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君臣篇
其明也。赵王太后爱其少子长安君，不使为质于齐，是其蔽也。爱之，欲其富贵久长于齐，是其所明也。左师触龙所以导之者，亦因其明尔。故其受命如响。夫教人者，亦如此而已。
译这是她明智的地方。赵王太后宠爱她的小儿子长安君，不让他到齐国去做人质，这是她糊涂的地方。因为爱他，希望他在齐国富贵长久，这是她明智的地方。左师触龙用来引导她的方法，也是顺着她的明智之处。所以太后接受建议就像回声一样迅速。教导别人，也不过是这样罢了。
子曰：小人之于君，能深夺其志，未有显明以道合者。
子曰：王者奉若天道，动无非天者，故称天王。命则天命也，讨则天讨也。尽天道者，王道也。后世以智力持天下者，霸道也。
子曰：人臣身居大位，功盖天下，而民怀之，则危疑之地也。诚积于中，动比违理，威福不自己出，人惟知有君而已，然后位极而无逼上之嫌，势重而无专权之过，斯可谓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仪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之也，亦其次欤？
张子厚再召如京师。过子曰：往终无补也，不如退而闲居，讲明道义，以资后学，犹之可也。子曰：何必然？义当往则往，义当来则来。
子曰：刚健之臣，事柔弱之君，而不为矫饰之行者，鲜矣！夫上下之交不诚，而以伪也，其能久相有乎？
或问：升卦有大臣之事乎？子曰：道何所不在？
曰：大臣而犹升也，则何之矣？子曰：上则升君于道，下则升贤于朝，己则止其分耳。分则当止而德则当升也。尽是道者，文王也。
子曰：士有志在朝廷而才不足者，有才可以济而诚不足者。苟至焉，正色率下，则用之，天下治矣。
刘安节问：赐鲁天子礼乐以祀周公，可乎？子曰：不可。人臣而用天子之所用，周公之法乱矣。成王之赐，伯禽之受，皆过也。王氏谓人臣有不能为之功，而周公能之，故赐以人臣不能用之礼乐，非也。人臣无不能为之功，周公亦尽其分耳。人臣所当为者而不为，则谁为之也？事亲若曾子，可也。其孝非过乎子之分也。亦免责而已。臣之于君，犹子之于父，苟不尽其责之所当为，则事业何自而立？而谓人臣有不能为之功，是犹曰人子有不能为之孝也。而可乎？后世有恃功责报而怏怏于君者，必此之言夫！
子曰：当为国为之时，既尽其防虑之道矣，而犹不免，则命也。苟惟致其命，安其然，则危塞险难无足动其心者，行吾义而已，斯可谓之君子。
子曰：君子之处高位也，有拯而无随焉。在下位也，则有当拯有当随焉。
或问：为官僚而言事于长，理直则不见从也，则如之何？子曰：亦权其轻重而已。事重于去，则当去。事轻于去，则当留。事大于争，则当争。事小于争，则当已。虽然，今之仕于官者，其有能去者，必有之矣，而吾未见之也。
范公为谏官，尝谏上曰：今欲富国强兵，将何以为。子闻之曰：野哉！乌足以格其君。《周礼》所记，亦有强富之术，惟孟子为梁惠王言利之不可为。至于不夺不厌言兵之不可用，至于及其所爱也，庶乎其可矣。
足以：凡谏说于君，论辩于人，理胜则事明，气忿则招拂。
子曰：臣贤于君则辅君以所不能，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孔明之于刘禅是也。臣不及君，则赞助之而已。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则尽其诚，以感发其志而已。诚积而动，则虽昏蒙可开也，虽柔弱可辅也，虽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以己诚上达而其君信之之笃耳。管仲之相威公，孔明之辅后主是也。
或问：陈平当王诸吕时何不谏？曰：王陵廷争不从，则去其位，平自意复谏者未必不激吕氏之怒也。夫汉初君臣徒以智力相胜。胜者为君，其臣之者非心说而臣事之也。当王诸吕时而责平等以死节，庸肯苟死乎？
子曰：士方在下自进而干君，未有信而用之者也。古之君子，必待上致敬尽礼而后往者，非欲崇己以为大也，盖尊德乐道之诚心不如是，不足与有为耳。
或谓：屯之九五曰屯其膏，然则人君亦有屯乎？子曰：非谓其名位有损也，号令有所不行，德泽有所不下，威权去己而不识，所收如鲁昭公、高贵乡公是也。或不胜其忿，起而骤正之，则致凶之道。其惟盘庚周宣乎！修德用贤，追先王之政，而诸侯复朝焉。盖以道驯致，不以暴为之也。若唐之僖宗、昭宗是也，恬然不为，至于屯极，则有亡而已。
昔有典，选其子当迁官，而固不之
译孔子说：小人对于君主，能够深深夺取他的意志，没有明显以正道相合的。
孔子说：王者奉行天道，行动没有不符合天意的，所以称为天王。命令就是天命，征讨就是天讨。穷尽天道的，就是王道。后世凭借智力和强力来维持天下的，就是霸道。
孔子说：人臣身居高位，功绩覆盖天下，而百姓怀念他，这就是危险和令人猜疑的地位。如果真诚积累在心中，行动不违背事理，威福不自己发出，人们只知道有君主罢了，这样地位达到极点而没有逼迫君主的嫌疑，权势沉重而没有专权的过错，这才可以称为明智的君子。周公、诸葛亮就是这样的人。郭子仪有再造国家的功劳，威势震慑君主而君主不怀疑他，也是次一等的人吧？
张载再次被召入京城。路过孔子时，孔子说：去了终究没有益处，不如退下来闲居，讲明道义，来资助后学，这样还可以。孔子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道义上应当去就去，道义上应当来就来。
孔子说：刚健的大臣，侍奉柔弱的君主，而不做矫饰行为的，很少啊！上下交往不真诚，而用虚伪，他们能长久相互拥有吗？
有人问：升卦有大臣的事吗？孔子说：道哪里不在呢？
说：大臣还上升，那到哪里去呢？孔子说：向上就使君主上升到道，向下就使贤人上升到朝廷，自己就止于本分罢了。本分就应当止而德就应当升。尽到这个道的，是文王。
孔子说：士有志在朝廷而才能不足的，有才能可以济世而诚意不足的。如果到了那里，正色率领下属，就任用他，天下就治理好了。
刘安节问：赐给鲁国天子礼乐来祭祀周公，可以吗？孔子说：不可以。人臣使用天子所使用的，周公的法度就乱了。成王的赐予，伯禽的接受，都是过错。王氏说人臣有不能做的功，而周公能，所以赐给人臣不能使用的礼乐，这是不对的。人臣没有不能做的功，周公也只是尽他的本分罢了。人臣应当做的而不做，那谁来做呢？侍奉父母像曾子那样，就可以了。他的孝没有超过儿子的本分。也只是免责罢了。臣对于君，就像子对于父，如果不尽责任所应当做的，那事业从哪里建立呢？而说人臣有不能做的功，这就像说人子有不能做的孝一样。可以吗？后世有倚仗功劳要求报答而对君主不满的，一定是这种言论吧！
孔子说：当为国家担忧的时候，已经尽到了防备忧虑的方法了，而仍然不能避免，那就是命运。如果只致力于命运，安于现状，那么危险阻塞险难就没有足以动摇他的心的，实行我的义罢了，这才可以称为君子。
孔子说：君子处在高位，有拯救而没有跟随。处在下位，就有应当拯救有应当跟随的。
有人问：作为官僚向长官进言，理直而不被听从，该怎么办？孔子说：也只是权衡轻重罢了。事情重于离去，就应当离去。事情轻于离去，就应当留下。事情大于争辩，就应当争辩。事情小于争辩，就应当停止。虽然如此，现在在官府做官的人，有能离去的，一定有，但我没有见过。
范仲淹做谏官，曾经劝谏皇上说：现在想要富国强兵，将用什么方法。孔子听到后说：粗野啊！怎么足以感化他的君主。《周礼》所记载的，也有强富的方法，只有孟子对梁惠王说利不可为。至于不夺取不满足说兵不可用，至于及其所爱的，差不多可以了。
足以：凡是劝谏君主，论辩于人，理胜则事明，气忿则招拂。
孔子说：臣贤于君就辅助君主做他不能做的，伊尹对于太甲，周公对于成王，诸葛亮对于刘禅就是这样。臣不及君，就赞助他罢了。
孔子说：君子侍奉君主，得不到他的心就尽他的诚意，来感发他的意志罢了。诚意积累而行动，那么即使昏蒙也可以开启，即使柔弱也可以辅助，即使不正也可以纠正。古代的人侍奉庸君常主而能实行他的道的，是因为自己的诚意上达而他的君主相信得很笃实。管仲辅佐齐桓公，诸葛亮辅佐后主就是这样。
有人问：陈平在封诸吕为王时为什么不劝谏？回答说：王陵在朝廷争辩不被听从，就辞去职位，陈平自己估计再劝谏未必不激怒吕氏。汉朝初年君臣只凭智力相胜。胜者做君主，他的臣子不是心里悦服而臣事他的。在封诸吕为王时要求陈平以死守节，难道肯苟且去死吗？
孔子说：士方在下位自己进身而求见君主，没有信任而任用他的。古代的君子，一定等待上面致敬尽礼然后前往，不是想抬高自己以为大，大概是尊德乐道的诚意不这样，不足以有所作为罢了。
有人说：屯卦九五说屯其膏，那么人君也有屯吗？孔子说：不是说他的名位有损失，号令有所不行，德泽有所不下，威权离开自己而不察觉，所收如鲁昭公、高贵乡公就是这样。有人不能克制他的忿怒，起来迅速纠正，那就是导致凶险的道路。只有盘庚周宣王吧！修德用贤，追效先王的政令，而诸侯再次朝见。大概是用道逐渐达到，不用暴力来做。像唐朝的僖宗、昭宗就是这样，安然不做，直到屯极，就只有灭亡罢了。
过去有典，选择他的儿子应当迁官，而坚决不
迁者，其心本自以为公，而不知乃所以为私也。或曰：古者直道而行，于嫌有所不避，后世人伪竞生，是以不免耳。
译被贬谪的人，内心原本自以为公正，却不知道这正是他追求私利的表现。有人问：古人秉持正道行事，对于嫌疑之事并不回避，后来世人虚伪欺诈竞相产生，因此才不免于嫌疑罢了。
子曰：非无时也。时者，人之所为。盖无其人耳。
子曰：择才而用虽在君，以身许国则在己。道合而后进，得正则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终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礼而后出者，以此。
子曰：事君者，知人主不当自圣，则不为谄谀之言。知人臣义无私交，则不为阿党之计。
或问：臣子加谥于君父，当极其美，有诸？曰：正终，大事也。加君父以不正之谥，知忠孝者不为也。
子曰：人臣之义，位愈高而思所以报国者当愈勤。饥则为用，饱则飞去，是以鹰犬自期也。曾是之谓爱身乎？
或谓：礼局设官，地清而职闲，可居也。子曰：朝廷举动一违礼，则礼官当任其责，安得谓之闲？
或曰：未有大臣如介甫得君者。子曰：介甫自知之。其求去自表于上曰：忠不足取信，事事待于自明。使君臣之契果深，而有是言乎？
子曰：君贵明，不贵察。臣贵正，不贵权。
子曰：君子不轻天下而重其身，不轻其身而重天下。凡为其所当为，不为其所不可为者而已。
或问：孔子事君尽礼而人以为谄，异矣！谄何疑于尽礼？子曰：当时事君者，于礼不能尽也。故以讥圣人，非孔子而言，必曰小人以为谄也。孔子曰：人以为谄而已，圣人道大德宏，故其言如此。
子进讲，至南容三复白圭，中侍谓讲至南字请隐之，子不听。讲毕，进曰：人君居兆人之上，处天下之尊，只惧怕人过为崇奉，以生骄慢之心，此皆近习谄媚以养之耳。昔仁宗之世，宫嫔谓正月为初月，易蒸饼曰炊饼，皆此类。天下至今以为非嫌名、旧名，请勿复讳也。翌日，孙觉讲曰：子畏于正。子曰：以讳之故，独无地名可称也。谓畏于正，此何义也？
司马温公、吕申公、韩康公上子行义于朝，遂命以官，典西都之教。子辞不听，又辞曰：上嗣位之初，方图大治，首拔一人于亩，亩之中宜得英材，使天下耸动，知朝廷之急贤也。今乃使庸常之人，则天下何望？后世何观？朝廷之举何为？臣之受也何义？臣虽至愚，敢贪宠禄以速戾于厥躬？是以罔虞刑威，而必尽其说，愿陛下广知人之明，以照四方，充取臣之心，以求真贤。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虽圣贤，亦将为陛下出矣。况如臣者，何足道哉？
又不听，而召之，至京师，且使校雠馆阁。子以布衣造朝也，则曰：草莱之臣，蒙召而至，未见君，先受命，非礼也。既见于庭，又命之陛对，遂有讲筵之除。
子退而上疏曰：知人则哲，尧舜所难。臣进对于倾刻之间，陛下见臣，何者而遽加擢任也。今之用臣，盖非常之举，必将责其报，效此天下之所观听也。苟或不然，则失望于今，而贻笑于后，可不谨哉？臣请有所言焉。古之人守成业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则由乎周公。周公之辅成王也，幼而习之，所见必正事，所闻必正言，左右前后皆正人，故习与性长，化与心成。今陛下春秋方富，辅养之道不可不至也。所谓辅养之道，非所谓告诏以言，过而后谏也。尤在涵养熏陶之而已矣。今夫一日之间接贤士大夫之时多，亲寺人宦官之时少，则气质自化，德器自成。臣欲谨选贤德之士，以侍劝讲。讲读既罢，常留以备访问，从容燕语，不独渐磨德义，至于人情、物态、稼穑艰难，日积既久，自然通达。比之深处宫闱，为益多矣。夫传德义者，在乎防闻见之非。节嗜欲之过，保身体者，在乎适起居之宜。存畏谨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选老成重厚之人，服饰器用，皆须朴实之物。俾华巧靡丽不至于前，浅俗之言不入于耳。凡动作言语，必使劝讲者知之，庶几随事针规，应时谏正。调护圣躬，莫过乎此矣。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惧，而莫敢仰视，万方崇奉而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义，所养如此，其成则中常之君，无不骄肆英明之主，自然满假。此古今同患，治乱所由也。所以周公告成王，称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惧为首
译孔子说：并非没有合适的时机。时机，是人所造就的。大概是没有合适的人罢了。
孔子说：选拔人才而任用，虽然在于君主；但以身许国，则在于自己。道义相合而后出仕，得到正道就吉祥了。急切地寻求被赏识的人，最终必定会失去自我，这不是君子自重之道。所以伊尹、诸葛武侯救世的心志并非不迫切，但一定要等到君主以礼相待而后出山，原因就在于此。
孔子说：侍奉君主的人，知道君主不应当自认为圣明，就不会说谄媚阿谀的话。知道臣子的道义在于没有私下的交结，就不会做结党营私的打算。
有人问：臣子给君主、父亲加上谥号，应当极力赞美，有这回事吗？回答说：确定终身的定论，是大事。给君主、父亲加上不公正的谥号，懂得忠孝的人是不会做的。
孔子说：臣子的道义，地位越高，思考如何报效国家就应当越勤勉。饿了就出来效力，饱了就飞走，这是把自己当作鹰犬看待。这难道可以说是爱惜自身吗？
有人说：礼局设置的官职，地位清高而职务清闲，可以担任。孔子说：朝廷的举动一旦违背礼制，那么礼官就应当承担责任，怎么能说它清闲呢？
有人说：没有大臣像王安石那样得到君主的信任。孔子说：王安石自己知道。他请求离职，向皇上表白说：忠诚不足以取信，事事都要自己辩白。如果君臣之间的契合果真深厚，会有这样的话吗？
孔子说：君主贵在明察，不贵在苛察。臣子贵在正直，不贵在权变。
孔子说：君子不轻视天下而看重自身，也不轻视自身而看重天下。凡是做应当做的事，不做不可做的事罢了。
有人问：孔子侍奉君主竭尽礼数，而人们认为这是谄媚，奇怪啊！谄媚怎么会怀疑竭尽礼数呢？孔子说：当时侍奉君主的人，对于礼数不能竭尽。所以用这话讥讽圣人，如果不是孔子说，一定会说是小人认为这是谄媚。孔子说：人们认为这是谄媚罢了，圣人道义宏大，所以他的话是这样。
先生进宫讲经，讲到“南容三复白圭”时，中侍说讲到“南”字时请避讳，先生不听。讲完后，进言说：人君居于万民之上，处在天下最尊贵的地位，只惧怕人们过分奉承，从而产生骄慢之心，这都是亲近的侍从谄媚奉养造成的。从前仁宗在位时，宫中的嫔妃把正月称为初月，把蒸饼改称为炊饼，都是这类事情。天下至今认为这些不是嫌名、旧名，请求不再避讳。第二天，孙觉讲经说：孔子在畏地受到威胁。先生说：因为避讳的缘故，难道没有地名可以称呼吗？说在畏地受到威胁，这是什么意思呢？
司马温公、吕申公、韩康公向朝廷呈上先生的德行义举，于是任命先生为官，主管西都的教育。先生推辞不被允许，又推辞说：皇上即位之初，正图谋大治，首先从田野中提拔一人，田野之中应当得到英才，使天下震动，知道朝廷急于求贤。现在却让平庸之人担任，那么天下还有什么指望？后世有什么观感？朝廷的举动有什么意义？臣子接受任命有什么道义？臣子即使愚笨至极，怎敢贪图宠禄而招致自身的罪过？因此我不顾刑罚的威严，一定要尽述我的意见，希望陛下扩大知人的明察，以照亮四方，充实采纳臣子的心意，以求得真正的贤才。用正确的方法寻求，用正道等待。即使是圣贤，也将会为陛下出山。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哪里值得称道呢？
又不被允许，于是召先生进京，到达京城，并且让先生校勘馆阁书籍。先生以布衣身份进入朝廷，就说：草野之臣，蒙受召见而至，未见君主，先接受任命，不符合礼制。已经在庭中拜见，又命令在殿阶前应对，于是有了讲筵的任命。
先生退下后上疏说：了解人就是明智，这是尧舜都难以做到的。臣子在片刻之间进见应对，陛下看到臣子，凭借什么就突然提拔任用呢？现在任用臣子，大概是破格的举动，必将要求他有所回报，这是天下所观看倾听的。如果不然，那么现在就会失望，而留给后人嘲笑，能不谨慎吗？臣子有话想说。古代人守住基业而达到盛世治理的，没有比周成王更好的，他之所以成就德行，是因为周公。周公辅佐成王，从小让他学习，所见的一定是正事，所闻的一定是正言，左右前后都是正直的人，所以习惯与本性一同生长，教化与内心一同形成。现在陛下正值壮年，辅佐养育的道理不可不周到。所谓辅佐养育的道理，不是所谓用言语告诫，有过错后再劝谏。尤其在于涵养熏陶罢了。现在一天之中接触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的时间少，那么气质自然变化，德器自然形成。臣子想要谨慎选择贤德之士，来侍奉劝谏讲论。讲读完毕后，常常留下以备咨询，从容闲谈，不仅逐渐磨砺道德义理，至于人情、物态、耕种艰难，日积月累久了，自然通达。比起深居宫闱，益处多多了。传授道德义理，在于防止听闻见闻的不当。节制嗜欲的过度，保养身体，在于适宜起居。保持敬畏谨慎之心，所以左右近侍，应当选择老成厚重的人，服饰器用，都必须是朴实之物。使华丽巧饰靡丽之物不到眼前，浅俗之言不入耳中。凡是动作言语，一定要让劝讲的人知道，希望随时针砭规劝，应时谏正。调护圣上身体，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人君居于崇高的地位，掌握威福的权柄，百官畏惧，而不敢仰视，万方崇奉而所欲必得。如果不是懂得道义敬畏，这样养育，其成就不过是中等的君主，无不骄横放肆；英明的君主，自然自满自足。这是古今共同的祸患，治乱由此产生。所以周公告诫成王，称颂前王的德行，以恭敬敬畏为首
云。夫儒者得以经术，进说于人君，言听则志行，自昔抱道之士，孰不愿之？顾恨弗获。然自古君臣道合，靡不由至诚感通，信以发志。臣也，道未行于室家，善未孚于乡党，而何足以动人主之心乎？苟不度其诚之未至，而姑善辞说于进退之间，为一时之观，则可矣。必欲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久而无斁，臣知其不可也。是以欲进而思义，喜时以愧己。夫海宇至广，贤俊非一人，愿博谋群臣，旁加收择，期得出类之贤，置诸左右，辅成圣德，则为宗社生灵之福矣。
译说。儒家学者凭借经术向君主进言，言论被采纳则志向得以施行，自古以来怀抱道义的人士，谁不愿意这样呢？只是遗憾未能实现。然而自古君臣道义相合，没有不是由至诚之心相互感通，以诚信激发志向的。臣下如果在家庭之中道义尚未施行，善行尚未被乡里信服，又凭什么打动君主的心呢？如果不衡量自己诚意尚未达到，却在进退之间姑且用美好的言辞来取悦，以博取一时的观感，那还可以。但如果想要通达于神明，光辉照耀四海，长久而不厌倦，臣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想要进身时思考道义，在喜悦之时以羞愧反省自己。天下极其广阔，贤能俊杰不止一人，希望广泛征求群臣的意见，多方考察选拔，期望能选出超群的贤才，安置在君主身边，辅佐成就圣明的德行，这就是宗庙和百姓的福气了。
久之，意有不合，上书太后曰：臣鄙人也，少不喜进取，以读书求道为事，于兹几三十年。昔在两朝，累为当涂者荐扬臣，于是时自顾道学之不足，不愿仕也。及上嗣位，陛下临朝，大臣仰体求贤，愿治之心，搜扬岩穴。首及微臣，以为召而不往，子思孟轲则可。盖二人者，处宾师之位不往，所以规其君也。如微臣贱食土之毛为王民，召而不至，则邦有常宪矣。是以奔走承命。甫至阙庭之外，又有馆职之除。方且表辞，遂蒙赐对。臣于是时，尚未有意于仕也。进至帘陛，咫尺天光，未尝一言及于朝政，陛下视臣，岂求进者哉？既而亲奉玉音，擢置经筵，事出望外，惘然惊惕。臣于斯时，虽以不才而辞，然许国之心已萌矣。辞不获命，于是服勤厥职。夫性朴而言拙，臣之所短也。若夫爱上之心、事上之礼、告上之道，则不敢不尽也。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开纳忠言，委用耆德，直欲举太平，不止于因循苟安而已。苟能日谨一日，天下之事，诚不足虑。而方今所谓至急，为长久之计，则莫若辅养上德。历观前古成就幼主，莫备于周公，为万世之法。愿陛下扩高世之见，以圣人之言为必可信，以先王之道为必可行，勿狃滞于近规，勿迁惑于众口，然后知周公诚不我欺也。考之《立政》之书，其言常伯常任之尊，与缀衣虎贲之贱，同以为戒。要在得人以为知恤者，鲜也。终篇反复，惟此一事而已。夫仆臣正，厥后克圣。左右侍御仆从，罔非正人，旦夕承弼，然后起居出入无违礼也。发号施令，无不善也。后世不复如此，知此以谓人主就学，所以涉书史，览古今也。夫此一端而已。苟曰如是而足，则能文。官人可以备，劝讲知书，内侍可以充辅导。又何必置官设职，求贤德之士哉？自古帝王才质鲜不过人，然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辅养不得其道，而势位使之然也。臣服职以来，六侍扆御，但见诸臣拱手默坐，当讲说者疏立案旁，解释数行，则已肃退。如此，虽弥年积岁，所益几何也？亦已异于周公辅成王之道矣。或以谓上方冲幼，宜尔者。不知本之论也。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学之法，以豫为先。盖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则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者。日复一日，虽有谗说摇惑，不能入也。若为之不豫，及乎稍长，私虑偏好生于内，众口辨言铄于外，欲其纯全，不可得已。故所急在先，而不忧其太早也。或又曰：圣上天资至美，自无违道，则尤非也。莫圣于禹，而益以丹朱傲游慢虐为之戒，禹岂不知是也？以唐太宗之聪睿，躬历艰难，力平祸乱，年亦长矣，其始也，恶隋炀帝之侈丽，毁其层观。未六七年，乃欲治干阳殿矣。人心奚常之有所以圣贤，处崇高之位，当盛明之际，不忘规戒，为虑至深远也。况幼冲之君，而可懈于闲邪拂违之道乎？夫开发之道有方，而朋习之益至切。夫学，悦而后入，宜使上心泰而体舒，然后有所悦怿。今也，前对大臣，动虞违谬，一言之出，史必书之。非所以逊人主之志而乐于学也。凡侍讲读，皆使兼视他职，比于辅导，则弗专矣。夫告于人者，非积其诚意则不能感发。古人以蒲卢喻教，谓以诚化也。今夫钟，怒而击之，则声武；悲而击之，则声哀。诚意之入也。其于人亦犹是矣。若使营营于职事，纷纷于心思，及至上前，然后责功于简册，望化于颊舌，不亦浅乎？道衰学废，世不得闻此言也久矣。虽闻之，必笑之，以为迂且诞也。陛下高识远见，当蒙鉴采。圣学不传，臣幸得之于遗经，不自量度，方且区区，驾其说于学，以示天下。后世不虞，幸会得备，讲说于人主之侧，诚使臣得以所学上沃帝听，则圣人之道有可行之望，岂特臣之幸哉？
神宗首召伯淳，首访致治之要。子对曰：君道稽古，正学明善恶之归，辨忠邪之分，晓然趋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上曰：定志之道如何？子对曰：正心诚意，择善而固执之也。夫义理不先定，则多
译过了很久，心中有些不合意，便上书给太后说：臣是卑贱之人，年少时不喜欢追求功名进取，以读书求道为事业，到现在几乎三十年了。从前在两朝，屡次被当权者推荐赞扬，那时自顾道学修养不足，不愿做官。等到皇上继承皇位，陛下临朝听政，大臣们仰体求贤愿治的心意，搜罗举荐隐居之士。首先涉及到微臣，认为如果召见而不去，只有子思、孟轲才可以。大概这两个人，处于宾客老师的地位而不去，是用来规劝他们的君主的。像微臣这样吃着土地所产的粮食，作为王室的百姓，召见而不到，那么国家就有常法了。因此奔走承命。刚到宫阙之外，又有馆职的任命。正打算上表推辞，就蒙受赐对。臣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做官的意思。进至帘前台阶，近在咫尺，未尝一言涉及朝政，陛下看臣，难道是求进的人吗？不久亲自奉承玉音，提拔安置在经筵，事情出乎意料之外，惘然惊惧。臣在这个时候，虽然以不才推辞，然而报效国家的心意已经萌发了。推辞不被允许，于是勤勉地履行职务。天性朴实而言语笨拙，是臣的短处。至于爱戴君主的心意、侍奉君主的礼节、告谏君主的方法，则不敢不尽力。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开纳忠言，委任任用年高德劭之人，直欲实现太平，不止于因循苟安而已。如果能够一天比一天谨慎，天下的事情，确实不值得忧虑。而当今所谓最紧急的，为长久之计，则没有比辅养君主德行更重要的了。纵观前古成就幼主，没有比周公更完备的，成为万世的法则。希望陛下扩大高世的见识，以圣人的言论为必定可信，以先王的道义为必定可行，不要拘泥于近世的规制，不要迁就惑乱于众人的口舌，然后才知道周公确实没有欺骗我。考查《立政》一书，其中说常伯常任的尊贵，与缀衣虎贲的低贱，同样作为警戒。关键在于得到人作为知恤者，很少。终篇反复，只有这一件事而已。仆臣正直，君主才能圣明。左右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早晚承弼，然后起居出入没有违背礼制的。发号施令，没有不善的。后世不再这样，知道这认为君主就学，所以涉猎书史，阅览古今。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已。如果说这样就够了，那么能文的官人可以备，劝讲知书的内侍可以充辅导。又何必设置官职，寻求贤德之士呢？自古帝王才质很少不过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最少，这是什么原因呢？都是辅养不得其道，而势位使之然也。臣任职以来，六次侍奉御前，只见各位大臣拱手默坐，当讲说者疏立案旁，解释数行，就肃然退下。这样，即使多年积岁，所益几何呢？也已经不同于周公辅成王之道了。有人认为皇上年幼，应该这样。不知道本之论也。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所以大学之法，以豫为先。大概人的幼年，智愚未有所主，则应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者。日复一日，虽有谗说摇惑，不能入也。如果不预先为之，等到稍长，私虑偏好生于内，众口辨言铄于外，想要其纯全，不可得已。所以所急在先，而不忧其太早也。又有人说：圣上天资至美，自无违道，则尤非也。莫圣于禹，而益以丹朱傲游慢虐为之戒，禹岂不知是也？以唐太宗之聪睿，躬历艰难，力平祸乱，年亦长矣，其始也，恶隋炀帝之侈丽，毁其层观。未六七年，乃欲治干阳殿矣。人心奚常之有所以圣贤，处崇高之位，当盛明之际，不忘规戒，为虑至深远也。况且幼冲之君，而可懈于闲邪拂违之道乎？开发之道有方，而朋习之益至切。夫学，悦而后入，宜使上心泰而体舒，然后有所悦怿。现在，前对大臣，动虞违谬，一言之出，史必书之。这不是用来逊人主之志而乐于学也。凡侍讲读，皆使兼视他职，比于辅导，则弗专矣。夫告于人者，非积其诚意则不能感发。古人以蒲卢喻教，谓以诚化也。现在钟，怒而击之，则声武；悲而击之，则声哀。诚意之入也。其于人亦犹是矣。如果使营营于职事，纷纷于心思，及至上前，然后责功于简册，望化于颊舌，不亦浅乎？道衰学废，世不得闻此言也久矣。虽然听到，必笑之，以为迂且诞也。陛下高识远见，当蒙鉴采。圣学不传，臣幸得之于遗经，不自量度，方且区区，驾其说于学，以示天下。后世不虞，幸会得备，讲说于人主之侧，诚使臣得以所学上沃帝听，则圣人之道有可行之望，岂特臣之幸哉？
神宗首先召见伯淳，首先访问致治之要。子回答说：君道稽古，正学明善恶之归，辨忠邪之分，晓然趋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皇上说：定志之道如何？子回答说：正心诚意，择善而固执之也。夫义理不先定，则多
听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则守善而或移。必也以圣人之训我必当从，以先王之治为必可法，不为后世驳杂之政所牵滞，不为流俗因循之论所迁改。信道极于笃，自知极于明。去邪勿疑，任贤勿贰，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后已也。然患常生于忽微，而志亦戒乎渐习。故古之人君虽从容燕闲，必有诵训箴谏，左右前后罔匪正人，辅成德业。臣愿尊礼老成，访求儒学之士，不必劳以官职，俾目亲便座讲论道义，又博延俊彦陪侍，法从朝夕，延见讲磨治体，则睿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益偷薄，末俗哓哓，无复廉耻，盖亦尊德乐义之风未孚，而笃诚忠厚之化尚郁也。惟陛下稽圣人之训，法先王之治，体干刚健而方行之，则天下之幸。上嘉纳之。
译耳闻容易迷惑，意志若不先确立，那么坚守善道也会动摇。一定要以圣人的教诲为必须遵从的准则，以先王的治理为必须效法的榜样，不被后世驳杂的政治所牵制，不被流俗因循的言论所改变。对道的信念极其坚定，对自我的认知极其明晰。摒弃邪说毫不迟疑，任用贤才没有二心，务必期望达到像夏商周三代那样隆盛的治世才停止。然而祸患常常产生于细微之处，意志也要警惕于逐渐形成的习惯。所以古代的君主即使在安逸闲暇之时，也必定有诵读训诫、规劝谏言，身边前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辅助成就德行功业。臣希望陛下尊重礼遇老成之人，访求儒学之士，不必用官职劳烦他们，使他们能亲近御座讲论道义，又广泛延请杰出人才陪侍，效法从前朝夕相见、研讨治国根本的做法，那么智慧会更加明达，王道就能充分实现了。如今天下风气衰颓，日益苟且轻薄，末世的议论喧哗，不再有廉耻之心，大概是因为尊崇道德、喜爱道义的风气尚未普及，而笃实诚信、忠厚仁爱的教化仍然郁结不通。希望陛下考察圣人的教诲，效法先王的治理，体现刚健中正的品德并付诸实践，那就是天下的幸运了。皇上赞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明道告神宗曰：人主当防未萌之欲。上拱手前坐，曰：当为卿戒之。因论人才。上曰：朕未之见也。曰：陛下奈何轻天下之士？上耸然曰：朕不敢。
明道之未为台谏也，察荆公已信用矣。明道每进见，必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未尝一言及功利。上始疑其迂阔而礼貌不少替也。一日，极论治道，上敛容谢曰：此尧舜之事也，朕何敢当？明道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上益敬之。荆公画策寖行，子意多不合，令出有不便者，即论奏之，其尤有益则论大臣不同心，谓小臣预大计，谓青苗收二分之息，谓鬻祠部度牒良民为僧，谓民情怨咨而公论壅遏，谓兴利之臣日进而尚德之风寖衰。上不敢用，子遂以罪去。
明道补外官，入辞。上犹眷眷问政。他日，明道曰：当是时吾不能感动君心，顾吾学未至，德未成也。虽然，河滨之人捧土塞孟津，亦复可笑，人力不胜，以至于今，岂非命哉？
卷九心性篇
刘安节问：心有限量乎？曰：天下无性外之物。以有限量之形气，用之不以其道，安能广大其心也？心则性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所主为心，实一道也。通乎道，则何限量之有。必曰有限量，是性外有物也。
子曰：耳目能视听，而不能远者，气有限也。心无远近。
子曰：占出于自然之理，声发于自然之气。听声者知其资之善恶，善卜者知其人之姓氏。是一道也。
子曰：论性而不及气，则不备。论气而不及性，则不明。
子曰：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未应不为先，已应不为后，如百寻之木，本根枝叶则一气也。若曰高明之极无形可见，必也。形诸轨辙之间，非也。高明之极，轨辙之间，皆一贯耳。
子曰：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待于见闻。
子曰：告子言生之谓性，通人物而言之也。孟子道性善，极本原而语之也。生之谓性，其言是也。然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牛有牛之性，马有马之性，而告子一之，则不可也。使孟子不申问，告子不嗣说，乌知告子之未知义，孟子为知言。
子曰：凡物既散，则尽。未有能复归本原之地也。造化不穷，盖生气也。近取诸身于出入息气，见阖辟往来之理。呼气既往，往则不返，非吸既往之气而后为呼也。
子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之可闻，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命在人则谓之性，其用无穷，则谓之神，一而已矣。
或问：性与天道是诚不可得而闻乎？子曰：可自得之而不可以言传也。
他日，谢良佐曰：子贡即夫子之文章而知性与天道矣。使其不闻，又安能言之？夫子可谓善言，子贡可谓善听。
子曰：人心必有所止。无止则听于物。惟物之听，何所往而不妄也？或曰：心在我。既已入于妄矣，将谁使之？子曰：心实使之。
子曰：视听言动，身之用也。由中而应乎外，制乎外所以养其中也。
子曰：心本至虚，必应物无迹也。蔽交于前，其中则迁。故视听言动，必复于礼，制于外，所以安其中也，久则诚矣。
张子曰：性通极于无。气其一物尔。命同禀于性，遇其适然尔。力行不至，难以语性，可以言气。行同报异，难以语命，可以言遇也。
或问：命与遇异乎？子曰：遇不遇即命也。
曰：长平死者四十万，其命齐乎？子曰：遇白起则命也。有如四海九州岛之人，同日而死也，则亦常事尔。世之人以为是骇然耳，所见少也。
或问：韩文公、杨雄言性如何？子曰：其所言者才耳。
或问：尽心之道，岂谓有恻隐之心而尽乎恻隐，有羞恶之心而尽乎羞恶也？子曰：尽则无不尽。苟一一而尽之，乌乎而能尽？
韩侍郎曰：凡人视听言动，不免幻妄者，盖性之本不善也。子哂之曰：谓性不善者，则求一善性而易之可。
子曰：君子虑及天下，后世不止乎一身者，穷理而不尽性也。小人以一朝之忿，曾身之不惶恤，非其性之尽也。
子曰：天
译明道对神宗说：“君主应当防范尚未萌发的私欲。”神宗拱手向前移动座位，说：“我应当以你的话为警戒。”于是谈论人才。神宗说：“朕没有见到这样的人才。”明道说：“陛下为何轻视天下的士人？”神宗惊惧地说：“朕不敢。”
明道尚未担任台谏官时，观察到王安石已经被信用。明道每次进见，必定陈述君道以真诚仁爱为根本，不曾有一句话涉及功利。神宗起初怀疑他迂腐空阔，但礼遇态度没有丝毫减退。一天，极力讨论治国之道，神宗收敛神色谢罪说：“这是尧舜那样的事，朕怎敢担当？”明道脸色变得严肃说：“陛下这话，不是天下的福分。”神宗更加敬重他。王安石谋划的策略逐渐施行，明道大多不赞同，政令颁布有不便之处，就立即上奏议论，其中尤其有益的，就议论大臣不齐心，说小臣参与重大决策，说青苗法收取二分利息，说出售祠部度牒使良民出家为僧，说民情怨恨叹息而公正的舆论被堵塞，说兴办利事的臣子一天天进用而崇尚德行的风气逐渐衰微。神宗不敢采纳，明道于是因获罪离任。
明道补任外官，入宫辞行。神宗仍然眷恋地询问政事。另一天，明道说：“当时我不能感动君主的心，只是我的学问未达到，德行未成就罢了。虽然如此，河边的百姓捧土去堵塞孟津，也很可笑，人力不能胜任，以至于今天，难道不是天命吗？”
卷九心性篇
刘安节问：“心有限量吗？”明道说：“天下没有本性之外的东西。用有限量的形体和气，如果不按照正道使用，怎能扩大心呢？心就是性，在天称为命，在人称为性，所主宰的称为心，实际上是一条道。通达于道，那么有什么限量呢？如果一定说有有限量，那就是本性之外还有东西了。”
明道说：“耳目能看能听，但不能看得远听得远，是因为气有限量。心没有远近。”
明道说：“占卜出于自然的道理，声音发自自然的气。听声音的人知道其资质的善恶，善于占卜的人知道人的姓氏。这是一条道。”
明道说：“谈论本性而不涉及气，就不完备。谈论气而不涉及本性，就不明晰。”
明道说：“冲淡虚无没有迹象，而万事万物森然显现。未感应时不成为先，已感应时不成为后，如同百寻高的树木，根本枝叶都是一气。如果说高明的极致无形可见，必然如此。说体现在轨辙之间，不对。高明的极致，轨辙之间，都是一贯的。”
明道说：“见闻的知识，是事物接触而知道的，不是德性所知道的。德性所知道的，不依赖于见闻。”
明道说：“告子说生来就是性，是通人物而言的。孟子说性善，是推究本源而言的。生来就是性，这话是对的。然而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牛有牛之性，马有马之性，而告子把它们混为一谈，就不对了。假使孟子不追问，告子不接着说，怎么知道告子不知道义，孟子善于辨别言辞呢。”
明道说：“凡是事物既然消散，就尽了。没有能再回归本源之地的。造化无穷，是因为生气。就近取之于身体的出入呼吸之气，看见开合往来的道理。呼气已经出去，出去就不返回，不是吸入已经出去的气然后才呼气。”
明道说：“上天的承载，无声无臭可以听闻，它的本体称为易，它的道理称为道，它的命令在人称为性，它的作用无穷，称为神，只是一个而已。”
有人问：“性与天道是真的不能听闻吗？”明道说：“可以自得而不能通过言语传达。”
另一天，谢良佐说：“子贡通过孔子的文章就知道性与天道了。假使他没听闻，又怎能说出来？孔子可以说善于言说，子贡可以说善于倾听。”
明道说：“人心必定有所止息。没有止息就听任外物。只听任外物，到哪里不妄为呢？有人说：心在我。既然已经陷入妄为，将是谁使之呢？明道说：心确实使之。”
明道说：“视听言动，是身体的作用。从内心应对外物，制约外物是用来涵养内心的。”
明道说：“心本来至虚，必定应对外物没有痕迹。遮蔽交加于前，内心就会改变。所以视听言动，必定回复到礼，制约外物，用来安定内心，久了就真诚了。”
张载说：“性通达于无。气只是一个东西。命同样禀受于性，遇到适然的情况罢了。努力实行达不到，难以谈论性，可以谈论气。行为相同报答不同，难以谈论命，可以谈论遇。”
有人问：“命与遇不同吗？”明道说：“遇不遇就是命。”
问：“长平战死的四十万人，他们的命一样吗？”明道说：“遇到白起就是命。假如四海九州的人，同一天死去，那也是常事罢了。世人认为这很骇人，是因为所见少了。”
有人问：“韩文公、杨雄谈论性怎么样？”明道说：“他们所谈论的是才。”
有人问：“尽心的道理，难道是说有恻隐之心就尽于恻隐，有羞恶之心就尽于羞恶吗？”明道说：“尽就没有不尽的。如果一一去尽，怎么能尽呢？”
韩侍郎说：“凡是人的视听言动，不免虚幻妄为，是因为本性本来不善。”明道讥笑他说：“说本性不善，那就求一个善的本性来替换它好了。”
明道说：“君子思虑及天下，后世不止于一身，是穷理而不尽性。小人因为一时的愤怒，连自身都不顾惜，不是他的本性尽。”
明道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