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论书篇
也。昔洛下闳之作历也，谓数百年之后，当有一日之差乎！何承天虑其差也，则以所差之分均于所历之年，以考每岁所差之多少，谓之岁差法，而差终不可定也。
译啊！从前洛下闳制定历法时，曾说几百年之后，应当会出现一天的误差吧！何承天考虑到这种误差，就把产生的误差分数平均分配到所经历的年份中，用来考察每年误差的多少，这叫做岁差法，但误差终究无法确定。
子曰：《五经》之言，涵蓄浑然，无精粗之别。
子曰：《春秋》是是非非，因人之行事，不过当年数人而已。穷理之要也。学者不必他求，学《春秋》可以尽道矣。然以通《语》、《孟》为先。
或问《春秋》发微。子曰：述法而不通意。
子曰：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至微者理，至著者象。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故善学者求之必自近。易于近，非知易者也。
子曰：有谓《六经》为六艺之文，何其求之于浅也？
刘绚问：孔子何为作《春秋》？子曰：由尧舜至于周，文质损益，其变极矣，其法详矣。仲尼参酌其宜，以为万世王制之所折中焉。此作《春秋》之本意也。观其告颜子为邦之道，可见矣。
子曰：《春秋》，事在二月，则书王二月；事在三月，则书王三月。无事则书天时，书首月。盖有事则道在事，无事则存天时，正王朔。天时备则岁功成，王道存则人理立，《春秋》之大义也。
子曰：《春秋》之法：中国而用夷道即夷之。韩子谓《春秋》谨严，深得其旨矣。
子曰：诸侯当上奉天时，下承王政。故《春秋》曰：春，王正月。明此义，则知王与天同大而人道立矣。
或问：《易》有大过，何也？子曰：圣人尽道而无过。故曰大过，亦当事之大耳。犹尧舜禅逊、汤武放伐之类也。道无不中也，无不常也。以世人所不常见，则谓之大过于常耳。是故立非常之大事，兴不世之大功，成绝俗之大德，皆大过之事，而实无所过也。
子曰：《素问》出于战国之际，或以为《三坟》者，非也。然其言亦有可取者。
或问：何说也？子曰：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岂不当哉？若运气，则不可用。
子曰：阴阳运动，有常而无忒。凡失其度，皆人为感之也。故《春秋》灾异必书。汉儒传其说而不得其理，是以所言多失。
子曰：《礼记》之文多谬误者，《儒行》、《经解》非圣人之言也。夏后氏郊鲧之篇，皆未可据也。
子曰：《周礼》之书多讹阙。然周公致太平之法亦存焉。在学者审其是非而去取之尔。
子曰：《原道》之作，其言虽未尽善，然孟子之后，识道之所传者，非诚有所见，不能断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识大矣。
子曰：汉儒之谈经也，以三万余言明《舜典》二字，可谓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气象。东京士人尚名节，加之以明礼义，则皆贤人之德业矣。本朝经典比之前代为盛。然三十年以来，议论尚同，学者于训传言语之中，不复致思而道不明矣。
子曰：鲁威公弒君而自立，其无岁不及诸侯之盟会者，所以结外援而自固也。齐远与戎盟，《春秋》危之而书至者，以谓戎也。苟不知郑真陈之党恶而同为不义，则必执之矣。此居夷浮海之意也。
子曰：自古篡弒多出于公族。盖其自谓曰：先君之子孙也，可以君国。而国人亦以为然，从而奉之也。圣人明大义以示万世，故入《春秋》之初，其弒君者皆绝属籍。盖为大恶，既自绝于先君之世矣，岂得复为子孙也？古者公侯刑死则无服，况于弒君乎？此义既明矣，而或有以属称者，可见其宠太过，任之太重，以阶乱也。《春秋》所书，大概事同则辞同，后之学因以谓之例。然有事同而辞异者，其义各不同，盖不可以例断也。
子厚为二铭以启学者，其一曰《订顽》。《订顽》曰云云
杨子问：《西铭》深发圣人之微意，然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至于兼爱，后世有圣贤，而推本而乱，未免归过于横渠。夫子盍为一言推明其用乎？
子曰：横渠立言，诚有过，乃在《正蒙》。至若《订顽》，明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岂墨氏之比哉？《西铭》理一而分殊，墨氏则爱合而无分。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斯亡也。子比而同之，过矣。
译孔子说：《五经》的言论，含蓄浑全，没有精粗的区别。
孔子说：《春秋》评判是非，依据人的行为，不过当年几个人罢了。这是穷究事理的关键。求学的人不必另求他处，学习《春秋》就可以穷尽大道了。然而要以通晓《论语》、《孟子》为先。
有人问《春秋》阐发的精微义理。孔子说：只叙述法度而不通晓意旨。
孔子说：易，就是变易。随时变易以顺从大道。最精微的是理，最显著的是象。本体与作用同出一源，精微与显著之间没有间隔。所以善于学习的人，探求道理必定从近处开始。从近处探求易，并不是真正懂得易的人。
孔子说：有人把《六经》当作六种技艺的文章，怎么求索得如此浅薄呢？
刘绚问：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孔子说：从尧舜到周代，文饰与质朴的增减变化，已经极多了，其法度也极详尽了。仲尼参酌其中的适宜之处，作为万世王制的折中标准。这是作《春秋》的本意。看他告诉颜回治理国家的大道，就可以明白了。
孔子说：《春秋》记载，事情发生在二月，就写“王二月”；事情发生在三月，就写“王三月”。没有事情就记载天时，记载首月。大概有事情则道体现在事情中，没有事情则保存天时，端正王的历法。天时完备则一年的功业成就，王道存在则人伦确立，这是《春秋》的大义。
孔子说：《春秋》的法则是：中原国家如果采用夷狄的道，就把它当作夷狄看待。韩愈说《春秋》严谨，深得其中旨意。
孔子说：诸侯应当上奉天时，下承王政。所以《春秋》说：春，王正月。明白这个义理，就知道王与天同等伟大，而人道就确立了。
有人问：《易经》有大过卦，为什么呢？孔子说：圣人尽道而没有过失。所以说大过，也只是事情的重大罢了。就像尧舜禅让、汤武放伐之类。道没有不中道的，没有不恒常的。因为世人所不常见，就说是大大超过常理。所以建立非常的大事，兴起不世的大功，成就绝俗的大德，都是大过之事，而实际上并没有过失。
孔子说：《素问》出于战国时期，有人认为它是《三坟》，这是不对的。然而它的言论也有可取之处。
有人问：怎么说呢？孔子说：善于谈论天道的人必定能在人事上得到验证，善于谈论古代的人必定能在当今得到验证，难道不应该这样吗？至于运气之说，则不可采用。
孔子说：阴阳运动，有常道而没有差错。凡是失去法度的，都是人为感应的结果。所以《春秋》必定记载灾异。汉代儒生传述这种说法而不得其理，因此所说的多有误失。
孔子说：《礼记》的文章多有谬误，《儒行》、《经解》不是圣人的言论。夏后氏郊祭鲧的那一篇，都不可依据。
孔子说：《周礼》一书多有讹误缺漏。然而周公致太平的法度也保存在其中。在于学者审察其是非而取舍罢了。
孔子说：《原道》的写作，其言论虽然未尽善，然而在孟子之后，认识大道传承的人，如果不是真有见识，不能如此明确地断然言之。他的见识宏大。
孔子说：汉代儒生谈论经书，用三万多字来阐明《舜典》两个字，可以说懂得关键吗？只有毛公、董仲舒有儒者的气象。东汉士人崇尚名节，加上明晓礼义，那么都是贤人的德业了。本朝经典比前代兴盛。然而三十年以来，议论崇尚雷同，学者在训诂传注言语之中，不再深思，所以大道不明。
孔子说：鲁哀公弑君而自立，没有一年不参加诸侯的盟会，这是为了结交外援而巩固自己。齐国远离并与戎狄结盟，《春秋》认为危险而记载“至”，是因为认为那是戎狄。如果不知道郑国、陈国是党同恶类而共同做不义之事，就一定会拘捕他们。这是孔子居夷、浮海的意思。
孔子说：自古篡弑多出于公族。大概他们自认为：是先君的子孙，可以君临国家。而国人也认为如此，从而拥戴他们。圣人阐明大义以昭示万世，所以进入《春秋》之初，那些弑君者都被断绝宗族谱籍。因为是大恶，既然已经自我断绝于先君的世系，怎么能再作为子孙呢？古代公侯因罪刑死则无丧服，何况弑君呢？这个义理既然明白了，而有人用亲属称谓称呼他们，可见宠爱太过，委任太重，从而导致动乱。《春秋》所记载的，大致事情相同则言辞相同，后世的学者因此称之为条例。然而有事情相同而言辞不同的，其义理各不相同，大概不可以用条例来断定。
张载写了两篇铭文以启发学者，其中一篇叫《订顽》。《订顽》说……
杨时问：《西铭》深刻阐发圣人的微意，然而只谈本体而不及功用，恐怕会流于兼爱，后世有圣贤，推究本源而扰乱纲常，难免归咎于横渠。先生何不发表一言来推明其功用呢？
孔子说：横渠立论，确实有过失，在于《正蒙》。至于《订顽》，阐明理以保存义，发扬前圣所未发的义理，与孟子性善养气的论述功效相同，怎么能与墨家相比呢？《西铭》理一而分殊，墨家则是爱合而无分。分殊的弊病，是私欲战胜而失去仁；无分的罪过，是兼爱而失去义。确立分别而推究理一以制止私欲战胜的流弊，是仁的方法。没有区别而沉迷于兼爱，以至于达到无父的极端，义就灭亡了。你把它等同起来，错了。
杨子曰：时也。昔从明道，即授以此书，于是始知为学之大方，固服之，岂敢疑其失于墨氏比也。然其书以民为同胞，鳏寡孤独为兄弟，非明者默识焉，知理一无分之殊哉？故恐其流至于兼爱，非谓其言之发与墨氏同也。夫惟理一而分殊，故圣人称物，远近亲疏各当其分，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谓平施之心，无称物之义，疑其辞有未达也。今夫子开论，学者当无惑矣。
或问：子厚立言，得无有几于迫切者乎？子曰：子厚之为人谨且严，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则宽宏舒泰有不及也。然孟子犹有英气存焉，是以未若颜子之懿，浑然无圭角之可见也。
或曰：圣贤气象，何自而见之？子曰：姑以其言观之，亦可也。
子曰：《订顽》言纯而意备。仁之体也，充而尽之。圣人之事也。子厚之识，孟子之后，一人而已耳。
子谓门弟子曰：昔吾受《易》于周子，使吾求仲尼颜子之所乐。要哉！此言，二三子志之。
子曰：乾坤毁，无以见《易》，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夫所谓易也，此也，密也，果何物乎？圣人所以示人者，深且明矣。学者深思，当自得之。得之则于退藏之密何奚远乎？
子曰：读书而不留心于文义，则荒忽其本意。专精于文义，则必固滞而无所通达矣。
或问：王介甫有言，《干》之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如何？子曰：使人臣每怀此心，大乱之道也，且不识汤武之事矣。
然则谓何？子曰：知大人之道为可至，则学而至之，所谓始条理者，智之事也。
或问：胡先生以九四为太子爻，可乎？子曰：胡为而不可？当大臣则为大臣，当储贰则为储贰。顾用之如何耳。苟知其一，而不知其变，则三百八十四爻，止于三百八十四事而已矣。
子曰：夫人之说无可极者，惟朋友讲习以相资益，为说之至也。
子曰：《大学》，孔子之遗言也。学者由是而学，则不迷于入德之门也。
子曰：《大学》之道，明德新民，不分物我，成德之事也。
或问：人以能立为能贤，而《易》取于随，何也？子曰：随者，顺理之谓也。人君以之听善，臣下以之奉命，学者以之徙义，处事以之从长，岂不立哉？言各有当也。若夫随时而动，合宜适变，不可以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几可与权者，不能与也。
子曰：由《孟子》可以观物。
或问：穷经旨，当何所先？子曰：于《语》《孟》二书，知其要约所在，则可以观《五经》矣。读《语》《孟》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
子曰：凡书载事，容有轻重而过其实，学者当识其义而已。苟信于辞，则或有害于义，曾不若无书之为愈也。
子曰：《孟子》言三代学制，与《王制》所记不同。《王制》有汉儒之说矣。
子曰：孟子养气之论，学者所当潜心也。勿忘勿助，养道当然，非气也。虽然，既已名之曰气，则非漠然无形体可识也。如其漠然无形体，尚何养之有？是故语其体则与道合，语其用则无非义也。
子曰：《易》之有象，犹人之受礼法也。
子曰：春秋之时，诸侯不禀命天王，擅相侵伐。圣人直书其事而常贵夫被侵伐者，盖兵加于己则引咎自责，或辨谕之以礼，又不得免焉，则固其封疆，上告之天王，下告之方伯，近赴于邻国，必有所直矣。苟不胜其忿，而与之战，则以与之战者为主，责己绝乱之道也。
刘绚问：读《春秋》以何道为准？子曰：其中庸乎？欲知中庸，其惟权乎？权之为言轻重之义也。权义而上不可容声矣。在人所见如何耳。
张闳中曰：《易》之义起于数。子曰：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者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理而象数在其中矣。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之所尚，管辂郭璞之流是也，非圣人之道也。
闳中曰：象数在理中，何谓也？子曰：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见乎辞，则可以由辞而观象，故曰
译杨先生说：这是时运使然。从前我追随明道先生，他就把这本书传授给我，于是我才知道做学问的大方向，内心信服，哪里敢怀疑它失之于墨家呢？然而这本书主张把百姓当作同胞，把鳏寡孤独当作兄弟，如果不是明智的人默默体认，怎么能知道“理一”而“分殊”的道理呢？所以担心它流于兼爱，并不是说它所说的话与墨家相同。正因为理一而分殊，所以圣人衡量事物，远近亲疏各得其分，所施行的原则，其心是一贯的，所谓公平施予的心，没有衡量事物的含义，怀疑它的言辞有未能通达之处。现在先生开示论述，学者应当没有疑惑了。
有人问：子厚立言，难道没有几处显得迫切吗？先生说：子厚的为人谨慎而且严厉，因此他的言论似乎如此。与孟子相比，他在宽宏舒泰方面有所不及。然而孟子还有英气存在，因此不如颜回的美德，浑然没有棱角可见。
有人说：圣贤的气象，从哪里可以看出？先生说：暂且通过他们的言论来观察，也可以。
先生说：《订顽》言辞纯正而且意蕴完备。仁的本质，充实并穷尽它，这是圣人的事业。子厚的见识，在孟子之后，只有他一人而已。
先生对门弟子说：从前我从周子那里学习《易经》，他让我探求仲尼和颜回所乐道的境界。这话重要啊！你们要记住。
先生说：乾坤毁灭，就无法见到《易经》，圣人借此洗涤心灵，退藏于幽密。所谓《易经》，就是这幽密，究竟是什么呢？圣人用来启示人的，既深奥又明白。学者深思，应当自然得到。得到它，那么对于退藏于幽密还有什么遥远的呢？
先生说：读书而不留心文义，就会荒忽其本意。专精于文义，就必定固滞而不能通达。
有人问：王介甫有话说，《乾》卦九三，知道九五的位置可以到达就去到达。怎么样？先生说：如果使臣子常常怀有这种心思，是大乱之道，而且就不理解商汤和周武王的事了。
那么怎么说呢？先生说：知道大人的道是可以达到的，就通过学习去达到，所谓开始有条理，是智力的事。
有人问：胡先生把九四当作太子爻，可以吗？先生说：胡为不可以？应当是大臣就是大臣，应当是储君就是储君。只看如何使用罢了。如果只知道其一，而不知道其变，那么三百八十四爻，就只限于三百八十四件事而已。
先生说：人的言论没有穷尽的，只有朋友讲习以互相资益，是言论的极致。
先生说：《大学》，是孔子的遗言。学者由此学习，就不会迷失进入德行的门径。
先生说：《大学》之道，明德新民，不分物我，是成就德行的事。
有人问：人们认为能自立就是贤能，而《易经》取义于随，为什么呢？先生说：随，就是顺理的意思。君主用它来听取善言，臣下用它来奉行命令，学者用它来迁善改过，处理事务用它来听从长者，难道不算是自立吗？言论各有恰当之处。至于随时而动，合宜适变，不可以作为常法，不是深入道体、知几而能权变的人，不能做到。
先生说：通过《孟子》可以观察事物。
有人问：穷究经书旨意，应当先从哪里开始？先生说：在《论语》《孟子》两书中，知道其要领所在，就可以观察《五经》了。读《论语》《孟子》而不知道道，所谓虽然多，又有什么用呢？
先生说：凡是书籍记载事情，容或有轻重而超过事实，学者应当识别其义理罢了。如果相信言辞，就或许有害于义理，还不如没有书更好。
先生说：《孟子》说三代学制，与《王制》所记载的不同。《王制》有汉儒的学说。
先生说：孟子养气的论述，是学者应当潜心研究的。勿忘勿助，是养道的当然，不是气。虽然如此，既然命名为气，就不是漠然无形体可识的。如果漠然无形体，还有什么可养的呢？因此说它的本体与道合一，说它的作用无非是义。
先生说：《易经》有象，就像人接受礼法一样。
先生说：春秋时期，诸侯不禀命于天王，擅自互相侵伐。圣人直书其事而常尊重被侵伐者，大概是因为兵加于己就引咎自责，或者以礼辩谕，又不得免，就巩固封疆，上告于天王，下告于方伯，近赴于邻国，必定有所直。如果不胜其忿，而与之战，就以与之战者为主，责己绝乱之道。
刘绚问：读《春秋》以什么道为准？先生说：其中庸吗？欲知中庸，其惟权吗？权说的是轻重之义。权义而上不可容声了。在于人所见如何罢了。
张闳中说：《易经》之义起于数。先生说：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经》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理而象数在其中了。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之所尚，管辂郭璞之流是也，非圣人之道也。
闳中说：象数在理中，何谓也？先生说：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见乎辞，则可以由辞而观象，故曰
：得其理则象数举矣。
子曰：《干》九三，圣人之学也。《坤》六二，贤人之学也。此其大致也。若夫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则虽圣人不越乎此，无异道故也。
译掌握了其中的道理，那么卦象和数理就都具备了。
孔子说：“《乾》卦九三爻，是圣人的学问；《坤》卦六二爻，是贤人的学问。这是它们的大致区别。至于用恭敬来使内心正直，用道义来使行为方正，即使是圣人也不会超越这个原则，因为道理是相同的。”
子为《易传》成，门人再三请传，终不可。问其故，子曰：尚不祈有少进也乎！时年已七十余矣。
子曰：卜筮有疑心则不应。
子曰：孔子之言，莫非自然。孟子之言，莫非实事。
子曰：历法之要以日为主。日正则余皆可推矣。
或问：《蒙》之上九不利为寇。夫寇亦可为而圣人教之以利乎？子曰：非是之谓也。昏蒙之极，有如三苗者，征而诛之。若秦皇汉武穷兵暴虐，则自为寇也。
谢师直与明道言《春秋》，明道或可之。又言《易》，明道不可。师直无忤色。他日，又以问伊川，伊川曰：二君知《易》矣。师直曰：伯淳不我与，而子何为有是言也？子曰：忘刺史之势而屈以下问，忘主簿之卑而直言无隐，是固《易》之道也。
子读《春秋》，至萧鱼之会，叹曰：至哉！诚之能感人也！晋悼公推诚以待，反复之，郑信而不疑。郑自是而不复背晋者二十有四年。至哉！诚之能感人也！
子曰：《春秋》，王师于诸侯，不书败。诸侯不能敌王师也。于夷狄不书战，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敌其抗，王道之失也。
子既老，门人屡请《易传》，教而习之，得以亲质诸疑。子曰：书虽未出而《易》未尝不传也。但知之者鲜耳。其后党论大兴，门人弟子散而四归，独张绎受其书于垂绝之日。
子曰：孟子之时，去先王为未远，其所学于古者，比后世为未缺也。然而周室班爵禄之制已不闻其详矣。今之礼书皆掇拾秦火之余，汉儒所传会者多矣。而欲句为之解，字为之训，固已不可久，又况一一追故迹而行之乎？
子曰：礼仪三千，非拂民之欲，而强其不能也。所以防其欲而使之入道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非教人以博杂为功也，所以由情性而明理物也。
子曰：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为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圣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书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其必有见矣。
子曰：诗书之言帝，皆有主宰之意者也；言天，皆有涵覆之意者也；言王，皆有公共无私之意也。上下数千年，若合符节。
或问：严父配天，何以不言武王而曰周公其人也？子曰：周家制作，皆自周公，故言礼必归焉。
或问：周公既祷三王，而藏其文于金縢之中，岂逆知成王之信流言，将以语之乎？子曰：以近世观焉。祝册既用，则或焚之，或埋之。岂周公之时无焚埋之礼也？而欲敬其事，故若此乎？
子曰：禁人之恶者，独治其恶而不绝其为恶之原，则终不得止。《易》曰：豮豕之牙，吉。见圣人处机会之际也。
子曰：先儒有言：干位西北，坤位东南。今以天观之，无乎不在，何独有于西北？又曰：干位在六子而自处于无为之地。夫风雷山泽水火之六物者，乃天之用，犹人之身，耳目口鼻各致其用，而曰：身未尝有为也，则可乎？
子曰：尽天理，斯谓之易。
子曰：作《易》者，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虫草木之微，无一不合。
子曰：退之作《羑里操》，曰：臣罪当诛兮！王天圣明。可谓知文王之心矣。
子曰：作《诗》者未必皆圣贤。孔子取之也，取其止于礼义而已。然比君以硕鼠，目君为狡童，疑于礼义有害也。不以辞害意可也。
子曰：先儒以《考盘》不复见君而告之，永誓不谖吾心。实若是也，此非君子之心也。齐梁之君陋矣，乃若孟子，则每有顾恋迟留而不忍去之意。今日君一不我用，则永誓而不见也，岂君子之心哉？
或曰：然则此诗者何谓也？子曰：贤者退而穷处，虽去不忘君，然犹慕之深也。君臣之义犹父子之恩，安得不怨？故于寤寐而不忘末，陈其不得见君而告之，又自陈此情之不诈也。忠厚之至也。
子曰：上古之世淳而人朴，顺事而为治耳。至尧始为治道，因事制法，着见功迹而可为常典也。不惟随时，亦其忧患后世有作也。故作史者，以典名其书。
或曰：《大学》在
译先生完成《易传》后，门人再三请求传授，先生始终不肯。门人询问缘故，先生说：难道你们不祈求有所进步吗！当时先生年纪已七十多岁了。
先生说：占卜时如果心存疑虑，就不会得到感应。
先生说：孔子的言论，没有不是顺应自然的。孟子的言论，没有不是切合实际的。
先生说：历法的关键是以太阳为主。太阳运行正常了，其余的都可以推算出来。
有人问：《蒙卦》上九爻辞说“不利于为寇”。难道寇盗也可以做，而圣人教导说有利吗？先生说：不是这个意思。昏蒙到了极点，像三苗那样，征伐并诛杀他们。如果像秦始皇、汉武帝那样穷兵黩武、暴虐无道，那就是自己成为寇盗了。
谢师直与明道先生谈论《春秋》，明道先生有时赞同。又谈论《易经》，明道先生不赞同。谢师直没有违逆的神色。后来，谢师直又拿这个问题去问伊川先生，伊川先生说：你们两位懂得《易经》了。谢师直说：伯淳（明道）不赞同我，您为什么这样说呢？先生说：忘记刺史的高位而谦卑地向下请教，忘记主簿的低微而直言不讳，这本来就是《易经》的道理。
先生读《春秋》，读到萧鱼之会，感叹道：真是伟大啊！真诚能够感动人！晋悼公推诚相待，反复验证，郑国信任而不怀疑。郑国从此不再背叛晋国长达二十四年。真是伟大啊！真诚能够感动人！
先生说：《春秋》记载，王师对诸侯，不写“败”。因为诸侯不能抵挡王师。对夷狄不写“战”，因为夷狄不能抗拒王师。这是常理。如果诸侯能抵挡，夷狄能抗拒，那就是王道衰失了。
先生年老后，门人屡次请求传授《易传》，以便学习并亲自请教疑难。先生说：书虽然没有刊行，但《易经》的道理未曾不传。只是懂得的人很少罢了。后来党争兴起，门人弟子四散离去，只有张绎在先生临终之日接受了这本书。
先生说：孟子所处的时代，距离先王不远，他从古人那里学到的东西，比起后世来还算完整。然而周朝分封爵位和俸禄的制度，已经听不到详细的记载了。现在的礼书都是搜集秦朝焚书后的残余，汉儒所传附会的很多。想要逐句解释，逐字训诂，本来就不能长久，又何况一一追寻古人的足迹去实行呢？
先生说：礼仪有三千种，不是违背百姓的欲望，强迫他们做不到的事。而是用来防范他们的欲望，使他们进入正道。广泛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不是教人以博学杂识为功业。而是通过性情来明白事物的道理。
先生说：读书的人应当观察圣人写作经典的本意，以及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而我之所以没有达到的地方，探求圣人的心意而我之所以没有得到的地方。诵读书籍并体味其中含义，半夜里思考。使心境平和，使气息舒缓，存留疑惑，就一定会有所领悟。
先生说：《诗经》《尚书》中说到“帝”，都有主宰的意思；说到“天”，都有包容覆盖的意思；说到“王”，都有公共无私的意思。上下数千年，如同符节相合。
有人问：严父配享天帝，为什么不说武王而说周公是那个人呢？先生说：周朝的礼乐制度，都出自周公，所以谈论礼制必定归源于他。
有人问：周公既然向三位先王祷告，并将祷文藏在金縢之中，难道预先知道成王会相信流言，打算告诉成王吗？先生说：从近世来看。祝册使用后，有时焚烧，有时埋藏。难道周公的时代没有焚烧埋藏的礼仪吗？而是想要恭敬地对待这件事，所以这样做吗？
先生说：禁止别人的恶行，只治理恶行而不切断作恶的根源，最终不能停止。《易经》说：阉割公猪的牙齿，吉利。可见圣人在把握时机方面的高明。
先生说：以前的儒者有话说：乾位西北，坤位东南。现在以天来看，无处不在，为什么独有西北？又说：乾位在六子之中而自处于无为之地。风雷山泽水火这六种事物，是天的作用，就像人的身体，耳目口鼻各自发挥其作用，而说：身体未曾有为，可以吗？
先生说：穷尽天理，这就叫做易。
先生说：创作《易经》的人，从天地幽明到昆虫草木的细微之处，没有一处不相契合。
先生说：韩愈作《羑里操》，说：臣罪当诛兮！王天圣明。可以说懂得文王的心了。
先生说：创作《诗经》的人未必都是圣贤。孔子选取它们，是取它们止于礼义罢了。然而把君主比作大老鼠，称君主为狡童，似乎对礼义有害。不因为言辞而损害本意是可以的。
先生说：以前的儒者认为《考盘》是因为不再见君主而告诉君主，永远发誓不忘记我的心。如果真是这样，这就不是君子的心了。齐梁的君主鄙陋，至于孟子，则常有顾恋迟疑而不忍离去的意思。今天君主一旦不用我，就永远发誓不见，这难道是君子的心吗？
有人说：那么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呢？先生说：贤者退隐而处境困窘，虽然离去但不忘记君主，然而仍然深深地仰慕他。君臣的情义如同父子的恩情，怎能不怨恨？所以在睡梦中也不忘记，陈述不能见君主而告诉君主，又自己陈述这种情感不虚假。这是忠厚的极致。
先生说：上古时代淳朴而人质朴，顺应事情来治理罢了。到了尧才开始制定治道，根据事情制定法度，显见功绩而可以作为常典。不仅顺应时势，也是担忧后世有人作为。所以作史的人，用“典”来命名这本书。
有人说：《大学》在
止于至善，敢问何谓至善？子曰：理义精微，不可得而名言也。姑以至善目之，默识可也。
译达到极致的善，请问什么是极致的善？孔子说：理义的精髓微妙，无法用言语明确表达。姑且把它称作极致的善，心领神会就可以了。
或问：《中庸》九经先尊贤而后亲亲，何也？子曰：道孰先于亲亲？然不能尊贤则不知亲亲之道。故尧之治必先克明峻德之人，然后以亲九族。
或曰：文中子答或人学《易》之问曰：终日干干可也，此尽道之言也。文王之圣，纯亦不已耳。子曰：凡讲经义，等次推而上之焉，有不尽者。然理不若是也。终日干干，未足以尽《易》。在九三可也。苟曰干干者不已也，比已者道也，道者易也。等次推而上之，疑无不可者。然理不若是也。
子读《易》至《履》，叹曰：上下之分明而后民志定。民志定而后可以言治也。古之时，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称其德，终身居之，得其分也。有德而位不称焉，则在上者举而进之。士知修其身，学成而君求之，皆非有预于己也。四民各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后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乎尊荣；农工商贾，日志乎富侈，亿兆之心，交骛于利，而天下纷然。欲其不乱，难矣。
子曰：农夫勤瘁，播种五谷丝麻，吾得而衣食之；百工技艺，作为器械，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扞守疆圉，吾得而安之。惟有修葺圣人之遗言，以待后之学者，兹为小补耳。
或问：制器取诸象也。而象器以为卦乎？子曰：象在乎卦，而卦不必先器也。圣人制器，不待见卦而后知象。以众人由之，而不能知之，故设卦以示之耳。
或问：麟凤和气所生，太平之应也。凤鸟不至，孔子曰：吾已矣夫！而麟见获于春秋之季，何也？子曰：圣人之生乃天地交感，五行之秀会也。以仲尼元圣，尚生于春秋之时，而况麟乎？
子曰：《论语》一书，未易读也。有既读之而漠然，如未尝读者；有得一二而启悦其心者；有通体诚好之者；有不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子曰：读《论语》而不知道，所谓虽多奚为也。于是有要约精至之言，能深躬之而有所见，则不难观《五经》矣。
子曰：艮，止其所也。万物各止其所分，无不定矣。
卷四论政篇
子曰：孔子为政，先正名。名实相须故也。一事苟则无不苟者矣。
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为急务。人才不足，虽有良法，无与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禀质之不美，患夫师学之不明也。师学不明，虽有美质，无由成之矣。
子曰：八十四声，各尽其清浊之极，然后可以考中声。声必本乎律。不得乎律，则中声不可得矣。律者，自然之数也。今世有三命之术，以五行支干纳音推之，盖律之遗也。而用之者末矣。欲度量权衡之，得其正，必自律起。而律必取于黄钟，以律管定尺，盖准气乎天地，非积秬黍比也。秬黍积数在先王时，惟此物适于度量合，故可用也。今则不可矣。
子曰：养亲之心，无有极也。贵贵尊贤之义，亦何有极乎？
子曰：古之圣王，所以能化奸恶为善良，绥仇敌为臣子者，由弗之绝也。苟无含洪之道，而与己异者一皆弃绝之，不几于弃天下以雠君子乎？故圣人无弃物，王者重绝人。
子与韩公、范公泛舟于颖湖，有属吏求见韩公。公既已见之，退而不悦曰：谓其以职事来也，乃求荐举耳。子曰：公为州太守，不能求之，顾使人求君乎？范公曰：子之固每若是也。夫今世之仕者求举，于其人，盖常事耳。子曰：是何言也？不有求者，则遗而不及知也，是以使之求之欤？韩公无以语，愧且悔者久之。子顾范公曰：韩公可谓服义矣。
李吁问：临政，无所用心求于恕，何如？子曰：推此心行恕，可也。用心求恕，非也。恕己所固有，不待求而后得，举此加彼而已。
子曰：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则无可止之理。
子曰：养民者以爱其力为本。民力足则生养遂，然后教化可行，风俗可美。是故善为政者，必重民力。
子曰：为治而不法三代，苟道也。虞舜不可
译有人问：《中庸》九经先尊贤而后亲亲，为什么呢？孔子说：道理哪有先于亲亲的？但是如果不尊贤，就不知道亲亲的道理。所以尧治理天下，必定先能明察那些品德高尚的人，然后才亲近九族。
有人说：文中子回答有人问学习《易经》时说：整天勤奋努力是可以的，这是尽道的言论。文王的圣明，纯粹是不停息罢了。孔子说：凡是讲解经义，按等级次序向上推究，会有不尽的地方。但是道理不是这样的。整天勤奋努力，不足以穷尽《易经》。在九三爻位上是可以的。如果说勤奋努力是不停息，不停息就是道，道就是《易经》。按等级次序向上推究，似乎没有不可以的。但是道理不是这样的。
孔子读《易经》读到《履》卦，感叹说：上下分明然后民心安定。民心安定然后可以谈论治理。古代的时候，公卿大夫以下，地位各自符合他们的德行，终身居于其位，得到他们应有的本分。有德行而地位不符合，那么在位的人就举荐提拔他。士人知道修养自身，学问成就而君主寻求他，都不是自己预先谋求的。士农工商各自勤勉从事自己的职业，而所享受的有限，所以都有安定的志向，天下的民心可以统一。后世从普通士人到公卿，每天想着尊贵荣耀；农工商贾，每天想着富裕奢侈，亿万百姓的心，竞相追逐利益，天下就纷乱不堪。想要它不混乱，很难了。
孔子说：农夫辛勤劳累，播种五谷丝麻，我得以衣食；百工技艺，制作器械，我得以使用；披甲戴盔的将士，捍卫守卫边疆，我得以安宁。只有修习整理圣人的遗言，以等待后来的学者，这只是小小的补益罢了。
有人问：制作器物取法于卦象。那么卦象和器物是作为卦的依据吗？孔子说：卦象存在于卦中，而卦不一定先于器物。圣人制作器物，不等待看见卦然后才知道卦象。因为众人遵循它，却不能知道它，所以设立卦来显示它罢了。
有人问：麒麟凤凰是和气所生，太平的应验。凤凰不出现，孔子说：我完了啊！而麒麟出现在春秋末年，为什么呢？孔子说：圣人的出生是天地交感，五行精华的汇聚。像仲尼这样的元圣，尚且出生在春秋时代，何况麒麟呢？
孔子说：《论语》这本书，不容易读懂。有读了之后漠然，好像没读过的人；有得到一两点而启发喜悦内心的人；有通体真诚喜好的人；有不知道手舞足蹈的人。
孔子说：读《论语》而不知道道，所谓虽然多有什么用呢。于是有精要至极的言论，能够深入践行而有所见，那么不难阅读《五经》了。
孔子说：艮，是止于其所。万物各自止于其所分，没有不安定的。
卷四论政篇
孔子说：孔子为政，先正名。名实相互依存所以如此。一件事苟且就没有不苟且的了。
孔子说：善于谈论治理的人，必定以成就人才为急务。人才不足，虽然有好的法令，没有人去执行。想要成就人才，不担心他们禀赋资质不美好，担心的是师法学问不明。师法学问不明，虽然有美好的资质，没有途径成就他们。
孔子说：八十四声，各自穷尽清浊的极致，然后可以考察中声。声音必定本于律。得不到律，那么中声就不可得了。律，是自然的数理。现在世上有三命之术，用五行支干纳音推演，大概是律的遗存。而使用它的人末流了。想要度量权衡，得到它们的正确，必定从律开始。而律必定取于黄钟，用律管定尺，大概是准于天地之气，不是堆积秬黍相比的。秬黍的积数在先王时代，只有这个物品适合度量合乎，所以可以使用。现在就不可以了。
孔子说：奉养双亲的心，没有极限。贵贵尊贤的道义，又有什么极限呢？
孔子说：古代的圣王，之所以能化奸恶为善良，安抚仇敌为臣子，是因为不与他们断绝。如果没有包容广大的道，而与己不同的人一概弃绝，不几乎等于抛弃天下以仇视君子吗？所以圣人没有废弃的东西，王者重视不轻易断绝人。
孔子与韩公、范公在颖湖泛舟，有属吏请求见韩公。韩公已经见了他，退下后不高兴说：以为他因职事而来，原来是请求荐举。孔子说：您作为州太守，不能主动寻求他，反而让人来求您吗？范公说：您的固执总是这样。现在世上做官的人请求举荐，对于那个人，大概是常事罢了。孔子说：这是什么话？没有请求的人，就遗漏而不知道，所以让他们来请求吗？韩公无言以对，羞愧后悔了很久。孔子看着范公说：韩公可以说是服义了。
李吁问：临政，无所用心求于恕，怎么样？孔子说：推此心行恕，可以。用心求恕，不可以。恕是自己固有的，不等待寻求然后得到，举此加彼罢了。
孔子说：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安。失去其所就悖乱。圣人之所以能使天下顺治，不是能为物作则。只是止之各于其所罢了。止之不得其所，就没有可止之理。
孔子说：养民的人以爱惜民力为本。民力充足则生养顺利，然后教化可行，风俗可美。所以善于为政的人，必定重视民力。
孔子说：为治而不效法三代，是苟且的道。虞舜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