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或问卷三　　　　　元　程端学　撰

译说：《春秋》不记载“天”字的，只有这一年“周王派遣荣叔来赐给僖公命服”，以及文公五年“周王派遣荣叔送含玉和助葬财物”，还有三月“周王派遣召伯来会葬”这三件事罢了。按照前代儒者的说法，则是说：桓公杀害国君，而周王不能诛杀他，反而又赐给他命服；僖公的母亲成风，是妾室，而周王派人送含玉和助葬财物，又派人参加葬礼，确立她作为夫人的地位，使得嫡妻与妾室并列，这两件事最为重大，所以去掉“天”字以示贬斥。这仅仅是拘泥于《春秋》书写“天王”的体例，所以才有这种说法。《春秋》是为了尊崇周王而作的，如果它自己先贬低了“天王”，又凭什么去责备别人呢？荣叔送含玉和助葬财物，与宰咺来送仲子的助葬财物是同一类事例，为什么不在宰咺那里去掉“天”字以示贬斥呢？如果因为称名“冡宰”就是贬斥，那么荣叔为什么不被贬斥呢？难道送仲子助葬财物的罪过在宰咺而不在“天王”吗？又难道送成风含玉和助葬财物的罪过在“天王”而不在荣叔吗？这种说法不通畅，是显而易见的。

译鲁桓公二年

有人问道：“姜氏在禚地会见齐侯，高氏认为这是因为当时鲁桓公年幼，不熟悉国家事务，所以夫人得以借口处理国事而出会齐侯，是这样吗？”回答说：“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实际上却是错误的。姜氏淫乱私奔，在经传中记载得很明显，所谓借口国事而出会齐侯的说法，有什么依据呢？况且夫人逃往齐国，也可以说是借口国事而出会齐侯吗？”

鲁桓公三年

有人问道：“溺和防率领齐国军队讨伐卫国，以前的儒者大多用违抗天子命令来解释，为什么呢？”回答说：“违抗天子命令，是在五年鲁桓公会合齐、宋、陈、蔡讨伐卫国的时候，这里在经文中并没有看到他们违抗天子命令。”

有人问：安葬周桓王，刘氏说为什么要这样？有的记载安葬，有的不记载安葬。记载安葬，是从内部记录下来的。鲁桓公亲自参加会葬就不记载安葬，不记载安葬是常例。鲁桓公不亲自参加会葬就记载安葬，这是不寻常的。安葬天子是重大的礼仪。为什么把它当作常例来谈论呢？大概是因为认为这是子女侍奉父母、臣子侍奉君主的道理。以前的儒者反对这种说法，说：有的说天子不记载安葬，又认为不记载安葬是常例。侍奉君主哪有比安葬天子更大的事，可以不记载吗？生死始终的关头，是人道中最大的变化，难道因为这是常事就不记载吗？这两种说法哪种正确呢？回答说：刘氏的说法是正确的，只是义理没有完全阐明罢了。反对者是不对的。天子去世和安葬必定记载，这是史官书写法则的常例。记载安葬、不记载安葬，是圣人删改笔削的宗旨。问：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常事不记载，所记载的是不寻常的事。天子按时安葬，诸侯亲自前往会葬，虽然是生死人道的大变化，但也是臣子的常事。如果全都记载下来，那就只是史官的记录而已，不是圣人删改笔削的深意。删去的是常事，记载的是非常之事，可以作为后世的重大警戒。哪有天子按时安葬，诸侯亲自前往会葬，而能成为后世重大警戒的呢？记载去世、记载安葬的，根据经文可以看出。桓王七年才安葬，是因为迟缓而不寻常所以记载；叔孙得臣安葬襄王，叔鞅安葬景王，是因为诸侯不亲自参加而不寻常所以记载；匡王在四月，简王在五月，景王在二月安葬，不符合七月安葬的制度而不寻常所以记载。记载去世不记载安葬的，根据经文也可以看出。诸侯不奔赴丧事、不参加会葬，而朝聘会盟、嘉礼照常进行，因为不寻常所以记载。不记载安葬的，或者是鲁侯参加了会葬，或者是安葬的期限符合礼制。去世和安葬都不记载的，或者是朝廷符合礼制作为常事而不记载，或者是鲁国前往参加会葬作为常事而不记载，或者没有通报，鲁国史官不记载，孔子没有依据所以不记载。如果因为生死人道的大变化而不寻常就全部记载，那么天子即位应当记载了。天子即位，既然认为是常事而不记载，那么天子去世安葬也有作为常事而不记载的情况。这就是刘氏“常事不记载”的意思，可惜他拘泥于“鲁桓公亲自参加会葬就不记载安葬，鲁桓公不亲自参加会葬就记载安葬”这一层意思而没有完全阐明。以前的儒者却反对这种说法，所以说：他们是不对的。

有人问：纪季把酅地献给齐国。陆氏、刘氏、高氏、叶氏等儒者都称赞纪季，认为他是不得已而保存宗庙社稷，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被《公羊传》的说法迷惑了吗？是因为没有辨明叔姬归酅的道理啊。纪季对于纪侯，亲情上是兄弟，道义上是君臣，骨肉相守，生死与共。而他先把邑地献给齐国，断绝了纪侯的右臂，使他不能守卫，而离开他的国家，说纪季没有罪过，是诬蔑。子哙不能把燕国给别人，何况纪季呢？从前微子离开殷商以保存宗庙社稷，是因为殷商的天命已经断绝，人心已经离去，殷商的宗庙社稷没有依托，所以箕子召微子出来引导，而微子的离开也是在殷商灭亡之后。殷商没有灭亡，微子不会投奔周朝。何况纪季只是献出邑地呢？何况齐国是敌国呢？所以我所以说：让后世做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只有纪季罢了。以前的儒者认为他是不得已而保存宗庙社稷，这不是用来训诫世人的道理。有人问：黄氏等儒者认为纪侯派他去侍奉齐国以图谋生存。回答说：在经文中没有考证。经文所记载的，只是说“纪季把酅地献给齐国”罢了。假使是受兄长指使，作为纪季应当劝谏说：“齐国人贪得无厌，既然得到了酅地，又希望纪国侍奉。侍奉齐国没有益处，坚守死节罢了。现在不能这样，那么纪季就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鲁桓公四年

有人问道：“纪侯完全离开了他的国家，以前的儒者大多称赞他，又用太王的事情来比拟他，是这样吗？”回答说：“没有看到他值得称赞的地方。又用太王的事情来比拟他，那就错了。从前郑国处在晋国和楚国之间，侍奉晋国则楚国讨伐它，侍奉楚国则晋国讨伐它，依靠一个子产执政，两国不敢议论，何况贤能超过子产的人呢！现在纪侯不能修养德行任用贤人来守卫他的国家，而离开它，所以说没有看到他值得称赞的地方。从前太王把德行施予百姓，能够厌足天意，狄人侵犯他，三次都不能避免，迁都避难，所以跟随他的人像赶集一样，而国家于是兴盛。《尚书》说：‘到了太王开始奠定王业的基业’，与纪侯一举溃灭相比，相差何止千里！所以说：比拟太王是过分的。常山高氏已经辨析过了。有人问：叶氏认为他是洁身自好而离开，即使是伯姬的丧事也不顾，纪侯大概是隐士。”回答说：“大夫士在其国做官，有离开而隐居的道理；诸侯世代继承国家的人，没有离开而隐居的道理。所以国君应当即位而不即位，还失去了道义，何况在位做君主的人呢？如果想要隐居而

译抛弃他妻子的丧事，这就是想要洁身自好却扰乱了人伦大道，没有一处是可行的。推究他的本意，不过是畏惧齐国而逃跑罢了，不必过多地为他寻找道义上的借口。」有人说：「戴氏的诸儒都认为，这里的『大』并非纪侯的名字，而是指他大规模地离开自己的国家。所谓『大去』，是指举家逃亡。」回答说：「这是《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而稍作变通，称其为『大去』，在文辞上显得冗赘，在义理上则行不通。《春秋》的笔法严谨，记载『离开他的国家』就可以了，何必记载『大去』呢！这就是文辞上的冗赘。如果纪侯是举家逃亡，那么他必定会安葬伯姬之后才离开，并带着叔姬一同前行；如今他却抛弃伯姬让齐国安葬，抛弃叔姬让她回到酅地，这就是义理上的行不通。况且离开自己的国家与失去土地的国君有什么差别呢？《春秋》对于失去土地的国君都直呼其名，纪侯怎么可以不直呼其名呢？所以说：『大』是纪侯的名字，而不是『大去』的意思。」

译鲁桓公五年

有人问：“姜氏前往齐国，先前的儒者引用《载驱》这首诗，认为这是讽刺齐襄公，夸耀他的车马服饰，在通往齐国的大道上疾驰，与文姜淫乱，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朱熹说‘齐子’这个词，是指姜氏而言，况且‘鲁道’居于上文，而下面连接‘齐子’，又不说是‘齐侯’，那么‘齐子’就是齐国的女子，指的就是姜氏，这已经很明白了。现在说襄公是错误的，但这并非《春秋》的本义，暂且搁置不再讨论。

问：“鲁桓公在郎地防备齐、宋、陈、蔡四国攻打卫国，先前的儒者都认为这是抗拒王命，您却认为不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抗拒王命的罪责，五国是不能逃脱的。然而抗拒王命是在六年正月，王人救援卫国之后，这时候怎么能预先知道王人会来救援而抗拒他呢？先前的儒者说王人救援卫国，一定是天王曾经立黔牟为国君，曾经不让朔回国卫国，这只是推测之辞。在经传中没有考证，当时的王命何曾施行于诸侯呢？胡安国辨析这一点非常详细，已经附在《谷梁传》的注释中了。学者们平心静气地阅读，自然会有所见解。”

鲁桓公六年

有人问：“齐国人送还卫国的俘虏，先前的儒者都将‘俘’解释为‘宝’，您却认为不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俘’这个字，解释为军队所俘获的而已，没听说又解释为‘宝’的。先前的儒者看到《公羊传》《谷梁传》写作‘宝’，《左传》也称‘宝’，于是将‘俘’解释为‘宝’。却不知道‘宝’是实指，‘俘’是虚指。说‘俘’，是指从卫国夺取的宝物和货物，所以说‘俘’则宝物和货物都包括在内，说‘宝’则仅指宝玉而已。所以盗窃宝玉、大弓，不说‘俘’。”问：“叶氏等儒者引用《尚书序》中的‘俘厥宝玉’来证明，又怎么说呢？”回答说：“《尚书序》中的‘俘’，也是解释为夺取。如果把‘俘’解释为宝，能说‘宝其宝玉’吗？”问：“张氏等儒者又说‘俘’是正文，‘宝’是阐释之辞，为什么呢？”回答说：“就《尚书序》而言，‘宝’是宝玉，‘俘’则是夺取它的宝玉。知道了《尚书序》的解释，就知道《春秋》不能将‘俘’解释为‘宝’了。”问：“杜预又将‘俘’解释为囚犯，为什么呢？”回答说：“将‘俘’解释为囚犯，那么齐侯来献戎捷，楚屈申来献捷，就无法解释了。如果是囚犯，应当说‘献’，不应当说‘归’。况且当时四国攻打卫国是为了拥立朔，有什么囚犯呢？如果有囚犯，四国攻打卫国时已经俘虏了，不必等齐国来送还。考证字义，既不得当，推究事理，又没有依据。杜预的说法，大概与张、叶等人的议论一样罢了。”

鲁桓公七年

有人问：“恒星看不见，星星陨落像雨一样。高氏说：‘既然夜晚恒星看不见，那么其余的星星都看见了。’等到半夜其余的星星陨落，众多像雨一样，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经文只说‘恒星不见’而已，我不敢知道其余的星星都看见了。经文只说‘星陨如雨’而已，我不敢知道恒星没有陨落。”问：“郭刚说：‘恒星看不见，是因为月亮的盈亏。’月亮的盈亏在晦望之间。辛卯日月亮五日，月亮未到盈亏之时，而恒星隐藏，其占卜说霸业将兴起，是这样吗？”回答说：“经文只说‘恒星不见’而已，我不敢知道是因为月亮的盈亏。如果月亮不到盈亏之时而恒星自然看不见，我哪里知道呢？朱熹虽然说过星星也接受日光，没听说像月亮那样有时明亮有时盈亏。如果真像月亮那样因盈亏而看不见，那么又不足以成为异象，《春秋》将不会记载。所以说：‘读《春秋》的人，依据经文探求义理，即使不完全中肯，也不会相差太远。’”

问：“秋天发大水，没有麦苗。先前的儒者都认为麦和苗是两样东西，您却相信黄氏认为是一样东西的说法，为什么呢？”回答说：“考察天时和事理而相信它。经文记载‘秋天没有麦苗’，秋天哪里有麦子呢？说：杜预等儒者认为秋七月是夏五月。说：天时不可更改，月数未曾改变，先前的儒者辨析得很详细了，不可再沿袭旧说的陋习。况且经文只说‘秋’而已，没有说月份。假设大水在八月、九月，即使八月当作六月，九月当作七月，在那个时候哪里有麦子呢？不仅没有麦苗，麦子也抽穗了。这是考察天时的结果。以五谷来说，稻禾的苗为首，而麦子次之，不应当先说麦子而后说苗，也不应当不记载禾而记载苗。况且既没有麦子，又没有苗，却没有记载饥荒，这是考察事理的结果。说：不是说麦和苗同时存在，是因为没有苗而连带提及没有麦子。说：经文记载‘大水而没有麦苗’，是因为大水浸泡而一时都没有了，不是因为无苗而连带提及无麦，像冬天记载‘大无麦禾’那样。现在按照黄氏的说法，天时和事理都符合。他说‘麦种在秋天，刚种下为苗，秋天发大水，所以没有麦苗’，难道不是很明白吗！”

鲁桓公八年

有人问：“军队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人、蔡人。”刘氏、叶氏等儒者大多认为陈、蔡将要经过我国而拦截他们，您怎么知道他们的日期？共同攻打郕国而陈、蔡没有到，只采纳杜预的说法。回答说：“根据下文甲午日整治军队以及齐军包围郕国而知道的。”大概等待陈、蔡而没有到，拖延停留，而军心懈怠，所以整治军队。陈、蔡没有到而耻于撤军，所以又约定齐国包围郕国。如果陈、蔡将要经过而拦截他们，那么不会有整治军队、包围郕国的事，而《春秋》也应当用不同的文字来表达意思，也不会直接记载

译（这是）说“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国和蔡国的军队”的意思。所以莘老、康侯、邦衡、子由、贯道等诸位儒者都尊崇杜预的学说，并非我一人独自选取。有人问：“怎么知道围困郕国的军队不是整顿军队、检阅部队后返回，到了夏天才再次出兵呢？”回答说：“从文章的语势来看，就知道这是指立即等待陈国和蔡国的军队。”有人问：“‘师及齐师’这样的说法，是承袭上文的话。”回答说：“‘秋师还’的记载，是为了显示轻率行动，使军队暴露在外长达三个季节，残害百姓、滥用武力。”所以常山说：“《春秋》记载鲁国用兵，没有像这样详细的，正是这个意思。”

译说：秋季军队回国，先前的儒者都认为庄公亲自率领军队，等到回国时，都不称“公”，这是因为重视军队而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如果庄公亲自率领军队，那么春季应当记载为“公次于郎”，夏季应当记载为“公及齐师围郕”，秋季应当记载为“公至自伐郕”。大概国君出行军队跟随，国君比军队重要，怎么能遗漏国君而只说军队呢？这是史官不可更改的定法。孔子依据鲁国史书的旧例来取义，怎么肯改变事实呢？认为改名以见义的说法，是《公羊传》《谷梁传》的余习，是不明察的人。读《春秋》的人，不可以不知道这一点。

九年

有人问：“庄公讨伐齐国，接纳子纠，齐小白进入齐国。先儒有的认为子纠是兄长，有的认为小白是兄长，为什么呢？”回答说：“各有其说法，不能凭片言只语就决定。认为子纠是兄长的，是《公羊传》《谷梁传》的意思，孙氏、胡氏、刘氏、邦衡、莘老、东莱等儒者尊崇这种说法；认为小白是兄长的，是程子的说法，康侯、朱子、张氏等儒者尊崇这种说法。然而都没有明确的文字可以考证。孙氏等儒者认为子纠是兄长，是因为《春秋》书法中有‘子’字，这是依据经文来论理的。然而朱子则认为《公羊传》《谷梁传》的经文中没有‘子’字，而小白是兄长，【缺】程子的意思，不仅因为《公羊传》《谷梁传》没有‘子’字，也因为《论语》中孔子赞许管仲仁德的事而相信这一点。只是程子对于管仲的事，以大义来推测，从而知道他是兄长，并不是有所依据。现在从《春秋》所记载的‘齐小白入于齐’与‘齐人取子纠杀之’的文字来看，那么子纠是兄长的说法似乎也有道理。因为‘齐小白入于齐’有篡位的言辞，‘齐人取子纠杀之’，三传都有‘子’字，固然不可以《公羊传》《谷梁传》前面没有‘子’字为疑。至于程子引用薄昭的话来证明小白是兄长，而朱子又怀疑荀卿曾经说桓公杀兄以争国，而他的言论本来在薄昭之前，那么朱子虽然尊崇程子的说法，固然也不能不在这中间有所怀疑。况且朱子在《集注》中论述王珪、魏徵的事，就说‘功过不以相掩’。现在以子纠为兄长而小白杀了他，正与太宗杀建成相类似；管仲的事，小白正与王、魏的事、太宗相类似。难道《论语》特别取其功劳，而《春秋》则正其义，像朱子所说的‘功过不相掩’吗？因此不得不兼取程子、孙氏等儒者的说法，以等待知道真相的人。

有人又说：“程子不仅在《论语》中称桓公为兄长，而且正与《春秋》的经文辩论。他说：‘桓公是兄长而子纠是弟弟，襄公死，那么桓公应当立。’这是从《春秋》知道的。《春秋》记载桓公就说‘齐小白’，说应当拥有齐国；对于子纠则只说‘纠’，不说齐，因为不应当拥有齐国；不说‘子’，因为不是嗣君。《公羊传》《谷梁传》并注四家都记载‘纳纠’，只有左氏说‘子纠’是错误的。然而记载‘齐人取子纠杀之’，齐国大夫曾经在蔇与鲁国结盟，既然接纳子纠作为国君，又杀了他，所以记载‘子’，以定他的罪。回答说：程子以大义推测小白是兄长，还可以；以此论断知道小白是兄长，则更加可疑。《春秋》对于子纠不记载齐，是承蒙上文公伐齐的齐，不是子纠不应当拥有齐国而不记载齐。对于小白说齐，凡是《春秋》所记载的，必定说某国某名，那么小白记载齐，固然是其书法，而不是小白应当拥有齐国而记载齐。况且《春秋》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如果是子，虽然没有盟，也记载子；如果不是子，虽然屡次盟，也不记载子。哪有曾经与鲁国在蔇结盟，而特别加‘子’字的道理呢？大概《春秋传》是程子未成的书，不是《易传》成书的比较，适宜有未定的说法，也是程子所说的义理无穷的意思，正是学者所应当辨明的。

说：“与齐师战于干时，我军败绩。孙氏说内不言败，这里说败绩是羡文，对吗？”回答说：“不对。这是被《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迷惑而反而怀疑经文的过错。所谓羡文，是重复出现，道理不通的。干时的败绩，是记载实事，而用《公羊传》《谷梁传》不经之谈反而怀疑经文是羡文，就错了。居仁说：‘凡例的错误，可以尊崇吗？’”

十年

有人问：“庄公在长勺打败齐师，先儒都认为这是诈战，对吗？”回答说：“不对。这是《左传》《谷梁传》凡例的弊病。”经文记载“败某师”的很多，难道都是诈战吗？《左传》在十一年“公败宋师于鄑”，曾经说：“凡是敌人没有列阵的，败某师，都列阵说战，已经制定了凡例。”又必定编造诈战的事来充实它。现在这里《左传》既然说“齐师伐我，公将战，用曹刿之言，齐三鼓，鲁一鼓”，那么这是都列阵而不是诈战是明显的。为什么又记载说“公败齐师”呢？这是《左传》自相矛盾的。至于《谷梁传》则以“不日”为疑战，又是其谬误中更严重的。先儒鉴此，也可以稍微改变而寻求《春秋》的本义了。然而又不明察而沿袭其弊病，可叹啊。

说：“公侵宋，先儒都认为这是无名行师，说‘侵’，你独自不这样认为，为什么呢？”

译说：“康侯胡氏说：‘考察五经，都称侵伐。《易经·谦卦》六五爻说：‘利于侵伐，征讨不服从的。’《尚书·泰誓》说：‘我的武德发扬，侵入他们的疆界。’《诗经·皇矣》说：‘依靠他在京，侵入阮国的疆界。’《周礼》大司马用九伐之法匡正邦国说：‘残害良民就征伐他，负隅顽抗不服从就侵入他。’像这样，为没有名义而兴师动众，可以吗？’”

译十二年

有人问：“纪叔姬回到酅地，以前的儒者说纪国的宗庙在酅，所以叔姬回去奉祀祖先。《春秋》之所以称许叔姬贤德，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按照礼制，诸侯尊崇兄弟，不能因为亲属关系而互通。纪季尚且不能奉祀诸侯的宗庙，何况叔姬只是陪嫁的妾室呢？况且纪季把酅地献给齐国，就成了齐国的臣子，已经得罪了宗庙。叔姬在国家破亡时没有殉节，又以嫂子的身份归依于失节的叔父，与仇敌齐国共事，还能说她是贤德吗？这是丧失了是非之心。再说纪国灭亡已经九年，叔姬身在何处？如今才去承奉宗庙吗？这也说不通。假设纪国的宗庙在酅，那么有纪季在，也不是叔姬所能奉祀的，何况纪季也是罪人呢？”问：“那么《春秋》为什么记载她的去世和安葬呢？”回答说：“叔姬死在纪季那里，葬在纪季那里。去世和安葬都不合礼制，《春秋》怎么能不记载呢？”问：“朴乡说《春秋》对纪叔姬、宋共姬记载得详细，是因为她们贤德。这种说法又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春秋》对于失礼的事情多就记载得详细，失礼的事情少就记载得简略。文姜的事情，《春秋》记载得也很详细，能说这是称许文姜贤德而记载的吗？”

问：“宋万逃奔到陈国，以前的儒者大多说陈国人接受了宋国的贿赂，让妇人给宋万喝酒，这是与贼人结党，所以特意记载‘万出奔陈’，并且不记载闵公的安葬，以彰显陈人与贼人结党的罪过，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陈国接受宋国贿赂，让妇人给宋万喝酒，只是传文的说法，不能用传文来议论经文。如果宋国的臣子能用贿赂来求得宋万，陈国能用计谋送交宋万，虽然没能完全做到讨伐贼人，但还有意于讨伐贼人，而贼人最终得以伏法，这难道不比不讨伐贼人和包庇贼人好吗？圣人怎么能一概以不讨伐贼人的罪名而不加区分呢？现在经文记载‘宋万奔陈’，这就是宋国不讨伐贼人，而陈国不杀贼人。况且闵公不记载安葬，也许是宋国动乱没有通报，而鲁国没有会葬，史官没有这件事的记录，圣人不能凭空添加。何况不讨伐贼人就不记载安葬，实际上是后世自己制定的条例，而不能作为法则的。经文记载‘宋万奔陈’，意义本来就很明白，何必等到不记载闵公的安葬，才能看出陈人结党贼人的罪过呢？说‘特意记载’，也不是邵雍所说的天理自然的意思。”

十三年

有人问北杏之防的事，以前的儒者有的说称爵位是为了与齐国相与，称人是为了贬低四国，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沿袭《谷梁传》的错误并且更加严重。凡是褒贬条例的说法，以前的儒者已经详细辨析过了。现在就此讨论：僭越天子之事的是齐侯；召集诸侯的是齐侯。四国只是服从强国的命令罢了。书上说：‘诛杀首恶，胁从者不治罪。’现在舍弃齐侯而责备四国，失去了轻重的权衡。圣人肯这样做吗？自从褒贬条例的说法兴起，使得圣人恻隐之心、经世之义，都归于小巧私智，可惜啊！”

十四年

有人问：“荆国入侵蔡国，以前的儒者有的责备桓公图谋霸业而不救援，有的说桓公图谋霸业，先安顿中原而后对付夷狄，是懂得持重的道理。有的说桓公霸业未成，导致荆国横行淮汉，子夏一概加以贬斥，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的大义，在于尊崇君主抑制臣下，贵王贱霸，内重中原外轻夷狄罢了，哪有空闲去计较桓公、文公的霸业呢！所以不能取法。”

十七年

有人问：“多麋，董子？”刘向说：“麋的意思是迷。《月令》说：‘冬至麋角脱落，象征迷乱反复凶险。’所以麋代表小人，鹿代表君子。姤卦上九爻辞为‘姤其角，吝’。所以夏至鹿角脱落，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汉代儒者解释经文的穿凿附会。不求道理明显，而求意思模糊，辗转训诂，这就是经文不明的原因。”问：“京房说：‘废弃正道作淫乱，是大不明。’那么国家多麋，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汉代儒者奏报灾异的弊病。事物成为灾害，固然有所感应，但如果一定要寻求某事对应某事，就会牵强附会，固滞不通。”问：“杜氏认为因为危害五谷，所以作为灾异记载，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春夏秋多麋，或许危害五谷；冬天多麋，未必危害。以前的儒者多说危害庄稼，都是本于杜氏。”

十八年

有人问鲁公在济西追击戎人，两孙氏、两刘氏、康侯、高氏等儒者都说鲁国没有预备，没察觉戎人到来，戎人已离去才去追击。邦衡、叶氏等儒者又说戎人没有侵犯我国，而鲁公尾随其后，是出其不意以侥幸立功，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这是因为经文没有‘戎人伐鲁’的说法，只说‘追戎’，所以故意这样说。殊不知意义不在于‘戎人伐鲁’，而在于‘远追戎人’。鲁公在济西追击戎人，与鲁公在长勺打败齐军、在鄑地打败宋军，意义虽然不同，但语意相似。长勺和鄑地的战役，解说者没听说讥讽鲁国没有防备，也没听说齐国、宋国不侵犯我国。为什么唯独在追戎时讥讽其没有防备和戎人不侵犯我国呢？”问：“刘氏又说追击而没有追上，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僖公二十六年经文说：‘鲁公追击齐军到酅，没有追上’，那就明确说了。这里经文没有明文，我不能知道是否追上。”

问：有〇，齐氏作，或《尔雅》食叶曰“或〇”，者短狐

译含沙射人的〇，身影似乎出自蛮荒的江海之中，并非鲁地所产，这都是因为依靠丝帛竹简相传，篆书隶书演变，所以出现谬误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经书上说有的，是本来没有却当作有，这正是它不同的地方。况且《春秋》中记载螽虫只说“螽”，记载螟虫只说“螟”，从未记载“有”字。记载麋鹿则说“多”，也从未记载“有”字。那么〇这种生物，是不应当有却有的。而且〇这个字，左氏、公羊、谷梁三传相同，不能凭主观臆测去改动经文。

译僖公十九年

有人问：公子结替陈人送嫁陪嫁女子，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先代儒者有人说，鄄地的大户人家把女儿嫁给陈人，用庶出的女儿作为陪嫁，因此与齐、宋结盟，把她们带过去，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如果鄄地的大户人家把女儿嫁给陈人，经文应当记载为“公子结的女儿陪送鄄人的女儿嫁给陈人”，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不应当记载为“公子结替陈人送嫁陪嫁女子”。如果是因为与齐国结盟，把她们带过去，那么经文应当记载为“公子结防备齐侯、宋公结盟，于是把自己的女儿陪送鄄人的女儿嫁给陈人”，不应当记载为“公子结替陈人送嫁陪嫁女子，于是与齐、宋结盟”。有人问：有人说，这是公子结因为陪嫁女子的缘故，遇到齐、宋来讨伐，于是自己与他们结盟，是这样吗？回答说：鄄是卫国的土地，齐侯、宋公在那里，不知道他们是否来讨伐我们。假使知道齐、宋讨伐我们的情况，公子结应当派遣使者回国报告他的国君，而自己前往送嫁，也不应当自己与他们结盟。有人问：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不说鲁国女子呢？回答说：这是省略文字，而且重点在于“遂”字所表示的随后发生的事。大概公子结去送嫁，就知道那是鲁国女子了，何必说鲁国女子呢？

僖公二十二年

有人问：“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公子御寇，高氏说这是因为国家动乱，不知道主谋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国家虽然动乱，难道有杀了公子却不知道主谋名字的情况吗？”有人问：“莘老说这是因为地位低贱而略去不写，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地位低贱应当记载为‘盗’，现在不记载为‘盗’，就不是因为低贱。”有人问：“张氏的各位儒者都说这是因为世子的嫡子没有向天子发誓，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相信《左传》的错误。如果是世子，经文应当记载为‘世子’。春秋时期，被称为世子的，何尝有向天子发誓的呢？”有人问：“刘氏说记载‘人’来杀，是因为杀了有罪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只有讨伐贼寇才记载‘人’来杀有罪的人，其他记载‘人’的，都不是杀有罪之人的说法。如果知道刘氏的说法，国人都在说可以杀而杀了他，那么刑罚符合他的罪行，《春秋》为什么要记载呢？”有人问：“既然如此，那么《史记》也记载‘陈宣公有个宠爱的姬妾生了儿子，怀疑想要立他为太子，于是杀了太子’，这不是吗？”回答说：“《史记》也是错误地相信《左传》罢了。《史记》的错误，难道只有这一处吗？”

僖公二十三年

有人问：“鲁公去齐国观看社祭，杜氏说因为祭祀社神时搜索军备物资，所以鲁公前往观看，是这样吗？”回答说：“这是因为《襄公二十四年》的传文称楚子派防启疆去齐国，齐国在社祭时搜索军备物资，让客人观看，所以杜氏这样说。现在经文只说观看社祭，没有看到搜索军备物资。”有人问：“莘老孙氏说观看社祭就意味着鲁国的社祭被废除了，是这样吗？”回答说：“经文只说观看齐国的社祭，也没有看到废除鲁国社祭的情况。”

僖公二十四年

有人问：“夫人姜氏进入，刘氏说没有致告宗庙就是没有见到宗庙，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哪有娶媳妇而不见宗庙的事情呢？”大概上文先记载鲁公从齐国回来，到这里自然记载进入，制定言辞的体例，应当是这样的。《春秋》根据事情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文字，讥讽公子遂因为同姓而迎接女子，就记载为“遂带着姜氏从齐国回来”；至于讥讽在禘祭时接纳媳妇，就记载为“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致告夫人”。这里讥讽丈夫不等待妻子，妻子不跟随丈夫，就先记载鲁公从齐国回来，然后记载姜氏进入，这就是所说的根据事情不同而使用不同文字。后世一定要拿着这个例子去等同那个例子，这就是道理不明的原因。至于杜氏寻找说法而找不到，就有“丁丑日进入，第二天告庙”的说法；孔氏也有“已经朝见宗庙才见到宗妇”的说法，揣摩猜测，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唉！这也太奇怪了！有人问：“既然如此，那么先代儒者都说这是文姜制约，而庄公不能娶妻，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猜想事情的情势或许如此，但在经文和传文中没有考证到。”然而《左传》记载庄公起初筑台，面对党氏，看见孟任，跟从她进入密室，而用夫人的名义答应他，割臂与庄公盟誓，生了儿子般。怎么知道庄公不是因为宠妾而不娶妻呢？然而这既然不是经文原本的意思，不辩驳也可以了。

有人问：大夫和宗妇相见使用玉帛。先代儒者大多说公事叫“见”，私事叫“觌”。夫人不能见到宗庙，就不能临视各位臣子，所以用私事来说，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看见姜氏没有记载“至”，因为一字褒贬而生事。这件事的宗旨，本来只是讥讽妇人不当使用玉帛罢了。说大夫和宗妇“觌”，不过是叙述事实，用来引出使用玉帛的意义，没有其他含义。现在从字义来说，《尔雅》说：觌，就是见。觌和见本来不能用公私来区分。姜氏丁丑日刚进入，第二天宗妇就敢私下相见，也没有这样的道理。如果说不能见到宗庙，所以用私事来说，不知道写这个“觌”字的人，是鲁国的史官呢，还是孔子呢？如果是鲁国的史官，庄公当时侍奉姜氏都来不及，没有不能见到宗庙的意思。如果是孔子，孔子一定不会因为不能见到宗庙而把旧史的“见”改为“觌”。有人问：既然如此，那么《论语》为什么说“私觌”呢？回答说：文字随着事情显现，各有其主旨。《论语》所说的“私觌”，是指孔子出使他国，朝享礼仪完毕退下后，用私人的礼节相见。那么“觌”字的意义，本来不是私，因为上面有“私”字，所以叫“私觌”。现在经文没有“私”字，不能用私来说，怎么能取那“私觌”两个字的意义，合并为一个字来解释《春秋》的“觌”为私呢？《易经》说：三年不觌，可以解释为三年不私下相见吗？有人问：杜氏又说大夫

译宗妇与大夫拿着同样的礼物一同去拜见，你唯独采纳胡氏的说法，认为这里说的不是大夫和宗妇，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同拿礼物一同拜见，是《谷梁传》的残余议论。我已经辨析过了。这件事《左传》符合事实，说：哀姜到了，鲁公让宗妇拿着币帛去拜见，没有提到大夫。《公羊传》虽然没有明确说，但大意也是主张妇人使用币帛。杜预解释经义完全依据《左传》，没有丝毫违背。《左传》有不通顺的地方，他必定要强行解释使之通顺。唯独这个明显的事实，杜预却不加考察而违背它，这太奇怪了。问：朴乡的意思，也是说大夫和宗妇是同一天去拜见的，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大夫和宗妇确实是同一天去拜见，但这里只是讥讽大夫的妻子使用币帛罢了。男子的礼物，贵重的是玉帛，那么大夫拜见时使用币帛，并不是被讥讽的对象。所以《春秋》不特指大夫使用币帛，如果特指大夫使用币帛，经文应当写“及”。现在没有写“及”，那么就是同姓大夫的妻子就显而易见了。

译问：“戎人侵犯曹国，曹羁逃奔到陈国，公子赤回到曹国。”杜预说：“曹羁就是曹世子赤，也就是曹僖公，是这样吗？”回答说：“孙氏说：查考《史记·曹世家》及年表，僖公名叫夷。杜预认为曹羁就是曹世子赤，也就是僖公，是因为这与郑突回到郑国、郑文公即位的情况相类似罢了。”问：“赵氏、刘氏、髙氏、张氏等儒者，都认为戎人接纳了公子赤，公子赤篡夺了君位，这与郑忽、郑突的事情没有区别。您独自凭什么知道不是这样呢？”回答说：“根据经文的次第以及王氏的话而知道的。王氏的话既然已经附在《本义》之后了，请在这里加以申述。经书记载‘公纳子纠，楚纳顿子’，都明确说明了，这里只记载‘戎侵曹’，戎人又没有进入曹国，而曹羁自己出奔，所以公子赤得以乘隙而入，虽然不免有庶孽窃国的罪过，然而比起郑突依靠宋国驱逐郑忽的情况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春秋》阐明细微之处，而学习《春秋》的人不可以不详细考证。”

二十五年

有人问：“日食时击鼓，在社庙使用牺牲。孙氏等儒者认为击鼓是常礼，只有击鼓并使用牺牲是非常礼，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谷梁传》的说法。我已经辨析过了。况且传中有‘天子在社庙击鼓，诸侯在朝廷击鼓’的文字，而叶氏、刘氏、康侯的说法，又足以阐发其义，不必多说。”

问：“伯姬嫁给〇国国君。先儒有人说她是庄公的女儿，凭什么知道她是桓公的女儿呢？”回答说：“从书法来论，石氏、髙氏、吕氏、存耕、黄氏等儒者都认为当时国君的女儿必定加‘子’字，现在经文不写‘子’，就已经知道她是桓公的女儿了。从《春秋》的大义来探求，如果是庄公的女儿，那么这里记载她出嫁就没有意义，后来记载〇国伯姬来鲁国也没有意义。为什么呢？父母在世，每年一次归宁，庄公在世而女儿归宁，就不在记载之列。因为她是桓公的女儿，庄公的姐妹，现在桓公死了二十六年，到这时才出嫁，显然已经过了适婚年龄。所以这里记载她出嫁，以及后来记载庄公会〇国伯姬于洮，有姐妹已嫁、兄弟不同席的嫌疑；杞国伯姬来，有父母死后不得归宁的警戒。所以知道她是桓公的女儿。”问：“胡氏认为这里不记载迎亲，是因为天下混乱、礼制败坏，迎亲的不是大夫，所以不记载。康侯认为迎亲的不是卿，名字没有登载在史册上，所以只记载出嫁以记录礼制的缺失，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谷梁传》的意思，但我改变了它的说法。如果迎亲的不是大夫，正应当记载以显示大义，如果不记载，那么大义和事实都湮灭了，世人谁知道呢？十二公的女儿，不都记载她们出嫁，不都记载迎亲，是因为合乎礼制是常事，所以删略不记。那些失礼的非常之事，才记载以作为警戒。所以有记载迎亲而不记载出嫁的，有记载出嫁而不记载迎亲的，也有既记载迎亲、又记载出嫁并且记载纳币的，还有记载大夫迎亲的，根据事情显示大义，哪有固定的条例？髙氏所说的都有用意是对的。现在不记载迎亲，何必另外寻求意义呢？不过是常事不记载罢了。”问：“既然称为伯姬，那就是庄公的姐姐，您为什么说是庄公的姐妹呢？”回答说：“男女各自按伯仲叔季排序，所以不能断定她一定是庄公的姐姐。”

问：“公子友到陈国，公子和母弟是同一个人。有时称公子，有时称弟，为什么呢？”回答说：“石氏说：诸侯尊贵，兄弟不能以亲属关系相通。按礼制，诸侯断绝旁系期亲而臣服伯叔兄弟，君臣是名分的区别，兄弟是恩情的归属。礼制不可以没有名分，区分贵贱则礼法严明，臣子不可以与君平起平坐，申张私恩则公义废弛。那么《春秋》记载公子，是常例。记载弟，是礼法的变通。所以从始元到终麟，只有来聘问、来结盟才记载，侵犯讨伐才记载，杀害、出奔才记载。玉帛交好，牲血祭祀，是大夫的职事，不是天伦所应当亲自做的。所以来聘问、来结盟才记载，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就是这种情况。争斗愤怒违背道德，战争侵犯是危险的事情。人臣效命，不是天属所应当亲自做的。所以侵犯讨伐才记载，卫侯的弟弟黑肩率领军队侵犯卫国，就是这种情况。逼迫穷困患难，不能互相救助，骨肉残害，以至于互相讨伐，不顾亲情，太过分了。杀害、出奔才记载，天王杀他的弟弟侫夫，秦伯的弟弟鍼出奔晋国，就是这种情况。除此之外，都称公子罢了。这是《春秋》的法度。而《左传》、《公羊传》的条例，认为母弟称弟，庶弟不能称弟，而母弟称公子，也太过乖戾了。”

二十六年

有人说：“鲁公讨伐戎人，许氏认为自隐公、桓公以来世代与戎人结盟，到庄公时戎人才开始背弃盟约，因此有济西之战，在这里讨伐戎人，大义已经战胜了。”黄氏以许氏的说法为正确，您不采纳，为什么呢？回答说：“许氏知道与戎人结盟是好事，却不知道中原国家不可以与戎人结盟；知道济西之战可以报复，却不知道没有禀承命令是罪过，所以不采纳。”问：“木讷认为鲁国是为曹国讨伐戎人的，为什么呢？”回答说：“木讷认为戎人侵犯曹国，曹羁出奔陈国，等到陈女叔来聘问，说一定有曹羁在曹羁那里，这是猜测之辞。即使可信，也不是本义。”

二十七年

有人问：“〇国伯姬来鲁国，刘氏讥讽她来得太频繁，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推究刘氏的意思，认为伯姬是庄公的女儿，春

译既然已经设防，而冬天又再次来临，所以说情况已经非常紧急。然而（有人）不知道她是庄公的姐妹。」问：「您凭什么知道她是庄公的姐妹呢？」答：「以前的儒者因为史书没有记载‘子伯姬’，所以知道她是庄公的姐妹。假如她是庄公的女儿，今年春天伯姬回娘家省亲一次就足够了，怎么还会因为父亲而到洮地设防女儿呢？所以我断定她是庄公的姐妹，毫无疑问。」问：「僖公五年，〇伯姬来朝见，杜预认为她是成风，这是为什么呢？」答：「杜预也认为她是庄公的女儿，是成风所生。当时成风还没有死，杜预推测她是回娘家省亲罢了，并没有其他需要设防的地方。」

译说：莒国的庆来迎娶叔姬。先儒讥讽这是庄公亲自做主，为什么呢？回答说：从经文来看，没有庄公亲自做主的含义。假使有这种含义，也不过是其中一点小意思，并非经文记载的根本含义。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大概是依据《谷梁传》所说的“来是为接迎内妇”以及“不认可夫妇称谓”的意思吧？我已经辨析过了。

说：“庄公在城濮会见齐侯。”先儒大多认为是周王命令齐国讨伐卫国，并防备鲁国以确立交好，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如果是周王命令齐国讨伐卫国，《春秋》应当改变其文辞；如果是防备鲁国以确立交好，那么讨伐卫国，就一定不会在卫国境内进行。况且齐国和鲁国已经交好，何必等到此时才确立？何况第二年讨伐卫国，是齐国独自讨伐，而鲁国没有参与呢？

二十八年

有人问：“齐国人讨伐卫国，卫国人同齐国人交战。先儒大多认为是齐国奉行周王命令而讨伐卫国，是这样吗？”回答说【缺】

已经辨析过了。

说：大旱，没有麦子和禾苗。黄氏认为麦子的禾苗是一种作物，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诗经》说：“禾麻菽麦。”《尚书》说：“禾尽偃。”那么禾，是指尚未收割的谷物，难道是一种作物吗？况且下文记载向齐国借粮，如果夏天只是没有麦子的禾苗，那么秋天有粟米，不应该立刻因饥荒而向人借粮。说：刘氏认为大旱没有麦子和禾苗，是因为鲁国不致力于积蓄，日益损耗，直到麦子和禾苗大量耗尽后才察觉，不是当年的事，是这样吗？回答说：如果这样，《春秋》应当记载粮仓匮乏，不应当记载大旱没有麦子和禾苗。况且当时正值冬天，是农民缴纳粟米的时候，既然不是大荒年，也不应该立刻借粮，而且《春秋》应当记载大旱没有麦子和粟米，不应当记载大旱没有麦子和禾苗。说：啖氏认为政令无常，百姓失去生计，导致大旱没有麦子和禾苗，是这样吗？回答说：庄公时期，百姓固然失去生计，但不至于大旱没有麦子和禾苗。百姓失去生计而大旱没有麦子和禾苗，那么整个鲁国的土地都不耕种了吗？这必定没有这样的道理。

二十九年

有人问：“新建延廏，吕朴乡认为延廏是天子的马厩，为什么呢？”回答说：“不对。这是被新作雉门和两观是僭越天子制度所迷惑。认为两观是僭越天子制度，可以说延廏是僭越天子制度，是不可以的。诸侯有马就有马厩，怎么知道延廏是天子的制度呢？这大概是讥讽庄公在大饥荒时向人借粮，而不是在不当的时候浪费钱财、伤害百姓。”说：“刘氏认为是修缮旧有的，为什么呢？”回答说：“新，是全部更新的意思，不仅仅是修缮旧有的。”

三十年

有人问：“安葬纪叔姬，高氏认为齐国人降服鄣国，然后安葬叔姬，与纪侯完全离开国家之后，齐国安葬伯姬，意思相同，都是为了归罪于齐国，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这是被《公羊传》《谷梁传》认为鄣是纪国城邑所迷惑。鄣不是纪国城邑，我已经辨析过了。况且伯姬，是齐国安葬的；叔姬，是纪季安葬的，而鲁国前往参加葬礼罢了。事情和道理完全不相干，其错误大概比《公羊传》《谷梁传》更严重。”

说：齐国人讨伐山戎，先儒大多认为是齐侯，又认为是救援燕国，赵氏也认为来献戎防的是齐国人，这是齐侯，大概是互相致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和《史记》的说法，推求经文则不是这样。《左传》在庄公与齐侯在鲁济相遇时，有说：“谋划讨伐山戎，因为山戎危害燕国的缘故。”《公羊传》说：“这是齐侯。”《谷梁传》说：“齐人，就是齐侯。”《史记》桓公二十三年：“山戎讨伐燕国，燕国向齐国告急，齐桓公救援燕国，于是讨伐山戎，到达孤竹才返回。”燕庄公于是送桓公进入齐国境内，又说：“我向南讨伐到达召陵，望见熊山，向北讨伐山戎，离枝孤竹。”那么就是齐侯亲自去了。如果确实亲自去了，经文应当记载“齐侯”；如果确实救援燕国，经文应当记载“救燕”。现在经文说“齐人”，又不说“救燕”，况且燕国不与齐桓公结盟，那么三传和《史记》的说法就不对了。大概万世取信的只有经文，根据经文考察传文的真伪是可以的，根据传文怀疑经文是先儒的大弊端。况且齐桓公节制军队不在人数众多，所以他的侵伐多称“人”，只有城邢称“师”，伐楚称“侯”罢了。这次讨伐山戎，怎么知道不是命令将领献戎防呢？怎么知道不是亲自去了呢？所以吕朴乡说：“从僖公十年齐侯、许男讨伐北戎来看，那么讨伐北戎是齐侯亲自前往，讨伐山戎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不然都是齐侯。前次讨伐山戎称人，后次讨伐北戎称侯，前后自己不同，谁能明白？可以说是简易而明白了。”

三十一年

有人问：“在薛地筑台，存耕认为薛不幸有大变故，鲁庄公在其近地筑台，为什么呢？”回答说：“薛，是鲁国的土地，偶然与薛国同名，又偶然与薛伯去世并列，本是两件事而不相干。其下记载‘在秦地筑台’，可以说是靠近秦国吗？”

三十二年

有人问：“公子牙去世，两传认为是被毒死，唯独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回答说：“邦衡高氏辨析得很完备了。朱子曾说：‘大凡疑难之义，用来决断的，不过义理、文势、事证三者罢了。’现在公子牙去世，推求经文的义理，观察经文的文辞，用经文前后的事来验证，都不符合，所以不是这样。说：‘经文记载隐公、桓公、闵公薨，子般、子恶卒，三传认为是被弑杀，于是认为是对的，为什么呢？’回答说：‘君主有可以避讳的道理，臣子不在避讳之列。臣子有罪，就杀’

译做到这样也就足够了。既然君主有应当避讳的道义，那么这在情理上是应当的，而且经文又不记载地点，经文前后又有事实作为佐证，所以三公和两位儿子的去世与逝世，正好与道义、文势、事实证据这三者相符合，我怎么能不认同这种说法呢？

译问：庄公死在正寝，前代儒者的说法很多。您全都不予采纳，为什么呢？答：前代儒者虽然多有解说，不过只是论述他死在正寝罢了。死在正寝，是常事。《春秋》不记载常事，继承人的过错虽然极其严重，但也不因死亡而体现大义。这必定是有特定用意才记载的。庄公十一月才下葬，没有向天子请示而私自定谥号，这不是体现大义又是什么呢？那么，“死在正寝”不过是如实记载事实罢了。而大义并不在于正寝，就像记载其他诸侯的死亡，不能视为非常之事，而是为了引出下葬迟缓与私定谥号的问题。因此，不能就“正寝”这一点来生发大义。

问：“子般去世，与子野的情况相同。胡氏、高氏都认为只有《左传》记载了被弑，而《春秋》经文没有体现。您怎么知道他是被弑杀的呢？”答：“根据庄公去世而子般紧接着去世，又有庆父前往齐国，以及闵公不记载即位，还有闵公去世不记载地点，庆父出逃到莒国，从而知道的。”问：“康侯的说法怎么样？”答：“只是论述《左传》罢了。”

闵公

元年

有人问：“不记载即位，前代儒者说这是因为内部没有继承依据，向上没有请示命令，这是端正人伦大道的做法，为什么呢？”答：“推究前代儒者的意思，似乎认为旧史书中有即位的记载，而孔子删去了它，没有这样的道理。不如《谷梁传》所说的‘先君不得善终，那么子弟不忍心即位’更为接近事实。内部没有继承依据，还可以说得通；至于说向上没有请示命令，那么鲁国由来已久，为何唯独删去闵公的即位呢？况且桓公、宣公弑君自立，他们内部没有继承依据，向上没有请示命令，比闵公更严重，孔子为什么不删去他们的即位记载呢？”

问：“庄公与齐侯在落姑结盟。”您怎么知道这是季子的谋划呢？答：“从情理和形势观察而知道的。庆父虽然曾经前往齐国，但那是在前年的冬天，到次年的秋天，庄公才与齐侯结盟，这就不是庆父请求的。落姑结盟之后，季子随即回国。将事情联系起来观察，可以推测出这是季子的谋划。况且季子出逃，必定有所畏惧，如果没有所倚仗，怎敢立刻返回？季子已经回国，仲孙也已经到来，庆父想要篡位而未能得逞，于是弑杀闵公以逃避罪责。”问：“那么季子有大功吗？”答：“没有。根据《左氏传》中成风的事，季子不讨伐贼人而奉迎僖公以逃避，又结合经文‘季子已经回国，闵公被弑’的事情来看，那么季子意在僖公，心中持两端，只是闵公已经即位而不敢发作罢了。恰逢庆父弑杀闵公，正中他的计谋，所以季子得以获得美名。朱子所说的‘季子自有大恶，与庆父都是鲁国的祸害’，是得其情理的。而三传认为季子贤德，难以与智者谈论了。

问：齐国的仲孙来，孙氏认为他是私自前来，与祭伯来的意义相同，是这样吗？答：如果没有上下文而平心观察，那么与祭伯来的意义相同。当时齐国正有政令，不是衰微的周朝可比。况且在鲁国动荡不安之际，仲孙忽然私自前来吗？没有这样的道理。这个意义，吕朴乡已经得到了。他说：“《春秋》不以名字来褒贬，为什么呢？”答：“《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史书所没有的，圣人不能强行加上；史书所记载的，圣人也不更改。圣人所因袭或变革的，是大义，不是指名字。”况且说名字是贬义吗？仇牧、荀息都用了名，没有见到他们有可贬斥的事实。况且说字是褒义吗？南季、荣叔、原仲、蔡叔都用了字，没有见到他们有可褒扬的事实。所以有不必用名而后为贬，不必用字而后为褒的情况。不记载来结盟，不记载来聘问，而直接记载仲孙来，那么他无名而来就可见了。难道一定要用名而后为贬吗？那么《春秋》就是在为齐桓公担忧了。桓公身为霸主，鲁国有难，起来匡正它，真是霸主做的事。庄公死，子般被弑，闵公年幼，庆父和夫人在内作乱，鲁国不绝如缕，假如让齐国匡正鲁国，易如反掌。落姑之盟，仅仅能恢复季子罢了，而夫人和庆父的志向还不可知。仲孙的到来，不是结盟也不是聘问，那么就没有什么能安定鲁国。没有什么能安定鲁国，那么他的到来就是无名的，鲁国的人都感到不满。最终再次弑杀闵公的，是庆父。那么养成庆父的恶行，使他恶贯满盈的，是齐桓公。直接记载为“来”，其大义就体现了。

二年

有人问：在庄公庙举行吉禘祭，前代儒者解释禘的意义，谁更好？答：只有赵氏最详细。他说：《礼记·大传》说：“礼制规定不是王就不能举行禘祭，王者禘祭其祖先所由出的帝，以其祖先配享。”诸侯及其太祖，《丧服小记》说：“王者禘祭其祖先所由出的帝。”又下面说：“礼制规定不是王就不能举行禘祭”，正与《大传》相同，那么诸侯不得举行禘祭就明白了。因此《祭法》说：“有虞氏禘祭黄帝而郊祭喾，祖祭颛顼而宗祭尧；夏后氏也禘祭黄帝而郊祭鲧，祖祭颛顼而宗祭禹；殷人禘祭喾而郊祭冥，祖祭契而宗祭汤；周人禘祭喾而郊祭稷，祖祭文王而宗祭武王。”禘祭，是帝王建立始祖的庙，认为未尽到追远尊先的意义，所以又推求始祖所由出的帝而追祀他，以其祖先配享，是指在始祖庙祭祀，而让始祖配享。这个祭祀不兼用周庙的主神，因为关系疏远，不敢轻慢的缘故。郑玄注《祭法》说：“禘是指配祭昊

译“天上帝于圜丘也。”大概是因为《祭法》中所述文字位于“郊”字之上，被称为郊祭中最大的祭祀，所以才有这种说法。《祭法》所论述的禘、郊、祖、宗，是指六庙之外世代不绝的四种祭祀罢了，与配祭无关。因为禘祭所及的祖先最为久远，所以首先提及它，这哪里与圜丘有关呢？又说：“祖之所自出”，是指感生帝灵威仰。这真是荒谬到了极点！这段文字出自纬书，始于汉哀帝、平帝年间伪造的书籍。所以桓谭、贾逵、蔡邕、王肃等人像仇敌一样痛恨它，而郑玄却将其贯通于五经之中，其诬蔑和蛀蚀经典的行为太过分了。有人问：如果这样，那么《春秋》记载鲁国的禘祭又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因为成王追念宠幸周公的缘故。所以《祭统》说：“成王追念周公，赐给他隆重的祭祀，郊、社、禘、尝，就是这个意思。”【郊、禘，是天子的礼仪；社与尝，是诸侯本有的礼仪。编撰礼书的人看到《春秋》记载“尝、社”，就认为郊、禘与之相同，于是胡乱议论罢了】鲁国使用禘祭，大概是在周公庙中祭祀并上溯到文王，文王就是周公的祖先，所以如此。这种祭祀只能在周公庙中进行，闵公时竟然僭越在庄公庙中举行，因为不追配祖先的缘故，直接说“庄公”而不说“庄宫”，表明只是使用其祭品罢了，并不追配文王。问者说：《左传》说“烝、尝、禘于庙”，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因为看到《春秋》经文中前后记载祭祀只有这三种，认为祭祀的名称尽在于此，只是依据经文却不明白经文的本意，所以才这样说。又看到经文中禘祭在庄公庙举行，就认为是在各庙合祭，所以胡乱说禘祭在武宫、僖宫、襄宫举行，都是胡乱引用禘祭的文字来解释祭祀。问者说：“如果禘不是时祭的名称，那么《礼记》各篇所说的，又是怎么回事呢？”回答说：“《礼记》各篇，有的是孔子门徒后辈末流弟子所撰写，有的是汉初诸儒私下撰写以谋求金钱，都是依据《春秋》编写的。看到《春秋》记载禘祭在庄公庙举行，就把它当作时祭的名称。看到《春秋》只有两次记载禘祭，一次在春，一次在夏，所以有的称为春祭，有的称为夏祭，各自著书说法不一，纬书的荒谬道理由此可见。而郑玄不明白其中的意思，所以在注释《郊特牲》时说：‘禘应当是礿’，《祭义》与《郊特牲》相同，郑玄于是没有注释；而在注释《祭统》及《王制》时，却说：‘这是夏、殷时的礼仪’。况且《祭统》篇末说：‘成王追念周公，赐给他隆重的祭祀，郊、社、尝、禘就是这些。’怎么能说是夏、殷的礼仪呢？于是郑玄都不予注释。郑玄又看到‘吉禘于庄公’，就说：‘禘小于祫’，儒者普遍接受这种说法，说三年丧期结束后，在祢庙举行小禘，五年举行大祫。这样一来，就是三年一次禘，五年一次祫。如果禘祭不迎接群庙的神主，怎么能称为大祭呢？如果迎接群庙的神主，怎么能在祢庙迎接呢？又在《曾子问》篇中为什么不叙述呢？这真是乖谬到了极点。况且《春秋》文公二年《公羊传》说：‘大事是祫祭，已毁庙的神主都陈列在太祖庙【陈列，说明平时都收藏在太祖庙，现在只是拿出来陈列罢了】，未毁庙的神主都升堂在太祖庙合食【升，说明从本庙而来升堂】。《礼记·曾子问》篇说：‘在太庙举行祫祭，祝官迎接四庙的神主【说明已毁庙的神主平时都在太庙，所以不迎接】。又说：‘如果不是祫祭，那么七庙、五庙没有空着神主的情况，并没有说禘祭是殷祭的地方，那么禘祭不是殷祭就很明白了。’问者说：‘如果禘祭不是三年丧期结束后的殷祭，那么晋人说‘因为寡君还没有举行禘祀’，又是怎么回事呢？’回答说：‘这是《左氏传》的妄说。《左氏传》看到经文说‘吉禘于庄公’，认为丧期结束应当举行禘祭，却不知道这本是鲁国的礼仪，不适合施行于其他国家。所以《左氏传》自己也说：‘鲁国有禘乐，宾客祭祀时使用它’，这就明白各国没有禘祭了，可以知道了。’这样看来，《左氏传》自相矛盾，也就显而易见了。问者说：‘《王制》所说‘礿则不禘，禘则不尝，尝则不烝，烝则不礿’，真的像郑玄所说的那样吗？’回答说：‘撰写这篇的人，也是缘于看到《春秋》中只有禘、烝、尝三种祭祀，认为鲁国只实行这三种祭祀，所以才这样说。如果真像郑玄注释的那样，诸侯每年都要朝见天子，那么远国往来必须经历数个季节，为什么唯独废除一个季节而已？又必须往来常在道路上，如何守国理民呢？’问者说：‘《明堂位》说：‘季夏六月，用禘礼在大庙祭祀周公’，又说：‘夏礿、秋尝、冬烝’，这就是把禘当作大祭，而时祭缺少一种，时祭的意义非常明显。’回答说：‘《礼》篇之中，‘夏礿、秋尝、冬烝’，庸俗浅薄荒谬妄言，这一篇最为严重，所以说：‘四代的官制，鲁国兼用之’，又说：‘君臣未曾互相弑杀，礼乐刑法未曾改变’，其鄙陋如此，哪里值得征引呢？郑玄不能推究本源，只是随文求义，解释这禘礼，竟然有四种说法。他注释《祭法》及《丧服小记》时说：‘禘是祭天’；注释《毛诗》时说：‘禘是宗庙之祭，小于祫’；注释《郊特牲》时说：‘禘应当是礿’；注释《祭统》《王制》时说：‘禘是夏、殷时的时祭名称’，实在奇怪。赵氏的辨论极为详密，极为正大，只是他说‘不追配’，与叶氏诸家稍有不同罢了。”

译《春秋或问》卷三

《经部·春秋类·程氏春秋或问》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四 元 程端学 撰

僖公

二年

有人问：“筑楚丘、筑朴乡，说筑邢、历、序三国是详细记载；筑缘陵，只记载诸侯是简略；筑楚丘，隐去诸侯是简略，而且更加简略。楚丘不如缘陵，缘陵不如筑邢，救灾恤患是邻邦之道，详细记载而不削减赞誉。分封诸侯，不符合王法；隐去诸侯而不记载，是避讳。避讳，就是剥夺。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三国筑邢而不再次列举，就好像是邢国自己筑城和鲁国筑城，所以再次记载三国。筑缘陵，上面已经列举诸侯，所以前文详述后文概称，只称诸侯。筑楚丘，是鲁国自己筑城，怎么能说是元年防柽的诸侯筑城呢？况且筑邢是为了救灾恤患，筑缘陵难道不是为了救灾恤患吗？假如筑楚丘是诸侯筑城，难道也不是救灾恤患吗？为什么简略，而且更加简略？《春秋》有自然的书法，如果筑楚丘而隐去诸侯的文字，用来寄托予夺之意，那就晦涩难懂，难道这是书法的自然吗？况且褒贬凡例、抑扬予夺的说法，是《春秋》的蛀虫。解说《春秋》的人，从汉到唐，从唐到宋，能摆脱俗习的，只有朴乡几个人而已，而他们的解说还像这样。我这才知道习俗改变人，即使是智者也不能避免，何况其他人呢！”

问：“冬十月，春王正月，夏四月，三次记载不雨。先儒都认为其余月份有雨，你怎么知道不雨呢？记载首月不相承蒙。”回答说：“根据后来记载六月有雨而知道的。如果十一、十二与二、三、五月有雨，那么六月有雨就不记载了。正因为记载六月有雨，然后才知道左氏所说的‘从十月到五月不雨’是可以依据的。但它的下文说‘不叫旱，不算灾’，是妄说。”问：“这不雨的书法与文公二年记载‘从十二月不雨到秋七月’，十年、十三年两次记载‘从正月不雨到秋七月’的文字不同，为什么呢？”回答说：“文公的三次不雨有事夹杂在中间，这里没有事夹杂，所以记载有所不同。后世用凡例去求索而不得，于是编造言辞强行贯通，所以谷梁有‘勤勉而忧雨’的说法。先儒也有‘冬十月不雨，那么十一月、十二月有雨；春正月、夏四月不雨，那么二、三、五月有雨’的说法。这都是把不雨与冬十月、春正月、夏四月连在一起读，而不考察的失误。我因此把冬十月、春王正月、夏四月各自作为一个时段，没有无事记载首月的意义，而把三次不雨不与它们相承蒙，这才符合左氏的说法，而经文大义自然明白了。”问：“既然记载不雨，那么一个时段中就有事了，你怎么说一个时段无事记载首月呢？”回答说：“这不是会盟、侵伐、郊祀祈祷、朝见聘问等可以用月日记载的事，只是记载一个时段的不雨罢了。而不雨不可以用月日记载，有什么妨碍自己记载首月呢？”问：“冬不雨之下记载‘楚人侵郑’，夏不雨之下记载‘徐人取舒’了，你怎么说一个时段无事呢？”回答说：“虽然有两件事，但都没有月日，又都在不雨之后。《春秋》的法度，凡是正、四、七、十月有无月日的事，就只记载春夏秋冬而不记载首月，恐怕月份扰乱事件。这里用不雨隔开，所以虽然有两件事，而冬、春、夏得以记载首月。不像文公时三次记载不雨都有系月日的事夹杂在中间，而不可以直接记载首月。”问：“有的说‘旱’，有的说‘不雨’，为什么呢？”回答说：“鲁史命辞有异同，孔子沿袭而不改变，为什么一定要执此例以求彼同呢？”

二年

有人问：“齐、宋、江、黄在阳谷会盟，先儒认为诸侯的军队同驻陉地，是桓公的正兵，又统领江、黄各守其境，按兵不动，作为八国的援军，是奇兵，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这是表明江、黄不同伐楚，而后来江、黄伐陈而推测的。假使有这种情况，那么《春秋》本是正义明道的书，不是战国孙吴的权术，学者固然不可移彼以论此，何况是仿佛想象的言论呢？

四年

有人问：“八国侵蔡，于是伐楚，驻扎在陉。先儒讥讽‘遂’为专断，是这样吗？”回答说：“没有讥讽。这与‘公会齐侯于栎，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去齐’，与‘公会晋、齐、宋、蔡、郑、陈、莒、邾、秦于温，而诸侯于是围许’，与下文‘曹伯襄复归于曹，于是会诸侯围许’的‘遂’同义，大概是文法当然，讥讽在一事，而不在一字。如果‘公子结送陈人的妇人，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与‘公子遂去京师，于是去晋’的‘遂’，则讥讽其专断，然而也是文法当然，意思有轻重而已，不像后世一字褒贬的说法，特下一‘遂’字以讥讽。”问：“驻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