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译宗人府主事顾镇撰写

序说【上】

《诗经》有《序》，就像人的头面长有眉目一样，如果没有它，就无法辨认解释这是谁。所以说：学习《诗经》却不探求《序》，就像进入房间却不从门走一样。然而《诗经》原本并没有记载作者的姓名，史传中的说法，又各不相同。大抵相信《序》的人，一定想把它推给卜商（子夏）；而怀疑《序》的人，一定想把它斥为卫宏所作。这两种情况都存在，但都不对。子夏出生时，距离《诗经》散佚已经很远了，怎么能凭空猜测而为之作序呢？韩愈说这是智慧达不到的人的看法，这是确切的论断。卫宏生活在子夏之后千百年，既然子夏的智慧都达不到，他却凭空捏造，他又怎么能做到呢？这两种错误的缺失，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大概《序》的来源，本于国史，《序》中已经明确说了。只有采诗的官员，根据他们从什么地方得到，审察它出自何人之手，探究它主要关于什么事，上报给国史。国史于是采集案卷，用来连缀文辞，其开端授予太师，而列入乐歌。如果不是当时随事记录事实，那么即使是孔子的圣明，也无法知道，何况是子夏，何况是卫宏呢？程颐之所以深信小序，并断定它是国史所作无疑，就是这个原因。然而为什么说这两种情况都存在呢？班固在《汉书》中传述毛公时说：毛公的学问，自称出自子夏；而《孔子家语》称子夏熟习《诗经》并通晓其义。注家引用《毛诗序》来证实，萧统相信了，于是选取《关雎》的一序编入《文选》，并题署为子夏所作。《隋书·经籍志》所说的先儒相承就是这种情况。不知道子夏只是熟习并传授其学说罢了，即使子夏作了序，也必定依据国史，而不能凭自己的观察言论。经师推崇自己的学问，想援引子夏来增加分量，后儒沿袭而成讹误，这才是实际情况。至于卫宏（敬仲）向谢曼卿学习，曼卿的学问出自毛公，其渊源大概有所本。在传习之余，纂述所听到的，用来相互验证，按理应该有这种情况。《隋书·经籍志》说更加润色增补是对的。而《范史》（《后汉书》）直接认为卫宏作了《诗序》，则是考察不周的过错。程防说：“开头的两句话，是古序。两句话以外，继续阐述的，是卫宏的序。古序与卫宏序混合在一起没有区别罢了。”现在读它的文辞，往往反复烦冗，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它是卫宏等人集录的，大概不是主观臆断。苏辙（颍滨苏氏）想只保留开头的几句话，大概能得其体要了。总之，《序》不必是子夏所作，但最终不可废弃；不必全出自卫宏，但也有附会牵强的地方。探求根本于经文，参证于各类书籍，选择那些义理明显、事实清楚的而从之，就可以了。

译序说【下】

有人问我道：“《诗序》本于国史，你对此深信不疑。然而朱熹说《周礼》中太史的属官掌管书写而不掌管《诗》，这是什么说法？”我回答说：“古代官职相通，互相参赞辅助，所以瞽蒙负责讽诵，而小史负责审定。如果内史接受咨询并以此诏告君王以听政理国，那么《诗》也是咨询的一部分。外史掌管四方志书以及三皇五帝的典籍，那么《诗序》所陈述的内容，也属于志书记载一类，其中包含前朝的典章制度。国家的图籍档案由史官掌管，从古至今，未曾改变。说到‘书’，那么各类典籍都在其中，未必《诗》就不在太史掌管之列。”

问者说：“你的说法很正当，但六诗的教学由太师掌管，那么掌管《诗》自有其人，这与国史有什么关系呢？”我回答说：“太卜确实掌管《三易》，而韩宣子在太史那里观书，看到了《易》的卦象和《春秋》，难道不是太师、太卜特别掌管其教学与法则，而书籍则收藏在太史那里吗？”

问者说：“国史既然作了《诗序》，而《诗序》中又说国史‘明乎得失之迹’，难道是自己作序又自己称赞吗？”我回答说：“这是汉代儒生附加增益的内容。国史所题写的，只是开头的两句话，这就是所谓的古序。其余的是毛公、卫宏根据所见所闻加以润色扩充的，前面的论述已经说过，你对此还有什么怀疑呢？”

问者说：“那么程颐说大序不是圣人不能作，为什么又与前面的说法相矛盾呢？”我回答说：“这篇序中引用了许多圣人的遗言，所以程颐尊崇它，并不是说序确实是圣人所作。至于‘大序’这个名称，源于皇甫谧、沈重，而成于萧统的《文选》，在义理上没有什么可取的。孔颖达《正义》说：‘各篇的序都是该篇的意义，而这篇在篇首，所以特别把《诗》的大纲总括在这里。’范氏《明序篇》说：‘《关雎》是一经之首，兼论三百篇的大旨，就像《易》中乾坤有《文言》，所以特别详细。’而程颐沿用旧名目称为大序，也是因为无关紧要而不加考察罢了。朱熹割裂其首尾，把开头部分称为小序，而从‘诗者志之所之’以下称为大序，这似乎是在各序中多添了一个序。不如完全去掉大小之名，只区分古序和经师的说法，那么得失就分明，无需多费言辞了。现在看朱熹所辨析的，多是序下附加增益的话、经师训诂的错误，并非全是序本身的过失。序的过失，偶尔也有。因为经师流传年代久远，断章错简，难免沿袭讹误，口耳相传，岂能没有一二的乖舛？但这并不掩盖八九的契合。所以我在《序说》中，固然不敢用迂曲的言辞去附和它的过失，也不敢因为偶然的违逆，就因噎废食。”

谱说

《诗》之所以不可废弃的是序；而不可拘泥的是谱。郑玄作谱，是为了表明序；反而连累了序。孟子说：“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不了解他的人，可以吗？所以要评论他的时代。”论世知人，是诵读的重要任务，对于《诗》尤其如此。为什么呢？《书》的时代容易看清，而《诗》的时代难以详知。幸好有古序粗略陈述其大概，而附加在下面的内容，又往往勉强牵合，背离本意，而谱更是凿空妄说。“何彼秾矣”的序说：“赞美王姬。”而谱必定把它系于文王，那么平王、齐侯就不得不改训以顺从它了。“常棣”的序说：“燕兄弟申之者曰：闵管蔡之失道的，所以作《常棣》。”而谱也把它系于文王，那么不得不说是推而上溯了。至于序中讽刺幽王的，谱又移作讽刺厉王，而情事不相符合，牵强附会更加严重。研究郑学的人，墨守其说而不改变，又迂曲其词以迎合，而谱的时代遂成为经的障碍，序的创伤。所以说：谱不可拘泥。虽然如此，谱的过失只有几处而已，其余并没有大错。后儒嫌其隔阂，连序也抛弃了，务求以意逆志的方法，而在去圣千年之后，茫然无所依据，将凭什么来论世知人呢？“四牡”“北山”都陈述劳苦，“殷雷”“采绿”都属于怀思，同一“鼓钟”而“辟雍”与“淮水”有何分别？同一燕饮而“伐木”与“頍弁”有何区别？如果不能得知其时代，其不至于害辞害志的很少。从前欧阳修作《毛诗时世论》，极力诋毁郑康成的谬误，然而仍然搜集其遗留的谱，为之补缀阙亡，作序保存，以流传后世，将使后来的学者择其是而去其非，不敢凭恃胸臆，一概摒弃。唉，多么谨慎啊！近世何楷、黄中濬如滥引伪书，妄改世次，目为《世本》；安溪李光地又强分《鹿鸣》以下为西都雅，《楚�》以下为东都雅，求之本诗，都无证验，凭什么折服前人的角呢？郑谱果于限断，导致遭受抨击，而又强生枝节，正是欧阳修所说的“笑奔车之失而疾驱以驰之”。像这类情况，都应当阙疑，以不失寡尤之义，这才可以。

韵说

韵不是古有的。古只有音而已。而在喉齿牙舌唇之间运动，吐纳有轻重，其势不能不转折，而不是所谓的叶韵。至于余声剩语，杂以方言，如“且”“胥”“思”“忌”之类，都出于天籁，不是人为的。自从四声之谱出现，而叶韵之说兴起

译后世治学的士人于是认为（古音）一成不变。即使是那些牵强附会、违背常理，绝对无法讲通的地方，也曲折迁就地去顺从它，于是古音就失传了。幸好《诗经》三百篇完整保存下来，还可以反复推敲探究，希望能得到其中万一的真知。然而如果全都归结为“叶音”，又还有什么指望呢？《诗经》是商周时期的作品；韵书是齐梁时期的学问。用齐梁人所制定的韵书，去规范商周时期所作的诗歌，即使是浅陋的儒生也知道这行不通，而高明的贤士却深信不疑。如今韵书的读音在口中习以为常，而古音在耳中已听不到，如果不采用“叶音”，就会惊得舌头翘起放不下，认为这样就不能读《诗经》了。而对于古人声音呼应变化以形成音韵的道理，不能彻底探究以尽其理。于是出现了不可叶、不必叶、不当叶的情况，却一一进行叶音。那些叶音恰好符合本音吗？主张叶音的人不知道。叶音严重违背本音吗？主张叶音的人也不顾惜。像这样，那么东可以叶，西、南可以叶，北也可以叶，字就没有正确的读音，诗就没有正确的用字了，这难道是合乎情理的吗？唐代陆德明说古人韵脚舒缓，不必改字，他所著的《经典释文》广泛完备地收录音义，想要借此推求古音，但其主旨所归，仍然没有脱离齐梁韵书的范围。到了宋代郑庠作《古音辨》，化繁为简，综合为六部，又引用僧人神珙反纽旁正的例证，来疏通其中的滞碍，古音才开始有可寻之处。同时吴棫的《韵补》先成书，而《古音辨》是在《诗集传》完成之后才出现的，所以朱熹没有看到这本书，只依据吴棫的叶音来补充其遗漏简略之处，作为定本，实在可惜。郑庠的书既简要又可供遵循，但对于不在同一声纽内的字，兼采旁声，仍然滋生疑惑。明代陈季立更加广泛搜罗考证，作《毛诗古音考》，上参《周易》《尚书》，下及《楚辞》，参同《太玄》，凡是汉魏以来有韵的文章，都罗列作为证据，他的说法可以依据。本朝顾炎武又提出四声一贯的说法，于是《诗经》三百篇中拗口难懂的地方都可以讲通，“叶韵”的说法真成了多余的累赘。近日东川龙为霖著《本韵一得》，说六书中的谐声、转注，就是谈论韵的源头，谐声就是《虞书》所说的和声，转注就是《乐记》所说的旋宫，阐发蔡氏五音二变的道理，对于诗乐得到了贯通。大概字有四种声调，古代互相通用。只是四声之中，各有远近相隔，相隔太远都必须转读来调和它。大凡相通的都可以转读，而转读的不一定都相通。不可通而可以转读，这就是二变调和五音的妙处。后世拘泥于韵书，说古音已经不可寻求，于是辗转矫揉拂逆，违背自然规律，这难道是声音变化形成方音的道理吗？所以依据前人的说法，而详细论述它。

译龙雨苍的《本韵一得》，我曾向友人借阅过一遍。那本书将平声分为十二韵以对应十二律，将入声分为七韵以对应七音，并用七音来统摄十二律，依据古代七均的方法，来阐明四声一贯的道理。轻率的人或许斥责它是主观臆造，却不知道它本源于张载（横渠先生）以及蔡氏《新书》、黄氏《乐典》的学说，并且加以完善。如今那本书遥远难以求得，我记录下能回忆起来的几条，以与同好者分享。书中说：“人们只知道在通畅处寻找踪迹，却不知道在转折处体察脉络，这怎么能和他谈论韵学呢！”《礼记》说：“声音相互应和，所以产生变化，变化形成规范，就称为音。所以徵与角、羽与宫各自相隔两个律，完全不相通，用变徵、变宫来调和它们，然后才相通。”这是论述韵学的大致要点，也是音律的定理。又说：“有人认为支、微、齐、佳、灰没有入声，而以质、锡、职、缉作为真、青、蒸的入声【毛奇龄西河本《章氏韵学集成》】，却不知道支、纸、寘、质四声，天然有口的人都能辨别。比如《鸱鸮》篇：‘既取我子，无毁我室’，那么‘子’是上声而‘室’是入声；《东山》篇：‘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那么‘窒’‘至’是去声而‘垤’‘室’是入声；《采芑》篇以基韵的上、去、入声押韵，尤其明显【支、微、灰都是林钟徵音，基韵统摄它们】。大抵入声是声音的归宿，归入平声的多，入声的少，正是为了由博返约，天下哪有没有入声的字呢？”又说：“有人说侵、盐闭口不通东、蒸【顾炎武亭林本《郑氏古音辨》】，却不知道公、弓、庚、青、蒸在诗中同押韵的很多，比如《无羊》篇：‘以薪以蒸，以雌以雄’，那么东、蒸就同押韵了；《小戎》篇：‘骐骝是中，騧骊是骖’，那么东、覃就同押韵了【覃通侵、盐】；《载寝载兴》篇：‘秩秩德音’，那么侵、蒸就同押韵了。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按：《乐典》说东、冬、清、青本来应当合为一部，虞、模、麻、遮也不可分开，这是为了完备二变。以谐声转注为主，使七音一经呼唤就聚集，四声不召唤就自来，那么一贯的道理就明白了。这就是张载、蔡氏用二变来通达五音的意义，龙氏大概是本于此。

辨体说

风、雅、颂的名称在周初就已确定，制作音乐时各有其体格和音节。虽然年代久远，古乐流散，但读者可以通过反复吟诵而获得它。为什么呢？因为音节虽然亡失，但体格尚存。《毛传》《郑笺》依据文字解释意义，明白但不融会贯通。司马迁叙述并赞颂《离骚》，区分风、雅，得其神理，但他的言论只为屈原作评，并非为《诗经》全书阐明大义，所以简略而不详细。季札听歌辨声，只说是盛德相同，那么他的论述宽泛而不切中要害。经学之士墨守旧闻，不知界限区别。于是王雅降为风，豳诗析出段落，鲁诗升为颂，卫诗进为雅，种种谬误纷乱，而不能究明纠正。后世儒者被这些说法迷惑，于是说风中没有雅，雅中没有颂，一唱百和，六义混淆。不知道三百篇旧编的部类早已确定，中间经过散乱，孔子重新加以整理修订，自己说雅、颂各得其所，那么风没有窜入其他部类就可以知道了。学者不奉行孔子的话作为论断，却喜欢提出新说，这是不妥当的。朱熹《诗集传》出现后，明确区分其义，如日月星辰般明亮。但是风诗只以国名为主，而周南、召南却单独加上标题，这个意义仍然晦暗。从前杜预解释《左传》，知道以南为文乐，但未涉及这些诗。刘炫解释《鼓钟》，说南如同周南的意思，但还用作疑问词。宋代程泰之开始依据《左传》的文字，指出是南乐，确实与《吕氏春秋》的说法相应。至于说诗题原本没有国风，则是粗疏而自露破绽了。顾炎武亭林以南、豳、雅、颂为四诗，而列国之风附属于后，他的说法较为圆融但义理实在支离赘余。大抵南虽然是乐名，但不离开风部，将风附属于南，是风之外别有南，那么《周礼》六诗为什么不列出它的名称呢？如果籥章吹豳，只限于《七月》一篇，怎么能与二雅三颂同列名目？虽然顾氏的意思也涉及雅、颂诸章，但几首诗的体格既然不同，用途也只限于田野，不像南那样体制纯粹而用途广泛。只是风、雅、颂虽然成为三部，但各部又分体格，如小雅的声音飘摇和动，大雅的演奏典则庄严，颂则周为肃穆，商为简古，鲁近铺张。我曾循着它们的义例，在风中寻求，觉得二南节短韵长，别具深醇之气，绝非列国之风可比。这是应当区分论述的。

标兴说

赋、比、兴居于六义之三，而毛氏独标兴体，毛氏对《诗经》的理解真是深刻啊！六诗以风为先，风感化万物很细微，所以司马迁说诗长于风，而孔子删诗也以此为始。兴的意义，近于风，所以风人之作，兴占八九。当它触物起情，连类写状，初无指切，而拟议环生，在若近若远之间，其志可观，其言可味。苏东坡说：“兴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意旨如此。意触于当时，时去而不可知，所以可以意推，不可以言解。”三者之中，兴最微妙，而与比相邻，容易滋生疑惑，所以毛氏首先标举它。

译那些专门谈论“兴”的，有的用比，有的用赋，文辞义理灿烂鲜明，不容许另作别解。郑玄探求义理过于急切，把“兴”当作“喻”，往往在传文没有提及的地方，也主观地认为是“兴”，致使“比”和“兴”混淆不清，没有界限，这昧于《诗经》作者的本意，而背离毛亨的宗旨太远了。朱熹嫌恶这种混淆，于是说“兴”有完全不取义理，只取一两个字相呼应的情况，这又是矫枉过正了。他又说“《关雎》兼有比，《绿衣》兼有兴，《氓》篇三种手法交错陈列，《简兮》篇两端并设”，像这类说法，不可枚举，似乎与“《风》中不无《雅》意，《雅》中不无《颂》意”的说法相同。这种阻碍，我私下曾推究《诗经》本文，参看毛亨的传注，认为《诗经》取用“兴”，完全以开头的两句话为主，这就是所谓的感于外物而兴起。如果逐章逐句，支离破碎地去探求，那么义例反而变得烦难，难以指说清楚了。先父曾说：“《诗经》作者的意趣，没有比‘兴’更妙的了，‘比’和‘赋’的诗篇，都蕴含着‘兴’的意蕴，只是它们的界限有定，全在开端，像刻舟求剑那样，反而混淆了它的意思罢了。”西汉的诗人还保留着这种遗意，东汉以后，雕琢修饰越来越精巧，而“兴”的道却消亡了。我阅览束氏补《笙》、皮氏补《夏》，摹仿古文的辞藻，并非不灿烂可观，但探寻其义理情趣，却寂静无声，神采凋丧，这是失去“兴”的缘故。因此我深深感叹毛亨对《诗经》的理解之深啊。

译正变说

关于《风》《雅》正变的说法，源自《诗序》。朱熹沿袭此说，而夹漈郑氏、山堂章氏极力抨击其荒谬。这是因为他们拘泥于美刺来界定正变，觉得难以贯通。所以想要排斥并摒弃它，却不明白世道运数与文章兴衰相互关联的道理，未曾虚心沉浸其中去探求。所谓正变，也是根据时代的大致情况，以及在辞气音调之间去把握的。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盛世，风俗繁茂美好，民气和谐安乐，不必急切地歌颂君主，但政治清明、君主自身节俭赐福，无不显现出来。士大夫从容和乐，言语浅近而意旨深远，这就是所说的音乐盛大，并非极尽音律之能事。昭王、穆王之后，淳朴之风逐渐淡薄，夷王、厉王以来，更加急迫苛刻，虽然偶尔有贤明的君主，但风俗衰败，无法进入大同境界。《缁衣》《淇澳》的思念，正所谓饥饿的人容易满足食物，口渴的人容易满足饮水，这与《周南》《召南》相去甚远了。《采芑》《六月》，张扬军威；《嵩高》《蒸民》，铺陈功绩，哪里还有《采薇》《枤杜》《下武》那种有声望的遗意呢？正变的区别，大概就在这里，而拘泥于美刺的说法，动辄造成隔阂，也太固执了！高叟作诗，朱熹说先儒原本以周公制作时所定为正风雅，本来不认为变风变雅都不是美诗，他的论述是正确的。况且商周两代的《颂》都肃穆近古，而《鲁颂》辞藻多夸饰，已开启刻石纪功的端倪，不再有前人形容盛德之美。成伯瑜氏说《颂》也有变，确实补充了《诗序》所未具备的。大概只有正变都陈述清楚，然后盛衰的痕迹才显著，学者由此观察世道，怎么能去掉它呢？

诗乐说

所有的诗都是乐。乐的八种器物，是用来节制诗歌并符合音律的。《周礼》中太师用乐语教导国子。乐语，就是诗。荀子说：“诗，是中声所止的地方。”大概是以诗为本，以声为用。离开诗来谈论乐，那么钟鼓之类，是乐却不是真正的乐。所以说笙诗没有歌词的郑夹漈是错误的。离开乐来谈论诗，那么后世的徒然吟诵，是诗却不是真正的诗。所以说诗有不入乐的顾亭林是错误的。世人只知道《雅》用于朝廷，《颂》用于宗庙，《南》用于乡人和邦国，而其他诗未详用途，就认为不能入乐，只是陈述美刺，反而怀疑司马迁“三百篇皆可歌”的说法不可信，于是兴诗成乐竟成为截然不相容的事了。从前季札请求观赏周乐，太师所唱的变风变雅都在其中。如果不是中声所止，那么鲁国的乐工怎么能勉强协律并依次歌唱呢？朱熹斥责郑卫诸诗为里巷狭邪所唱，不可用于鬼神宾客。用于鬼神，未曾听说过。用于宾客，那么郑伯宴请赵孟，六卿饯别韩宣，叔孙豹宴请庆封，本来就有使用的例子了。至于秦穆公赋《六月》，叔孙穆叔赋《鸿雁》，中行献子赋《圻父》，戎子驹支赋《青蝇》，都是变雅，难道说有不入乐的诗吗？解说的人说这是赋，不是歌。如果卫献公让太师唱《巧言》的卒章，不是歌吗？况且乐有不必全用于鬼神宾客的。《诗序》说：“风，主文而谲谏。”《虞书》说：“工以纳言，时而飏之。”注家说乐官诵诗以纳谏。又《国语》称“师箴瞍赋蒙诵”，那么美刺的诗谱曲歌唱，以朝夕向君主进献善败，不就是用来使用的吗？何必一定要用于鬼神宾客才开始算是乐呢？刘舍人有言：“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乐声，瞽师务必调好乐器；乐心在诗，君子应当端正文辞。”可谓通达其界限了。

思无邪说

诗，就是思。发虑在心，而形之于言，以抒发其怀抱，系于作诗之人，而不系于读诗人，这很坦荡明了。《论语》中论诗最详细，说诵，说学，说为，都主于诵诗。现在直接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而已”，这是论诗，不是论读诗。大概当巡狩采诗时，兼陈美刺，而当时风俗的贞淫就显现出来。等到比音入乐，由瞽蒙诵读，而后王的法戒就昭示了。所以风俗有淳漓，词有正变，但推究作者之初，则发于感发惩创的苦心，所以说“思无邪”。郑卫诸篇，古序早就著录，定说只有敬仲等人缀词庞杂，笺疏附会，间有穿凿，反而使后贤怀疑而不信。夹漈极力诋毁排斥，朱熹因此作《诗序辨》，将刺淫的诗篇，改为“淫者自作”，而对于其词似乎涉及男女的，一概目为“淫”，衡量这一章的意义，不免扞格。因此把“思”这一字，移而归属读诗之人，我私下不敢立即安心。假如诗本来有邪，而我以无邪之思读它，那么必定是志气清明、执守纯固的人能做到，不能普遍期望人人如此。而且果真如此，又何必借助诗的观感呢？古之贤人君子，在君臣朋友之间不得志，又不能以颂言，往往寄托情怀于闺阃，寄语蹇修，以表达其缠绵悱恻之意。如果不知道作者之志本出于正，而只拘泥其辞，那么屈原《九歌》真好像有目成之事，

译至于陈思王作《洛神赋》，必然难以洗清“感甄”的诬蔑，这难道不是冤枉了其中的情事吗？我对于朱子的著作深信不疑，而《大学》《中庸》的章句，《论语》《孟子》的集注，尤其早加研究，曾反复体味其义理旨趣，为其阐发辨析，但这一章所陈述的内容，我不敢曲意顺从，是因为这关乎解诗的大义，正确则全都正确，错误则全都错误。至于郑声未必就是郑诗，“淫”的含义未必一定指淫奔，则另有郑诗一篇专门论述，这里不再详论。

译踪迹消亡、《诗经》绝续说

孟子逐一叙述历代圣人的事迹，并以孔子作《春秋》作为继承，指出“踪迹消亡、《诗经》绝续”，明确阐发了作《春秋》的意义，这实在是关乎千古道统命脉的大事，但众儒生沿袭旧说，未曾听闻卓绝的议论。自从成王、康王之后有不能恢复雅正的说法，范宁在《谷梁传》序中便将《黍离》列入国风，将齐王德等同于邦君，这是何山等人依据“雅亡”即为“诗亡”的观点。然而考察赵岐对《孟子》的注解，他说：“太平之道衰微，王者的踪迹止息，颂歌不再兴起，所以《诗经》绝续。”可见汉代儒者原本确立了两层含义，后世郑学盛行，便遗忘了赵岐的说法。李迂仲兼收并蓄，古义大致具备。王鲁斋则认为风、雅、颂都亡失了，而安溪先生又特别举出风、雅来论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私下认为，这些都不是要义所应探究的核心，核心在于“王迹”。王者的踪迹，与《诗经》有何关系？《春秋》的创作，又与踪迹有何关联？这个意义如果不明，那么不仅《黍离》降入风类的说法支离破碎、难以依据，就连李迂仲、王鲁斋、安溪先生等人的说法，也可以存而不论。因为王者的政事，没有比巡狩和诸侯述职更重要的了。巡狩时天子采集民风，述职时诸侯进献风俗，太师陈说这些来考察得失，从而施行庆赏和责让，这就是所谓的“迹”。从周夷王、周厉王以来，虽然经历动荡，但周宣王东巡狩猎，各地诸侯前来会同，征伐震慑徐方，疆域治理直到南海，中兴的踪迹鲜明显著，二雅中的篇章可以考证。等到平王东迁，天子不再巡视四方，诸侯不再入朝觐见，庆赏责让不再施行，陈诗以观风俗的典制废弃，这就是所谓的踪迹消亡而《诗经》绝续。孔子对此感到悲伤，不得已而依托《春秋》来彰显褒贬，从而在笔削的文字中保存王者的踪迹，而不是将《春秋》置于风雅之后。现在即便综合众儒关于诗亡的议论，王鲁斋的说法较为接近。因为“诗”是风、雅、颂的总称，不能举此遗彼。如果怀疑国风收录过多，东周和鲁颂也应当在僖公时代，那么我认为诗的存亡，取决于王者踪迹的消亡与否，而不取决于书本本身的有无。好学深思的君子，还望能教诲我的不足之处。

以意逆志说

《尚书》说：“诗表达志向，歌延长言辞。”而孟子告诫咸丘蒙说：“用自己的心意去推测作者的本意，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后世儒者因此认为吟咏诵读上下篇章，便使人有所收获；又说稍加推敲，自然能推出其中的道理。这种说法对于读书穷究义理而言是可以的，但对于《诗经》而言，应当知晓其事实，然后志向才能显现；志向显现后，得失才能判断。解说者又引用子贡能知未来、子夏能启发孔子的例子，认为圣门中可以谈论《诗经》的人就是如此，后世必定要寻找其人、考证其事。这正是孟子所说的“固执啊，高叟”，而不是圣贤谈论《诗经》的方法。不知道学者们引伸触类、六通四辟，无所不可，但考察其本源，义理各有归属。比如“切磋”本来说的是学问之事，那么凡是谈论学问的，没有不可以推演的，但能说《诗经》谈论贫富吗？“素绚”本有先后的顺序，那么凡是有先后顺序的，没有不可以推演的，但能说《诗经》论述礼制在后吗？断章取义，应当用于论理论事，不可用来解释《诗经》。那么所谓的“逆志”是什么呢？孟子另一天对万章说：“歌颂他的诗，阅读他的书，不了解他的人可以吗？所以要论述他所处的时代。”正因为有时代可论，有人可求，所以我的心意有所依托，他的志向才有可通达之处。现在不问他是哪个时代的人、是什么人，只是徒然吟咏上下、来回推敲，那么所推测的乃是文辞，而不是志向。这正是孟子所说的“损害志向”，又怎么能推测呢？又怎么能理解呢？孟子评论《北山》，只知道是服役者讽刺君王，所以推测而得到他感叹贤者辛劳的志向；他评论《凯风》，只知道七个儿子的母亲未曾离开家室，所以推测而得到她自责过错小而不怨恨的志向。不然的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过是君主臣民的常谈罢了；“凯风自南，吹彼棘心”也不过是“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这一类的同类罢了。怎么能在远离古代、茫茫难考之后，核实事实、考察情由而得到其所指呢？不论述时代，想要了解其人，做不到；不了解其人，想要推测其志，也做不到。孟子预先担忧后世将糟粕与精华混为一谈，所以特意提出自己的说法以防备这种情况，因此必须论述时代、了解其人，然后“以意逆志”的说法才适用。

钦定四库全书

虞东学诗卷一

宗人府主事顾镇撰

国风

按《诗序》说，“风”有两层含义：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这是正确的。孔颖达说：“诗以当国为区别，称为国风。”

周南

周、召之地，郑玄谱系认为在雍州岐山之南。文王受命建造丰邑，于是划分岐邦周、召之地，作为二公的采邑，在各自管辖的国家施行先公的教化。朱熹《诗集传》沿袭此说。夹漈先生《通志》认为周在河洛，召在岐雍。河洛之南濒临长江，岐雍之南濒临汉水，江汉之间，是二南之地，《诗经》的起源在此，所以孔子以二南之地作为作诗的开端。黄实夫、范逸斋都跟随此说。查考《史记》，太史公滞留周南，挚虞说古代的周南，就是今天的洛阳。洛阳属于豫州，其南为荆州。《汉广》采集于荆州，《汝坟》采集于豫州，那么周南的地界就清晰了。至于召南，自陕而西，朱熹曾怀疑雍州地狭，未免不均。我私下查考《周官》职方氏，雍州实际上兼有梁地，只有从雍到梁，才能称为南。《类考》说江沱之间即是梁山的边界，这是依据《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而言，其说法可信。至于为汜为渚，那么从蜀到楚，江流数千里，到处都有，不必专属夏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