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或问卷四　　　　元　程端学　撰

译陉地，难道有讥讽吗？」回答说：「没有讥讽。这与『齐、宋、曹的军队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以及『叔孙豹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中的『次』字含义不同。那些所谓的『次』，是指名义上救援却并不前进；这里所谓的『次』，是如实记载事实，以显示下文退兵并在召陵结盟的先后次序。」

译说：秋季，鲁国与江人、黄人攻打陈国。你为何将两种说法都保留下来？这是高氏和杜氏的观点。说：两种说法都讲得通，但也都有可疑之处。从文势来看，高氏的说法更近情理，但他坚持涛涂在夏季，而江、黄伐陈在秋季，这又是可疑的。如果齐国与诸侯以及江、黄一起攻打陈国，史书笔法自然应当写“诸侯及江人、黄人伐陈”，这又是不可知的。如果像杜氏所说，八个国家都是去攻打楚国，为何唯独让鲁国参与呢？只是孔氏、程子等人都跟随杜氏，所以我将两种说法都保留下来罢了。

五年

有人问：“‘公及齐、宋、陈、卫、郑、许、曹、防王世子于首止，诸侯盟于首止。’张氏等儒者认为两次提到首止，是极大的赞美，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防王世子在夏季，又与世子在首止结盟；诸侯在秋季，又是诸侯自己结盟。防王世子的盟约既不同，又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差，所以不得不再次提及地点，这是史书笔法理所当然的，有什么极大的赞美呢？桓公知道拥戴世子是合乎道义的，却不知道胁迫君主是不义的；先儒知道桓公对周王有功，却不知道假借仁义是不义的。这正是孟子所说的“长期借而不还，怎么知道他不是真的拥有呢”？我凭什么知道他是假借呢？古代真正拥有仁义的人，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很少责备别人。桓公在国内宠幸妾室，废黜嫡嗣，没有确立继承人就死了，导致五个公子作乱，他用来匡正周王嫡嗣的做法，真的是从自身推及他人吗？圣人怎么能虚加赞美呢！从前汉高祖喜爱赵王如意，想更换太子，张良出谋划策，让四位白发老人辅佐太子朝见。朱子评论说：“张良这样做，不仅顾不上为高祖的爱子考虑，也顾不上为汉朝社稷考虑。”这件事正相类似，而首止的事情大概更加严重！唉！权谋术数的学说兴起，大人感化君主内心的正道，不再被看见了，孔子因此心怀悲悯而隐晦地记载下来吗？

八年

有人问：“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迎接夫人？先儒的说法很多，你唯独采纳赵氏的说法，为什么呢？”回答说：关于“用致夫人”，《左传》认为是哀姜，东莱吕祖谦、存耕等儒者跟随他；《谷梁传》认为是成风，董仲舒、刘向、范氏、孙氏、胡氏、刘氏、康侯、叶氏、张氏、朴乡等儒者跟随他；《公羊传》认为是齐国的媵女，赵氏认为是当时的国君之妻声姜，高氏又认为是五世之前的夫人，莘老又认为是声姜、哀姜、成风，共有六种说法。唯独《公羊传》的说法其错误显而易见，其余五种说法意思大致相近。然而鲁国的禘祭，只祭祀文王、周公两位而已。鲁国的祫祭，则是从周公、伯禽以下，已毁未毁的牌位都祭祀。如果僖公迎接仲子、子氏、文姜、哀姜、成风，必定要用祫祭向群主禀告，或者单独祭祀向昭穆之庙禀告。现在只说禘祭，那么赵氏认为是当时的国君之妻声姜，因为她到来而特设禘礼以作为荣耀的观瞻，这比较近情理。又只有夫人亲自到达某地而向宗庙禀告，才可以称为“致”。如经书“公至自某”，三传也用“致”来表述。如果立仲子、成风这样的妾为正夫人，与提升子氏、文姜、哀姜入庙，经书应当有不同的文字。如同提升僖公牌位的意思，不可以用“致”来表述。况且子氏、文姜、哀姜已经附祭于正庙，仲子已有别的宫室，而成风还活着，以此考察，那么声姜的说法就确定不可改变了。问：经书为何不说“夫人姜氏”呢？回答说：《春秋》的本义在于禘祭以迎接夫人，而不在于声姜的姓氏。况且失礼的是僖公，而不是声姜，而写“姜氏”则不成文吗？我在本义中已经说过了。问：娶声姜为何不记载“纳币”、“亲迎”和“夫人姜氏至自齐”呢？回答说：合乎礼的就是常事而不记载，唯独这不合礼所以记载。十二公的夫人不记载的很多，为何唯独对此有疑问呢？

九年

有人问：“‘伯姬卒’，啖氏认为内女成为诸侯夫人，记载‘卒’；许嫁为夫人的，也是这样。如果是媵女以及嫁给太子、公子、大夫则不记载，是这样吗？”回答说：“啖氏的说法，大概是常事罢了。如果按照《春秋》的法则，合乎礼的，即使是诸侯夫人与许嫁者，也有不记载的；失礼的，即使是媵女以及嫁给太子、公子、大夫，都全部记载。所以十二公的女儿嫁给诸侯与许嫁而死的人很多，并不都记载。莒庆来迎娶叔姬，叔姬归于纪，都是作为媵女与嫁给大夫的人，却记载了。”问：“莘老等儒者也认为因为我们的国君为他们服丧，所以记录下来的，为什么呢？”回答说：“这可以施用于作史的常例，但不可以纳入《春秋》不记载常事的法度中。”

说：“里克杀死了他的国君之子奚齐。”《春秋》记载杀死未逾年的国君有四次：国内的是子般、子赤，国外的是齐舍、奚齐。其中三次记载如同已成君，唯独奚齐称为国君之子。所以石氏认为奚齐称为子，必定系于他的国君，以表明国人不服从他为子；说国君而必定说“他的国君之子”，以表明国人不服从他为君。国人不服从他为子，而献公独自认为他是子；国人不服从他为君，而荀息独自认为他是君。而且说“杀”而不说“弑”，《春秋》以此表明名分不可混乱。朴乡也采纳他的说法而我却不跟随，为什么呢？回答说：奚齐不是弑逆的贼人。虽然实际上是庶子，但本来就是晋君的兒子；确立虽然不正，

译那么卓子本来就是晋国的国君。假如里克在卓子已经即位之后杀了他，难道不是弑君吗？如今史书记载为“杀其君之子”，这就是指卓子尚未即位的说法。况且卓子和奚齐都是庶出的儿子，都是国人认为他们不能为君，只有荀息认为他们是君；都是国人认为他们不能为子，只有献公认为他们是子。为什么唯独对卓子记载为“弑其君”呢？

译僖公十年

有人问：“晋国的里克弑杀了他的国君卓，朴乡认为卓，难道有适宜做国君的道义吗？《春秋》想要彰显弑君叛逆的罪过，所以确立他君臣的名分，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卓并不是弑君叛逆的贼人，而大夫拥立他，那么他本来就是里克的国君，何必等到想要彰显弑君叛逆的罪过，然后才确立他作为国君的地位呢？卓与奚齐并没有优劣之分，杀他们的人都是里克。况且卓是荀息自己拥立的，现在想要彰显弑君叛逆的罪过，只确立卓作为国君的地位？奚齐曾经接受先君的遗命，反而不确立奚齐作为国君的地位。这是什么缘故呢？我在杀奚齐一事上，已经说过了。”

僖公十四年

有人问：“诸侯修筑缘陵城墙，以前的儒者都认为详细记载不如修筑邢城，简略记载不如修筑楚丘，以此作为道义和责备，桓公的深浅程度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原因有二：如果是我方修筑的，楚丘本来是鲁国的城邑，而《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称它为封给卫国；缘陵并不是为了杞国，而《左传》《公羊传》称它为封给杞国。各位儒者根据凡例来推断，看到有详略的不同，于是议论纷纷。却不知道修筑楚丘，是鲁国自己修筑的，与记载修筑中丘、修筑郎、修筑小谷的说法相同，所以简略。修筑邢城，是三个国家的军队，不能称为诸侯，所以详细。修筑缘陵，是诸侯，前面的名号已经在咸地会盟时出现过了，所以后面凡例不详细也不简略，制定言辞的体例本来就是这样，何必相互比较来作为道义呢！”我在修筑邢城一事上已经说过了。

说：“季姬派鄫子来朝见。以前的儒者认为鲁公钟爱他的女儿，让她自己选择配偶，是这样吗？”回答说：“这是猜测之辞。”说：“何氏认为季姬许配给邾国，等到与鄫子相遇，让鄫子称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是看到季姬‘己’字，怀疑女子许嫁行笄礼而取字，文饰其意，并没有依据。女子十五岁行笄礼，二十岁出嫁，即使没有许配，既然行过笄礼一定有取字的人，不可以固执一端来论断。”

说：“沙鹿山崩塌，不系属国家，朴乡认为地有不系属国家的，如楚丘不系属卫国，缘陵不系属杞国，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山可以不系属国家，名山大川不用于分封。地不可以不系属国家，古代没有不系属国家的城邑。我在楚丘、缘陵一事上已经说过了，这里可以简略。

僖公十五年

有人问：“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俘获了晋侯。以前的儒者认为不记载‘以晋侯归’是为了免除秦伯的罪责，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高氏说：“不记载‘以晋侯夷吾归’，是因为他随即复国。”

僖公十八年

有人问：“宋、曹、卫、邾攻打齐国，《左传》说是为了迎立孝公，以前的儒者都据此立论，您却两说并存，为什么呢？”回答说：“如果是迎立孝公，经文应当记载‘宋公、曹伯、卫人、邾人攻打齐国，迎立公子昭’，像庄公九年鲁国迎立子纠的体例；或者记载‘宋公、曹伯、卫人、邾人攻打齐国，军队救援齐国，昭进入齐国’，像庄公六年鲁、齐、宋、陈、蔡攻打卫国，王人救援卫国，卫侯朔进入卫国的体例。现在经文只说‘四国攻打齐国’，而没有看到迎立孝公的事迹，那么就应当根据经文议论他们攻打丧国的罪过，以及图谋霸业的踪迹，以及桓公霸业的深浅罢了，怎么能因为传文而废弃经文，而成为传文的义理呢？况且宋国迎立孝公，那么二十三年齐侯怎么能攻打宋国，包围缗地呢？然而齐桓公八月才去世，一定是内部动乱外部征伐导致延缓了，所以也不敢完全废弃传文，姑且并存，而以经文为主。”说：“刘氏认为不记载迎立公子昭，是因为昭不是正统，不赞成迎立，为什么呢？”回答说：“如果宋国迎立不正统的昭，正应当记载以惩戒他，像朔进入卫国那样，怎么能删去它而让人不知道缘故呢？凡是经文所记载的，都是不赞成的，如果一切删去，就没有《春秋》了。”

说：“邢人、狄人攻打卫国。朴乡认为狄记载‘人’与荆人、徐人、江人、黄人，都彰显他们与中国接壤，为什么呢？”回答说：“不是这个意思。《春秋》不能记载‘邢狄攻打卫国’，就称‘邢人’。邢既然称‘人’，《春秋》又不能记载‘邢人狄攻打卫国’，就称‘狄人’。那么狄称‘人’，是为了行文方便，不是彰显他们接壤中国。况且二十一年狄侵犯卫国，为什么不称‘人’来彰显他们接壤中国呢？”

僖公二十年

有人问：“西宫发生火灾，董仲舒、刘向的话怎么样？”回答说：“存耕说得对。他的话是：‘仲舒说：“僖公立齐国媵妾为夫人，而天灾西宫。”刘向说：“僖公立妾母为夫人，进入宗庙，所以天灾闵宫。”仲舒则牵强附会《公羊》齐国媵妾先到的说法，刘向则根据用致夫人而为之附会。’”

僖公二十一年

有人问：“大旱，莘老认为不雨是旱，不算灾；大雩是旱，未算灾；天旱是旱，算灾，是这样吗？”回答说：“鲁国史书记事有详略，有轻重，又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所以不同罢了。其实不雨就是旱，旱就是不雨。哪有从某月不雨直到某月而不算灾的道理呢？又哪有旱未算灾而先举行雩祭的道理呢？这不用辩驳就容易看清。”

说：“宋、楚、陈、蔡、郑、许在盂地会盟，拘捕宋公以攻打宋国。以前的儒者都认为楚拘捕

译对于这件事，你唯独采纳陈岳氏的说法，为什么呢？回答说：前代儒者的议论是承袭《左传》和《公羊传》的谬误，而陈氏的说法是依据《春秋》经文本身的。经文没有提到楚国，前代儒者探究却找不到依据，所以产生了将罪责分摊给诸侯的说法。哪里知道《春秋》只是直书其事，而罪恶自然显露的笔法呢？如果说楚子策划阴谋而诸侯跟随他，那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当时楚国强大而狡诈，诸侯衰微而愚昧，只听从楚国的命令而不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楚国人来献出防邑，就是证明。看下文提到鲁公在防地会见诸侯，释放宋公，更加知道诸侯参与了谋划。所以诸侯有听从命令的罪过，而楚国有策划阴谋的罪恶。如果说诸侯不知道而楚国独自行动，圣人因为诸侯不帮助宋国讨伐楚国而将罪责分摊给诸侯，那就大大诬蔑圣人了。

译二十三年

有人问：“齐侯攻打宋国，包围缗邑。先儒大多指责孝公背弃了立齐侯的恩德，是这样吗？”回答说：“这是《左传》的说法，在《春秋》经文中是查考不到的。”

二十四年

有人问：“晋侯夷吾去世，经文记载在二十四年冬，而《左传》说是在二十三年九月。杜预、徐邈等人认为，是晋文公即位后才报告丧事，《春秋》是依据报丧来记载的，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左传》认为诸侯国的史官选择史料不精，考订不详细，就匆忙附会在二十三年之间，又多为解说以附会《春秋》的书法，这已经是错误了。后世的人探究不得其解，于是指责经文是依据报丧来记载的。夷吾去世，晋国人拥立怀公，这时并没有内乱和外敌入侵，怎么能不报告丧事，而预先等待文公到来后才报告呢？假使是文公回国后才报告丧事，必定会说：“先君某在某年某月某日去世。”鲁国史官必定会记载：“某年某月某日晋侯夷吾去世。”必定不会在报丧的那一天记载说“晋侯夷吾去世”。这是人情事理的常道，而杜预、徐邈等人相信《左传》而怀疑经文，强行做出这种解说，以求经文和传文必定相通，却不知道这反而诬蔑了经文而迷惑世人。诸家这类解说很多，来不及一一辩驳。

二十五年

有人问：“宋国荡伯姬来迎娶媳妇，刘氏认为伯姬的出嫁不见于经文，是因为内部交往地位不相等就不记载于简策。现在见于经文，是因为公主嫁大夫，是卑视朝廷而怠慢宗庙的人，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伯姬嫁给荡氏，这件事正是因为它属于常事而不记载。如果诸侯大夫地位不相等而违背礼制，那么《春秋》应当记载以示警戒。现在反而说因为地位不相等而不记载，那就与刘氏先前所说的常事不记载自相矛盾了。况且经文记载荡伯姬迎娶媳妇，本是责备她作为婆婆去迎娶媳妇而失去了亲迎的礼节，而不是因为公主嫁大夫而记载。假使当时是公主嫁大夫，也不是刘氏所能知道的。”

又问：“楚人包围陈国，把顿子送入顿国。”先儒都认为这是一件事，您却把它分开为两件事，为什么呢？回答说：“认为是一件事的，本源于《公羊传》《谷梁传》，而由杜预确立。先儒又从而演绎，所以他们的说法牢不可破。只有胡安国得其要领而辩驳得很明白。我既然已经录在《本义》之中了，请依据他的说法来详细论述。”大凡《公羊》《谷梁》没有见到国史，凭主观臆测来探求，而不知道其义理，所以他们的说法多穿凿附会。《左传》曾经见到国史，所以它的说法有根据。只是它自己做出的解说往往附会《春秋》书法而不可信。现在《左传》说“令尹子玉追赶秦军没追上，于是包围陈国，把顿子送入顿国”，虽然没有发明什么深意，大概与经文不相违背。杜预却自以为是地说：“顿国被陈国逼迫而出奔楚国，所以楚国包围陈国以送入顿子。”不知道杜预依据什么而说这话呢？大概是猜测之辞罢了。先儒解释经文，依据经文观察义理是可以的，而舍弃经文去探求传文，甚至又舍弃传文去探求注疏，那么事情就越来越混乱，而义理就越来越背离了。陈是一个国家，顿也是一个国家。顿既然不是陈的属邑，楚人把顿子送入顿国是可以的，何必包围陈国呢？况且陈国被楚国逼迫很久了，楚国送入顿子，陈国人怎敢与之争辩？一定要等到包围陈国然后才送入吗？不仅杜预没有依据，而且求之事理也不通。况且《公羊传》说“不说‘遂’是为了分为两件事”，《谷梁传》又说“送入顿子的是陈国”，他们的说法固陋，尤其不可效法。所以我断然认为胡安国得其要领。

二十六年

有人问：“楚人灭掉夔国，把夔子带回去，先儒认为楚、夔不称名是义，为什么呢？”回答说：“认为楚不称名是义的，是依据卫侯燬灭邢国。如果知道燬是衍文，那么自然没有这种论说了。认为夔子不称名是义的，先儒说法不一。赵氏认为当时夔国没有与鲁国通好，没有人知道罢了。孙氏认为省略夷狄，刘氏又说贬斥楚国而伸张夔国。楚国灭掉夔国，已经向鲁国报丧了，不能说没有与鲁国通好。齐国灭掉赤狄潞氏，把潞子婴儿带回去，潞子既然称名，不能说省略夷狄。楚国灭掉同姓国家，其罪明显。夔子不守社稷而随楚国回去，也不算无罪。假使夔子理直，春秋伸张夔国，也不在于不称名。荆国打败蔡国军队，把蔡侯献舞带回去，蔡侯无罪，而最终称名。这几条都不通，那么我所说的史书有详略和《春秋》脱漏的，接近事实。留给后来的人选择吧。”

二十七年

有人问：“鲁公与诸侯在宋国会盟，先儒认为鲁国想要解除宋国的围困，所以这次会盟是僖公的功劳，为什么呢？”回答说：“《公羊》《谷梁》注有解除宋国围困的说法，先儒不考察，就认为是功劳。叶氏的说法很明白，已经附在《本义》中了。而杜预康侯也说：‘鲁公与楚国结好，所以前往会盟。地点在宋国，是因为宋国正被包围，与它结盟没有嫌疑，鲁公的罪过也就明显了。’献可也说：‘查考《左传》二十八年，楚子派子玉离开宋国，又子玉说：‘您恢复卫侯并封曹国，我也解除宋国的围困。’由此说来，宋国的围困没有解除。大概鲁公不救宋国，而前往随从楚国的诸侯在宋国会盟，所以明确记载以示义理，那么他们的说法就更明白了。现在从经文来看，如果解除宋国围困，经文应当记载说：‘鲁公与诸侯在宋国会盟，解除宋国围困。’如果记载‘鲁公与诸侯在薄地会盟’，

译废除宋公的法度。如今经文只说“在宋地结盟”，那么并不是解除对宋国的围困，这是确凿无疑的。”问：“张氏认为，经文说‘防备诸侯’，而不说‘防备楚国’，使得鲁公追随夷狄的罪过，必须经过考证才能显现，这是为什么呢？”答：“诸侯是亲近的，而楚国只是大夫。经文说‘防备诸侯’，那么楚国就已经包含在其中了，何必再另外生发义理呢！”

译鲁僖公二十八年

有人问：“《春秋》记载‘晋侯侵曹’，又记载‘晋侯伐卫’，朴乡认为这是特意突出晋侯的爵位，而不嫌其辞藻繁复，是为了给予晋侯霸主地位的辞令，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晋侯侵犯曹国，所以称晋侯；随后晋侯又讨伐卫国，所以也称晋侯。如果是晋国派遣卿大夫，就记载其名和氏；派遣地位低微的人，就记载为‘晋人’。这是史官不可更改的固定法则，孔子也是沿用的。如果特意突出晋侯的爵位是为了给予霸主地位的辞令，那么晋侯杀害世子申生时也特意突出晋侯的爵位，难道也要给予他霸主地位吗？况且晋国侵犯曹国、讨伐卫国，是为了攻打楚军而希冀取得一次胜利。如果是王者的军队，哪里需要用这种权术呢？圣人又怎么会认可并赋予他霸主地位呢？后来城濮之战，也有人说因为出现了齐侯、晋侯的爵位，这也是旧习尚未完全革除的缘故。”

又问：“公子买戍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任务，就被刺杀。高氏、张氏等儒者大多认为是因为畏惧晋国而杀了公子买，是这样吗？”回答说：“我在《左传》中已经辨明过了。知道《左传》的错误，那么这些儒者的说法就不必再辨明了。”又问：“这些儒者都说公子买知难而退，是没有罪过的，唯独您不这样认为，为什么呢？”回答说：“公子买是鲁国的至亲，知道势均力敌不可能，且道义上也不可行，却不能劝谏，既然已经接受命令前往卫国戍守，却又因畏惧死亡而逃回，这是进退都无道义，怎么能说没有罪过呢？所以只有吕氏认为公子买戍守卫国而没有完成任务，是有罪的，刺杀他则是过分了，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但道义上还没有完全阐明。所以我依据他的说法加以补充，并非敢自求与众人不同。”又问：“康侯的说法如何？”回答说：“康侯的说法虽然没有什么抵触，但没有说明戍守卫国的罪过，仅仅适用于杀大夫的道义罢了。”又问：“莘老说《春秋》记载刺杀的只有两例，公子偃没有记载被刺杀的罪过，而公子买则记载了没有完成戍守任务的痕迹，对于公子偃来说应当被刺杀，而公子买则在可以宽恕之列，为什么呢？”回答说：“不记载被刺杀的罪过，只是讥讽专擅杀大夫；记载被刺杀的罪过，是同时讥讽不应当戍守卫国。所以没有完成戍守任务，不只是讥讽公子买，更是多讥讽鲁国，这是一件事包含两层含义。读者只是没有察觉罢了。”

又问：“公朝见天子所在的地方，先儒都说晋文公迫使天子前来，公去朝见他。《春秋》言辞委婉而成章，所以在践土之盟时没有记载，而在这里记载了，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三传迷惑了人们，而读书的人没有察觉。我在《左传》践土之盟中已经略加说明，邦衡的说法可以考证。况且这里不记载诸侯，只记载公朝见天子所在的地方，这件事就更加明白了。现在从事理来看，晋文公正假借尊崇周室的名义来号令天下，哪有呼唤天王说‘王来，我将去朝见’的道理，这怎么能服众诸侯呢？”又问：“那么晋文公为什么被称为诡诈呢？”回答说：“晋文公的行为，确实有诡诈的地方。比如侵犯曹国、讨伐卫国、拘捕曹伯以招致楚国等，都是这样，而不是召见天王的【以下文字缺失】

又问：“‘杞伯姬来。’先儒认为这是为了鲁国和莒国消除怨恨，是这样吗？”回答说：“经文没有说明原因，传文也没有考证，这是猜测之辞。”

鲁僖公三十年

有人问：“卫国杀了它的大夫元咺和公子瑕。先儒说公子瑕没有听说有罪就被杀，元咺立他做国君，所以卫侯忌恨而杀了他。然而不把他和卫剽同等看待，是因为公子瑕能坚守节操而不被国人厌恶。所以经文用‘公子’冠在瑕前，并且用‘及’字连接，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是被《左传》中‘元咺回国立公子瑕’这句话迷惑了。刘氏早就辨明这是妄说了。如果公子瑕是被元咺所立而不推辞，怎么能说是没有罪过呢？怎么能说是坚守节操呢？说‘不被国人厌恶’，也只是推测之辞罢了。公子瑕如果自立，那么已经三年了。即使他像尧舜一样仁德，孔子也会纠正他僭越窃取的称号，怎么能因为不被国人厌恶就去除他的称号，特意用‘公子’来冠在他前面呢？使用‘及’字，是书写体例当然如此，也不是因为无罪才用‘及’字。”又问：“高氏说经文记载在卫侯回国之前，好像不怪罪卫侯，大概是因为这两个人的祸患都是晋文公造成的。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两个人的祸患，固然确实是晋文公造成的，孔子不过是依据旧史的先后顺序来记录，并不是卫侯回国后杀了元咺和公子瑕，孔子特意改变先后顺序来归罪于晋文公。现在看经文的事势以及《左传》的事迹，是卫侯杀了元咺和公子瑕之后才回国。卫侯虽然没有大罪，但道义上也没有尽善。”又问：“叶氏又说拘捕卫侯称‘人’，不认为是霸主讨伐，是为了判定晋侯的罪；恢复国家加上名号，是为了判定卫侯的罪；从晋国回来用‘复’字记载，是为了判定元咺的罪；立国超过一年不称君，是为了判定公子瑕的罪。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被一字褒贬的错误所迷惑。这四个人，固然都有罪。但卫侯的罪较轻，而公子瑕的罪不可考证。读《春秋》的人，应当从事情上观察，不可在一字之间寻求含义。《春秋》拘捕诸侯大夫的都称‘人’，不能说这是判定晋侯的罪；曹伯襄无罪恢复国家，也称名，不能说这是判定卫侯的罪；诸侯大夫回国的大多用‘复’字记载，不能说这是判定元咺的罪；公子瑕实际上没有做国君，所以称公子，不能说这是判定公子瑕的罪。这四个人的事，像日月星辰一样昭著，如果不从大体上寻求，而在一字之间寻求，那么这四个人的罪反而得以隐藏了，这不是学习《春秋》的方法。”

又问：“卫侯从郑国回到卫国。翼地的儒者认为不记载‘复归’而记载‘归’，大概是因为杀元咺和公子瑕的祸患，是晋文公造成的，所以没有厌恶晋文公的意思。莘老等儒者又说

译不记载“复”字，是因为禀命于天王，与新受封者相同。陈洙氏又说，不记载“复”字，是因为晋文公出于私怨，于是拘捕了卫侯，所以不说“复归”，以推究其情实。这些都是把不记载“复归”视为善辞。至于高氏诸儒则认为，卫国向晋国纳玉，晋国为之请求，以免除卫侯的罪责。把罪人交付给天子，却又私下释放他，所以不说“归自京师”，也不说“复”，是不认可他的复位。这是把不记载“复”视为恶辞。至于叶氏诸儒又说，卫国纳玉得以回归，所以不能用“京师”来表述，以免成为天子的过失。至于存耕诸儒则认为，曹伯负刍记载“归自京师”，是加上“京师”奉迎贼人的言辞。只要有王命而回归就是大顺，所以用易辞记载，怎么能因为不记载“自京师”而怪罪呢？各种说法纷纷扰扰，您一概略去，岂不是太简略了吗？回答说：《春秋》的措辞本来就有轻重、繁简之分，学者应当先考证《春秋》所载之事，其次观察《春秋》比事见义的用意，然后考察措辞轻重繁简之间的差别，那么圣人的心意或许可以窥见一二。如果只求一字之褒贬，以及前后所书的凡例来立论，我恐怕是舍本逐末，只察细微的缌麻之丧，而不务三年的重丧了。自从晋侯伐卫，连类相及、比事见义至此，共八次记载而显现大义。所以卫侯郑回归卫国，是事情的终结。不比照事件来观察王霸的盛衰、君臣的胜负，这是《春秋》的大变，却拘泥于“复归”与“自京师”一字之间，难怪说法纷纷，而徒足以扰乱《春秋》。鲁国史书有详略，那么《春秋》也有详略；先后事迹有不同，那么《春秋》也不同。一定要执彼例此，反而拘泥而不通。现在卫侯被拘捕虽然归于京师，当时或许是晋侯共同释放他，或许是晋侯让京师释放他，那么鲁国史书如实记载，孔子也依据其文而记录，怎么能擅自更改呢？所以我说不拘泥于求于一字之间的人，是扰乱《春秋》的人。

译三十一年

有人问：“关于夺取济西田地一事，孙氏认为是收复被侵占的土地。济西田地本来就是鲁国的土地，高氏说它曾经被邻国夺取，不知道所说的邻国是哪个国家？回答说：根据常理推断，知道这是收复邻国侵占的土地，但以前的事情已经久远，无法考证了。只是如果认为这是曹国的田地，那就绝对不可能。”

问：“四次占卜郊祀都不吉利，于是免除牺牲，但仍然进行了三次望祭。您已经采纳了公羊学派刘氏关于三次占卜的说法。然而高氏却认为郊祀不过两次占卜。上辛日不吉利，就占卜中辛日；中辛日也不吉利，就不再占卜而使用季辛日，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古代礼制已经废弃，后世记录礼制的人各自有所宗奉，于是是非最终难以明确辨别。然而先王根据道义来制定礼制，而道义是人心不可泯灭的，所以还可以根据道义来判断得失。如果两次占卜不吉利，不再占卜而使用季辛日，那么季辛日那天能知道上帝一定会享用祭品吗？不能。如果必定认为上帝会享用而进行祭祀，那就是虚设的文饰罢了。问：三次占卜符合礼制，那么襄公七年三次占卜郊祀都不吉利，于是免除牺牲，《春秋》为什么还要再次记载呢？回答说：古代圣王侍奉上天，诚意和道义都做到了极致，占卜依据人的行为来进行，哪有不应验的呢？现在三次占卜都不应验，那么神灵不享用祭品，不是同类的事情可以推知的。何况鲁国不应当郊祀却进行郊祀呢？那么三次占卜难道不是非常之事吗？只是比起四次、五次占卜来稍微轻一些罢了。问：鲁国的郊祀，孟献子认为是为了祈求农业丰收，是这样吗？回答说：刘氏本来就已经辨明这是错误的了。刘氏说：他看到郊祀不过是在三月，就认为是启蛰；听到配祭使用后稷，就认为是祈求农业丰收。事情怎么这样鄙陋于礼制呢？问：关于三次望祭的说法，郑氏有用海、岱、淮来解释的。杜氏、刘氏有用分野的星宿以及境内的山川来解释的。您唯独采纳公羊学的说法，为什么呢？回答说：望祭，是远远地望而祭祀。如果是境内的山川，就不称为望祭了。只有鲁国僭用天子的郊祀，所以使用天子的望祭。如果按照郑氏、杜氏的说法，那是诸侯应当做的事。所以孙氏说：根据郑氏、杜氏的说法，只祭祀其封地之内。何况海、河、淮不在鲁国的封地之内，而且诸侯没有祭祀分野星宿的事情。况且鲁国所僭用的天子之礼，大概是在四方之中祭祀其中最大的三个罢了。所以只有公羊学的说法比其他说法更为恰当。然而在礼经中没有考证，也不敢断言。问：公羊学的诸儒大多认为中礼称为牲伤，说的是牛，您唯独采纳朴乡的说法，为什么呢？回答说：《诗》《书》《礼》中说到祭天的都说是牛，难道都是受伤的牛吗？《礼》说：祭天的牺牲必须在涤宫，祭后稷的牛只要具备即可。用天下的供养来祭祀祖先，难道会用受伤的牛来祭祀吗？又《礼》说：祭天地的牛角像茧栗一样小，宗庙的牛角像握拳一样大，那么各自都有适宜的标准。天和祖先相对，虽然有尊卑的不同，但是主祭者的心难道会有两样吗？所以我断然认为不是受伤的牛。”

三十三年

有人问：“晋国人联合姜戎在殽地打败秦军，刘氏、康侯、张氏、王氏都认为《公羊传》没有‘师’字是为了贬低秦国，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这是一字褒贬的弊端。楚国、秦国、吴国、越国都是夷狄。《春秋》曾经记载‘楚军大败’。当时楚国攻打齐国，包围宋国，难道不是夷狄吗？却最终称其为‘师’，由此看来，贬低夷狄的方法，在于事情本身，而不在于‘师’这一个字。我在三传中已经辨明过了。’”

春秋或问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五 元 程端学 撰

文公

元年

有人问：“我君僖公，先儒认为凡是崩、薨、卒、薨，是人道始终的大变故，不因为符合礼制就视为常事而不记载。如果有失礼而严重危害王法的，圣人就会删削而不留存，以显示道义，是这样吗？回答说：‘您说崩、薨、卒、薨，不因为符合礼制就视为常事而不记载，您在隐元年‘益师卒’，三年‘宋公卒’时，已经说过了。您说圣人删削严重危害王法的事情以显示道义，则没有辨明。所谓删削严重危害王法的事情以显示道义，是指晋文公召周王以诸侯之礼相见这件事吗？这是三传的谬误，而先儒误信了。《春秋》整部书，都是记载非常之事。如果圣人删削严重危害王法的事情，那么将拿危害王法较轻且小的事情来显示道义，这是不合情理的。危害王法最严重的，没有比得上弑君的了，其次没有比得上使用诸侯的，其次没有比得上灭国取邑的，其次没有比得上专断征伐生杀的，《春秋》都一一记载，为什么唯独对召王这件事避讳呢？而且后世儒者观看传文而说圣人删削了它。假如《春秋》没有三传，那么删削的事情就无法知道了。那么圣人预先知道三传将要出现，而先写经文来等待它吗？《春秋》的大义，像日星一样光明，三传只是其中一种辅助罢了，而其中晦暗不明、破碎文义的地方不可胜数。学者不探求经文而探求传文，适宜会有这种说法。唉！可惜啊！’问：‘莘老又说《春秋》十二公的卒、薨见于经文的有十个，天王派人参加丧礼的有一个，只有僖公。《春秋》的天王有十三个，参加丧礼的有两个，而臣子参加丧礼的有两个，不参加丧礼的有九个，《春秋》全部记载，用来显示周天子不像君主而鲁国不像臣子，是这样吗？回答说：‘莘老既然自己说《春秋》常事不记载，为什么唯独在这里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