中尤其可以考证出周朝是以建子之月为正朔。而《诗经》说“四月是夏天，六月暑气渐盛”，这说明从寅月开始计数，周朝并没有改变。秦朝以建亥之月为正朔，而《史记》记载秦始皇十一年十二月将腊祭改名为“嘉平”，因为腊祭一定在建丑之月。秦朝以亥月为正，那么腊祭就成了三月。这里的十二月，是从寅月开始计数的，秦朝并没有改变。到了秦始皇三十七年，史书记载“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到达云梦”，接着记载“七月丙寅，始皇去世”，“九月安葬在骊山”，先记载十月、十一月，接着记载七月、八月，由此可知秦朝以十月为正朔，但从寅月开始计数月份，并没有改变。况且秦朝史官制定的文书说“更改年号开始，朝贺都依据十月的初一”，秦朝是继承周朝的，如果改变了月份的次序，那么周朝的十月就是建酉之月了，怎么能说是建亥之月呢？汉初史官所记载的是旧制度，汉朝沿用秦朝的正朔，也记载说“元年冬十月”，这就说明正朔改变了而月份的次序没有改变，已经很明白了。黄氏说：“根据杜预注《左传》有‘周正月是现在的十一月’的话，前代儒者大多认为《春秋》中的春季是建子之月的冬天，直到胡康侯讲解《春秋》才开始说，在周朝之前以建丑之月为正，《尚书》‘元祀十有二月’，知道月份没有改变；在周朝之后以建亥之月为正，《尚书》‘元年冬十月’，知道时节没有改变，建子之月不是春季就很明白了。”圣人告诉颜回如何治理国家，就说“实行夏历”；作《春秋》来治理世事，就说“春王正月”，大概是用夏历的时节冠于周历的月份之上，垂示法则给万世，用周历的正朔来记录事情，表示没有那个地位而不敢专断。然而胡康侯把春季当作夏历正朔的春季，以建寅而不是建子，这是可以的；把月份当作周历的月份，那么时节和月份不同，又处在疑惑而未决的状态。所以晦庵先生认为，如果像胡氏所说，那么月份和时节应当相差两个月，恐怕圣人作经不像这样纷乱变更。戴岷隐讲解《春秋》，常常以夏历为正朔来说，对于时节也没有看到有【缺】。我私下认为三代虽然有正朔的事情，但天时没有迁移更改的道理。赵浚南说：“周历、夏历的辨析，虽然各有依据，随各人所信奉的。然而天时终究不可改变，月份的次序实际上没有改变。《春秋》采用夏历，月份的次序本来没有什么可疑的。然而只怀疑月份的次序没有改变，那么周朝的重大事情一定使用建子之月，鲁国应当在十一月即位，而现在在寅月即位，为什么呢？大概当时诸侯放纵恣意，各国各自有历法，考查《唐志》，周、鲁、宋各自有历法。晋国在献公、惠公的时候，大概都使用夏历。难道鲁国自己更改正朔，使用夏历，在寅月即位，而《春秋》沿袭它的旧制吗？有人说：果真这样，那么经书怎么能不纠正它呢？回答说：《春秋》是依据鲁国史书而修订的，《春秋》不是说‘它的文字则是史官的记录’吗？如果定公在六月即位，也据实记载。况且一经所在，都是不寻常的事情。鲁国在寅月即位，应当直接记载，以惩戒专断恣意，怎么能改变事实呢？又有人说：即位记载或不记载，各有其义，难道专门为了正朔而设吗？回答说：《春秋》一件事包含多种含义的很多，这只是其中一种含义罢了。”家氏说：寅、卯、辰为春季，寅为岁首，这是百王不可改变的正朔。虞、夏以前，春季始于寅，岁首始于寅，天时、王正两得其正。自从商人以建丑为岁首，周人以建子为岁首，而百王的正朔与二代的岁首才开始分为二。夫子说：‘行夏之时，想要正朔与时节都以寅为岁首。’革除二代的岁首而为百王不可改变的正朔，这是夫子的志向。然而周朝虽然以建子为岁首，不过是发号施令从此开始，而周朝用来衡量时节、授予农功的，是夏历的时节、夏历的正朔。那些说周朝以建子为首十一月的人，是左氏的错误。认为周朝改变四季，以子、丑、寅为春季，卯、辰、巳为夏季，午、未、申为秋季，酉、戌、亥为冬季的人，是孔安国、郑康成的重大错误。大概自从羲皇确立人极，仰观天运的常规，俯察气化的变化，分阴阳以序四时，而春夏秋冬的位置就确定了，十二个月的次序就建立了，这都是依据自然的道理，不是圣人用自己的私智而强行区分的。以深冬为春季，不是生物生长的候应；以夏季为秋季，万物正在生长而未成熟；以秋季为冬季，而岁功未毕，想要闭藏而不可。商、周圣人的心，也是虞、夏圣人的心，他们钦顺天道，敬授人时，是一样的。难道会改变四季，混乱寒暑，而说我用这个来使百姓听从吗？大概岁首是用来发号施令的；而正月是用来纪年授时的。岁首可以改变，正月不可以改变。见于《尚书·伊训》：‘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

译“奉嗣王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太甲中篇》记载：“三年十二月初一，伊尹奉嗣王回到亳都。”这十二月乃是商朝的岁首，却只称为十二月，以此表明商朝虽然以建丑之月为岁首，却未曾将十二月改称为正月。又如《临卦》的彖辞说：“元亨利贞，到了八月会有凶险。”这是针对《观卦》而言的。《临卦》是二阳四阴的卦象，对应十二月；《观卦》也是二阳四阴的卦象，对应八月。大概是从今年的十二月说到明年的八月，正当二阳之气逐渐增长之时，预先忧虑四阴之气将要兴盛，以《临》《观》两卦互为反对卦来阐述罢了。这些卦下的彖辞，是文王所作，当时商人以丑月为岁首，而文王的彖辞只遵循夏正，这是商朝月份次序没有改变的明显证据。《周书·泰誓》记载：“一月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武成》记载：“一月壬辰日，旁死魄。”这“一月”是指建寅之月，即正月。春天在孟津举行大防，是因为那是夏历孟春建寅之月。孔氏却将一月当作建子之月，他的意思是认为三代改正朔必定要改变月份次序，改变月份次序必定要以正月作为四季之首。哪里知道改正朔不过是更换岁首，春夏秋冬的次序可以随意改变吗？十二个月的次序可以被打乱吗？再考察《诗经》和《周礼》《仪礼》，其义理更加明白，郑玄的注释不足以迷惑人了。《诗经·豳风》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这是夏历的时候。《小雅》说：“六月北伐，四月维夏，六月徂暑”等诗句，与《周颂》中“臣工维莫之春”的诗句，都是夏历的时候。《臣工》这首诗，是诸侯助祭以及暮春时节遣送他们回国时的告诫之辞。诗中说：“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于皇来牟，将受厥明。”说暮春时节就应当治理耕作之事，牟麦即将成熟，可以接受上帝的明赐。既然牟麦即将成熟，那就是建辰之月，即夏正的季春。而郑玄笺注《诗经》却将周朝的暮春当作夏历的孟春，那么四季的次序就颠倒了，其错误难道不严重吗？《周官》记载：“冬至日，祭祀圜丘；夏至日，祭祀方泽；季春出火，季秋纳火；仲夏斩阴木，仲冬斩阳木。”这些都是指夏历而言的。凌人掌管冰政，正岁十二月，命令砍冰。郑玄注解说：夏正十二月，即现在的季冬。如果认为是周正十二月，即现在的孟冬，水刚开始结冰，冰还没有坚硬，冰可以收藏吗？内宰在仲春时节诏令内外命妇开始养蚕，这是夏历的仲春。如果认为是周朝的仲春，即现在的十二月，可以养蚕吗？天官在正月开始调和政令，向邦国都鄙颁布治理措施，这也是夏正的正月。而郑玄却认为是周正建子月，这有时遵循周正、有时遵循夏正的不同，其实正月颁布政令也是夏正。又如《礼记·月令》一篇，纯粹是使用夏历的。王肃、蔡邕都认为这是周公遗留的书，吕不韦稍加附会流传于世。实际上周公的书，吕不韦哪里知道这些呢？汲冢书，不知从何而来，总之也是古书。其中的《周月解》《时解》《训》等篇，四季中节，大体与《月令》相似。而且其中说：“夏历符合天道，百王相同。我们周朝改正朔改变器物，以垂示三统。至于敬授人时，巡狩蒸享，仍然沿用夏历。”又有《尝麦解》说：“成王四年孟夏初次谒见宗庙，于是尝新麦于太祖。”如果把卯月当作孟夏，哪里有麦子可以尝呢？必定如郑玄、孔颖达的说法，错乱四季，变易冬夏，那么所谓分至启闭十二候、十二律，就不与天气物化相应了。商周圣人，我知道必定不会这样做。又如《论语》中“曾皙舍瑟”一章，所谓的“暮春”，也可以指为夏正的正月吗？现在的正月，寒气依然旺盛，既不是春服可以制成的时候，也不是可以沐浴的时候，那么这个“暮春”不是夏正又是什么？孟子说：“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意思是说，修缮桥梁必须在冬深水涸之时，徒杠十一月可以建成，因为涧水先干涸；舆梁必定十二月才建成，因为河水后干涸，到这时才可以施工罢了。郑玄引用夏历作为证据，就不是本意了。这又是月份次序没有改变在《论语》《孟子》中可见的证据。自从《左传》出现错误，将“春王正月”解释为周王正月；孔颖达、郑玄再次出错，用周正来解释《诗经》《春秋传》《尚书》；杜预第三次出错，编撰长历，以遵循《左传》的错误。从此以来，一千多年，诸儒议论固执，未能对此进行辨析。等到河南程先生说《春秋》假借天时来确立义理，所以朱熹审定《春秋》，祖述他的说法，说“夏时冠周月”，一概以夏时、周月为断，夏时则寅卯辰为春月，周月则子为岁首，时自有时，月自有月，互不干涉。《春秋》“春王正月”果真如此吗？我私下观察程子的意思，似乎认为孔子以夏时冠于周月之上，以显示行夏时的意思。但《春秋》有在年之下书时而纪事的，如隐二年“春公戍戎于潜”之类，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大概是史官遗失了月份，只记载了季节，而《春秋》沿用了罢了。现在认为孔子冠以这个季节，

译还保留着周历的说法，难道不是这样吗？大概《左传》中称王历为周历，本来就不是确凿无疑的定论。后人因为杜预（元凯）制定了长历，而历法中有难以知晓的地方，所以犹豫不决而不敢议论，却不知道历法为了迁就以求吻合，唐代精通历法的人，本来就一直非议它。说如果日干不在其月，就更改闰余，勉强迁就，所以闰月相距近的只有十几个月，远的有七十几个月。像这样去求吻合，对经文究竟有什么好处呢？有人说：那么用夏历向上追溯，到春秋时代，可以吻合吗？回答说：天体运行有常规也有变化，就像日月运行，虽然说度数一定，不能不稍有盈缩。有交会而不发生日食的，有频繁交会而频繁发生日食的。所以自古就没有没有差错的历法，这可以用定数来推求吗？杜预为了迁就以求吻合周历，最终不能吻合，每次就找借口说：“这是经文错了，这是历法错了。”后人舍弃五经的明显证据，而从事于历法，固然应当有一两处吻合的。然而在此处得到而在彼处遗漏，在前面吻合而在后面差错，这也只是偶然吻合罢了。所以研究经学的人不必议论历法。又说：说《春秋》使用周历的，是《左氏传》。辅佐《左氏》的说法，制定历法流传后世的，是杜元凯。我未能学习历法，岂敢轻易议论前人的错误？然而想要阐明夏历的说法，不能不加以议论。僖公五年，《左传》记载“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解说者认为这是周历建子的明证。这是传文中的南至，而不是经文中的南至，怎么能置之不论呢？闰法从虞夏以来，没有更改过。历家设置闰月，以三十二月为标准。而长历从僖公元年闰十一月到五年闰十二月，相距共五十个月，与古历不同。这是杜氏勉强迁就以求吻合《传》中五年的南至。这一年南至实际上不在这个月，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冬至、夏至，是太阳运行到极南、极北的验证，没听说过春季开头、秋季开头可以用“至”来称呼的。现在《左氏》在这年春天记载“春王正月，日南至”，这是把建子月作为孟春，春天而日至，古代有这种事吗？春天可以记载日南至，秋天可以记载日北至吗？两至既然错乱，二分也可以随之错乱吗？《左传》对于分至启闭，每次都详细记载而完备。现在既然把子丑寅作为春季，那么必定把午未申作为秋季。四季错乱，中节随之紊乱，建子月立春，那么建丑月是春分吗？建午月立秋，那么未月可以成为秋分吗？春秋分，本来是说昼夜相等，寒暑适中。现在把深冬盛夏作为春秋分，昼夜可以均衡吗？寒暑可以适中吗？推而广之，天气物化，全都错乱。我不知道孔安国、郑玄说商周改变四季的，对此怎么解释呢？这是从历法方面来说的。考察传文，左氏自己不能固守周历的说法，常常杂引周历、夏历来衡量一时之事，而杜氏勉强解说以贯通它，最终有不能贯通的。姑且举出一两条来解除学者的疑惑。隐公三年，左传说：“四月，郑祭足率领军队夺取温地的麦子，秋天又夺取成周的禾稼。”夏天说“麦”，秋天说“禾”，其为夏时本来适宜，而杜氏却把这四月作为周历的二月，把这秋天作为周历的夏季，说这是践踏成周未成熟的禾麦，他的用意怎么如此狭隘呢？晋国讨伐虢国，包围上阳，问卜偃说：“我能渡河吗？”回答说：“童谣说……大概是九月十月之交吧？”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左传用周历记事，卜偃用夏历解释童谣，是遵从左传呢？还是遵从卜偃呢？卜偃生于当时，世代掌管晋国占卜，如果周家以建子为正月，卜偃为什么把十二月作为夏历的十月呢？绛县老人说：“我出生的那年，正月甲子朔，已经四百四十五个甲子了。”师旷、士文伯用年份考证，定为七十三岁。老人大概生于鲁文公十一年夏历建寅的正月朔，到襄公二十九年夏历十二月，为二万六千六百零六旬，为七十三岁。而左氏却记载这件事在三十年的二月，那么老人是生于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而不是正月甲子，到这里就七十四岁了。假如老人是隐士而误举夏历，师旷、士文伯博学精深，不应当与他一起错误。周家以建子为正，而二子用夏历计算，老人出生的那年必定没有这种事。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击鼓用牲于社。左传说：“只有正阳之月灾气未作，日有食之，用币击鼓。”那么这是月不是正阳之月，不应当用正阳之礼，所以经文以此讥讽。既然不是正阳之月，那么这月就是夏历的六月，还有什么怀疑呢？元凯为了贯通周历的谬误，就说用长历推算这六月朔，乃是七月朔，设置闰月失误所以导致月错，借历法的不可知作为借口，这不是经文的本意，也不是《左传》立例的本意，这不能不加辨析。又如城筑兴作之事，多因轻用民力而记载，左氏一概以周历为断，说“此时也，此不时也”。宣公八年十月城平阳，传曰“书

译“这是合乎时宜的。”把水星昏中作为兴作工程的候应，是传注中的惯例。如果用周正来解释，这十月就是夏正的八月，那时北方七星，怎么会在黄昏时正南中天？而《左传》却认为筑城平阳是合乎时宜的并加以记载，这就说明十月是夏正而非周正，是很明显的了。《左传》自从不坚守其周正的说法后，前后矛盾，不能自洽，后人于是模棱两可、避重就轻而不敢改正，致使《春秋》使用夏时的义理被压抑而不能弘扬，我私下对此感到遗憾。学者如果知道《左传》的讹误，那么孔颖达、郑玄、杜预的说法就可以坐而判定真伪了，然后才可以谈论《春秋》。请就经文的正文来概括论述。冬天举行烝祭，是礼制的常规。《春秋》对常规之事不记载，桓公八年正月记载烝祭，五月又记载烝祭，两次记载是为了讥讽烝祭不合时宜。《谷梁传》似乎也知道夏时的说法，它说：“烝，是冬天的事，却在春天举行，夏天又举行。《春秋》讥讽的原因在于此。”胡文定又引用《周礼》中“大司马在仲冬田猎并举行烝祭”的话，来证明正月是建子月，这可以吗？《周礼》中的仲冬固然是夏时的十一月，十一月田猎，正合时宜；十一月举行烝祭，也正合时宜。而《春秋》中的正月乃是夏时的正月，正月记载烝祭，说它过时了而记载，怎么能反过来用《周礼》仲冬的田猎来证明《春秋》正月的烝祭呢？必定要指《春秋》的正月为周正的建子月，说《春秋》是因为一年两次烝祭而记载，不是因为不合时宜而记载。如果这样，那么《春秋》在夏五月记载一次烝祭以讥讽不合时宜是可以的，但正月的烝祭既然合乎时宜，又为什么要记载呢？桓公十四年八月辛未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八月举行尝祭，合乎时宜，常规之事不记载。之所以记载，是因为御廪火灾刚过三天就举行尝祭，所以讥讽鲁公。御廪，是祭祀谷物存放的地方，现在报告火灾，不知道警戒恐惧，《春秋》因此讥讽鲁公，《公羊传》《谷梁传》都相同，而孙泰山、胡文定却说这八月是周正的八月，周正的八月是夏时的六月，六月举行尝祭不合时宜，所以记载，这失去了《春秋》在记载火灾后接着记载尝祭以示警戒的本意了。唉！把不合时宜的烝祭认为是合乎时宜，把合乎时宜的尝祭认为是不合时宜，不过是为了证明夏时冠月、周正纪事的说法罢了。况且从《春秋》所记载的寒暑灾变来说，用夏时大体上是可以讲通的。那些不能讲通的，只是小有疑惑而未确定罢了。隐公九年三月癸酉日大雨并伴有雷电，庚辰日下大雪，这是记载异常现象。雷电本身不是异常，雷电伴随下雪，这才是异常。僖公十年冬天大雨雪，记载冬天而不记载月份，并且加上“大”字，是记载这个冬天寒气太盛，多次下雪造成灾害。如果把这冬天当作八月、九月，那时秋气刚开始肃杀，余暑未尽，怎么会有连续五个月的雨雪呢？又如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陨霜不杀草，李树、梅树结果，严冬霜冻不能杀死草木，是气候温暖。如果说这十二月是建亥月，即夏时的十月，草木没有完全被霜杀死，或许还有可能，《春秋》为什么立刻记载为异常呢？我仔细推究经文，在十二月乙巳日鲁公去世的记载之下，接着记载陨霜不杀草、李梅实，这是在年终一并记载整个冬天的异常，不是专门为此月记载的。杜预用长历推算，说这十二月是周历的十一月，即现在的九月，认为这是旧史记录的错误，《春秋》沿用了它。我认为九月的霜不能杀死草木，还不足以成为异常，《春秋》为什么变色记载说“陨霜不杀草、李、梅实”呢？这是夏正的冬天，有什么可疑的呢？至于记载“无冰”，都在春天，是因为冰政没有举行而记载以讥讽。《诗经·七月》：“二之日凿冰冲冲”，是说十二月取冰；“三之日纳于凌隂”，是说正月藏冰；“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是说二月开冰，而《周礼》中藏冰、开冰与此大致相同。《春秋》在桓公十四年春正月，咸元年春二月，襄公二十八年春三月，记载“无冰”，都是因为冰政没有举行而记载以讥讽。记载“螽”有在夏、秋的，是因为它们危害禾苗而记载；有在冬天的，则是因为阳气不收敛，蛰虫出土造成灾害。哀公十二年冬天记载“螽”，十三年冬天又记载“螽”，都是记载异常。深冬严寒，蛰虫早已封闭，却生出螟蝗，这异常太大了。《左传》却假托孔子回答季孙的话，把过错归咎于司历官失闰。《春秋》是为了记载异常而书，难道是为了历法吗？宣公十五年秋天“螽”，冬天“蝝”，也能说是因为失闰吗？庄公七年秋天大水，没有麦苗，有人说周历七月是夏历五月，所以以没有麦苗为灾害，这是不对的。中原地区种麦最早，所以《月令》说仲秋劝种麦，命令说“不要误了农时”，这一年因为大水的原因，种麦误了农时，或者已经种下却被水淹没，所以说“无麦苗”，不是说已经成熟的麦子。庄公二十八年冬天，大无麦禾，是说年终统计公私储备而言，不然，麦子夏天成熟，禾谷秋天成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记载无麦禾呢？这是《春秋》所记载的寒暑灾变，符合夏时的。此外也有一二疑惑，都可以用义理讲通，总之不损害大体的契合，都详细叙述在经文本文之下。生活在千载之后，而评论千载以前的事，容或有不完全契合的地方，但质之于圣人而不违背，考证于五经而可证明，这就可以称为契合，何必完全求其契合然后才称为契合呢？一定要改变

译如果改变四季，错乱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以顺从周正的说法，那就不是我敢知晓的了。阳氏说：“对的是对的，错的是错的，这是容易看出来的。事情有似是而非的，如果不推究到极隐秘之处，没有不将错当成对的。”为什么呢？《春秋》记载“春天没有冰”，似乎像是冬天的时令；记载“冬天杀菽”，似乎像是秋天的时令，这就是左氏敢于改变时令、更易月份而不感到惭愧的原因。春夏秋冬的顺序，采用周正；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以及节气开闭的顺序，采用夏时，人们都知道这是不对的却不敢非议它，是因为它记录的是圣经。然而圣经难道是这样的吗？左氏只是假托圣经的相似之处，来欺骗后世罢了。怎么知道的呢？左氏用周历的月份来记事，公羊、谷梁在桓公八年关于“烝”的解释〇以夏历来解释经文，左氏的说法就是错误的。程子说：“用〇来考察经文的事迹，用经文来辨别〇的真伪，学者只要用天道来观察圣经，那么左氏的说法不辩驳就会自己理屈了。”左氏在正月之上加一个“周”字，把子月当作春天，这是把冬天当作春天；把卯月当作夏天，这是把春天当作夏天；把午月当作秋天，这是把夏天当作秋天；把酉月当作冬天，这是把秋天当作冬天。四季十二个月的顺序，都改变了位置。考察天道就不顺，衡量人事就不合，于是使得《春秋》这一部经书，不再是奉行天道的书，对上违背先王的典制，对下开启万世的疑惑，这都是左氏的罪过。请推究根本来论述它，《尧典》一书，是敬奉天道、授与时令的书。羲和四个儿子，分别掌管四季：日中星鸟，以定仲春，是建卯的月份；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是建午的月份；宵中星虚，以定仲秋，是建酉的月份；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是建子的月份。自从《尧典》确定时令、形成岁序之后，四季十二个月的顺序，一定不移，虞、夏、商、周都沿袭它，即使百世也不能改变。有人说：“三代既然没有改变时令、更易月份的事情，孔子为什么说‘行夏之时’呢？”回答说：这是从岁首颁布朔日来说的。舜在元日正月，咨询四岳，打开四门。禹在正月朔日，率领百官像帝初即位一样。古代国家有大朝会、大政事、大号令、大因革，就在岁首施行，并颁布给诸侯。夏正建寅，为人统，这是以正月为岁首。商正建丑，为地统，这是以十二月为岁首。周正建子，为天统，这是以十一月为岁首。秦正建亥，为水位，这是以十月为岁首。夏正就是现在的正月，不必多言。请用商、周、秦、汉来阐明它。《伊训》说：只有元祀十二月乙丑，伊尹在祖先庙祭祀，奉嗣王恭敬地拜见祖先，太甲说：只有三祀十二月，伊尹穿着冕服奉嗣王回到亳。在元祀、三祀之下，紧接着系以十二月，这是商以十二月为岁首，未曾把十二月改为正月。《七月》这首诗，是周公所作。这首诗以子月为一之日，丑月为二之日，寅月为三之日，卯月为四之日，说日不说月，是不改月名。十月蟋蟀进入我床下，说改岁进入这室处，是改岁首。这是周以子月为岁首，即未曾以一之日为正月。秦文公捕获黑龙，认为是水瑞。始皇二十六年，初次统一天下，以十月建亥为岁首。吕不韦召集诸儒作《月令》，季秋之月会合诸侯，制定百县为来年受朔日。秦以孟冬之月为来年。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在二世元年之下写道：冬十月戊寅，大赦。在汉高祖元年之下写道：冬十月，沛公到达霸上。在孝景元年之下写道：冬十月庚戌，封琅琊王泽为燕王。在孝景元年之下写道：冬十月，丞相嘉奏请立祖宗庙。在孝武元年之下写道：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而亲自策问。在元年之下写“冬”，是时令不改；写“十月”，是月份不改。这是汉朝沿袭秦的历法，以亥月为岁首，即未曾以冬为春，以十月为正月。到了太和元年，夏五月，实行《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从此在二年、三年之下，就写正月，不再先写十月了。孔子所说的“行夏之时”，说的就是这个。贾谊所说的“改正朔”，只是改这个罢了，不是改月份。唐武后天授元年十一月朔日，冬至，改用周正，以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夏正月为一月，也可以参考。左氏在僖公五年十二月，晋灭虢，引用童谣的话，认为是鹑火旦中的月份；在僖公十五年十一月，韩之战，引用卜徒父的占卜说：“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在昭公十七年六月，日食，引用太史的话，认为是日过分而未至，是建巳正阳的月份；在昭公二十四年五月，日食，引用叔孙昭子的话，认为是日过分而阳犹不克，能不旱吗？在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日食，引用史墨的话说：“日月在辰尾，谓夏之十月，日月合朔于苍龙之尾

译像这类说法，都是为了附会周历以月定时的观点。然而虚妄终究不能战胜正道，有些事情不是靠智巧就能做到的。星星在冬天出现异常，就不能说成是秋天；九月火星已经隐没，银河已经沉落，即使想要牵强附会，也是做不到的。杜预写成《释例》之后，杜预在汲郡得到冢中的竹书，其中《纪年》最为详尽，记载晋庄伯十一年十一月，就是鲁隐公元年正月。其编年都使用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晋国和鲁国纪月的同异，本来不能舍弃《诗经》《尚书》而相信这种说法。但如果认为以寅月为岁首，那么这本来就是天子协调时、月、日，诸侯都禀承正朔，怎么会有晋国使用夏历数月，而鲁国独用周历呢？改变时节、更易月份的说法，在孔子、孟子之前，经典中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左传》自己倡导这种说法，于是汉、魏、晋、唐的儒者都尊崇它。孔安国注解《尚书》，郑玄注解《诗经》《礼记》，赵岐注解《孟子》，杜预注解《左传》，何休注解《公羊》，范宁注解《谷梁》，孔颖达阐述正义，舍弃经典而信奉传注，沿袭谬误，承继讹传，经历一千多年，没有人纠正它的错误。直到河南程子才断言说：“周历的正月不是春天。”仅仅这一句话，真足以破除千年的疑惑了。然而他又说：“假借天时来确立义理，仍然不轻易斥责《左传》的错误。”胡文定公看到冬天不能当作春天，于是阐发程子的意思，认为《春秋》是用夏历的时节来冠以周历的月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纪年的夏历时节与记事周历月份，常常有两个月的差异。天道运行有常，四季不会差错，怎么同一事物可以假借来使用呢？我曾经论述过，一年有春夏秋冬，就像一天有旦、昼、暮、夜一样。子时一阳初生，虽然属于明天，但还是昨天的夜晚，到了寅时才称为旦。子月一阳初生，虽然属于来年，但还是往年的冬至。寅月才称为春。一天的旦始于寅时，一年的春始于寅月。《左传》以子月为春，这就如同把半夜的子时当作旦一样。因此通晓昼夜的道理，就知道《春秋》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含义了。隐公三年，《左传》说：“四月，郑国祭足率领军队夺取温地的麦子；秋天又夺取成周的禾稼。”查考《月令》：“孟夏之月，麦秋到来，农夫于是收割麦子。”这是四月麦子成熟。查考《金縢》：“秋天大丰收，尚未收割，天上大雷电并刮风，禾稼全部倒伏；君王出郊外祭天，于是雨停风反，禾稼全部竖起。”这是禾稼在秋天成熟。四月夺取麦子，难道不是建巳之月吗？秋天夺取禾稼，难道不是申酉之月吗？成公十年，晋景公生病，桑田巫说：“吃不到新麦了。”六月丙午，晋侯想吃麦子，让甸人献上麦子，召来桑田巫给他看然后杀了他。这是《左传》用周历记载晋国的事。现在说四月夺取温地的麦子，用夏历记载郑国的事，这是违背它自己的说法。而杜预注解说：“四月是二月秋，现在的夏天，麦子和禾稼都没有成熟，大概是践踏收割。”这种夺取，却称为践踏，失去了它的本义。先儒认为杜预是《左传》的忠臣，我认为他是佞臣。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举行烝祭，夏五月丁丑举行烝祭。烝是冬天的祭祀。查考《月令》：“孟冬之月，大饮烝。”查考《周礼》：“中冬教大阅，献禽享烝。”《尚书》记载：“十有二月，王在新邑烝祭岁。”这是冬天的三个月，可以烝祭先王先公。鲁十二公冬天烝祭，都不见于经文，为什么呢？祭祀符合礼制就不记载。桓公八年春正月烝祭，《公羊传》说：“烝是冬天的祭祀，为什么记载？讥讽太频繁。”何休注解说：“属于十二月已经烝祭，现在又烝祭，不区别烝祭的名称而言烝，是取冬天祭祀所属众多的物品。”《谷梁传》说：“烝是冬天的事务，春天举行它，是不合时宜。”在丁丑烝祭的传文中说：“烝是冬天的事务，春夏举行它，是亵渎祭祀。”《公羊传》以春烝为讥讽频繁，《谷梁传》以春烝为不合时宜，这都是不把冬天当作春天，与《左传》不同。尧用历象考察日月星辰的度数，舜用玑衡齐整日月五星的政令，文王兴起于中古，而定后天八卦的位置，武王向箕子咨询范法，而叙述五纪庶征的类别。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作《春秋》，所谓考察三王而不谬误，建立于天地而不违背，质询鬼神而没有疑问，百世等待圣人而不迷惑。杜元凯说：“左丘明受经于孔子。”现在查考《左传》最终叙述韩、魏、赵共同杀死智伯的事，距离获麟已经二十七年。腊祭始于秦，而《左传》说虞国不腊祭。朱子说：“这是秦时的文字，分明！”唉！三传出现而《春秋》晦暗，如果不因为三传有同异，就无法考正圣经，让学者有所依据，而知道《春秋》是上律天时的书，因为有《公羊》《谷梁》二传还可以参考。胡文定公对《左传》“周正”二字反复论辩，不是不详细明白，却委曲迁就，而有“夏时冠周月”的说法。至于这经文的空缺反而以《谷梁》的说法为非，说：“《春秋》不是以不合时宜记载，是因为再烝见亵渎，所以记载。经文再记载而一次贬斥。”胡氏这话失去了祖述宪章的意义了。《易·说卦》说：“兑正秋也，

译万物所喜悦的。”《说卦》这一节论述的是文王后天八卦。帝出乎震，是建卯之月；相见乎离，是建午之月；说言乎兑，是建酉之月；劳乎坎，是建子之月。所以文定公说：“北斗指向寅，然后才称为春；北斗指向巳，然后才称为夏。兑为正秋，那么坎为正冬就明显了。现在把冬当作春，那么四季就错位了。《春秋》是正名的书，难道会这样吗！”胡氏这话并非不确切，但有“夏时冠周月”的说法。春狩、春烝不合时宜，却称为合时；秋尝合时，却称为不合时，这不符合经书的本意。《尚书·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孔安国注说：“周历孟春一月戊午。”注说：“周正月二十八日。”查考《周礼》季春出火，是辰月；季秋内火，是戌月。查考《金縢》秋大熟，朱子说：“是申、酉之月。”辰月为季春，申、酉、戌之月为秋，那么寅月为孟春就明显了。“泰誓”的一月、“武成”的一月，是寅月。《河南遗书》说：“这时商历已绝，周历未建，所以用夏正即现在的正月。”注说戊午是子月二十八日，六甲循环，寅月二十八日也是戊午。《诗经·豳风·七月》第一章说：“一之日寒风呼啸，二之日寒气凛冽，没有衣服没有粗布，怎么度过这一年？”第五章说：“十月蟋蟀进入我床下，堵塞洞穴熏杀害虫，塞住北窗涂好门缝，唉我的妻子儿女，说是要改岁，进入这屋子居住。”自古帝王兴起，有沿袭有变革。舜、禹通过揖让得到天下，舜的正朔就是尧的正朔；夏的正朔就是虞的正朔，应当沿袭的就沿袭。汤、武通过放逐征伐得到天下，商的正朔不能沿袭夏，周的正朔不能沿袭殷，应当变革的就变革。周用天正，以子月为岁首，所以豳诗在十月改岁，迎接新年。郑康成笺云说：“说改岁的，是岁终而一之日寒风呼啸，二之日寒气凛冽，应当躲避寒气而进入这堵塞洞穴涂好门缝的屋子居住，至此女功停止。”这个说法是对的。然而日中、宵中、日永、日短，天道是不改变的。作讹成易，析因夷隩，民事是不改变的。《尧典》以平在朔，《易》为岁终，虞、夏、商、周都沿袭它，所以首章岁终在寒风呼啸、寒气凛冽之后，在举起耒耜举足之前。十月改岁的，是周朝一代的典制；十二月岁终的，是万世通行的法则。周虽然以子月为岁首，但四季十二月的顺序原本是用夏时的。所以知道周公豳诗的意旨，就知道孔子《春秋》的大义了。《小雅》说：“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查考灾异谴告的到来，在其他月份还轻，只有正阳之月其灾尤重，正月、四月是；阳月，十月是。诗说：“正月繁霜，我心忧伤。”这是纯乾之月，霜降为灾；十月之交，日有食之，这是纯坤之月，太阳被蚀，不是小变故。朱子以十月为建亥之月，是对的。郑康成解经，如四月、六月、七月诸诗，都用夏时，唯独这首诗笺说：“十月，夏八月。”《周颂》“臣工”之诗：“嗟嗟保介，维莫之春。”笺说：“周之季春夏之孟春也。”引用月令天子亲自载耒耜之事来证明。我常考据，月令所言是孟春祈谷之后，天子躬耕帝籍之事；《周颂》所言是诸侯来助祭在其归去时，歌《臣工》之诗来送他们，因而命令其车右的介士说：“春已晚了，回去应当问田的新垦熟田现在怎么样。”这是省耕劝农之事。夫至当归一，精义无二。郑氏以十月为酉月，以莫春为寅月，与七月诸诗笺注不同，自相矛盾了。《周礼》大胥，春入学，舍菜合舞；秋颁乐合声。媒氏掌万民之判，中春之月令会男女。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昼击土鼓，吹豳诗以迎暑；中秋夜迎寒，也这样。大司马仲春教振旅，遂以搜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狝田，仲冬教大阅，遂以狩田。查考中春，是卯月；中秋，是酉月。这是夏时。康成注经前后互异。《天官》正月之吉，始和。注说：周之正月。小宰正岁，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注说：夏之正月。地官正月之吉，始和，正岁令于教官。注说也相同，一岁之首，是有两个正月。凌人之职说：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注说：夏之季冬。籥章国祭蜡，则吹豳颂以息老物。注引伊耆氏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十二月乃是建亥之月。豳风十月获稻，称觥介寿，歌其数也。一岁之中，是有两个十二月。我常考据而得知，与郑说不同。周不改月经，凡言月皆夏月也。周

译改变岁首，经文中凡是说到“岁”都指周历的岁。正月，是月份的开始。夏历以建寅之月为正月，这是吉祥的朔日。始和，是指气候开始变得温和。三阳开泰，和顺可知。如果以建子之月为正月，那么天地闭藏，冰冻地裂，称之为始和，可以吗？正岁，是一年的开始。周历以子月为岁首，即夏历的十一月。凌人的职责，在正岁十二月，命令砍冰。说正岁在十二月之前，是因为以十一月为岁首。下文说春天整治鉴冰器，夏天颁赐冰，秋天刷洗冰室，不说冬天，是因为正岁就是仲冬，砍冰就是季冬。周历不改变时节，在这里可以看出。内宰的职责，在正岁平均分配俸禄。上春，告诫王后种植穜稑的种子并献给王。一年的开始叫正岁，春季的第一个月叫上春。说正岁在上春之前，正岁不是夏历的正月，在这里可以看出。乡大夫的职责，在正月吉日，从司徒那里接受教法，这是寅月。年终则汇总政事，这是亥月。正岁向司徒考核教法，这是子月。正月吉日，宣读法律以考核他们的德行、道义和技艺，这是寅月。年终则汇总该州的政令，这是亥月。正岁则像起初一样宣读教法，这是子月。经文前后的次序昭然可考。有人说：正岁，是周历一年的开始。经文如党正、岁大夫等职官说到正岁，都在年终之后，为什么呢？回答说：《周官》一书都用夏历纪事，虽然改变了岁首，但四季十二月的顺序却没有改变。所以先说年终，后说正岁。正月吉日，始和。经文在太宰、大司徒、大司马、大司寇的职官中都说到了，唯独在大宗伯的职官中缺漏。大概因为他的职官属于春官，所以不必假借说正月。郑氏以正月为周历正月，以正岁为夏历正月，他的说法是错误的。《礼记·明堂位》说：“成王因为周公对天下有功勋，所以封周公于曲阜，方圆七百里，革车千乘，命令鲁公世世代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因此鲁君在孟春乘坐大路，载着弧韣旂，十二旒，日月之章，在郊外祭祀天帝，以后稷配享，这是天子的礼制。”郑康成注说：“孟春是建子之月，鲁国开始郊祭的日子以冬至为准。”孔颖达正义说：“《郊特牲》说：‘周朝开始郊祭的日子以冬至为准。’郑氏把周改为鲁，所以说鲁国郊祭以冬至为准。孟春是夏历建寅之月。”查《家语·郊周篇》：“定公问孔子说：‘我问郊祭却没有相同的说法，为什么呢？’孔子回答说：‘郊祭，是迎接长日到来的。所以周朝开始郊祭，月份以冬至为准，日期用上辛日，这是天子的礼制。’鲁国没有冬至大郊之事，所以不同。迎接长日到来，周朝以冬至迎长之月，上辛日郊祭天帝。《大司乐》说：‘冬至，在地的圜丘上礼敬天神。’就是这样。程子说：‘冬至是气之始，万物本于天，人本于祖，所以周朝以建子之月郊祭后稷以配天。’鲁国没有冬至大郊之事，鲁是诸侯，降等以示与天子区别，所以以孟春建寅之月，上辛日郊祭天帝，与天子不同。查宣公三年、成公七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元年，都在春正月卜郊而没有遵从。成公十七年九月用郊，定公十五年五月郊，哀公元年四月郊，鲁国的郊祭不合礼制，失礼之中又失礼。圣人虽然因为他们的失礼而记载，但鲁国不以子月郊祭在这里可以看出。哀公十三年，子服景伯在吴国，对太宰嚭说：‘鲁国将在十月上辛日祭祀上帝先王，季辛日结束，何世有职焉？自襄公以来没有改变。’也可见鲁国郊祭不是子月。郑氏【以下缺文】

译【以上原本缺失二十行】可以说这是腊祭吗？这也如同冬至祭天称为郊祭，孟春祈谷也称为郊祭一样。四月祭祀称为雩祭，秋天因水旱灾害有意祭祀也称为雩祭。查考《通典》：王者各自以五行之墓日作为腊日。比如汉朝属火德，火的墓地在戌，所以腊日用戌日，即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杂记》记载：孟献子说：“正月冬至，可以祭祀上帝；七月冬至，可以祭祀祖先。”七月举行禘祭，是孟献子的主张。孔颖达在正义中说：“正月，是周历正月，即建子之月。日至，是冬至日。七月，是周历七月，即建午之月。日至，是夏至日。”查考正月，是夏历建寅之月；七月，是夏历建申之月。说“日至”，为什么呢？孟子说：“大麦播种并覆土，土地相同，到了日至之时都成熟了。”由此可知“日至”的含义，不能专门用冬至、夏至来解释。查考襄公七年夏四月，占卜郊祭不吉利。孟献子说：“我从现在才知道有通过占卜郊祭来祈求农事的做法。”因此，惊蛰时举行郊祭，郊祭后开始耕作。现在已经耕作却占卜郊祭，理应不吉利。《左传》与《杂记》所载，都是孟献子的言论。鲁国没有冬至大郊祭之事，郊祭用惊蛰之月，那么鲁君在孟春于郊外祭祀天帝，就是建寅之月。正月冬至，显然不是冬至。然而为什么称为日至？《曲礼》说：“凡是占卜筮问日期，十天之外称为远某日，十天之内称为近某日。”古代祭祀必定占卜日期，占卜不吉利就不举行郊祭。占卜上辛日不吉利，就改卜中辛日、季辛日。这里说的日至，是指辛日。占卜吉利，就是日至。《郊特牲》说：“郊祭用辛日，周朝开始郊祭的日子就是至日，说的是周朝郊祭用辛日至日。”郑玄最初注释，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正月日至，可以祭祀上帝；七月日至，可以祭祀祖先。郊祭与禘祭相对，孟春建寅之月可以举行郊祭，那么孟秋建申之月可以举行禘祭，都是在辛日至日行事。这是孟献子议礼的意思。《论语》记载：曾皙说：“暮春时节，春服已经制成，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少年，在沂水沐浴，在舞雩台吹风，唱着歌归来。”何晏集解说：“暮春三月，是季春。”查考鲁国奉行周历，暮春是建辰之月，即《豳风》中“春日载阳，蚕月条桑”的时候。曾皙放下瑟的回答，现在品味其辞意，则四时冷暖的更替，与裘葛衣服的适宜，有与时偕行，自得其乐的妙处。朱熹说：“单袷之衣，衣无絮谓之袷。浴，是盥洗。如今上巳祓除就是如此。查考《汉仪礼志》：三月上巳在东流水上禊浴。古人以三月初巳为上巳。自魏以来只用三月三日。王羲之在会稽山阴修禊事就是如此。沂水在鲁城南。当此时风和日暖，景明物熙。童冠咏归，与天地生物同一春意。如果认为是寅月，那么沂水的冰冻刚解冻。雩坛的风尚寒。浴沂咏归不是时候。孟子说：七八月之间干旱，那么禾苗就枯槁了。赵岐注说：周七八月是夏五六月。查考《豳诗》五谷之中只有禾稻晚熟。十月纳禾稼，十月获稻就是如此。七八月干旱与七八月之间雨水汇集沟渠都满，都是申酉之月。秋旱则禾苗枯槁，是指禾稻而言。以春秋考之，鲁大旱二，一记载于夏巳午未之月，一记载于秋申酉戌之月。大雩都在秋之三月，冬居一焉。齐梁邹鲁之间地气的冷暖、农事的早晚，应当没有不同。看鲁国在秋月举行雩祭，那么七八月干旱岂非申酉之月吗？这有年大有年所以都记载于冬。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车济人于溱洧。孟子说：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焉得人人而济之。赵岐注说：周十一月是夏九月。周十二月是夏十月。查考涪陵范渊字亚夫。朱文公的高弟。恪的先君子存齐执经从范氏学问说：文公答门人不解春秋之问，谓周正月三字便说不行。今孟子杠梁成注乃引用夏令九月成杠十月成梁以为证，何也。亚夫先生说：左氏国语与左氏春秋同出一手。淳熙四年朱子年四十八。孟子集注成。周改岁首而不改月，则晚年之确论也。尝欲改注孟子而其书已行于世矣。以时令考之，戌亥之月寒未至于酷烈，犹可以褰裳涉也。子丑之月冰壮水冻，斯寒极矣。当此之时而以乘车济人，则民必有病涉者矣。桥梁道路可以观政。九月成杠，十月成梁，戒事之辞也。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遂事之辞也。国语先事。戒备之意，孟子就冻极之时言之，皆夏时之节令也。赵邠卿生于汉末，去春秋战国已远，彼岂真知周之改月与不改月哉？但为左氏所误耳。汉武帝诏太子受公羊春秋，宣帝喜谷梁，由是二家皆置博士。哀帝时，刘歆奏左氏春秋可立博

译士人，皇上询问各位儒生，都没有回答。大司空师丹弹劾他们，刘歆等人都被外放补任郡职而离去。当时《左氏春秋》的学说尚未被世人信服。自从赵岐、郑玄等儒生沿袭孔安国的错误，采纳其说法来注解经书，就像三人成虎的讹传，三人说了就被人相信了。于是何休、范宁、杜预、孔颖达等人相继附和，不再改正。正如程子那样明达，胡氏那样博洽，虽然深入提出质疑，最终却迁就他们的说法，这就是参母投杼的原因。

屈原《离骚》说：“摄提星正当孟陬之时啊，庚寅日我降生。”查考史实，楚武王的儿子瑕在屈地受封采邑，因此以屈为氏。屈原是他的后代，在楚怀王时做官，担任三闾大夫。查考经书，楚国自从屈完参与盟会以来，直到春秋末年，中原各国的盟会防务都参与其中。盟会防务必定记载时、月、日，楚国的正朔就是周朝的正朔。孟子与张仪同时代，秦国派张仪用诡诈手段欺骗楚怀王，让他断绝与齐国的交好，邀请他一起到武关相会，屈原劝谏不被听从。这说明屈原与孟子是同时代的人。

《离骚经》说：“摄提星正当孟陬之时。”查考《汉书·天文志》：北斗七星，斗柄携带着龙角，斗衡正对着南斗，斗魁枕着参宿之首。黄昏时斗柄所指为建，夜半时斗衡所指为建，平旦时斗魁所指为建。例如孟春黄昏时，斗柄建寅；夜半时，斗衡建寅；平旦时，斗魁建寅。摄提，是星名，在龙角的两旁，各有三星，像鼎足一样均衡分布，正对着斗柄所指的方向，用来确定十二辰。贞，是正的意思；孟，是始的意思，指孟春。陬，是隅的意思。寅月称为陬，大概因为这个月孟春黄昏时，龙角摄提星出现在东北隅，随着斗柄指向寅位，所以以此命名。

屈原以寅月为孟月，那么孟子所说的七八月，就是摄提星随斗柄正指申酉之月；所说的十一月、十二月，就是摄提星随斗柄正指子丑之月。这是因为邹鲁与楚国使用相同的正朔。邠卿注解《孟子》附会《左氏春秋》的错误，与《楚辞》中的季节次序不相符合。

宋玉《九辩》说：“可悲啊，秋天的气息，萧瑟啊，草木摇落而变衰，泬寥啊，天高而气清，寂寥啊，积水消退而水清。秋天先用白露警戒啊，冬天又用严霜重申。”查考：宋玉是楚国大夫，屈原的弟子。萧瑟，是寒凉的意思。四季阴阳的运行，盛极则衰。草木摇落，是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天高气清，没有污垢秽气。积水消退水清，是夏季涨水秋季退水，阴气至而水清。白露，是八月的节气，酉月。四时平分，宋玉为何独自悲秋？暑去则寒来，阴进则阳退。当时，秦国强大楚国弱小，宋玉知道天下大势，必然归于秦国，这就是他悲秋的原因。然而两周尚存，七国未灭，周朝的正朔尚未改变。以白露建酉之月为秋，那么子月大雪节气，不是春天，也很明白了。宋玉的话，可以说是针砭《左氏春秋》、郑玄的膏肓之疾。

董仲舒说：“我仔细考察《春秋》的文字，寻求王道的开端，得之于正。正次于王，王次于春。春，是天所做的事。正，是王所做的事。其意思是：上承天所做的事，而下以端正王道的开端。”查考汉代史书，汉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下诏举荐贤良直言极谏之士，并亲自策问。当时，秦朝的正朔尚未改变。董仲舒研究《公羊春秋》，通晓天人之际，所以三次策问始终专门以《春秋》作答。他说：“春，是天所做的事。”董仲舒的意思，大概是希望汉武帝改变秦朝的正朔，实行夏历，以端正王道的开端。汉武帝采纳了他的说法，太初元年实行太初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从此实行，世代不可改变。这是董仲舒的学问，得之于《春秋》，而对世教大有功劳。

我常因董仲舒的话而推论，王者常以端正时日为要务，奉行天道以端正人间的时历，常以治理历法为关键。古代制定历法的方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太阳一昼夜行一度，所以必须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才符合周天的度数。《尧典》说六日，是举成数而言。这是气盈。一年十二月有六个小尽日，这是朔虚。总计气盈朔虚的多余日子，计算一年余十日有余。积累三年则置一闰，到五年则置再闰。两闰之间，大约相隔三十又二月，或有多有少不齐。虽然不中不远了。十九年七闰为一章。《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计算有八十九个闰月。失一闰则差一个月，以正为二了。失三闰则差三个月，以春为夏了。孔子说：“我还来得及看到史官的阙文。”《左氏春秋》因此就认为圣人作经，都沿袭旧史的错误，而在文公元年没有改正，认为误置闰于襄公二十七年，认为再失闰于昭公二十年，认为失一闰于哀公十二年，认为失一闰。相信这种说法，那么《春秋》之时，历纪废坏，可谓到了极点。圣人作经，怎能成为上律天时的书呢？查考经书以事系日，是日不误；以日系月，是月不误；以月系时，是时不误。记载日食三十六次，朔不误；记载晦者二月的大小尽，不误；记载闰者二三岁五岁的闰，不误；记载星孛于大辰，二十八宿的度数，十二

译辰这个次序，是没有错误的。一经圣人笔削之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法都正确了。记载岁星运行的度数，就以春季为首；记载月亮的朔望，就以寅月为正。董仲舒所说的天地恒常的法则，古今通行的道理，正是指这个。杜预生活在西晋，自认为能用长历推算《春秋》时的历法。然而天度有推移，历法有疏密，积累起毫厘的误差，没有长久而不出现偏差的。汉朝兴起时，采纳张苍的建议，使用颛顼历，到汉武帝时，不到百年，日月的晦朔、望、盈亏大多不符合实际，这就是历法与天象相背离了。当时博学如司马迁、儿宽，研究历法如公孙卿、壶遂等人，都认为无法进行推算。用当时的历法来推算当时的天象，尚且不合，何况千年之久呢？洛下闳制定太初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可以说很精密了。洛下闳说：“八百年后应当差一日。”章帝元和二年，太初历后又制定了四分历，从太初到元和一百七十多年，历法已经出现偏差了。唐开元九年，麟德历逐渐疏漏，日食屡次不应验，皇上命令僧一行制定开元年间的大衍历。近世眉山程公说作《春秋分记》，他说：“杜预的长历更改闰余，以求符合《左传》，所以闰月相距近的只有十几个月，远的有七十几个月，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各种历法中只有大衍历最精密，所以现在专门用它的法则来推算《春秋》时的历法，闰法大多有偏差，日食三十六次而朔日偏差的占一半，这不是《春秋》的错误，而是周历的错误。我认为程公说讥讽杜预三统历法的错误，是对的。至于他使用大衍历法的错误，则自己不知道。因为刘歆的三统历法只适用于汉朝，一行的大衍历法只适用于唐朝，一两天的积累，经过岁月长久，没有不与天度相背离的。看汉武帝时的《颛顼历》，章帝时的《太初历》，开元时的《麟德历》，就知道了。请用日影的长短，地理的远近来作比喻。夏至日，在颍川阳城立八尺的表，它的影子长一尺五寸，称为地中。向北移到蔚州，则日影更长；向南移到朗州，则日影更短。再向南到交州，则日影出现在表的南边三寸多，差异就很大了。从今日以前已过去的是一千年，从今日以后未来的也是一千年，历法的偏差也是如此。杜预认为经文有误，而自以为长历可信，这是用阳城的日影来衡量交州的日影，难道不荒谬吗？我考察五家的说法如此。再从《左传》来看，如桓公十七年冬，筑向城；昭公九年冬，筑郎囿，都说“记载的是时令”，也是以夏历的冬季而言的。如果用周正来说，那时是秋季，怎么能说是记载时令呢？昭公十七年六月，鄅人收割稻谷，也是以夏历的六月而言的。如果用周正来说，六月是四月，怎么会有稻谷呢？庄公十六年，公父定叔出奔卫国，三年后回来，如果用十月入境，说“良月凑足整数”，以十月为良月凑足整数，那也是夏历的十月。所以我断定《春秋》正月是建寅之月。有人说：那么经文记载“春无冰”、“十月陨霜杀菽”，《左传》记载“日南至”，是怎么回事呢？回答说：经文所记载的，我在本义或问中已经说过了。至于《左传》记载“日南至”，也是自相矛盾。僖公五年春正月，记载“日南至”，如果依照《左传》是建子，那么昭公二十年春二月，也记载“日南至”，难道又要以周历为丑月吗？这就是《左传》不足以作为依据的原因。有人说：《春秋》日食三十六次，历家用周正推算，大多符合；用夏正推算，大多不符合，这又怎么说呢？回答说：《春秋》距今将近两千年，岁运逐渐偏差，怎么能符合呢？杜氏用长历推算《春秋》甲子，有不通的地方，妄说经文有误。现在历家推算验证精确的不过二十六次，然而用周历考察，朔日失准二十五次；用鲁历考察，又失准十三次。唐一行得到二十七次，而朔日偏差的占一半。只有宋代卫朴说得到三十五次，唯独庄公十八年三月不符合食法。卫朴的话有不可信的地方，因为历法一百七十三天有余一个交点，从隐公元年到哀公二十七年，共三千一百五十四个月，只有三十六次日食，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频繁交点频繁日食，这是有虽然交点而不发生日食，有不应当交点而发生日食的。又怎么能用常规法则来推算，而说它进入食限呢？近世善于推算历法的人，用现在的授时历仔细推算春秋日食，其中日月合朔的有十七次：庄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公十四年四月丙辰朔，缺朔字，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二十年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缺朔字，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十五年八月庚

译以周历推算，相差一个月的有十二次，相差两个月的有两次，相差三个月的有两次：隐公三年二月己巳，应当是三月己巳朔，缺少“朔”字；桓公三年九月壬辰朔，应当是八月壬辰朔；桓公十七年十月朔，应当是十一月庚子朔，缺少“庚子”二字；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应当是七月辛未朔；庄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应当是十月庚午朔；僖公十五年五月，应当是四月癸丑朔，缺少“癸丑朔”三字；文公元年二月癸亥，应当是三月癸亥朔，缺少“朔”字；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应当是周历十一月丁巳朔；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应当是七月丁巳朔，缺少“朔”字；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应当是十一月乙亥朔；昭公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应当是五月丁巳朔；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应当是十月丙寅朔，这些是相差一个月的情况。庄公十八年三月，应当是五月壬子朔，缺少“壬子朔”三字；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应当是五月庚午朔，缺少“朔”字，这些是相差两个月的情况。宣公八年七月甲子，应当是十月甲子朔，缺少“朔”字；襄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应当是九月甲戌朔，这些是相差三个月的情况。古今历法不同，岁运也有差异，虽然不能完全据此定论，但怎么能说《春秋》记载的日食大多与周历相符呢？

译问：隐公不记载即位，您认为那些说不知道他不记载即位原因的人，是什么情况呢？答：关于摄政和让位的说法不可信。《左传》说：不记载即位，是因为摄政。《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说是即位？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意。隐公打算平定国家后把君位让给桓公，桓公防备各位大夫拥立隐公而让他即位。所以凡是隐公的即位，都是为了桓公而即位的。《谷梁传》说：为什么不说是即位？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志向。怎么成全呢，因为他打算把君位让给桓公。所谓摄政，是自己不做君主却行使君主的职权；所谓让位，是自己已经做了君主却推让给别人。现在《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自相矛盾，而欧阳修辨析说既不是摄政也不是让位，在《春秋三传辨疑》中又是这样说的。所以无法确切知道隐公为什么不记载即位。只有戴氏认为，因为经文中没有记载所以就不说，这大概也是存疑的意思。我私下又怀疑，商朝的大事在十二月，那么周天子诸侯即位也应当在十一月。难道桓公、宣公以下的各位国君不采用周历，不向周天子请命，而《春秋》记载他们的即位吗？隐公初期，还奉行周历，遵守正法，在十一月即位，《春秋》认为这是常事所以不记载吗？然而这无法考证了。

问：周天子派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助丧财物。周天子中的“天”字，以前的儒者认为是孔子加上去的，您却认为是鲁国史官原有的，有什么说法吗？答：我听邦子说：“《春秋》依据鲁国史书，有可以删减但不能增添的。”《周礼·司服》说：“凡是丧事，为周天子穿斩衰”，那么“天王”这个称呼由来已久。诸侯国的史书称周天子为天王，没有什么奇怪的。何况《春秋》的大义，本来就不在于在“王”字上面加个“天”字然后才算是尊王。凡是用来讥讽诸侯大夫僭越的，都是尊王的意思。所以我断定这不是孔子加上去的。问：张氏等儒者认为“宰”是大宰，孔子责备他奉命送妾母的助丧财物，特意把家宰贬低到上士、中士的等级，并且直呼其名，以加重他的罪责。您凭什么知道不是这样呢？答：这正是用一字褒贬歪曲经义的弊端，怎么能随声附和呢？何况以前的儒者也有不赞同这种说法的呢？吕朴乡有话说：“《春秋》中周朝大夫不称爵位，跟随爵位称呼，像单伯、刘子这类就是。没有爵位称字，像家父、荣叔这类就是。除此之外就没有称名的道理了。”所以经书中写“宰”有三种情况：元年“天王派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助丧财物”，写名而不写氏，是士。桓公四年“天王派宰渠伯纠来聘问”，写氏和字，是任命的大夫。僖公三十年“天王派宰周公来聘问”，写官职而不写名氏，是三公。起初派士，接着派大夫，最后派三公，天子日益衰微，诸侯日益强盛了。这其中的意旨不是很明白吗？凭着天子的尊贵，却向下送诸侯妾母的助丧财物，何必指名使者然后才知道这是不对的呢？问：《左传》《公羊传》认为惠公仲子是两个人，您在《春秋三传辨疑》中辨析过，知道这种说法了。而程子、陈氏等儒者认为是惠公的妾室，刘原父等儒者则认为是孝公的妾室，您两者都保留，为什么呢？答：根据《左传》考证，是惠公的妾室；根据经书中记载僖公、成风的体例来推求，又怀疑是孝公的妾室。按理来说，前一种说法比较接近，但其中的大义都是送诸侯妾母的助丧财物，也不在于深究了。

问：“及宋人在宿结盟，旧说认为是隐公和他们结盟。孔子为了替国内避讳，所以不说隐公，对吗？”答：不对。我听朱子说：“直接记载事情，而善恶自然显现，是《春秋》的大法。”况且后来记载隐公和大夫结盟的，数不胜数，为什么唯独在这里避讳呢？

问：“公子益师去世，以前的儒者都说凡是记载大夫去世的，是因为大夫辅佐君主治理国家，所以记录他的去世，以显示君臣之间的恩义。您凭什么知道不是这样呢？”答：“这种意思用在国史中可以。《春秋》所记载的，都是不寻常的事情。”问：“生死，是人道的大变，不是不寻常又是什么？”答：“有生就有死，死也是常事。况且所谓不寻常，是指不合礼、不合义。如果认为死是不寻常，也可以认为死是不合礼、不合义吗？这种论点看似有理实则错误，不能不辨析。”

二年

有人问：“隐公二年至十一年没有正月，各种说法不一，您凭什么知道是因为事情没有月日，所以总用‘春’来概括呢？”答：“这是根据道理推论而知其如此的。各种说法不一，源于《公羊传》《谷梁传》。《公羊传》说隐公没有正月，是因为隐公打算让位给桓公，所以不拥有他的正月，这种说法已经牵强了。至于《谷梁传》说隐公十年没有正月，是因为隐公不自正，元年有正月，是为了纠正隐公，这就更加牵强了。《春秋》是圣人的实录。如实记录事情，其中的善恶自然有不可掩盖的。如果去掉一个字来表示贬斥，我担心圣人公平正大之心不会如此琐碎。五经垂范教化，无非是实事。《诗》《书》《礼》用来记载常事，《易》用来通晓辨析，《春秋》用来见微知著。只有《易》似乎有异辞，但不过是取象以明理，指显以通微，究其根本，未曾不真实。《春秋》不是取象的书，而没有正月的说法，又不是取象之比，怎么能捕风捉影地立说，来迷惑世人呢！现在在潜地防戎，如果有日月，将如实记载；或者没有日月，不可妄加。如果在二年春之下写首月，人们将指责防戎是正月的事，不写正月，是为了取信于人。三年

译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就记载日食发生的月份。四年二月莒国人攻打杞国，就记载攻打杞国的月份。五年鲁隐公在棠地观看捕鱼，旧史没有记载月份和日期，因此又不能记载首月的月份，以至于十年之间偶然没有记载正月的事情，又偶然有缺失月份和日期的文字，所以整个隐公时期都没有记载正月。圣人微妙的用意，起初并不在这里，而是读者没有察觉罢了。《公羊传》和《谷梁传》在前倡导，众儒在后演绎，纷纷扰扰，探求细小的义理，遗漏了大的原则，最终使圣人的心意沦于空虚，可悲啊！有人说：“防备戎人的事情，戴氏和黄氏都认为周朝衰微，夷狄杂居，中原鲁国有边境交往，不得不防备。解说的人讥讽隐公不应当与戎人共同防备，这是对人提出难以做到的要求，这种说法对吗？”回答说：“这是姑息养奸的言论。《春秋》崇尚正义而不谋求利益，阐明正道而不计较功效，如果允许防备戎人，那么《春秋》就不会记载了。”

译说：莒国人入侵向国。程子认为《春秋》记载这件事，被侵伐的国家也不免受到责备。不责备攻打别人的人，反而责备被攻打的人，这岂不是把话说反了吗？回答说：这也是一种解释。擅自兴兵攻打别国，罪过确实不可饶恕。然而，被攻打的一方不自我反省过错，不依据道义进行辩白晓谕，不向天子、方伯报告，又不衡量敌我双方的形势，一战就失败，导致国家社稷蒙受耻辱甚至灭亡，百姓生灵遭受涂炭，怎么能说没有罪过呢？虽然如此，当时的事势难道都能完全知晓吗？也有强者欺凌弱者、多数暴虐少数的情况，讲道理不被接受，边境无法巩固，兵力支撑不住，天子、方伯也无法报告，所以也不能拘泥于一种说法来论断。

说：关于“亲迎”的说法，您唯独采纳程子、张氏的观点，为什么呢？回答说：诸侯亲自迎亲，在礼制上没有可以旁证的依据，只有《诗经》中的词句和鲁哀公的提问可以作为参考。《公羊传》、《谷梁传》与《韩侯迎止于蹶之里》的说法相合，泰山莘老、抑崇、康侯献可等各家都跟随这种说法。程子与“文王亲迎于渭”以及哀公问“大婚既至，冕而亲迎”的说法相合，常山少蕴、元德等各家都跟随这种说法。因为履緰不是命卿却去迎娶女子，也可以视为不合常规，那么程子的说法就是正确的。只是程子说：“记载‘逆’、记载‘归’，表明重视这件事而来迎娶，如果不是卿就记载‘归’，显示礼制的轻慢”等话语，我觉得不太妥当。说：少蕴认为“逆”与“迎”不同，为什么呢？回答说：查考《释文》：“逆就是迎”，关东地区叫“逆”，关西地区叫“迎”，而礼制中有亲迎的条文，没听说过另有迎娶女子的礼制。少蕴的说法在礼制上找不到依据，我不敢相信它一定正确。然而他的其他观点与程子大致相同，采纳程子的说法，少蕴的观点也就包含在其中了。说：元德等各家又说《春秋》对于婚姻之事与死亡之事相同，都记载在防地，大概是送终和谨慎开始是一回事，为什么呢？回答说：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那就是平常的事情。平常的事情是国家史官所记录的，不是《春秋》的大法。我在元年“公子益师卒”那里已经辨析过了，不再赘述。说：常山又说韩侯迎亲停留在蹶之里，是因为蹶父是周王的卿士，韩侯趁着朝见周王的机会来迎亲，可信吗？回答说：这是猜测之辞。而且趁着朝见周王来迎亲，这是顺便做的事。如果是顺便做的事，那么韩侯就有罪过，所以我知道这种说法不通。

说：伯姬嫁给纪侯。以前的儒者认为，送嫁的人虽然是公子、公孙，但不是卿，所以不记载。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不是《春秋》的本义。说：以前的儒者又说，本国女子嫁给诸侯做夫人，就记载“逆”、记载“归”，表明重视这件事，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是通过重视这件事来显示不合礼制。如果仅仅是表明重视这件事，那么平常的事情就不记载了。所以啖氏说：凡是国外迎娶女子，都是因为不合礼制才记载，这是正确的。说：原父也认为本国女子嫁给诸侯，地位相同。地位相同就记载，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也是前面那种说法的意思。原父曾经自己说：《春秋》不记载平常的事情，难道唯独在这个问题上糊涂吗？说：莘老认为本国女子嫁给诸侯做夫人，就记载“归”，是重视她。因为她的地位与国君相当，国君为她服丧的缘故，为什么呢？回答说：本国女子嫁给诸侯，她的地位与国君相当，本来就有服丧的关系。但这不是因为服丧而记载的。如果因为服丧而记载，那么十二位国君的女儿，难道只记载六个人吗？而这六个人之中，又有详细和简略的区别，这各自有不同的含义，不能用一个标准来概括。

说：纪子伯是缺文，这是明显的。以前的儒者认为凡是缺文，有原本依据旧史沿袭而不能增补的，也有以前儒者传授承袭错误而不敢改正的，是这样吗？回答说：像日月之类，孔子不能增补；像四季之类，孔子怎么能不改正？像纪子伯这样的错误，是孔子一定会改正的。如果改正不了，就不记载。哪有这样明显的错误还能作为后世的借鉴呢？这一定是孔子删削修订之后的缺文，就像所谓以前儒者传授承袭错误而不敢增补的那样。至于说原本依据旧史沿袭而不能增补的，就有可商榷的了。说：存耕认为纪国与齐国有仇，莒国怨恨鲁国。纪国正与鲁国联姻以化解与齐国的仇怨，所以借此为鲁国平息莒国的怨恨。纪国正被齐国困住，而莒国实际上依附于齐国，所以这次盟会，不仅是为了结交鲁国的欢心，而且是为了化解齐国和莒国之间的交恶。他的说法怎么样？回答说：我生活在千年之后，能知道的是道理，不能详知的是具体事情。道理可以根据经文看出，事情则有可考证和不可考证的。存耕的说法新颖，但没有考证。况且《春秋》的本义正不在此，凡此种种都不予收录，也不暇一一辨析。

说：夫人子氏去世，以前的儒者说法很多。您在本义中唯独说未详，为什么呢？回答说：以前的儒者说法大致都说小君与国君同体，所以去世就记载，以表明地位相等。用常规法则来论，确实有道理；用《春秋》不记载平常事情来说，则不太恰当。《春秋》记载国君即位，尚且要显示他不向天王请命、不承接先君；记载国君去世，尚且要显示他是正寝去世还是非正常死亡以及私谥。而说夫人去世都没有什么特殊含义，我不相信。宁可存疑以待知者，不敢随意记录，以免混淆圣人的所指。说：原父认为不记载“卒”是因为不把子氏当作夫人，大概是国君不想做完整的君主，也不把子氏当作夫人，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也是《公羊》、《谷梁》的余论。只是《公羊》认为是母亲，而《谷梁》、原父认为是妻子罢了。难道有隐公称公而不把公子氏称为夫人，却不把子氏称为夫人的吗？又难道有死后称夫人而

译难道不是因为夫人（的身份）吗？隐公并非摄政，欧阳修对此辨析得很清楚了。观察欧阳修的论述，就知道夫人之所以被称为夫人，而史书不记载“夫人”二字，并不是指这种情况。

译说：“郑国人攻打卫国，左氏传所记载的，为什么会有怀疑呢？回答说：‘卫国人攻打郑国，郑国人率领周王室的军队和虢国的军队攻打卫国，经文中应当记载这件事，如今经文中没有记载，所以不敢完全相信。’”

鲁僖公三年

有人问：“己巳日发生日食，只说日食而不说朔日，谷梁传、杜氏、孙氏等儒者的说法各不相同，您独自认为日食发生在朔日之后，与史官的记载有出入，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凡是月食一定发生在望日，日食一定发生在朔日，因为日月处于相同的度数和轨道，所以相互遮掩冲撞，从而发生日月食。如果月食发生在望日之后，日食发生在朔日前后，是因为月有大小月的差异，或者运行度数错乱，历法家计算混乱。《春秋》都根据事实记载，其中也有史官失误而不得详知的情况，这是必然的事，不是其他说法所能迷惑的。然而其根本意义，在于记录天象变化作为君臣的重大警戒，而晦朔只是次要的事，何必强词夺理以求与人不同呢？”问：“我听说君子不探究隐微之事，而知道所应知的。朱子所采纳的《历法言》，说修养德行、任用贤能，那么阳气旺盛阴气衰弱，月亮常常避开太阳，应当发生日食而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孔子说：‘古代治理天下，必定依靠圣人。圣人在位，那么日月不发生食，星辰不出现孛星。’慈湖杨氏说：‘尧、舜、禹的时候，历年大多没有日食，到了太康失去国家，才开始有日食，他们扶阳抑阴的道理达到了极致。’从数理上说，日食有固定的常数；从道理上说，日食是可以避免的。君臣之间，怎么可以把它委之于天数而不自我反省呢！”由此说来，那么朱子所采纳的《历法言》并非探究隐微，大概也是有所见地的。问：“京房说：‘太阳，是阳气的宗主，是人君的象。骄傲自满、独揽光明，被阴气所侵，就有日食的灾祸，不补救必定有篡臣的萌芽。’君主心怀谦虚，礼贤下士、接受谏言，任用德行，日食的灾祸就会消除。他的说法很好，您不采纳，为什么呢？”回答说：“‘骄傲自满、独揽光明，被阴气所侵，就有日食的灾祸，不补救必定有篡臣的萌芽’等语，似乎是指某一件事来对应，其语意不够圆满，所以不敢采纳。至于其上下文，则是格言。”问：“朱子、蔡氏的看法不同，为什么呢？”回答说：“朱子采纳历法家的说法，蔡氏使用儒家的说法。儒家使用退度，历法家使用进度，等到它们到达的时候是一样的。然而用道理来裁断，儒家是对的。”

说：“天王去世，诸儒都认为平王、惠王、定王、灵王、景王去世，不记载‘〇’的，是赴告虽然到达鲁国，但不参加丧礼。桓王、襄王、匡王、简王、景王记载去世并记载‘〇’的，是赴告到达鲁国，前往参加丧礼。庄王、僖王、顷王去世和‘〇’都不记载的，是王室不告，鲁国也不参加丧礼。似乎有道理，您不采纳，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记载实事以显示义理的多，不记载以显示义理的少。在前面记载天王去世，在后面记载诸侯非礼的事，这就是所谓记载实事以显示义理。如果认为不记载‘〇’是鲁国不参加丧礼，这就是以不记载的事来显示义理。况且桓王、襄王、匡王、简王、景王五位王记载‘〇’的，各有其原因，如本义、叶氏的说法，怎么知道不记载‘〇’的不是没有原因呢？”问：“黄氏认为平王不报杀父之仇，而派戍申去报私恩，周朝之所以不再向西存在耕作，因为平王享国长久，岐山、丰地一举而抛弃，秦国于是得以俯瞰三川而窥视周室，周朝的衰败，是平王造成的。因此记载平王去世，是为天下人哀悼他，为什么呢？”回答说：“平王不报杀父之仇和失去岐山、丰地，是过错，但义理不在于记载去世。况且《春秋》十三王中记载去世的有九位，平王以下八位王，将用什么来说呢？”

说：“尹氏去世，陆氏认为是臣子，没有外交的礼节，如今死了而赴告，所以记载以讥讽，对吗？”回答说：“这或许是一个小义理，大义理则不是这样。”问：“赵氏认为未曾同盟会盟，不知道其名字，可信吗？”回答说：“尹氏，是王室世卿，掌握天子权力的人，诸侯必定要等到同盟会盟然后才知道他的名字吗？这不是大义理所关涉的，也不必深究。”

说：“宋公和去世，先儒的说法很多，您都违背他们，岂不是矫枉过正吗？”回答说：“先儒虽然有很多不同的言辞，大略认为吉凶庆吊，交好修睦，是邻国的常礼，诸侯来告而记载，与重视一国的变故，著录改朝换代而记载，与王者怀柔诸侯之义而记载。我私下认为他们的论述可以施之于国史，而不可以施之于《春秋》。《春秋》不记载常事，先儒本来已经说过，为什么在这里又自相矛盾呢？”问：“先儒说生死是人的大变，不是非常之事吗？”回答说：“所谓非常，不是这个意思。说这话的人，是知道《春秋》记载非常之事，而不知道所谓非常是指非礼义。我在益师去世时已经说过，而凡是记载‘天王崩’也可以类推了。”

说：“齐国和郑国在石门结盟，君举认为夫子作《春秋》在隐公、桓公、庄公之间，只有郑国多有特笔；在襄公、昭公、定公之际，只有齐国多有特笔。对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孔子修《春秋》，其文辞则依据史官，史官有这件事，孔子能记载；史官没有这件事，孔子不能添加。然而记载这件事，必定有其义理，如果没有义理，史官虽有这件事，孔子也不记载。义理是什么？是非常。非常是什么？是非礼，非义。隐公、桓公、庄公之间

译只有郑国多事端，所以记载郑国的事很详细；襄公、昭公、定公时期，只有齐国多事端，所以记载齐国的事也很详细。孔子又有什么私心呢？就像镜子照物，美丑大小，只是根据事物的本来形状呈现罢了。那些说“只有齐国和郑国多特笔”的人，哪里知道孔子修《春秋》的本意呢！

译鲁隐公四年

有人问：“《春秋》记载‘公及宋公遇于清’，孙氏、刘氏、叶氏都认为这是鲁、宋两国国君恰好相遇，而您却采纳赵氏、杜氏的观点，认为这是简化礼仪并加以防范，难道言语中也有防范之意吗？”回答说：“孙氏、刘氏、叶氏的说法，是《公羊传》的余意。如果鲁公与宋公确实是不期而遇，那必定有所往之处，从而在半路上偶然邂逅。如今经传没有记载他们前往的地方，只记载了‘遇’，我因此知道‘遇’是指双方约定好，简化礼仪来相见。假如鲁、宋两国有所往而恰好相遇，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能【阙】。就像孔子遇到阳货，孟子遇到宋牼，经书又何必记载呢？如果不责备鲁、宋两国故意做的事，只责备他们恰好相遇，那么《春秋》就太迂腐了。所以我断然认为这三位学者的说法是不对的。又问：‘许氏认为，从隐公到庄公之间，凡六次记载‘遇’，是因为离古时候还不远；从闵公以后，只有‘防’而没有‘遇’，是因为忠信日益不足而文饰有余，他的说法又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春秋》没有褒奖，也不记载平常的事，如果像许氏所说，那就是《春秋》允许他们‘遇’了。况且古时候诸侯朝见天子也有‘遇’，现在不朝见天子也有‘遇’，我不知道《春秋》允许他们‘遇’，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相差太远了。’

又问：“卫国人拥立晋为国君，先儒认为，虽然是先君的子孙，但如果没有天子和先君的任命，就不能拥立，他们的论断是正确的，为什么不采纳呢？”回答说：“先儒的话，用在常规情况下，确实是正论，但用在卫晋这件事上，恐怕有形式而无实际作用。为什么呢？卫庄公已经死了，卫桓公被杀害，卫国哪里还有先君可以接受任命呢？如果没有先君接受任命，卫国就可以没有国君吗？所以说不是由天子任命，可以说是；说不是由先君任命，则不可以。又问：‘叶氏说：桓公没有嫡子也没有长子，卫国人拥立晋而不能拥立，那么卫国哪里会有国君呢？这就是《春秋》赞同晋的原因，怎么解释呢？’回答说：‘这虽然有先君的任命，但必须有天子的任命才可以。先儒知道有天子可以接受任命，却不知道没有先君的任命；叶氏知道没有先君的任命，却不知道有天子的任命，所以有赞同晋的论断。先儒的说法不过略有瑕疵，叶氏的说法则损害了大义。况且《春秋》没有褒奖，也不记载平常的事，如果晋本来就应该拥立，而不必由天子任命，那么《春秋》就不会记载了。现在记载了，必定有其原因，我因此知道叶氏的论断是错误的。又问：‘有人说晋后来淫乱，所以不赞同拥立他，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谷梁传》说：《春秋》赞同正当而不赞同贤能，如果晋应该拥立，就拥立他，怎么能预先知道他淫乱而不赞同拥立他呢？’

鲁隐公五年

有人问：“公在棠地观鱼，左氏写成‘矢’，公羊、谷梁写成‘观’，您两者都保留，为什么呢？”回答说：“两种解释在义理上都可以讲通，而没有依据来考证它们的真伪。然而‘观’比‘矢’更容易理解，所以放在本义中，因为这与大义无关，所以不再加以辩论。大义在于鲁隐公抛弃国家政事而远离去追求耳目之娱。又问：‘叶氏、齐氏的说法怎么样？’回答说：‘叶氏跟随左氏而将‘矢’解释为射，齐氏也跟随左氏而将‘矢’解释为陈列。将‘矢’解释为陈列的，是拘泥于左氏‘陈列鱼而观看’的文字，朱子本来就已经辨明左氏的错误了。将‘矢’解释为射的，是因为左氏‘那么公就不射它’的话，又与朱子的意思相合，本来是可以采纳的。然而左氏‘臧僖伯说公不射它’的话，本意是说鸟兽的肉不登上祭器，皮革、牙齿、骨角、毛羽不登上器物，而发表议论并非专门为‘矢’鱼而立论，那么将‘矢’解释为射的，也不应该拘泥于左氏的一句话。所以我才说：‘矢’不如‘观’容易理解。又问：‘翼之的说法怎么样？’回答说：‘翼之的说法，就是泰山的说法，而见于本义之后的‘余意’之间。然而他说‘即使是朝觐的时候，也必须省视耕种和收获’的话，恐怕损害了无遂事之义，而不近人情。又问：‘邦衡的话怎么样？’回答说：‘他说‘先说观鱼而后说在棠地，主要是为了观鱼；先说如齐而后说观社，主要是为了以观社为借口’。我恐怕他探求得太深而支离繁冗，反而遮蔽了经书的微言大义。又问：‘康侯的说法是对的，为什么不采纳呢？’回答说：‘康侯的说法，前面同程子，中间同孙氏，后面同张氏。既然已经采纳了程、孙的说法，就不敢再采纳了。大凡两种说法相同，采纳前面的；前面的说法简略，后面的说法详细，采纳后面的。现在程子、孙氏、张氏出现在康侯之前，所以采纳他们而舍弃康侯。’

又问：“卫师入郕。”左氏认为郕人侵犯卫国，所以卫师进入郕地。您为什么有怀疑呢？回答说：“郕人侵犯卫国，经书中没有见到，我因此不敢相信。”

又问：“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刘氏等儒者认为鲁隐公以前群公的庙中并非没有六佾，孙氏、程子等儒者则认为群庙已经使用八佾之舞，两种说法不同，为什么呢？”回答说：“两者都没有依据可考，然而刘氏认为从四佾升为六佾，孙氏、程子认为从八佾降为六佾，根据经文‘初献’的意味来推测，刘氏的说法更接近正确。又问：‘杜氏的说法接近本义而不采纳，为什么呢？’回答说：‘杜氏说：‘惠公

译想要立仲子为夫人，以成全成父的遗愿，怀疑这是臆测揣度而编造出来的言辞。

译问：邾国和郑国攻打宋国，《左传》所记载的，为什么不可信呢？答：宋国人夺取邾国的田地，《左传》能够记载这件事，鲁国的史书必定有这件事。鲁国史书有这件事，而《春秋》经文没有记载，这就是为宋国隐讳。为什么呢？宋国是首恶，邾国是复仇，虽然不是正义的战争，但比起宋国来还是稍好一些，圣人却舍弃宋国而责备邾国，我因此产生怀疑。鲁隐公四年，宋国两次攻打郑国，怎么知道不是郑国复仇而让邾国主兵呢？说“用周天子的军队来防备”，尤其可疑。

鲁隐公六年

有人问：“郑国人‘输平’，各家都认为是郑国来断绝交好，为什么呢？”答：“是被《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错误所迷惑。”黄、杜两位先生已经辨明了三传的谬误，知道了三传的谬误，也就知道各家的谬误了。问：“原父（刘敞）、木讷（赵鹏飞）把‘输平’解释为致送祊田，为什么呢？”答：“祊田的事发生在两年之后，又在经传中没有明确记载，这是他们的臆测。”黄先生曾经辨明过这一点。问：“邦衡（程大昌）把‘输’解释为委送财币，为什么呢？”答：“经文对于归还祊田、夺取宝鼎之类的事，都直接书写，如果输送财币，也应当直接书写，况且‘输’字下面有‘平’字，那是纳好（讲和）的意思很明显了，不必多费言辞。”问：“存耕（胡安国）的说法怎么样？”答：“存耕的说法，是康侯（胡安国）的余论。”

鲁隐公七年

有人问：“记载叔姬的归宁，纪莘老等儒者认为是贤德的儿子，唯独您不这样认为，为什么呢？”答：“认为叔姬贤德，是《公羊传》《谷梁传》的余论，辨析在后面。”

问：“滕侯去世而不称名，刘氏的说法怎么样？”答：“他说‘报丧时称名是礼’，不报丧称名，是不合礼的。”这种说法，与他用来辨明《左传》谬误的理由，意思颇为相悖，难道是明于权衡而不明于传文吗？问：“苏氏的说法怎么样？”答：“他说‘没有通好’，也是《左传》的意思。”

问：齐侯派他的弟弟来聘问，常山（胡瑗）的说法怎么样？答：他论述邻国朝聘，不如张氏的恰当。他论述没有礼义，只看强弱，可以应用到其他事情上，但不是这一章的本意。问：刘氏的说法怎么样？答：他认为齐侯爱惜他的弟弟，还没有可以封爵的资格却封了他，急于与诸侯交往，大概是臆测之辞。在经文中没有看到封爵的意思，如果已经封爵，经文应当写“公子年来聘”了。问：叶氏的说法怎么样？答：叶氏关于母弟的论述，不是程子的本意，而他的说法与赵氏相同，既然已经录用了赵氏，那么叶氏就不再列出了。

问：“鲁隐公攻打邾国，先儒的说法怎么样？”答：“都不免有相信《左传》的毛病。”问：“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并把他带回去，朱熹《本义》为什么没有责备卫国的言辞？”答：“张氏认为那不是卫国的楚丘，所以不能责备卫国。”问：“先儒说‘说带回去’表示没有拘捕，为什么呢？”答：“攻打的人数多于拘捕，攻打的意义重于拘捕。上面说了攻打，那么拘捕就在其中了，不必再说拘捕，文法本来应当这样。其实如果没有拘捕，怎么能带回去呢？如果一定要见到‘执’这个字，而写成‘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拘捕他带回去’，那就支离繁冗，不符合《春秋》谨严的体例了。况且《本义》的重点不在‘执’这个字上。”

鲁隐公八年

有人问：“宋国和卫国在垂地相遇，刘氏的说法怎么样？”答：“‘接乎我’这句话，起于把垂当作我国的近邑，不是《本义》所关注的。”问：“任民等儒者的说法怎么样？”答：“也不免有相信《左传》的毛病。”

问：郑国来归还祊田，先儒都认为这是交换许田，唯独您不这样认为，为什么呢？答：认为是交换许田的人，是被《左传》的说法所迷惑，叶氏、刘氏已经详细辨明了。不只是刘、叶二人，邦衡、木讷、抑崇、浚南，也认为祊田和许田是两件事。而且万世所取信的，只有经文罢了。隐公八年经文说：“郑伯派宛来归还祊田，庚寅日，我国进入祊田。”意思自然明白。而郑伯用玉璧借许田，是在桓公时代，与此毫无关联。反而相信两传的妄说，却怀疑经文的错误，也太糊涂了。康侯又认为在输平的时候已经有这个请求，辗转牵引，于是失去了经文的要旨，深可叹息。问：《左传》认为是祊，《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是邴，该听从谁呢？答：没有事情可以考证，道理也难以明了，存疑即可。如果把祊当作祭名，那就断然不可，叶氏已经辨明，这里不再论述。

鲁隐公九年

有人问：“南季来聘问，康侯的说法难道不明白吗？您唯独选取赵、张两家的说法，附在《本义》的末尾，为什么呢？”答：“我怀疑康侯所列举的：鲁君去京师的有一次，在王所朝见的有两次，卿大夫去京师的有五次，本来都是非常之事，所以圣人记载下来作为后世的警戒，实际上并不是列举二百四十二年间，统计那些仅仅去京师的次数而已。大概《春秋》的法则是，常事不记载，如果去京师而合乎礼，就不记载了。或者确实去了但因为常事不记载，那么去京师的次数本来就无法考证。请论述《春秋》所记载的去京师属于非常之事的情况：成公因为讨伐秦国，路过京师，因而朝见周王；僖公因为诸侯在践土结盟时，天王住在郑国，因而朝见王所，以及天王在温地会合诸侯，天王在河阳狩猎，也都因而朝见王所，都是讥讽他们不按时朝见而顺便行事罢了。其他如卿大夫去京师，有的是为了回报聘问，有的是为了防备，都是讥讽鲁君不亲自前往。像这样的，难道可以说是常事

译吗？如今康侯认为鲁国前往京师的次数仅仅如此，又说：“隐公即位九年，而《春秋》不记载派遣使者前往周朝，是因为视其为常事而省略不记。”因此不能采纳这种说法。”

译说：鲁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左氏认为这是谋划讨伐宋国，你不采纳。程子认为这是谋划讨伐宋国，于是采纳了。为什么呢？回答说：左氏认为谋划讨伐宋国，是因为郑伯以周天子的命令告知，但在《春秋》经文中没有依据，所以不采纳。程子认为谋划讨伐宋国，是因为偏袒郑国而私下谋划，在经文中有所依据，所以采纳了。问：凭空揣测、主观臆断，是你所厌恶的。经文没有谋划讨伐宋国的文字，怎么知道程子的说法一定是正确的呢？回答说：因为第二年再次在防地和中丘会见，公子翚于是与齐国、郑国一起讨伐宋国，从而知道没有其他事情。《礼记》所说的“属辞比事”，这也是其中一种方法。至于传文中的比事，则有可信与不可信的区别。问：为什么经文中的比事可信，而传文中的比事不可信？回答说：经文出自圣人之手，是鲁国史官的旧记录，互相参证考订，是万世的标准。至于左氏则杂采百家之说，选择不够精当，叙述也不详尽，所以读者只取其道理可信的部分，不能废弃。如果与经文违背，与道理相悖，却完全相信，反而会损害经文。所以程子说：用传文来考证经文的事迹，用经文来辨别传文的真伪。

十年

有人问：“鲁隐公在菅地击败宋国军队，杜氏认为是宋军未列阵，刘氏认为是诈战，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左氏的意思。读者看到上文不说‘战’而只说‘败’，所以推测是未列阵或诈战。然而《春秋》记载‘公败某师’的情况很多，难道都是未列阵或诈战，而其他诸侯国就没有未列阵或诈战的情况吗？不如叶氏所说的‘内辞’（为鲁国讳饰的辞令）更为通达。问：《春秋》为万世确立教化，却唯独为鲁国讳饰，为什么呢？回答说：圣人借鲁国史书来彰显大义，鲁国史书的辞令不能随意更改。辞令虽然为鲁国讳饰，但大义没有隐瞒，与其他国家相同，又有什么损害呢？问：叶氏说‘翚之师’，而说‘公’是指公子翚，因为公子翚不得志，所以鲁隐公亲自率领军队，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也是推测之辞。”

说：辛未日夺取郜地，辛巳日夺取防地。胡翼之说：这样记载是极力彰显其罪恶。况且从辛未到辛巳，十一天之间，不满十天就夺取了两座城邑，所以谨慎地记下了日期。后来谈论《春秋》的人，完全不用日月来解释。比如夺取郜地、夺取防地的意义，如果不依据日月，那么实际情况怎么能明白呢？如果只说在这个月夺取郜地和防地，就一定不知道是在一个月内十一天内两次夺取城邑。说日月不能完全没有，这种说法对吗？回答说：这种论调看似正确，实则错误。日月是记载事情自然的方法。如果日月不能用，六经和各种史书都将废弃它了。正因为有用，所以不能废弃。《春秋》不是不想全部记载日月，但是旧史有详略，有缺文。没有日月的不能添加，有日月的也不能去除。没有日月而添加就是伪造，有日月而去除就是混乱。所以《春秋》记载事情，有有日月的，有无日月的。公羊、谷梁看到有日月和无日月的情况，寻求解释而不得，于是编造辞令，有的牵强附会，有的以此类推，自己知道不通，就置之不论。所以日月的条例，成了《春秋》的蛀虫。现在壬戌日击败宋军，辛未日夺取郜地，辛巳日夺取防地，这是鲁国史官记载事情自然的方法。得到了日期，事情更加详细，鲁隐公的罪恶更加彰显。如果得不到日期，既击败了宋军，又夺取了郜地和防地，其罪恶也不能掩盖。并不是圣人特意记载日期来彰显其罪恶，也不是因为谨慎其事而记载日期。如果说圣人特意记载日期来彰显其罪恶，以谨慎其事，那么其余没有记载日期的都是没有大恶，都不谨慎吗？这是不记载日期的原因。如果连月份都不记载，那么事情都是没有恶，都不谨慎吗？所以说看似正确，实则错误。问：存耕说公子翚防备齐国、郑国讨伐宋国，鲁隐公击败宋军，大概是三军勇敢战斗，而鲁隐公出奇制胜，互相作为掎角之势，是这样吗？回答说：这是战国时期奇正变化的战术，经传中没有记载，千年之下，怎么能知道？何必凭空推测而作此说呢？即使确实如此，也不是《春秋》的本义。问：张氏说这两座城邑不在鲁国的版图内，所以记载‘取’以彰显其无名，是这样吗？回答说：‘取’是善恶通用的辞令。夺取城邑说是恶，《诗经》说：‘取彼斧斨，取彼狐貍’，也是恶吗？况且‘取’是旧史的文字，不是孔子所加的字。《春秋》的创作，其自然的妙处与天地等同。天地化生万物，不是对万物逐一雕琢；《春秋》也不是对每个字都刻意安排。其意义在于一句之间，而不是有一个字就代表一种褒贬。字字褒贬，是后世沿袭的陋习。朱子说：‘当时天下大乱，圣人据实记载，其是非得失，交给后世公论，大概有言外之意。如果一定要在一个字之间寻求褒贬，恐怕不对。’可以说是善于阅读《春秋》了！可惜他没有时间著述。

说：“宋国、卫国进入郑国，存耕的说法如何？”回答说：“论述形势而不及本义，十一年。”

有人问：“鲁隐公与齐国、郑国进入许国，左氏所说的〇，为什么没有详细说明？”回答说：“孔庄奔卫，经文应当记载；郑国分割卫国的土地，经文应当记载。原本经文没有记载，所以怀疑。”

春秋或问卷一

<经部,春秋类,程氏春秋或问》>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二 元 程端学 撰

桓公

元年

有人问：“郑伯用璧玉交换许田，左氏、谷梁两易的说法，已经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