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译用曲尺的一寸作为尺度，制作上下口径相等、直径一寸六分、深七分八厘多的容器，总容积为二千分，这就是古代药升的容积。《千金》说：“药升的形状，上口径一寸，下口径六分，深八分。” 应当改作上下口径一寸六分，深八分不足。根据《管子》所说的“釜〔缺字〕不得为侈〔缺字〕”，再计算它的容积，只有五百二十二分，不应当小到这种程度，所以知道这是传抄错误。升口径自乘得到二百五十六分，再乘以七分八厘多的深度，得到二千分的容积；所谓深八分，只是取整数来说。药升一升，所容纳的量相当于黄钟二龠。以〔缺字〕黍二百四十粒为一两，但黍的重量如今已经无法考察。根据《千金》所说一斤蜂蜜可得药升七合，以及《灵台仪象志》所记水与蜂蜜体积相同而重量不同的比例，若水与蜜为二十比二十九，再依次换算，古代一两就是今天的七分六厘。古代律龠的容量是黍一千二百〔缺字〕粒。《千金》说：“一撮是四刀圭（六十四粒黍为一圭，减半就是一刀圭）。十撮为一勺（勺就是龠），两勺为一合。”其中“合”是“升”字的错误，一升共二千五百六十粒黍。李时珍沿用了“两勺为一合”的错误，又增加“十合为一升”，于是成了错误的辗转流传。幸好《千金》和《外台》的原文都没有这五个字，可以作为证据。一粒黍的外壳中有两粒米，用它来量龠，是取其底部圆滑而整齐的特点（见《考工记》“轮人”条下的注疏）。自从刘歆改变并扰乱古法，设置〔缺字〕使用〔缺字〕；明代以前，郑世子特意寻找黍粒，按今天的秤来称，每龠一千二百粒，重量为三钱，不能作为可靠依据（郑世子的《乐书》穿凿附会，其中关于以黍计重、计量的说法全属臆断，张介宾把它收入《类经图翼》，实在误导后人）。之所以知道二百四十粒黍为一两，是因为《千金》说：“十粒黍为一铢（《图翼》认为“十黍”应当改为“百黍”，这是不对的）。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这就是神农时代的秤。” 考订古代权量的方法是：先制作一个容积为曲尺二千分、装满药升的容器，里面盛井水，称得重量为一两二钱；再推算同体积而重量不同的比例。比如水和蜂蜜分别装在同样大小的一盏中，容积相等而水轻蜜重；如果水重二十两，蜜就必定重二十九两。由此推算，一药升的水重一两二钱，那么一药升的蜂蜜就必定重一两七钱四分。用三率法说明：水二十，蜜二十九，水一两二钱，三者相乘得到三十四两八钱；再以第一率的二十作为除数相除，得到第四率一两七钱四分。蜂蜜重一两七钱四分。既然已经得到一药升蜂蜜的重量，再用三率法按同样方法乘除，便得到七合蜂蜜的重量。药升一升，蜂蜜按今天的重量是一两七钱四分；药升七合，蜂蜜按今天的重量是一两二钱一分八厘。这七合蜂蜜按今天的重量是一两二钱一分八厘，也就是古代蜂蜜十六两的数值。再按上面的方法换算，就能得到古代一两折合今天多少。古代十六两，按今天的重量是一两二钱一分八厘；古代一两，按今天的重量是七分六厘多。以古方来验证：麻黄汤用麻黄三两（折合今天二钱三分），分三次服用，病情见效就停止服药（每次只服七分六厘）。小柴胡汤用柴胡八两（折合今天六钱），分三次服用。（每次只服二钱。） 承气汤用大黄四两（折合今天三钱），分两次服用，病情见效就停止服药（每次只服一钱半）。白虎汤用石膏一斤（折合今天一两二钱）。分三次服用（每次只服四钱）。药升的容积为二千分，按照今天仓斛的容积以寸来推算，古代一升就是今天的六勺七抄。制定方剂的计算方法是，每满一千分为一寸。曾经用仓斛计算，与曲尺的寸度相合，容积一千四百九十七寸为今天的五斗，由此可知曲尺二寸就是六勺七抄。以古方来验证：半夏秫米汤用半夏五合（折合今天三勺三抄半）、秫米一升（折合今天六勺七抄）、甘澜水五升（折合今天三合三勺），煎煮后取一升半（折合今天一合），分三次服用；每次喝一小杯（杯子如同饮酒杯，大约能用手捧起，今天的杯子比这个还小，所以称为小杯）。四逆散每次服方寸匕一匙（折合今天一钱）；如果出现泄泻、里急后重，加薤白一升煎服（末药用量很少，而薤白却用一升，可知薤白的实际用量也很少）。所谓方寸匕，是把匙做成边长一寸的正方形，按曲尺的寸度制作。所谓钱匕，是用五铢钱制作的，开元钱也相同。取散药时都以抄满而不掉落为标准。古人使用散剂，用刀圭抄取；“匕”也有刀圭的意思。按照前文的论述，一刀圭为三十二粒黍，方寸匕就是十刀圭。制作边长一寸的方形容器，容积为一千分的三分之一，即三百三十三分，这就是一方寸匕的容量，能容纳三百二十粒黍，折合今天一钱（各种药物轻重不同，这里只按黍粒计算，以求得大概数值）。《千金》说：“所谓钱匕，是用大钱的上面满抄一钱；如果说半钱匕，就是抄取一钱的一半，并且使用五铢钱。所谓钱五匕，是用五铢钱边缘有“五”字的部分来抄取，也以药末不掉落为标准。” 考察五铢钱与开元钱的直径相同，折合曲尺九分；其平方为六十三分，再乘以九分，得到五百六十七分，除以三，得到一百八十九分，这就是一钱匕的容量。于是以三百三十三分为第一率，重量一钱为第二率，一百八十九分为第三率，求得第四率为五分六厘，这就是一钱匕的重量。半钱匕，折合今天二分八厘；钱五匕，折合今天一分四厘。以古方来验证：五苓散、四逆散等方，每次服方寸匕（折合今天一钱）。桃花汤用赤石脂末半斤，每次服方寸匕，每日三次（每方寸匕折合今天二钱，因为矿物药药性较重）。烧〔OCR疑误，原文作“烧 散”〕散，每次服方寸匕，每日三次（灰的性质必定较轻）。大陷胸汤用甘遂一钱匕，分两次服用（每次是半钱匕，折合今天二分八厘）。十枣汤，体质强壮的人服一钱匕（折合今天五分六厘）。文蛤散，服一钱匕（药性比较轻）。所谓一撮，以三根手指捏取的量为标准。《千金》说：“一撮就是四刀圭。” 这样得到一百二十八粒黍，折合今天四分。

译参照古方来看：泽术糜衔散，药物总量二十五分（折合今制四钱七分五厘），用三指捏取的药末，饭后服用（每次服四分，每日三次，三天后病就痊愈，而药也将要服完了）。风引汤，药物总量五十五两（折合今制四两一钱八分），取三指捏取的药末，用井水煎服（矿物药药性沉重，每次服八分，以服用五十多天为限）。凡是制成梧桐子大小的丸药，相当于药末一分。制成弹丸或鸡蛋黄大小的丸药，相当于药末一钱。《千金》说：“刀圭，是十分之一方寸匕的容量，相当于梧桐子大小。” 一方寸匕的散药用蜜调和，应当制成十丸梧桐子大小的丸药。制成弹丸或鸡蛋黄大小的，应以十枚梧桐子大小的丸药作为标准。按照前面关于刀圭的说法，刀圭可容纳三十二粒黍，重量应为一分；方寸匕的容量增加十倍，重量应为一钱。参照古方来看：己椒苈黄丸，药物总量四两（折合今制三钱，用蜜制成梧桐子大小的丸药），每次用饮水送服一丸，每日三次（每天三丸，每丸一分，外面还包有蜜，因此可知服十天便会痊愈）。薯蓣丸，药物总量一百七十八分（折合今制三两三钱八分），用大枣一百枚熬成膏，和蜜制成弹子大小的丸药，空腹用酒服一丸，一百丸为一剂（每丸药末应重三分四厘，因为还加入一枚大枣和蜜，所以能制成弹子大小）。所谓弹子大小，有时比鸡蛋黄略小，但两者相差也并不很远。理中丸，药物总量十二两（折合今制九钱一分），用蜜调和，制成鸡蛋黄大小的丸药；每次取一丸，用几合沸水调开，研碎后温服，每日三四次，夜间二次；腹中还没有温热感时，可增加到三四丸（每丸药末一钱，应当制成九丸）。但它不如汤剂；汤剂的煎法是按四味药的原有两数切碎，加水八升，煎至三升，去掉药渣，温服一升，每日三次（制成汤剂时，就是用这九钱一分的药来煎煮）。寇宗奭怀疑丸药用量太少、汤药用量太多，妄自认为古方所说的鸡蛋黄大小应当是大丸；李时珍也承袭了这种说法，于是把古法中弹丸及鸡蛋黄大小按十枚梧桐子计算的标准，擅自增改为四十枚梧桐子大小，实在是错误。备急丸，每次服三四丸，大小如大豆；如果还没有痊愈，再服三丸（据《千金》说，十六粒黍为一枚大豆，按七丸计算，总共不过一百一十二粒黍的重量，折合今制三分半）。凡药方中说大升、大两的，是以神农秤三两折合一两，以药升三升折合一升。《千金》说：“隋人以三两折合一两。” 秤的重量扩大三倍，所以容量也扩大三倍。参照古方来看：《外台》记载《广济方》的蒜煎，主治冷气，使用牛乳五升（折合今制三合四勺），加入剥净的大蒜肉二升，煎到蒜完全消尽，再加入牛膝一大斤的药末（折合今制三两六钱），煎成后用酒调和，每次服两匙（牛乳经过煎蒜后约剩二合，再配三两六钱药末煎煮调和，可见药末绝不可能再多）。《外台》记载《录验方》的杏仁煎，用来治疗咳嗽之气。杏仁一升，捣碎，加水调和研磨，取三大升药汁（相当于药升九升），煎至一大升，用酒送服一匙，每日三次（用水九升研磨一升杏仁，可见所用的水也不可能再多）。凡煎煮汤剂，大致是古制药二十两、今制一两五钱，加水一斗、今制七合，煎至四升、今制二合八勺，分作二三次服用。以上药物都要切碎成豆子大小；必须让水借着热气逐渐透入药物内部，然后药物借着水的沸腾，药汁才开始溢出。不过火力要小，沸腾也要轻微；两个人一起绞取药汁，还要用尺长的木棍辅助，澄清后去掉浑浊物再服。总的要求是取得药气的清纯，而不是用过多的水来耗损药气；读《千金》的论述，自然就能明白。至于《千金》中根据各种药物的权量相互推求的方法，往往彼此不相符合，这是因为古今药物的性质已经不同了。例如蜀椒、吴茱萸、地肤子、蛇床子，古代都取阴干品，现在却都晒干并爆制；爆制后药性会变轻，药性变轻后各药的重量就会有差别，因此秤量和容量便不能相互符合。又如附子，古方以一枚折合半两，是取生长在土中、自然培养充分、形质和药性都充足的附子。枣有大小，古方以三枚折合一两。古代在八月采枣并爆制晒干，重视枣皮而不重视枣肉（《别录》说：枣皮有利水作用，枣肉能补虚；只有十枣汤取肥大的枣十枚使用），现在的制法全都不合规范，所以应当与古方不相符合。只有巴豆经过净制后，以一分折合十六枚，比较相合（《千金》说：巴豆先去掉心和皮再称重；曾经按此法炮制，薄膜务必全部去净，大约十六枚，重九厘）。如果能在古方的各种论述中加以探求，即使只是蛛丝马迹，也不是不能找到依据。参照古方来看：《千金方》治疗历节病及各种风病，关节酸痛难以忍受，使用松脂三十斤（折合今制三十六两），炼制五十遍，少则也必须炼制二十遍，每次服一方寸匕，每日三次，一百天病愈（方寸匕能容纳三百二十粒黍，折合今制一钱，这是最充分的依据）。每天服三钱，一百天需要三十两。松脂炼制后去掉六两，正好够一百天服用；由此可知，古制一斤相当于今制一两二钱，再没有疑问了。《千金》治疗结气、冷症积聚在胁下，以及脚气病向上冲入小腹、腹中胀满。大蒜去掉蒜心，用三升，捣到极热，加水三升，调和后绞取汁液；再捣，加水三升调和绞取，去掉药渣；再加水三升调和，共得九升药汁。药渣只有桃核大小，弃去（蒜肉三升研取汁液后，药渣仅有桃核大小，可知古升很小）。用小火煎至三升，再加入牛乳三升，合并煎煮至三升。早晨起来空腹一次温服，全部喝完（三升蒜汁能够一次服完，可知古升很小）。到申时再进食。每三天服一剂，三十天服十剂后停止（蒜汁气味最辛辣猛烈，完全没有顾虑，仍然频繁制剂服用，可知古升很小）。宋代林亿认为古制三两等于今制一两、古制三升等于今制一升，庞安常也这样说。这是错误地把汉代的权量当作依据，实际上与古方没有关系。古方以二龠为一升，以二百四十粒黍为一两；这与刘歆所制定的二十龠为一升、二千四百粒黍为一两相差极大。后世儒者误信《汉书·律历志》，于是根据新莽时期刀布的重量和铜斛的制度，断定古代律、权、量的标准；这样以古制折合今制，便产生了古方三两等于今制一两、古方三升等于今制一升的说法，只是勉强使它与医方中的重量和容量相合罢了（秦汉时期的容量，每一斗相当于今制二升，见阎百诗《四书释地》和沈彤《周官禄田考》，这里附带说明）。

译前明张介宾受到郑世子的《乐书》影响，规定古方一两等于今制六钱、古方一升等于今制三合三勺，这尤其荒谬。李时珍说：古制一两等于今制一钱、古制一升等于今制二合半，也是不对的。参照古方来看：《肘后方》治疗消渴，用黄连三斤（折合今制三两六钱），放入猪肚中蒸熟后服用（按照景岳的说法，应是二十八两八钱，猪肚中能容纳这么多吗？）。。又《肘后方》治疗中风腹痛，用盐半斤（折合今制六钱），熬到水分干尽，放入口中，再喝热汤二斤，能够引起呕吐便会痊愈（按照张介宾的说法是四两八钱，能放入口中吗？而且能喝下这么多热汤吗？）。。又《肘后方》治疗风毒脚气，用硫黄末一两，以牛乳调服，使其出汗，北方人使用此法多有效（按照张介宾的说法是六钱，能一次服下吗？）。。又《肘后方》治疗劳复，用干姜四两，研成末（折合今制三钱），用汤调服，一次服完（按照张介宾的说法，是二两四钱干姜，能一次服下吗？）。。《外台》记载《备急方》治疗五尸，用雄黄、大蒜各一两，捣碎混合，制成弹丸大小（折合今制一钱三分，所以正好是弹子大小），放入热酒中服下（按照张介宾的说法是一两二钱，能与弹丸大小相近吗？）。。《千金方》治疗误吞金银，用白糖二斤（唐代以前方剂所说的糖，都是指饴糖，不是蔗糖），一次服用（折合今制二两四钱），逐渐吃下，多吃也好（按照张介宾的说法是十九两二钱，能一次服下吗？）。。以上是辨析古代秤制。《金匮》方治疗菌毒，服人粪一升（这难道是今制三合三勺吗？）。。《外台》记载《集验方》治疗水肿，用黄牛尿，一次饮三升（折合今制二合）；如果没有感觉，再增加服用量（如果说这是今制一升的人粪或牛尿，谁能承受多次服用呢？）。。《肘后方》治疗牙痛，用醋炙枸杞白皮一升，取半升含在口中漱洗，立即痊愈（如果按今制只有一合六七勺，怎么能够含在口中漱洗呢？）。又《肘后方》治疗霍乱、大渴不止，喝水过多会致死；用黄粱米五升，加水一斗，煮取清汁三升，慢慢饮用（如果按今制一升计算，难道不担心饮水过多而致死吗？）。。《外台》记载《崔知悌方》治疗血痢，用锻石三升，炒至黄色，加水一斗投入，澄清后服用；每次服一升，每日三次（每次折合今制三合三勺，每日三次，难道石灰水可以服这么多吗？）。。《千金》的术膏酒治疗脚弱、风虚，使用湿荆条二十五束，每束周长三尺、长二尺五寸、根部直径二寸，烧取木沥三斗（折合今制二升）。青竹三十束，每束周长三尺、长二尺五寸、直径一寸，烧取木沥三斗（若按这种规格取荆条和竹子来烧，能够取得今制一斗木沥吗？）。。《千金》耆婆万病丸条下说：服药后以轻微泻下三升恶水为好（如果三升相当于今制一升，还能说是轻微泻下吗？）。。《千金》第七卷《杂方》说：治疗崩漏下血一斛，服药后立即止住（如果出血达到三斗三升，还能来得及用药救治吗？）。。《千金》紫菀汤说：小儿出生六十日至一百日，每次服二合半；出生一百日至二百日，每次服三合（如果按今制是八勺多，一百日以内的小儿能够一次服下吗？）。。（以上是辨析古代升制。） 药秤和药升，是神农、轩辕创制的法定器物；晋、宋以来失去了古代的本意，所以梁代陶贞白先生撰写《名医别录》，论述用药分剂的法则时，完全遵循神农秤，而不采用以黍粒制定的标准。孙真人继承并阐述了他的意思，制定《千金方》，开头就说“如今按四分为一两，称量以此为准”，也不采用隋人以三两为一两的办法；他在叙述古代药升制度后又说：“现在人分药，已经不再使用这种制度。”这大概是虽保存旧制而不失礼意的想法。此后有王刺史编纂《外台秘要》，每一方都一定记明出处；凡是六朝各位名医所制定的分、两、升、合标准，都谨慎地依法保存，偶尔有大升、大两，也一定分别注明。如今良方都还保存着，只因古代的重量和容量难以考求，便把它们像敝屣一样抛弃；一些自以为懂得其中道理的人又随意武断，于是医道中精微的旨意势必不只是全部失落于地。其中武断得最厉害的，没有比景岳更甚的了，因为他所尊奉的依据，全都出自郑世子伪造的夏律、周制。所谓精微的旨意是什么？就是圣人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升降浮沉的气机，顺畅就能生存，逆乱就会死亡；只要能够拨动它使之重新运行，便可以顺势而治，不再有困难。所以用药贵在取得适中的药力，不在于药味多、用量大。贵在循序渐进，不在于求效迅速。药物必然具有毒性；没有毒性就无法制约疾病，没有节制就无法驾驭药物的毒性。所以药升、药秤以小量为标准，确实是出于谨慎。陶隐居说：药中只有一味有毒，服一丸，大小如细麻子。药中有两味有毒，服二丸，大小如大麻子。药中有三味有毒，服三丸，大小如胡豆。药中有四味有毒，服四丸，大小如小豆。药中有五味有毒，服五丸，大小如大豆。药中有六味有毒，服六丸，大小如梧桐子；从六味到十味，都以梧桐子大小为标准。据《千金》的论述，梧桐子大小的丸药（按前文说法重一分），以两枚大豆大小的丸药作为标准。大豆大小的丸药（重五厘），以两枚小豆大小的丸药作为标准。小豆大小的丸药（重二厘半），以三枚大麻子大小的丸药作为标准。胡豆大小的丸药（重一厘七毫），以两枚大麻子大小的丸药作为标准。大麻子大小的丸药（重八毫半），相当于三枚细麻子大小的丸药（每枚细麻子重二毫八丝）。现在的人怀疑古方制定的法度过于严峻，却不详察其中谨慎周密的用意，反而说古人的禀赋强厚，能够承受重剂，这样看问题就更加颠倒了。理解并贯通我的说法，也许就能效法古人的用意，运用古人的方法了。《千金》说：“古代的药物生长在土中，自然培育长久，气味真实。现在的药物药力轻浮虚弱，人们又多有巧诈。学习医术的人必须加倍用心，反复使用药物，药物才会有力量。” 这一点也不可不知道。然而看东垣的方剂，药味虽多而分量很轻；又如宋代一切制成煮散的方剂，每次服用都以五钱为标准，由此可知用药仍然不以药味多、药量大为贵。

译古人曾怀疑汉方汤液，大剂量有三十多两，小剂量有十多两，加水六七升，煎取二三升，分三次服用；如果用古代的龠量取七升水来煎煮今制三十两的药，水能浸没药材吗？又有人怀疑散末药只服一方寸刀圭匕，丸药制成梧桐子大小，最多三十粒；汤液的用量怎么会相差如此悬殊呢？又有人怀疑风引汤一剂总计五十五两，每次只取三指捏取的药末，加水三升，煎沸三次，去渣，温服一升；看它的煎制方法，每次只用三指捏取的药末，药剂怎么会有这么多呢？如今一旦考察并加以订正，这三个疑问就全都解释清楚了。古方中只有百合汤用百合七枚，配水三升，似乎与前面的说法不相符合；不久前一位朋友说：我苏州阳山澄照寺前有一片地，天然出产的百合只有钱币那么大，煮出来清香远胜其他百合，治疗疾病极其有效。由此可知，入药的百合以小的为贵。卷九。《生气通天论》病因篇章句辨析。丹溪《格致余论》说：《生气通天论》的病因部分共有四章，第一章“因于寒”下面的“欲如运枢”三句，与上文意思不相连，都是后人增衍的文字；应当把第二章“因于暑”下面的“体若燔炭，汗出而散”两句，移到“因于寒”下面，等等。尤在泾先生是深通《黄帝内经》经义的人，唯独对这一论点没有深入考求，于是在《读书记》中说：“因于寒”和“因于暑”两节，丹溪重新厘定章句是正确的。烈认为，“因于寒”下面的“欲如运枢”一句不必说成衍文；只是“起居如惊，神气乃浮”两句，与下文“体若燔炭，汗出而散”两句彼此错置。只需将这四句互相调换，读作：“因于寒，欲如运枢，体若燔炭，汗出而散。” 因暑邪而出汗，烦躁时就喘促气急，安静时却多言语，起居动作像受惊一样，神气于是浮越。” 这样意思就贯通了。这是说，寒邪所致的病，身体像枢轴一样运动，使寒气自行消散，这就如《内经》所说的洗浴、熨法、按摩等治疗方法。如果寒邪郁积而化热，像炭火燃烧一样，就必须通过出汗使其消散，这就如仲景的麻黄汤之类。暑邪所致的病，是君火受病，所以会自汗、喘促气急而多言，并且起居动作突然急迫，神气浮越。丹溪和在泾都沿袭了这种错误。卷九 申论三年之中气候失常而化生疫病的说法 本书第二卷薛一瓢先生《日讲杂记》中有这一条，但说得不详细。此书出版后，各位同学接连来询问这一说法，因此在这里为他们详细说明。这一说法本出于《素问遗篇·刺法论》。虽然张景岳已经在“刚柔失守”一条中作了分类解释（甲、丙、戊、庚、壬五年属阳，气性刚；乙、丁、辛、己、癸五年属阴，气性柔。本应交接却没有施行政令，称为失守），但仍不够清楚，我姑且参照自己的浅见，详细说明如下。比如甲子年，上半年风多而温暖少，是上一年司天的厥阴没有退位，本年司天的少阴没有迁正。如果下半年凉气较多，是在泉的阳明得以居位；甲子年的在泉属阳明，为己卯（在泉的天干，根据与司天之干相合者推定，如甲与己相合，乙与庚相合。在泉的地支，则根据司天的地支，在四正、四偏、四维中寻找阴阳相配者来推定。例如子与卯是四正中一阴一阳相配，寅与巳是四偏中一阴一阳相配，辰与未是四维中一阴一阳相配，其余依此类推）。以上一年的司天之气，降临到本年的在泉之位，便形成上为癸、下为巳的不和状态。甲失去本位，称为木胜而土虚（甲己化土）；木胜必然会受到金的报复（指下一年乙庚化金之年），金既然反制，木就必然稍稍退却，于是子年司天的少阴到来。木反过来助火克金，所以金的报复必然微弱。而甲己所化之土都失去守位，土气郁积日久，后来就会化为疫病；早则在丙寅年，晚则在丁卯年，土疫便会发生（丙辛化水之年，久郁的土气才得到发泄而造成病变；再过一年为丁壬化木，木又克土，木气亢盛便会造成病变。土疫就是湿疫，即现在所说的湿温一类疾病）。疫病发生的轻重，要根据该年司天、在泉之气的盛衰来确定。又如上半年气候温暖，是少阴司天施行政令；下半年温暖多而凉气少，是上一年在泉的少阳没有退位，本年在泉的阳明没有迁正。己卯这一柔气不能下降（本年在泉属阳明，己卯的解释见上文），于是甲子这一刚气孤立于上，也会导致土虚，后来化为疠病（凡司天失守而化生的是疫病，在泉失守而化生的是疠病。“疫”就是瘟疫，“疠”就是杀伤性疫病）。土疫将要发生时，恐怕会损伤肾脏，应先补肾俞穴，再泻去土气以消除郁结；并且要戒除夜间出行和远行（因为原论属于刺法，所以说“俞”；若用药治疗，也可以仿照这一意思）。其余内容详细记载在《类经》中，这里不再重复；其他年份也依此类推。疫病和疠病常在阳年发生；除去天刑六年，其余二十四年都是如此（庚子、庚午年君火刑克金运，庚寅、庚申年相火刑克金运，戊辰、戊戌年寒水刑克火运，这六年本来不是太过，所以不发生疫病；其余年份都是阳刚太过，因此发生疫病）。不过，这只是指阳运自行胜盛而没有邪气损伤的情况；如果刚柔交替失去本位，四时失去节律，称为失守而交替错位，就会发生大疫（应当司天却没有司天，应当在泉却没有在泉，即使属于阳年，也属于不及，不必等到郁积三年后才发生疫疠）。卷十 虚劳论 虚劳这种病，都是由内伤引起，而没有外来邪气。例如饮酒损伤肺脏，就会使湿热熏蒸，肺阴逐渐消耗。纵欲损伤肾脏，就会使精室空虚，相火失去制约。思虑过度而伤心，就会耗损血液，使火气容易向上炎烧。劳累倦怠而伤脾，就会产生热邪，从内部损伤真阴。只有恼怒损伤肝脏分为两种：郁闷的怒气会使肝火在内部炽盛，灼伤血液；暴怒会使肝火向上升腾，导致吐血。这五种情况，都能损耗人的精血。《道经》说：“泪、唾液、津液、精、汗、血、液这七种灵性物质，总属于阴。” 阴虚而内生热邪，就会形成虚劳证。大多是由饮酒和房事过度引起；但也有童子尚未婚配就患此病的，或是先天不足，或是禀受母体之气而阴虚。师尼、寡妇、未婚女子因婚期延误而气血郁结，以致寒热往来如疟疾、早晨发凉而傍晚发热、没有食欲、月经失调，甚至闭经而形成此病的，多是郁火在体内熏蒸所致（以上论述致病原因，以下论述真阴容易亏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