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或问卷七　　　　　元　程端学　撰

译只是推测神主尚未迁入罢了。宣公去世已有二十八月，成公的丧期已经过了大祥与禫祭，神主若不迁入宗庙，将要附祭在什么地方呢？」问：「既然如此，那么丹桓宫楹、刻桓宫桷，以及桓宫僖宫发生火灾，为何都称谥号呢？」答：「丹楹发生在庄公二十三年，刻桷发生在庄公二十四年，距离桓公的时代已远，所以不能称为新宫，而称为桓宫。桓宫僖宫火灾发生在哀公三年，距离桓公、僖公的时代也已远，所以不能称为新宫，而称为桓宫。如今宣公入宫才三个月就发生火灾，所以当时称为新宫，这是符合人情事理应当如此称呼的。这有什么可固执己见反而怀疑神主尚未入宫的呢？」问：「《檀弓》中有说：「有人烧毁了先人的居室，就要哭三天。」何况是安放先人神主的地方呢？」那么公羊、谷梁等儒者称其有礼，并非没有依据，而您却不以为然，难道有依据吗？」答：「哭三天在礼制上虽然无法考证，而《礼记》一书中偶尔有汉代儒者附会之说，反而依据《春秋》三传来作为礼制依据的，本来就不能完全相信。如今用《春秋》不记载常事的体例来推求，就可以断定哭三天是不合礼制的。」

译说：郑国攻打许国，《春秋》不记载“人”，也不记载“帅师”。先儒都认为是省略了，是因为把它当作夷狄看待，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鲁国的史书有详细和简略的区别，孔子只能删减而不能增加。况且郑国一年两次攻打许国，通过比较相关事件可以看出其中的意义，罪过难道还不明显吗？一定要等到把它当作夷狄看待后才明显吗？况且凡是记载“帅师”的，都是讥讽大夫专断军权。这里既然没有记载大夫的名字，自然就不记载“帅师”。《春秋》记载外国大夫领兵出征的七十多次，不记载“帅师”的只有三次罢了。不只是史书有详略，又怎么知道不是脱漏错误呢？那年夏天，去疾攻打许国，也记载了“帅师”，可以不把它当作夷狄看待吗？解释说：第一次攻打许国不把它当作夷狄看待，现在再次攻打许国，所以把它当作夷狄看待。那么四年冬天，郑国第三次攻打许国，罪过更加严重，为什么反而不把它当作夷狄看待而称“郑伯”呢？荆楚扰乱中原，大为无道，《春秋》为什么不把它当作夷狄看待，而记载说：“楚子围宋，楚子围郑，楚子筑萧城，楚师侵犯卫国，攻打陈国，楚公子婴齐率领军队攻打郑国”呢？这都是一个字褒贬的弊端。朴乡的话说得好：“《春秋》文公十年，秦国攻打晋国；成公三年，郑国攻打许国；昭公十二年，晋国攻打鲜虞。先儒都说这是把它当作夷狄看待。对于秦国攻打晋国，就说：晋国自从令狐之战后不出兵三年，秦国不顾道义天命，见利而动，又发起这次战役，这是夷狄的做法。对于郑国攻打许国，就说：郑襄公背离华夏，与夷狄和楚国勾结，郑国一年两次攻打许国，所以把它当作夷狄看待。对于晋国攻打鲜虞，就说：楚灵王无道，灭绝陈、蔡两国，晋国作为盟主，既不能救援，而且假装防备齐国军队，借道鲜虞，这是夷狄的做法。”这些都是深通《春秋》大义的人。事情有大小，言辞有详略，记载“人”、“氏”、“爵”的，是详细的言辞；直接记载国名的，是简略的言辞。秦、晋之争，自从令狐之战后，事情轻微了，所以简略记载。晋国攻打鲜虞也是这样。《春秋》固然不能全部当作缺文来看待，但难道可以逐字寻求其意义吗？吕本中的话说得好：“先儒往往认为不称‘人’的都是把它当作夷狄看待，恐怕不一定如此。记事有远近，有详略，有大小，不能一概而论。秦国攻打晋国，事情小而地方远，所以简略记载。只是谴责诸侯互相侵伐，随意杀戮罢了。如果加上‘人’而把它当作中国看待，那么就符合礼了吗？”又说：“事情有大小，那么记载就有详略，这是史家的常法，《春秋》特别以此垂训后世。这就是所谓的‘我对你们没有隐瞒’。”晋国攻打鲜虞，罪过在于攻打别人的国家，因为天子在上，而诸侯放纵，擅自进行征讨。晋国攻打鲜虞，是简略的记载，其罪过自然显现。如果把晋国攻打鲜虞当作夷狄看待，那么荀吴率领军队，为什么不把它当作夷狄看待呢？由此可知详略的不同，并非褒贬所系。

六年

有人问：“建立武宫，叶氏认为是私下祈祷成功而建立宫庙，是这样吗？”回答说：“服防也这么说，而孔氏讥讽它没有灵验，不可采纳。”问：“夹漈认为是讲武的宫庙，为什么呢？”回答说：“黄氏辨析说：‘昭公十五年有事于武宫，注解说：‘武公庙，成公建立武宫，认为不是庙宇就不行。’’”

说：“楚公子婴齐率领军队攻打郑国。”先儒认为记载“卿帅师伐郑”，没有贬低的言辞，怎么知道它深恶楚国？通过下面记载“栾武子率领军队救援郑国”而知道，是这样吗？回答说：“夷狄扰乱中原，现在又趁郑国丧事攻打，难道不可厌恶吗？非要等到栾武子救援郑国，然后才知道厌恶楚国吗？况且当时幸好有栾武子这件事。假使没有，楚国终究不显露其恶吗？”推究先儒的意思，认为夷狄而称公子，是用来褒奖它的。难道有大夫率领军队而可以褒奖的吗？大夫率领军队，那么楚国的权力也在于大夫了。《春秋》到这里才开始记载楚国的大夫率领军队，那么夷狄兴盛而等同于中国，这就是《春秋》记载的意思。

七年

有人问：“在马陵结盟，先儒都认为是一同忧虑楚国，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诸侯固然忧虑楚国，但就用一同忧虑楚国来解释结盟，就不对了。结盟的说法，在十六年记载得很详细。”

八年

有人问：“晋国杀了他的大夫赵同、赵括，先儒认为赵同、赵括无罪，被庄姬诬陷，而栾氏、郤氏害死他们，所以不除去他们的官职而称国名来杀，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春秋》无论有罪无罪都称‘杀其大夫’，大概是讥讽诸侯专断杀人罢了，与有罪无罪有什么关系呢！”

说：天子派遣召伯来赐给公命，先儒认为天子是义，又跟随《左传》作“赐”，为什么呢？回答说：朴乡在这里辨析得很详细，他的话是：“《春秋》记载天王的有二十三次，称王的有三次，而称天子的只有一次。庄公元年冬天，王派遣荣叔来赐给桓公命；文公五年，王派遣荣叔归含且赗；王派遣召伯来防葬，以及这一年，天子派遣召伯来赐给公命，是这样的。解释说：桓公弑君而王不能讨伐，等到他死，又派人来赐命；文公因为僖公的妾母成风，用夫人的礼节，而王不责备，反而让荣叔归含且赗，又派遣召伯来防葬，所以都去掉‘天’以示贬低。又说：天王，是治理天下而主持法度的；天子，是养育天下而主持恩德的。在《诗经》中，赏善罚恶的事情多称王，恩赐宴饮友好的事情多称天子。”

译桓公是篡位弑君的贼臣，周王却来赐予他任命，这就不能执行王法，所以《春秋》在记载时去掉了“天”字。成公即位已经八年了，未曾有辅佐周王的功绩，周王却来赐予他任命，这就失于私恩，所以称“天子”。我请求用以下理由来驳斥这种观点：《春秋》记载“来锡命”有两次，一是周王派荣叔来赐予桓公任命，二是天王派毛伯来赐予成公任命。记载“来赐命”有一次，就是赐予成公任命。赐予桓公任命，固然不能执行法度；赐予文公任命，难道就符合礼制吗？赐予成公任命，固然失于私恩；赐予文公任命，难道就不失于私恩吗？派荣叔回去送成风的含玉和赗礼，派召伯去防备成风的葬礼，这固然不合礼制；宰咺来送惠公夫人仲子的赗礼，难道仲子就不是妾母吗？周王不去掉“天”字，是为什么呢？解说的人说：称“冢宰”是为了贬低他。那么荣叔难道不可以被贬低吗？难道送仲子赗礼的罪责在冢宰而不在天王吗？送成风含玉和赗礼的罪责在天王而不在荣叔吗？所有这些说法都互相矛盾而难以贯通。那么究竟怎样呢？杜预、孙复都认为这是周王的通称，这太过分了，或许是传抄写错了？啖助、吕本中的说法就是这样，我赞同他们。由此看来，“赐”和“锡”字义相近，怎么知道不是传抄写错的呢？

译说：“卫国人来送媵妾。”黄氏说：“宋国是周朝两位王的后裔，可以使用天子的礼仪。三个国家来送媵妾，这是天子的制度，此前必定有不符合正统的情况，所以记载下来以显示正统，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宋国虽然可以使用天子的礼仪，不过是用来祭祀他们的祖先罢了。然而他们的爵位是公，身份是臣属，封地不超过百里，怎么能全部使用天子的礼仪呢？况且三个国家来送媵妾，这是常事。《春秋》不记载常事，那说‘此前必定有不符合正统的情况’，是猜度之辞，难道足以作为教化吗！”

九年

有人问：“伯姬嫁到宋国，以前的儒者说这是讥讽宋公没有亲自迎接，是这样吗？”回答说：“在【以下文字缺失】

经文本文中没有见到讥讽宋公不亲自迎接的意思，在经文前后则

只见到三个国家来送媵妾，以及季孙送女子而已，所以说‘这是为了引出下文而写的’。”

十年

有人问：“卫侯的弟弟黑背率领军队侵犯郑国。以前的儒者说没有记载爵位、任命和氏族，是因为没有被任命。没有被任命就是平民。黑背侵犯郑国，是平民代替诸侯的权力，是这样吗？”回答说：“朴乡说：‘不对。既然任命他率领军队，哪有不是大夫却能承担国家事务的呢？’记载他是‘弟’，大概是显示他的私情罢了。仁爱的人对于弟弟，固然亲爱他，然而对待他过于优厚，也不是合乎中道的。看齐桓公的儿子无知，齐僖公喜爱他，衣服礼制如同嫡子，最终杀害齐诸儿的，就是无知。卫侯的弟弟，是子叔黑背生了公孙剽，孙林父和宁殖驱逐卫侯衎而立剽为君，也是因为他父亲有宠爱他的私情，所以得以立为君。那么齐年的儿子无知、郑国的郑语、卫国的黑背都记载为‘弟’，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受宠爱的私情传到了邻国，史官防范而记载，孔子因而记录下来的吗？至于陈侯的弟弟黄出逃到楚国，卫侯的弟弟鱄出逃到晋国，天王杀了他的弟弟佞夫，秦伯的弟弟鍼出逃到晋国，陈侯的弟弟招杀了世子偃师，盗贼杀了卫侯的哥哥絷，宋公的弟弟辰出逃到陈国，宋公的弟弟辰从陈国进入萧地叛乱，宋公的弟弟从萧地来奔。所有这些，记载的原因是为了显示他们淡薄友爱之义罢了。有的已经淡薄，有的已经优厚。圣人一并记载在简策上，兄弟的道义就显明了。”

十二年

有人问：“晋人在交刚打败狄人，高氏说这就是白狄，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春秋》中白狄记载为‘白狄’，赤狄记载为‘赤狄’，狄记载为‘狄’，都是如实记录。我舍弃狄的名称而采用白狄的称呼，不是太过分了吗？”

十四年

有人问：“莒子朱去世，徐氏、叶氏说下葬称谥号，而莒国实行夷狄的礼仪，国君去世没有谥号，所以比照吴、楚，不能记载下葬，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春秋时期，聘问吊唁，都根据人情厚薄与国家势力强弱，而不依据礼仪。当时莒国遭受楚国军队攻击，溃败离散，虽然向鲁国报丧，怎么知道鲁国必定会记载他的下葬呢？鲁国不前往，史官就不记载；史官不记载，圣人也不能强加。况且吴、楚、秦都是夷狄，未曾没有谥号，怎么知道莒国没有谥号呢？”

十五年

有人问：“晋侯抓获曹伯押回京师，朴乡诸儒都说《春秋》中抓获诸侯都记载为‘人’，是省略的辞令，只有这里抓获曹伯记载为‘晋侯’，认为是霸主征讨。又引用《左传》：‘负刍杀死太子，自立为曹伯’的罪行。或者又认为僖公二十八年，晋人抓获卫侯，记载押回京师，这里记载押回京师，认为是义子，都不被采纳，为什么呢？”回答说：“记载为‘人’、记载为‘侯’、记载‘之’、不记载‘之’，孔子都是依据鲁国史官的文字。晋人抓获卫侯，固然不是霸主征讨，但当时曹、卫两国依附楚国，晋国想要排斥楚国，所以抓获卫侯押回京师，虽然不免于欺诈，但还有名义。现在负刍杀死太子，在经文中没有考证，《左传》依据经文，单独记载‘晋侯’，并附会其说法，怎么能立刻认为记载‘晋人’是乱辞，记载‘晋侯’是霸主征讨，记载‘之’是正统，不记载‘之’是非正统呢？晋侯杀了他的世子申生，郑伯在鄢地打败共叔段，也记载爵位，可以说是霸主征讨吗？这都是相信《左传》的过错，而不考察《春秋》的大义罢了。”

说：宋国杀了他的大夫山，却不记载姓氏。《左传》认为他背离了家族，何休认为他诬陷华元，本来就不值得相信。孙氏认为他是未被任命的大夫，石氏又怀疑是脱漏，该听从谁呢？回答说：大夫受三次任命者记载姓氏，受两次任命者记载名字，这是史官的常规。刘氏论述过这一点，见于《隐公元年》“公子益师去世”。那么孙氏的说法比较接近。

说：在钟离防备吴国。以前的儒者说吴国以称号举出，是夷狄化它。泰伯有至高的德行，实际上开创了吴国。以宗族来说，是周朝的伯父。后世以称号举出，是因为他们僭称王，不能居中国之号罢了。他们的说法是什么？回答说：夷狄化的说法，很多，都是以前儒者口耳相传，熟悉而不考察罢了。刘氏说：吴则是他们的国君了，不能用爵位通称，又不能称为‘人’，所以必须说‘防备吴’，以完成文句。这个说法比较接近。况且夷狄的称呼，君臣同辞，大概是省略罢了。哀公十二年记载公在黄池防备晋侯和吴子。当时，吴国主持夏盟，尤其应当夷狄化它，为什么称‘子’呢？那说：因为僭称王而夷狄化它，尤其不对。吴虽然是泰伯、仲雍的后代，以

译他的族属是伯父，以他的地域来看则是夷狄。况且泰伯、仲雍并非受封于吴，只是逃往荆蛮罢了。周武王灭商后，才将吴地封给他们的曾孙周章，爵位为子，本来就不应当提升蛮夷的地位而特别称他们为侯伯。只是遵循夷狄的礼法，即使地位尊贵也只称子，并非因为他们僭越称王就随之称王。况且楚国也僭越称王了，《春秋》每次记载都称“楚子”，为什么唯独对吴国就将其视为夷狄呢？

译十六年

有人问：“鄢陵之战，楚王和郑国军队大败。赵氏在辨析《谷梁传》时，有说君主战败而军队未败的说法，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吧。君主是军队的腹心，军队是君主的爪牙。哪有腹心败伤而爪牙不受伤的呢？一定是阵势崩溃瓦解，然后才波及到君主罢了。现在用《左传》来考证，有说：‘楚军大败，逼近险地。’又说：‘这是上天使楚军战败。’又说：‘先大夫覆没军队，是因为君主不在，这是我的罪过。’又说：‘我的士兵确实逃跑了。’又说：‘我失去了君主和军队。’然而他们尚能第二天再次作战，那就说明没有遭受极大的失败罢了。怎么能说军队没有战败呢？假如君主战败而军队未败，那么公子侧为什么会被杀呢？那么《谷梁传》所谓举重（指重在大义）的说法，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十七年

有人问：“鲁公在防地会见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共同讨伐郑国。”先前的儒者认为曹伯负刍杀害君主自立，晋侯逮捕了他，押回京师。第二年，曹伯从京师返回。不久诸侯讨伐郑国，曹伯于是列名于防地。这是周天子顺从负刍以成全曹国的动乱，所以这一年不记载周天子，是说周天子不像天子。朴乡说：“不是这样，这是脱漏了文字。”是这样吗？回答说：“朴乡纠正先前儒者的错误，是对的。他说‘脱文’也是不对的。大概《春秋》凡是记事有月份的都记载周天子，没有月份的不记载周天子。大概周天子是作为月份来记载的。请不要用其他鲁公的事来证明。成公二年不记载周天子，是因为没有月份；四年不记载周天子，是因为没有月份；八年不记载周天子，是因为没有月份；十年不记载周天子，是因为没有月份；十二年不记载周天子，是因为没有月份；十三年不记载周天子，是因为没有月份。这六年，都是因为无月份的原因而不记载周天子。为什么唯独十七年就脱漏了呢？所以说先前儒者的错误很严重，朴乡也是偶然没有考证罢了。”不记载周天子，又在桓公三年见到。

问：“九月举行郊祭。刘氏把‘用’解释为用人，认为祭祀也用人，有什么根据吗？”回答说：“他看到邾人抓住鄫子并用人祭祀，所以认为凡是称‘用’的都是用人。却不知道邾人用鄫子，上面说了‘执’，又说了‘鄫子’，所以知道这里的‘用’是用人。现在只说‘用郊’，那就和‘用’来迎接夫人、大夫、宗妇相见时‘用’币，以及‘用’牲、‘用’田赋、‘用’币于社，有什么不同呢？这五种情况不能说用人。这五种情况不能说用人，唯独郊祭可以说用人吗？”

问：“晋侯派荀防请求出兵。吕氏有说：‘以请求出兵为名，那么先王的礼意还有留存的样子吗？’”回答说：“不是这样。为国礼让固然可以，但是上级派遣下级，大国派遣小国，名分之间不可有毫厘的僭越差错。现在霸主以天子的命令命令诸侯讨伐有罪之人，却以请求出兵为名，这不是有所谦卑而使用这种谦卑的言辞，哪里是先王的礼意呢？大禹讨伐有苗，召集诸侯在军中誓师说：‘都听从我的命令，奉行辞令讨伐罪人。’周成王承受王命出征，告诉众人说：‘现在我率领你们众人，奉行天罚，希望辅助我恭敬地承受天子的威命。’武王在牧野誓师说：‘现在我姬发只是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你们如果不努力，那你们自身就有杀戮。’何曾说过‘乞’呢？‘乞’这一个字，在霸主尚且不可，何况是天子的命令而说还有先王的礼意，岂不是过分了吗？相信这种话，《春秋》还怎么记载呢？”

十八年

有人问：“晋国弑杀他们的君主州蒲，张氏说：‘弑君的是栾书、中行偃。’厉公亲近使用小人，杀戮无辜，栾书、中行偃是晋国的世臣，以国家为心，尚且可以行使易位的权变，却突然弑杀他。两位大臣曾经以君主的礼仪侍奉他，所以称国以弑，将罪恶分摊给众人，是这样吗？”回答说：“这不是有道德的人说的话。天下哪有弑杀君主而可以将罪恶分摊给众人的呢？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是因为有桀纣的暴乱，有汤武的德行才可以。栾书没有汤武的德行，厉公没有桀纣的暴乱，这就是弑逆的贼人罢了。孟子说：‘有伊尹的志向才可以，没有伊尹的志向就是篡位。’如果他们的罪恶可以分摊，那么《春秋》就不会记载了。现在《春秋》明确记载‘弑其君州蒲’，还可以将罪恶分摊给众人吗？况且两位大臣是世臣，不是贵戚之卿，怎么可以易位呢？而易位与弑君，又不可相提并论。假如两位大臣意在弑君，而他们的罪恶可以分摊，这是率领天下作乱。所以说：这不是有道德的人说的话。”问：“那么为什么不记载两位大臣的名字呢？”回答说：“我在本义中已经说过了。”

问：“晋侯派士匄来聘问。许氏有说鲁公朝见晋国，刚回来聘问的使者就相继到来。晋悼公之下，诸侯肃然。这是各国和睦的原因，叛乱的国家服从的原因，是这样吗？”回答说：“《春秋》的正义，不谋求利益；阐明道义，不计算功利。谋求诸侯和睦而损害礼教，《春秋》不赞许。悼公回国，应当先讨伐弑君的贼人，哀痛地居丧。丧期结束入见天子，然后聘问邻国，这才符合礼。现在既然不是这样，而只求所以和睦诸侯的方法，这就是五霸急功近利的谋划，哪里值得推崇呢！”

《春秋或问》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八 元 程端学 撰

襄公

元年

有人问：“韩厥讨伐郑国，诸侯的军队驻扎在鄫地。君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