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或问卷二　　　　　元　程端学　撰

译这是祊地该归鲁国的时候了。然而，先前的儒者认为将‘易’改为‘假’是为了避讳国恶而加以隐瞒，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借许田的是郑伯，何必为郑伯避讳呢？」问：「先儒说，说‘假’就有归还的道理，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郑庄公趁着鲁国的势力，因疑惧而胁迫夺取许田。因为郑庄公平日诡诈，所以在这里不直言求取，而用‘假’的名义。既然已经得到了许田，哪里还有归还的道理呢？」问：「有归还道理的说法，难道不是许人迁善改过的意思吗？」回答说：「许人迁善改过，是圣人的心意。但推究其情实，并没有归还的道理。‘假’与‘易’，意义虽然不同，同样归于罪过。先王所分封、先祖所接受的，既不可交换，也不可借取。现在将‘易’改为‘假’，对鲁郑之事也没有益处。我知道圣人没有这种迂阔的做法。况且入祊、取郜、取防，都不避讳国恶，反而在交换田地时避讳，失去了轻重的伦常了。」问：「少蕴、邦衡说许男的田地，隐公曾经进入许国而占有，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根据经文只说‘入许’，没说‘取许邑’。《左传》也说齐国把许地让给鲁国而隐公推辞，于是给了郑人。郑伯让许叔住在许地东边，公孙获住在许地西边，那么鲁国未曾占有许地。怎么能说是许男的田地呢？凡是地名与国名相同的很多。比如‘筑台于薛’、‘筑台于秦’、‘盟于越’，不能说是薛国、秦国、越国。怎么知道许田不是恰好与许国同名呢？原父已经辨明了。如果邦衡此说的末尾说：「传文说郑伯用祊地交换，果真如此，祊地既已入鲁，那么许田当时就应归还，怎么能需要郑伯用璧玉借取后才给的呢？」确实是最精辟的议论。所以朴乡说：「说‘假’就不是‘易’，说‘易’就不是‘假’。先前祊地来归，是郑国以此结交鲁国。现在用璧玉借许田，是郑国以此要挟鲁国。隐公并非不知道郑国借取必定不还，却不得不顺从。既然答应借取了，然后才能达成越地的盟约。郑庄公真是奸雄啊！郑伯为什么立志举行这次会盟？是要借此邀取许田而举行会盟。鲁国为什么立志举行这次盟誓？是要借此借助郑国的力量来求取自己地位的安定。春秋时期，篡弑的君主，诸侯只要列席会盟，其他诸侯就不去讨伐。这是郑庄公顺从鲁国心意而与之会盟的原因。这是鲁桓公趁着这次会盟而借取许田的原因。会盟还不足够，接着又盟誓，那就更加牢固了。这次举动，由此可以看出郑伯善于要挟鲁国，由此可以看出鲁国急于倚仗郑国，由此可以看出鲁国不再朝见周天子，而抛弃了朝宿之邑，由此可以看出郑国不尊奉周王，而夺取了周王所赐的土地，由此可以看出弑君的贼子，诸侯不仅不加讨伐，反而借此谋取利益，由此可以看出世道衰微，即使罪大恶极之人，也往往能安然居于其位，而不再恐惧了。」

译问：“鲁隐公在垂地会见郑伯。鲁隐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桓公继承隐公即位，作为他的后继者，应视他为父亲。桓公守丧未满一年就外出会见盟会。《春秋》对此不予褒扬，为什么呢？”回答说：“不责备他弑君篡位，却责备他守丧期间外出会盟。这正如不能实行三年的丧礼，却去仔细讲究缌麻、小功等细末的丧服；大口吃饭、大口喝汤，却去讲究不用牙齿咬断干肉一样。”

二年

有人问：“宋督弑杀国君，以及关于孔父、高氏、叶氏的说法如何？”回答说：“高氏论述孔父称字非常详尽，叶氏也说：‘有人说在君主面前臣下应称名，孔氏不能称字’，这是适用于君臣相处时的礼仪，难道是《春秋》的用意吗？弑君者称名，起初并不认为这是轻慢；大夫称字，起初也不认为这是尊重。道理本来并行而不相违背。”这个论述也很好，但不是《春秋》的本义，所以不予采纳。

问：“滕国称子，先儒认为是因为它是当时周王所分封的吗？还是因为厌恶它朝见桓公时削减了礼数而书称子吗？在丧期未正式即位，朱子已经辨析得很完备了。又有人认为后来臣服于楚国，所以降格称子，把它当作夷狄看待，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假使后来臣服于楚国，降格称子，那么在隐公、桓公时期尚未臣服于楚国，怎么能先降格呢？况且公、侯、伯、子、男，是中原国家的五等爵位，是按大小来称呼的。凡是称子的，难道都能指为夷狄吗？先儒虽然有‘夷狄即使强大也称子’的说法，也不过是说夷狄不能称侯伯罢了，并不是把子作为夷狄的称号。然而秦国也是夷狄，而《春秋》称伯，这又是不可考证的。况且滕子这样的称呼，是鲁国史官的文字，不知道所谓‘夷狄化’的，是鲁国史官呢？还是孔子呢？如果是鲁国史官，那么当时隐公会盟戎人，难道知道夷夏的区别吗？如果是孔子，那么孔子作《春秋》，其文字依据史官，未曾将侯改为子，这些都是不通的说法。”问：“东莱吕祖谦又说‘我以子礼对待他’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如果鲁国以子礼对待他，这不是后世所能知道的。如果确实如此，也不过是以子礼对待罢了。鲁国史官所记载的，不应该也改变他的爵位为子。”问：“居仁认为这是错字，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固然有错字，但错字不过一两个字，不应该整个《春秋》中其他都称侯伯，唯独滕称子，薛称伯，字字都是错的。然而比较各种说法，这种说法比较近理，但不如本义所收录的孙、朱、程、胡、戴、赵等人的说法更有道理。”

问：“四国促成宋国的祸乱，先儒都把‘成’解释为‘成遂’的意思，您独自采纳杜预训‘平’的说法，为什么呢？”回答说：“‘成宋乱’的文字，是鲁国史官的笔法，鲁国史官怎肯自己写下‘公防备三国促成宋国的祸乱’呢？如果认为是孔子所改，那么孟子曾说：‘其文字则是史官的’，未曾改动。先儒看到‘四国不杀华督而让他辅佐庄公’，说‘促成其祸乱’，殊不知在他人笔下还可以这样说，在鲁国史官笔下也应当避讳国家的丑恶。况且《释文》中‘成’字一训为‘平’，一训为‘就’，就是‘遂’的意思。而且华督将要弑君，四国前往共同谋划，还可以说促成宋国的祸乱。现在华督已经弑君，宋国已经乱了，哪里还等四国去促成呢？当四国出兵时，必有一国发起谋划，前往约定三国，使者带着辞令到达该国，必定说：‘宋国有弑君的祸乱，将去平定它。’如果以‘成遂’为义，使者能说：‘宋国有祸乱，将去促成它吗？’杜预训‘平’的说法，本于江熙，虽然不详细，但人情事理两方面都恰当，怎么能违背呢？秀岩也说：‘诸侯因为宋国有弑君的祸乱而前往平定罢了。’后来记载从宋国取鼎，而讨伐贼人的事情没有听说，那么他们的罪过自然显现了。”问：“刘氏也以‘平’为训而不采纳，为什么呢？”回答说：“刘氏起初训为‘平’，最终又反过来，这也是根据事迹来怀疑的。”问：“‘平宋乱’，那么《春秋》为什么这样书写呢？”回答说：“我在本义中已经说过了。我私下认为四国出兵，他们心中公私不可知，但起初也是想平定宋国的祸乱。宋庄公、华督知道他们要来，就贿赂他们，于是四国见利忘义，左氏所载的意思也是如此。然而根据《左传》考察，知道他们是拥立华督，但只根据经文来推求，那么这件事不过是作为取鼎的引子，因为经文没有杀华督的事情，所以知道《左氏》拥立华氏的话可信。”问：“先儒又说《春秋》特意列出其事以加重其罪，似乎有理而您也不采纳，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次会盟取贿赂而固守贼人，相比其他事情，其罪过固然重，然而《春秋》凡是书‘防’不过责备其不是王事而擅自出境，纷纷相会结党行私罢了。然而又有先书‘会’而后书其事的，这也是列出其事。这次书‘四国之防’而并列其事于其下罢了，有什么奇怪的呢？如果四国为‘防’而不列出其事，那么取鼎于宋，怎么知道事情的开始呢？由此看来，史官立言本来应当如此，不是孔子特意列出其事以加重其罪。大凡只书‘会’的，其责备在于会；列出其事的，其责备在于事。如襄公会于澶渊，谋划宋灾，只责备其谋划宋灾罢了，无暇责备其会了。如果说成宋乱是弑逆大事，而特意列出它，那么谋划宋灾不是弑逆大事，又为什么特意列出它呢？然后知道凡此都是史官立言的

译这是恒常的法度，圣人顺应它而不加以改变，以此来彰显大义。圣人在《春秋》中，哪里有什么刻意的作为呢？不过是让万物各归其位罢了。所以先前儒者所说的“特书”，都是我所不赞同的。不仅仅是这样而已。

译问：蔡国和郑国在邓地会盟，是因为畏惧楚国，这是依据《左传》的说法，但《春秋》经文本身没有记载，您凭什么相信它呢？答：在这件事之后的二十七年，楚国击败蔡国军队，俘虏了蔡侯；又过了四年，楚国攻入蔡国；又过了两年，楚国讨伐郑国。由此可知两国畏惧楚国是显而易见的。问：吕朴乡认为邓国也参与了会盟，是这样吗？答：吕朴乡也是把邓当作一个国家罢了，朱熹在《本义》中已经辨析过了。

问：“‘入’字后面跟着‘吕朴乡’，他说七月来朝见，九月‘入’，这是什么意思？”答：“吕朴乡不知道，七月来朝见的‘侯’，应当是纪侯。程子已经说过了。”

问：“凡是记载‘公至’的，前代儒者认为这是表示危险的很多，您唯独不采纳，为什么呢？”答：“诸侯轻举妄动，可以视为危险的情况固然数不胜数，然而《春秋》的创作，旨在确立正义、阐明大道，哪里有空闲为诸侯的安危担忧而庆幸他们能够平安归来？至于桓公弑杀国君，这是人们应当讨伐的，是古今共同憎恶的，孔子哪里有空闲为他担忧呢？凡是说表示危险的，是因为看到‘超过时限’的说法不能完全通顺，而且齐桓公时期，记载‘至’的又很少，所以这样说，却不知道这在道理上是讲不通的。”

三年

有人问：桓公正月不书‘王’字的有十四次，有的说王没有颁历，有的说是桓公无王，有的说是元年书‘王’以纠正桓公的罪过，二年书‘王’以纠正宋督的罪过，十年书‘王’以计算终结，十八年书‘王’以纠正桓公的终结，您都删去这些说法而认为是脱漏的文字，为什么呢？答：圣人记录旧史的原文，用来裁定当时的乱象，其治理国家的重大义理昭昭如日月，难道会斤斤计较于去掉一个字来表示贬斥，让后世揣测臆断，引起纷纷的议论吗？一定是传抄的错误，而后世不敢增补罢了。现在如果一定要从脱漏的文字中生出义理，那么桓公十四年书‘夏五’而没有月份，昭公十年不书冬天，桓公四年、七年不书秋天和冬天，僖公二十八年书‘冬有日’而没有月份，将用什么作为义理呢？请全部论述一下。平王东迁，号令不能遍及天下，诸侯即位不请示命令，天子去世不奔丧，进入他国夺取城邑，弑杀国君篡夺权位，而且无所畏惧，哪里有空闲奉行天子的正朔呢？然而说王不颁历所以不书‘王’的，是不对的。桓公的篡弑，本来就没有王了。宣公的事迹与桓公没有不同，为什么又书‘王’呢？那么说桓公无王所以不书‘王’的，也是不对的。桓公既然无王，元年就不书‘王’也可以了。现在元年书‘王’，认为是纠正桓公的罪过，三年不书‘王’，反而不纠正桓公了吗？元年还可以说通。二年书‘王’以纠正宋督的罪过，然而翚弑杀隐公，庆父弑杀闵公，楚国的商臣弑杀君父，凡是这类事情，为什么都不在前面书‘王’，在后面去掉‘王’，以此来纠正呢？如果说十年是数目的终结，十八年是纠正桓公的终结，那就是最荒诞穿凿的了。凡是说这种话的，是因为不理解‘王正月’三个字是相连的，而把‘王’字单独作为一个意义，‘正月’单独作为一个意义。如果知道《春秋》是依据事实直接记载，不靠一个字来褒贬，义理在于事实，而不在于年、时、月、日之间，那么自然就没有这种弊病了。

问：“公会齐侯于嬴。”《左传》认为是为了在齐国成婚。您凭什么知道一定是这样呢？答：“这一年秋天，记载公子翚到齐国迎接新娘，那么这次会盟就是为了求婚。”我按语说：“意思是《春秋》有先记载会盟而后记载事情的，像这类情况就是这样。”

问：齐、卫两国互相命令，叶氏、宋氏、存耕等儒者说齐国九命为方伯，卫国八命作州牧，这是为什么呢？答：经文不说所命令的是什么事情？两传也不说所命令的是什么事情？而在千年之后反而知道他们互相命令为方伯、州牧，我不相信。所以浚南说：互相命令为方伯，不是卫国的本意。录父也不敢这样认为。问：君举陈氏说互相推举年长者，这是为什么呢？答：这是采纳叶氏的意思而没有看清事实。只是经文说互相命令，也没听说互相推举年长者。如果真的互相推举年长者，经文应当记载说：齐侯、卫侯互相命令为方伯、为州牧，不应该含糊其辞，开启后世的疑惑。这是责备他们不接受天子的命令而互相命令做事，这是很明显的。问：张氏说齐、卫是列国的望族，想把天下的权力私归于己，于是起来图谋，一定要寻求势力均衡，互相谦让先后，公布于天下耳目而不以为奇怪，然后强者才敢专断，这又怎么说呢？答：经文所说的互相命令，只是双方互不相让，互相命令做事罢了，没听说想要把他们的命令公布于天下。张氏追求得太过了。问：有人又认为是草率相见而显得近于鄙陋的。答：草率相见叫做‘遇’。问：木讷又说互相相见而记载说：‘说互相命令，是什么意思呢？’答：这也是草率相见的意思而更加简略了，离‘互相命令’的意思很远了。

问：日食全食，董仲舒、刘向认为先前是鲁国、宋国弑杀国君，鲁国又发生成、宋之乱，交换许田没有事情，天子的心意，楚国僭越称王，郑国抗拒王师，射伤桓王，是这样吗？答：天象变化的产生，先前一定有感应，后来一定有应验，这是自然的道理。然而一定要说某件事感应某件事，某件事应验某件事，那就是拘泥不通，这是汉代儒者的大毛病，即使是董仲舒这样贤能的人也难免。所以高氏说：君主遇到日食就恐惧修省，而百官修辅，此后不敢推求于数目。后世推求臆测，指出某件事的应验，那就错了。汉文帝五年地震，致堂胡

译氏论之曰：文帝之时有此大异，何也？曰：天地之变，非一端也。尽以为人事致之，则牵合附防，泥而不通；尽以为气数适然，则古人修德政，反灾为祥者亦不少矣。要之，为天下主，父天母地，父母震怒，声色异常，人子当祗栗恐惧，思所以平格，不当指为情性所发而遂已也。文帝之时虽有此异，然帝方躬修德化，节用爱人，此其所以虽有此异而无其应欤？其说庶矣。

氏评论道：文帝在位时出现这样大的天象变异，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天地的变化，原因不是单一的。如果全部认为是人事导致的，就会牵强附会，固执不通；如果全部认为是气数偶然如此，那么古人修明德政，使灾异转化为吉祥的情况也不少了。总之，作为天下的君主，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父母震怒，声色异常，作为人子应当恭敬战栗、恐惧不安，思考如何平息感化，不应当将其归结为天地性情自然流露就罢了。文帝时期虽然有这样的天象变异，但文帝正亲自修明道德教化，节约用度、爱护百姓，这大概就是虽然有这种天象变异却没有相应灾祸的原因吧？他的说法大致是正确的。

译问：“公子翚去迎接新娘，孙氏的说法如何？”答：“他论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当时孔子只是直接论述《关雎》这首诗的本义罢了，未必像孙氏所说的那样，认为这是哀伤周王室衰微，防范婚姻失道，没有贤女辅佐君子，导致《关雎》后妃之德无法教化天下。他说‘详细记录内女出处的踪迹’，用来惩戒和警戒，作为万世的法则，这说法接近情理。然而‘内女出处的踪迹’不记载的很多，而所记载的没有不是非常之事，这又不可不知。”问：“先儒说翚在隐公时代不称公子，是隐公的贼臣；在桓公时代称公子，是桓公的党羽。为什么呢？”答：“这是褒贬予夺的意思。”问：“先儒又说卿去迎接夫人符合礼制，为什么呢？”答：“如果确实符合礼制，孔子又为什么要记载呢？”问：“先儒说翚虽然是尊长，但依官职行事，也没有嫌疑。为什么呢？”答：“在朝廷公事上可以这样，但迎接新娘作为内主，涉及家庭伦理。如果不先明确兄弟叔伯尊卑的道义，这就是混乱的开始。”问：“先儒说邦君按爵位有尊卑，按国家有大小，按路途有远近，有的在其国迎接，有的在边境迎接，有的在馆舍迎接，这是礼制的节制，为什么呢？”答：“这种说法衡量人情，虽然似乎说得通，但考察典礼则没有依据。况且嫁女娶妇是为了防范姻亲之国，后妃配诸侯以治理内政，是地位对等的。这时候难道会区分爵位的尊卑、国家的大小，而有远迎近迎的说法吗？”问：“高氏的说法如何？”答：“他说‘派公子远迎，曾无嫌疑的说法’，我私下认为古人只遵从礼制，礼制规定亲自迎接就亲自迎接，礼制规定由卿迎接就由卿迎接，嫌疑的说法不可轻信。”问：“存耕的说法如何？”答：“他说‘翚是弑杀隐公而立桓公的人，遂是杀嫡子而立宣公的人，侨如是私通穆姜而扰乱国家的人，让奸臣去迎接新娘，不是端正开始之道’。我私下认为这种说法近似正确，但不如啖氏、叶氏的说法有依据，所以也不能取此说来扰乱彼说。”其他明显可见其错误的，来不及全部辨析。凡是我所辨析的，都是似是而非、容易迷惑人的地方。

问：“夫人姜氏从齐国来到，孙氏的说法如何？”答：“他说‘公在讙地接受姜氏，不以讙地作为姜氏到来的地点’，是不赞同公在讙地接受姜氏，所以说夫人姜氏从齐国来到，以纠正其义，似乎有褒贬予夺的意思，所以不采纳。”问：“莘老的说法如何？”答：“他说‘君主外出返回一定要记载，至于夫人归来也记载‘至’，是因为告庙的礼仪相同，结合两姓的好合，延续万世的子嗣，作为宗庙社稷的主宰，不可不告祭，这是鲁国史官的常法，然而《春秋》不记载常事，所以不采纳。”问：“存耕的说法如何？”答：“存耕历数文姜、穆姜、哀姜、出姜、声姜的记载，说记载‘逆’和‘至’是有失、有屈、无失、无屈的区别，这只是凡例的余习，而没有自然的大义。”

问：“《春秋》记载‘有年’，《公羊传》认为是喜事，您已经辨析过了。有人认为这是记载异象，说人事顺则天气和，桓公弑君逆天理乱人伦，天地之气因此错乱乖戾，现在却丰收，所以记载其异象，对吗？”答：“意思新颖，但义理不对。《春秋》以水旱饥馑、蝗虫螟虫之类为异象，不以丰收为异象。”问：“不是以丰收为异象，而是桓公的异象。桓公弑逆不该丰收却丰收，所以认为是异象。”答：“年年丰收，是圣人爱护生物的心意。以丰收为桓公的异象，难道是圣人爱护生物的心意吗？圣人如果是说：治世每年丰收，乱世到这时才开始丰收，这是圣人哀伤世道变迁的心意。如果说：桓公不该丰收却丰收，圣人爱护生物的心意不是几乎断绝了吗？”问：“《春秋》不记载常事，丰收不是异象就是常事，为什么要记载呢？”答：“年年丰收就不记载了，正因为到这时才开始丰收，所以记载此事以显示其他年份没有丰收。就像僖公三年记载‘六月雨’之类，每月有雨不必记载，正因为六月才开始下雨，所以记载‘六月雨’以显示前几个月没有雨。看六月之前记载‘冬不雨’‘春不雨’‘夏不雨’，就可以知道了。知道‘六月雨’的义理，就知道丰收的义理而没有疑问。然而丰收虽然是常事，但通过丰收来显示其他年份没有丰收，难道不是非常之事吗？”问：“桓公、宣公都是弑逆的贼臣却丰收、大丰收，为什么唯独在桓公、宣公时记载而其他君主没有呢？”答：“这是偶然，上天并非有意特意让桓公、宣公丰收，圣人又岂会有意特意在桓公、宣公时记载呢？”问：“那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唯独两次丰收，其余都没有丰收吗？”答：“这是乱世的气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饥荒与大饥荒，旱灾与大水灾，无麦无禾，虫灾伤害庄稼，这些《春秋》本来都记载了。其余年份五谷之中，或者这种庄稼熟了那种不熟，或者此地熟了彼地不熟，多雨则高田熟了，少雨则低田熟了，或者收成微薄仅有一点，或者苗秀而果实少，都不能称为丰收。只有阴阳五行交运错综，偶然和谐而五谷都熟了，才

译史官记载了它，圣人因此记录下来以彰显其中的义理。在二百四十二年间，唯独两次记载了丰收之年，这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况且这本书中记载丰收的，只是鲁国的事，其他国家有丰收就不记载。天与人，遵循同一个道理、同一种气机，有所感应必定会有回应，哪怕是一男一女，如果不得其所，就会伤害天地间的和谐。春秋时期，难道仅仅是一男一女不得其所而已吗？五谷不成熟，本来就应该符合这个道理。阴阳协调以辅助化育万物，是君主和宰相的重大职责，也是圣人的功业。《春秋》记载这件事，也是用来警示后世的君臣应当尽心竭力，难道仅仅是琐碎地记录那些异常现象而已吗？所以黄氏说：“如果认为桓公时期出现丰收是异常，那么记载蝗灾和大水无冰都应当成为桓公时期的常态。《春秋》难道专门记载人的凶荒灾祸而不幸灾乐祸于人的丰收吗？不过是各自记载实际情况罢了。”问：“莘老认为桓公、宣公时期不应该有丰收，这是为什么呢？”答：“这也是记载异常的意思，只是特别变换了文字表述罢了。”问：“叶氏认为丰收、大丰收不是桓公、宣公所能促成的，上天爱护人到了极点。丰收本是常态却不能经常实现，丰收、大丰收各自因为那个人而显现一次作为法则，所以整个春秋时期不再第二次记载。这并不是除此之外就没有丰收了。”问：“这种说法对吗？”答：“这也是因为怀疑二百四十二年间唯独两次记载丰收，寻求解释不得而找的托辞。上天爱护人到了极点，丰收本是常态却不能经常实现，这本来就是天地的心意。然而如果认为这是《春秋》记载丰收的根本义理，那就不可以了。叶氏所说的‘各自因为那个人而显现一次作为法则，整个春秋时期不再第二次记载，并不是除此之外就没有丰收’，这是叶氏的意思。如果说鲁国史官记载丰收本来很多，孔子特意在桓公、宣公时期记录了一次，其余的都删削不写，这是毫无根据的猜测。我怎么能够知道呢？现在就事论理，《春秋》对于水灾旱灾饥荒、蝗虫螟虫蝝虫一一都记载了，为什么唯独对丰收删削而特意记载两次以显现法则呢？况且‘显现一次作为法则’的说法，是先前儒者解释经书的通病，不足以作为依据。”问：“存耕说《鲁颂》中写道：‘从今开始，年岁会有丰收’，那么僖公也有丰收，这是为什么呢？”答：“这是祝颂的言辞，而不是实际情况。”问：“那么先前儒者认为这是祥瑞，这是为什么呢？”答：“《春秋》不记载祥瑞。”

译鲁隐公四年

有人问：“鲁隐公在郎地狩猎，前代儒者都说这是地点不对，您却同时指出时间也不对，为什么呢？”回答说：“前代儒者大多依据周历来解释，把春天说成冬天，认为狩猎是合乎时节的，所以只指责地点不对。他们却不知道天时是不可改变的，月份的数目从未更改过，春天本来就是夏历寅、卯、辰这三个月。如果明白这一点，那么地点不对是轻的，时间不对是重的。因为圣人仁爱百姓并爱惜万物，当春天鸟兽繁殖交配时，不过挑选那些没有怀孕和哺乳的来祭祀宗庙罢了。倘若进行冬天的狩猎，包围并猎取，把动物全部抓光，那对万物伤害就太多了，这难道是国君的心意吗！”

又问：“经文不记载冬、秋两季，杜预认为是史官遗漏了文字。存耕等儒者也认为是史官遗漏了文字。圣人所重视的，就像‘夏五’那样遗漏，并非不知道决没有其他字，但最终不敢添加，以此来保留遗漏的文字。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圣人固然对疑惑之处予以保留，只是保留那些不可知晓的事情罢了。如果一年没有秋冬两季，这是人们所能知道的，圣人怎么能不纠正它，反而传下这种疑惑呢？况且《春秋》对常事不记载，那么删减旧史文字的地方就很多了。如果事情有遗漏的文字而没有深意，就干脆不记载，怎么能保留那些不可理解的东西来迷惑世人呢？怎么知道这不是孔子笔削之后才遗漏的文字呢？所以居仁说：杜预认为不记载秋冬是史官遗漏文字，他的说法虽然好，但说是史官遗漏文字则不可以，说是遗漏文字则可以，也是这个意思。

鲁隐公五年

有人问：“正月甲戌日下面不记载事情，左传和公羊传的说法荒谬错误，前代儒者已经辨明了。”高氏考证说：“长历记载正月甲申日初一，这个月内没有甲戌日，而太岁在甲戌。有人怀疑甲戌日在去年冬十二月，而去年不记载秋冬，误写在这个月。有人怀疑这一天下面记载‘陈佗杀太子’这件事，竹简脱落了，为什么呢？”回答说：“长历不可信已经很久了。而且太岁应当在庚戌而不是甲戌。如果甲戌在去年冬十二月，不应该误写在五年之下。如果真的误写在五年之下，也应当连着记载事情。说‘陈佗杀太子’这件事，或许是有这回事。因为六年八月已经记载‘蔡人杀陈佗’，用讨伐贼人的措辞，而上文没有见到这件事的缘故。然而怎么敢断定呢！”

又问：“天王派遣仍叔的儿子来聘问，前代儒者都说这是讥讽世袭官职，您不采纳，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不仅讥讽世袭官职。所谓世袭官职，是父亲做大夫，父亲死后，天子不选择儿子是否贤能，也任命他做大夫，这叫世袭官职。现在仍叔在他儿子未被任命时，所以说‘仍叔之子’，这就是父亲做大夫而子弟干预政事，难道仅仅是世袭官职而已吗？”又问：“莘老认为《春秋》父亲去世儿子接替但未受爵位的，就记载‘某氏’，不称‘某’，称‘字’，‘武氏子来求赗’就是这样。这里记载姓、记载字，加上‘子’来区别，是因为父亲在世而儿子代替从政，《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是这样。这个说法怎么样呢？”回答说：“凡例不可信，由来已久了。既然说父亲去世儿子接替，怎么会有未受爵位的呢？况且尹氏去世，也记载‘氏’，不因为他的儿子而称呼。这里记载姓、记载字而加上‘子’，又怎么必定是代替父亲从政呢？假使父亲从政，儿子不接替，父亲被天王一时派遣出使，不知道凡例怎么记载？所以说：凡例不可信。

又问：“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朴乡吕氏认为这三个国家的诸侯，有天子在时诸侯称‘人’，有诸侯在时大夫称‘人’，为什么呢？”回答说：“君主面前臣下称名，这是礼制。现在鲁国史官记载这件事，也应当叙述实情，怎么可以用‘人’来称呼？或者在鸡泽的盟会，鲁侯在场，而称叔孙豹，那么也不称‘人’了。”又问：“孙氏认为不使天子首先用兵以表示尊贵，桓王因为加重郑伯的罪恶，为什么呢？”回答说：“史官命辞，本来有轻重，诸侯使用诸侯的军队，就说‘以某师’；天子使用诸侯的军队，就说‘从王’。这是自然的法则，而孔子沿袭它不改变，以体现义理。如果说孔子特意不使天子首先用兵以加重郑伯的罪恶，那就不是《春秋》自然的法则了。胡氏、常山等各家，都不免有这个毛病，不只是孙氏而已。”又问：“程子、张氏认为王师对诸侯不记载战败，是因为诸侯不可抵挡王者，为什么呢？”回答说：“王师在茅戎战败，《春秋》还直书其事，为什么唯独对诸侯战败而不记载呢？我在《辨疑》中已经说过了。”又问：“常山认为蔡、卫、陈称‘人’，不是地位低微的，即使派遣卿出使，如果没有被天子任命，如果跟随周王，也不能以名字举称。叶氏也认为诸侯没有军队，由卿率领教化的百姓，代替元服进入天子之国，叫‘某士’，所以以‘人’显现，为什么呢？”回答说：“‘人’和‘士’意义不同，又不是诸侯自称的措辞，鲁国史官怎么能代称为‘人’呢？况且公孙敖、叔鞅、叔孙得臣前往京师，都记载姓名，为什么唯独这三个国家的卿不记载名字呢？”又问：“杜氏认为王师战败不记载，是因为没有报告，为什么呢？”回答说：“三国跟随周王讨伐郑国，已经记载了，王师战败却唯独不记载，也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史官所记载的，有听从报告的，有不听从报告的，不可以用一个例子来拘束。”又问：“康侯认为《春秋》记载王必定称‘天’，所彰显的是天命，所使用的是天讨。王夺取郑国的政权而愤怒他不朝见，用诸侯讨伐他，不是天讨，所以不称‘天’

译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史官省略文字的缘故罢了，何必一定要赋予深意呢？如果认为记载周王称“天”才开始是天命征讨，那么后来记载赙赠鲁惠公的妾室、聘问鲁桓公的弑君者，就不是天命天讨了，却都用“天”来记载，这是什么原因呢？况且《春秋》两次记载“公朝于王所”，其本意是责备鲁国而不责备周王，也没有记载“天”，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张氏也认为《左传》称诸侯，而《春秋》全都以“人”来记载，周王不称“天”，是因为桓王因小忿剥夺郑伯的政事，又率领诸侯攻打他，这是大奸大恶，却屡次聘问，丧失了天下共主的道义，导致王室的威灵衰竭，所以称诸侯为“人”而周王不称“天”，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他说“桓王舍弃重罪而施行轻刑，就接近于庶民了”，他说“称诸侯为‘人’而周王不称‘天’”，这是一字褒贬的弊端，难道这是《春秋》的宗旨吗？我私下怀疑张氏的学问出自朱熹，朱熹曾经说：“《春秋》直接记载事情，善恶自然显现，通过爵位、氏、名、字、日月、土地等进行褒贬之类。如果像法家那样深刻苛刻，那是传述者的穿凿附会。”朱熹又把阐释《春秋》的任务托付给张洽，他们在传授学业的时候，一定把这种观点告诉过他。等到张洽撰写传注，却每件事都相反，难道是当时已经违背了他老师的学说吗？还是晚年见解另有心得呢？我就不知道了。

译说：大雩。程氏依据《明堂位》《礼运》，认为成王赐给鲁国重祭，使其得以举行郊祀、禘祭和大雩。刘氏则认为不是这样。说：礼制中有天子与诸侯的区别，自古以来未曾有过。改换说法的人说：成王慰劳周公，赐给鲁国天子的礼乐。成王是周朝盛世的君王，他也谨慎于礼制。从前鲁惠公派遣宰官向天子请教郊庙之礼，天子派史角前往，惠公挽留他。此后在鲁国才开始有墨翟的学说，如果成王时代已经举行过郊祀，那么惠公何必去请教？惠公的请教，大概是从平王以后吧？两种说法哪种正确？说：两种说法各有依据，未详究哪种正确，但这不是本义所关联的，即使不辨析也可以。

六年

有人问：“州公前往曹国，正月‘寔来’。有人说这是天王派遣的，可信吗？”说：“如果是天王派遣的，经文应当记载为‘天王派某人前来聘问’，现在‘寔来’尚且不可理解，又生出‘天王派遣’的含义，违背经文太远了。”说：“张氏说：‘记载礼制的人说“天子”，说“非佗”，“父寔来”，成二年的传文说“王说所派来安抚我的人”，而“巩伯寔来”，那么‘寔来’自有其来源，而你独自怀疑它，为什么呢？’”说：“‘寔来’在州公前往曹国之下，文意尚且不通畅，哪有相隔一年而只说‘寔来’的？恐怕史官立言，圣人取用，不会如此晦涩。”说：“张氏又说，不复国而略去不记，为什么呢？”说：“略去不记的说法，就是公羊、谷梁所谓慢待、简略的意思，只是变换了言辞罢了。假使不复国，史官难道不记载？《春秋》难道不收录？而略去它使不可理解，那么后世凭什么看到义理呢？”

说：蔡人杀陈佗。朱子认为这是孔子依据鲁史记录的。陈佗弑君起初不见于经文，也是鲁史没有记载罢了。这话难道不是平易明白，而你却不采纳，又在本义的末尾立说反驳它，为什么呢？说：朱子依据史官记录的说法，应用于《春秋》的大体是可以的，应用于蔡人杀陈佗则不可以。为什么呢？经文有记载弑君而贼人未被讨伐的，没有讨伐贼人而不记载弑君的。如果鲁史只有蔡人杀陈佗的事，而不见陈佗弑君的事迹，那么事事没有其开端，而义理有所不完备，难以因事立教了。孔子将于是就不记录杀陈佗的事，必定不留下疑点给后人，引发纷纷的争论。怎么知道不是笔削之后而缺漏的呢？《春秋》的义理，不等待传文而自明。孔子修《春秋》，也没有预料到左氏会有传文。现在左氏记载陈佗杀世子免，然后知道蔡人杀陈佗是弑君的事。假使没有左氏出现，后世将指蔡人杀陈佗是什么义理呢？由此知道孔子将于是就不记录了。虽然如此，朱子依据史官记录的说法，真足以破除后世穿凿附会的大弊病，又不可因此事而忽视这话。说：你记录程子的话于本义，而遗漏他“蔡侯杀之实以私也”这一语，为什么呢？说：晋惠公不以讨贼杀里克，经文记载为“晋杀其大夫里克”。如果蔡侯以私意杀陈佗，经文也应当记载为“蔡侯杀陈侯佗”了。我因此怀疑这话。说：你既然取用左氏、孙氏、程子的说法作为本义，而又说未详是否，为什么呢？说：陈佗杀世子，经文没有明文，我怎么敢确凿地说呢？

说：子同生。先儒说：嫡长子出生，所以记载。又说：嫡长子刚出生，就记载于策书，是《春秋》给儿子立法的准则。文公的儿子恶、襄公的儿子野、庄公嫡夫人无子，像成公、昭公的嫡子，大概不见于传文。庄公、文公、成公、哀公、恶、野六人都是嫡子，而庄公独自在《春秋》中记载的，是因为他生于即位之后，而以太子之礼举荐的，只有庄公一人罢了。古人严格区分嫡庶，用来确定其为君。君一定，而僭越作乱之心就平息了。张氏也说：嫡夫人的长子，备用太子之礼，所以史官记载于策书。《春秋》在此明示给儿子立法的准则，在于端正开始，明确区分其物采等衰，在初时就有殊绝，那么私爱就不能施行，嬖幸孽子就不能干扰，用来安定国家根本、平息乱源。其他说法，都不出此意，而《子》全部违背它，独取谷梁的说法。为什么呢？说：先儒承袭《左氏》的文辞而增益其义理。凡是嫡长子出生而记载于策书，是国家史官的常例。在《春秋》中则认为是常事而不记载。爱嫡长子的辨别，固然圣人所尽心。然而其在《诗》《书》《礼》中记载得很详细了。《春秋》直接记载其变常之事罢了。子同生虽非变常，但借此以明他不是齐侯的儿子，那就是变常了。夫人如果知道事的变常，那么常道就显现了。这是《春秋》立教的大法。

七年

有人问：“焚咸丘，杜氏、刘氏、张氏诸儒认为是火田；程子、康侯、戴氏认为是焚林而田，你为何取用程、胡、戴氏的说法呢？”说：“火田，是冬月去除莽草遮蔽以追逐禽兽罢了；焚咸丘，则是焚烧其林薮，害物多了，不仁甚矣。何况是仲春生物之时呢？所以戴氏说：‘杜氏认为是火田不对，礼有火田

译怎么能讥讽他为了获取物产而竭泽而渔呢？』如今说焚烧咸丘，难道仅仅是用火驱赶野兽的狩猎方式而已吗？况且经文为什么不直接记载为‘火田’，而要记载为‘焚咸丘’呢？”

译说：“谷伯、邓侯，张氏称其名。众位儒者都认为邓谷是远方朝见弑君逆贼的人，所以特别称其名以示贬斥，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以称名作为褒贬的弊端。在此之前，滕子纪侯也曾朝见桓公；在此之后，邾子也曾朝见桓公。未曾称其名以示贬斥，却唯独在此贬斥他们吗？如果说一朝见逆贼就应受法，那么先前朝见的人，滕、纪两国就应当受罚了。何况没有一朝见就受罚的道理呢？如果说谷、邓地处偏远，而滕、纪地处近处，那么无论远近都是朝见弑君逆贼，又有什么分别呢？何况近处的人应当先被讨伐却没有被讨伐，远处的人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如果说滕子畏惧大国，纪侯畏惧齐国，不得已而朝见，那么谷、邓也是畏惧楚国。舍弃这三个国家而只罪责谷、邓，圣人运用法度不像这样偏颇。《春秋》中诸侯去世称名、失地称名的情况，是为了区别这些人罢了，并不是死了或失地就轻视他们而称其名。现在谷伯、邓侯没有死，也没有失地，为什么唯独称其名？这是值得怀疑的。先儒因此强求其中的义理，是过于牵强了。”

说：先儒都认为逆乱天道，岁功不成，所以不记载四季。四年没有秋冬，是因为冢宰下聘弑君逆贼，那么天下对王室的期望就断绝了。所以去掉秋冬，表明天王不再能施行刑罚了。七年没有秋冬，是因为谷邓从远方朝见弑君逆贼，那么天下诸侯就没有可以再指望的人了。所以去掉秋冬，表明诸侯不再能修明他们的职分了。这种说法怎么样呢？回答说：五经遭受秦火焚毁，错乱亡失，不可胜数。只有《易经》因为占卜而保存下来，尚且不免有讹误和衍文。何况《春秋》这本书，圣人为了避祸，不敢公开传授，只是口授给弟子，到了后世，这本书才出现，互相传抄沿袭，岂能没有缺漏错误？像郭公、夏五、纪子、帛甲、戌巳、丑与桓无王、无秋冬之类，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先儒一定要强行疏通那些不可疏通的地方，又凡是关于褒贬抑扬予夺的说法，纷繁杂乱地充斥在胸中，适宜地穿凿附会。起初本意是为了扶持世教，却不知道首先已经破坏了经文的旨意了。现在针对他们的说法进行辨析：假如孔子果然因为冢宰聘问桓公而缺记秋冬，次年仍叔子再次聘问，在这时更应当缺记秋冬却没有缺记；如果因为谷邓朝见桓公而缺记秋冬，应当先在滕子来朝以及四国防积成宋乱、取郜鼎的时候缺记，却没有缺记，那么孔子取义于此就疏漏了。现在幸好四年、七年秋冬恰好没有事情可记载而缺记了。如果有事情，不知道孔子是连事情一起缺记呢？还是仍然记载事情而唯独缺记秋冬两个字呢？我想问这个问题。

八年

有人问：“正月举行烝祭，先儒都认为这是为五月烝祭起文的，为什么呢？”回答说：“先儒错误地用周正来改变天时，认为这个正月是去年的十一月，按礼应当举行烝祭，所以只把它当作五月烝祭的起文，而不认为是不合时宜。如果知道三代不改变四季，那么就知道正月烝祭也是不合时宜的，而《谷梁传》的说法才符合本义。”问：“《公羊传》的说法怎么样呢？”回答说：“《公羊传》也多以夏正来说，只是说得不明白罢了。它讥讽频繁的说法，应当是五月烝祭的传文，不可以放在正月烝祭之下。大概正月烝祭只可以说是不合时宜，没有讥讽频繁的意思。如果说去年十一月已经烝祭了，到正月又烝祭，似乎可以讥讽频繁，但经文没有明文，不可得知。现在正月已经烝祭了，既然不合时宜，五月又烝祭，称为讥讽频繁，难道还不明白吗？”所以我把它移到五月烝祭之下就没有疑问了。问：“先儒说：‘正月烝祭了，但不合时宜，又举行烝祭，一定是因为以前的烝祭不完备。’你也不采纳，为什么呢？”回答说：“正月烝祭了的说法，也是用周正改变四季来说的，于是认为正月烝祭是合时宜的，它说非时又烝祭，只是指五月烝祭而言，所以不敢采纳。”戴氏的说法好啊，他说：“正月烝祭已经不合时宜，何况五月又烝祭呢？”《谷梁传》开了先河，戴氏作了总结，完备了。

说：“先儒把十月雨雪当作现在的八月，黄氏辨析它而有间隙了。然而初冬下雪，不如仲秋那样严重，为什么记载呢？”回答说：“圣人谨慎对待天时，害怕天变在毫厘之间，不等到它明显而来不及了。阴气凝结有渐进的过程，而十月突然雨雪，不是天变吗？《春秋》记载它，作为后世的警戒，意义很微妙。因此唐虞三代的盛世，调和阴阳，均平气节，不使稍有差错，而五谷得以丰收，人物不夭折。不像后世的治国者，只是粗略地修补缝隙罢了。”

说：“祭公来，于是到纪国迎娶王后。先儒多为此作解释，你将遵从谁的说法？”回答说：先儒虽然多作解释，根据经文观察道理，不过是我所记录的本义，以及程子、张氏的说法。其他或者不免臆测而生事。邦衡与程子同义，孙氏、胡氏、献可与张氏同义。孙、胡在张氏之前出现而没有记录，是因为不如张氏详细。康成、啖、赵诸儒，都辨析天子亲自迎娶还是不亲自迎娶。现在考察经文，也没有讥讽亲自迎娶还是不亲自迎娶的意思。至于胡氏则认为祭公来谋划迎娶王后的日期，高氏则认为来谋划纪国的灾难，叶氏则认为来朝见存问耕作，又说鲁国知道纪国将要灭亡，害怕王后不能完备礼仪，谋划迅速迎娶的缘故，于是迎娶是鲁国的意思。君举又说祭公不称使，那么王没有成命而于是专断。所有这些说法，离经意越来越远，都不

译冒昧地记录。

九年

译有人问：《春秋》记载纪季姜回到京师，刘夏奉命到齐国迎接王后，不写齐姜回到京师，写了“迎”就知道她回去了。这里写纪季姜回到京师，是因为祭公没有奉天子的命令就擅自迎接王后，所以特别记载。为什么特别强调祭公擅自迎接的罪恶呢？回答说：《春秋》一件事体现一个义理，不记载的是因为那是常事。祭公因为擅自行事被记载，刘夏因为不是卿的身份被记载，纪季姜因为不是嫡长女被记载，所以说一件事体现一个义理。刘夏迎接王后而不被记载，齐姜回到京师，一定是齐女合乎礼制，常事不记载。哪有写了“迎”就知道她回去的意思呢？况且记载季姜的回归与祭公来迎接互不相干。强调祭公擅自迎接的罪恶，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记载季姜的回归是为了强调祭公擅自迎接的罪恶，那么齐姜难道不能通过记载回归来强调刘夏不是卿的罪恶吗？况且祭公来迎接，不过是讥讽他既接受了命令却不专一罢了，哪有不是天子命令而自行迎接的道理呢？回答说：刘氏认为，迎接时称王后，回归时称季姜，是为了在礼仪的上下、取予、进退、先后各方面都合乎适宜，公卿谋划，诸侯主持，占卜询问，天子命令，这就是王后了。然而没有拜见宗庙，没有让君子群臣观礼，就不敢居其位，作为端正开始之道、王化根本的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这是史官立言自然的法则，戴氏得其意并记录在《本义》中了。刘氏大概是追求过度而不知道自己的言辞烦琐，这还可以理解。至于他引用《诗经》说：“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我心则说。”那就是追求过度而穿凿附会太严重了。

十年

有人问：“鲁庄公在桃丘会见卫侯，没有遇到。”刘氏翼之说：“‘不’不是正常的用词，‘弗’不是迁就的用词，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被《谷梁传》内辞的说法所迷惑，而稍微改变了意思。”《集韵》不通，‘弗’跟随人的语气用词，哪里有迁就和正常的区别呢？回答说：“那么叶氏东莱说桃丘的会见，耻辱在鲁公，所以说‘弗遇’；沙随的会见，讥讽不在鲁公，所以说‘不见’。‘公’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两者都有耻辱，只是有轻重罢了。”观察事情体现义理，难道在于‘弗’和‘不’之间吗？回答说：“这个‘弗遇’，刘氏说是鲁公后到，对吗？”回答说：“平心看待经文，卫侯不来会见，所以没有遇到，不是鲁公后到。”

说：齐、卫、郑来在郎地作战。刘氏说，不写军队大败，是因为失败在国内。失败在国内而不写耻辱，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相信《公羊传》《谷梁传》的错误。说：东莱说，不计算班次顺序而计算功劳，鲁国因此受到讨伐，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相信《左传》的错误。观察《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辨析，那么刘氏、吕氏的观点不辩自明。说：存耕说“来战”，好像三国自己作战，为什么呢？回答说：“来战”，是来鲁国作战，自然曲直存在于其中，哪有三国自己作战的意思呢？如果三国自己作战，应当写：齐侯、卫侯、郑伯在郎地作战，不会说“来战”。说：张氏说，用没有理由的讨伐有理由的，那么罪在三国，不能不反常例来阐明，为什么呢？回答说：“来战”，是鲁国史官的用语，孔子因循而不改变其义，自然显现，何曾反常例作此“来战”二字呢？这就是凡例所以扰乱《春秋》的原因。

十一年

有人问：宋人抓住祭仲，突回国，忽出奔。刘氏、叶氏，众儒都认为宋不称公而称人，是因为不是霸主讨伐，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时期，凡是抓人的都是私事，即使称爵位也不是霸主讨伐。大概史官立言的方法，本来就是这样，不必认为有深意。说：孙氏众儒都认为“归”是善，“复归”是不善，“入”是恶，“复入”是甚恶。所以复入重于入，入重于复归，复归不如归的善，为什么呢？回答说：归与入，复归与复入，都是罪，有什么善呢？只是史官立言，自有轻重，随事可见，不必作为定例。如果说归是善，突以庶子夺嫡而写归，可以认为是善吗？由此也可以类推。说：常山说，名忽，是因为忽已经即位出奔断绝了。忽是郑国的世嫡，不能稳固自己的位置，以至于灭亡。考察《诗经》，其迹象完全可见。有《女同车》则讽刺没有大国帮助，《山有扶苏》则所美非美，《箨兮》讽刺君主弱臣子强，《不唱而和》《狡童》讽刺不能与贤人谋划事情，权臣擅权，因为他不能稳固自己，权在祭仲，所以宋国趁机抓住他，为什么呢？回答说：凡是君大夫出奔都称名的，是史官区别其人罢了，不是断绝他。郑忽不能拥有国家，固然不值一提，但是可罪的是突和宋庄公、祭仲。现在有杀人者，人固然可杀，法律将罪杀人者呢？还是罪被杀者呢？只罪杀人者而已。现在常山罪郑忽，是罪被杀者，用刑偏颇了。况且所引《诗经》莫非是淫奔之辞，不是讽刺忽的诗吗？

说：“柔会见宋公、陈侯、蔡叔在折地结盟。”存耕说：“蔡叔，是桓侯。生前不称侯，死后不称公，跟随其国的旧称。”蔡的先人大多称叔，仲度侯。说：“蔡叔胡也是侯吗？”说：“蔡仲。”所以桓侯也称叔，对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胡氏说：“十五年，许叔进入许国；十七年，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庄公三年，纪

译季孙将酅地献给齐国，史书都记载了他的名字，由此可知蔡叔被记载名字也是同样的道理。」又如在鲁庄公十年，楚国将蔡侯献舞带回去，史书从未不称他为侯。

译说：“《春秋》记载‘鲁桓公在夫钟、在阚、在虚、在〇与宋公相会’。高氏、存耕、戴氏、石氏、黄氏等儒者都认为这是鲁桓公为郑国与宋国讲和，是这样吗？”回答说：“经文中没有体现这层意思。鲁桓公十二年谷丘之盟，《左传》中有‘鲁桓公想要调停宋国和郑国’的文字。各位儒者是依据《左传》来解释经义的。平心观察经文，是不可以依据《左传》的。我在《左传》中已经辨析过了。”

十二年

有人问：“十一月有两个丙戌日，杜氏认为是重复记载，是因为沿袭史官成文。刘氏说《春秋》本是旧史，有些内容没有更改，引用史官的文字来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孔子修订《春秋》，该记载的就记载，该删削的就删削。如果完全依照鲁国旧史的原文而不加删削，那么就会重复杂乱，怎么能做到严谨严密呢？像两个丙戌日，是明显可以删削的。怎么知道不是经过笔削之后，流传久了而产生的衍文呢？”

说：“‘及郑国军队攻打宋国，在宋国交战’。先前的儒者都认为‘是鲁桓公和郑伯’。不写‘公’，是因为鲁国和郑国战败了。不写‘战败’，是为了为国内避讳。您却一概删去，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确实有为国内避讳的情况。比如国君被杀而记载为‘薨’，就不写地点，以此来显示实情；夫人逃跑而记载为‘孙子般被杀’，却写‘卒’，是通过前后事情来显示实情。除了这些大条目，其余都直书其事，善恶自然显现，让后人根据事实观察道理，作为大的警戒。如果国君不写‘公’，战败不写‘败’，那么后世怎么能知道事实真相，从而明白大义呢？况且为了国内避讳而不写‘公’，难道连对外避讳也不写‘郑伯’了吗？这是为了国内避讳而不写‘战败’，那么干时之战，难道不避讳而写了‘战败’吗？又不记载‘鲁桓公会合纪侯、郑伯以及齐、宋、卫、燕交战’，为什么记载‘鲁桓公与纪侯、郑伯’呢？”回答说：“国内胜利就不避讳。”回答说：“国内胜利而写‘公’，难道连对外胜利也写‘纪侯、郑伯’吗？这都是不通的说法。”

十三年

有人问：“鲁桓公会合纪侯、郑伯，己巳日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交战。齐国军队、宋国军队、卫国军队、燕国军队战败。”三传的不同之处，已经在《辨疑》中见过了。孙氏邦衡等儒者又说：“齐国攻打鲁国而在鲁国交战，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经文记载鲁桓公防备纪侯、郑伯了，怎么能说纪侯、郑伯会合鲁国呢？况且齐国如果真的攻打鲁国，经文应当记载为：‘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攻打我国。’现在记载鲁桓公防备了，又记载鲁桓公防备纪侯、郑伯了，并不是齐国攻打鲁国而在鲁国交战。”回答说：“刘氏又说宋国来报仇，齐国实际上是主谋，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齐国、宋国都对鲁国有怨恨。现在经文只以齐国为主，后世怎么知道确实是为宋国报仇而齐国主谋呢？不如依据经文立论来得实在。”回答说：“存耕又说鲁国与纪侯、郑伯结盟防备，而齐、宋、卫、燕来交战，会盟之事没有成功，所以不写地点，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鲁国、纪侯、郑伯如果只是结盟防备，而四国攻打他们，经文应当记载：‘鲁桓公与纪侯、郑伯在某地会盟，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攻打他们。’就像记载‘蔡人、宋人、卫人攻打戴国，郑伯攻打并夺取了它’的法则一样，三国无罪，而四国有罪。现在经文记载：‘鲁桓公防备纪侯、郑伯与齐、宋、卫、燕交战’，那么存耕的说法就短浅了。”

说：“安葬卫国宣公，叶氏等儒者认为卫国正在攻打我国，而我国去会合安葬，不因怨恨而废弃礼制，《本义》不收录，这是什么原因？”回答说：“《春秋》没有褒扬，这是臣子私谥，与卫朔背着灵柩就投入战争而记载是一样的。鲁国和卫国是兄弟之邦，却攻战为仇，不仁德到了极点。如果取用怨恨不废礼而记载，那就是倡家读礼、屠夫礼佛罢了。不如康侯知道古人以安葬为重心的说法稍微平正，然而也不是《春秋》的本义【以下缺文】”

十四年

有人问：“鲁桓公在曹地防备郑伯，高氏认为郑伯想要结交曹国的好感，所以鲁桓公前往防备他，是这样吗？”回答说：“这是臆测之辞。”《左传》对此的传述是荒谬的。然而还说：“郑人来修好，在曹地防备。”高氏从哪里知道他是想要结交曹国的好感呢？如果真的想要结交曹国的好感而前往防备，经文应当记载为：“鲁桓公防备曹伯”，不应当记载“鲁桓公在曹地防备郑伯”。

说：“‘无冰’，先前的儒者都认为是十一月的事，您都不采纳，而唯独采纳黄氏、戴氏的说法，为什么呢？”回答说：“《月令》说季冬时节，冰正旺盛，水泽深处坚硬，命令取冰。《周礼》正岁十二月命令斩冰，就是《诗经》所说的‘二之日凿冰冲冲’。又说‘三之日纳于凌阴’。朱熹解释说：‘二之日是指斗柄建丑，二阳之月；三之日就是正月建寅之月。’用《诗经》与《月令》、《周礼》考证，那么十一月无冰还没有失时；到了十二月无冰，可以凿取来年春天的冰，于是就没有冰了，然后鲁国史官才记载。孔子因而录下，以显示人事纵弛，调和治理失道，那么阴阳错行，冬天行春令，应当寒冷却温暖，因此万物失宜，瘟疫将要发作。又无冰可藏，就无法满足丧祭的需要，以节制阳气的旺盛。如果十一月无冰，那么十二月有冰可凿，正月有冰可藏，又有什么妨害于事，而要记载呢？由此说来，那么四季的不可更易，三代不改月数

译这种说法，由来已久了！只是戴氏认为书中“正月无冰”是指没有藏冰，那么其义理尚有未尽之处，只不过因为他的见识正大，远远胜过其他各种说法，所以不敢将其遗漏罢了。

译说：夏五而没有月份。先儒有人说：这是传抄存疑。怀疑而不增补，体现了圣人的谨慎。所以孔子自己说：我还能见到史官保留空缺的文字。又对别人说：多听，对可疑之处存疑，谨慎地谈论其余确定的部分，就能减少过错。而世上有人凭私意改易古书的情况是有的。何不以此作为鉴戒呢？那么《春秋》为什么说是圣人所作？它的义理决断于圣人之心，或笔或削，彰显圣人的大用。它的文辞则是旧史有可删减而不能增补的。这种说法对吗？说：这就是《谷梁传》的说法，并且是用文辞来增补的。《谷梁传》的辨析，孙氏、高氏已经完备了，这里不再论述。我私下认为，“吾犹及史之阙文”，孔子大概是说那些不可知晓的事情罢了。如果是明显可见的事情，孔子怎么会不正视它呢？“多闻阙疑”，孔子是教人存疑那些道理上可疑的地方罢了。如果是道理上明确可以言说的，孔子也会让人谨慎地言说。至于“夏五”而没有月份，这是明显可见的事情，道理上明确可以言说的，而不是改易古书的意思。孔子难道会漠然置之吗？如果说：孔子笔削可以删减而不能增补，应当连同“五”字一起去掉，也不损害这件事的义理。孔子必定不会记录残缺不可读的文字，作为后世的训诫。秀岩也说：胡氏的说法越严密就越疏漏。圣人作《春秋》，本来是说空谈不如行事。如果旧史果然有“夏五”的文字，那么也就删去罢了。保留它而对义理没有增益，有什么恰当的呢？这一定是秦汉以后传抄者有所脱漏，就像《左传》成公二年“夏”字后面有“有”字的情况一样。一定要为它寻找说法，那就是错误的。

说：御廪发生火灾，先儒认为鲁侯拥有御廪是僭越，这种说法怎么回事？说：《月令》说：“把帝王籍田的收获藏于神仓，诸侯各有宗庙，各有籍田。”御廪这个名字，我没看到它有僭越之处，这是为了记录灾祸而记载罢了。说：杜氏认为尝祭在规定的时节之前，是过错，为什么呢？说：杜氏误解了《左传》中“周正月”的话，于是把这八月当作夏历的六月，所以认为是提前了。却不知道八月举行尝祭，是周朝的常礼而没有变化的。八月举行尝祭，常事不记载，这里记载是因为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而乙亥日举行尝祭罢了，并不是讥讽它提前。张氏等儒者都这样认为，是由杜氏倡导的。

说：“宋人率领齐、蔡、卫、陈攻打郑国。赵氏说：‘凡是不用我的军队而用别人的军队，称为“以”，对吗？’说：‘不对。’从人情来说，哪有都不用我的军队而只用别人军队的道理？如果不用我的军队而只用别人的军队，别人将会愤怒地说：‘你的军队不劳苦，却让我劳苦，我也不为你所用。’正因为我的军队不够，又请求别人出兵来使用，所以称为“以”。你说：‘张氏说《春秋》特意记载“日”来显示宋国和四国的罪过，对吗？’说：‘史书有自然的法则，《春秋》记录它，来显示义理有自然的妙处。宋国使用四国的军队，就称为“以”，如果特意写“曰以”，就不是《春秋》自然的妙处了。圣人，难道会在其中有所作为吗？只是让万物各归其位罢了。’”

十五年

有人问：“天王求车，《左传》有诸侯不贡车服的说法，杜氏解释说：‘车服，是上级赐给下级的。’东莱引用《尚书》‘车服以庸’作为证据，义理可以贯通。你都不采纳，为什么呢？”说：“《周官》有‘器贡’‘服贡’，那么诸侯有进贡车服的情况。诸侯进贡给上级，上级接受并收藏，再赐给下级，又有什么损害义理的呢？一定要因为《尚书》有‘车服以庸’的话，就舍弃《周官》‘器贡’‘服贡’的文字，那就是得到一方面而失去另一方面了。”所以我不敢采纳。说：“存耕说平王去世而求赙金，襄王去世而求金，桓王将去世而求车，都是为了羞辱鲁国，为什么呢？”说：“周王室衰微，诸侯不进贡，执政者只顾及眼前的需要，不认识治理国家的体制，向下向列国索取，哪有空闲去羞辱鲁国呢？汉文帝因为吴王不朝见，赐给他几杖，张武接受贿赂，用金钱羞辱他，虽然不失厚意，但已经不是驾驭天下的正义了。何况衰落的周朝没有西汉的强盛，桓王没有文帝的风范呢？况且春秋时期，积习成常，周即使羞辱他，鲁国也不会在意。”

说：许叔进入许国，先儒的说法很多。你全部删去而附上自己的意见，为什么呢？说：先儒大概引用《左传》隐公十一年，郑伯让许叔居住在许国东部，以奉祀许国宗庙。而现在以郑国混乱开始进入为义。隐公十一年经文正好记载说：“公及齐、郑入许”，许国并没有灭亡。从隐公十一年到现在十六年，那么一定有君主许国而为诸侯的人了。假设当时许叔居住在许国东部，以奉祀许国宗庙，今天的事情乃是恢复旧迹，不可以用“入”来记载。况且《左传》许叔居住在许国东部的事情，不能完全相信呢？假设可信，也不能作为许叔进入许国的传注。说：常山康侯张氏指责许叔，许国是先王建立的封国，不能在周天子方伯那里伸张正义以恢复国家，却趁着混乱窃取进入，所以记载“入于许”，为什么呢？说：许叔虽然不能在周天子方伯那里伸张大义，而郑国是许国的仇敌，郑国混乱而能恢复国家，经文也不应当与突进入郑国、小白进入齐国使用同样的笔法。大概解说《春秋》的人没有看到许叔出奔的事情，而以许叔

译居住在许国东边，事情应当如此罢了。查考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季子回国、齐小白进入齐国这类事例，都不记载“出”字，大概是因为道义上不涉及“出”的问题，或者是鲁国史官没有记载，那么缺失就缺失吧，何必强行牵强附会，用那些事例来充实这一条呢？

译问：邾、牟、葛来朝见。存耕认为他们不奔赴天子的丧礼，却去朝见篡弑君主的贼人，是这样吗？答：《王制》说：“国土不到五十里的，不能直接朝见天子，依附于诸侯。”问：这三个国家是附庸国，难以责备他们不奔赴天子的丧礼。

十六年

有人问：“鲁庄公防备宋、卫、陈、蔡攻打郑国。”杜预说：“蔡国通常排在卫国之上，现在排在陈国之下，大概是后到的。”张氏等儒者都跟随这个说法，是这样吗？答：“这是《左传》解释经文的弊端，而杜预沿袭它，又借此来解释这个义理。宋、晋、齐、鲁是大国，在防盟、侵伐时，难道没有后到的吗？却没听说排在陈、蔡等国之下。”

十七年

有人问：“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何休认为封人没有儿子，季次应当继位，封人想立献舞，嫉恨陷害季次，季次避祸到陈国，封人死后，季次返回奔丧，思念哀慕三年，最终没有怨恨之心，可信吗？”答：“不可信。”《左传》曾见过国史，尚且不敢明确这样说，只是说：“蔡人召季次，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罢了。”考察《史记》世家和年表，既没有季次应当继位的记载，查阅三传，也没有季次在陈国避祸献舞的事情。何休特别看到经文中季次以字称呼归国是委婉的措辞，又与“季子来归”的文句相似，于是编造事情来充实它，不知道自己损害了经文的旨意。万世取信的只有经文，而经文说：“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更加责备季次不是世子，没有接受先君的任命，没有向天子宣誓，依靠陈国的力量，回国成为诸侯，那就是无君无父了。何休不仅妄加议论其义理，又妄自编造事情来充实它，他不成为《春秋》的谗贼几乎不可能。杜预说桓公没有儿子，召季次而立他，十一年后经文记载“楚国打败蔡国军队，把蔡侯献舞带回去”，又《世家》年表在封人之后接着出现献舞，怎么知道献舞不是蔡季的名字呢？现在从大义来说，《春秋》没有褒奖，又不记载常事，季次如果真的应当继位，又没有怨恨之心，那么《春秋》就不会记载了。从人情来说，献舞既然嫉恨陷害季次，如果献舞成为诸侯，那么季次不能居住一天；如果季次成为诸侯，那么献舞不应当在十一年之后又成为诸侯。问：“推究何休的意思，是说季次回国后做了臣子。”答：“季次如果回国做了臣子，那么《春秋》也不会记载，正因为他回国篡位，所以记载它来显示义理。如果说他回国背叛君主占据城邑，那么《春秋》应当像记载‘孙林父进入戚地叛乱’那样书写。”问：“刘氏康侯也说季次的离去符合道义，返回符合礼仪，为什么呢？”答：“这也是相信《左传》、《谷梁传》、何休的弊端。”考察其他书籍，不见季次出奔的痕迹，寻求《春秋》，又没有让季次返回的义理，从哪里知道他的离去符合道义，返回符合礼仪呢？

春秋或问卷二

<经部,春秋类,程氏春秋或问》>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三 元 程端学 撰

庄公

元年

有人问：“不记载即位，黄氏认为国家动乱不行即位之礼，是这样吗？”答：“不是这样。”桓公去年四月在齐国被杀害，当月灵柩运回，十二月就安葬了。国外没有诸侯讨伐，国内没有庶孽争夺君位，姜氏的孙子又在三月之后，为什么说国家动乱而不行即位之礼呢？问：“张氏等儒者都说庄公没有志向讨伐贼人，安然居位，而孔子删削他的即位记载，为什么呢？”答：“如果庄公不讨伐贼人而安然即位，正应当直书来显示他没有人心，像桓公、宣公即位那样。如果史书有即位记载而删削它，那么后世从哪里看出其中的义理呢！”我虽然不能知道鲁国史书的文字和孔子笔削的事情，但根据义理判断，知道决不是删削的。

问：“单伯迎接王姬。”杜预说：“单伯是天子的卿，单是采地，伯爵，为什么呢？”答：“这是杜预不敢改变《左传》的过错。”所以孙氏说：“单伯在这之后见于经文，庄公十四年记载‘齐人、陈人、曹人攻打宋国’，单伯会合攻打宋国；冬天又在郢地防备诸侯。《春秋》中王的臣子而防备在诸侯之上，也不像内臣那样记载会合。只有内臣会合诸侯才说‘会某’。由此看来，单伯是内臣，不是王的臣子。”刘氏也说：“如果命令鲁国为主，单伯称使者，来显示王命到来，才合适。不称使者，不合义理。”又十四年经文记载“单伯会合齐侯、宋公、卫侯、郑伯在郢地”，称单伯防备诸侯，那么单伯是鲁国人很明显了。就像“叔豹会合晋赵武、楚屈建”一样。如果单伯是周大夫，那么应当记载“单伯、齐侯会合在鄄地”，不能将会合归属于单伯。将会合归属于单伯，那么不是周人就很清楚了。看这两种说法，杜预应当自认理屈，而《左传》送王姬的错误，因此可以类推了。

问：王派荣叔来赐给桓公命。先儒多称去掉“天”字以示贬斥，您独自主张孙氏的说法，为什么呢？答：去掉一个字以示贬斥，不是《春秋》的本意，是后世穿凿附会的说法。天王聘问桓公三次，求车一次，其义理相同，都不去掉“天”字，为什么唯独在这里去掉“天”字呢？吕朴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