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或问卷五 元 程端学 撰
説哉？夫天王防僖公▯，正以其不当防而防也，故书之耳。若防而得礼，何书之有？鲁之防、▯天王亦然，其间或以见▯之迟速，或以见诸侯不往而遣大夫，皆有为而书。若于此数之谓天王一防，鲁▯，鲁五防、▯天王而已，则圣人以为常事而不书者，莘老不得而数矣，岂不误哉？若莘老谓见鲁史取其常事与非常者槩数之，则可云尔已矣。」
译说吗？天王在防地会见僖公，正是因为他不该在防地会见却去会见了，所以史书才记载这件事。如果在防地会见符合礼制，又有什么可记载的呢？鲁国在防地会见、在〇地会见天王的情况也是如此，其中有的通过会见时间的早晚来体现，有的通过诸侯本人不去而派遣大夫前往来体现，都是有所特指才加以记载的。如果在这里仅仅统计说天王一次在防地会见，鲁国在〇地会见，鲁国五次在防地会见、在〇地会见天王罢了，那么圣人认为属于常事而不记载的，莘老就无法统计了，这难道不是错误吗？如果莘老是说参考鲁国史书，把常事和非常事都一概统计在内，那么这样说就可以了。」
二年
或问曰：「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子既辨于僖二年之不雨而有间矣。然赵氏谓「不雨告庙者，则每时书之；不告庙则通言之」，然乎？曰：「此亦谷梁「忧雨不忧雨」之意，而变其説者也。」伯循生于千载之下，其「告庙不告庙」讵能知之？就如其説，则一时一告庙也。若一月一告庙，又将月书之乎？葢不通之论也。曰：「先儒又谓『书『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葢后言不雨，则是冀雨之词，而非文公之意。不书八月雨，见文公之无意于雨，不以民事系忧乐者』，然乎？」曰：「此亦因谷梁而深求其意，广符其辞者也。」夫经书「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从而意顺，乃制言之体。若曰「自十二月至于秋七月不雨」，虽亦可通，但文义悭涩，岂若经文得自然之妙哉？况此本鲁史之辞，孔子因而不革者乎？读《春秋》者，固当句句而玩之，然求之太过，则简易明白之防失，而艰深晦昧之意生，眞近世之大病，学者可复蹈之哉！
四年
或问曰：逆妇姜于齐，孙氏诸儒谓此公逆妇姜于齐，以其成礼乎？齐故不言公，以讳之，然乎？曰：此谷梁之説，刘氏既辨之矣。曰：啖氏、赵氏、莘老、朴乡诸儒，亦谓称妇姜为已成妇，不言逆女为成礼乎？齐者何也？曰：据经止书公如晋，及晋侯盟，不见成礼乎齐事迹。且春秋称妇姜者三：宣元年，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成十四年，侨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他如僖五年，宋荡伯姬来逆妇；僖三十一年，杞伯姬来求妇，皆以妇言之。岂皆先成礼者哉？葢称妇者，有姑之辞也，非以成礼而称妇也。曰：然则先儒又谓不称夫人，不可为小君奉宗庙者何也？曰：春秋书至始称夫人，其始逆者无姑称女，有姑称妇，常法也，不可以不称夫人立论也。曰：赵氏谓有姑之辞自施于书至之例何也？曰：杞伯姬来求妇，荡伯姬来逆妇，于时已可称妇矣，何待书至然后妇为有姑之辞乎？曰：先儒又谓往逆称夫人，国不书至为禫制未终，思念娶事方逆也，而已成为妇，未至也，而如在国中者何也？曰：禫制未终而思念娶事，其【阙】已见于公子遂如齐纳币之时。大凡入国书至，各有其故，故者非常之谓也。此非常已见于逆妇姜之文矣，其至无故，故不书耳。何必以不书至立论哉？且十一公之夫人皆书至乎？抑亦有不书至者乎？此不待辨，而其义晓然者也。其曰：思念娶事方逆，已成其为妇未至，而如在国中，则是架空生义，似圣人虚加之名，以讥丧娶。如此觧经，徒使人游心荒唐之乡，而无所据守，所谓不唯无益，而又害之者也。
六年
或问曰：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叶氏谓闰月附月之余日，先王告朔而不告月，然乎？曰：不然也。此公谷之说也。刘氏既辨之矣。请即叶氏之説而申之。叶氏曰：此与不郊犹三望，仲遂卒犹绎之辞正同。愚谓不同也。犹三望者，僭礼也。郊僭矣，今不郊而犹三望，可以已而不已之辞也。绎虽非僭，然卿卒不可以绎，而犹绎，亦可以已而不已之辞也。今朝庙礼也，此可已不已之辞矣。经意若曰：闰告月礼也。文公始以闰而不告月，犹朝谒于庙。夫既朝谒于庙，而不以告月，失礼矣。今叶氏乃曰与犹三望及犹绎同，然则谓朝庙非礼可乎？谓可以已而不已乎？叶氏又曰：玉藻谓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故天子不以朝羣臣。明堂不为正堂，各于其月之堂阖其门之左扉而居之。愚谓明堂之制左右前后具四时四分为三以具十二月，闰既无定月，自然无定处。闰既非十二月之正，自然阖左扉而居其所。闰之处非谓独于闰月闭口吞声不视民事也。叶氏又曰：斗指两辰之间而无是朔，安得有月？愚谓闰月斗虽指两辰之间，而闰月晦朔日月未尝不合。日月之合既同常月，闰月之事既不可废，天子既以闰月颁之诸侯，诸侯安得不以闰月告其祖庙哉？此公谷叶氏泥于经不书朔而书月之一字而为此説，而不知其违经之逺也。曰：木讷诸儒皆谓犹朝于庙为幸其不已之
译二年
有人问道：“从十二月不降雨直到秋七月。”您既然已经辨析了僖公二年不降雨且中间有间隔的情况。然而赵氏认为“不降雨而告祭宗庙的，就每个时节都记载；不告祭宗庙的就统而言之”，是这样吗？回答说：“这也是《谷梁传》‘担忧降雨与不担忧降雨’的意思，只是改变了说法罢了。”伯循生活在千年之后，他所说的“告祭宗庙与不告祭宗庙”难道能知道吗？即便按照他的说法，那就是一个时节告祭一次宗庙。如果一个月告祭一次宗庙，难道又要每月记载吗？这大概是不通情理的说法。又问道：“先儒又说‘记载“不降雨直到秋七月”，而不说“直到秋七月不降雨”，大概是因为后说“不降雨”，是期盼降雨的言辞，而不是文公的本意。不记载八月降雨，表明文公对降雨没有在意，不因为民事而系挂忧乐’，是这样吗？”回答说：“这也是因为《谷梁传》而深入探求其意，广泛附会其言辞罢了。”经文记载“从十二月不降雨直到秋七月”，文辞顺从而意义通顺，乃是制文的体例。如果说“从十二月直到秋七月不降雨”，虽然也可以讲通，但文义拘谨涩滞，哪里比得上经文得到自然的妙处呢？况且这本来是鲁国史官的言辞，孔子沿袭而没有更改的呢？读《春秋》的人，固然应当逐句玩味，然而探求得太过分，就会失去简易明白的界限，而产生艰深晦涩的意思，这真是近世的大弊病，学者难道可以再次蹈入这种误区吗！
四年
有人问道：“从齐国迎娶妇姜，孙氏等儒者认为这是文公从齐国迎娶妇姜，因为已经成礼了吗？齐国不记载“公”，是为了避讳，是这样吗？”回答说：“这是《谷梁传》的说法，刘氏已经辨析过了。”又问道：“啖氏、赵氏、莘老、朴乡等儒者，也认为称“妇姜”是已经成妇，不称“逆女”是成礼吗？齐国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根据经文只记载公前往晋国，以及晋侯结盟，没有见到在齐国成礼的事迹。况且《春秋》称“妇姜”的有三处：宣公元年，于是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成公十四年，侨如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其他如僖公五年，宋荡伯姬来迎娶妇；僖公三十一年，杞伯姬来求娶妇，都以“妇”来称呼。难道都是先成礼的吗？大概称“妇”，是有婆婆的言辞，不是因为成礼而称“妇”。又问道：“那么先儒又说，不称夫人，不能作为小君侍奉宗庙的理由，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记载“至”才开始称夫人，其开始迎娶的，没有婆婆称“女”，有婆婆称“妇”，这是常法，不可以用不称夫人来立论。”又问道：“赵氏认为有婆婆的言辞只适用于记载“至”的体例，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杞伯姬来求娶妇，荡伯姬来迎娶妇，当时已经可以称“妇”了，何必等到记载“至”然后称“妇”才是有婆婆的言辞呢？”又问道：“先儒又说，前往迎娶称夫人，国中没有记载“至”，是因为禫制未终，思念娶事才迎娶，而已经成妇，未至，却像是在国中，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禫制未终而思念娶事，其【阙】已经在公子遂前往齐国纳币之时显现了。大凡入国记载“至”，各有其原因，原因是指非常之事。这非常之事已经在迎娶妇姜的文辞中显现了，其“至”没有原因，所以不记载罢了。何必用不记载“至”来立论呢？况且十一公的夫人都记载“至”吗？还是有不记载“至”的呢？这不必辨析，其意义就显而易见了。其说：思念娶事才迎娶，已经成妇未至，却像是在国中，这是凭空生义，似乎是圣人虚加的名号，用来讥讽丧期娶妻。这样解释经文，只是让人心神游荡于荒唐之地，而没有依据，所谓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六年
有人问道：“闰月不告月，仍然朝拜于宗庙。叶氏认为闰月是附在月份之余日，先王告朔而不告月，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这是《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刘氏已经辨析过了。请就叶氏的说法加以申述。叶氏说：这与“不郊而犹三望”、“仲遂卒而犹绎”的言辞正相同。我认为不同。“犹三望”是僭越礼制。郊祀已经僭越了，现在不郊祀而仍然三望，是可以停止而不停止的言辞。“绎”虽然不是僭越，但卿卒不可以绎，而仍然绎，也是可以停止而不停止的言辞。现在朝庙是礼制，这却是可以停止而不停止的言辞了。经文的意思似乎是说：闰月告月是礼制。文公开始因为闰月而不告月，仍然朝谒于宗庙。既然朝谒于宗庙，而不告月，就是失礼了。现在叶氏却说与“犹三望”及“犹绎”相同，那么是说朝庙非礼吗？说是可以停止而不停止吗？叶氏又说：《玉藻》说闰月就关闭左门扉立于其中，所以天子不以此朝见群臣。明堂不作为正堂，各自在其月份的堂中关闭其门之左扉而居住。我认为明堂的体制左右前后具备四时四分为三以具备十二月，闰月既然没有固定的月份，自然没有固定的处所。闰月既然不是十二月的正位，自然关闭左门扉而居于其所。闰月的处所并不是说只在闰月闭口吞声不视民事。叶氏又说：北斗指向两辰之间而没有这个朔，怎么会有月呢？我认为闰月北斗虽然指向两辰之间，而闰月晦朔日月未曾不合。日月之合既同于常月，闰月之事既不可废，天子既以闰月颁给诸侯，诸侯怎么能不以闰月告其祖庙呢？这是《公羊传》《谷梁传》叶氏拘泥于经文不书“朔”而书“月”的一个字而为此说，而不知道其违背经文之远。又问道：“木讷等儒者都认为‘犹朝于庙’是庆幸其不
辞者然乎？曰：其意厚矣，近乎爱礼存羊之意矣。然非春秋之防也。凡春秋所书皆讥也，皆非常也，无幸其不已之意也。今即此事而观，朝庙为告月，既不告月而犹朝庙，非礼也。虽然，朝庙恶可并废之哉？此盖为不告月而及夫朝于庙之事也。先儒见朝庙之不可废也，遂有幸其不已之辞，岂知春秋所重者在于不告月哉？愚于本义既言之矣。曰：东莱又谓闰月不告与四不视朔为公有疾也，有疾而四不视朔，是无疾而不视朔之源。闰月不告，是常月而不告月之端，何也？曰：其曰“闰月不告月”，是“常月不告”之端，可；其曰“有疾而四不视朔”，是“无疾而不视朔”之源，不可。盖疾病之来，虽圣贤不能免，使实有疾，虽十不告月，十不视朔，《春秋》不讥；唯其无疾而闰不告朔、不视也，故《春秋》书之。圣人岂强人力疾而行事哉！
译辞者然乎？回答说：他的用意深厚啊，接近于“爱礼存羊”的意思了。然而这不是《春秋》所防范的。凡是《春秋》所记载的都是讥讽，都是异常情况，没有庆幸他不止于此的意思。现在就从这件事来看，朝见宗庙是为了告朔，既然不告朔却仍然朝见宗庙，是不合礼制的。虽然如此，朝见宗庙怎么可以一并废除呢？这大概是因为不告朔而牵连到朝见宗庙的事情。先儒见到朝见宗庙不可废除，于是有庆幸他不止于此的言辞，哪里知道《春秋》所看重的在于不告朔呢？我在本义中已经说过了。说：东莱又认为闰月不告朔与四次不视朔是因为国君有病，有病而四次不视朔，是无病而不视朔的源头。闰月不告朔，是常月不告朔的开端，为什么呢？回答说：他说“闰月不告朔”是“常月不告朔”的开端，可以；他说“有病而四次不视朔”是“无病而不视朔”的源头，不可以。因为疾病的到来，即使是圣贤也不能避免，如果确实有病，即使十次不告朔，十次不视朔，《春秋》也不讥讽；只是因为他无病而在闰月不告朔、不视朔，所以《春秋》记载这件事。圣人难道会强迫人带病行事吗！
或问曰：「公防诸侯、晋大夫盟于扈，莘老谓《春秋》大夫盟者二，庄九年公及齐大夫盟于蔇，及此晋大夫是也。齐襄被弑而无知已讨，小白未入而齐方无君，齐大夫来盟以纾国难；晋灵尚幼不能盟，晋大夫来盟以绍先君之业，皆不可不假一时之权，故得免焉而不名，然乎？」曰：「不然也。二者如可免，则《春秋》削而不书矣。凡书之者，皆不免者也。夫《春秋》正义明道，岂肯计一时之功利，而假人以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哉？」且莘老论大夫之不名者然也，若夫诸侯之不序国爵，亦可曰免之乎？夫蔇之盟，本鲁庄欲纳子纠而为盟，其罪在鲁君；扈之盟，乃晋大夫擅权欲伯诸侯而为盟，其罪在晋大夫。苟俱免之，则罪之轻重无等，情之浅深无择矣。曽谓圣人肯如是乎？故曰：「不然也。」曰：「朴乡谓此与十五年、十七年皆略而不序，为莫有主是盟之辞。齐桓未盛，晋伯不竞，则虽序齐、晋于诸侯之上，而必书曰「同盟者未纯乎主伯之辞也」。其説何如？」曰：「尤不然也。晋灵虽幼不能主盟，然其大夫主诸侯之盟矣。苟大夫不主诸侯之盟，则遣使而防诸侯者谁欤？既莫适为主，则此盟无益也。设使莫适为主，人何妨列序诸侯之爵与晋大夫之名乎？且十四年新城之盟，又谁为主，而列序宋、陈、衞郑、许、曹之爵与晋赵盾之名乎？况同盟者齐、晋，窃天子殷同之盟，而非未纯乎主伯，而谓之同也。夫二幽、鸡泽之同盟，果齐未盛不竞之时乎？」故曰：「尤不然也。」
九年
或问曰：「夫人姜氏至自齐。」刘氏谓：「出入有礼，则可以致；出入不以礼，则不可以致。」此其归寜为有礼然乎？曰：「不然也。」如有礼，春秋且不书矣。惟其无礼，故志之也。夫常事不书，刘氏尝自言之矣。至此则谓出入有礼，是常事也，岂不自戾哉？曰：「先儒又谓其行非礼，以不致见其罪。」夫人初归为文公，越礼，故削而不书，至示诛意之法矣。今此书至者，又以见小君之重，一国之母仪而可以动揺乎？出姜至，是不安于鲁，故特书至，以示防防杜渐之意然乎？曰：「不然也。」夫春秋以书至见罪，未闻以不至见罪也。且不至者，后世不可得而知也。苟以不书见罪，则书者皆无罪，春秋何必作哉？且小君固一国之母仪而不可动，然不在书至见也。夫出姜不安于鲁，其防防杜渐之意，亦已见于前二年公子遂纳币，与四年迎妇姜于齐之日矣。此其书至，特其中事尔。曰：「然则文姜、哀姜何以不致邪？」曰：「彼淫奔者，何有于告庙，冝鲁史之不书也。」鲁史不书，孔子安得自加之哉？且其罪恶已见于防享如师之文，何必以书至见义乎？
曰：秦人来归，成风之襚。叶氏有谓，死三日而敛，则含襚有不及其尸者矣。先王待人以情，而不责人以事故，有既▯而至，含于蒲席者，称其情而为之也。而左氏反谓惠公仲子赗为贬，不及尸；谷梁谓成风之含赗为贬，不周事者，皆妄也。其説然乎？曰：不然也。礼固有含于蒲席者，谓其匍匐而至而弗及者也，在日月之间可也，岂有六年之久而始致襚？子孙即吉，已三年矣，何谓称其情而为之哉？
十年
或问曰：「楚杀大夫冝申，木讷诸儒谓冝申谋杀穆王，是讨弑君者，而称国以杀人，书其官，不曰『楚人杀冝申』者，为穆王即楚世子商臣弑君父者也，故春秋以无罪书之，然乎？」曰：「不然也。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又弑其君，卓然不以讨贼杀之，故春秋书曰『晋杀其大夫里克』。今冝申之事，左氏未可尽信也。设使可信，宜申不过自作乱耳，未必眞有意讨商臣弑君父之罪也。春秋何为遽赦之哉？且宜申谋弑耳，春秋未尝书『楚宜申弑其君商臣』也，何为即书曰『楚人杀宜申』哉？又称国以杀，与不去其官之説，吾所不觧也。其书曰『杀其大夫』者，以其専杀大夫而责其君耳，非以其臣之贤而不去其官也。苟以其臣之贤而不去官，则春秋凡书杀其大夫者，皆贤大夫乎？且如晋先都、士縠、箕郑父，左氏谓皆
译有人问道：“鲁僖公在扈地防备诸侯，并与晋国大夫结盟。莘老认为，《春秋》中记载大夫结盟的只有两例：一是庄公九年鲁僖公与齐国大夫在蔇地结盟，二是这次与晋国大夫结盟。齐襄公被杀，无知已经讨伐了他，小白尚未回国，齐国正处在无君的状态，齐国大夫来结盟以缓解国家危难；晋灵公尚幼，不能亲自结盟，晋国大夫来结盟以继承先君的基业，这都是不得不暂时借用权宜之计，所以得以免责而不书其名，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如果这两例可以免责，那么《春秋》就会删削而不记载了。凡是记载下来的，都是不能免责的。《春秋》旨在阐明正义大道，怎么会去计较一时的功利，而给人施加不合礼的礼、不合义的呢？”况且莘老关于大夫不书其名的论述是对的，至于诸侯不排列爵位，也可以说是免责吗？蔇地的结盟，本是鲁庄公想要接纳子纠而结盟，罪责在鲁君；扈地的结盟，是晋国大夫专权想要称霸诸侯而结盟，罪责在晋国大夫。如果都免责，那么罪责的轻重就没有等级，情状的深浅就没有区别了。难道圣人肯这样做吗？所以说：“不是这样的。”又问道：“朴乡认为这与僖公十五年、十七年都省略而不排列爵位，是说没有主持这次结盟的人。齐桓公尚未强盛，晋国称霸不力，那么即使把齐、晋排在诸侯之上，也一定会记载说‘同盟者尚未纯粹是主持霸业的言辞’。他的说法如何？”回答说：“尤其不是这样的。晋灵公虽然年幼不能主持结盟，但他的大夫主持了诸侯的结盟。如果大夫不主持诸侯的结盟，那么派遣使者来防备诸侯的是谁呢？既然没有合适的主持者，那么这次结盟就没有益处了。假设没有合适的主持者，人们何必妨碍排列诸侯的爵位和晋国大夫的名字呢？况且僖公十四年新城的结盟，又由谁主持，却排列了宋、陈、卫、郑、许、曹的爵位和晋国赵盾的名字呢？何况同盟者是齐、晋，窃取天子殷同之盟的规格，而不是说尚未纯粹是主持霸业，却称之为‘同’。二幽、鸡泽的同盟，难道是齐国尚未强盛、不力的时候吗？”所以说：“尤其不是这样的。”
僖公九年
有人问道：“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刘氏说：“出入合乎礼，就可以记载‘至’；出入不合乎礼，就不可以记载‘至’。”这次她回娘家合乎礼，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如果合乎礼，《春秋》就不会记载了。正因为不合乎礼，所以才记载它。平常的事不记载，刘氏曾经自己说过这话。到这里却说出入合乎礼，是平常的事，难道不自我矛盾吗？”又有人说：“先儒又认为她出行不合乎礼，因为不记载‘至’来显示她的罪过。”夫人初次归宁是为文公，超越礼制，所以删削而不记载，这是显示诛讨意图的方法。现在这里记载‘至’，又是为了显示小君（国君夫人）的重要，一国的母仪可以动摇吗？出姜回来，是因为在鲁国不安，所以特别记载‘至’，以显示防范杜绝渐萌之意，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春秋》用记载‘至’来显示罪过，没听说过用不记载‘至’来显示罪过的。况且不记载‘至’，后世无法得知。如果认为不记载就是显示罪过，那么记载的都是无罪的吗？《春秋》何必作呢？况且小君确实是一国的母仪而不可动摇，但这并不体现在记载‘至’上。出姜在鲁国不安，那种防范杜绝渐萌之意，也已经体现在前二年公子遂纳币，以及四年在齐国迎接夫人姜的日子里了。这里记载‘至’，只是其中的一件事罢了。”又问道：“那么文姜、哀姜为什么不记载‘至’呢？”回答说：“她们是淫奔的人，哪里还有告庙的礼仪，鲁国史官不记载是应该的。鲁国史官不记载，孔子怎么能凭空添加呢？况且她们的罪恶已经体现在‘防享如师’的文字中了，何必用记载‘至’来体现义理呢？”
有人说：秦国人来送成风的丧服。叶氏有说法，人死后三天入殓，那么含玉和送丧服就有赶不上尸体的情况了。先王待人以情，而不苛责人以事故，有已经入殓才赶到，把含玉放在蒲席上的，是称许他们的情意而这样做的。而左氏反而认为惠公仲子送丧服是贬斥，因为赶不上尸体；谷梁认为成风的含玉和丧服是贬斥，因为不周全，这些都是荒谬的。他的说法对吗？回答说：不对。礼制中确实有含玉放在蒲席上的情况，说的是匍匐着赶到而没赶上，在几天之内是可以的，哪有过了六年之久才送丧服？子孙已经除服，已经三年了，什么叫称许他们的情意而这样做呢？
僖公十年
有人问道：“楚国杀大夫宜申，木讷等儒者认为宜申谋杀穆王，这是讨伐弑君的人，而称国名来杀人，书写他的官职，不说‘楚人杀宜申’，是因为穆王就是楚国世子商臣弑杀君父的人，所以《春秋》以无罪来书写他，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晋国里克杀了国君的儿子奚齐，又弑杀了国君卓，并不因为他是讨伐贼人而杀他，所以《春秋》记载说‘晋国杀了他的大夫里克’。现在宜申的事，左氏的话不能完全相信。假设可信，宜申不过是自作乱罢了，未必真有意讨伐商臣弑杀君父的罪过。《春秋》为什么就赦免他呢？况且宜申只是谋弑罢了，《春秋》不曾记载‘楚宜申弑杀了他的国君商臣’，为什么就记载说‘楚人杀宜申’呢？又说什么称国名来杀，以及不除去他的官职的说法，我不理解。它记载说‘杀他的大夫’，是因为专杀大夫而责备他的国君，不是因为他的臣子贤德而不除去他的官职。如果因为臣子贤德而不除去官职，那么《春秋》凡是记载杀他的大夫的，都是贤大夫吗？况且像晋国的先都、士縠、箕郑父，左氏说他们都……”
十二年
或问曰：「子叔姬卒，高氏谓未及嫁而死，自十九以下皆为殇，与成人之礼有差，而文公卒之过于常制，故讥之，然乎？」曰：「不然也。凡过礼者，皆比事以见义，今书『子叔姬卒』之后，不见过礼事迹，何可妄意之邪？」
曰：季孙行父帅师城诸及郓。杜氏、孔氏谓郓莒鲁所争者，城阳姑幕县南有贠亭，贠即郓也。以其逺逼外国，故帅师城之。张氏亦谓即郓州须城县也。其与成四年冬城郓之郓异矣。子独以为即成四年之郓者，何也？曰：以事理考之，而知三家之误也。盖春秋有东郓，有西郓。东郓莒附庸邑，非莒邑也。刘氏、叶氏尝辨之矣。西郓乃鲁邑也。文公时鲁未尝取莒附庸郓。至成九年楚人入郓，乃莒附庸之郓也。襄十二年季孙宿亦入之。昭元年鲁始取之，而疆郓田耳。今城诸及郓之郓，当为西郓，故曰即成四年冬所城者也。《左传》成十六年晋人报季文子，公待于郓者，亦西郓也。于后齐侯取郓居昭公者，亦西郓也。使今所城即莒鲁所争之郓，则《春秋》前无取郓之文，后此成九年楚当伐鲁入郓，不应伐莒入郓。襄十二年季孙宿救台，不应自入鲁郓。且郓既入鲁，昭元年鲁不应再取郓而疆郓田。此盖三家泥于行父帅师之文，遂以为即莒鲁所争者耳，不可不辨也。
十三年
或问曰：「大室屋坏，常山高氏诸儒皆为变异，不可不谨天人之际，然乎？」曰：「不然也。理之所无而有者，变异也；理之所有而有者，非变异也。凡屋久而不修则坏，此理之所有者也。国君有民土，则有财用，非庶民者可以贫富言也。文公为千乘之君，而不修宗庙，至使屋腐而坏，论者不责夫人之不修，而委之天之变异，使后世人主怠于事而付之天者，必斯言也。」
十四年
或问曰：「齐人执单伯，齐人执子叔姬。常山诸儒皆谓不独罪商人也。齐人不讨贼，俱北靣而事之，致执其君母。齐人均有罪焉。故春秋书曰：『齐人执子叔姬』，然乎？」曰：「不然也。此就人字生义者也，正一字褒贬之▯也。夫齐人不讨商人，固有罪矣，然不在书人字见义也。果书人字以见义，则齐人执陈辕涛涂，齐人执郑詹，亦可罪齐人不计贼乎？岂知凡执人者，史法皆书人乎？」
十五年
或问曰：「宋司马华孙来盟，先儒以为不称使，非君命，然乎？」曰：「楚屈完来盟于师，当是时，亦可谓非君命乎？盖当时至鲁而旋为盟，或史有详略，圣人不得而妄加焉尔，何必以为义哉！」
曰：「单伯至自齐。」刘氏谓贤之，贵之；孙氏谓无罪见执，然乎？曰：「不然也。」单伯书至，见此事之终也。单伯始则不辅鲁君讨商人弑逆之罪，而阿顺防意，求叔姬以见执辱；终则侥幸见释而得归。何贤？何贵？何无罪哉？
曰：诸侯盟于扈。左氏无能为之説，已见于辨疑矣。先儒又谓不足序而略之，与狄之而不序者，何也？曰：此亦无能为之意，而少变其辞者也。夫诸侯之防盟，罪莫重于成宋乱而取赂，又莫重于逆王命而纳衞朔，又莫重于伐郑而纳突。其他防盟侵伐，悖理伤道，难以数举者，皆列序诸侯之目焉。何独于此略之、狄之哉？盖求其説而不得，从而强为之辞者也。
十八年
或问曰：「公子遂、叔孙得臣如齐，先儒谓变文书介副者然乎？」曰：「此踵谷梁之▯而未能革者也。夫圣人因鲁史之旧辞以见是非，安得变文书介副乎？当时得臣虽不若遂之得权，然皆卿也，安得卿为介哉？今以理势推之，遂有夺嫡之请，欲明其非一己之谋，以取齐侯之信，故挟之以行耳。若得臣止为介副，乃常事也，春秋安得而书之？」
春秋或问卷五
<经部,春秋类,程氏春秋或问》>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六 元 程端学 撰
宣公
元年
或问曰：「齐人取济西田，先儒皆谓书『取』以蔽罪于齐，然乎？」曰：「说者谓夫子改鲁史之文乎？非也。春秋之辞，鲁史之旧也。史氏肯书曰『以济田赂齐』乎？但曰『齐人取之』耳。孔
译鲁文公十二年
有人问道：“子叔姬去世，高氏认为她未到出嫁年龄就死了，十九岁以下都算作殇，与成年人的丧礼有所差别，而文公为她治丧超过了常规制度，所以《春秋》讥讽他，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凡是超过礼制的行为，都是通过比较相关事件来体现其深意，现在记载‘子叔姬卒’之后，没有看到超过礼制的事迹，怎么能随意猜测呢？”
有人问道：“季孙行父率领军队修筑诸城和郓城。杜氏、孔氏认为郓是莒国和鲁国争夺的地方，城阳姑幕县南边有贠亭，贠就是郓。因为那里遥远且逼近外国，所以率领军队去修筑它。张氏也认为就是郓州须城县。这与成公四年冬天修筑的郓城不同。您独自认为就是成公四年的那个郓城，为什么呢？”回答说：“通过事理考察，就知道这三家的错误了。大概《春秋》中有东郓，有西郓。东郓是莒国的附庸邑，不是莒国的邑。刘氏、叶氏曾经辨析过这一点。西郓是鲁国的邑。文公时鲁国未曾夺取莒国的附庸郓。直到成公九年楚国人进入郓，那是莒国附庸的郓。襄公十二年季孙宿也进入了那里。昭公元年鲁国才开始夺取它，并划定郓地的田界。现在修筑诸城和郓城的郓，应当是西郓，所以说就是成公四年冬天所修筑的那个。《左传》成公十六年晋国人回报季文子，文公在郓等待，也是西郓。后来齐侯夺取郓让昭公居住，也是西郓。假如现在所修筑的就是莒鲁争夺的郓，那么《春秋》前面没有夺取郓的记载，后面成公九年楚国应当讨伐鲁国进入郓，不应该讨伐莒国进入郓。襄公十二年季孙宿救援台，不应该自己进入鲁国的郓。况且郓既然已归入鲁国，昭公元年鲁国不应该再次夺取郓并划定田界。这大概是三家拘泥于‘行父帅师’的文字，就认为就是莒鲁争夺的地方罢了，不能不辨析清楚。”
鲁文公十三年
有人问道：“大室的房屋倒塌，常山的高氏等儒者都认为是天降变异，不可不谨慎对待天人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按理不该有却有的，是变异；按理该有却有的，不是变异。凡是房屋长久不修缮就会倒塌，这是按理该有的。国君拥有百姓和土地，就有财物用度，不是普通百姓可以用贫富来衡量的。文公作为千乘之国的君主，却不修缮宗庙，以至于房屋腐朽倒塌，议论的人不指责那个人不修缮，却归咎于上天的变异，让后世君主怠慢政事而推给上天，必定是这种言论导致的。”
鲁文公十四年
有人问道：“齐国人拘捕单伯，齐国人拘捕子叔姬。常山的儒者都认为不只是归罪于商人。齐国人没有讨伐弑君贼子，都北面侍奉他，导致拘捕了他们的国君母亲。齐国人都有罪。所以《春秋》记载说：‘齐人执子叔姬’，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这是从‘人’字产生深意的，正是用一个字进行褒贬的方法。齐国人没有讨伐商人，固然有罪，但这不在记载‘人’字来体现深意。如果记载‘人’字来体现深意，那么齐国人拘捕陈国的辕涛涂，齐国人拘捕郑国的詹，也可以归罪于齐国人没有讨伐弑君贼子吗？哪里知道凡是拘捕人的，史法都记载‘人’呢？”
鲁文公十五年
有人问道：“宋国司马华孙来结盟，先儒认为不称‘使’，不是国君的命令，是这样吗？”回答说：“楚国屈完来军中结盟，当时，也可以说不是国君的命令吗？大概当时到达鲁国就立刻结盟，或者史官有详略之分，圣人不能随意添加，何必认为其中有深意呢！”
有人问道：“单伯从齐国回来。”刘氏认为这是赞扬他，看重他；孙氏认为他无罪而被拘捕，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单伯记载‘至’，是显示这件事的终结。单伯起初不辅佐鲁君讨伐商人弑君逆乱的罪行，反而阿谀顺从防叔的意图，求娶叔姬而被拘捕受辱；最终侥幸被释放而得以归来。有什么值得赞扬的？有什么值得看重的？有什么无罪的呢？
有人问道：“诸侯在扈地结盟。《左传》没有能够解释的说法，已经见于《辨疑》了。先儒又说不足以按顺序记载而省略它，与狄人而不按顺序记载的，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也是没有能够解释的意思，而稍微改变言辞罢了。诸侯的会盟，罪过没有比促成宋国动乱而索取贿赂更重的，也没有比违背王命而接纳卫朔更重的，也没有比讨伐郑国而接纳突更重的。其他会盟侵伐，违背道理伤害道义，难以一一列举的，都列出了诸侯的名目。为什么唯独在这里省略它、狄视它呢？大概是寻求解释而不得，从而勉强为之辩解罢了。”
鲁文公十八年
有人问道：“公子遂、叔孙得臣前往齐国，先儒认为改变文字记载介副，是这样吗？”回答说：“这是沿袭《谷梁传》的方法而未能革新的。圣人依据鲁史的旧辞来体现是非，怎么能改变文字记载介副呢？当时得臣虽然不如遂那样得权，但都是卿，怎么能卿做介副呢？现在以事理推测，遂有夺取嫡位的请求，想要表明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谋划，以取得齐侯的信任，所以挟持他一起前往罢了。如果得臣只是做介副，那是常事，《春秋》怎么能记载呢？”
《春秋或问》卷五
<经部,春秋类,程氏春秋或问》>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六 元 程端学 撰
鲁宣公
元年
有人问道：“齐国人夺取济西的田地，先儒都认为记载‘取’是为了掩盖齐国的罪行，是这样吗？”回答说：“解说的人认为孔子修改了鲁史的文字吗？不是的。《春秋》的文辞，是鲁史的旧辞。史官肯记载说‘用济田贿赂齐国’吗？只说‘齐国人夺取它’罢了。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