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或问卷十 元 程端学 撰
义乎？
二年
或问曰：「公如晋，至河，乃复。」先儒谓：「意如上不请于天子，下不请于方伯，而立定公，故晋怒而公徃朝晋，辞公而复。」故明年因防而请盟于臯鼬，然乎？曰：「黄氏曰：『恐待晋之过厚也。』不独晋无此意，当时亦未尝有此说也。」
译合乎道义吗？
鲁定公二年，有人问道：“鲁定公前往晋国，到达黄河边，就返回了。”以前的儒者说：“季孙意如对上不向周天子请示，对下不向方伯请示，就立了鲁定公，所以晋国发怒，鲁定公去晋国朝见，晋国拒绝接见并让他返回。”因此第二年借在防地会盟的机会，在臯鼬请求结盟，是这样吗？回答说：“黄氏说：‘这是担心等待晋国的态度过于优厚。’不仅晋国没有这种意图，当时也没有这种说法。”
四年
或问曰：「公防刘子诸侯于召陵，侵楚。先儒谓传书『伐』而经书『侵』，一以为罪楚，一以为陋之，何也？」曰：「此因传疑经，与一字褒贬之弊也。左氏此传错乱，不可攷。叶氏辨之矣。何以信传而疑经哉？『春秋』『伐』曰『伐』，『侵』曰『侵』，録实事而义自见者也。使本书『伐』而孔子改曰『侵』，以罪楚，以陋诸侯，则《春秋》非实録矣。」
曰：“公及诸侯盟于臯鼬。”先儒谓书“公及”为鲁志者，何也？曰：“此谷梁之说也。”予既言之矣。曰：“石氏谓书诸侯盟防天子之大夫，何也？”曰：“此褒贬之说也。”陆氏谓刘子不与者得之，若恶防天子之大夫，固当书刘子以见义，苟削刘子之名人，岂知其可恶哉！
曰：「▯伯卒于会，石氏谓齐桓伐楚，许男卒于师，书之如在国，以齐桓安之也。晋定伐楚，为臯鼬之盟，▯伯卒于防，为晋侯之德衰，然乎？」曰：「不然也。卒于师则书师，卒于防则书防，皆纪实事耳。石氏之云，其诸一字褒贬、抑扬与夺之说与？」
曰：刘卷卒，先儒谓惜贤者，闵周室，然乎？曰：不然也。以王臣而外交诸侯，岂其得义而反贤之乎？周室固所闵也，然不在刘卷卒。见义使见义于刘卷卒，则《春秋》书其葬，又何所取义乎？曰：任氏谓书卒葬者，卒于未至而诸侯有助之归其丧者，何也？曰：侵楚在三月，盟在五月。当盟之时，刘子不与，而其▯又在七月，公至之后，不可言卒于未至也。设使诸侯归其丧而书其卒葬，孔子亦助其丧而书其卒葬乎？
曰：晋衞伐鲜虞。苏氏谓昭十二年，楚灭陈、蔡，晋不救而伐鲜虞，称晋以夷之。今晋既不为蔡伐楚，楚人围蔡，亦弗之救，而于其伐鲜虞也，称晋士鞅、衞孔圉者，晋虽有乘诸侯之罪，而蔡无灭国之祸，轻重之异也，然乎？曰：不然也。此正一字褒贬之弊也。盖史有详略耳。
曰：葬刘文公、孙氏、髙氏诸儒，谓王子虎不书葬，此葬者，见其私諡且僭也，然乎？曰：不然也。王子虎不书葬，鲁不防其▯也；刘卷书葬，鲁会其▯耳，非以私諡书也。当时外诸侯有私谥刘卷者，天子大夫其諡必由天子矣，未必私谥也。且天子三公称公，故蔡公亦称公，今刘卷称公，亦未见其僭也。
曰：蔡侯以呉子及楚人战。邦衡谓凡不用我师而用彼师曰以。又谓左氏所序是楚自战而不言蔡。经下文曰呉入郢亦不书蔡。明蔡不交锋，吴自与楚战，蔡侯之意也。故不曰用而书以者，其意也。然乎？曰：不然也。以即用也。非书用则实，而书以则意也。岂有蔡侯欲报楚怨，而但以吴师不用已师之理哉？左氏不言蔡者，举大者尔。大凡论天下之事，以理为主，然后考其事迹可也。苟考其事迹而不顾理，有所不安，则无徃而不可妄言矣。今考之经文，则曰蔡侯、吴子而俱不言师者，君行师从，师不待言也。如邦衡言，则吴不称师，其可曰不用师乎？蔡不用师，吴不用师，则是无战也，而曰与楚战于柏举，何哉？故善读《春秋》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义，得其义则得其理矣。且经书「以某伐某」者多矣，如桓十四年，宋人以齐人、蔡人、衞人、陈人伐郑，经皆书曰「人」矣，断不可曰宋不以师而独以四国之师。僖二十六年，以楚师伐齐，断不可曰鲁不以师而独以楚师也。通乎彼，则邦衡之说不待辨而自破矣。曰：刘氏又谓吴称子为进之，成伯讨人，囊瓦为见一贬，何也？曰：刘氏既不暇辨《公谷》之非，而复滞于褒贬之说，故有此论也。曰：囊瓦称人，苏氏谓贱之；任氏谓陵中国以逞不义；康侯谓囊瓦贪以败国，又不能死，故「人」之者何也？曰：此皆一字褒贬，不足辨也。
五年
或问曰：「归粟于蔡，东莱谓先王之泽犹有存焉者，任氏谓不用告饥乞籴而归之，见公恤人之患，师氏亦谓得恤邻国之道，何也？」曰：「此左氏、谷梁之意，而衡其辞者也。吾既辨之矣。」
曰：“于越入吴。”杜氏谓“于”发声也。髙氏亦谓“于越”与《汉书》“于粤”同义。盖
译鲁僖公四年
有人问道：“鲁僖公在召陵与刘子及诸侯会合，进犯楚国。以前的儒者说，《左传》记载为‘伐’，而《春秋》经文记载为‘侵’，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为了谴责楚国，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为了贬低诸侯，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因为对《左传》的记载产生怀疑而信任《春秋》经文，以及‘一字褒贬’这种弊病造成的。《左传》在这段记载上错乱，无法考证。叶氏已经辨析过了。为什么要相信《左传》而怀疑《春秋》经文呢？《春秋》中‘伐’就写‘伐’，‘侵’就写‘侵’，记录事实，其中的义理自然显现。假如史书原本写的是‘伐’，而孔子改写成‘侵’，以此来谴责楚国，贬低诸侯，那么《春秋》就不是实录了。”
有人问：“‘鲁僖公和诸侯在臯鼬结盟。’以前的儒者说，记载‘公及’是鲁国的史官所记，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谷梁传》的说法。”我已经说过了。有人问：“石氏说，记载诸侯与防地的天子大夫结盟，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褒贬的说法。”陆氏认为刘子没有参与结盟，这个说法是对的。如果厌恶防地的天子大夫，本来应当记载刘子来体现义理，如果删去刘子的名字，怎么知道他是可厌恶的呢！
有人问：“〇伯死在会盟期间，石氏说齐桓公伐楚，许男死在军中，记载他如同死在国内，是为了显示齐桓公安抚他。晋定公伐楚，举行臯鼬之盟，〇伯死在防地，是因为晋侯的德行衰败，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死在军中就记载军中，死在防地就记载防地，都是记录事实罢了。石氏所说的，大概是‘一字褒贬’、‘抑扬与夺’的说法吧？”
有人问：刘卷死了，以前的儒者说这是惋惜贤人，哀悯周王室，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身为天子的臣子却与诸侯进行外交，难道这符合义理反而称他为贤吗？周王室固然值得哀悯，但这并不体现在刘卷的死上。如果要在刘卷的死上体现义理，那么《春秋》记载他的葬礼，又取什么义理呢？有人问：任氏说，记载死和葬礼，是因为死在未到之时，而诸侯有帮助他运回灵柩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进犯楚国在三月，结盟在五月。结盟的时候，刘子没有参与，而他的〇又在七月，鲁僖公到达之后，不能说死在未到之时。假使诸侯运回他的灵柩而记载他的死和葬礼，孔子也会帮助运回灵柩而记载他的死和葬礼吗？
有人问：晋国、卫国攻打鲜虞。苏氏说，昭公十二年，楚国灭掉陈、蔡，晋国不救援反而攻打鲜虞，称晋国是为了夷狄化它。现在晋国既然不为了蔡国攻打楚国，楚国人包围蔡国，也不救援，而在攻打鲜虞时，称晋国的士鞅、卫国的孔圉，是因为晋国虽然有乘诸侯之危的罪过，而蔡国没有灭国的祸患，这是轻重不同的缘故，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这正是‘一字褒贬’的弊病。大概史书有详略罢了。
有人问：安葬刘文公，孙氏、髙氏等儒者说，王子虎不记载葬礼，这葬礼，是显示他私定谥号而且僭越，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王子虎不记载葬礼，是因为鲁国没有参加他的〇；刘卷记载葬礼，是因为鲁国参加了他的〇，并不是因为私定谥号而记载。当时外诸侯有私定刘卷谥号的，天子大夫的谥号必定由天子决定，未必是私定谥号。况且天子的三公称公，所以蔡公也称公，现在刘卷称公，也没有看到他僭越。
有人问：蔡侯带着吴子与楚国人作战。邦衡说，凡是不用我的军队而用别人的军队叫‘以’。又说《左传》所叙述的是楚国自己作战而不说蔡国。经文下文说吴国进入郢都也不记载蔡国。明显蔡国没有交锋，吴国自己与楚国作战，是蔡侯的意思。所以不说‘用’而写‘以’，是蔡侯的意思。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以’就是‘用’的意思。并不是写‘用’就是事实，而写‘以’就是意思。哪有蔡侯想要报复楚国的怨恨，却只用吴国的军队而不用自己的军队的道理呢？《左传》不说蔡国，是举其大者罢了。大凡议论天下的事，以理为主，然后考察其事迹是可以的。如果只考察事迹而不顾理，有所不安，那么就没有地方不可以妄言了。现在考察经文，就说蔡侯、吴子而都不说军队，是因为君主出行军队跟随，军队不必多说。如果像邦衡所说，那么吴国不称军队，难道可以说不用军队吗？蔡国不用军队，吴国不用军队，那就是没有作战，却说与楚国在柏举作战，为什么呢？所以善于读《春秋》的人，不因文句而损害辞意，不因辞意而损害义理，得其义理就得其道理了。况且经文中记载‘以某伐某’的很多，如桓公十四年，宋国人带着齐人、蔡人、卫人、陈人攻打郑国，经文都记载为‘人’了，断然不能说宋国不用军队而只用四国的军队。僖公二十六年，带着楚国的军队攻打齐国，断然不能说鲁国不用军队而只用楚国的军队。通晓那些，那么邦衡的说法不待辨析就自己破灭了。有人问：刘氏又说吴国称子是为了提升他，成伯讨伐人，囊瓦是为了见一贬，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刘氏既然没有闲暇辨析《公羊传》《谷梁传》的错误，又拘泥于褒贬的说法，所以有这样的议论。有人问：囊瓦称人，苏氏说这是轻视他；任氏说这是凌辱中原以逞不义；康侯说囊瓦贪婪导致国家败坏，又不能死节，所以称‘人’，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都是‘一字褒贬’，不值得辨析。
鲁僖公五年
有人问道：“把粮食送给蔡国，东莱说先王的恩泽还有存在的，任氏说不是通过告饥乞籴而送给的，显示公体恤他人的忧患，师氏也说得到了体恤邻国的道理，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左传》、《谷梁传》的意思，而衡量其辞意的人。我已经辨析过了。”
“于越入侵吴国。”杜氏说“于”是发语词。髙氏也说“于越”与《汉书》“于粤”同义。大概
“于于”、“越”、“粤”皆发语辞。经书“于余”、“丘亦”即其自称。书之然乎？曰：“不然也。”若为发语之辞，经于昭五年“越人与楚子伐吴”，八年“楚放公子招于越”，三十二年“吴伐越”，何以不从发语辞书“于越”，而独于此及定十四年“于越败吴”，十三年“于越入吴”而书“于越”乎？盖不通之论也。曰：“任氏谓‘于’者惊叹之辞，事善则惊叹以羙之，若‘于铄王师’、‘于皇武王’是也。事有不善则惊叹以惜之，若‘于乎小子’、‘于越入吴’之类是也。”然乎？曰：“尤不然也。”在《诗》固有惊叹之辞，在《春秋》无此书法也。《春秋》者，直书其事以见义者也，不应于国名之上而加此惊叹之辞。师氏已尝辨此说矣。其言曰：“以越之入吴为可惊叹，则吴之入楚何以不言‘于吴入楚’乎？且经书楚或谓之荆，或谓之楚，既有异称，何独于越而疑之？”师氏得之矣。
译“于于”、“越”、“粤”都是发语词。经书中“于余”、“丘亦”就是这种自称。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如果是发语词，那么《春秋》昭公五年记载“越人与楚子伐吴”，昭公八年记载“楚放公子招于越”，昭公三十二年记载“吴伐越”，为什么没有按照发语词写成“于越”，却唯独在这里以及定公十四年记载“于越败吴”，定公十三年记载“于越入吴”时写成“于越”呢？这大概是不通晓的言论。有人说：“任氏认为‘于’是惊叹之词，事情好就惊叹以赞美它，像‘于铄王师’、‘于皇武王’就是这样；事情不好就惊叹以惋惜它，像‘于乎小子’、‘于越入吴’之类就是这样。”是这样吗？回答说：“尤其不是这样。”在《诗经》中确实有惊叹之词，但在《春秋》中没有这种笔法。《春秋》是直接记载事情来体现义理的，不应该在国家名称上面加上这种惊叹之词。师氏已经曾经辨析过这种说法了。他的话说：“如果把越国进入吴国看作值得惊叹，那么吴国进入楚国为什么不说‘于吴入楚’呢？况且经书称楚国有时叫荆，有时叫楚，既然有不同的称呼，为什么唯独对越国产生怀疑呢？”师氏说得对。
八年
或问曰：「公侵齐，张氏谓阳虎用事，无军政，用兵无法，故以侵书之，然乎？」曰：「不然也。」侵，曰侵伐，曰伐，随事命辞，岂以用兵无法而改伐为侵乎？使实侵者，何以命辞乎？使侵而有法，可改书曰伐乎？是皆抑扬予夺之弊，学《春秋》者所当痛埽也。
曰：「齐国夏伐我西鄙。」许氏谓：「宣以后用兵，则侵多而伐少；被兵，则伐多而侵少。知鲁中世之衰然乎？」曰：「鲁自三家得政，其衰显矣。不俟伐少侵多而见也。」然其言亦无甚害理，特以无益于经而不取云尔。
曰：公防晋师于瓦石氏。谓晋士鞅、荀寅次于衞地，缓于救患，故不书大夫而书其师，明其失用师之道，然乎？曰：不然也。此事之义系于公防晋师，而不系于大夫名氏，故不书大夫名尔。使缓于救患，故当书大夫名氏以见其罪焉。用没其名氏，见缓于救患之义乎？且晋师救我，左氏之说固于经无是也。以书法与地势考之，未见晋师之救我也。况欲于传外生意，以去名氏见缓救患乎？无是理也。曰：先儒又谓《春秋》大法，虽师次于君，而与大夫敌。至用大众，则君与大夫皆以师为重者，何也？曰：此亦未得义系公防晋师之意，而有师重之说。夫人君之心，虽重师也，然君行师从，凡书君则师在其中矣。未有书师而君在其中者也。今此事之义，在于公不当防晋师尔。师之轻重，不在此见义也。且夫人姜氏如齐，师亦不言君与大夫名氏，亦可云以师为重乎？
曰：「从祀先公，杜氏诸儒谓先公者，闵公、僖公也。将正二公之位次，所顺非一，亲尽故通言先公焉。子独不然，亦有说乎？」曰：「杜氏诸儒谓先公闵公者，指文公时跻僖公而防闵公，今复防僖公而升闵公也。夫跻僖公，经既明言僖公矣，使今防僖公而升闵公，独不可曰从祀闵公乎？且立炀宫、立武宫，亦名言之，何独于此言先公，以啓后世纷纷之争乎？况止言从祀而不言升，又不言复，尤其不明者也。经虽简严，必不如是之晦一，不然也。且诸侯五庙，太祖之外，两昭两穆，闵、僖居文、宣、成、襄、昭之上，亲尽已祧，不应于此复升防之，二不然也。盖杜氏诸儒因左氏之意尔。左氏谓阳虎欲去三桓，顺祀先公而祈焉，故杜氏诸儒有复防僖公之语。今刘氏、冯氏既辟左氏之妄矣，不应于此复取杜氏诸儒之说也。」
十年
或问曰：「公至自夹谷，任氏、师氏诸儒谓不至以防，而至以地，为孔子之防，异乎常防？以礼义胜而地名不可没者然乎？」曰：「不然也。」桓二年，公至自唐，盟戎也；文十七年，公至自谷，盟弑贼也；定八年，公至自瓦，防晋师也。未见其以礼义胜也，何为皆至以地乎？
曰：齐人来归郓讙、▯隂田，孙氏、邦衡诸儒谓“言来归者，明非鲁地，然乎”？曰：“不然也。来归二字，是鲁地、非鲁地皆可通称者也，非以非鲁地而称来归也。”曰：“然则先儒谓来归为齐人心服而归之者然乎？”曰：“亦不然也。来者，来鲁而已，心服不服不可知也。”曰：“师氏谓宣十年齐人归我济西田，不言来，见齐有惜之之意；言归又言我，见鲁有却之之心。此无系之之心，故不言我，然乎？”曰：“亦不然也。宣公以济西田赂齐，其后事齐甚谨，而齐亦自归之，吾未见其惜之也。且言“我”者，鲁史之常称，内辞也。鲁固欲之，而不可以“我”字见义也。其有系、无系，亦岂可以“我”字见义哉？此皆就一字生义之弊。
十二年
或问曰：「堕郈，堕费，公围成。」左氏、公羊子既引先儒之说以辨之矣，抑犹有说乎？曰：「据经而论，郈与费三家自堕也，成也者，公自围也，非堕也。先儒谓『堕三都』者，信左氏之过也。使果堕成，经当书曰『公堕成』，不当书曰『公围成』。至其书至，亦当书曰『公至自堕成』，不当书曰『公至自围成』也。学者不求之经而求之传，《春秋》所以不明也。」
十三年
或问曰：「晋赵鞅归于晋，孙氏、任氏、黎氏、石氏诸儒，虽为说不同
译鲁定公八年
有人问：“鲁定公侵犯齐国，张氏认为这是因为阳虎掌权，军队没有纪律，用兵没有章法，所以史书用‘侵’字来记载，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侵’，叫做侵伐，叫做伐，是根据具体事情来选用辞句的，难道因为用兵没有章法就把‘伐’改成‘侵’吗？如果确实是侵，又该用什么辞句呢？如果侵而有章法，难道可以改写成‘伐’吗？这些都是为了褒贬而随意增减的弊端，是学习《春秋》的人应当彻底清除的。
有人说：“齐国夏伐我西鄙。”许氏认为：“宣公以后用兵，那么‘侵’多而‘伐’少；遭受兵祸，那么‘伐’多而‘侵’少。由此可知鲁国中世的衰败了吗？”回答说：“鲁国自从三家掌握政权，其衰败已经很明显了，不必等到‘伐’少‘侵’多才能看出来。”然而他的话也没有严重违背事理，只是对理解经文没有益处，所以不采纳罢了。
有人说：“鲁定公在瓦石氏防备晋军。认为晋国的士鞅、荀寅驻扎在卫国境内，救援迟缓，所以不记载大夫的名字而记载他们的军队，以表明他们失去了用兵的道理，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这件事的意义在于鲁定公防备晋军，而不在于大夫的名字，所以不记载大夫的名字罢了。如果是因为救援迟缓，就应当记载大夫的名字以显示他们的罪过。用隐去名字的方式，能看出救援迟缓的意义吗？况且晋军来救援我们，左氏的说法本来在经文中就没有依据。根据书法和地势来考察，没有看到晋军来救援我们。何况想要在传文之外另生意义，用隐去名字来表示救援迟缓吗？没有这样的道理。有人说：“先儒又认为《春秋》的大法，虽然军队次于君主，但与大夫地位相当。等到动用大众，那么君主和大夫都以军队为重，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也未能理解意义在于鲁定公防备晋军的意思，而有军队为重的说法。人君的心，虽然重视军队，然而君主出行军队跟随，凡是记载君主，军队就在其中了。没有记载军队而君主在其中的情况。现在这件事的意义，在于鲁定公不应当防备晋军罢了。军队的轻重，不在此处体现意义。况且夫人姜氏到齐国，军队也不说君主和大夫的名字，也可以说以军队为重吗？”
有人说：“从祀先公，杜氏等儒者认为先公是指闵公、僖公。将要端正两位公的位次，所顺应的不止一方面，亲属关系已尽所以通称先公。您独自不这样认为，也有说法吗？”回答说：“杜氏等儒者认为先公是闵公，是指文公时提升僖公而防备闵公，现在又防备僖公而提升闵公。提升僖公，经文已经明确说了僖公，如果现在防备僖公而提升闵公，难道不可以说从祀闵公吗？况且建立炀宫、建立武宫，也都明确说了名字，为什么唯独在这里说先公，从而开启后世纷纷的争论呢？何况只说从祀而不说提升，又不说恢复，尤其不明确。经文虽然简练严谨，必定不会如此晦涩，这是第一点不对。况且诸侯五庙，太祖之外，两昭两穆，闵公、僖公位于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之上，亲属关系已尽已经祧迁，不应当在这里又提升防备，这是第二点不对。大概杜氏等儒者是因为左氏的意思罢了。左氏认为阳虎想要除去三桓，顺祀先公而祈祷，所以杜氏等儒者有恢复防备僖公的话。现在刘氏、冯氏已经驳斥左氏的妄说了，不应当在这里又采纳杜氏等儒者的说法。”
鲁定公十年
有人问：“鲁定公从夹谷回来，任氏、师氏等儒者认为不到以防，而到以地，是因为孔子的防备，不同于平常的防备？因为以礼义取胜而地名不可埋没，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桓公二年，鲁桓公从唐回来，是与戎人结盟；文公十七年，鲁文公从谷回来，是与弑君贼人结盟；定公八年，鲁定公从瓦回来，是防备晋军。没有看到以礼义取胜的情况，为什么都到以地呢？
有人说：“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孙氏、邦衡等儒者认为‘说来归，表明不是鲁地，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来归’两个字，是鲁地、非鲁地都可以通称的，不是因为不是鲁地而称来归。”有人说：“那么先儒认为来归是齐人心服而归还的，是这样吗？”回答说：“也不是这样。来，是来到鲁国罢了，心服不服不可知。”有人说：“师氏认为宣公十年齐人归还我济西田，不说来，可见齐国有吝惜的意思；说归又说我，可见鲁国有推辞的心。这里没有吝惜的心，所以不说我，是这样吗？”回答说：“也不是这样。宣公用济西田贿赂齐国，其后事奉齐国非常谨慎，而齐国也自己归还了，我没有看到吝惜的意思。况且说‘我’，是鲁史的常称，是内辞。鲁国本来想要它，而不可以用‘我’字来体现意义。其有吝惜、无吝惜，又岂可以用‘我’字来体现意义呢？这都是就一个字生发意义的弊端。
鲁定公十二年
有人问：“堕郈，堕费，公围成。”左氏、公羊子已经引用先儒的说法来辨析了，还有说法吗？回答说：“根据经文来论，郈与费是三家自己堕毁的，成是鲁定公自己围困的，不是堕毁。先儒认为‘堕三都’，是相信左氏的过错。如果果然堕毁成，经文应当写‘公堕成’，不应当写‘公围成’。至于记载至，也应当写‘公至自堕成’，不应当写‘公至自围成’。学者不向经文寻求而向传文寻求，《春秋》所以不明朗。”
鲁定公十三年
有人问：“晋赵鞅回到晋国，孙氏、任氏、黎氏、石氏等儒者，虽然说法不同
，大意皆谓叛者恶辞，归者善辞，为春秋原情而赦罪，然乎？」曰：「为此说者，不惟昧夫春秋大义，抑亦暗于人情事势矣。夫赵鞅，晋之强臣也。其始也，据邑以叛，晋君畏之，故许其归国。晋国衰乱，不待言而见矣。夫人臣而叛其君，又复国自如，而以归为善辞，原情而赦罪，岂不悖哉！」
译大意都说是叛变者用恶言，归顺者用善言，为《春秋》推究本意而赦免罪过，是这样吗？」回答说：「持这种说法的人，不仅对《春秋》的大义不明，而且对人情事势也不了解。赵鞅是晋国的强臣。起初，他凭借封邑叛乱，晋君畏惧他，所以允许他回国。晋国的衰败混乱，不用多说就能看出来。身为臣子却背叛君主，又能自由地返回国都，却把归顺说成是善言，推究本意而赦免罪过，难道不荒谬吗！」
十四年
【以下阙文】
【以上原阙十七行】道也，曷若？
弗为之为得乎？盖齐大国也，尝伯诸侯。今衞又倚齐以围戚，自然齐序衞上，何足为义哉？曰：任氏、师氏、苏氏、石氏、季氏诸儒，皆谓不系戚于衞，为《春秋》与蒯聩之有戚不与子之围父，退曼姑于齐下，为不与曼姑助其子以围父，何也？曰：此谷梁之意也。愚既辨之矣。夫《春秋》惟其不与子之围父，故直书其事以见义，岂在去一衞字、升一齐字，使人揣测而后能知哉？
四年
或问曰：「盗杀蔡侯申，先儒引《左氏传》谓《春秋》变文书『盗』，以警有国之君，然乎？」曰：「此非知道者之言也。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使蔡侯有恶，且无可弑之理，况蔡侯将如吴，诸大夫直恐其又迁耳，非大恶也，而可弑之乎？且公孙翩同姓大夫也，而弑其君父矣。孔子于是匿其名，变其文而书『盗』，又变其文而不书其君，则是凡为君者有其过，圣人皆许其弑也，尚可以训乎？」故曰：「非有道者之言也。」曰：「孙氏谓『盗』者防贱之称，不言『弑』者，贱『盗』也，何也？」曰：「襄二十九年，阍弑呉子余祭，阍贱矣，而亦言『弑』者，盖举国之人皆臣子也，而以为贱不言『弑』，得无害于义乎？」
五年
或问曰：「齐侯卒，先儒为说多矣，子皆不取，何也？」曰：「先儒为说虽多，莫非论齐景之不能伯，而非《春秋》所以书卒之本义，故不得而取也。」
六年
或问曰：「齐阳生入于齐，齐陈乞弑其君荼。先儒谓阳生不称公子者，以景公命荼已，则篡；荼诛，不子也。又谓系之齐为正其本，则事理然乎？」曰：「不然也。阳生不称公子，与齐小白同；其称齐，亦与齐小白同。通乎彼，则通乎此矣，不烦多为说也。且阳生不子，固当书公子以见义，何为反去其公子哉？使阳生不系之齐，则不知其为何国之人；况陈乞弑逆之贼，而亦系之齐，则不以系国为义也，亦明矣。」
七年
或问曰：「公入邾，以邾子益来。苏氏诸儒谓不言灭者，以明年吴伐鲁，鲁复邾子，故不言灭，然乎？」曰：「不然也。楚灭陈，灭蔡，其后陈、蔡皆复国，何以不书「入陈」「入蔡」乎？盖入人之国，其罪大矣；而灭人之国，其罪尤大。圣人不应改灭为入，以掩鲁之罪也。盖是时鲁虽入邾之国，而犹不灭其社稷者，畏吴之见伐也；非已灭其国，至吴见伐而始复之也。」
八年
或问曰：「宋公入曹，以曹伯归。苏氏诸儒谓此灭曹也。其不言灭者，以曹伯好田弋，背晋奸宋，而自灭，故书『入』为春秋轻重之权衡，然乎？」曰：「不然也。此信左氏、公羊之▯也。宋入曹而已，未尝灭曹也。公羊之说，不待辨而易见。左氏之说，必待辨而始明。考之左氏，曹伯不过用公孙疆好田弋而已，未闻大恶也。而圣人遽许宋之灭曹，而改灭为入，岂理也哉？」
曰：吴伐我，刘氏谓不言鄙，受之也。犹曰吴过矣，然乎？曰：不然也。吴伐我，不言鄙，孙氏、师氏、苏氏、石氏所谓兵加于都城是已。圣人未尝改鲁史之实也。曰：先儒又谓不书曰鄙，及与呉盟者讳之，何也？曰：亦非也。吴伐我，且不讳，独讳其名乎？凡书鄙，伐之浅者也；书伐我，伐之深者也。伐之深者且书之，伐之浅者反讳之，必无是理也。设使讳之，并呉伐我不书可也。书吴伐我，而仅讳书鄙，其能免夫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之讥乎？
曰：归邾子益于邾。张氏谓：“凡取邑，少有复归之者。今鲁不遂其恶而归之，故以顺辞言之，然乎？”曰：“不然也。经书‘吴伐我’，又书‘齐人取讙及阐’，又书‘归邾子益于邾’，则是惧齐与吴，不得已而归之也。安得以归为顺辞哉！”
曰：齐人归讙及阐，先儒谓“取”者异辞，“归”者顺辞，见迁善之优，改过之大。《春秋》不讳入邾，以邾益来者，以明归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恶而美之也。然乎？曰：不然也。吴伐鲁，齐取鲁邑，畏吴惧齐而归邾。子自取媿辱，其义昭然，
译十四年
【以下缺文】
【以上原缺十七行】道义何在呢？
不做而成就，算是得道吗？齐国是大国，曾经称霸诸侯。现在卫国又依靠齐国围攻戚地，自然齐国将卫国排在上面，这哪里值得称颂为义呢？说：任氏、师氏、苏氏、石氏、季氏等儒者，都认为《春秋》不把戚地系于卫国，是赞同蒯聩拥有戚地，不赞同儿子围攻父亲；把曼姑退居齐国之下，是不赞同曼姑帮助儿子围攻父亲，为什么呢？说：这是《谷梁传》的意思。我已经辨析过了。《春秋》只是不赞同儿子围攻父亲，所以直接记载这件事来体现大义，哪里在于去掉一个“卫”字、提升一个“齐”字，让人猜测之后才能明白呢？
四年
有人问：“‘盗杀蔡侯申’，先儒引用《左传》说《春秋》改变文字记载为‘盗’，用来警示拥有国家的君主，是这样吗？”回答说：“这不是懂道义的人说的话。君主虽然不像君主，臣子不可以不像臣子。假使蔡侯有恶行，尚且没有可以被弑杀的道理，何况蔡侯将要到吴国去，众大夫只是担心他再次迁徙罢了，并非有大恶，难道可以被弑杀吗？况且公孙翩是同姓大夫，却弑杀了他的君父。孔子在这里隐藏他的名字，改变文字记载为‘盗’，又改变文字不记载他的君主，那么凡是做君主的有过错，圣人都允许弑杀他，这还可以作为训诫吗？”所以说：“这不是有道义的人说的话。”问：“孙氏说‘盗’是防备卑贱者的称呼，不说‘弑’，是因为卑贱的‘盗’，为什么呢？”回答说：“襄公二十九年，守门人弑杀吴子余祭，守门人卑贱，却也记载为‘弑’，大概是因为全国的人都是臣子，如果认为卑贱就不说‘弑’，难道不会损害大义吗？”
五年
有人问：“齐侯去世，先儒的说法很多，您都不采纳，为什么呢？”回答说：“先儒的说法虽然多，没有不是论述齐景公不能称霸的，而不是《春秋》记载‘卒’的本义，所以不能采纳。”
六年
有人问：“齐阳生进入齐国，齐陈乞弑杀了他的君主荼。先儒说阳生不称公子，是因为景公已经立荼为君，那么阳生就是篡位；荼被诛杀，阳生就不是儿子了。又说把阳生系于齐国是为了端正他的根本，那么事理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阳生不称公子，与齐小白相同；他称齐，也与齐小白相同。通晓了那个，就通晓这个了，不必多作解说。况且阳生不是儿子，本来应当记载公子来体现大义，为什么反而去掉他的公子称号呢？假使阳生不系于齐国，就不知道他是哪国人；何况陈乞是弑逆的贼臣，却也系于齐国，那么就不以系于国为义，这也明显了。”
七年
有人问：“公进入邾国，带着邾子益回来。苏氏等儒者说不记载‘灭’，是因为第二年吴国攻打鲁国，鲁国又送还邾子，所以不记载‘灭’，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楚国灭陈，灭蔡，后来陈、蔡都复国，为什么没有记载‘入陈’‘入蔡’呢？大概进入别人的国家，罪过已经很大了；而灭掉别人的国家，罪过尤其大。圣人不应把‘灭’改为‘入’，来掩盖鲁国的罪过。大概当时鲁国虽然进入了邾国，但还没有灭掉它的社稷，是畏惧吴国的讨伐；并不是已经灭了它的国家，等到吴国讨伐时才送还它。”
八年
有人问：“宋公进入曹国，带着曹伯回来。苏氏等儒者说这是灭曹。不记载‘灭’，是因为曹伯喜好打猎射鸟，背叛晋国、侵犯宋国，而自取灭亡，所以记载‘入’作为《春秋》轻重权衡的标准，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这确实相信了《左传》、《公羊传》的错误。宋国进入曹国而已，未曾灭曹。《公羊传》的说法，不必辨析就显而易见。《左传》的说法，必须辨析才明白。考察《左传》，曹伯不过是任用公孙疆喜好打猎射鸟而已，没听说有大恶。而圣人就允许宋国灭曹，把‘灭’改为‘入’，难道合乎情理吗？”
问：吴国攻打我们，刘氏说不记载‘鄙’，是接受了吴国的讨伐。还说吴国过分了，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吴国攻打我们，不记载‘鄙’，孙氏、师氏、苏氏、石氏所说的兵加于都城就是如此。圣人未曾改变鲁国史书的实录。问：先儒又说，不记载‘鄙’，以及和吴国结盟，是避讳，为什么呢？回答说：也不是。吴国攻打我们，尚且不避讳，唯独避讳它的名字吗？凡是记载‘鄙’，是讨伐程度浅的；记载‘伐我’，是讨伐程度深的。讨伐程度深的尚且记载，讨伐程度浅的反而避讳，一定没有这样的道理。假使避讳，连吴国攻打我们也不记载就可以了。记载吴国攻打我们，却仅仅避讳记载‘鄙’，难道能免除那种吃饭狼吞虎咽却问别人不用牙齿咬断食物的讥讽吗？
问：把邾子益送还邾国。张氏说：“凡是夺取城邑，很少有再送还的。现在鲁国不遂其恶而送还，所以用顺从的言辞记载，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经文记载‘吴伐我’，又记载‘齐人取讙及阐’，又记载‘归邾子益于邾’，那么是畏惧齐国和吴国，不得已才送还的。怎么能把送还当作顺从的言辞呢！”
问：齐人送还讙和阐，先儒说“取”是异辞，“归”是顺辞，显示迁善的优越，改过的重大。《春秋》不避讳进入邾国，带着邾益回来，是为了说明送还邾益给邾国能够掩盖以前的恶行而赞美它。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吴国攻打鲁国，齐国夺取鲁国城邑，畏惧吴国、惧怕齐国而送还邾国。你自己招致羞耻侮辱，其大义昭然，
恶可谓掩前恶而羙之乎？此盖泥于“取”“归”二字之弊，而昧于属辞比事之义尔。
译怎么能说是掩盖以前的过错而美化它呢？这大概是因为拘泥于“取”和“归”这两个字的弊端，而蒙蔽了对连缀文辞、类比史事这一义例的理解罢了。
十年
或问曰：「齐侯阳生卒，先儒谓齐人弑悼公，而《春秋》以卒书者，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国之君，然乎？」曰：「不然也，信传之弊也。齐侯无罪而齐臣弑之，固当实书，以见齐臣之恶。设使从而掩之，不过掩齐臣之恶尔，其能显齐君之善乎？且弑君者齐人也，非吴人也，而谓不忍夷狄之民加中国之君，尤妄也。」
曰：「呉救陈，先儒谓救在夷狄，则罪在中国。吴虽夷狄，来防于戚，则进而书人；使季札聘，则又进而书子。今曷以号举而不进？之所以深着楚罪而伤中国之衰也。然乎？」曰：「不然也。戚之防，吴人之下，书鄫人矣，不可言吴鄫人也。故书吴人，非进之也。春秋书楚人多矣，岂皆进之哉？季札聘而书吴子者，以其书使，不可不言呉子也，亦非进之也。且春秋书楚子使椒、秦伯使术，亦岂进之哉？使春秋欲着楚罪而伤中国之衰，当书吴人、吴子以见义，而反以号举吴，则是抑吴而扬楚也。就先儒一字褒贬言之，且不得通。苟有脱去褒贬凡例，据经求义者，宜其无时而不通也。」
十一年
或问曰：「齐国书帅师伐我。」先儒谓《春秋》特曰「我」者，欲省致师之由而躬自厚也。然乎？曰：「不然也。」凡曰伐、鄙伐、我，皆直书其事，以见兵加于鲁之浅深云尔。苟以书「我」为欲省致师之由而躬自厚，则「我」当训已，主一身而言，非复为内辞矣。
十二年
或问曰：「用田赋，杜氏谓丘赋之法，因其田财赋，出马一匹，牛三头。今欲别其田及家财，各为二赋，故言田赋，然乎？」曰：「如杜氏说，当兼言家赋，不当止言田赋也。田赋之说，三传不言，所以惟左氏载仲尼之言：「敛从其薄，如是则丘亦足矣。」若贪冒无厌，虽以田赋将又不足。所谓贪冒无厌者，是指财赋而言也。盖赋有兵赋，有财赋。兵赋者，丘出戎马一匹，牛三头，至四丘为甸，则出革车一乘者是也。财赋者，如《周礼》九赋之法，敛民财者是也。宣公初税畆，则益田税矣。成公作丘甲，则益兵矣。益兵则益牛马在其中矣。至于哀公，不应复益牛马，其所益者财赋耳。又与仲尼「贪冒无厌，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之言脗合，故知杜氏之不然也。曰：「君举以为田赋者，家一人以为兵；贾逵以为令一井之间出一丘之赋，何也？」曰：「如君举言，则七倍于常制；如贾逵言，则十六倍于常赋。哀公虽不仁，不应如是之酷，而当时之民亦且骇而走矣。此理之决不然者也。」
十三年
或问曰：「公防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孙氏、刘氏、任氏、师氏、苏氏、胡氏、石氏、王氏诸儒皆谓吴主此防，又为两伯之辞，然乎？曰：「不然也。」此信公羊之▯也。使吴主防，经当序吴子于晋侯之上；使防两伯，经当列序天下之诸侯。今晋侯序于吴子之上，而在防者三国而已，未见吴之主防与两伯之辞也。宋之防，晋赵武、楚屈建为主，而诸国之大夫列序于其下，是两伯之辞也。申之防，独书楚子，而列序诸侯于其下，是楚主防也。今黄池之防，公羊自为之辞。读《春秋》者，平心易气，据经求理，久当自见，不复一辨也。
十四年
或问曰：「西狩获麟，先儒谓《春秋》成而麟至，然乎？」曰：「不然也。麟固圣人之祥，圣人在位而世治，麟出，祥也。虽有圣人不得志，麟且获焉，岂祥也哉？夫圣人在位而世治，则隂阳和，四时序，鸟兽草木咸若，然后麟出焉。谓之不祥，可乎？孔子生于春秋之季，歴聘诸国，老而知其终，莫我用也。于是修《春秋》以正义明道。当是时，臣弑君子弑父，夷狄制中国，陪臣执国命，麟出无应，而至于获，此天下后世之大异也。而以为《春秋》之祥，不亦悖哉？」曰：「叶氏、张氏诸儒谓麟之见获为孔子之自任，何也？」曰：「圣人虽以道自任，然其心未尝自圣也。麟之见获，虽孔子道不行之兆，然亦天下后世一大异也。孔子安得是非二百四十二年而以一已当之乎？」曰：「夹漈又谓孔子作《春秋》，其后者也。于是
译十年
有人问：“齐侯阳生去世，以前的儒者说齐国人杀了悼公，而《春秋》用‘卒’字记载，是因为不忍心让夷狄的百姓加害于中原的君主，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这是相信传注的弊端。齐侯没有罪过而齐国的臣子杀了他，本来应当如实记载，以显示齐国臣子的罪恶。假如顺从他们而掩盖这件事，不过是掩盖齐国臣子的罪恶罢了，难道能彰显齐国君主的善行吗？况且杀君的是齐国人，不是吴国人，却说因为不忍心让夷狄的百姓加害于中原的君主，尤其荒谬。”
问：“吴国救援陈国，以前的儒者说救援在夷狄，那么罪责就在中原。吴国虽然是夷狄，来在戚地防守，就进而记载为‘人’；派季札出使，就再进而记载为‘子’。现在为什么用称号举出而不进升？这是为了深刻揭露楚国的罪责而哀伤中原的衰微。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戚地的防守，吴国人的下级，已经记载为鄫人了，不能说吴国和鄫国的人。所以记载吴国人，不是进升他们。《春秋》记载楚国人很多，难道都是进升他们吗？季札出使而记载吴子，是因为记载使者，不能不说吴子，也不是进升他们。况且《春秋》记载楚子派椒、秦伯派术，难道也是进升他们吗？如果《春秋》想要揭露楚国的罪责而哀伤中原的衰微，应当记载吴人、吴子来显示大义，反而用称号举出吴国，那就是压制吴国而赞扬楚国。就以前儒一字褒贬的说法来说，尚且不能讲通。如果有抛开褒贬凡例，根据经文探求义理的人，应该无时不通顺。”
十一年
有人问：“齐国书率领军队攻打我国。”以前的儒者说《春秋》特别说“我”，是想省略招致战争的缘由而自身多承担责任。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凡是说伐、鄙伐、我，都是直接记载其事，以显示兵祸加于鲁国的深浅罢了。如果认为记载“我”是想省略招致战争的缘由而自身多承担责任，那么“我”应当解释为“己”，指自身而言，就不再是内辞了。
十二年
有人问：“实行田赋，杜氏说丘赋的方法，根据田产财物赋税，出一匹马，三头牛。现在想要分别田产和家财，各为两种赋税，所以说田赋，是这样吗？”回答说：“按照杜氏的说法，应当兼言家赋，不应当只言田赋。田赋的说法，三传没有提及，所以只有《左传》记载孔子的话：‘征收应当从轻，这样那么丘赋也就足够了。’如果贪婪无厌，即使实行田赋也将又不够。所谓贪婪无厌，是指财赋而言的。大概赋有兵赋，有财赋。兵赋，是丘出一匹戎马，三头牛，到四丘为甸，就出一辆革车，是这样的。财赋，如《周礼》九赋的方法，征收百姓财物是这样的。宣公初税亩，就增加了田税了。成公作丘甲，就增加了兵员了。增加兵员就增加了牛马在其中。到了哀公，不应当再增加牛马，所增加的是财赋罢了。又与孔子‘贪婪无厌，即使实行田赋将又不够’的话吻合，所以知道杜氏的说法不对。”问：“君举认为田赋是，每家出一人作为兵员；贾逵认为命令一井之间出一丘的赋税，为什么呢？”回答说：“按照君举的说法，就是常制的七倍；按照贾逵的说法，就是常赋的十六倍。哀公虽然不仁，不应当如此残酷，而当时的百姓也将惊骇而逃跑了。这在情理上决不可能。”
十三年
有人问：“公在黄池防备晋侯和吴子。”孙氏、刘氏、任氏、师氏、苏氏、胡氏、石氏、王氏诸儒都说吴国主持这次会盟，又是两霸的辞令，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这是相信《公羊传》的谬误。如果吴国主持会盟，经文应当把吴子排在晋侯之上；如果会盟两霸，经文应当依次排列天下的诸侯。现在晋侯排在吴子之上，而在会盟的只有三国罢了，没有看到吴国主持会盟与两霸的辞令。宋地的会盟，晋赵武、楚屈建为主，而各国的大夫依次排列在他们之下，这是两霸的辞令。申地的会盟，只记载楚子，而依次排列诸侯在他们之下，这是楚国主持会盟。现在黄池的会盟，《公羊传》自己为其辩解。读《春秋》的人，平心静气，根据经文探求义理，久当自见，不再一一辩驳了。
十四年
有人问：“西狩获麟，以前的儒者说《春秋》完成而麒麟到来，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麒麟本来是圣人的祥瑞，圣人在位而世道太平，麒麟出现，是祥瑞。虽然有圣人不得志，麒麟且被捕获，难道是祥瑞吗？圣人在位而世道太平，那么阴阳调和，四季有序，鸟兽草木都顺从，然后麒麟出现。说不祥，可以吗？孔子生于春秋之末，历聘各国，年老而知其终，没有人任用他。于是修《春秋》以正义明道。当时，臣杀君子杀父，夷狄控制中原，陪臣执掌国政，麒麟出现没有应验，而至于被捕获，这是天下后世的大异象。而认为是《春秋》的祥瑞，不也悖谬吗？”问：“叶氏、张氏诸儒说麒麟被捕获是孔子的自任，为什么呢？”回答说：“圣人虽然以道自任，然而其心未曾自圣。麒麟被捕获，虽然是孔子道不行的征兆，然而也是天下后世一大异象。孔子怎么能是非二百四十二年而以一己当之呢？”问：“夹漈又说孔子作《春秋》，是后来的事。于是
鲁史之纪适至获麟，故于获麟之后不及他事，何也？」曰：「谓圣人无意于获麟，而纪事适至于是，亦非也。今观孔子弟子载获麟以后事，至孔子卒而止，当孔子之未卒，未可谓无他事也。」曰：「苏氏诸儒又谓《春秋》作于五伯之始，至于战国之初，何也？」曰：「隐、桓之际，五伯未兴也。哀公中年，战国未炽也。《春秋》所以始，所以终，愚于本义既言之矣。」曰：「任氏、师氏诸儒又谓西狩获麟，物受其害，及于幽潜，无所逃命，何也？」曰：「此论施之春狩可，施之获麟不可。当春而狩，害及幽潜，固也。若麟之获，则有大异存焉。圣人防意，则主乎获麟，而不暇论夫春狩也。」曰：「诸儒之说，子既有所不足矣，孙氏之论，岂不正大，而子亦不取，何也？」曰：「孙氏但主夷夏盛衰一节而言，以其犹有所未备也，故亦不得而取尔。」
译《鲁史》的记载恰好到获麟为止，所以在获麟之后没有记载其他事情，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说圣人对于获麟这件事没有特别的意图，只是记事恰好到这里，这也不对。现在看孔子的弟子记载获麟以后的事情，到孔子去世才停止，在孔子去世之前，不能说没有其他事情发生。」问：「苏氏等儒者又说《春秋》作于五霸兴起之初，直到战国初期，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鲁隐公、鲁桓公时期，五霸还没有兴起。鲁哀公中年，战国局势还没有炽烈。《春秋》为什么开始，为什么结束，我在解释本义时已经说过了。」问：「任氏、师氏等儒者又说西狩获麟，动物受到祸害，甚至波及到幽深潜藏之处，无处逃命，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种说法用在春季打猎上可以，用在获麟上不可以。在春天打猎，祸害波及到幽深潜藏之处，本来是这样。但如果是获麟，则存在重大的异常。圣人防备意外，主要关注的是获麟，而没有空闲去讨论春季打猎的事。」问：「各位儒者的说法，您已经认为有不足之处了，孙氏的论述，难道不是正大光明，您也不采纳，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孙氏只从夷夏盛衰这一方面来说，因为他还有考虑不周全的地方，所以也不能采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