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或问卷八　　　　　元　程端学　撰

译诸侯跟随晋国而尚未决断，存耕说晋悼公纠合诸侯的命令不够严厉，是这样吗？回答说：晋国作为诸侯盟主已经很久了，凭借厉公的暴虐，诸侯尚且不敢违抗，何况悼公即位虽然年岁尚轻，但他的号令举措，本来就已经打动人心了。诸侯怎么会怀疑他呢？况且诸侯的大夫既然已经到了郑邑，就自然应当把军队归属晋国，难道会不接受晋国的命令而突然停留在鄫地吗？一定没有这种道理。这显然是晋国的援军了。

译二年

有人问：“君举认为‘城虎牢’不连属郑国，是为天下修筑戍守之地；‘戍虎牢’连属郑国，是为郑国戍守。所以‘城楚丘’不连属卫国，‘城缘陵’不连属杞国，都是不专指一国的说法。”朴乡讥讽这种说法过于巧辩，并自己解释说：“‘城楚丘’不提及卫国，‘城缘陵’不提及杞国，都是因为卫、杞两国无力占有这些地方，而是由齐桓公修筑的。那么‘城虎牢’必定靠近楚国土地，郑国无力占有，所以由诸侯修筑。”这两种说法哪种更好？回答说：“都接近正确，也都值得怀疑。”“城楚丘”不提及卫国，大概那是鲁国的楚丘；“城缘陵”不提及杞国，不知道它是否真的是杞国的。各自依据本义，这里来不及辨析。“城虎牢”不连属郑国，是因为虎牢不是郑国的城邑。那是郑国灭掉东虢后占据的地方。所以《春秋》记载“城虎牢”而不连属郑国。如果说为天下修筑而不连属郑国，那么“戍虎牢”也应为天下戍守，何必连属郑国呢？这是君举的说法值得怀疑的地方。虎牢，是郑国灭掉东虢后作为制邑，秦汉时称为成皋。《左传》记载姜氏请求制邑，庄公说：“制，是险要的城邑。”那么制邑归属郑国已经很久了。假如郑国不能占有，必定落入楚国，而制邑又是险要的城邑，诸侯未曾讨伐楚国，怎么能突然夺取虎牢并灭掉它呢？它属于郑国是明显的。这是朴乡的说法值得怀疑的地方。朴乡辩驳君举关于“城虎牢”的说法不对，却没有辩驳君举关于“戍虎牢”的说法，意思一定是认为他的论述正确。如果按照他的说法，是为郑国戍守，那么接着记载“楚公子贞救郑”，次年“郑公孙舍之侵宋”，诸侯又讨伐郑国，那就又不是为郑国戍守了。暂且存疑是可以的。虽然如此，这两人的说法，其用意超过了先儒所说的“不连属郑国是责备郑国，连属郑国是归罪诸侯，这也太远了”，我在下文另有见解。

三年

有人问：“鸡泽之盟，豹与诸侯的大夫以及陈国的袁侨结盟。黄氏认为晋国之所以称霸，在于得到陈、郑两国，所以让大夫结盟。陈国的臣子，晋国没有委屈自己的耻辱，袁侨没有对抗君主的罪过，礼节很安稳而名分很明确。”因为悼公贤明，议论的人却说诸侯在场而大夫结盟，是大夫的专断。不知道大夫奉君主之命结盟，袁侨怎么能算是专断？这种说法很好，而刘氏的意思也与它相符。你不跟随他们，反而取用君举、康侯的说法作为本义，为什么呢？回答说：“在春秋时代，诸侯向下顺从大夫，大夫向上对抗诸侯而结盟。悼公唯独能区别对待而分别结盟，这可以说是贤明了。但如果用三王的正道来衡量，则还不够。诸侯自己结盟，已经亵渎了先王的典制，何况已经结盟又让大夫结盟呢？这是重重亵渎王典，重重冒犯鬼神。这盟约虽然是诸侯指使的，但积习就会产生，常人都知道大夫可以结盟，却不知道礼乐出自大夫，所以溴梁之会，大夫自己结盟而不能有别的做法。这是习惯听闻和亲眼所见，所以君子常常谨慎开端。晋国得到陈、郑，然后可以安定中原而抵御荆楚，这是形势使然。这是悼公急于得到陈国，而惟恐失去袁侨的心，所以急切地让大夫与他结盟。从霸者的角度论，可以说是懂得防备而识时势；从王道的角度论，则做一件不义的事，即使得到天下也不做。陈、郑既不可失去，不义的事又不可做，圣人在这里必定有权衡轻重而处置的方法。如果康侯的论述，大概接近于此，我怎么能顺从当时的习气而赞许悼公的贤明呢？”所以说：“仁人，端正其义而不谋求其利，阐明其道而不计较其功。”

五年

有人问：“戍守陈国，孙氏、高氏认为与‘城楚丘’意义相同，对吗？”回答说：“不相同。楚丘之名，三传虽然说是卫国城邑，根据经文考察，则是鲁国城邑。又没有上下文势可以观察。现在‘戍陈’，则明确知道它是陈国而没有其他可能。又根据上文诸侯在戚地会盟，下文诸侯救陈来看，则知道诸侯都戍守，无缘无故只有鲁国戍守。只是鲁国史书只记载本国之事，而孔子沿袭它没有改变罢了。怎么能与‘城楚丘’意义相同呢！”

十年

有人问：“戍守郑国的虎牢，先儒有说虎牢不连属郑国，则责备在郑国戍守；而连属郑国，则归罪诸侯。归罪诸侯者，是责备霸主缺乏谋略，对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城虎牢’不连属郑国，‘戍虎牢’连属郑国，是鲁国史书的旧例，孔子沿袭它而没有改变罢了。当时鲁国史书不过记录事实，没有垂示教化的意思。等到孔子取用它来垂示教化，也不过是说直书其事，而善恶自然显现罢了。由此看来，一字褒贬的说法，不用辩驳就能明白。如果不寄托意旨于一事之间，而寄托意旨于一字一句之外，《春秋》岂不晦涩且艰难吗？”我在本义中另有见解，这里不再辩驳。

说：“楚公子贞率领军队救郑。先儒说《春秋》记载救许、救楚，是为了深罪诸侯不能保护郑国。难道还不如荆楚吗？回答说：救郑本来有善意的。然而夷狄救郑，是为一己之计，不是公天下的大义。何况联合天下的诸侯讨伐跟随楚国的郑国，楚国敢以大夫率领军队救郑，来对抗中原？这就看出夷狄的横行，而中原的衰败严重了。有什么可赞许的呢！”

十一年

有人问：“作三军，先儒都说三军是鲁国旧有的三家废黜公室的三军，而各自

译“有其一，谓之作三军者何也？”回答说：“如果鲁国原本就有三军，而三家各自只拥有其中一军，那么《春秋》必定会记载为‘取三军’，或者记载为‘分三军’，一定不会记载为‘作三军’。‘作’的意思是以前所没有的，就像记载‘作丘甲’之类一样。昭公五年必定不会记载为‘舍中军’，只是因为民众数量少而达不到中军的编制人数，加上霸主将要征收大国三军的赋税，又因为季氏想要独占一军，而让孟孙、叔孙共同拥有一军，所以舍弃中军而恢复两军的旧制，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刘氏说：“到了襄公时才作三军，说明襄公之前没有三军。等到后来舍弃它时，又说‘舍中军’，说明两军仍然存在。这种说法可以说是简约而明白了。”问：“《诗经》为什么说是‘公徒三万，公车千乘’呢？”回答说：“《诗经》中的言辞，只是大概地列举来颂扬僖公罢了，而主要用意并不在此。况且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那么两军就是二万五千人，颂扬之辞只是形容其多而不说其少，只是形容其众而不说其寡，《诗经》说三万又有什么妨害呢？如果鲁国原本就有三军，那就是三万七千五百人，在《诗经》中应当说四万，不能说三万。所以说：‘解说《诗经》的人不要拘泥于文字而损害文辞，不要拘泥于文辞而损害原意。’至于说‘公车千乘’，也是总说其车马众多罢了。解说《春秋》的人拿着这种说法来推测鲁国有三军，不是太拘泥了吗？”问：“叶氏又说，到了成公时，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以四位卿的身份出现在鞌之战中，这又超过了三军，是怎么回事呢？”回答说：“在《周礼》中本来有一卿统领一军的制度，成公之时鲁国的疆域没有扩大，鲁国的民众没有增多，怎么会有五万公徒呢？鞌之战只是四位卿都担任将领罢了，或许是两位卿合领一军，四位卿就统领两军，或者一位卿统领的人数达不到一万二千五百之数，这也无法考证了。”问：“夹漈又认为，从宣公、成公以来鲁国有五卿，卿各专领一军，等到季氏驱逐东门氏而立婴齐，又将驱逐臧孙纥而立臧为东门，这两家势弱而不能统领其民众，所以三家分为两军而专领之，是怎么回事呢？”回答说：“这在经传中没有依据，只是猜测而这样说罢了。如果五卿各领一军，鲁国出征的人应当有六万二千五百人，即使成公实行丘甲制也不过是增加三分之一而已，不应该与鲁国旧有的数目相差一倍之多。”又如果说三家当时已经分领五军，应当分为三军，不应该反而分为两军，而由三家共同统领。经文中也不能说作三军。昭公五年，也不能说舍中军。解说《春秋》的人，应当依据经文探求义理，三传的谬误尚且不足以作为依据，何况在三传之外，牵强附会地生发义理，以求符合经文，这就像用方形的底座去配圆形的盖子，很难契合了。

译说：在亳城北结盟。以前的儒者大多认为郑国又跟随楚国攻打宋国，所以记载为“同盟”。这是为了彰显郑国既结盟又背叛的行为，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同盟”的含义，在庄公十六年已经详细记载过了。并不是因为郑国背叛才记载为“同盟”。况且“同”这个字，是鲁国史官当时的笔法吗？鲁国史官怎能预知郑国会背叛，而先记载“同盟”来等待郑国呢？是说鲁国史官看到郑国背叛盟约而追记的吗？那么史官没有两种笔法。是说孔子修订《春秋》而追记的吗？那么孔子不改动旧史。这三种说法没有一种是可行的。《春秋》记载“同盟”的地方很多，有结盟后背叛的，也有结盟后不背叛的。读《春秋》的人，凭什么来分辨这种情况呢？又是背叛后记载为“同”，还是不背叛也记载为“同”呢？况且《春秋》只记载“盟”而又背叛的，也很多。《春秋》为什么不全都改为“同盟”呢？

说：“萧鱼之盟，以前儒者的议论，谁的观点更好？回答说：朴乡先生的议论最好。他说：‘这是晋悼公的盛世，但君子对此也有不满。为什么这么说呢？晋悼公再次称霸的困难太大了。晋国和楚国争夺的两个地方，一个是陈国，一个是郑国。悼公继承文公、襄公的功业，凡是举行盟会或戍守，诸侯都聚集而来。以前，郑国跟随楚国，修筑虎牢城，郑国才开始臣服；以前，陈国跟随楚国，在鸡泽结盟，陈国才来戍守。从此，陈国和郑国就归附中原了。而楚国对郑国、陈国的仇恨也像以前一样。所以在戚地再次戍守，是为了戍守陈国，楚国公子贞因此攻打陈国，诸侯于是有救援陈国的军队。又过了一年，公子贞围攻陈国，诸侯于是有鄢地的戍守，这都是为了争夺陈国。郑国侵犯蔡国并俘获公子燮，楚国就攻打郑国；郑国接受楚国的盟约，晋国就攻打郑国；郑国在戏地结盟，楚国就攻打郑国；郑国为楚国攻打宋国，晋国又攻打郑国。诸侯在虎牢戍守郑国，楚国就救援；郑国公孙舍之侵犯宋国，晋国攻打他；郑国在亳城北结盟，楚军就到了；楚子、郑伯攻打宋国，晋军就来了，这都是为了争夺郑国。然而陈国最终跟随楚国，晋国不能争夺；郑国最终跟随晋国，楚国不能争夺。为什么呢？没有别的，郑国靠近晋国而陈国靠近楚国。’看范宣子的话说：‘楚国人讨伐有二心的国家而立子囊为令尹，一定会改变行为并迅速讨伐陈国。陈国靠近楚国，百姓早晚都处于危急之中，能不前往吗？拥有陈国，不是我们的事。没有陈国而跟随我们，可以吗？这就是晋国不能争夺陈国的原因吧？’看子展的谋划说：‘我和宋国交恶，诸侯一定会来，我跟随他们结盟，楚军来了，我又跟随他们，那么晋国的愤怒就会很大。晋国能迅速到来，楚国将不能，我就坚定地跟随晋国。唉！这就是楚国不能争夺郑国的原因吧？’正因为陈国靠近楚国，百姓早晚都处于危急之中，所以他们对晋国的期望迟缓；正因为晋国能迅速到来，而楚国不能，所以他们跟随晋国急切。自从鄢地戍守，陈侯逃归，中原的盟会就不再包括陈国；自从萧鱼之盟，郑伯实际参与，楚国的威令在郑国二十年不能施行。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凭借悼公再次称霸的功业，他所值得称道的不过是萧鱼之会罢了。论盟会，不能像屈完那样前来；论战争，不能像城濮之战那样。然而因为荆楚正强盛，子囊执政，却凛然有畏惧晋国之心，虽然有时率领军队跟随以示不胆怯，但最终不敢凌驾于中原之上，难道没有原因吗？看子囊的话说：‘现在我不能与晋国争夺，晋君善于用人而任用他们做事没有失误，选拔官员不轻易更换，正卿让位于贤能，大夫不失职守，士人致力于教化，百姓努力从事农业，商人、工匠、皂隶不知道改换职业。君主英明臣子忠诚，上级谦逊下级竞争。在这个时候，晋国不可抵挡。那么晋悼公之所以能制服楚国，本来是有道理的。然而曾经评论悼公的霸业，唯独对防备吴国这件事深感不满。悼公之所以急于防备吴国，本来是想以此牵制楚国。然而吴国也像楚国一样，急于谋划牵制楚国，却不知道正好开启了吴人的祸端。楚国的祸患虽然微小，吴国的忧患正大。后来吴国渐渐强盛，以至于黄池之会，而《春秋》也就结束了。这是悼公的做法，不也很可惜吗？况且悼公之所以犯大错，尤其在于大夫专权。鸡泽之会，诸侯都在场，却让大夫结盟；甚至邢丘之会，大夫得以主持诸侯的盟会；而向地的会盟，则直接由大夫主持。凭借悼公的贤能，却不能抑制大夫的专权，反而助长它，这能怪谁呢？至于鄫国曾预先戍守，却听任莒人灭掉鄫国。莒国和鲁国结盟，却不顾莒人的仇恨。鲁国把齐世子光排在诸侯之上，却不知道班序的混乱。这些都是不纯粹符合王道的，没有别的，急于得到陈国，就不暇顾及大夫的专权；庆幸莒国已经臣服，就不暇顾及鄫国和鲁国的怨恨；喜欢齐世子先朝见，就即使把他排在诸侯之上，也不顾惜。大概他的用心思虑，全在于制服楚国，而其他都没有顾及，这就是不能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兴盛的原因吧。

十四年

有人问：“叔孙豹在晋国荀偃伐秦时戍守，左氏叙述这件事很详细，而你怀疑它，为什么呢？”回答说：“大体上左氏杂采外史和百家的说法，又自己说话来推销自己的见解，大多不可依据。所以现在这个传本想要推销齐崔杼、宋华阅、仲江戍守伐秦不记载懒惰，向地的戍守也像这样。北宫括不在向地记载，而在伐秦时记载，摄政的说法，而为此拖延之意。我所以选择其中严重的”

译并附上刘氏的辨析，而暂且将前人的说法置于《本义》的间隙之中，让读者自己去考证。观察晋国第一次讨伐秦国，而直到春秋时代结束，秦国都不敢报复晋国，那么左氏的说法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译十五年

有人问道：“刘夏从齐国迎接王后，孙氏认为刘夏不是三公，所以齐姜回到京师，史书略去不写，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不记载齐姜回到京师，是因为她回去的时候没有什么可讥讽的，并不是因为刘夏不是三公而不记载。齐姜回到京师，是符合礼制的，《春秋》没有讥讽，没有讥讽就不记载。刘夏从齐国迎接王后，则有讥讽，为什么有讥讽？是讥讽刘夏不是三公。所以说：‘《春秋》不记载平常的事。’”又问：“那么刘氏康侯认为不称‘使’是不赞同天子派遣使者，刘夏的情况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这是关于褒贬取舍的说法的谬误。如果认为不称‘使’就是不同意，那么凡是《春秋》称王派遣使者的都同意吗？由此可知不是这样。”又问：“杜氏认为派遣上卿去迎接，而国君监督他，康侯采纳了这个说法，也可以相信吗？”回答说：“杜氏和康侯相信左氏关于官师跟随单靖公迎接王后的说法，而推测这是符合礼制的，但在礼制的文献中没有考证，我不知道这是否必然如此，暂且存疑以待明白的人。”

有人说：“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包围了成地。鲁公救援成地，到了遇常山。有人说武备不谨慎，成地的外城被围，救援祸患应当迅速，却反而畏惧躲避。鲁公所做的，可以这样理解吗？”回答说：“不可以。圣人常常责备人起初谋划不谨慎，而不责备人事势已经败坏。所以记载公子季友去世，而季孙行父再次出现；公子牙去世，而公孙兹再次出现；公子庆父逃到莒国，而公孙敖再次出现。这是《春秋》慎始的警戒之意。此后历数三家专权，到襄公时，百姓已经属于三家了。何况襄公是平庸的君主，不能拨乱反正，君权弱兵力少，他救援成地仅仅到达遇地，是理所当然的。后来昭公客死他乡，那是祸患的极致。从前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假托始于三家分晋，而朱熹首先陈述见微知著的言论。所以《春秋》通过措辞和比较事件，拳拳告诫履霜之戒。如果根据结果来责备人，那就难了。”又问：“那么莘老认为襄公不敢对抗齐国以免自取危亡，是这样吗？”回答说：“也不可以。襄公治理国家不能修德正刑，而坐视国政到了这种地步，难道没有可讥讽的吗？然而当齐国攻打时，贸然进军，招致败辱，国家丧亡，难道是良策吗？”又问：“那么孙氏、高氏认为不记载‘次’（驻扎）是没有讥讽，为什么呢？”回答说：“当时齐军去留缓速不可知，襄公进退迟久不可辨，难道可以不记载‘次’就认为没有讥讽吗？况且到达遇地与驻扎，情理和形势自然不同，何必执着于此来要求彼必须相同呢？”

有人说：“季孙、叔孙率领军队修筑成地的外城。常山认为因为不能救援成地，所以成地的外城被毁坏而修筑。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黄氏曾经论述过，他说：鲁国自从设立三军，鲁国百姓全部为三家所有，而成地又是孟氏的私邑。诸家反而责备襄公不能救援成地，导致外城毁坏，并在不合时宜的时候修筑，这大概是熟闻耳而不加考察的言论。”又问：“张氏又说等待事态无可挽回，敌人离开后才修筑，为时已晚，是这样吗？”回答说：“这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这件事抛开三家来讨论，确实像张氏的讥讽。现在季孙、叔孙率领军队去修筑孟氏的私邑，却只讥讽修筑得太晚，难道能避免那种只顾大口吃饭大口喝酒却讲究细嚼慢咽的讥讽吗？”

十八年

有人问道：“晋侯与诸侯共同包围齐国，先儒都认为诸侯同心痛恨齐国而记载‘同’，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一字褒贬的弊端。六国包围新城，十二国包围许国，九国包围彭城，都不说‘同’，难道一定要同心才能完成包围吗？邾、莒党同齐国而攻打鲁国，在经文中记载得很详细。现在都迫于晋国的命令而包围齐国，难道也与诸侯同心痛恨齐国吗？《汤誓》说：‘我们的君主不体恤我们众人，舍弃我们的农事而征伐夏朝。’《周大诰》说：‘王为什么不违背占卜？’王者的军队尚且如此，何况霸主挟持诸侯去攻打诸侯，能完全同心吗？”又问：“诸侯不同心，怎么能包围齐国呢？”回答说：“其中也有同心的人。但是《春秋》不是因为有同心的缘故而记载‘同围’。‘同围’，就是共同包围罢了，而同心愤怒齐国的意思在其中了。”

有人说：“曹伯负刍死在军中，许氏认为负刍的罪行在尧舜时代也不被容忍。《春秋》记载‘卒’与‘〇’，以讽刺王政不行，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负刍杀害世子，见于传文，不见于经文。孔子作《春秋》，是要让人寻找传文来理解大义呢？还是依据经文比较事件来理解大义呢？经文不依赖传文就自己明白了。读《春秋》的人，也就依据经文比较事件来理解大义罢了。”

十九年

有人问道：“鲁公从伐齐回来，先儒认为包围齐国是因为讨伐，导致见到灵公无道，应当得到诸侯的讨伐，而免除他包围齐国的罪责，这是《春秋》阻止横逆、抑制强暴的意思，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凡是诸侯出兵，一定要在宗庙报告，说‘将要讨伐某国’。等到讨伐而包围，只是讨伐中的一件事，怎么能预先拟定包围齐国而以包围报告呢？那么出兵以讨伐报告，是很明显的。出兵以讨伐报告，那么回来也以讨伐到达，这是常理。况且‘致伐’，是鲁国史官的措辞。孔子沿用这个说法，以显示所报告的与所做的事不同，以及时间久近超过时限罢了。不知道当时史官，

译也有免除他围困齐国的罪责的意思吗？围困齐国、攻打齐国，它们的罪责是一样的。攻打而对方不服从，就围困它，为什么唯独攻打齐国能免除罪责，而围困齐国就不能免除呢？这是不通达的言论。」

译说：安葬曹成公时，高氏认为曹伯是不被记载安葬的。因为他被京师赦免，尊崇王命而记载“同”，对吗？回答说：不对。曹伯去世，与其他诸侯去世相同，为什么不被记载呢？高氏的说法，确实是传闻的过错罢了。

说：“士匄侵犯齐国，听说齐侯去世，就撤军回国。”众儒者都称赞他。您对于《公羊传》和《谷梁传》已经极力辩驳，知道它们不对了。唯独孙氏认为士匄贪图不攻打丧国的善名，以废弃君命为恶，超出了众说之外。您也不采纳，为什么呢？回答说：“孙氏的说法很好，但这不是圣人鼓励人为善的本意。士匄撤军，怎么知道他是诚心呢？如果一概以贪图不攻打丧国的善名来立论，那么谁才是善的呢？孔子听到公叔文子的话，笑着取用，只是说：‘真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也是怀疑而未决断。圣人肯阻碍人的善心吗？只是大夫侵犯别国，罪过很大；听到丧事而撤军，善行很小，所以不能只取他的善行吧？”

二十年

有人问：“澶渊之盟，许氏认为自从文公十四年新城之战，诸侯参预盟会就记载‘同盟者’，各自生于不足。平公祝柯、澶渊之盟不记载‘同’，是悼公的遗烈，对吗？”回答说：“不对。盟会记载‘同盟者’，各自跟随当时所命的名称，不是孔子临时创造这个名称。先前记载‘同盟’，先儒都认为是同心。十八年同围齐，先儒也认为是同心，道理本来就不符合当今。根据许氏的说法，那么凡是记载‘同’的反而不同，不记载‘同’的反而相同。这就是所说的失去了根本的防备。”

二十一年

有人问：“九月、十月朔日，两次记载日食，为什么呢？”回答说：“石氏论述过了。他说：‘这一年九月、十月日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日食，日食的变起于交点。有虽然交点而不日食的，《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才三十六次。有频繁交点而日食的，这一年和二十四年，连月日食。’众儒者认为历法没有这种说法，或者是传抄的错误。然而汉高祖时，也有频繁日食的，是二年十月、十一月。天道极其深远，不可得知。后世执着推算的方法，按照交点的度数来寻求，也已经很难了。我认为杜氏用长历推算日食不得，就反过来说经文错误，是荒谬的。”

二十三年

有人问：“叔孙豹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蘓氏认为聂北先说驻扎，后说救援，按兵等待时机，最终能救援邢国，所以以救援结束。雍榆先说救援，后说驻扎，因为救援晋国出兵而盘桓，来不及做事，所以以驻扎结束。对吗？”回答说：“不对。先驻扎后救援，先救援后驻扎，跟随事情而立言，所以不同罢了，不可以类比来生发义理。聂北救援邢国，有救援邢国的名义，而没有救援邢国的实际。雍榆救援晋国，既接受君命，畏惧而不敢前进，来不及做事是相同的。况且救援邢国而邢国迁到夷仪，然后修筑城墙，不是来不及做事吗？怎么能说最终救援了邢国呢？凡是条例的弊端，不可以不辩明。”

二十四年

有人问：“叔孙豹前往京师，许氏认为自从宣公九年仲孙蔑前往京师，其后五十多年才有叔孙豹，因为很少记载。大概从此不记载聘问周王，对吗？”回答说：“不对。”这个论点可以适用于国史。国史，善与不善，常与非常，全部记载，所以可以考察五十年不派遣聘问。现在《春秋》不记载常事，遇到非常才记载，那么我就不能考察聘问的次数了。由此看来，“从此不记载聘问周王”的话是不对的。

二十五年

有人问：“诸侯在重丘同盟，高氏、康侯、张氏等儒者认为崔杼弑君，晋侯接受贿赂而允许他讲和，所以特别记载‘同’，以谴责他，对吗？”回答说：“二幽的同盟与重丘的同盟，《春秋》一书，后世怎么辨别？二幽不是特别记载，而重丘是特别记载。《春秋》凡是记载同盟的，先儒有的认为是同外楚国，有的认为是同尊周室，在同围齐，又认为是同心而围齐。在重丘的同盟，又认为是晋侯接受贿赂，特别记载‘同’以谴责他。那么这本书记载‘同’，是因为它不同。学习《春秋》的人，将听从谁呢？其原因在于先儒根据传文而生发义理，随意而为辞，不再用道理来断决，所以说出这样的话。左氏在开始倡导，杜氏在中间附和，众儒者在后面完成，使圣经孤立，不胜众口，也可悲啊。”

说：卫侯进入夷仪而不称名。先儒认为郑伯突夺取正统，所以特别称名以断绝他。卫侯有世叔仪守卫，有母弟鱄出奔，有归路而未断绝，所以不称名。等到喜弑剽，复归卫国，然后称名。这是圣人等待他改过迁善，不轻易断绝人的意思，对吗？回答说：“不对。卫侯衎出奔，左氏、谷梁不称名，是阙文。而公羊则有衎的名，固当以公羊为正。当他进入夷仪，三传都不称名，怎么知道不是阙文呢？怎么知道？卫侯衎复归卫国，因为称名。卫侯的进入与他的复归，意义相同。进入不当称名，那么复归也”

译不应称名；如果回国时应当称名，那么再次回国也应当称名。现在再次回国却称名，而第一次回国却不称名，由此可知这是文字缺失了。所谓等待他改过迁善的说法，是凭空猜测、牵强附会的言辞。这种凭空猜测、牵强附会的言辞，产生于对一字褒贬的过度解读，经典之所以晦涩不明，正是由此造成的。诸侯去世时称名，是为了区分他是初死还是继位。诸侯失去国土时称名，是为了区分他是出逃还是回国。如果认为因失地而称名是贬斥，不称名是褒扬，那么诸侯去世时称名的，有什么罪过而要贬斥他们呢？况且卫侯衎出逃已经十二年，如果有世叔仪、母弟鱄为他先后谋划，圣人也没有闲暇去议论。圣人所议论的是道义，有人为他谋划是形势使然。舍弃道义而议论形势，这难道是《春秋》所倡导的正义不谋私利、明道不计功利的意思吗？二十六年，卫侯复归于卫而称名。先儒又说卫侯失信无刑，因而没有悔改，即使得到国家，也不是他的国家，是这样吗？回答说：这太不对了。圣人修撰《春秋》，只是为了阐明纲常而已。起初，权臣把持国政，卫侯不像君主，以至于失去国家，天子和大夫不能纠正，致使卫侯自己进入夷仪，喜杀了剽，然后才复国。这是纲常不明的明显表现。至于失信无刑，不过是事情的细枝末节。后世看到传文而推测到这种地步，本来就已经牵强附会了。况且又通过称名衎来体现，那就更加牵强附会了。像这样学习《春秋》，到哪里不能胡说八道呢？

译二十六年

有人问：“《春秋》记载‘公会晋人、郑良霄、宋人、曹人会于澶渊’。以前的儒者认为赵武被贬称为‘人’，是因为他帮助孙氏。而良霄没有被贬称，根据《左传》的记载，郑伯为了卫侯的缘故前往晋国，可知他不帮助孙氏。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凡是《春秋》中大夫以名字出现的，都是再命大夫。称为‘人’的，都是未命大夫。程子已经明确说过这个观点了。一字褒贬的道理，我也已经辨析过了。现在说帮助孙氏的，是《左传》的说法，而在《春秋》经文中并没有体现。况且如果赵武被贬称为‘人’是因为帮助孙氏，那么按照《左传》的说法，宋人就是宋国的向戍，他也是帮助孙氏的吗？曹人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他是否帮助孙氏。啖氏的论述很好，他说：‘当时未命大夫，并非赵武一人，而是所有未命的大夫，而《左传》却曲解了它，这可以说是正大而明白了。’”

二十七年

有人问：“卫国杀其大夫甯喜，以前的儒者认为甯喜弑君，但《春秋》不用讨伐贼人的措辞来记载。子鲜说：‘驱逐我的人，让他出去；接纳我的人，让他死。’赏罚没有章法，国君失去了信用，国家没有刑罚，所以称国以杀，而不除去他的官职。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这也是《谷梁传》厌恶卫侯的意思，而引用《左传》的话来证实它。我在《谷梁传》中已经说过了。”

又问：“豹与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结盟。孙氏认为溴梁之会，诸侯会盟而说大夫结盟，是因为大夫没有诸侯。这里诸侯不在而说‘豹及诸侯之大夫盟’，是不认可大夫没有诸侯吗？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宋国的结盟，《春秋》不认可大夫没有诸侯。那么溴梁之防，《春秋》就要认可大夫没有诸侯吗？这是不通的说法。我认为这是制定言辞的体例，本来就是这样。我在《谷梁传》中说过了。”

又问：“刘氏认为称诸侯是常文，不称诸侯是变文。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都是常文，义理则都是变文。溴梁之防，上面序列诸侯的爵位，下面说大夫，所以不说诸侯的大夫罢了，有什么变文呢？我在《谷梁传》中也说过了。”

又问：“康侯认为同一地点两次提到宋，是有大的美或恶。屈建请求晋楚的随从互相会见，从此诸侯南向朝见楚国。等到申之防，蛮夷篡弑的贼人，大会十一国的军队，而使用齐桓公召陵之礼，伐吴灭赖，没有敢违抗的。圣人至此哀叹人伦的灭绝，从宋之盟开始。所以防盟同地而两次提到宋，以此来贬斥。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宋之盟固然是圣人所哀叹的，但不在两次提到宋上体现。《春秋》两次提到宋，是因为会盟在夏至秋而开始结盟，又有卫杀甯喜、卫鱄奔晋的事情，夹杂其间，所以不得不再次提到宋罢了。以中国夷狄的大夫主持防盟，这件事难道不可哀叹吗？而一定要在两次提到宋上体现义理吗？这是绝对没有的道理。”

二十八年

有人问：“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杜氏说十二月没有乙未日，为什么呢？回答说：“范氏、二吕已经说过了。他们的说法是：‘甲寅、乙未相距四十二天，明显是闰月的验证。’但不书闰月，承接前月而接受其剩余的日子，所以书闰月的日子系于前月之下，这是史策的常规体例。然而杜预以十二月没有乙未日为由认为有误，大概是因为杜预专门依据《左传》来解说经义：‘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传》认为辰在申，司历官两次失误闰月了。二十八年春无冰，杜预认为前年两次失误闰月，顿时设置两个闰月，所以这一年正月得以无冰为灾。而孔颖达正义又认为甲寅、乙未不得同月，这都是不知道闰月的日子系于前月之下，史策常规体例的方法。”

二十九年

有人问：“公在楚，刘、张诸儒保存公的说法，你已经在《公羊传》中辨析过了。莘老又认为襄公被楚国制约，昭公被臣下驱逐，固然有罪。然而其他公无事而久留在外，于是废除了朝正之礼，《春秋》深罪之，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春秋》记载其重者而略其轻者，是有的，但没有记载其轻者以见重者之义的。公在齐、晋而不能朝正于庙，虽然不是王事，但仍然是霸主之事，仍然在中国，并非无罪，但罪少轻了，所以只书曰‘公如齐、如晋’，‘曰公至自齐、自晋’，以此来体现义理。如果在干侯，那就严重了；而在楚，又有更严重的。所以既书‘公如’、‘公至’，而在其朝正之时，又书公之所在。唉！严兵。”

又问：“吴子使札来聘。三传贤之于札，已经辨析而有闻了。然而常山康侯张氏诸儒，反对三传的弊端，而以去掉札公子之称为贬，得其说了。你又认为不然，为什么呢？”回答说：“书公子，不书公子，史氏有常法，非孔子去之也。三传为褒，而札以名见，则楚椒、秦术亦以名见。诸儒为贬，而札去其氏，则楚椒、秦术亦去其氏。然则褒贬之说，两不可也。且札让国致乱，在三十年之后，孔子安得预去公子而贬之乎？《春秋》者，即此事而论此事之义者也，未尝因此事而论”

译其他事件的善恶情况。〇〇喜弑杀了他的国君，《春秋》再次记载说：“晋国人拘捕了〇喜。”孙林父驱逐他的国君并且叛乱，《春秋》再次记载说：“孙林父进入戚地以叛乱。”他们都没有去掉姓氏。楚国的公子婴齐、公子贞、公子壬夫，攻打宋国、攻打郑国，扰乱华夏的，《春秋》没有去掉“公子”之称。公子翚、公子庆父，是弑君的贼人，《春秋》记载说：“公子翚迎接新娘”，“公子庆父逃奔到莒国”，也没有去掉“公子”之称。季札不过是因谦让而导致动乱，《春秋》却去掉“公子”以示贬斥，这轻重为何如此失当？难怪朱子说：“《春秋》端正义理、阐明大道，推崇王道、轻视霸道，尊崇君主、压制臣下，内重华夏、外轻夷狄，这是它的大义。而把爵位、姓氏、名字、日月、土地作为褒贬的手段，如同法家那样苛刻深究，那是传述者的穿凿附会之说。”朱子虽然来不及深入探讨《春秋》，但他正大光明的议论，也可以看出来了。张氏亲自承受朱子的教诲，接受传授《春秋》的托付，却也做出这种穿凿附会的说法，难道不违背他的老师吗？

译说：齐国的高止出逃到北燕。许氏说：查考《左传》，子尾、子雅实际上是放逐高止，而《春秋》经文却记载为“出奔”。君子认为，大夫被国君放逐，是可以的；但臣子放逐大夫，这是无视国君，不可以作为典范。所以用“出奔”来记载，对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春秋》所记载的，都是无视国君的事情。只有如实记载，才可以训诫后世。如果改变事实，掩盖过错而记载，怎么训诫后世呢？天下的罪过，没有比得上子杀父、臣杀君的。《春秋》尚且直书其事，以垂训后世。因为大夫放逐大夫，《春秋》反而隐去大夫的名字，写成“自奔”的文字，来垂训后世吗？我对于左氏的说法，已经说过了。

三十年

有人问：“宋伯姬去世，左氏认为这是讥讽，谷梁认为这是贤德。您既然已经对两者进行了辨析，我也听到了。然而刘氏又说：‘假如共姬避火而保全生命，不足以损害她的贞节。但她不因为自己可以保全生命的原因，而违背天下的常理大义，这不是安于性命的人所能做到的。’与所谓伯夷、叔齐饿死相比，没有什么超过他们的，对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既然可以保全生命，又不损害贞节，这正是义之所在，所以君子保全生命罢了。只有当保全生命有害于贞节时，才不能保全生命。君子行礼，衡量义的轻重，礼重而义轻，就只行礼；礼轻而义重，就变通礼来顺从义。保姆不在，就不下堂，这是轻的礼。一旦毁坏父母留下的身体，这是重的义。所以君子宁愿舍弃礼来顺从义，不损害义来行礼。伯姬的事，是损害义来行礼。所以不取法她。伯夷、叔齐饿死，虽然不符合圣人的大权变，但还算是坚守天下的大经，所以圣人取法他们。伯姬的死，是坚守小礼而损害大义，怎么可以和伯夷、叔齐同日而语呢？”问：“许氏也说《春秋》把宋共姬作为妇道的表率，所以《春秋》详细记载，为什么呢？”回答说：“共姬的事，是孟子所说的固执一端，怎么能作为妇道的表率？假如可以作为表率，那就是常事。《春秋》不记载常事，先儒本来就已经说过了。我曾经说：伯姬的死，恰好与火灾同一天罢了。左氏、谷梁的说法，是胡乱猜测的。刘氏对于三传，辨析得很详细了。现在不仅不辨析他们的错误，反而取法他们，也很奇怪了。”

说：郑国的良霄逃到许国，从许国进入郑国。刘氏等儒者说，不记载“复入”，是因为职位没有断绝，对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凡是大夫出逃的，不是说以正道离开国家。以正道离开国家的，离开三年不回来，然后收回他的田产和居所，这才叫做职位没有断绝。作为臣子有罪而至于出逃，即使一天也断绝了，哪里要等很久才断绝呢？问：邦衡高氏说宋华元无罪，所以再次称宋华元；良霄有罪，所以不再称郑良霄，对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宋华元逃到晋国，与宋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与宋国杀其大夫出，与宋鱼石出逃到楚国，是同一时期的事，而四次称宋，是因为各为一件事，各为一个义理，我在本义中已经说过了。而且有罪无罪，从事情本身就可以看出来，难道在于再次称国就是无罪，不再称国就是有罪吗？古今书法没有这样的。这都是凡例的弊端，我所不崇尚的。

说：安葬蔡景公。先儒说，国君被杀而贼人不讨伐，就不记载“葬”。景公尚且记载，是为了普遍讽刺天下的诸侯。鲁隐公、宋殇公的贼人不讨伐，不记载“葬”。蔡景公的贼人也不讨伐，却特别记载“葬”。就像闵公、僖公两位国君没有继承先君的国家，就不记载“即位”。桓公、宣公篡位弑君而立，反而记载“即位”。对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国君被杀而贼人不讨伐，不记载“葬”，这不是《春秋》的义理，是传文的穿凿。凡是诸侯被杀而不记载“葬”的，是因为国家混乱而不成葬礼，或者不按照葬期告知诸侯，或者告知了而诸侯不前往吊唁。所以鲁国史书没有记载，而《春秋》不能记载。现在蔡国是楚国的属国，鲁国正事奉楚国，因为鲁国参加葬礼而史书记载，所以得以见于《春秋》。如果想要普遍讽刺天下的诸侯，为什么不在宋殇公时记载，而开始在这里见义呢？庄公、闵公、僖公不记载“即位”，也是因为君父被杀，不成即位的礼，所以鲁国史书没有这件事，孔子不能记载。桓公、宣公记载“即位”，是因为他们参与了弑君，所以想要欺骗国人，装作不知道，显然举行即位的礼，所以鲁国史书有这件事，孔子不能去掉。现在用桓公、宣公记载“即位”来比附蔡景公记载“葬”，听的人如果不仔细考察，认为确实如此。然而以大义来推求，就经不起穿凿。这就是《春秋》本义辗转晦暗的原因，不是小害。二吕也说：许止、蔡般都以子杀父、臣杀君，《春秋》尚且记载他们的“葬”，那么国君被杀而贼人不讨伐就不记载“葬”，本来没有这种说法，而为之解说的人，必定曲解义理，以相信自己的说法，使圣人的意思不明，是圣门中的罪人。伟大的议论啊！

春秋或问卷八

<经部,春秋类,程氏春秋或问》>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九 元 程端学 撰

昭公

元年

有人问：“晋赵武、楚公子围、虢之防，经文说‘防’，而传文说‘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