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类编卷八 明 张九韶 撰
程子曰:「佛有一个觉之理,可谓敬以直内矣。然无义以方外,其直内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程子曰:「释氏本怖死生为利,岂是公道?惟务上达而无下学,然其上达处,岂有是也?」
或曰:「释氏地狱之类,皆是为下根之人设,此怖令为善。」程子曰:「至诚贯天地人,尚有不化,岂有立伪教而人可化乎?」
程子曰:「学者于释氏之说,直须如淫声美色以逺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矣。」
程子曰:「佛氏不识隂阳昼夜死生古今,安得谓形而上者与圣人同乎?」叶氏曰:「形而上者,性命也;隂阳昼夜死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二气之屈伸。释氏指为轮回为幻妄,则其所谈性命,亦异乎圣人矣。」
谢显道歴举佛说与吾儒同处以问程子,程子曰:「恁地同处虽多,只是本领不是,一齐差却。」
或谓佛之理比吾儒为径,程子曰:「天下果有径理,则仲尼岂欲使学者迂逺而难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求径,则是冒险阻,犯荆棘而已耳。」
程子曰:「道外无物,物外无道。只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亲,即君臣而君臣在所严,以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须臾离也。然则毁人伦,去四大者,其分于道也逺矣。」
程子曰:「圣贤以生死为本分事,无所惧,故不论死生。佛之学为怕死生,故只管说不已。下俗之人,固多惧,易以利动。杨墨之害,今世已无。之道家之说,其害终小。惟佛学,今人人谈之,弥漫滔天,其害无涯。」
程子曰:「释氏之学,不可道。他不知,亦尽极乎髙深。然要之,率归乎自私自利之域。何以言之?天地之间,有生便有死,有乐便有哀。释氏却言免死,齐烦恼,卒归乎自私。老氏之学,更挟些权诈。若言与之,乃意在取之;张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秦之愚黔首,其术盖出于此。」
程子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庄周强要齐物,然而物终不齐也。问:「庄子齐物论如何?」曰:「庄周之意,欲齐物理,物理从来齐,何待庄周而后齐?若齐物形,物形从来不齐,如何齐得?」
程子曰:「庄周言游方之内,游方之外,方何甞有内外?如此,则是道有隔断,内外各是一处也,岂有此理!」
张子曰:「释氏妄意天性,而不知范围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缘天地。明不能尽,则诬天地日月为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虚空之大。此所以语大语小,流遁失中。其过于大也,尘芥六合;其蔽于小也,梦幻人世。谓之穷理可乎?不知穷理而谓之尽性可乎?谓之无不知可乎?尘芥六合,谓天地为有穷也;梦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从也。」
张子曰:「浮图明鬼,谓有识之死受生循环,遂厌苦求免,可谓知鬼乎?以人生为妄见,可谓知人乎?天人一物,輙生取舍,可谓知天乎?孔孟所谓天,彼所谓道,或者指游魂为变为轮回,未之思也。大学当先知天徳,知天徳则知圣人,知鬼神。今浮图剧论,要归必谓死生流转,非得道不免,谓之悟道可乎?自其说炽▯中国,儒者未容窥圣学门墙,已为引取沦胥其间,指为大道,乃其俗达之天下,致善恶、智愚、男女、臧获人人着信。使英才间气,生则溺耳目恬习之事,长则师世儒崇尚之言,遂防然被驱。因谓圣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学而知,故未识圣人心,己谓不必求其迹;未见君子志,己谓不必事其文。此人伦所以不察,庻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徳所以乱。异言满耳,上无礼以防其伪,下无学以稽其弊。自古诐淫邪遁之辞,翕然并兴,一出于佛氏之门者,千五百年。向非独立不惧,精一自信,有大过人之才者,何以正立其间,与之较是非,计得失哉?」
司马公曰:「世俗信浮图,诳诱饭僧,设道场,作水陆,大防冩经,造像,修建塔庙。曰为此者灭弥天罪恶,必生天堂,受诸快乐;不为者必入地狱,剉焼舂磨,受无边波叱之苦。殊不知人生含血气,知痛痒,或剪爪剃发,从而烧斫之,己不知
译程子说:“佛教有一个觉悟的道理,可以说做到了以恭敬来端正内心。然而没有义理来规范外在行为,它用来端正内心的根本,究其本源也是不对的。”
程子说:“佛教徒本来是因为畏惧生死、贪图利益,这难道是公正的道理吗?只追求向上通达而没有向下的学习,然而他们向上通达的地方,难道有正确的道理吗?”
有人问:“佛教所说的地狱之类,都是为根基浅薄的人设立的,用恐惧来促使他们行善。”程子说:“至诚之心贯通天地人,尚且有不能感化的人,难道设立虚假的教义就能感化人吗?”
程子说:“求学的人对于佛教的学说,必须像对待淫靡的声音和美丽的色彩一样远离它,不然就会渐渐地陷入其中。”
程子说:“佛教不了解阴阳、昼夜、生死、古今,怎么能说他们所说的形而上者与圣人相同呢?”叶氏说:“形而上者,是性命;阴阳、昼夜、生死、古今,是天命的流行,阴阳二气的屈伸。佛教把这些指为轮回和虚幻妄诞,那么他们所谈论的性命,也就与圣人的不同了。”
谢显道列举佛教与儒家相同的地方来问程子,程子说:“像这样相同的地方虽然很多,只是根本宗旨不对,全都错了。”
有人说佛教的道理比儒家更直接,程子说:“天下如果有直接的道理,那么孔子难道愿意让求学的人迂回遥远而难以达到吗?所以背离孔子的道而去寻求捷径,那就是冒险阻,闯入荆棘丛罢了。”
程子说:“道之外没有事物,事物之外没有道。只是天地之间,没有哪里不是道。就父子而言,父子在于亲近;就君臣而言,君臣在于严肃;以至于夫妇、长幼、朋友,没有哪一方面不是道。这就是道之所以片刻也不能离开的原因。然而毁弃人伦,抛弃四大(指身体),他们与道的分别就太远了。”
程子说:“圣贤把生死看作本分的事,无所畏惧,所以不谈论生死。佛教的学问是因为害怕生死,所以不停地谈论。世俗之人,本来就多有畏惧,容易因利益而行动。杨朱、墨翟的祸害,当今世上已经没有了。道家的学说,其祸害终究较小。只有佛学,现在人人谈论,弥漫滔天,其祸害没有边际。”
程子说:“佛教的学问,不可说。他们不知道,也穷尽了高深。然而究其根本,大都归于自私自利的领域。怎么说呢?天地之间,有生就有死,有乐就有哀。佛教却说免除死亡,消除烦恼,最终归于自私。老子的学问,更夹杂一些权诈。如果说给予,意在索取;张开,意在收敛;又大意在于愚弄百姓而自己显得明智。秦朝愚弄百姓,其术大概出于此。”
程子说:“事物的不齐一,是事物的实情。”庄子强行要齐一事物,然而事物终究不齐一。问:“庄子的《齐物论》怎么样?”回答说:“庄子的意思,想要齐一事物的道理,事物的道理从来就是齐一的,何待庄子之后才齐一?如果要齐一事物的形体,事物的形体从来就不齐一,怎么齐一得了?”
程子说:“庄子说在方内游,在方外游,方何尝有内外?像这样,那就是道有隔断,内外各是一处,哪有这种道理!”
张载说:“佛教妄意揣测天性,而不知道规范天的作用,反而以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的细微,因缘天地。明察不能穷尽,就诬蔑天地日月为虚幻妄诞,遮蔽天的作用于一身的狭小,沉溺其志向于虚空的广大。这就是所说的语大语小,流遁失中。他们过于大,视六合为尘芥;他们蔽于小,视人世为梦幻。这能叫做穷尽事理吗?不知道穷尽事理而说叫做穷尽本性可以吗?说无所不知可以吗?视六合为尘芥,是说天地有穷尽;视人世为梦幻,是明察不能究其来源。”
张载说:“佛教明察鬼神,说神识死后受生循环,于是厌恶痛苦寻求免除,这能叫做知道鬼神吗?认为人生是妄见,这能叫做知道人吗?天人是一物,却产生取舍,这能叫做知道天吗?孔孟所说的天,他们所说的道,或许指游魂变化为轮回,没有思考过。大学应当先知道天德,知道天德就知道圣人,知道鬼神。现在佛教的剧论,最终必定说生死流转,不得道就不能免除,这能叫做悟道吗?自从他们的学说在中国兴盛,儒者还没有容许窥视圣学的门墙,已经被引诱沦陷其中,指为大道,于是他们的习俗通达天下,致使善恶、智愚、男女、奴婢人人信奉。使得英才间气,生来就沉溺于耳目恬习之事,长大后以世俗儒者崇尚的话为师,于是茫然被驱使。因而说圣人可以不修习而达到,大道可以不学习而知道,所以没有认识圣人的心,已经说不必寻求其踪迹;没有见到君子的志向,已经说不必从事其文辞。这是人伦所以不明了,万物所以不清楚,治理所以被忽视,道德所以混乱的原因。异端之言充满耳朵,上面没有礼来防止其虚伪,下面没有学问来考察其弊端。自古偏颇、淫邪、逃避的言辞,欣然并起,都出于佛教之门,长达一千五百年。如果不是独立不惧,精一自信,有大过人之才的人,怎么能正立其间,与他们较量是非,计算得失呢?”
司马光说:“世俗信奉佛教,欺骗诱导供养僧人,设立道场,作法事,大量抄写经书,铸造佛像,修建塔庙。说做这些能灭弥天罪恶,必定生天堂,享受各种快乐;不做的必定入地狱,遭受切割、焚烧、舂磨,受无边痛苦。却不知道人生含血气,知痛痒,或者剪指甲剃头发,从而烧砍它,自己不知道
苦,况于死者?形神相离,形则入于黄壤,朽腐消灭,与木石等;神则飘若风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烧舂磨,岂复知之?又况佛法未入中国之前,人死而复生者亦有之矣。何故无一人误入地狱,见阎罗等十王治罪?不学者固不足言,读书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
译痛苦,何况对于死去的人呢?形体与精神分离,形体便埋入黄土,腐朽消亡,与木头石头没有区别;精神则像风火一样飘忽不定,不知道去往何处。假使遭受切割、焚烧、舂捣、磨碾等酷刑,难道还能感知吗?更何况在佛法传入中国之前,也有死后复生的例子。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误入地狱,见到阎罗等十王治罪呢?不学习的人固然不必说,那些读书知晓古事的人,也可以由此稍微醒悟了。」
致堂胡氏曰:「佛者,之言其道也。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今夫人之所以为人,异于禽兽者,为其有夫妇、父子、君臣也。兹三者,性邪?非性邪?若以为非性,则佛固人耳,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己也。以为性邪?则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为心也?且自侈其道,以为广大慈悲,无与对者。故毒如蛇虎,微如蚊防,皆所怜悯,损身以饲之,割肉以啖之,无所顾惜。而独于夫妇、父子、君臣,则必断弃除舍,不得与蛇虎、蚊防为比。其广大慈悲,又安在哉!」
问佛老与杨墨之学如何?朱子曰:杨墨之说,犹未足以动人。墨氏谓爱无差等,欲人人皆如至亲,此自难从,故人亦未必信。杨氏一向为我,超然逺举,视营营于利防者皆不足道,此其为说虽甚髙,然亦人难学,未必尽从。杨朱即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辟老氏,不知孟子辟杨墨,则老庄在其中矣。后世佛氏之学,亦出于杨氏,其初如不爱身以济众生之说,虽近墨氏,然此说浅近,未是他深处。后因达摩过来,初见梁武帝,武帝不晓其说,只从事于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说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老庄之说从而附益之,所以其说精妙,然只是不是耳。
问释氏之空与老氏之无同否?朱子曰:「老氏依旧有,如所谓『无欲观其妙,有欲观其徼』是也。若释氏则以天地为幻妄,以四大为假合,则是全无也。」
朱子曰:「老氏欲保全其身,长生不死;释氏又却全不以身为事,自谓别有一物不生不灭。」欧阳公甞言:「老氏贪生,释氏畏死,其说亦好。」气聚则生,气散则死,顺之而已。释老则皆悖之者也。或问:「佛与老庄不同处?」曰:「老庄灭绝伦理,未尽;至佛则人伦灭尽;至禅则义理灭尽。」
朱子曰:「佛初入中国,止说修行,未有许多禅底说话。天下只是这道理,终是走不得。如佛老虽是灭人伦,然自是逃不得。如无父子,他却拜其师为父,以弟子为子,长者为师兄,少者为师弟。但他只防得个假底圣贤,便是存得个真底。」
朱子曰:道家之学出于老子,其所谓三清,盖仿释氏三身而为之耳。佛氏所谓三身:法身者,释迦之本性也;报身者,释迦之徳业也;肉身者,释迦之真身而实有之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为三像而骈列之,则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仿其所为,遂尊老子为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僣逆,莫此为甚。且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报身。设有二像,又非与老子为一,而老子又自为上清太上老君,盖仿释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况庄子明言老聃之死,则聃亦人鬼耳,岂可僣居昊天上帝之上哉?释老之学,尽当毁废。假使不能尽去,则老氏之学,但当自祀其老子、关尹、庄子、列子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阳辈,而天地百神,自当领于天子之祠官,而不当使道家预之,庻乎其可也。
朱子曰:「释氏只四十二章经是古书,余皆中国文士润色成之。维摩经亦南北时作。道家之书,只老子、庄、列及丹经而已。丹经如参同契之类,然已非老氏之学。清净、消灾二经,皆模仿释书而悮者。度人经、生神章,皆杜光庭譔,最鄙俚。是北斗经,苏子瞻作。储祥宫记说后世道者,只是方士之流,其说得之。」
朱子曰:「释老之书,极有髙妙者,句句与吾儒同,但不可将来比方,误煞人事。」因举佛氏之言与吾儒甚相似处,如云:「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他是甚麽様见识?今区区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为他挥下也。
朱子曰:「佛老之说,不待深辨而明,只废三纲五常一事,已是极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说。」
朱子曰:「释氏合下见得一个道理,空虚不实,故要得超脱,尽去物累,方是无漏为佛地位。其他有恶趣者,皆是众生,饿鬼只随顺,有所修为者,犹是菩萨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见得个道理,便实,故首尾与之不合。」
译致堂胡氏说:“佛”这个字,说的是它的道理。它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现在人之所以为人,不同于禽兽的,是因为有夫妇、父子、君臣这三种关系。这三种关系,是人性吗?不是人性吗?如果认为不是人性,那么佛本来也是人,不可能舍弃这三种关系而存在自己。如果认为是人性,那么为什么建立教义,让天下的人舍弃这三种关系作为心呢?并且夸耀自己的道理,认为广大慈悲,没有能比得上的。所以毒如蛇虎,微小如蚊虻,都怜悯它们,损害身体来喂养它们,割肉来给它们吃,无所顾惜。却唯独对于夫妇、父子、君臣,一定要断绝抛弃,不能与蛇虎、蚊虻相比。那广大慈悲,又在哪里呢!
问佛老和杨墨的学说怎么样?朱子说:杨墨的说法,还不足以打动人心。墨家说爱没有差别等级,想要人人都像对待至亲一样,这自然难以遵从,所以人们也不一定相信。杨氏一向为我,超然远举,看待那些为利益奔忙的人都认为不值一提,这种说法虽然很高,但也难以学习,不一定都能遵从。杨朱就是老子的弟子,人们说孟子不批驳老子,不知道孟子批驳杨墨,那么老庄就在其中了。后世的佛家学说,也出于杨氏,起初像不爱惜身体来救济众生的说法,虽然接近墨家,但这种说法浅显,不是它深奥的地方。后来达摩过来,初见梁武帝,武帝不懂他的说法,只从事于因果,于是去面壁九年,只说人心至善,就是如此,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老庄的说法从而附会增益,所以它的说法精妙,但只是不对罢了。
问释氏的空与老氏的无相同吗?朱子说:“老氏依旧有,比如所说的‘无欲观其妙,有欲观其徼’就是如此。如果释氏则认为天地是虚幻妄诞,认为四大是假合,那就是完全没有。”
朱子说:“老氏想要保全自己的身体,长生不死;释氏却完全不以身为事,自认为别有一个不生不灭的东西。”欧阳公曾经说:“老氏贪生,释氏畏死,这种说法也好。”气聚则生,气散则死,顺应它罢了。释老都是违背它的。有人问:“佛与老庄不同的地方?”回答说:“老庄灭绝伦理,还没有尽;到了佛则人伦灭绝;到了禅则义理灭绝。”
朱子说:“佛刚进入中国,只说修行,没有这么多禅的话。天下只是这个道理,终究是走不掉的。比如佛老虽然是灭人伦,但自然是逃不掉的。如果没有父子,他却拜他的师父为父,以弟子为子,年长的为师兄,年幼的为师弟。但他只是防住了一个假的圣贤,就是存住了一个真的。”
朱子说:道家之学出于老子,它所说的三清,大概是模仿释氏三身而做的。佛氏所说的三身:法身,是释迦的本性;报身,是释迦的德业;肉身,是释迦的真身而实际存在的。现在尊崇其教的人,于是分为三像而并列,就已经失去其旨意了。而道家的徒众想要模仿它的做法,于是尊老子为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昊天上帝反坐在其下,悖逆僭越,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玉清元始天尊,既不是老子的法身;太上道君,又不是老子的报身。设有二像,又不是与老子为一,而老子又自为上清太上老君。况且庄子明言老聃的死,那么聃也是人鬼罢了,怎么可以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呢?释老之学,都应当毁废。假使不能完全去除,那么老氏之学,只应当自己祭祀老子、关尹、庄子、列子之类,以及安期生、魏伯阳之辈,而天地百神,自然应当由天子的祠官统领,而不应当让道家参与,这样或许可以。
朱子说:“释氏只有《四十二章经》是古书,其余都是中国文士润色而成的。《维摩经》也是南北朝时作的。道家之书,只有老子、庄、列以及丹经而已。丹经如《参同契》之类,但已经不是老氏之学了。《清净》、《消灾》二经,都是模仿释书而错误的。《度人经》、《生神章》,都是杜光庭撰写的,最鄙陋。《北斗经》,是苏子瞻作的。《储祥宫记》说后世道者,只是方士之流,这种说法是对的。”
朱子说:“释老之书,极有高妙的,句句与我们儒家相同,但不可拿来比较,会大误人事。”于是列举佛氏之言与我们儒家很相似的地方,比如:“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他是什么见识?现在区区小儒,怎么出得了他的手?适宜被他挥斥下去。
朱子说:“佛老之说,不待深辨而明,只废除三纲五常一事,已经是极大的罪名,其他更不用说了。”
朱子说:“释氏一开始就见到一个道理,空虚不实,所以想要超脱,尽去物累,才是无漏为佛的地位。其他有恶趣的,都是众生,饿鬼只随顺,有所修为的,还是菩萨地位,未能作佛。如果我们儒家一开始就见到一个道理,便实,所以首尾与之不合。”
朱子曰:「释氏更不分善恶,只尊向他底便是好人,背他底便入地狱。如此,则若是个杀人的贼,一尊向他便可生天矣。」
译朱熹说:“佛教不分善恶,只要尊崇他们的人就是好人,违背他们的人就下地狱。这样的话,如果是个杀人的贼,只要尊崇他们就能升天了。”
或问:「浮屠氏既不足信,然世间人为恶死,若无地狱治之,彼何所惩?」朱子曰:「且说尧舜三代之世,无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后有浮屠,而为恶者满天下。若为恶者必待死而后治之,则生人立君,乂焉用?」
问佛家言刼数如何?朱子曰:「他亦说天地开辟,但理防不得。其书云,到末刼,人皆小,先为火所烧成刼灰,又为风所吹,又为水所淹,水乂成沫,地自生五谷,天上人自飞下来吃,复成世界。他不识隂阳,便恁地乱道。」
朱子曰:「释氏地、水、火、风之说,粗言之地便是体,水便成魄,火风便是魂。他也是见得这魂魄模样。」
朱子曰:「俗言佛灯,此是气盛而有光,又恐是寳气,又恐是腐叶飞虫之光。」蔡季通去庐山问得,云是腐叶之光。云昔人有以合子合得一团光,来日看之,乃一腐叶。妙喜在一处见,先令人扑之,得一小虫,如蛇样而甚细,仅如布线大。此中有人随汪圣锡到峨眉山,云五更初去看,初布白气,已而有圆光如镜,其中有佛。然其人以手裹头巾,则光中之佛亦裹头巾,则知乃人影耳。今所在有石号菩萨石者,如水精状,于日中照之,便有圆光。想是彼处山中有一物,日初出照见其影,圆而映人影如佛耳。峨眉山看佛,以五更初看。
朱子感兴诗曰:「西方论縁业,卑卑喻羣迷,流▯世代久,梯接凌空虚,顾盼指心性,名言超有无,捷迳一以开,靡然世争趋。」号空不践实,踬彼荆棘涂,谁哉继三圣?为我焚其书。杨庸成曰:佛固西夷之英,盖将以身化其国人,慈悲恻怛,淡泊无欲,布施舍身,粗衣蔬食,凡其动作语言,皆欲以止其国中之乱耳。彼见华夏之人胶胶役役,日以事物婴心,于是鼓其诞说,以解释其迷惑,持作用是性之说,即以为妙道之所存,持无所染着之说,即求以超乎无有之表。世之髙才明智,见其遗去物累,一归于空,靡然从之,反谓西觉之妙胜于吾儒。不知圣人之教,每因人之性而不咈焉,故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皆不可须臾离者。今其言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夫妇,而求所谓清净寂灭者。」其徒桀黠者,又从而广之曰:「但愿空诸所有,不愿实诸所无。」吁!兹非所谓「号空不践实」者欤?
唐太史令傅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逺,汉译胡书,恣其假托。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伪启三涂,谬张六道。遂使愚迷妄求为善,而近名者为善之过也;为恶而近刑者,为恶之过也。惟能不大为善,不大为恶,而但循中以为常,则可以全身而尽年矣。然其为善无近名者,语或似是,而实则不然。盖圣贤之道,但教人以力于为善之实,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尽其为善之力,则其心亦己不公,而入于恶矣。至于为恶无近刑,则尤悖理。夫君子之恶恶,如恶恶臭,非有所畏而不为也。今乃释其不至于犯刑者而窃为之,至于刑祸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计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违茍且之两间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无忌惮亦甚矣。」
▯子曰:「或问人言仙者有诸?」子曰:「吁!吾闻伏羲、神农没,黄帝、尧、舜徂落而死,文王毕,孔子鲁城之北,独子爱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无益子之彚矣。」或曰:「圣人不师仙,厥术异也。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仙人之于天下,耻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实死也。」
谷永曰:「明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万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类。诸背仁义之正道,不遵五经之法言,而盛称竒怪鬼神,广崇祭祀之方,求报无福之祠;及世有仙人,服食不终之药,黄冶变化之术者,皆奸人惑众,挟左道,懐诈伪,以欺罔世主。聴其言,洋洋满耳,若将可遇;求之荡荡,如系风捕景,终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聴,圣人絶而不语。」真氏曰:「谷永此言,足以尽方士欺诡之情
译有人问:“佛教既然不值得相信,但世间人作恶而死,如果没有地狱来惩治他们,他们受到什么惩戒呢?”朱子说:“且说尧舜和三代的时代,没有佛教,却家家都可封赏,天下太平;等到后来有了佛教,作恶的人却遍布天下。如果作恶的人一定要等到死后才惩治他们,那么活着的人设立君主,又有什么用呢?”
问佛家所说的劫数是怎么回事?朱子说:“他们也说天地开辟,但道理讲不通。他们的书上说,到了末劫,人都变小,先被火烧成劫灰,又被风吹,又被水淹,水又结成泡沫,地上自然生出五谷,天上的人自己飞下来吃,又形成世界。他们不懂阴阳,就这样胡乱说。”
朱子说:“释家地、水、火、风的说法,粗略地说地就是形体,水就形成魄,火和风就是魂。他也是看到了这魂魄的样子。”
朱子说:“俗话说的佛灯,这是气盛而有光,又恐怕是宝气,又恐怕是腐烂叶子和飞虫的光。”蔡季通去庐山问得,说是腐烂叶子的光。说从前有人用盒子扣住一团光,第二天看它,竟是一片腐烂的叶子。妙喜在一处看见,先让人扑打它,得到一只小虫,像蛇一样但很细,仅像布线的粗细。这里有人跟随汪圣锡到峨眉山,说五更初去看,起初布满白气,随后有圆光像镜子,其中有佛。然而那人用手裹着头巾,那么光中的佛也裹着头巾,就知道那是人的影子罢了。现在到处有石头叫菩萨石的,像水晶的样子,在阳光下照它,就有圆光。猜想是那里山中有一种东西,太阳刚出来照见它的影子,圆形而映出人的影子像佛罢了。峨眉山看佛,在五更初看。
朱子感兴诗说:“西方论述缘业,低劣地比喻群迷,流传世代久,阶梯接凌空虚,顾盼指心性,名言超越有无,捷径一开,世人争相趋附。”号空不践实,跌倒在荆棘路上,谁来继承三圣?为我烧掉那些书。杨庸成说:佛本是西夷的英才,大概将用自身感化他的国人,慈悲恻隐,淡泊无欲,布施舍身,粗衣淡饭,凡他的动作语言,都想用来制止他国中的动乱罢了。他看见华夏之人忙碌奔波,每天被事物牵动心绪,于是鼓吹他的荒诞言论,来解释他们的迷惑,持作用是性的说法,就认为妙道所在,持无所染着的说法,就求以超乎无有的表象。世上高才明智的人,见他抛弃物累,一归于空,纷纷跟随他,反而说西觉的妙处胜过我们儒家。不知道圣人的教化,总是顺应人的本性而不违背,所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秩序,朋友有信,这些都是片刻不能离开的。现在他说:“一定要抛弃你的君臣关系,去除你的父子关系,禁止你的夫妇关系,而追求所谓的清净寂灭。”他的徒众中桀骜狡诈的人,又从而扩大说:“只愿空掉所有,不愿充实所无。”唉!这不是所谓“号空不践实”吗?
唐太史令傅奕说:“佛在西域,言语妖异路途遥远,汉译胡书,任凭他们假托。使不忠不孝的人,削发而向君亲作揖;游手游食,改换衣服以逃避租赋。虚假地开启三途,错误地张扬六道。于是使愚昧的人妄求为善,而近名的人为善的过错;为恶而近刑的人,为恶的过错。只有能不大为善,不大为恶,而只遵循中道作为常法,就可以保全自身而终天年了。然而为善不近名的人,言语或许似是而非,但实际并非如此。大概圣贤之道,只教人致力于为善的实质,起初不教人求名,也不教人逃名。如果畏惧名声累己,而不敢尽其为善的努力,那么他的心也已不公,而陷入恶了。至于为恶不近刑,则更加违背道理。君子厌恶恶,如厌恶恶臭,不是有所畏惧而不做。现在却释放不至于犯刑的人而偷偷做,至于刑祸所在,巧设途径以避开,而不敢犯。这计私害理,又有甚于此。竟想以其依违苟且的两间作为中道所在而遵循,其无忌惮也甚矣。”
〇子说:“有人问人说仙者有吗?”子说:“唉!我听说伏羲、神农去世,黄帝、尧、舜徂落而死,文王建毕,孔子鲁城之北,独子爱其死吗?非人之所及也。仙亦无益于你的类了。”有人说:“圣人不师仙,其术异也。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不知;仙人之于天下,耻一日不生。说:‘生乎!生乎!’名生而实死也。”
谷永说:“明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道万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类。那些背离仁义的正道,不遵五经的法言,而盛称奇怪鬼神,广崇祭祀之方,求报无福的祠;及世有仙人,服食不终的药,黄冶变化之术者,都是奸人惑众,挟左道,怀诈伪,以欺罔世主。听其言,洋洋满耳,若将可遇;求其荡荡,如系风捕景,终不可得。因此明王拒而不听,圣人绝而不语。”真氏说:“谷永此言,足以尽方士欺诡之情。”
矣。然则永所谓天地之性、万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虽大,万物虽多,其所不能违者,隂阳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而有秋冬焉;旦昼不能常旦昼,而有暮夜焉。阖辟之循环,往来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荣必易之以悴,盛必继之以衰,有终则有始,有死则有生,此万物之情也。天地以体言,故曰性;万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地间,是亦一物耳,而为神仙之学者,则曰:『吾能长生不死』,有是理乎?」
译那么,永所说的天地之性、万物之情,究竟是什么呢?回答说:天地虽然广大,万物虽然众多,它们所不能违背的,不过是阴阳罢了。所以春夏不能永远是春夏,还有秋冬存在;白天不能永远是白天,还有夜晚存在。闭合与开启的循环,去与来的更替,这就是天地之性。繁盛必然被衰败所取代,兴盛必然接着衰败,有终结就有开始,有死亡就有新生,这就是万物之情。天地是从形体方面来说的,所以称为性;万物是从功用方面来说的,所以称为情。人处在天地之间,也不过是万物中的一种罢了,那些修习神仙之道的人却说:“我能长生不死”,有这样的道理吗?
欧阳公曰:「自古有道无仙,而后世之士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无仙而妄学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理也。生而不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不自戕贼夭阏,而尽其天年,此古圣贤之所同也。后世贪生之徒,为养生之术者,无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谓此物不足恃,而反求诸内,于是息虑绝欲,链精气,勤吐纳,専于内守以养其神。其术虽本于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犹愈于肆欲纵情以害其生者,是谓养内之术。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养内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贪生。」
致堂胡氏曰:「夫道,则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犹道路然。得道而尽,惟尧、舜、文王、周公、孔子耳。老聃之言,独善其身,不可与天下共由也,而名之曰道。自汉以来,失之矣。其后乃有飞仙变化之术,丹药符箓之技,祷祠醮祭之法,沉沦鬼狱之论,杂然并兴,皆归于道家者流,岂不逺哉!」
问神仙飞升之说有诸?程子曰:“若谓白日飞升之类,则无;若言居山林间,保形链气以延年益夀,则有之。譬如一炉火,置之风中则易过,置之宻室则难过,有此理也。”又问:“▯子言圣人不师仙,厥术异也。圣人能为此事否?”曰:“此是天地间一贼,若非窃造化之机,岂能延年?使圣人肯为,周孔为之矣。”
人有语导气者,问程子曰:「君亦有术乎?」曰:「吾常夏葛而冬裘,饥食而渇饮,节嗜欲,定心气,如斯而已矣。」
朱子曰:「气久必散,人说神仙,一代说一项。汉世说安期生,其后不复说。唐以来说钟吕,今又不复说。看得来他亦只是养得分外夀考,终久亦不能不散。」
朱子感兴诗曰:「飘飘学仙侣,遗世在云山。盗启元命秘,窃当生死关。金鼎蟠龙虎,三年藏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从之,脱屣谅非难。但恐逆天道,偷生讵能安。」▯山潘氏曰:「此言神仙之流,凭生怖死,盗窃天机,强阳消隂,以为长生不死之计也。夫人之生世,有生有死,乃理之常。吾儒之道,生顺死安,或夀或夭,修身以俟之,何必苦欲偷生于天地间邪?」
真氏曰:「神仙之说,自战国始。燕齐之君,甞求之,不验矣。而秦皇复求之,秦皇求之,不验矣。而汉武复求之。以汉武之髙明英杰,而长生不死之欲一动乎中,遂为方士之所愚惑,犹玩婴儿于股掌之上,岂不异哉!」
真氏曰:「使仙而可求,则汉武得之矣;佛而可求,则梁武得之矣。以二君而无得焉,则知其不可求也,明矣。纵求而得之,裔戎荒幻之教,不可以治华夏;山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国家。况不可求邪?汉武贪仙,而终致虚耗之祸;梁武佞佛,而卒召乱亡之厄。则贪佞之无补也,又明矣。」
鹤林罗氏曰:道家之教,宗老庄,其后乃有神仙、形解、飞升之说,方士炼丹保形之术。然老子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吾既无身,而有何患?」庄子云:「吾恶乎知悦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防而不知归者邪?」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匡牀,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又髑髅谓庄子曰:「子欲闻死之说乎?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矉蹙頞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是老庄之意,以身为赘,以生为苦,以死为乐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长生不死,正与老庄之说背驰矣。佛家所谓「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乃老庄之意也。欧阳公云:「道家乃贪生之论,佛家乃畏死之论。」此盖未甞深考二家之要指也。老庄何甞贪生?瞿昙何甞畏死?贪生畏死之说,仅足以排方士而已。韩文公、欧阳公皆不曽深看佛书,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释氏之防,故其言曰:「佛说尽
译欧阳修说:“自古以来只有大道而没有神仙,后世的士人知道有大道的存在却未能得道,不知道没有神仙却胡乱学习成仙,这是我感到悲哀的。道,是自然的规律。活着而不死,也是自然的规律。用自然的大道来养护自然的性命,不自我残害夭折,从而享尽天然的寿命,这是古代圣贤所共同追求的。后世那些贪恋生命的人,为了养生之术,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吃草木,服金石,吸取日月的精光。又有人认为这些外物不足以依赖,转而向内寻求,于是排除杂念、断绝欲望,炼养精气,勤修吐纳,专一于内守以养护精神。他们的方术虽然源于贪恋生命,但达到极致时,尚且可以保全形体、抵御疾病,这比放纵欲望、伤害生命的人要好,这叫做养内的方术。所以,上等智慧的人顺应自然,次一等的人通过养内来抵御疾病,最下等的人则是妄自揣测而贪恋生命。”
胡寅说:“所谓‘道’,是因为天下人共同遵循而得名,就像道路一样。得道并能穷尽其理的,只有尧、舜、文王、周公、孔子罢了。老子的言论,只是独善其身,不能与天下人共同遵循,却称之为‘道’。自从汉代以来,就偏离了这个本义。后来竟然出现了飞仙变化的方术、丹药符箓的技巧、祈祷祭祀的方法、沉沦鬼狱的理论,杂乱地同时兴起,都归附于道家这一流派,岂不是背离得太远了吗!”
有人问:神仙飞升的说法有根据吗?程颐说:“如果说白日飞升之类的事,那是不存在的;如果说居住在山林之间,保全形体、炼养精气以延年益寿,那是有的。就像一炉火,放在风中容易熄灭,放在密闭的屋子里就不容易熄灭,这是有道理的。”又问:“《易传》说圣人不以神仙为师,因为他们的方术不同。圣人能做这种事吗?”回答说:“这是天地间的一个贼,如果不是窃取造化的机密,怎么能延年益寿?如果圣人肯做,周公、孔子早就做了。”
有人向程颐谈论导引吐纳之术,问程颐说:“您也有方术吗?”回答说:“我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皮裘,饿了就吃,渴了就喝,节制嗜欲,安定心气,如此罢了。”
朱熹说:“气久了必然消散,人们谈论神仙,每一代说一项。汉代说安期生,后来就不再说了。唐代以来说钟离权、吕洞宾,现在也不再说了。看起来他们也只是养得格外长寿,终究也不能不散去。”
朱熹《感兴诗》说:“飘然学仙的伴侣,遗世独立在云山之中。盗取开启元命奥秘的机密,窃取掌管生死的关钥。金鼎中盘绕着龙虎,三年藏养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里生出羽翼。我想前往追随他们,脱去鞋履(指舍弃世俗)确实不难。只怕违背天道,苟且偷生怎能安心。”潘氏说:“这是说神仙这一流派,因为怕死而恐惧,盗窃天机,强行消阴助阳,以此作为长生不死的计策。人活在世上,有生有死,这是常理。我们儒家的道,是生时顺遂,死时安宁,无论长寿还是短命,修身以等待天命,何必苦苦想要偷生在天地之间呢?”
真德秀说:“神仙的说法,从战国时期开始。燕国、齐国的君主曾经寻求过,没有灵验。秦始皇又去寻求,秦始皇寻求,也没有灵验。汉武帝又去寻求。凭借汉武帝的高明英杰,长生不死的欲望一旦在心中萌动,就被方士愚弄迷惑,就像玩弄婴儿在股掌之间一样,难道不奇怪吗!”
真德秀说:“如果神仙可以求得,那么汉武帝就得到了;如果佛可以求得,那么梁武帝就得到了。凭借这两位君主都没有得到,就知道不可求得,这是很明显的。纵然求得,那些荒诞虚幻的夷狄之教,不可以用来治理华夏;山林中枯槁的行为,不可以用来治理国家。何况是不可求得的呢?汉武帝贪求神仙,最终导致虚耗的祸患;梁武帝谄媚佛教,最终招致乱亡的灾祸。那么贪求和谄媚毫无补益,又是很明显的了。”
罗大经说:道家的教义,尊崇老子和庄子,后来才有了神仙、形体解脱、飞升的说法,以及方士炼丹保形的方术。然而老子说:“我有大患,是因为我有身体,我如果没有身体,还有什么祸患?”庄子说:“我怎么知道贪恋生命不是迷惑呢?我怎么知道厌恶死亡不是像幼儿不知道回归母亲怀抱一样呢?”丽姬,是艾地封人的女儿。晋国刚得到她时,她哭泣得泪水沾湿了衣襟;等到她到了晋王那里,与晋王同床共枕,吃着肉食,却后悔当初的哭泣。我怎么知道死去的人不后悔当初祈求生存呢?又有一个骷髅对庄子说:“你想听听关于死亡的说法吗?死后上面没有君主,下面没有臣子,也没有四季的劳碌,安然以天地为春秋,即使是南面称王的快乐,也不能超过它。”庄子说:“我让司命之神恢复你的形体,给你骨肉肌肤,让你回到父母妻子、邻里故交之中,你愿意吗?”骷髅深深皱眉说:“我怎么能放弃南面称王的快乐,再回到人间的劳碌之中呢?”这是老子和庄子的意思,认为身体是多余的,认为生存是痛苦的,认为死亡是快乐的。现在的神仙方士却想要长生不死,正好与老庄的说法背道而驰。佛家所说的‘生灭灭已,寂灭为乐’,才是老庄的意思。欧阳修说:‘道家是贪恋生命的言论,佛家是畏惧死亡的言论。’这大概是没有深入考察两家宗旨的缘故。老子和庄子何曾贪恋生命?释迦牟尼何曾畏惧死亡?贪生畏死的说法,仅仅足以排斥方士罢了。韩愈、欧阳修都没有深入阅读佛书,所以只能攻击其皮毛。只有朱熹早年透彻研究了佛家的奥义,所以他说:‘佛说尽
出老庄。今道家有老庄书不看,尽为释氏窃而用之,却去仿效释氏作经教之属。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寳悉为人盗去,却去收人家破罋破釜。」此论窥见其骨髄矣。唐傅奕亦曰:「佛入中国,孅儿幻夫,摸拟庄老以文饰之。」则古人亦甞有是言矣。右论佛老神仙。愚按:异端之说,首见于《论语》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己。」先儒释之曰:「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谓之如,则非止杨墨二氏而已。盖自夫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丧,而大义乖;邪说横流,异端并起。孟子止辟杨墨,为其惑世之甚也。由孟子之言,而杨墨之道息。韩子推其功,不在禹。下为是故也。自秦汉以来,至于今,佛老之说日新月盛,亦屡有攻之者矣。然攻之暂破而复兴,扑之未灭而愈炽,何也?以其死生祸福之说足以惑人也。故是编独详于佛老神仙,而于杨墨诸子略焉。
译背离了老子和庄子的本意。如今道家有《老子》《庄子》的书却不看,反而被佛教窃取并加以利用,却去模仿佛教制作经教之类的东西。这就像大户人家的子弟,所有的珍宝都被别人盗走了,却去捡拾别人家的破罐破锅。这番议论窥见了问题的骨髓。唐代傅奕也说:“佛教传入中国,那些奸邪之人、幻术之徒,模仿庄子、老子来文饰它。”那么古人也曾有过这样的言论。以上论述佛教、道教和神仙之说。我按:异端邪说,首先见于《论语》,说:“钻研异端邪说,这是有害的。”先儒解释它说:“异端,不是圣人之道而另立一端,比如杨朱、墨翟就是这样。”说“比如”,那么就不只是杨朱、墨翟两家而已。大概自从孔子去世,微言大义就断绝了;七十弟子丧亡,大义就乖离了;邪说横行,异端并起。孟子只辟斥杨朱、墨翟,是因为他们迷惑世人的程度太严重了。由于孟子的言论,杨朱、墨翟的学说才平息。韩愈推崇他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自秦汉以来,直到今天,佛教、道教之说日益兴盛,也有屡次攻击它们的人。然而攻击它们暂时破除却又复兴,扑灭它们未灭反而更加炽盛,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关于生死祸福的说法足以迷惑人。所以这本书唯独详细论述佛教、道教和神仙之说,而对杨朱、墨翟等诸子略写。
顔氏家训曰:「隂阳说云:『辰为水墓,又为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论衡》云:『辰日不哭,哭则重防。』今无教者,辰日有丧不问轻重,举家清谧不敢发声以辞吊客。道书又曰:『晦歌、朔哭,皆当有罪,天夺之算。』丧家朔望,哀感弥深,寜当惜夀又不哭也。」
顔氏曰:「偏傍之书,死有归,杀子孙,逃窜莫肯在家。画尾书符,作诸厌胜,丧出之日,门前然火,户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断汪连。凡如此彼,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弹议所当加也。」
唐太宗以近世隂阳杂书讹伪尤多,命太常博士吕才刋定。才皆为之序,质以经史。其序《宅经》曰:“近世巫觋妄分五姓,如张王为商,武庾为羽,似取谐韵。至于以栁为宫,以赵为角,又复不类。或同出一姓,分属宫商,或复姓数字,莫辨征羽。此则事不稽古,义理乖僻者也。”其序《禄命》曰:“禄命之书,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长平坑卒,未闻共犯三刑;南阳贵族,何必俱当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夀更异。此皆禄命不验之着明者也。”其序《葬书》曰:“古者卜葬,盖以朝市迁变,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谋之▯筮。近代或选年月,或相墓田,以为穷达夀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礼,天子诸侯大夫葬皆有月数,是古人不择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择日也。郑葬简公,司墓之室当路毁之,则朝而窆;不毁则日中而窆。子产不毁,是不择时也。古之葬者,皆于国都之北,兆域有常处,是不择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于擗踊之际,择地选时,以希富贵。或者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尔而对吊客;或云同属忌于临圹,遂吉服不送其亲。伤教败礼,莫斯为甚。”
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恶也。非隂阳家所谓祸福者也。地之美则神灵安,其子孙盛,若培防其根而枝叶茂,理固然矣。地之恶者则反是。然则曷谓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润,草木之茂盛,乃其验也。父祖子孙同气,彼安则此安,彼危则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择地之方位,决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为计,而専以利后为虑,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
司马公曰:「古者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而葬。今五服年月,勅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然世俗信葬师之说,既择年月日时,又择山水形势,以为子孙贫富贵贱贤愚夀夭,尽系于此。而其术又多不同,争论纷纭,无时可决。至有终身不葬,或累世不葬,子孙衰替,忘失处所,遂弃捐不葬者。乃使殡葬实能致人祸福,为子孙者亦岂忍使其亲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也?悖礼伤义,无过于此。」
罗氏曰: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择地者。如《诗》所谓「望楚与堂,降观于桑,度其隰原,观其流泉」;《书》所谓「达观于新邑,营卜瀍涧之东西」,盖自三代时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会府,山水固皆翕聚;至于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帯溪,气象囘合。若风气亏疏,山水飞走,则必无人烟之聚,此诚不可不择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入之不得见也。古人之所谓「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孙之心,谨重亲之遗体,使异日不为城邑道路沟渠耳。借曰精择,亦不过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亲之遗体得安耳,岂借此以求子孙富贵乎?郭璞谓「本骸乘气,遗体受防」,此说殊未通。夫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生于山,栗芽于室,此乃活气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积日累月,化为朽壤矣,岂能与生者相感以致祸福乎?此决无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说,有贪求吉地,未能惬意,至数十年不葬其亲者;有既葬以为不吉,一掘未巳,至再至三者;有因买地致讼,棺未入土而家已萧条者;有兄弟数人,惑于各房风水之说,至于骨肉化为仇讐者。凡此皆璞之书为之也。且人之生贫富贵贱、贤愚夀夭,禀赋已定,谓之天命,不可改也。岂冢中枯骨所能转移乎?若如璞之说,
译《颜氏家训》说:“阴阳学说认为:‘辰日是水的墓库,又是土的墓库,所以不能哭泣。’王充在《论衡》中说:‘辰日不哭,哭了就会加重丧事。’现在那些没有教化的人,辰日有丧事,不问轻重,全家清静不敢出声来推辞吊唁的客人。道家的书又说:‘晦日唱歌、朔日哭泣,都应当有罪,上天会削减他们的寿命。’丧家在朔日望日,哀痛之情更加深切,难道为了爱惜寿命就不哭泣了吗?”
颜氏说:“那些偏颇的书籍,说人死后有归宿,会杀害子孙,人们逃窜躲藏,不肯在家。画符咒语,做各种厌胜之术,出殡那天,门前烧火,户外撒灰,祓除送走家鬼,上章断绝牵连。凡是像这样的做法,不符合人情,是儒雅之士的罪人,应当受到弹劾议论。”
唐太宗因为近世阴阳杂书讹误伪妄特别多,命令太常博士吕才刊定。吕才都为之作序,用经史来质证。他在《宅经》序中说:“近世的巫师妄自划分五姓,如张王为商,武庾为韵,似乎是取谐音。至于以柳为宫,以赵为角,又不相类。有的同出一姓,却分属宫商;有的复姓数字,无法辨别征羽。这是事情不考证古法,义理乖谬偏颇的表现。”他在《禄命》序中说:“禄命的书,多言有时应验,人们于是相信它。然而长平被坑杀的士兵,没听说共同犯了三刑;南阳的贵族,何必都符合六合?现在也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同命同胎而夭寿不同的。这都是禄命不灵验的明显证据。”他在《葬书》序中说:“古代占卜葬期,大概是因为朝市变迁,泉水岩石侵蚀,无法预先知道,所以用蓍草占卜。近代有人选择年月,有人相度墓地,认为穷达寿夭都因占卜葬事所致。按照礼制,天子诸侯大夫下葬都有月数规定,这是古人不选择年月。《春秋》记载九月丁巳日葬定公,下雨没能下葬,戊午日太阳偏西才下葬,这是不选择日子。郑国葬简公,司墓的屋子挡路就拆掉,早晨就下葬;不拆就中午下葬。子产不拆,这是不选择时辰。古代下葬,都在国都之北,兆域有固定地方,这是不选择地点。现在因为妖巫妄言,于是在捶胸顿足之际,选择地点时间,来希求富贵。有人说辰日不可哭泣,于是微笑面对吊客;有人说同属忌讳亲临墓穴,于是穿吉服不送亲人。伤害教化败坏礼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程子说:“占卜宅兆,是占卜土地的美恶。不是阴阳家所说的祸福。土地美则神灵安,子孙兴盛,就像培护树根而枝叶茂盛,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土地恶的则相反。那么什么叫土地美?土色光润,草木茂盛,就是验证。父祖子孙同气,他们安则我们安,他们危则我们危,也是这个道理。而拘泥忌讳的人被选择方位、决定吉凶日期的说法迷惑,不也是固执吗?更甚者不以为奉养祖先为计,而专门以利后代为虑,尤其不是孝子安葬亲人的用心。”
司马光说:“古代天子七月下葬,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过一个月下葬。现在五服年月,敕令王公以下都三月下葬。然而世俗相信葬师的说法,既选择年月日时,又选择山水形势,认为子孙贫富贵贱贤愚寿夭,都系于此。而他们的术数又多不同,争论纷纭,无法决断。甚至有终身不葬,或累世不葬,子孙衰落,忘记失掉葬处,于是弃捐不葬的。假如殡葬真能致人祸福,作为子孙的难道忍心让亲人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吗?悖礼伤义,没有超过这个的。”
罗氏说:古人建立都邑、设立室家,没有不选择地点的。如《诗经》所说“望楚与堂,降观于桑,度其湿原,观其流泉”;《尚书》所说“达观于新邑,营卜瀍涧之东西”,大概从三代时就是这样了。我走遍天下,凡是通都会府,山水固然都汇聚;至于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也必定依山带溪,气象回环。如果风气亏疏,山水飞走,则必定无人烟聚集,这确实不可不选择。至于葬,是藏。藏是想让人看不见。古人所谓“卜其宅兆”,是孝子慈孙的心,谨慎重视亲人的遗体,使日后不被城邑道路沟渠所毁。假使精挑细选,也不过是想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亲人的遗体得以安宁,难道借此来求子孙富贵吗?郭璞说“本骸乘气,遗体受荫”,这种说法很不通。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头生于山,栗芽生于室,这是活气相感。现在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积日累月化为朽壤了,怎么能与生者相感以致祸福呢?这绝对没有道理。世上的人被郭璞的说法迷惑,有贪求吉地,未能满意,以至于数十年不葬亲人的;有已葬以为不吉,一挖未止,到再挖三挖的;有因买地致讼,棺木未入土而家已萧条的;有兄弟数人,被各房风水之说迷惑,以至于骨肉化为仇敌的。凡此都是郭璞的书造成的。况且人出生贫富贵贱、贤愚寿夭,禀赋已定,称为天命,不可改变。难道墓中枯骨所能转移吗?如果像郭璞所说,
则上天之命反制于一抔之土矣。杨诚斋甞言:「郭璞精于风水,宜妙选吉地以福其身、利其子孙。」然璞身不免于刑戮,子孙卒以衰微,则其说已不验于其身矣。而后世方且诵其遗书而尊信之,不已惑乎?
译那么上天的旨意反而被一抔泥土所制约了。杨诚斋曾经说:“郭璞精通风水,应当精心挑选吉祥之地,以造福自身、利于子孙。”然而郭璞自身未能避免刑罚杀戮,子孙最终也趋于衰微,那么他的学说在他自己身上就已经不灵验了。而后世人却还在诵读他的遗著并尊崇信奉,这不是太糊涂了吗?
沈顔曰:「古者国家将有事乎戎祀,必先择时日,以定其期,是用备物于有司,习仪于礼寺,俾臻其虑而戒其诚,非所以定吉凶决胜负也。后之惑者,不详其故,推考时日,妄生穿凿,斯风不革,拘忌益深,致使凡庻之家,将欲开一沟隍,折一葭苇,必待择日而后为之;构一衡宇,薙一榛芜,必审方位而后为之。且吉凶由人焉,系时日,故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一之于天之所为而已矣。惑者不知其在人也,有一不吉,则归罪于时日矣。且以不谋之将,不练之士,有能以日时胜者乎?不耕之土,不实之谷,有能以日时种者乎?是皆不能也,则时日于人何有哉!」
右论隂阳家之说。愚按:隂阳家之说,自太史公以来有之矣。其言曰:隂阳之术太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太顺,不可失也。褚先生曰:臣为郎时,与太卜待诏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时,聚防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歴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辨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人取于五行者也。”由是言之,则隂阳之术,其来久矣。诸家所说吉凶不同,自古如此,又况数千百载之下,其说愈多,其吉凶愈舛,又可得而尽信之乎?
荀子曰:「相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举,相人形状顔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君子谓之吉,小人谓之凶。故长短、小大、善恶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
皮日休曰:「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类龙,某相类凤,某相类牛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类禽兽者,则富贵也。意立形于天地,分性于隂阳。其贵者不过人耳,焉有真人形而贫贱,类禽兽而富贵哉?」又曰:「圣人之相人也,不差忽微,不失絫黍。言其善必善,言其恶必恶,言其胜任必胜任。今之人不以是术行其心,而区区求子卿、唐举之术,居其穷处其困,不思以道达,不能以徳进。言其有位,必翻然自负,坐白屋有公侯之恣,食藜藿有卿相之色,盖不能自相其心也。或有士居穷处困,望一金之助,已有没齿之难。有妄诞之人自称精子卿、唐举之术,取其金易于反掌,有能以圣贤之道自相其心哉?」
东莱吕氏曰:「孔子以前,相术固己概见于世矣。若周叔服相公孙敖之二子,一言其必食子,一言其必收子,是以相而预言人之福也。子文及叔向母见越椒、伯石之始生,一言其必灭若敖氏,一言其必丧羊舌氏,是以相而预言人之祸也。数十年之后,福焉而福,祸焉而祸,无一不合。盖曲伎小术,岂无或验?乃若吾夫子之门,自有相法,非卜祝所诵之相书也。」申申夭夭,即孔门相容貌之术;訚訚侃侃,即孔门相言语之术;躩如翼如,即孔门相步趋之术;勃如怡如,即孔门相顔色之术。一部一伍,一占一▯,毫厘不差。季咸、唐举、许负之术,至是皆败矣。
右论相人之术。愚按:相者,视人之状貌而知其吉凶贵贱者也。而妄诞者多以此惑世人,故荀子作《非相》之篇以论之。而东莱吕氏乃谓:彼挟相术以茍衣食者,卑冗凡贱,而荀卿乃亲屈儒者之重,以与之辨,何其不自重也?因附着其说于此。
汉光武信图防,多用决定嫌疑。给事中桓谭上疏曰:「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纪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竒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増益图书,矫称防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逺之哉?宜垂明聴,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
张衡以儒
译沈颜说:“古代国家将要举行军事或祭祀等重大事务时,必定先选择吉日良辰,来确定日期,因此让有关部门准备物品,在礼官那里演习礼仪,使他们思虑周全、戒备虔诚,这并不是用来决定吉凶胜负的。后来的糊涂人,不探究其中的缘故,推究考察时日,胡乱穿凿附会,这种风气如果不革除,拘泥忌讳就会越来越深,以至于使得普通百姓,想要挖一条沟渠,折断一根芦苇,必定要等待选好日子才去做;建造一间房屋,清除一片杂草,必定要审察方位才去做。况且吉凶是由人决定的,取决于时日,所以吉人会使吉时变凶,凶人会使凶时变吉,这都是归因于天意罢了。糊涂人不知道吉凶在于人,一旦有不吉利的事,就归罪于时日了。况且用没有谋略的将领,没有训练的士兵,有能依靠时日取胜的吗?不耕种的田地,不饱满的谷物,有能依靠时日播种的吗?这些都是不能的,那么时日对人有什么作用呢!”
以上论述阴阳家的学说。我按:阴阳家的学说,自从太史公以来就有了。他们说:“阴阳之术过于详细,而众多种忌讳,使人拘束而多有畏惧,然而它排列四时的顺序顺应天道,是不可违背的。”褚先生说:“我担任郎官时,与太卜署中待诏为郎的人同在一个官署,他们说:孝武帝时,召集各种占卜家询问:‘某日可以娶媳妇吗?’五行家说:‘可以。’堪舆家说:‘不可以。’建除家说:‘不吉利。’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乙家说:‘大吉。’争论辩驳不能决断,将情况上报。皇帝下诏说:‘避开各种死忌,以五行为主,人是从五行中选取的。’由此说来,那么阴阳之术,由来已久了。各家所说的吉凶不同,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更何况在数千百年之后,他们的说法越来越多,吉凶判断更加错乱,又怎么能完全相信他们呢?”
荀子说:“观察古代的人,是没有相术的;求学的人不谈论它。古代有姑布子卿,当今世上,梁国有唐举,通过观察人的形状脸色,来预知他的吉凶妖祥,世俗之人称颂他们。古代的人是没有相术的;求学的人不谈论它。所以观察形貌不如论断内心,论断内心不如选择术业。形貌胜不过内心,内心胜不过术业。术业端正而内心顺从它,那么形貌即使丑陋,而内心术业善良,不妨碍成为君子;形貌即使美好,而内心术业邪恶,不妨碍成为小人。君子称之为吉,小人称之为凶。所以长短、大小、善恶的形貌,并不是吉凶。古代的人是没有相术的;求学的人不谈论它。”
皮日休说:“现在的相士谈论人的面相,必定说某相像龙,某相像凤,某相像牛马,某能到公侯,某能到卿相,像禽兽的,就富贵了。意蕴确立于天地,本性分别于阴阳。那些尊贵的人不过是人罢了,哪有真正的人形却贫贱,像禽兽却富贵的呢?”又说:“圣人观察人,不差毫厘,不失细微。说他是善的必定是善的,说他是恶的必定是恶的,说他胜任必定胜任。现在的人不以此术推行自己的内心,却区区追求子卿、唐举的术数,身处穷困,不思以道通达,不能以德进身。说他有地位,必定翻然自负,坐在白屋中有公侯的恣意,吃着粗劣的食物有卿相的神色,大概是不能自己观察自己的内心吧。有的士人身处穷困,希望得到一金的帮助,已有终生的困难。有妄诞之人自称精通子卿、唐举的术数,取得金钱易如反掌,有能以圣贤之道自己观察内心的人吗?”
东莱吕氏说:“孔子以前,相术固然已经大致出现在世上了。比如周叔服观察公孙敖的两个儿子,一个预言他必定会吃儿子的肉,一个预言他必定会收留儿子,这是通过相术预言人的福气。子文和叔向的母亲看到越椒、伯石刚出生,一个预言他必定会灭掉若敖氏,一个预言他必定会丧失羊舌氏,这是通过相术预言人的祸患。几十年之后,福就应验了福,祸就应验了祸,没有一条不符合的。大概那些小技艺小术数,难道没有偶尔应验的吗?至于我们孔夫子的门下,自有相法,不是卜祝所诵读的相书。”申申夭夭,就是孔门观察容貌的术数;訚訚侃侃,就是孔门观察言语的术数;躩如翼如,就是孔门观察步行的术数;勃如怡如,就是孔门观察脸色的术数。一部一伍,一占一零,毫厘不差。季咸、唐举、许负的术数,到这里都失败了。
以上论述相人的术数。我按:相,是观察人的状貌而知其吉凶贵贱的。而妄诞的人多以此迷惑世人,所以荀子作《非相》篇来论述它。而东莱吕氏却说:那些挟持相术来苟且衣食的人,卑贱庸俗凡俗,而荀卿却亲自屈尊儒者的身份,与他们辩论,是多么不自重啊?因此附着他们的说法在这里。
汉光武帝相信图谶,多用来决断嫌疑。给事中桓谭上疏说:“大凡人的感情,对眼前的事容易忽视,而对异闻却很珍视。观察先王所记载叙述的,都以仁义正道为本,没有奇怪虚诞的事。大概天道性命,是圣人难以言说的。从子贡以下,都不能听闻,何况后世浅薄的儒生能通晓它呢?现在那些巧慧小才伎数的人,增加图书,假称图谶,来欺骗迷惑贪邪之人,误导君主,怎么能不抑制疏远他们呢?应当垂听明察,发扬圣意,摒弃群小的曲说,阐述五经的正义。”
张衡以儒
者争学图防,上疏曰:「图防成于哀平之际,皆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欺罔较然,莫之纠禁。且律歴▯卦、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世莫肯学,而竞称不占之书。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宜收蔵图防,一禁絶之。」
译有人争相学习图谶,于是上奏章说:“图谶形成于哀帝、平帝时期,都是虚伪之徒为了迎合世俗、谋取利禄而作的,其欺骗蒙蔽显而易见,却无人加以纠正禁止。况且律历、六卦、九宫、风角等术数有可验证的效验,世人却不愿学习,反而竞相推崇那些不占卜的书。这就像画工厌恶画犬马而喜欢画鬼魅一样,实在是因为真实的事物难以描绘,而虚伪的东西却无穷无尽。应当收藏图谶,彻底禁止它。”
真氏曰:防纬者,末世之邪说。张衡以为起于哀平之间,盖得之矣。夫异端小数,岂无或验?要非六经之法言,先王之正道。故刘歆见之而改名,公孙述因之而僣畔。是徒足以起乱臣贼子之心而已,果何益于世教哉!
右论防纬之说。愚按:防纬之说,秦以前未之闻也。始皇时,方士卢生入海还,奏録图书曰:“亡秦者,胡也。”此其图防之所始乎?其后王莽以金匮符命而篡汉,遣五威将帅颁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光武之即位也,以赤伏符之言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鬬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由是信用图防,终汉之世,儒者鲜不传习。至引之以释经,先儒欧阳子甞议取九经注疏,删其防纬之文。惜乎当时未之能行也。
理学类编卷八
译真氏说:谶纬之学,是末世产生的邪说。张衡认为它兴起于哀帝、平帝年间,这大概说对了。那些异端邪说和旁门左道,难道就没有偶尔应验的时候吗?但终究不是六经中的正统言论,也不是先王所确立的正道。所以刘歆见到它便改换了名称,公孙述凭借它而僭越叛乱。这只不过足以激起乱臣贼子的野心罢了,对于世间的教化究竟有什么益处呢!
以上论述的是谶纬之说。我按:谶纬之说,在秦朝以前未曾听说过。秦始皇时,方士卢生入海归来,进献录写的图书说:“灭亡秦朝的是胡人。”这大概是图谶的开端吧?后来王莽凭借金匮符命篡夺了汉朝,派遣五威将帅向天下颁布四十二篇符命。光武帝即位时,依据赤伏符上的话说:“刘秀起兵,讨伐无道之人;四方蛮夷云集,龙在野外争斗。四七之际,火德为主。”从此信用图谶,直到汉朝结束,儒者很少有不去传习的。甚至引用它来解释经义,先儒欧阳修曾经提议选取九经的注疏,删去其中谶纬的文字。可惜当时没能实行。
理学类编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