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译《四言脉诀》开始于崔紫虚，后来校订、编纂它的人很多。到明朝末年，李士材《医宗必读》中所收录的内容，固然已经十分完善，但其中文字讹误仍有尚未订正之处。我彭某才疏学浅，谨陈述管见，等待高明之士鉴定。【脉形主病节】“沉弱阴亏”一句，“阴”字是误刻，应当作“阳”字。因为沉、弱都是阴脉，只有阴而没有阳，难道不正是阳气亏损吗？何况上文有“浮濡阴虚”一句，正好与这一句紧密相对，这可以作为证据。注释中却把它按“阴”字来解释，这是因为讹文沿袭讹文。【奇经八脉节】“尺外斜上，至寸阴维；尺内斜上，至寸阳维”一句，注释中把这两脉分属左右，我认为恐怕未必如此。李濒湖说：“阳维脉起于各条阳脉交会之处，由外踝向上运行于卫分；阴维脉起于各条阴脉交会之处，由内踝向上运行于营分，所以它们是维系全身的纲要。” 既然是维系全身的纲要，怎么能把它们分别说成左右呢？而且论述经脉部位时，仍把三焦列在右尺，把小肠列在左寸；这与他所著《脉法心参》中把三焦分列于三部、把小肠列在右尺的说法互相矛盾，这里也有讹误。【五脏本脉节】“肾在左尺，沉石而濡”一句，文字一定有讹误。考察《脉诀》中的说法：“浮而细小的脉叫濡脉。” 本书《脉有相似宜辨篇》中又说：“濡脉和弱脉，都细小。濡脉在浮取部位，重按就看不见了；弱脉主在沉取部位，轻取时不能见到。” 既然如此，濡脉就不能和沉脉同时出现，这里又为什么把二者并称呢？考察《内经》说：“正常的肾脉来时，气势连续，如钩脉一样。” 因此我想到“而濡”二字的字形像“喘喘”二字，所以可能是误刻，应当按“喘喘”来读；但这个错误长期流传而没有订正，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因为“喘喘”的含义深奥，浅陋的校录者反而把“喘喘”当作错误而改掉，后来又[原文疑有讹误]，习惯成自然而没有察觉吗？还是因为“濡”字有[原文缺字]的读音，历来的贤哲只把它读作[原文缺字]音，便按[原文缺字]字来解释，而不把它当作脉名；这样看来似乎没有触犯脉义，所以一直没有人校正吗？然而既然已有濡脉，这里又把一个并非濡脉的“濡”字混在其中而不加区别，恐怕不足以用来教导天下人。我彭某反复推敲，终究不如用《内经》的“喘喘”二字替换它；这样不仅不会同濡脉混淆，而且用来形容胃气的含义，比“濡”以及[原文缺字]二字更加高妙。“右尺相火，与心同断”一句，怀疑有衍文。因为左右两尺都属于肾部。《内经》说到上部、上部之上时，都分别说左右；至于尺部，却只说“尺部外侧用来诊察肾”，并没有说左右。由此可见两尺都属肾，这是确定的位置。右尺既然也属肾，脉象也应当同左尺一样沉而坚实。如果说它与心相同，那么上文所说心脉浮大而散，难道肾部的脉也会浮大而散吗？有人说“心”字是“肾”字的错误，应当改作“右尺相火，与肾同断”，道理固然说得通；但相火的位置在命门正中，不偏不倚，只是在诊脉方法上附属于右尺。其脉象自然应以肾为主、相火为辅。若读作“右尺相火，与肾同断”，就会造成文法倒装，主次不清。我的看法不如直接贯通文意，把它读作“右尺也属肾，相火与肾一同诊断”。这样才能看出右尺也属于肾部，其脉自然一定同左尺一样沉、坚实而连续；不过还要比较脉的大小和有力、无力，以考察相火的盛衰，所以说“同断”。卷六 三焦论补充说明 我曾读《难经》、叔和、启玄等诸位大贤关于三焦的论述，都说三焦有名称而没有形体。又读《灵枢经》说：皮肤纹理细密、皮肤厚的人，三焦厚；皮肤纹理粗疏、皮肤薄的人，三焦薄。勇敢的人，三焦的纹理横向；怯弱的人，三焦的纹理纵向。这样看来，三焦似乎又是有形体的。等到读到李士材说：“肌肉以内、脏腑以外的部位就是三焦；也没有形体。” 但李士材又认为“无形”的说法是错误的，并以《灵枢》中所说的厚薄、纵横，以及如雾、如沤、如渎等比喻来证明三焦有形。那么三焦究竟是有形还是无形呢？谨补充说明一句来辨析这个问题。三焦，就是胸腔、膈膜以及腹腔内部的三个空腔部位。诸位大贤都说它“有名无形”，是为了说明它不同于其他脏腑各自具有一个具体形体，并不是说无形就没有所在的部位；正是要指出它是空腔部位，所以才说它无形。《灵枢》所说的厚、薄、纵、横，是借胸、膈、腹腔内部的情况来说明，并不是说三焦另有一个形体而具有厚薄纵横。《经》中又说三焦如雾、如沤、如渎，中焦又有说如沥，大概都是把胸、膈、腹腔内部的水气比作这些事物。如果说三焦有形，那么雾是气聚集而成，时而消散；沤是水泡，时而出现、时而消失；沥是残余的水滴，可有可无，都是没有固定形态的东西，怎么能拿它们来比拟上焦、中焦呢？至于下焦如渎，也不过是用沟渠中的水道来比喻下焦的水道，并不是拿沟渠的外壳来作比较。也就是说，李士材所谓的肌肉以内、脏腑以外，虽然确实有这个部位，却本来没有具体形体；他为什么反而把“无形”说成错误呢？难道他的意思是，既然有所在的部位，就不能称为无形吗？然而，所在部位和具体形体并不是一回事；有其部位，这就是《内经》所说的意思；没有具体形体，这就是诸位贤者所作出的定论。先代圣人和后世贤者的说法表面上似乎不同，实际旨意却是一致的。只有陈无择说三焦有形，像脂膜一样，我认为恐怕不够妥当。脂膜本来就是人体中已有的东西，如果说三焦的形体像脂膜，那就又多出一层假脂膜；假脂膜和真正的脂膜，又凭什么区别呢？所以我斗胆说，这种说法并不妥当。卷六 辨认疫病、治疗疫病的要点 疫疠的证候，患者家属往往忌讳谈论，医生因此也不明说；但口头上可以不明说，心里却必须辨认清楚。如果辨认不清，不仅用药无效，而且一开口说话就会出错。怎样辨认疫病呢？在听闻和观察到的情况中，只要有两三个人的病情相同，就要留意。怎样留意呢？疾病的来龙去脉奇怪异常，传变的快慢不合常理，与正伤寒、风温、温热、湿温、暑[原文疑有缺字]等病门相比，差异非常大，这就是疫病。脉象和证候并不一定需要大寒凉治疗，却服用大寒凉药，看似有害而最终没有造成危害，这就是疫病。脉象和证候本可使用温补，却投用温补药，开始似乎安稳，后来逐渐不安，这就是疫病。

译治疗疫病的方法，总要把“毒”字作为纲领；无论病情表现得像妖怪还是像怪异之物，都能够据此体会而不会疑惑。您如果不信，可以考察古今治疗疫病的方剂，哪一个不是以解毒为主？吴又可专门使用大黄，难道不是解毒吗？张路玉特别喜欢使用人中黄，并把童便配葱、豉作为起手方，难道不是解毒吗？叶天士一定把银花、金汁同用，难道不是解毒吗？至于犀角、黄连、生甘草等药味，十个方子中有九个会使用，难道不是解毒吗？所以嘉言喻氏有一句简要而不繁琐的话：“上焦像雾，应当向上宣发并驱逐它，辅以解毒；中焦像水沤，应当疏通并驱逐它，辅以解毒；下焦像沟渠，应当疏决并驱逐它，辅以解毒。” 看他的意思，上焦、中焦、下焦分别有升、疏、决的不同治法，但唯独“解毒”一句反复紧接在后，不分彼此，这难道不是反复郑重地告诫人们，向人显示真正的要旨吗？卷六 趋庭杂记 我回忆年轻时，曾读《内经》说：“肺藏魄，肝藏魂。” 又说：“肺主气，肝主血。” 既然清阳之气归于肺，浊阴之血归于肝，那么为什么清阳之魂不归于属金的肺，浊阴之魄不归于属木的肝呢？因此我把这个疑问向先父请教，先父说：“唉！” 你真愚钝，但这个问题也不能说不该问。人取法于天地，禀受阴阳之气；先天八卦中，乾在南、坤在北、离在东、坎在西。因此东方的离卦虽为太阳之府，却反而藏着庚位的金鸡；西方的坎卦虽为月亮之宫，又依赖甲方的玉兔。金中有木，木中有金，金的情性眷恋木，木的本性眷恋金，这就是天地冲和的规律。肝藏魂、肺藏魄，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相传孙思邈有“降龙伏虎”的说法，我向先父询问，先父说：“这也只是当时借喻性的说法罢了。” 如今肝气横逆，出现胁痛、呕吐恶心、两眼睁大、痉挛厥逆，不就是狰狞的逆龙吗？肺气不能宣通，出现喘促、痰涎壅塞，大小便都不通，不就是猖狂的猛虎吗？在这种时候，若有心思聪慧、医术高明的人，用一剂药就使疾病像消失了一样，这就是孙思邈所说的降龙伏虎。你们读书，应当由这个说法推及其他，自己举一反三，这样自然可以每天向高明境界迈进。我私下觉得奇怪，如今有些人的学术还不精，却常常责怪药材不够纯正，或者嫌阿胶不够陈，或者嫌黄连不是四川所产；用桂枝却没有交趾出产的，用白术又难以得到于邑出产的正品，以推诿之辞卸掉责任，却不知道上古时代连衣服、宫室都还不完备，金石草木等药材怎么可能像今天这样齐全呢？然而古人并不是不曾治病救人。况且医生使用药物，就像画家作画使用色彩一样。青、黄、赤、黑，是常用的基本颜色；淡红、浅翠、嫩绿、娇黄，则是画家调配色彩的巧妙之处。寒、热、温、凉，是药物的基本属性；而药物用量的大小、缓急、单味或复方、轻重，也全在于医生配伍运用的微妙。唉！难道能够行医，却还不如作画吗？我读《素问》关于五运合化的道理，其中说黄气横贯甲、巳，白气横贯乙、庚，黑气横贯丙、辛，青气横贯丁、壬，赤气横贯戊、癸。我潜心考究这些对应关系，却难以自己弄明白。后来读《天元册》一文，其中说丹天之气经过牛、女二宿，[原文缺字]天之气经过心、尾二宿，苍天之气经过危、室、柳、鬼四宿，素天之气经过亢、氐、昴、毕四宿，玄[原文疑有讹字]天之气经过张、翼、娄、胃四宿。于是我反复研究张介宾绘制的《运气图》，才开始明白天干与二十八宿所处的方向和相合的位置。读到这里，虽然稍稍解开了疑惑，但五运合化的根源以及其中确定不变的规律，仍然难以在心中彻底明白，确实没有疑问。于是我向先父请教，先父说：“天下的事都不出五行，而《河图》是五行的根源。如今你想追溯五运合化为什么如此，探究它的根源，为什么不从《河图》来思考呢？” 《河图》所说的数，其配合关系是：一与六合，二与七合，三与八合，四与九合，五与十合。试着屈指按天干的次序计算：甲的数是第一，巳的数是第六；乙的数是第二，庚的数是第七；丙的数是第三，辛的数是第八；丁的数是第四，壬的数是第九；戊的数是第五，癸的数是第十，这正是《河图》生成之数。土是万物的母体，所以把土放在首位，并依此相生、相合、化育。这是极其简明容易的道理，可是很多人都没有领悟到。卷六 辨析医书中的音读和字义 《伤寒论》中有“噫气不除”一句。如今多数人把“噫”字读成“根据”的“据”字音，这是因为《四书》的注释说：“噫，是心中不平之声。” 但这里的噫气是由于中焦之气不和、胃气向上逆行所致，与“心中不平之声”的含义并不相合。查考《字典》，“噫”字音为“于介切”，应当读作“隘”字的去声才对。《脉诀》所列二十八种脉中有濡脉，注释说：“与烂绵相似。” 如今多数人把它读作“如”字音，但这并不符合濡滞的含义。查考《字典》，“濡”字有“而、囚、如、柔、【字形缺失】”五种读音；《庄子》中有“濡弱谦下为表”一句，与“【字形缺失】”字的含义很相合，那么这里的“濡脉”应当读作“【字形缺失】脉”才对。所谓痹，就是闭塞不通的意思。《字典》注明“兵糜切”，读音为“秘”。如今许多人把它读成“避”字音，这是不对的。卷六 夏月忌用枳——说 枳壳、枳实都是破气药；夏季正值“热邪损伤气”的时令，因此不宜使用这两味药。所以在暑、湿、热三种病邪门类的方剂中，只有阳明腑实胀满、不得不用承气汤时，才偶尔使用它们，其余情况都不用。这正是古人制方的用意，彼此竟然不谋而合。如今的人不能体会这一点，每逢暑热时节便任意使用它们，难道这就是读古人医书却漫不经心、毫无察觉吗？有人说：“枳壳、枳实不宜用于夏季，槟榔尤其如此。”我说：不是这样。夏季的病邪，多数侵犯三焦；没有槟榔就不能使邪气通达，所以槟榔是要药。枳壳、枳实不能通利三焦，因此才是这个时令所禁用的药。卷六 喜会损伤心，恐惧可以制约喜——解说

译心中有快乐就叫作喜，为什么反而说喜会损伤心呢？人的气机以平衡为正常，气不足会生病，气太过也会生病。《黄帝内经》说：“心藏神，神有余就会不停地发笑。” 试着体会“不停”这两个字，就知道这是快乐过度而失去正常状态。正在快乐得忘记忧愁之时，心神已经放散，却不知道收摄自己的心神；心中所藏的神，难道不会因此而涣散吗？至于说恐惧能够制约喜，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呢？喜属于心志，恐属于肾志，水能够制约火，这是水火既济的道理。还有更明显、容易看到的情况：人在极度高兴时，恰好遇到令人恐惧的事情，突然遭遇这种情况，没有不由喜转忧的。这只是因为喜的情绪缓慢，而恐惧的情绪急迫。如果只用水火相克的道理来解释，或许有牵强附会之嫌；却不知道情志相胜相复的规律本来就符合人的真实情感，实际上与人的情绪完全相合。卷六 恐会损伤肾，思虑可以制约恐——解说 恐是肾的情志，为什么反而会损伤肾呢？因为“肾主蛰藏，是封藏的根本”，喜欢安静而不喜欢动；恐惧会使气下陷，反而能够扰动肾。正如张子和所说，恐惧之气所导致的病证有：骨骼酸软、痿弱厥冷，突然泄泻清水样便，阳痿，因恐惧而下颌脱落等。这些症状，难道不都是损伤肾的明显证据吗？如果善于思考的人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非常的事情降临，也自然有确定的见识，怎么会让恐惧动摇自己的主意呢？况且思虑这种情志出于脾，以思虑制约恐惧，也就是以土制水；无论从情感还是道理来说，都正好相合。卷六 思虑会损伤脾，愤怒可以制约思虑——解说 脾的情志是思，肝的情志是怒，木能够克制土，这就是其中的道理；至于说思会损伤、怒能制胜，含义也很明显。岐伯说：“思虑时心中有所存念，精神有所归聚，正气停留而不能运行，所以气就结滞了。” 脾位居中焦，五行属土，喜欢健运而厌恶郁结；思虑会使气结，所以说它会损伤脾。况且思虑虽然属于脾的情志，实际上却根源于心；心是脾的母脏。如今思虑过多，心营暗中耗损；母气既然虚弱，能够用来资助脾的力量也就少了。至于愤怒能够制约思虑，那是不言自明的。我曾见有人正在反复思考、慎重处理事情时，忽然遭到违逆之事，一时的愤怒发作，便什么都顾不上了；此前反复思考、犹豫不决的事情，到这时已经没有空闲再去考虑。这没有别的原因，也只是人的常情有缓有急罢了。卷六 愤怒会损伤肝，悲伤可以制约愤怒——解说 肝属于木脏，喜欢疏散而厌恶紧急。《黄帝内经》说：“肝气虚就会恐惧，肝气实就会发怒。” 又说：“发怒就会使气上逆。” 肝像将军之官，是刚强至极的脏器；再用嗔怒来助长它的气势，这会使它更加紧急，而不是疏散，所以说愤怒会损伤肝。至于悲伤，是因为有所哀痛而产生的。《黄帝内经》说：“悲伤就会使气消散。” 那么在肝气上逆的时候，恰好遇到悲伤来消散这种气，把它称为“胜”，谁能说不对呢？有人说：四种情志相胜，都符合五行相克的道理。既然怒是肝的情志，为什么偏偏不是肺的情志忧来制胜它，却说“悲胜怒”呢？喜、怒、忧、思、悲、恐、惊共有七种情志，而五脏只有五种情志，所以去掉了悲和惊这两种：悲与忧相近，都是心愿不能实现；惊与恐相近，都是有所畏怯。只是悲的情绪比忧更急迫，所以它制约愤怒也更直接。由此看来，即使说“忧胜怒”，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卷六 忧愁会损伤肺，喜悦可以制约忧愁——解说 肺是气的主宰，忌讳气机【字形缺失】郁。《黄帝内经》说：“忧愁会使气闭塞而不能运行。”这就是忧愁能够损伤肺的原因。至于喜悦能够制约忧愁，其中的道理又是什么呢？岐伯还说：“喜悦会使气和畅、情志通达，营卫运行通利，所以气就舒缓了。” 那么，使闭塞的气变得和畅舒缓，难道不能说是制胜忧愁吗？还有更明显的情况：人有所忧愁时，往往胸膈不舒；恰好遇到令人快乐的事情，心情就能变得开朗舒畅。这尤其是人情的常态，难道仅仅是因为火能克制金吗？卷六 关于百合病的补充论述 这种病使人无论行走、停止、坐着还是躺着都不得安宁。自朱奉议认为它是伤寒的变证以来，后来注释《金匮要略》的人，有的说它属于气病，有的说它属于血病，众说纷纭。我私下认为，这些说法都没有切中要害。所谓“百脉同出一源，却都受到病邪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心神涣散。心主掌血脉，所以心发生病变，血脉也都随之发生病变。正因为心神涣散，所以下文说常常默默不语、不能进食、不能安睡、不能行走等，都是用来描写全身百脉都患病、无可奈何的状态。没有经过错误治疗而病情就如此的，才是这种病的正常表现。所以使用百合并加入生地黄汁，明显是针对五志之火消灼心阴，用它来救治。这就是《黄帝内经》所说“津液相互化生，精神于是自然产生”的意思。

译至于因误治而发生的变证，则随着症状分别治疗；《金匮要略》所列的几个方剂，也不过是大略举例，以便使人由一端推知其他。假如没有使用汗、吐、下三种治法，却曾误用过寒凉、温热、补益或攻泻的药物，治疗方法也应当灵活变通，关键在于效法古人的医理，触类旁通。赵以德《衍义》说：“这种病多从心主导，或因情欲不能满足，或因离别断绝而郁结，或因忧愁惶恐、煎熬逼迫，导致二火郁结而形成。”这说得最为恰当。可惜他虽然看到了这一点，却没有明说心神涣散的原因，注释中反而夹杂热毒、瘀血等解释，这实在是白玉上的瑕疵。从前张路玉治疗孟端士大夫人的这种病，用生脉散加百合、茯神、龙齿，稍微兼用黄连，病就痊愈了。这是把百合收摄心神的方法加以发挥，确实是能够读懂仲景医书的人。安神药并不只有一种，之所以专门选用百合，是因为百合的形状像心，花瓣瓣瓣相合，可以借此使涣散的心神凝聚起来，由此使百脉都得到通利。我曾读《中吴纪闻》，其中说百合是蚯蚓变化而成的，张路玉也曾亲眼见过：在包山的土缝中，有尚未完全变化的东西。大概野生百合确实有由蚯蚓变化而来的。蚯蚓的性质好动，专门能够疏通经络；等到变化成百合，就由动转静、由分散转为聚合。用百合作为主药治疗，正是取这个意思。况且百脉全都患病，病情变化会多种多样，不是医经中列出的几种症状所能完全概括的。假如症状不能完全符合医经的原文，但病态与这种病相似，也应当体会其中的主旨来推测，不能拘泥于下文所列的几种症状。应当明白“想吃却不能吃”等语句，只是无法具体形容病情的说法。这是神志方面的疾病，难以用语言描述，医生也必须用心领会，不是文字语言所能完全表达的。景岳说：无形的东西就是神，它变化迅速而难以捉摸，一旦改变便不容易挽回【原文“换回”疑有讹字】。他引用《黄帝内经》“粗浅的医生只守形体，高明的医生能够把握精神”这两句话，感叹哪里才能找到通达神明、能够看见无形之物的人，与他共同谈论这门医道呢？这话的主旨深刻啊！过去的注家大多认为百合能够消除瘀血；但能消瘀血的是开红花的山丹，并不是百合。苏颂因为病名叫百合病，就使用百合，却没有理解其中的道理。李士材说：这也只是清心安神的功效罢了。士材能够看到这一点，却没有阐明这种病的关键病机，实在是缺少经典依据。卷七 辨析脾胃的升降 我曾考察历代治疗脾胃的医家，没有比东垣论述得更详细的；要探求东垣治疗脾胃的方法，也没有比升降理论更精妙的。升降的方法容易知道，但升降的道理却难以弄明白。《黄帝内经》说：“脾胃是主管粮仓的官，五味都从这里产生。” 脾主宰饮食精微的化生，它所发挥的作用在于无形的气化。脾属土，地气以向上升腾为主，然后才能承载万物；因此脾气健运不息，脾宜升的道理就很明显了。胃是水谷之海，容纳饮食和糟粕，主要职责是受纳；受纳之后贵在向下运行，就像水的性质无不向下流一样，所以胃宜降的道理也很明显。所以又说：“清气停留在下，就会发生完谷不化的泄泻。浊气停留在上，就会发生【字形缺失】胀。” 那么什么是清气呢？大概是指脾气而言；否则，为什么清气停留在下就会发生完谷不化的泄泻呢？那么什么是浊气呢？大概是指胃气而言；否则，为什么浊气停留在上就会发生【字形缺失】胀呢？这难道不是脾气上升、胃气下降的一个确切证据吗？由此推论，仲景所制定的青龙汤、越婢汤等方，说它们是升举脾的清气，也可以。他所制定的三种承气汤，说它们是使胃的浊气下降，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由同类事物触类推演，医理本来是一贯的；先代圣人和后代圣人，所遵循的道理是相同的。考察东垣所著的补中益气、调中益气、升阳益胃等方，他的论述虽然详细讲治脾而略讲治胃，但其意旨是：脾这一脏、胃这一腑，升降各有专门的治疗方法，明显不能混同。这与先代圣人的道理又何曾相违背呢？前后相互辉映，足以阐明千古医理，实在值得效法。如果把升降的次序颠倒、错误施治，使升降失常，脾胃就会受伤；脾胃受伤，饮食的受纳与排出就失去正常规律，后天赖以生存的生气也会停息，百姓很少有不因此早夭的。我偶然读到东垣的医书，详细研究脾胃，于是作了以上关于升降道理的辨析。卷七 气有余便是火——解说 古代贤者说过：“气有余，便是火。” 这句话应当专门从病邪之气来立论。如果元气有不足，而不可能有有余，那是为什么呢？气由精化生，精由水谷产生。所以人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感到饥饿，饥饿就会使气怯弱而疲倦；如果饮食适当、起居有节制，才能使元气充盛流通。一天一夜正好相当于一万三千五百息，这是人体的正常规律。因此圣人对待气，就像持有最珍贵的宝物一样，难道不是因为气很容易不足吗？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过盛的邪气从外侵入营卫、经络和脏腑，阻塞正气运行出入的道路，于是导致腠理闭塞、胸腹痞满、二便不通等，出现种种病邪之气有余的表现，而元气已经显露出内在亏虚的迹象。医生只应当察明病因，例如风邪就用调和的方法，寒邪就用发汗的方法等；这样就不会进一步化火，元气也能恢复。如果治疗不能切中要害，病邪之气停留不去，那么六种邪气都可以化火；也就是热病成为伤寒之类的情况，而病机十九条中，属于热证的占多数，所以说“气有余便是火”。七情所致的疾病也是如此。例如喜悦太过，喜气有余，心火就会炽盛；愤怒太过，怒气有余，肝火就会炽烈。这尤其应当根据脏气阴阳的虚实来调治。如果拘泥于“气有余便是火”这句话，一味不是破气、降气，就是清火、泻火，我担心人体少火能够生气，一旦受到损伤就会一同受损，一旦败坏便难以恢复，这不是保养生命的方法，难道是古人立论的本意吗？卷七 东垣与景岳论相火辨 东垣说：“相火是元气的盗贼。” 丹溪对此加以阐述，景岳则不赞同。景岳论说：“情欲之火，是邪念；邪念所生的火属于邪气，并不是相火所造成的。” 两家的说法都有文字上的障碍。所谓相火，是肾中的真阳，禀受于先天，是人生命的根本；人的一切活动都依赖它才能建立。它衰弱就会生病，停止就会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