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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一 《周易筮述》　易类 提要 臣等谨慎查考：《周易筮述》共八卷。本朝王宏撰著，字无异，号山史，华阴人。康熙己未年被荐举为博学鸿词。王宏撰认为朱子说《易》本来是卜筮之书，所以编写此书来阐述其中的意义。第一卷为《原筮》《筮仪》《蓍数》。《筮仪》以朱子的说法为本，并参考汴水赵氏之说。第二卷为《揲法》，第三卷为《变占》。尊崇圣经，排斥《易林》，考察《左传》，与朱子的说法大体相同而略有不同。第四卷为《九六》《三极》《中爻》；中爻就是互体。第五卷为《卦德》《卦象》《卦气》。《卦气》以邵子、朱子之说为本，并附《太乙秘要》。第六卷为《卦辞》，第七卷为《左传国语占》《余论》。第八卷为《推验》，材料取自陆氏。凡涉及过于怪异、令人惊骇的内容，一概不载。此书虽然专为蓍筮而作，但大体上是排斥焦京之术、阐明文王和周公之理，全部推本于经义；与方技小数相比，当然有明显区别。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周易筮述》原序 《易》所说的是天道，筮所说的是人事。伏羲、文王、周公谈天道，孔子谈人事。大概《易》到了孔子这里，关于端正德行的道理已经完备了，而没有什么比筮更完备的。筮，是使人和顺于道德、合乎义理，穷究事理、尽明本性直到达于天命的学问。学问不讲求，却只在筮中寻求吉凶，于是便把朱子所谓“《易》本来是卜筮之书”理解得浅薄了。他们不知道：伏羲以卦象示人，文王在《蒙》《比》中阐发“初筮”“原筮”的意义，周公在《革》中阐发“未占有孚”的意义；至于孔子作《大传》，无非是在阐发卦象和占筮的意义。他在《论语》中引用“恒九三”的爻辞而说“不占”，这说明把《易》看作卜筮，正是朱子考察圣人而得出的不谬之论。《尚书》说“建立考察疑难之法”，五种谋断中卜和筮占了两种。《礼记》说：“有疑难便用筮来决断，就不会受到非难；确定日期而行事，就一定要实行。”圣人把卜筮作为教化，是要观象玩味卦辞，观察变化玩味占辞，使仁德显现、功用隐藏；人事尽到而天道相合，难道只是苟且而已吗？自从焦赣出现，圣人的道理便隐没了；自从《易林》出现，圣人的言论便隐没了。京房、管辂、郭璞等人接续而起，于是相天、相地、相人的术数，百家杂然兴起。谈论《易》的人日益纷杂，距离《易》的本旨也日益遥远；他们用诡异偏僻、荒诞怪异的说法，追求认识本来不可能认识的事，于是道德性命之学荒废了。所以我论述扰乱《易》之罪，把焦赣列为首犯。《太玄》《元包》《潜虚》《皇极篇》等著作，都是想凭个人的智巧显示自己，使用三、五、七、九等数，最终失去了自然之理；有的又用古文奇字加以装饰，以此求取天人相合，也只是徒劳。近世深究《易》学的人，要推重韩恭懿公；他著《易占》，经纬兼用《易林》。我写这部书，必定排斥《易林》，只奉行《周易》的卦辞爻辞；至于揲蓍的方法，则以《启蒙》所定的为主。我私下感慨，圣人的道理竟流为术数，于是焦、京、管、郭一切可惊可疑的事情，以及附会牵强的说法，全部摒弃。即使传说中的邵子前知，只要不是通过蓍筮得到的，也不取用。由此才知道程子所说“我和尧夫同里居住三十多年，没有什么不问的，唯独没有问到数”的话，并不是随意说的。独居一室，排除各种忧虑，开阔地观察古今，洞彻物我，以朱子的学说为本，向上追溯四位圣人的宗旨，明白天地变化的神妙、阴阳消长的奥妙；决断疑惑，安定犹豫，端正言语、裁断辞义，无不具有教诫作用，使人不迷失在吉凶悔吝的道路上，而归于仁义中正。这样，胡氏所谓“朱子在《易》学上如金声玉振”，确实可以等待百世而不令人疑惑了。篇末或许有一两处端绪不相合，大概是我心中所见不敢隐藏，只是随着声响追逐影子，希望借此在学者中取得虚名。可是与经传的言论相比，没有不相合的地方。希望后世有知我者，也可以据此说明我没有罪过。云台后学王宏撰自序

译钦定四库全书 《周易筮述》卷一 华阴王宏撰著 原筮第一 《易》有圣人的四种道理：用来言说的，崇尚它的卦辞爻辞；用来行动的，崇尚它的变化；用来制作器物的，崇尚它的卦象；用来卜筮的，崇尚它的占断。《周易本义》中的晦庵朱子说：“这四种都是变化之道，是神所施为的。” 《大传》所说的，大多是卜筮之事，而关于卜筮的文字，首先见于这里。卦辞、变化、卦象、占断的解释，分别记载在后面。因此，君子将要有所作为、有所行动时，便向《易》询问，以言语发问；《易》接受命问，就像回声一样，无论远近幽深，都能由此知道未来的事物。如果不是天下最精微的东西，谁能做到这样呢？朱子说：“这是崇尚卦辞和占断的事情。人用蓍草向《易》询问，求取卦辞爻辞，并依据它来发表言论、处理事务；《易》接受人的命问而有所告知，就像回声应声一样，以此决定未来的吉凶。‘以言’和‘以言者，尚其辞’中的‘以言’意义相同；所谓命问，就是将要筮问时对蓍草所说的话，例如冠礼中筮问日期，宰由右边辅助主人发出命问，就是这种情况。” 通过三次、五次的交互变化，错综安排这些数；贯通它的变化，于是形成天地的文理；穷尽它的数，于是确定天下的卦象。如果不是天下最具变化的东西，谁能做到这样呢？朱子说：“这是崇尚卦象的事情。变化，是卦象尚未确定的状态。‘参’，是以三来计数；‘伍’，是以五来计数。既三次交互变化，又五次交互变化，一先一后，互相考察核验，以审查其多少的实际。‘错’，是交错互换，有一左一右的意思；‘综’，是总括提挈，有一低一高的意思。这些也都是揲蓍求卦的事情。大概通过三次揲蓍、两手的分合，形成阴阳老少的爻画；究察七八九六之数，确定卦爻动静的卦象。‘参伍错综’都是古语。” “错综其数”这句话，圣人的意思十分明白。这里的“错”字虽与八卦相错的“错”字相同，但用法不同。来瞿塘把“错”解释为阴阳相对：父与母相错，长男与长女相错，中男与中女相错，少男与少女相错，六十四卦都不超出这一点，并据此绘制错卦图，我对此作过考证。《周礼》所说的“经卦、别卦”，已经说明他的说法有误。他又提出综卦之说，说“综就是织布帛的综，或在上或在下，把它颠倒过来”，并绘制综卦图，我曾经把它收入《周易图说述》中。现在考察这种方法，就是先儒所谓的覆卦。但必须颠倒，才会有或上或下；实际上只说颠倒，其中已经包含上下了。我认为“或上或下”和“颠之倒之”应当还有区别。比如他举屯、蒙相综为例，水雷屯颠倒后成为山水蒙，是覆卦；如果说或上或下，那么水雷屯应当成为雷水解。履、小畜相综也是如此：天泽履颠倒后成为风天小畜，是覆卦；如果说或上或下，那么天泽履应当成为泽天夬。这又涉及两卦乘承的意义。然而按这种说法，乾、坤、坎、离四宫的卦与覆卦相同，震、巽、艮、兑四宫的卦则与覆卦不同。所以我认为二者有区别。这样说来，与其说“综”，不如说“覆”没有弊病。况且现在考察《易》中说卦、说成列、说相错、说相荡等，例子很多，从来没有用“综”来说卦的。“综”字只见于这里的“言数”，而不是“言卦”。即使朱子所谓“交互左右，总括高低”，也只是说数。来氏却拿它来说卦，自夸是在山中三十年穷究所得，而说诸儒都失之，只有自己得到；却不知道这已经完备于覆卦之说中了。然而这些其实都本于《序卦传》《杂卦传》。来氏既用“综”字，又区别正综、杂综，说四隅之卦虽然杂却并不杂，似乎认为“杂”有所不足，不得已才说“杂”。我却认为《易》变化的妙处全在于杂，所以说“杂而不越”“六爻相杂”“杂物撰德”“刚柔相杂”，正是说流行变化而不恒常，不是胶着固定、一成不变。来氏的说法太多余了。总之，《易》道广大，朱子所谓“通透得去”固然正确，但自然相合与勉强相合，不能不加以辨析。有人说：“覆卦也是这里没有说到的，你为什么不赞成综卦而赞成覆卦呢？” 回答说：“‘覆’字是先儒自己建立的说法，所以没有妨碍；来氏是在解释经文，却把说数的话当成说卦的话，所以我不敢认为正确。” 《易》没有思虑，没有作为，寂静而不动；受到感应便通晓天下的事理。如果不是天下最神妙的东西，谁能做到这样呢？朱子说：“这四点，是《易》的本体所以建立、作用所以运行的原因。”《易》指的是蓍和卦；说没有思虑、没有作为，是说它没有私心。寂静，是感应的本体；感应贯通，是寂静的作用。人心的妙处，其动静也是如此。《易》，是圣人用来穷极深奥、研察几微的。朱子说：“研，犹如审察；几，是微妙的迹象。用来穷极深奥的，是最精微；用来研察几微的，是最具变化。” 正因为深奥，所以能够贯通天下人的心志；正因为几微，所以能够成就天下的事务；正因为神妙，所以不用催促便能迅速，不用行走便能到达。朱子说：“能够贯通心志、成就事务，是神所施为的。” 孔子说：“《易》有圣人的四种道理，说的就是这个。” 朱子说：“这一章说的是《易》的作用，具有这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