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素问经注节解》，清代姚止庵著。序。自从轩辕黄帝和岐伯论述医药、消除百姓疾患以来，百代之后，谈论医学的人无不把它奉为金科玉律。然而经文言辞简约、意义深奥，读者不能立即理解其中含义，因此望洋兴叹的人很多。古人的本意既已不可直接见到，有些人便从世俗医书中偷取一些残余知识，只在很小的病症上反复计较，拘泥于墨守成方；想凭这些来解决疑难、判断生死，岂不是很困难吗！从前秦越人说过：“听说病在阴分，便从阳分来论治；听说病在阳分，便从阴分来论治。” 他救治虢国太子时，取三阳五会等穴来调和阴阳，太子终于苏醒。其次，齐桓公的病逐渐加重，从腠理渐渐发展到肠胃和骨髓，后来果然像他所说的那样去世。太仓公从公乘阳庆那里接受了通过五色诊察病情和诊治奇病的技艺，精通并阐释其中道理，判断人的生死，清楚得如同看自己的手掌。这些人距离轩辕黄帝、岐伯的时代还不远，前代圣人的精微医理仍有师承。他们对于《内经》所说的脏腑相互应合，以及十二经脉、十五络脉的传变，都彻底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自古以来一直被称为神医。所谓《内经》，就是汉代《艺文志》所记载的《素问》和《灵枢》。隋代全元起首先作注，唐代王太仆随后作注，宋代林亿、孙兆又为它校正，可以说已经很详尽了，但读者仍然不能通晓它的宗旨。我门下的秦子逸曾多次对我说，他的内兄姚止庵是位老经学家。甲申、乙酉年间，他弃儒学医，医药方面的书籍无不贯通研讨，尤其在《内经》这一部书上竭尽精力。他认为，这里保存着上古圣人的精微义理，调和气化、拯救百姓的方法全都在其中，于是探究深奥隐微之处，剖析经文义理，达到神明般的领会，并考察各篇的贯通之处。因为《素问》虽有注释却仍不完备，《灵枢》更没有可供阅读的注本，他便发愤作注，前后十四年才完成，取名为《节解》。这样，经书中未被传述的奥秘才几乎全部发掘出来，使读者豁然开朗，如同拨开蒙昧。如今特地交付刊刻，请我写几句话放在书前。我本来没有深入研究轩辕黄帝、岐伯的医理，私下考察秦国医师和的疾病理论，推究并阐明六气、五味、五色、五声和六疾。他论述性命的微妙、天人之间的感应，意义深广；至于论说蛊惑之病，即女子迷惑男子、风吹落山，援引《周易》的精微义理来相互印证，即使齐鲁一带的学者也未必能超过他。由此我才相信，这件事若不是穷究根本义理、并且通晓儒学，是很难谈论的。如今止庵以经学家的身份专心研究医学理论，我知道他的所得可以上溯古人，而轩辕黄帝、岐伯的医学传承也将由此集其大成。这部书流传之后，对于拯救世人、保全生命，都将有所凭借。这就是序。康熙己未年十月，赐进士及第、通奉大夫、特加礼部侍郎、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加一级沈荃撰。序。我曾看到徐文长在自传中写道：“我读过一些旁门书籍，自认为从《首楞严经》、庄周和列御寇那里另有所得。至于《黄帝素问》等篇，如果再给我一些时间，更加仔细地推演，一定能把各家注释中的谬误全部剔除，标明它的宗旨来给后人看。” 看来徐文长尤其对《素问》很有自信，也认为它十分奇妙。后来我看到他的评释，言辞和意趣都从文章写作的角度出发，仍然停留在文人的见解上，其中精深的医理和微妙的意义，他似乎还没有透彻理解。如今看到我朋友姚止庵的《素问经注节解》，他沉浸研究轩辕黄帝、岐伯的篇章典籍达十四年。凡是经文和注释中的赘语、错简、伪作和肤浅言论，都加以筛除，去掉糠秕；又反复淘洗，抛弃砂砾，真正能够劈开混沌、嚼碎虚空，就像洗去灰尘、冲净头发，条理一条条显露出来；又像锋利的针刺入皮肤，处处都能见血。这确实是能够洞察病体的神奇匕首，是能够透过墙垣看见事物的奇妙眼力。止庵原本就是文坛的大儒，只是文章才华横溢，偶尔把医学当作游戏来研究。在一般人看来，儒者转行做医生，就像把菜做成齑粉一样，轻易得如同反掌；但谁知道他研究医理时不嫌弃精微深奥，也不因寒暑而懈怠，止庵的用心可以说达到极点了。难怪他一旦用医术治病，舍弃众人所取的观点而采用众人所弃的观点，常常在一次诊察之间便作出明确判断。如今这部书已经摆在这里，姑且不论世上那些从事医学、却连《脉经》《本草》都不认识，连药物的君臣佐使都不能辨别的庸医，他们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即使是此前的名家宿儒，如马元台、王曰逵、张景岳所作的注解，与止庵的论述相比，简略的变得详尽，疑惑的得到清晰说明，内容广博而明白爽快，哪里还不同于离开幽暗而看见青天？从今以后，人人都可以读懂《内经》了。我不是能够行医的人，但能够理解医学。止庵行医，本来不会因为得到我的理解而感到荣幸；但我知道，止庵对医学的解释将要呈现在天下人面前，这直接是后人的幸运。止庵大概就是《内经》的朱熹吧，可惜徐文长没有机会看到这部书！康熙己未年十月，同学弟剑南张岱敬撰。自序。

译《内经·素问》创始于轩辕黄帝和岐伯，唐代王太仆为它作注，宋代高保衡、孙兆、林亿校正，都认为它已经灿然明备了。然而后人看到它不敢读，读了不能理解，理解了又不能完全明白。即使有自以为已经明白的人，让他面对病证时，仍然真假不能辨，正治和从治颠倒施行。唉！经学的荒废，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我自甲申年以后，辗转迁徙之余，对当世之事已经没有志趣，时常拿出医经翻阅。我发现它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以及草木昆虫，无不完备。至于人体，内有脏腑，外有皮毛，尺寸分量，细微之处无不详尽，没有遗漏。圣人的教诲，真是达到极点了。然而它的宗旨深奥，内容广博，文字错杂而难以考察。人若不是上等聪明之士，很少不在面对浩瀚内容时眼花缭乱，在歧路上犹豫不决。因此我反复研读玩味，想进一步斟酌取舍、增删损益，务必使人人都能读，读了就能理解，理解了就能明白，而且施用于实际没有不恰当的地方，这样才可以。于是取用唐代的注法、宋代的新校正，以及明代马元台、王曰逵、张景岳等前辈的论说，参照比较后作出判断。这样过了十年，到康熙壬寅年三月，我长叹说：从今以后，我知道应当怎样斟酌取舍、增删损益了。对于经文正意已经在前面说明、后面又重复的赘语，就删去；经文的话已经在别篇出现、这里又重复的，就删掉；文字残缺、意义无法考察、勉强解释也没有意味的，有的保留疑问，有的全部删除；语句脱漏错误的，就考察其他版本来补缀；字有错讹的，就根据文章义理来订正；句法颠倒、段落错杂，以及凡是由于传抄而混乱的地方，就通观上下文的语气来改易；至于后人伪托、为了补足篇目数目而加入的篇章，如《著至教》等七篇中词句混杂驳杂的内容，则删削以使文意贯通。共删去一百七十八处，合计删去六千六百八十六字。《素问》是经典。经典，就是圣人的言论。我是什么人，竟敢删取圣人的言论？也只能说是节取罢了。《易经》说：“天地有节制，四时才能形成。用节制来制定制度，不损伤财用，也不危害百姓。” 意思是减去有余，补足不足，使一切归于中正的节度。如今《素问》的原文完整存在，王太仆的注解也完整存在。像所说的赘语和重复出现的文字，王太仆保留了，没有删去；残缺和伪作的篇章，王太仆也仍然保留，没有删掉；又如脱漏、错误、讹舛以及颠倒错杂一类的问题，王太仆有时姑且顺着文字解释而没有进一步阐明，有时旁征博引、泛泛收取材料，却满足于浅陋的解释。难怪后人读它时茫然不知如何理解，理解后仍懵懂而不能完全明白，甚至害怕得不敢阅读。又怎能指望他们面对病情时辨别真假、确定正治或从治，并确切施治而各得其当呢？这就是我删节《素问》中多余内容，又自行作解释来补足王氏不足之处，斟酌取舍、增删损益而不知自己已经近于狂妄迷惑的原因。这项工作从壬寅年三月开始，到己酉年十二月结束，共用了七年；又过了七年，《灵枢节解》也相继完成，我从事《内经》研究总共十四年。从今以后，读《内经》的人或许可以接近真正理解它了。康熙丁巳年五月望日后第二天，会稽止庵姚绍虞谨序。王太仆诠注原序。

译解除束缚、摆脱艰难，使人保全天性、调养元气，把百姓救济到仁爱长寿的境地，使羸弱者得到安康，如果不是依靠三位圣人的道理，就不可能做到。孔安国在《尚书序》中说：“伏羲、神农、黄帝的书，称为‘三坟’，讲的是大道。” 班固《汉书·艺文志》说：“《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就是其中的九卷经文，加上《灵枢》九卷，正好是这个数目。虽然年代不断变迁，但传授学习仍然保存着；只是担心传授给不合适的人，所以有时有所隐秘。因此第七卷由老师收藏起来，如今奉行的只有八卷。然而它的文字简约，意义广博，道理深奥，旨趣深远；天地的形象有所区分，阴阳的征候有所排列，变化的原因有所表明，生死的征兆有所彰显。不必预先谋划，远近自然相同；不必约定，幽明自然相合。考察它的言论都有验证，检验它所说的事情也没有差错，确实可以说是至高道理的根本、奉养生命的开始。即使天资敏捷、见识神妙而通达玄理，谋划虽然有赖于天生的才智，立论的规范也要借助训诂解释；从来没有走路不经过道路、出门不经过门户的事情。然而如果专心钻研精微，探究隐秘，有时能够认识并契合真正的要旨，就会像解牛时眼中看不到完整的牛体一样，所以行动便能成功。仿佛有鬼神在暗中辅助，能够名扬当世的奇才也会时时出现：周代有秦公，汉代有淳于公，魏代有张公、华公，他们都得到了这种精妙的道理。他们都使医术不断更新，大大救济百姓；声望和实际功绩相继荣耀，名声与事实相互符合。这大概是教化显著的结果，也是上天的助力。我年轻时便仰慕大道，早年就喜好养生，有幸遇到这部真经，便把它作为借鉴和准绳。可是世间流传的版本错误，篇目重复，前后次序不合，文字意义彼此隔断，施行不容易，披阅会通也很困难。年代久远，沿袭下来逐渐形成弊病：有的一篇重复出现，却另立两个名称；有的把两篇论述合并，统称为一个篇目；有的问答还没有结束便另立篇题；有的竹简脱落没有记载，却说成世间缺失；把重复的经文合并后冠以《针服》之名，把《方宜》并入《咳篇》，把虚实分隔开来作为《逆从》，把经络合并作为《论要》，把《皮部》节列为《经络》，把《至教》退置在《针解》之前，类似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况且要登上泰山，如果没有道路怎么能做到；想要到达扶桑，没有船就无法前往。于是我勤奋精研、广泛访求，并且有幸得到相关人士的帮助，经历十二年才达到医理的要旨；询问研讨其中的得失，终于实现了早年的心愿。当时我在郭先生的斋堂里，从先师张公那里得到秘本。书中文字清楚明白，义理周密完整；以此参照详察，各种疑惑便像冰一样消释了。我担心这些内容散失在后学手中，使师承断绝，于是撰写注释，以便流传不朽；又把旧日收藏的卷册合在一起，共八十一篇、二十四卷，刻成一部书。只希望读者能够究明篇末、了解篇首，寻绎注释而会通经文，启发初学者，宣扬最高的道理，如此而已。其中竹简脱落、文字断裂、意义不能衔接的地方，就搜求经文和各家论述中的内容，移置来补在相应位置；篇目残缺、所指事物不明的地方，就揣度它的意趣，增添文字来彰明意义；篇章论述相互吞并、意义并不相关而篇名又有缺漏的地方，就按事类区分，另立篇名放在篇首；君臣之间的问答、礼仪有违失的地方，就考察尊卑关系，增补文字来彰显其中意义；错简、碎文以及前后重复的地方，就详察其旨趣，删去繁杂内容而保存要点；言辞和义理隐秘、难以粗略论述的地方，另行撰写《玄珠》来陈述其中的道理。凡是增添的文字，都用朱笔书写，使古文和今文明确分开，文字不相混杂。希望这样能够彰明圣人的旨意，畅达深奥的言论，如同星宿高悬、奎宿和张宿排列不乱，深泉清澈明净，水族鳞介都能分别看清；使君臣不再有夭折枉死的期限，使汉族和夷族都有延年益寿的希望。使工匠不致误刻，使学习的人能够明白，让最高的道理流传开来，使美好的声誉不断延续；千年以后，人们才会知道大圣人的慈惠是无穷无尽的。大唐宝应元年壬寅年序。唐代太仆令启玄子王冰撰。《新校正补注内经素问表》。臣听说，安定时不忘记危险、国家存在时不忘记灭亡，是古代圣贤最先考虑的事情；寻求百姓的疾苦、体恤百姓的隐忧，是君主深厚仁德的表现。从前黄帝登上帝位治理天下时，把调理身体所得的余绪推广到治国，坐在明堂之上，俯察八方，考察并建立五常。他认为，人出生时背负阴而怀抱阳，饮食五味而承受五色；外有寒暑相互作用，内有喜怒交相侵扰，夭折、昏乱、疫病、疮疡等灾患，国家世代都有。于是他想要收聚四时所带来的五种福气，普遍赐给百姓。于是他和岐伯向上穷究天时规律，向下探究地理，远取万物的道理，近取人体自身的情况，彼此问答论难，留下医治法则来造福万世。于是雷公等人接受传授并加以传承，《内经》便形成了。历代都珍视它，从未失传。苍周兴起时，秦国医师和阐述六气的理论，详细记载在左史的著作中。后来秦越人得到其中一部分，推演并撰述成《难经》。西汉的仓公传承旧日学术，东汉张仲景撰写遗留下来的论述，晋代皇甫谧整理经文而编成《甲乙经》，到了隋代杨上善又汇编成《太素》。当时有全元起，开始为它作训释和解释，但缺少第七卷的一篇。到唐代宝应年间，太仆王冰非常喜爱这部书，得到先师收藏的卷册，重新大加编次并作注；这仍然是三皇遗留下来的文字，灿然可观。可惜唐代把它列入医学，交给从事技术的人，而士大夫很少谈论它。距离圣人时代已经很远，医术因此晦暗不明，所以文字和注释纷乱错杂，义理混淆不清。殊不知三坟遗留下来的学问、帝王的高尚事业、圣贤的才能和功业，唐尧传授四时之政，虞舜协调七政，神禹修治六府以成就帝王功业，周文王推演六子以安排卦气，伊尹调和五味以辅佐君主，箕子陈述五行以辅佐世道，它们的宗旨是相同的。怎奈把极其精微的道理传给极其低下浅陋的人，竟然没有废绝，已经是很幸运的事了。近来在嘉祐年间，仁宗想到圣祖遗留下来的事业将要坠落失传，于是下诏召集通晓这门学问的人，让他们加以校正。臣等承受临时委任主持校勘，潜心研讨了十年，于是搜访国内外资料，汇集各种版本，反复寻究其中义理，订正错误，十成中只得到三四成，其余还不能完备。我私下认为，这还不足以称合明诏、符合圣意，于是又采集汉唐史书和目录中流传于世的古代医经，得到几十家，编排并考订它们。把各种材料贯穿、交错、融会贯通，有时从根本探寻枝节，有时沿着流派追溯源头，确定可以考知的内容，仍按旧有篇目编次；订正谬误六千多字，增补注释义理两千多条。每一字一句的取舍，都必有考据依据；错乱的文字和疑难的意义，到这里才得到详细说明。用它来调治自身，可以在祸患尚未显现时消除它；把它施用于政治，可以使生机无限地扩展。恭敬地说，皇帝顺应天下大同的时运，承受无边的福泽，继承先帝的志业使其成就，振兴这门微妙的医学，使它永远得到匡正。这样就可以招来和气，使灾害不发生，让一世的百姓都进入长寿的境域了。国子博士臣高保衡、光禄卿兼直秘阁臣林亿等恭谨上呈。凡例

译《素问》古本目录有八十一篇，除去已经亡佚的《刺法》和《本病》两篇，实际共七十九篇；其中论述阴阳、脉象和治法的有五十一篇，论述针灸和穴位的有二十二篇，论述岁运和六气的有七篇。这些内容虽然都是轩辕黄帝、岐伯等几位圣人阐发的救人妙理所在，但其中仍有理论与术数的区别。论阴阳和治法的属于理论；理论的根本在于变化，没有固定形式。论针灸和岁运的属于术数；术数则有具体形象可以推拟。所以特意分为内篇和外篇，希望读这部经典的人，对于其中所体现的神妙道理，能够精心思考并反复体会；至于属于形象和术数的内容，只要记住它们就可以了。宋代《新校正》说，汉代《艺文志》记载《黄帝内经素问》有九卷，到隋代《经籍志》只说还存八卷；全元起的注本也说缺少第七卷。王太仆在《素问序》中说第七卷由师氏收藏，那就是《岁运》《天元纪》等七篇。《新校正》怀疑这七篇篇幅浩大，认为它们另是《阴阳大论》的文字，王氏只是借来补足亡佚的卷次，并引用张仲景《伤寒论序》作为证据；这种说法或许也有道理。但是《素问》这部书，凡是天地间存在的道理，没有一样不具备。七篇虽然独自篇幅很大，但详尽论述阴阳变化本来就应当如此；《尚书》也曾从孔壁中发现，难道太仆的话就一定是诬妄吗？《素问》的文义虽然经过王氏注解，也经过高保衡等人校正，他们都说已经极尽苦心，但其中错误和脱漏之处仍然很多。现在我分别在各篇的条文下面辨析、驳正其中的是非，参考其中的得失，并不是胆敢非议前代贤人，实在是因为经典旨意不可轻率对待，而人的性命也不是可以任意轻视的东西，我宁可承担狂妄的罪名罢了。至于我管中窥天所得的见解，缺点自然很多，希望后来的君子将其删去。太仆的注解到《至真要大论》为止，其中“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原以消阴翳”两句话，阐明了前代圣人尚未阐发的道理，启发了后世学者的蒙昧，卓绝而可传千古；这虽是注解，实际上已经成为经文了。除此之外，注解中还有一些地方不完全吻合，但美玉的光彩不会被瑕疵遮掩，仍不失为极好的文章。每篇都有命名的原因：有的名称关系到篇中的主旨，有的与篇意毫无关系，只因开头有这几个字，便用它们作为篇名。而且一篇之中，问答的条目和段落也各不相同。如果不把篇名一并标出以提纲挈领，读者怎么能不感到混乱呢？现在特意把篇名和篇目总列在篇首，就像诗歌有小序一样。篇中的问答每一项作为一段，并把注解分列在下面，条理清楚而不混乱，希望读者能够心里明白、眼中清楚。此外，这部书文气高古，句法错落，有时一两个字就是一句，有时十几个字才是一句。现在在语气稍有停顿的地方加以断读，读起来音韵婉转，意义也更加显现，这就是所谓的章句。这部经典距离古代已经很远，残缺自然很多。王氏的注解常常曲折牵强，反而使道理更加晦涩；即使是《甲乙经》、全元起注本以及《新校正》，也有许多地方不够确切。现在不敢牵强附会，宁可把疑问保留下来。古本每篇原来都有篇次和卷次的数目，现在既然分为内篇、外篇，原有次序已不再适用，至于采用什么数目也没有必要，所以一并删去。训诂学大家只需诠释原文就可以了，但医经却不能这样做。因为问答的意思不过是偶然举出一个方面，原本不是对脉和疾病的全部说明，后人如果拘泥于其中，必然会有所偏失。王氏的注解大多是随着文字逐句解释。我的拙见则一定先贯通全文大意，然后再解释原文；有时先说明原文，再补充出完整的意义，使读者能够融会贯通于心中，希望不至于产生偏执拘泥的弊害。内篇所记载的，都是阴阳变化的大道理以及脉象、治法的要旨，本来就应当细心体会认识。至于外篇，针灸方面如《离合真邪》等篇，岁运方面如《至真要》《天元纪》等篇，其中各自都有精深的义理，应当择取其中的要点来探究细微之处，不能因为它们列在外篇，就一概看作浅薄。《热论篇》是张仲景取法它来撰写《伤寒论》的，字字都有着落，段段各有精义。从前阅读王氏注解，颇为不满意，正想找办法改换它，却一直没有做到。后来见到乌程闵芝庆文集，其中特意为本篇作的注解最为明确，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所以全部抄录下来。可惜这位先生没有为《素问》《灵枢》全经作注，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岁运七篇中有天文度数以及天符、岁会等义理，确实都是我一向不懂的内容。王氏的注解既不能令我满意，凭空杜撰又不是我所能做的，因此搁笔很久。后来得到景岳张公的《类经》注解，其中推算详细明白，确实可以遵循，于是全部抄录下来；其中偶有不合之处，便在下面附上谨慎的按语。这部文集实在依赖两位先生的帮助，才得以完成。最后的《至教》等七篇，文辞和旨意与全书完全不相同，确实是后人假托而成、用来凑足篇目数目的文字。王氏把它们一概混在一起作注而不能辨别，实在是被那些人欺骗了。现在把这一点明白说出来，后来的君子想来不会认为我的话是轻率妄言。有人认为这部集子应当把原文全部刊载出来，但我只在需要节解的地方分别记下钩勒，这样可以使读者完全了解源流，知道经典为何节略、注文为何另行解释；这种意见是对的。但这样做原本是为了便于学习，如果仍然列出全文，不仅篇卷会非常繁多，而且会使读者眼花心乱，所以我作了节略；这不只是为了省去文字，实际上也是为了使读者心目清楚。《素问》古本目录有九卷，王氏分成二十四卷，未免过于繁琐。现在分为内篇三卷、外篇六卷，合计九卷，仍沿用古本目录的卷数。内篇 第一卷 谨慎按语：《素问》这一名称，王太仆没有解释它的含义，也不知道它是在什么朝代写成的。考察汉代张仲景所撰《伤寒论》，其中说依据《素问》；此后晋代皇甫士安说《素问》论述疾病非常精确，王叔和撰写《脉经》时说其内容出自《素问》《针经》，隋代《经籍志》也记载了《素问》这一书名。由此说来，《素问》这一名称始于汉代，后来又多次见于晋、隋时期的记载。至于为什么称为“素问”，全元起说：“‘素’，是根本的意思。‘问’，是黄帝向岐伯发问。这部书陈述人的性情根源和五行的根本，所以叫作《素问》。” 宋代《新校正》又引用《干凿度》的话说：“凡是有形之物都始于无形，所以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四个阶段。太易，是还没有出现气的阶段；太初，是气开始出现的阶段；太始，是形体开始出现的阶段；太素，是物质开始出现的阶段。气、形、物质都具备以后，疾病便由此萌生，所以黄帝所问的是太素这一物质的起始；《素问》这个名称，含义或许就由此而来。” 我说：不是这样。人的疾病，往往不是等到已经发病才患病，而是在尚未发病时就已经形成了；平素不注意调养，疾病就会发生，平素不注意治疗，疾病就会发展。轩辕黄帝和岐伯以仁爱天下的心，在千百代以前共同阐发这些道理；这又是通过平素的发问，使后人免遭夭折和死亡之患。“素”字的含义真是重大啊！内篇　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