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论政篇
及已。三代之治，其可复必也。
子曰：封禅本于祭天，后世行之祗以自夸美而已。王仲淹曰：非古也，秦汉之侈心乎？斯言当矣。
译等到事情结束。夏商周三代的治理，是可以恢复的，这一定是必然的。
孔子说：封禅的本源在于祭祀上天，后世实行它只是用来自我夸耀罢了。王仲淹说：这不是古制，而是秦汉时期奢侈的心态吧？这话是对的。
或曰：《周颂》告于神明，非乎？子曰：陈先王之功德而非自夸美也。
子曰：圣人为戒，必于方盛之时。方盛虑衰，则可以防其满极而图其永久。至于既衰而后戒，则无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久而不乱者，盖不能戒于其盛也。狃安富而骄侈生，乐舒肆则纪纲坏，忘祸乱则衅孽盟。是以浸淫滋蔓而不知乱亡之相寻也。
明道在鄠邑，政声流闻当路，欲荐之朝，而问其所欲。对曰：夫荐士者量才之所堪，不问志之所欲。
明道守官京兆，南山有石佛，放光于顶上，远近聚观，男女族集，为政者畏其神而莫敢止。子使戒其徒曰：我有官守，不能往也，当取其首来观之耳。自是光遂灭，人亦不复疑也。
子曰：圣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旸，无所不通，无所不应者，正而已矣。正者，虚中无我之谓也。以有系之私心胶于一隅，主于一事，其能廓然通应而无不遍乎？
子曰：治蛊必求其所以然，则知救之之道。又虑其将然则知备之之方。夫善救则前弊可革矣，善备则后利可久矣。此古圣人所以新天下、垂后世之道。
【】子曰：古之人重改作。变政易法，人心始以为疑者，有之矣。久而必信，乃其改作之善也。始既疑之，终不复信，而能善治者，未之有也。
子谓子厚曰：议法既备，必有可行之道。子厚曰：非敢言也，顾欲载之空言，庶有取之者耳。
子曰：不行于今而后世有行之者，亡也。
子曰：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刑罚立则教化行矣。教化行而刑措矣。虽曰尚德而不尚刑，顾岂偏废哉？
子曰：自古圣人之救难而定乱也，设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后为可久可继之治。自汉而下，祸乱既除，则不复有为，姑随时维持而已，所以不能髣佛于三代与！
刘安世问百世可知之道。子曰：以三代而后观之，秦以反道暴政亡。汉兴，尚德行，崇经术，鉴前失也。学士大夫虽未必知道，然背理甚者亦鲜矣。故贼莽之时，多丈节死义之士。世祖兴而褒尚之势当然也。节久而苦，视死如归而不明乎礼义之中也。故魏晋一变而为旷荡浮虚之习，人纪不立，相胥为夷，五胡乱华，行之弊也。阴极则阳生，乱极则治形。隋驱除之，唐混一之。理不可易也。唐室三纲不立，自太宗启之。故后世虽子弟不用父命。元宗使其子篡，肃宗使其弟反。选武才人以剌王妃入也，纳寿王妃以武才人进也。终唐之世，夷狄数为国患，而藩镇陵犯，卒以亡唐。及乎五季之甚，人为而致也。
子曰：守国者必设险。山河之固，城郭沟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贵贱之分，明以等威，异之以物采，凡所以杜绝陵僭，限隔上下，皆险之大用也。
子曰：三代而后，汉为治，唐次之。汉大纲正，唐万目举。
子曰：战国之际，小国介乎强大之间而足以自持者，先王之分界约束未亡也。今混一之形如万顷之泽，祖宗涵濡既久矣，故人心弭然柔伏。虽有奸猾欲起而无端也。
子曰：善为治者莫善乎静以守之。而或扰之，犹风过乎泽，波涛汹涌，平之实难。故一正则难倾，一倾则难正者，天下之势也。
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禄而不世官，故贤才众而庶绩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败矣。
子曰：今责罪官吏，无养廉耻之道。
或曰：何类？子曰：如徒流杖，使以铜赎之类也。古者责不廉曰簠簋不饰而已，忠厚之至也。
子曰：赐进士第，使卫士掖之，以见天子，不若使趋进而雍容也。大臣孰不由此涂出，立侍天子之侧，曾无愧乎？
子厚曰：先示以第名，使以次见，则亦可矣。
有少监逮系乎越狱。子曰：卿监以上无逮系，为其近于君也。君有一时之命，有可必执常法，而不敢从焉。君无是命而有司请加之桎梏下，则叛法。上则无君，非之大也。
子厚曰：狱情不得则如之何？子曰：宁狱情之不得，而朝廷之大义不可亏也。
子曰：
译有人说：《周颂》是向神明祷告，难道不对吗？先生说：那是陈述先王的功德，而不是自我夸耀美化。
先生说：圣人设立警戒，一定在事物正兴盛的时候。在兴盛时考虑到衰败，就可以防止其达到极盛而谋求长久。等到已经衰败了才去警戒，那就来不及了。自古以来天下的治理，没有长久而不乱的，大概是因为不能在兴盛时警戒的缘故。习惯于安定富足就会滋生骄奢淫逸，乐于放纵懈怠就会败坏纲纪法度，忘记祸乱就会使祸根萌生。因此逐渐蔓延滋长而不知道乱亡相继到来。
明道在鄠邑任职，政绩名声流传到当权者耳中，当权者想向朝廷推荐他，并询问他的愿望。明道回答说：推荐人才应当衡量其才能所能胜任的，而不询问其志向所想要的。
明道在京兆任职，南山有石佛，头顶放出光芒，远近的人都聚集观看，男女成群结队，执政者畏惧其神威而不敢制止。先生告诫他的门徒说：我有官职在身，不能前去观看，应当取下它的头颅来观看罢了。从此光芒就消失了，人们也不再怀疑了。
先生说：圣人感动天下人的心，就像寒暑雨晴一样，无所不通，无所不应，这正是由于“正”罢了。所谓“正”，就是内心虚空没有私我的意思。如果用有所牵系的私心胶着于一隅，专主于一事，怎么能开阔通达地应对而没有不遍及的呢？
先生说：治理积弊一定要探求其产生的原因，就知道补救的方法。又考虑到其将要发生的情况，就知道防备的办法。善于补救，以前的弊端就可以革除；善于防备，以后的利益就可以长久。这是古代圣人革新天下、垂范后世的方法。
先生说：古人重视改制。改变政令、更易法度，人心开始怀疑的，是有的。但时间久了必定会信服，这才是改制好的表现。开始既已怀疑，最终又不信服，而能治理好国家的，是没有的。
先生对子厚说：议论法度既然完备，一定有可行的方法。子厚说：我不敢多言，只是想把它们写成空泛的言论，希望有人采纳罢了。
先生说：不在当今施行，后世有施行的人，那就灭亡了。
先生说：圣王治理天下，修明刑罚以统一民众，彰明教化以改善风俗。刑罚确立了，教化就能推行；教化推行了，刑罚就可以搁置不用。虽然说崇尚德治而不崇尚刑罚，难道可以偏废一方吗？
先生说：自古以来圣人拯救危难、平定祸乱，有些措施来不及顾及，等到天下安定之后，才建立可以长久继承的治理。自从汉朝以后，祸乱消除，就不再有所作为，只是姑且随着时势维持罢了，所以不能近似于夏商周三代啊！
刘安世询问可以预知百世之道的道理。先生说：从三代以后来看，秦朝因为违背道义、施行暴政而灭亡。汉朝兴起，崇尚德行，推崇经术，是鉴于前朝的过失。学士大夫虽然未必懂得大道，但严重违背情理的人也很少。所以王莽篡位时，多有坚守节操、为义而死的人。光武帝兴起而褒奖崇尚这种风气是理所当然的。节操持久就会感到痛苦，视死如归却不明白礼义的适中。所以魏晋一变而为旷达放荡、浮华虚伪的风气，人伦纲纪不立，互相残杀如同夷狄，五胡乱华，就是这种风气的弊端。阴气极盛则阳气生，乱极则治世之象显现。隋朝驱除旧弊，唐朝统一天下。道理是不可改变的。唐朝三纲不立，从太宗就开启了。所以后世虽然子弟不听从父亲命令，玄宗让儿子篡位，肃宗让弟弟反叛。选武才人刺探王妃而入宫，纳寿王妃以武才人进宫。整个唐朝，夷狄多次成为国家祸患，而藩镇侵凌犯上，最终导致唐朝灭亡。到了五代时期更为严重，这是人为造成的。
先生说：守国的人一定要设置险要。山河的坚固，城郭沟渠的阻隔，只是大的方面罢了。至于尊卑贵贱的分别，明确地以等级威严来区分，用不同的服饰器物来区别，所有用来杜绝僭越、限制隔绝上下等级的，都是险要的大作用。
先生说：三代以后，汉朝治理得好，唐朝次之。汉朝大体纲纪端正，唐朝各种细节都举善任能。
先生说：战国时期，小国处在强大国家之间而能够自持的，是因为先王的分界约束还没有完全消亡。现在统一天下的形势如同万顷的沼泽，祖宗的恩泽浸润已经很久了，所以人心安帖柔顺服从。虽然有奸猾之人想作乱，也没有借口。
先生说：善于治理的人没有比用静来守住更好的了。如果有人扰乱，就像风吹过沼泽，波涛汹涌，平定它确实很难。所以一旦端正就难以倾覆，一旦倾覆就难以端正，这是天下的形势。
先生说：古代以德行任用使者，以功劳授予爵位，世袭俸禄而不世袭官职，所以贤才众多而各种功业成就。等到周朝衰微，公卿大夫都世袭官职，政事因此败坏了。
先生说：现在追究官吏的罪责，没有培养廉洁羞耻之心的方法。
有人说：哪一类呢？先生说：比如徒刑、流放、杖刑，让用铜赎罪之类。古代追究不廉洁只说“簠簋不饰”罢了，这是忠厚的极致。
先生说：赐予进士及第，让卫士搀扶着去见天子，不如让他们快步上前而从容不迫。大臣谁不是从这条路出来的，站立侍奉在天子身边，难道没有羞愧吗？
子厚说：先展示他们的及第名次，让他们按次序进见，那也可以了。
有少监被逮捕关押在越狱。先生说：卿监以上官员不被逮捕关押，因为他们接近君主。君主有一时的命令，有可以必定执行的常法，而不敢顺从。君主没有这样的命令而有司请求给他们加上枷锁，下则违背法律，上则无视君主，这是最大的不义。
子厚说：如果案情不能查清怎么办？先生说：宁可案情不能查清，朝廷的大义不可亏损。
先生说：
后世有治狱而无治市。周公则有其政矣。曹参之治齐，以狱市为寄，其时为近古也。
译后世有治理刑狱的，却没有治理市场的。周公则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政令。曹参治理齐国时，把刑狱和市场托付给他人，那个时代距离古代很近。
子曰：举措合义则民心服。
子曰：治则有为治之因，乱必有致乱之因，在人而已矣。
或问：敬者，威仪俨恪之谓乎？子曰：非也。是所以成敬之具尔。
子曰：为政必立善法，俾可以垂久而传远。若后世变之，则未如之何矣。
子曰：古之仕者为人，今之仕者为己。
或人谋仕于子，邑尉责重，邑簿责轻。子曰：尉能治盗而已，不能使民不为盗。簿佐令治邑，宜使民不为盗也，而谓责轻，可乎？
或曰：治狱之官不可为。子曰：苟能充其职，则一郡无冤民矣。
子曰：立治有体，施治有序，酌而应之，临时之宜也。
子曰：游文定公之门者多知稽古而爱民，诚如是，亦可从政矣。
或问：蛮夷猾夏，处之若何而后宜？子曰：诸侯方伯明大义，以攘却之，义也。其余列国谨固封疆，可也。若与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则乱华之道也。故《春秋》谨华夷之辨。
子曰：今之度量权衡，非古法之正也。姑以为准焉，可耳。凡物不出于自然，必人为之后成。惟古人能得其自然也。
子曰：明道临政之邦，上下响应，盖有以协和众情，则风动矣。天地造化，风动而已。
子曰：今代之税，视什一为轻矣。但敛之无法而不均，是以疑于重也。
子曰：世未尝无美材也。道不明于天下，则无与成其材。古人之为诗犹今人之乐曲，闾阎童稚皆熟，闻而乐道之，故通晓其义。后世老师宿儒尚未能明也，何以兴于诗乎？古礼既废，人伦不明，治家无法，祭则不及祖丧，必僧之用，何以立于礼乎？古人歌咏以养其性情，舞蹈以养其血气，行步有佩玉，登车有鸾和，无故而不去琴瑟，今也俱亡之矣。何以成于乐乎？噫！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难。
晋城县有令宰书名石明道记之曰：古者诸侯之国各有史，故其善恶皆见乎后世。自秦罢侯，置守令，则史亦从而废，其后惟有功德者，或记之，循吏与夫凶残之极者，以酷见传，其余则泯然无闻矣。如汉唐之有天下皆数百年，其间郡县之政可书亦多矣。然其所书大率纔十数人。使贤者之政不幸而无传，其不肖者复幸而得传，盖其意斯与古史之意异矣。夫图治于长久者，虽圣贤为之，且不能仓卒，苟简而就，盖必本之人情而为这法度，然后可使去恶而从善，则纪纲教条必审定而后行。其民之服循渐渍，亦必待久而乃淳固而不变。今之为吏，三岁而代者，固已迟之矣。使皆知礼义，自其始至即皇皇然图所施设，则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吏书已至。傥后之人所志不同，复有甚者，欲新己之政而尽去其旧，则其迹固已无余，而况因循不职者乎？夫以易息之政而又无以托其传，则宜其去皆未几而善恶无闻焉。故闻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则因今有书，前政之名氏以为记者，尚近古，第其先后而记之，俾民观其名而不忘其政，后之人得从而质其是非，以为师戒云尔。
子曰：兵以正为本。动众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则民不从而怨，敌生乱亡之道也。是以圣王重焉。东征西怨，义正故也。
子曰：行师之道以号令节制。行师无法，幸而不败耳胜者，时有之矣。圣人之所戒也。
青苗之法初行，明道时居言职，言于上曰：明者见于未形，智者防于未乱。安危之本，在人情治乱之机系。事始众心睽乖，则有言不信矣。万邦协和，则所为必成矣。今条例司劾不行之官，驳老成之奏，乃举一偏而尽阻公议。因小事而先动众心，难乎其能济矣！
子曰：唐朝政事付之尚书省，近乎六官之制，第法不具尔。宇文周官名度数，小有可观者也。隋文之法无不善者，而多以臆决，故不足以持久。
或问：孔子何讥大阅？曰：为国者武备不可废，则农隙而讲肄焉，有时有制，保国守民之道也。鲁之秋八月，则夏六月也，盛夏阅兵，妨农害人，其失政甚矣！有警而为之，无及也；无事而为之，妄动也。是以圣人不与。
子曰：居今之世，则当安今之法令。治今之世，则当酌
译孔子说：举措符合道义，民心就会信服。
孔子说：治理得好，一定有治理好的原因；混乱，一定有导致混乱的原因，这都在于人罢了。
有人问：恭敬，是指威严庄重、恭敬谨慎的样子吗？孔子说：不是。这只是成就恭敬的外在形式罢了。
孔子说：执政必须建立良善的法度，使之能够长久流传。如果后世改变了它，那就无可奈何了。
孔子说：古代做官的人是为了他人，现在做官的人是为了自己。
有人向孔子谋求官职，县尉责任重，县簿责任轻。孔子说：县尉只能治理盗贼，不能使百姓不做盗贼。县簿辅佐县令治理县政，应当使百姓不做盗贼，却说责任轻，可以吗？
有人说：审理案件的官员不能做。孔子说：如果能充分履行其职责，那么一郡就没有冤屈的百姓了。
孔子说：建立治理体系有根本原则，实施治理有先后次序，斟酌并应对它，是临时的适宜做法。
孔子说：游学于文定公门下的人，大多懂得考察古制并爱护百姓，如果确实如此，也可以从政了。
有人问：蛮夷扰乱华夏，怎样处理才适宜？孔子说：诸侯方伯阐明大义，以排斥他们，这是合乎道义的。其余各国谨守边疆，就可以了。如果与他们和好以求暂时免于侵暴，那是扰乱华夏的途径。所以《春秋》谨守华夏与夷狄的界限。
孔子说：现在的度量衡，不是古法的正统。暂且把它作为标准，是可以的。凡是事物不源于自然，一定是人为之后才形成。只有古人能顺应自然。
孔子说：明道治理的邦国，上下呼应，大概有办法协调众人的情感，那么风气就动摇了。天地造化，不过是风气动摇罢了。
孔子说：现在的赋税，比起十分取一来是轻的。只是征收没有法度且不均，因此被怀疑为重。
孔子说：世间不曾没有美好的人才。道义不在天下彰明，就没有人来成就他们的人才。古人作诗如同今人的乐曲，街巷儿童都熟悉，听到就乐于传唱，所以通晓其意义。后世老师宿儒尚且不能明白，怎么能兴起于诗呢？古礼已经废弃，人伦不明，治家没有法度，祭祀不及祖先，丧事必定用僧人，怎么能立足于礼呢？古人歌咏以修养性情，舞蹈以修养血气，行走有佩玉，登车有鸾和，没有缘故不离开琴瑟，现在这些都消失了。怎么能成就于乐呢？唉！古代成就人才容易，现在成就人才困难。
晋城县有县令宰，名字石明道，记载说：古代诸侯之国各有史官，所以他们的善恶都见于后世。自从秦朝废除诸侯，设置守令，史官也随之废除，其后只有有功德的人，或者被记载，循吏与凶残到极点的人，以酷烈被传颂，其余则默默无闻。如汉唐拥有天下都数百年，其间郡县的政治可记载的也很多。然而所记载的大概才十几个人。使贤者的政治不幸而没有流传，那些不肖的人又幸运而得以流传，大概其意图与古史的意思不同了。谋求长久治理的人，即使是圣贤来做，也不能仓促简略而成，一定要本着人情来制定法度，然后才能使人们去恶从善，那么纪纲教条必须审定后才施行。百姓的服从逐渐浸染，也一定要等待很久才能淳厚坚固而不改变。现在做官吏的，三年一换，本来已经嫌慢了。假使都知道礼义，从他们刚到任就惶惶然图谋施设，那么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吏书已至。倘若后来的人志向不同，又有更甚的，想要革新自己的政治而尽去其旧，那么其痕迹本来已经无余，何况因循不职的人呢？以易息之政而又无以托其传，那么适宜他们去职不久而善恶无闻。所以听说古史之善而不可得，那么因为今有书，前政之名氏以为记者，尚近古，第其先后而记之，使民观其名而不忘其政，后之人得从而质其是非，以为师戒云尔。
孔子说：军队以正为本。动员民众以毒害天下而不以正，那么百姓不听从而怨恨，敌人产生乱亡的途径。因此圣王重视。东征西怨，义正故也。
孔子说：行军之道以号令节制。行军无法，侥幸而不败耳胜者，时有之矣。圣人之所戒也。
青苗法初行，明道时居言职，言于上曰：明者见于未形，智者防于未乱。安危之本，在人情治乱之机系。事始众心睽乖，则有言不信矣。万邦协和，则所为必成矣。今条例司劾不行之官，驳老成之奏，乃举一偏而尽阻公议。因小事而先动众心，难乎其能济矣！
孔子说：唐朝政事付之尚书省，近乎六官之制，第法不具尔。宇文周官名度数，小有可观者也。隋文之法无不善者，而多以臆决，故不足以持久。
有人问：孔子为什么讥讽大阅？回答说：治国者武备不可废，那么农闲时讲肄焉，有时有制，保国守民之道也。鲁之秋八月，则夏六月也，盛夏阅兵，妨农害人，其失政甚矣！有警而为之，无及也；无事而为之，妄动也。是以圣人不与。
孔子说：居今之世，则当安今之法令。治今之世，则当酌
子曰：后汉名节之风既成，未必皆自得也，然一变可至于道矣。
子谓子厚曰：洛之俗难化于秦之俗。子厚曰：秦之士俗尤厚，亦和叔启之有力焉。今而用礼，渐成风化矣。
子曰：由其气质之劲，勇于行也。子厚曰：亦自吾规矩不迫也。
子曰：先王以仁义得天下而教化之。后世以智力取天下而纠持之。古今之所以相绝者远矣。
子曰：三代而后有圣王者作，必四三王而立制矣。
或曰：夫子云三重既备，人事尽矣，而可四乎？子曰：三王之制以宜乎？今之世则四王之道也。若夫建亥为正，则事之悖缪者也。
子曰：五帝公天下，故与贤。三王家天下，故与子。论善之尽，则公而与贤，不易之道也。然贤人难得而争夺兴焉，故与子以定万世，是亦至公之法也。
子曰：王氏之教，靡然而同是，莫大之患也。以彼之才之言而行其学，故其教易以入人始也。以利从久则心化之。今而既安矣，天下弊事一日而可革。若众心既定，风俗已成，其何可遽改也？
子曰：赤子未有知，未能言其志意，嗜欲未可求而其母知之，何也？爱之至，谨出于诚也。视民如父母之于赤子，何失之有？
子曰：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后天下可为。非圣人之达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临之而民不劳，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圣人之意，而不胶其迹。迹者，圣人因一时之利而利焉者耳。
子曰：治道有就本而言，有就事而言。自本而言，莫大乎引君当道。君正而国定矣。就事而言，未有不变而能有为者也。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补。
子曰：符坚养民而用之，一败不复振，无本故也。
子曰：用兵以能聚散为上。
子曰：古无之而今有之者，一释老是也。
子曰：有田则有民，有民则有兵。
侯仲良侍坐，语及牛李朋党事。子曰：作成人材难，变化人才易。元丰诸人，其才皆有用，系君相变化之耳。凡人之情，岂甘心以小人自为也？在小人者用之。于君子，则其为用未必不贤于今之人也。
子曰：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责任，求贤。
子曰：贤不肖之在人，治乱之在国，不可归之命。
子曰：宗子无法，则朝廷无世臣。立宗子则人知重本，朝廷之事自尊矣。古者子弟从父兄，今也父兄从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顺从而不辞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无法以联属之，可乎？
子曰：汉文诛薄昭，李卫公谓注之是，温公曰诛之非。考之于史，不见所以诛之之故，则未知昭有罪，汉遣使治之而杀汉使乎？抑将与汉使饮酒因怒而致杀也。诛之不以罪，太后忧悒不食而至于大故，则如之何？如治其罪而杀王朝之使者，虽寐不安席，食不甘味，昭之死不可免。必知权其轻重，然后可议其诛之当否也。
子曰：论治者贵识体。
子曰：治身齐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纲纪，分正百职，顺大揆事，创制立度，以尽天下之务，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
子曰：古之时，分羲和以职天运，以正四时，遂司其方，主其时政。在尧，谓之四岳。周乃六卿之任，统天下之治者也。后世学其法者不复知其道，故星历为一技之事，而与政分矣。
吕进明为使者河东，子问之曰：为政何先？对曰：莫要于守法。
子曰：拘于法而不得有为者，举世皆是也。若某之意，谓犹有可迁就，不害于法而可有为者也。昔明道为邑，凡及民之事，多众人所谓于法有碍焉者，然明道为之，未尝大戾于法，人亦不以为骇也。谓之得伸其志，则不可求；小补焉则过之。与今为政远矣。人虽异之，不至指为狂也。至谓之狂则必大骇。尽诚为之，不容而后去之，又何嫌乎？
子移书河东使者吕进明曰：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当于严敬。汉武远祀地示于汾阳，既非礼矣。后世之人又建祠宇，其失亦甚。因唐人有妖人作《韦安道传》，遂设以配食焉，诬渎
译孔子说：后汉崇尚名节的风气既然已经形成，未必都是人们自然而然做到的，但经过一番变革就可以达到大道了。
孔子对子厚说：洛阳的风俗难以被秦地的风俗所同化。子厚说：秦地士人的风俗尤其淳厚，这也是和叔倡导有力的结果。如今推行礼制，风俗教化逐渐形成了。
孔子说：这是因为他们气质刚劲，勇于践行。子厚说：这也是因为我的规矩约束并不紧迫。
孔子说：先王凭借仁义获得天下并进行教化。后世凭借智谋武力夺取天下并加以控制。古今之所以截然不同，原因深远啊。
孔子说：夏商周三代之后如果有圣王兴起，必定会综合三位先王的制度来建立新的法度。
有人问：您曾说“三重”具备，人事就完备了，难道还能有“四”吗？孔子说：三位先王的制度难道适合当今的时代吗？当今的时代应当实行四位先王的道理。至于以建亥之月为正月的做法，那是违背常理的错误。
孔子说：五帝时代天下为公，所以禅让给贤人。三代时代天下为家，所以传位给儿子。从善的极致来看，天下为公而禅让给贤人，是不变的正道。然而贤人难得，争夺就会兴起，所以传位给儿子以安定万世，这也是最公正的法度。
孔子说：王安石的教育，使人盲目地趋同，这是最大的祸患。凭借他的才能和言论来推行他的学说，所以他的教育起初容易深入人心。因为利益驱使，久而久之人心就被同化了。现在既然已经安定，天下的弊政一天之内就可以革除。但如果众人的心志已经确定，风俗已经形成，怎么可以轻易改变呢？
孔子说：婴儿没有知识，不能表达自己的志向和心意，嗜好欲望也不可以探求，但母亲却知道，为什么呢？因为爱到了极点，谨慎地出于真诚。看待百姓如同父母看待婴儿，会有什么过失呢？
孔子说：一定要实行井田制，一定要恢复肉刑，一定要实行分封制，然后天下才能治理。这不是圣人的通达之道。善于治理的人，仿效井田制的精神来施行，百姓不感到痛苦；仿效分封制的精神来统治，百姓不感到劳苦；仿效肉刑的精神来使用，百姓不感到怨恨。领会了圣人的意图，而不拘泥于圣人的具体做法。那些具体做法，不过是圣人根据一时的利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罢了。
孔子说：治理之道，有从根本来说的，有从具体事务来说的。从根本来说，没有比引导君主走上正道更重要的了。君主端正，国家就安定了。从具体事务来说，没有不变革就能有所作为的。大的变革带来大的益处，小的变革带来小的补益。
孔子说：苻坚养育百姓并加以使用，一次失败就再也振作不起来，这是因为没有根本的缘故。
孔子说：用兵之道，以能够聚集和分散为上。
孔子说：古代没有而现在有的，只有佛教和道教是这样。
孔子说：有田地就有百姓，有百姓就有军队。
侯仲良陪坐，谈到牛李党争的事情。孔子说：造就人才很难，改变人才容易。元丰年间的那些人，他们的才能都有用处，关键在于君主和宰相如何引导变化罢了。凡人的本性，难道甘心把自己当作小人吗？对于小人，任用他们；对于君子，他们的作用未必不比现在的人贤能。
孔子说：治理之道的要点有三，即：立志，承担责任，寻求贤才。
孔子说：贤与不贤在于个人，治与乱在于国家，不能归咎于命运。
孔子说：宗子没有法度，朝廷就没有世袭的大臣。确立宗子，人们就知道重视根本，朝廷的事务自然尊贵了。古代子弟跟随父兄，现在父兄跟随子弟，这是因为不知道根本。人们之所以顺从而不推辞，是因为有尊卑上下的区别罢了。如果没有法度来联结他们，可以吗？
孔子说：汉文帝诛杀薄昭，李卫公认为注定的说法是对的，温公说诛杀是不对的。考察史书，看不到诛杀他的原因，那么不知道薄昭是有罪，汉文帝派使者去治他的罪而杀了汉使呢？还是与汉使饮酒因愤怒而杀了汉使。诛杀他不以罪行，太后忧愁抑郁不吃东西以至于发生大故，那该怎么办？如果治他的罪而杀了王朝的使者，即使睡不安席，食不甘味，薄昭的死也是不可避免的。一定要权衡轻重，然后才可以议论诛杀他是否恰当。
孔子说：谈论治理的人贵在认识体制。
孔子说：修身齐家以至于平定天下，这是治理之道。建立纲纪，分正百官，顺应大体处理事务，创制立度，以完成天下的事务，这是治理之法。法，是道的运用。
孔子说：古时候，分派羲和掌管天象运行，以校正四季，于是他们分管各方，主持当时的政令。在尧的时候，称为四岳。周朝则是六卿的职责，统领天下的治理。后世学习他们方法的人不再了解他们的道，所以星历成为一门技艺，而与政治分离了。
吕进明担任河东使者，孔子问他：治理政务什么最重要？回答说：没有比守法更重要的了。
孔子说：拘泥于法度而不能有所作为的，全世界都是这样。如果按我的意思，认为还有可以通融的地方，不违背法度而可以有所作为。从前明道担任县令，凡是涉及百姓的事情，大多是众人认为在法度上有阻碍的，然而明道做了，从未严重违背法度，人们也不认为奇怪。如果说他得以伸展志向，那是不可以追求的；如果说只是小补，那就过分了。与现在治理政务的人相差甚远。人们虽然觉得他不同，不至于指斥他为狂人。至于指斥为狂人，那必定是大惊失色。尽诚意去做，不被允许然后离开，又有什么可忌讳的呢？
孔子写信给河东使者吕进明说：王者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昭示事奉的道理，应当严肃恭敬。汉武帝在汾阳远祀地神，已经不符合礼制了。后世的人又建立祠宇，错误也很严重。因为唐人有妖人作《韦安道传》，于是设置韦安道配享祭祀，这是诬蔑亵渎
之恶有大于此者乎？公为使者，此而不正，尚何为哉？宜以其象投之河流，不必请于朝，不必询于众，不必虑后患，幸勿疑也。
译还有比这更大的罪恶吗？您身为使者，对此不正视纠正，那还做什么呢？应当把它的形象投入河流之中，不必向朝廷请示，不必向众人咨询，不必顾虑后患，希望您不要迟疑。
子移书河东帅曰：公莅镇之初，佥言交至，必曰：虏既再犯，河外不复来也，可高枕矣。此特常言，未知奇胜之道也。夫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谓其不来，乃其所以来也。今日，彼不徒兴大众，必不利于河外既空之地，是大不然。彼诚得出，吾不意破荡数垒，已足以劳敝一道，为利大矣。何必负戴而归，然后为利也。夫谋士悦其宽忧，计司幸于缓责，众论既一，公虽未信，而上下之心已懈矣。故为今之计，宁捐力于不用，毋惜功而致悔。岂独使敌人知我有备而不来，当使内地人信吾可恃而愿往，则数年之内，遂至全实，疆场安矣。此长久之策也。自古乘塞御敌，必用骁猛，招徕抚养，多在儒将。今日之事，则异于是。某以荷德之深思所报也，是以有言，惟公念之。
卷五论事篇
子曰：行事在审己，不必恤浮议。恤浮议而忘审己，其心驰矣。
子曰：息，止也，生也。一事息则一事生。生息之际，无一毫之间。硕果不食，即为复也。
子曰：久阅事机，则机心生。方其阅时而喜人其趣，则犹物之遗种，未有不生者也。
子曰：天下之事无一定之理，不进则退，不退则进。时极道穷，理当必变，惟圣人为能通其变于未穷，使其不至于极。尧舜时也。
子曰：或谓贤者好贫贱而恶富贵，是反人之情也。所以异于人者，以守义安命焉耳。
或人恶多事。子曰：莫非人事也。人而不为，俾谁为之？
子曰：天下之事，苟善处之，虽悔可以成功。不善处之，虽利反以为害。
子曰：人以料事为明则骎骎乎逆诈而亿不信。
或问无妄之道，子曰：因事之当然，顺理而应之。
或曰：圣人制作，以利天下，皆造端而非因也，岂妄乎？子曰：因风气之宜，未尝先时而开人也。如不待时，则一圣人足以尽举，又何必累圣继圣而后备？时乃事之端，圣人随时而已。
子曰：疾而委身于庸医，比之不慈不孝，况事亲乎？舍药物可也，是非君子之言也。
子曰：关中学者正礼，文乃一时之事尔。必也修身立教，然后风化及乎后世。
子曰：天地之生，万物之成，合而后遂。天下国家至于事为之末，所以不遂者，由不合也。所以不合者由有间也。故间隔者，天下之大害，圣王之所必去也。
子曰：惟笃实可以当大事。
子曰：养不全固者，处事则不精，历事则不记。
子曰：豫，备也。豫，逸也。事豫备则逸乐。
子曰：万变皆在人尔，其实无一事。
子曰：一世之才，足以周一世之事。不能大治者，由用之不尽耳。
子曰：君子之遇事，一于敬而已。简细故以自崇，非敬也。饰私智以为奇，非敬也。
子曰：谢良佐因论求举于方州，与就试于大学，得失无以异，遂不复计较，明且勇矣。
子曰：礼院关天下之事，得其人则凡事举可以考古而立制，非其人未免随俗而已。
子曰：较事大小，其弊必至于枉尺直寻。
子曰：西边用师，非小故也。未闻一人劝止其事者，自古举事不以大小，必度其是非可否于众庶而不敢专也。今虽公卿，惟其言而莫违，况其下者乎？逢合之智，如此几何？不至于一言丧邦？
子曰：凡避嫌处事者皆内不足所为诚公矣。初何嫌之？足避乎？
新法将行，明道言于上曰：天下之理，本诸简易，而行以顺道，则事无不成者。故曰：智者如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而行之于险阻，则不足以言智矣。自古兴治虽有专任独决，能就一时之功者，未闻辅弼之论，乖臣庶之心，戾而能有为者也。况于施置失宜、沮废公论、国政异出、名分不正、用贱陵贵、以不肖治贤者乎！凡此皆理不克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设令由此侥幸就绪，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非朝廷之福也。今天时未顺，地震连年，人心日益摇动，此陛下所宜仰观俯察而深念者也。
子曰：至显莫如事，至微莫如理。而事理一致也，微显一源也。古之所谓
译子移书给河东主帅说：“您刚到任之初，各种言论纷纷而至，都说：‘敌人既然再次侵犯，河外地区不会再来了，可以高枕无忧了。’这只是平常的言论，不懂得出奇制胜的道理。凡是进攻必定能取胜的，是因为进攻敌人没有防守的地方。认为敌人不会来，这恰恰是敌人会来的原因。今天，敌人不仅仅会出动大军，必定会对河外已经空虚的地方不利，这种说法是大错特错的。敌人如果真的能够出击，我们没想到攻破几个营垒，就已经足以使一道之地疲惫困顿，这利益已经很大了。何必非要满载而归，才算是有利呢？谋士们喜欢宽慰您的忧虑，计议官员庆幸于责任的延缓，众人的议论既然一致，您虽然还没有相信，但上下的心志已经松懈了。所以现在的计策，宁可把力量耗费在无用的地方，也不要吝惜功劳而导致后悔。这不仅使敌人知道我们有防备而不敢来，还应当使内地的人相信我们可以依靠而愿意前往，那么几年之内，就能达到充实完备，边境就安定了。这是长久之策。自古以来，依托关塞抵御敌人，必定使用骁勇猛士；招徕抚养，大多依靠儒将。今天的事情，却与这不同。我因为感念恩德而深思如何报答，所以有这些话，希望您能念及。”
卷五 论事篇
子说：“行事在于审视自己，不必顾虑浮泛的议论。顾虑浮泛的议论而忘记审视自己，他的心志就放纵了。”
子说：“息，就是停止，也是生长。一件事停止，另一件事就生长。生长与停止之间，没有一丝一毫的间隙。硕果不被食用，就是复归本源。”
子说：“长久地观察事理的关键，就会产生机巧之心。当他观察时机而喜欢别人的趣味时，就像生物遗留种子一样，没有不生长的。”
子说：“天下的事情没有固定的道理，不前进就后退，不退后则前进。时机达到极点，道理穷尽，按理应当必然变化，只有圣人能够在未穷尽时通达变化，使其不至于达到极点。尧舜就是这样。”
子说：“有人说贤者喜好贫贱而厌恶富贵，这是违背人之常情的。他们与常人不同的地方，在于坚守道义、安于命运罢了。”
有人厌恶多事。子说：“没有不是人的事务的。人如果不做，让谁来做呢？”
子说：“天下的事情，如果善于处理，即使有悔恨也能成功。不善于处理，即使有利反而成为祸害。”
子说：“人把料事如神当作明智，就会渐渐趋向于预先猜疑欺诈和随意揣测不信。”
有人问没有妄动的道理，子说：“顺应事情本来的样子，顺从道理而应对它。”
有人说：“圣人制定礼乐制度，为了有利于天下，都是开创端绪而不是因循旧制，难道不是妄动吗？”子说：“顺应风气和时宜，不曾先于时代去开导人。如果不等待时机，那么一个圣人就足以穷尽所有，又何必历代圣人相继传承而后完备呢？时机是事情的开端，圣人只是顺应时机罢了。”
子说：“生病却把身体托付给庸医，比起不慈不孝来，何况侍奉父母呢？舍弃药物是可以的，这不是君子的话。”
子说：“关中的学者端正礼制，文采只是一时的事罢了。必定要修身立教，然后风化才能影响到后世。”
子说：“天地化生，万物成就，合而后成。天下国家以至于事物的末端，之所以不能成就，是因为不合。之所以不合，是因为有间隔。所以间隔，是天下的大害，圣王必定要去除的。”
子说：“只有笃实才能担当大事。”
子说：“修养不能坚固的人，处理事情就不精细，经历事情就不记忆。”
子说：“豫，就是预备。豫，就是安逸。事情预备好了就安逸快乐。”
子说：“万变都在人罢了，其实没有一件事。”
子说：“一世的才能，足以周济一世的事情。不能大治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充分利用罢了。”
子说：“君子遇事，只是一心恭敬罢了。简化细故而自高自大，不是恭敬。修饰私智以显得奇特，不是恭敬。”
子说：“谢良佐因为讨论在方州求取功名，与在太学参加考试，得失没有什么不同，于是就不再计较，光明而且勇敢了。”
子说：“礼院关乎天下大事，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凡事都可以考据古制而建立新制；得不到合适的人，未免随波逐流罢了。”
子说：“比较事情的大小，其弊端必定会导致弯曲一尺而伸直八尺。”
子说：“西边用兵，不是小事。没有听说一个人劝止这件事的，自古以来举事不论大小，必定在众人中衡量其是非可否而不敢专断。现在即使是公卿，只听从他的言论而没有违背的，何况下面的人呢？逢迎迎合的智慧，这样能有多少？不至于因为一句话而丧失国家吗？”
子说：“凡是避嫌处理事情的人，都是因为内心不足，所谓真诚公正罢了。起初有什么嫌隙呢？足以避讳吗？”
新法将要施行，明道对皇上说：“天下的道理，根本在于简易，施行时顺从正道，那么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所以说：智者像大禹治水，做那些看似无所作为的事。舍弃简易而施行于险阻，就不配称为智了。自古以来兴办治理，虽然有专任独决，能成就一时之功的，没有听说辅佐大臣的议论，违背臣民的心意，乖戾而能有所作为的。何况施置失当、阻挠废弃公论、国政出自不同渠道、名分不正、用卑贱凌驾尊贵、让不贤治理贤能呢！凡此都是道理不能成功而智者所不做的。假使由此侥幸就绪，而兴利之臣日益进用，崇尚德行的风气逐渐衰微，这不是朝廷的福气。现在天时不顺，地震连年，人心日益动摇，这是陛下应当仰观俯察而深思的。”
子说：“最显明的没有比事情，最细微的没有比道理。而事理是一致的，细微与显明同源。古之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