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官志第十一

译国家设置官职、划分职责，都是为了百姓。最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员，莫过于郡守和县令。汉代制度中，郡设太守，县设令或长；郡守、县令的职责极其重要。宋代开始提高监司的任用地位，所以司马公做宰相时，慎重选择监司。他称鲜于子骏为“一路福星”，可见他懂得监司职责的关键。郡守、县令以上是监司，郡守、县令以下是佐贰官；官职大小虽然不同，但尽力履行职责这一点是相同的。《礼记》说：“大臣守法，小臣廉洁，这是国家富足的根本。”没有法律就无法考察官吏，没有廉洁就无法使百姓得到休养。诗中说：“显赫的师尹，百姓都仰望着你。”又说：“和蔼可亲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百姓如此尊敬、亲爱上级官员，上级官员难道可以漠视这些百姓而不替他们谋求福祉吗？然而治理政事没有什么比教化更优先。文翁治理蜀郡时，招收弟子作为学生，蜀人才开始知道向往学习。韩愈任潮州刺史时，命进士赵德教导潮州士人，他们都专心于文章和品行，并推广到普通百姓，潮州风俗因而大为改变。李栖筠治理常州时，兴办学校，在堂上绘制孝友图，传示给各位学生，人人都知道受到劝勉。后世的师儒设有专门官职，这也符合《周礼》所说以九种方法联结百姓的用意。至于《兔罝》诗歌歌咏武士是国家的屏障，《祈父》诗篇称武臣为君王的爪牙，说明有文事治理，就必须有武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两〕 因此，大小官职彼此维系，文职和武职同样受到重视。南平是上游的咽喉要地，宋代作为州治，元代改为路，设置总管府，明代设有参政。清初设置分巡道、分守道，府、县也随之设置。民国裁撤府而保留道，知县的权限因而更加重要；至于冗余官员和杂职，则几乎全部裁撤，这也是时势发展的趋向。因此一并记载在这里，以收入本篇。【校】(1)“师尹”：原本作“斯尹”，今据改正。【注】1.“綦”：极，很。2.“鲜于子骏”：宋代任京东转运使，司马光称他为福星。3.“赫赫师尹，尺具尔瞻”：《诗经·小雅·节南山》中的话，意思是显赫的官员，众多百姓都仰望他；原文“尺具”疑为“民具”。4.“乐只君子，民之父母”：《诗经·周南·樛木》中的话，意思是和蔼可亲的官员，众多百姓把他奉为父母。5.“尊亲”：尊敬和亲爱。6.“文翁”：汉景帝末年任蜀郡太守，重视教育。7.“李栖筠”：唐代人，喜欢奖掖善行，也乐于让别人指出自己的缺点。8.“周礼九两系民”：《周礼》说用九种方法取得并联系百姓；“两”是协调、配合的意思。9.“兔罝”：《诗经·周南》的篇名。“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指依靠武士来巩固自身。10.“祈父”：《诗经·小雅·祈父》中说：“祈父，是我王的爪牙。”用来比喻武臣。道职官。清。分巡延建邵道。宋、元两代没有设置，明代制度中也没有“道”这一名称。查考道署旧有的题名碑，碑上所载参政、参议的姓名，说明清初曾设置分守建南道，驻延平，兼管邵武；设置分巡建南道，驻建安，兼管延平。康熙六年两道都被裁撤，康熙十年又恢复设置分巡延建邵道，驻延平，兼管驿传；咸丰年间改为兵备道。民国。建安道道尹。民国元年仍沿用清代制度，民国二年改为北路观察使，不久又改为建安道道尹。道尹的幕职分为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四科。府职官。宋。南剑知州事一员，掌管总理全郡政务。通判军州事一员，辅佐处理郡政，与长吏共同治理。军事判官一员，辅助治理郡政，办理各类案件文书和公文。军事推官一员，所掌管的事务与判官相同。诸曹录事参军一员，掌管各院的日常事务，纠察各曹办事拖延和违误。司户参军一员，掌管户籍、赋税和仓库。司法参军一员，掌管议定法律和判决刑罚。司理参军一员，掌管狱讼案件的勘验审讯。州学教授一员。庆历四年，诏令各军、监设置学校；教授用经学和德行教训学生，并纠正不合规矩的行为。新丰场。石碑场。以上职官，旧志都没有记载员额。元。延平路总管府：总管由汉人担任，设达鲁花赤一员，由蒙古人担任。同知、推官、判官各一员。经历司经历、经历知事各一员。儒学教授、学录各一员。蒙古学教授一员。医学教授一员。阴阳学教授一员。仓大使、副使各一员。平准行用库提领大使、副使各一员。织染局、杂造局大使、副使各一员。惠民药局提领一员。税务提领大使、副使各一员。录事司设达鲁花赤一员，由蒙古人担任。录事一员。判官一员。典史一员，以上官员均由汉人担任。明 延平府知府一员，掌管全郡政务，所属有七县。各项事务分别办理，并考核其成效；遇有重大案件，便向藩司、臬司两司禀报，斟酌裁定可否。至于武职官员的优劣以及巡察警戒关隘要塞等事，大都听命于知府。同知一员，掌管清理军政，同时代理府中事务，又兼管海防，巡查缉捕奸盗。通判一员，专门督理仓储的出纳。推官一员，协助处理刑狱，审核案卷，并审理疑难案件。经历司，设经历一员。设知事一员。照磨所，设照磨一员。设检校一员。儒学设教授一员。设训导四员。司狱司，设司狱一员。丰衍仓，设大使、副使各一员。杂造局，设大使、副使各一员。税课司，设大使一员。剑浦驿，设驿丞一员。递运所、河泊所各设大使一员。阴阳学设正术一员。医学设正科一员。僧纲司，设都纲一员。道纪司，设都纪一员。清 设知府一员。设通判一员。设教授一员。设训导一员。设经历一员。设司狱一员。道光十九年裁撤。据载，清初裁撤知事、检校以及训导二员。康熙四年，又裁撤训导一员；六年裁撤推官；三十九年，裁撤同知及剑浦驿驿丞；雍正四年裁撤照磨。丰衍仓大使、副使，杂造局大使、副使，税课司大使，递运所、河泊所大使，都在光复后陆续裁撤，现记录下来以备查考。民国元年，将延平府知府改为知事。民国二年春，又裁撤通判，教授、训导、经历一并裁撤。县级职官 宋 剑浦县，设知县事一员，掌管全县事务，督课百姓从事农桑，审决案件，征收徭役和赋税等事务，以休养生息为务。设丞一员。设簿一员。设尉一员。大历，设巡检一员。元

译南平县设县尹一员，由汉人担任；设达鲁花赤一员，由蒙古人担任。设主簿一员。设县尉一员。儒学设教谕一员。大历，设巡检一员。茶洋、王台二站，所设职员不详。明 设知县一员。设县丞一员。设主簿一员。设典史一员。儒学设教谕一员。设训导二员。大历口，巡检司设巡检一员。峡巡检司设巡检一员。大横、王台、茶洋三驿，各设驿丞一员。西芹税课局、河泊所各设大使一员。清 设知县一员。设县丞一员。设教谕一员。设训导一员。峡巡检司设巡检一员。设典史一员。阴阳学、医学、僧道会司各设一员。据载，清初裁撤税课司大使、河泊所大使及训导一员，又裁撤大历巡检、大横驿驿丞、茶洋驿驿丞以及主簿等官。雍正九年，又裁撤王台驿驿丞。民国 南平县设知事一员，民国二年春设置。峡阳县设县佐一员。设监狱一员。【校】（1）“仓储”：原本作“仓杰”，现据府志改正。（2）“副使”：原本脱漏“使”字，现据补入。道府历任官员表 清 道 府 通判 教授 训导 经历 司狱 顺 治 赵秉枢，临清人，进士，顺治三年任。莫尔浚，大兴人，举人，顺治八年任。李佐圣，辽东人。张夙抱，天津卫人，进士。郭允昌，河间府人，举人。姜光孕，海州卫人，贡生，顺治十七年任。李克似，济南人，恩贡。张鸿举（1），浙江仁和人，顺治三年任。宋诗雅，直隶正定人，拔贡，顺治六年任。张登俊，陕西长安人，贡生，任职年份缺。童华，顺天顺义人，贡生，顺治十三年任。张尧政，浙江钱塘人，举人。张天华，建阳人，恩贡。王若羲，侯官人，进士。毛念恃，武进人，贡士，顺治四年任。翁绍颐，福清人，贡生，顺治九年任。黄登龙，闽清人，岁贡，顺治九年任。陈维铺，建安人，岁贡，顺治十二年任。余履吉，连江人，岁贡，顺治十四年任。堵大贤，浙江绍兴人，顺治四年任。韩一奇，浙江绍兴人，监生，顺治九年任。鲁瑜，浙江山阴人，监生，顺治十四年任。朱祚，浙江山阴人，吏员，顺治十七年任。康 熙 高翱，江宁人，进士，康熙九年授职但未到任。王汝棐，处州人，进士，康熙十年任。陈襄，大兴人，副榜，康熙十五年任。佟国佐，辽阳人，康熙十六年任。许洪勋，辽东人，荫生，康熙二十二年任。黄道行，镶红旗人，康熙二十四年任，有传记。白璧琛，正白旗人，荫生，康熙三十四年任。王式谷，太康人，进士，康熙四十四年任。陈廷统，泽州人，岁贡，康熙四十四年任。王汝霖，安邑人，岁贡，康熙五十一年任。刘冲，迁安人，荫生，康熙五十五年任。冯廷棠，涿州人，岁贡，康熙六十一年任。路坦然，巩昌人，拔贡，雍正四年任。李玑，高羽人，官生，康熙八年任职。程万仞，辽东人，举人，康熙九年任职。萧来鸾，康熙十一年任职。李呈芳，辽东人，举人，康熙十七年任职。梁允植，正定人，拔贡，康熙十九年任职。吴国柱，镶红旗人

译，荫生，康熙二十三年任职。张楷，江都人，进士，康熙二十九年任职。耿继忠，正黄旗人，康熙三十二年任职。范光阳，鄞县人，会元，康熙三十四年任职。周元文，正黄旗人，监生，康熙四十一年任职。章培基，会稽人，监生，康熙四十六年任职。任宗延，山阳人，贡生，康熙四十九年任职。张道沛，徐州人，贡生，康熙六十年任职。谢良琦，籍贯为广西全州，江西安福举人，康熙六年任职。孙贞石（2），湖广应山人，拔贡。佟国隆，奉天府人，荫生，康熙十六年任职。王者佐，江西上元人，贡生，康熙二十年任职。王玺，奉天锦州人，监生，康熙二十二年任职。曹允升，清宛人，贡生，康熙三十二年任职。孙念绪，安阳人，贡生，康熙四十五年任职。杨毓健，长阳人，贡生，康熙五十一年任职。郎文焯，镶黄旗汉军人，贡生，康熙五十八年任职。吴震元，莆田人，举人。郑泰枢，莆田人，进士，康熙十八年。许文章（3），南靖人，举人，康熙二十二年任职。王锡卣（4），南安人，拔贡，康熙二十五年任职。李达可，诏安人，举人，康熙三十二年任职。陈孙念，惠安人，岁贡，康熙四十年任职。曹辉缵，闽县人，举人，康熙四十五年任职。郑承祉，福宁人，举人，康熙五十二年任职。刘世兴，闽县人，举人，康熙六十年任职。黄中球，晋江人，岁贡，康熙二十二年任职。陈茂芝，福安人，岁贡，康熙三十一年任职。何衡，福安人，岁贡，康熙十六年任职。汤必简，上杭人，岁贡，康熙五十一年任职。徐邦显，浙江绍兴府人。徐瑛。宋绎，正蓝旗汉军人，进士。赵国柱，直隶人。李栋，山西人。崔绅，宁国人；以上年份的任职记载有缺。蒋德沛。王国玑，侯官人，吏员，康熙十五年。刘维城，浙江归安人，吏员，康熙二十三年任职。袁溥，山东峄县人，吏员，康熙二十四年任职。范明玑，顺天大兴人，吏员，康熙四十一年任职。刘嘉祺，陕西渭南人，吏员，康熙五十八年任职。雍。正。顾芝，仁和人，进士，雍正二年任职。魏壮，获鹿人，进士，雍正六年任职。庄令翼，武进人，进士，雍正七年任职。姜朝俊，丹阳人，进士，雍正十二年任职。张兆凤，分水人，贡生，雍正五年任职。庄令翼，籍贯江都，武进士，雍正五年任职。杨一正，武功人，贡生，雍正七年任职。李国治，历城人，进士，雍正八年任职。王辂，诸城人，进士，雍正八年任职，十二年再次任职。张良弼，长安人，贡生，雍正十年代理；高绳武，山西大同人，监生，雍正六年任职。胡国英，浙江山阴人，监生，雍正八年任职。陈肇奎，顺天大兴人，贡生，雍正十二年任职。朱闰章，莆田人，进士，雍正八年任职。庄一嵋，凤山人，岁贡，雍正四年任职。陈宸荃，长乐人，岁贡，雍正五年任职。许维嶽，仙游人，岁贡，雍正九年任职。黄廷鋐，镶红旗汉军人，武举，雍正八年任职。杨文斐，山东汶上人，吏员，雍正四年任职。曹佐

译，江南宿松人，吏员，雍正九年任职。乾。

译隆。苏本洁，常熟人，举人，乾隆元年代理。江芑，汉阳人，进士，乾隆元年任职；鄂善，满州镶蓝旗人，乾隆五年任职。姜顺龙，大名人，举人，乾隆六年任职。陈树耆，湘潭人，荫生，乾隆八年任职。明福，满州正黄旗人，荫生，乾隆九年任职。张坦，滋州人，进士，乾隆十年任职。丁廷让，沧州人，进士，乾隆十一年任职。来谦鸣，萧山人，进士，乾隆十二年任职。李星聚，丰县人，荫生，乾隆十八年任职。陈国华，海宁人，贡生，乾隆二十三年任职。孙孝愉，兴县人，荫生，乾隆三十年代理。杨仲兴，嘉应州人，乾隆三十年任职。褚禄，青浦人，进士，乾隆三年任职。书成，镶黄旗人，监生，乾隆十年任职。王绍文，镶黄旗人，监生，乾隆十二年任职。胡宝琳，歙县人，贡生，乾隆十二年任职。来谦鸣，萧山人，进士，乾隆十七年代理。吴省三，昭文人，监生，乾隆十七年代理。胡宝琳，乾隆十八年再次任职。张德涵，浮山人，贡生，乾隆十九年代理。何恺，香山人，贡生，乾隆二十年代理。李星聚，丰县人，荫生，乾隆二十一年代理。高霔，祥符人，监生，乾隆二十一年任职。夏昌，正白旗人，萌生，乾隆二十二年任职。傅尔泰，正白旗人，监生，乾隆二十四年代理。于从濂，星子人，进士，乾隆二十五年代理。傅尔泰，乾隆二十五年任职。温有严，山西大谷人，贡生，乾隆三十三年任职。方体泰，正白旗满州人，监生，乾隆三十四年任职。刘秉钧，江西南丰人，进士，乾隆三十五年任职。沈维基，浙江海宁人，副贡，乾隆三十九年任职。万绵前，浙江仁和人，监生，乾隆四十二年任职。逑德，正黄旗人，内务府，乾隆四十三年任职。孙景燧，浙江海丽人，进士，乾隆四十五年任职。李振文，山西榆次人，进士，乾隆四十九年任职。张鸿恩，江南桐城人，监生，乾隆五十年任职。佟兆宁，正白旗汉军人，监生，乾隆五十二年任职。邓廷辑，贵州毕节人，举人，乾隆五十四年任职。金城，正白旗满州人，乾隆五十七年任职。伍灵阿，正黄旗满州人，乾隆六十年任职；樊天溥，江南长洲人，乾隆元年任职。金承荫，江南吴县人，乾隆五年任职。高玉栋，江南江都人，乾隆六年任职。金承荫，乾隆八年再次任职。吴省三，江南昭文人，乾隆十四年任职。刘大忠，湖北江陵人，乾隆二十年任职。翟瓒，山东掖县人，乾隆二十二年任职。曹梦錤，江南庐江人，乾隆二十九年任职。靳汉文，云南赵州人，举人，乾隆三十二年任职。谭垣，题名碑上写作“谭庄”，江西龙南人，戊辰进士，乾隆三十七年任职。张可传，山西平定州人，举人，乾隆四十二年任职。张崧，峡西绥德州人，进士出身，四十五年任职。陆士锟，江南吴县人，监生，三十九年任职。郑一桂，江南元和人，监生，四十九年任职。王庆奎，正白旗汉军人，监生，五十一年任职。穆登额，镶红旗满洲人，监生，五十四年任职。蒋曾年，江南元和人，监生，五十六年任职。屠珂，江南武进人，进士出身，五十八年任职。善宝，镶红旗满洲人，监生，五十九年任职。吴应造，福清人，进士出身，七年任职。黄元宽，福清人，进士出身，八年任职。吴浣，安侯官人，进士出身，十二年任职。杨大鸿，诏安人，进士出身，十五年任职。施万春，侯官人，进士出身，十八年任职。吴名带，晋江人，举人，二十四年任职。卓道异，侯官人，进士出身，二十四年任职。杨翥凤，安溪人，岁贡生，二十六年任职。何兰，侯官人，举人，二十九年任职。张文郁，永福人，进士出身，三十三年任职。陈元锡，安溪人，进士出身，三十八年任职。林瑞泉，福清人，进士出身，四十二年任职。黄利通，邵武人，进士出身，四十九年任职。陈宗达，安溪人，进士出身，五十年任职。杜梅，同安人，举人，五十二年任职。沈鸿儒，永安人，进士出身，五十三年任职。黄启珩，南安人，举人，五十五年任职。陈宗典，龙溪人，岁贡生，二年任职。李象枢，长汀人，岁贡生，七年任职。吴元纬，连江人，廪贡生，十二年任职。施万春，十九年代理任职。刘廷嵩，闽清人，优贡生，二十年任职。吴名带，二十四年代理任职。揭继安，归化人，岁贡生，二十五年任职。杨翥凤，安溪人，岁贡生，二十六年任职。范应斗，大田人，贡生，二十年任职。张克绥，晋江人，举人，三十八年任职。程际春，兴化人，岁贡生，四十二年任职。邱春乔，上杭人，举人，五十四年任职。饶汝梅，光泽人，贡生，五十七年任职。崔正士，山西太平人，二十年任职。裘建功，顺天宛平人，二十二年任职。骆诚，浙江山阴人，二十六年任职。杨世德，江宁人，刑部供事，二十年代理任职，二十二年再次代理任职。韩佐唐，湘潭人，监生，二十五年代理任职。郑俊业，济宁人，监生，二十八年代理任职。薛清瑛，孟县人，二十八年代理任职。骆诚，二十八年回任。曾本，广东镇平人，贡生，三十三年任职。沈正义，任职年份缺。吴居恭，江西高安人，监生，四十九年任职。林孟澜，五十三年任职。张学溥，直隶清宛人，五十四年任职。马应龙，顺天宛平人，五十八年任职。吕炳曜，顺天大兴人，吏员，元年任职。鲍开策，江南青阳人，吏员，四年任职。万钟英，江西安义人，宗人府供事，十二年任职。杨世德，江宁人，刑部供事，十六年任职。裘建功，二十三年代理任职。陈崑，奉贤人，岁贡生，二十三年代理任职。张越函，钱塘人，兵部供事，二十七年任职。张白，蓬莱人，监生，二十八年任职。李栋，顺天宛平人，监生，三十七年任职。吴元，顺天宛平人，四十年任职。王裕伯，江南吴县人，监生，四十七年任职。张基，江南铜山人，监生，四十九年任职。朱景，浙江山阴人，五十三年任职。潘淇，江南芜湖人，五十七年任职。郝远猷，山西祁县人，监生，五十八年任职。

译嘉 庆 吴逢圣，安徽桐城人，举人，三年任职。广善，内务府镶黄旗汉军人，进士出身，四年任职。李尧栋，浙江山阴人，进士出身，八年任职。雷维霈，江西南丰人，进士出身，十二年任职。邵葆醇，顺天大兴人，进士出身，十三年任职。盖方泌，山东蒲台人，拔贡生，二十二年任职。蔡銮扬，浙江桐乡人，进士出身，二十三年任职。普祥，镶黄旗满洲人，监生，五年任职。福忠，镶红旗满洲人，举人，八年任职。张学溥，直隶清宛人，二十一年任职。萧炜，广东始兴人，监生，二十一年任职。李先德，云南蒙自人，举人，二十五年任职。吴，连江人，举人，二年任职。林挺然，瓯宁人，进士出身，九年任职。季肇文，浦城人，廪贡生，二十二年任职。郑玉振，龙溪人，进士出身，二十四年任职。陈邦选，浦城人，举人，三年任职。陈金鹔，晋江人，举人，四年任职。邱天作，漳浦人，岁贡生，五年任职。游孔衢，罗源人，岁贡生，十一年任职。陈承书，侯官人，举人，十五年任职。刘凤翔，闽清人，岁贡生，二十三年任职。陈玉英，长乐人，举人，二十五年任职。卢登龙，浙江仁和人，二年任职。鲁大纶，江西新城人，副贡生，四年任职，十年再次任职。汪德先，四川巴县人，七年任职。赵瑄，顺天宛平人，九年任职，十三年再次任职。谢希健，广东龙川人，监生，十五年任职。邵用之，浙江馀姚人，十九年任职，二十五年再次任职。李喻袭，江西南昌人，二十一年任职。牛明注，安徽寿州人，监生，二十五年任职。秦时中，浙江会稽人，监生，八年任职。高卿，顺天东安人，监生，十九年任职。周宗声，广东南海人，监生，二十一年任职。道 光 隆泰，蒙古人，进士出身，二十五年任职，二十九年再次任职，咸丰元年第三次任职。胡应泰，顺天人，进士出身，二十八年任职。金崇，汉军人，举人，三十年任职。锡霖，正白旗满洲人，荫生，二年任职。徐正青，旗徽宿松人，监生，四年任职。彭邦畯，江西南昌人，进士出身，十年任职。沈汝瀚，江西南昌人，监生，祖籍浙江，十八年任职。徐耀，顺天宛平人，祖籍浙江，二十四年任职。胡应泰，顺天大兴人，祖籍浙江，进士出身，二十七年任职。金崇，旗籍，三十年任职。程承休，景东厅人，六年任职。志恒，正红旗汉军人，八年任职。延安，镶白旗满洲人，十四年任职。张效高，山西繁峙人，监生，十四年任职。富谦，内务府正白旗人，二十六年任职。林桂茂，霞浦人，进士出身，九年任职。石朝栋，侯官人，进士出身，二十一年任职。徐世昌，闽县人，进士出身，二十五年任职。黄峻，台湾人，廪生，三年任职。高嘉丙，光泽人，举人，十年任职。苏克诚，嘉义人，廪生，十六年任职。张守训，瓯宁人，廪生，二十年任职。邵用人，五年再次任职。牛明注，十年再次任职。张德琇，顺天大兴人，祖籍江西，十二年任职。周培，四川铜梁人，廪生，十七年任职。王宽栗，江西庐陵人，监生，二十二年任职。钱轼，顺天大兴人，二年任职。黄瑞福，四川资阳人，十年任职。到十二年裁撤。咸 丰 周葵源，湖北人，元年任职。保泰，汉军人，四年任职。王肇谦，直隶人，举人，六年任职。赵印川，山东人，举人，七年任职；八年五月在麻沙阵亡。黄德俊 曾宪德 袁绩懋，顺天人，进士，八年任职；七月遭遇匪徒，遗失关防。潘骏章，安徽人，八年任职。揭垂奎，湖南人，十年任职。毛健，山东历城人，二年十一月任职。金万清，浙江人，进士，五年七月任职。汪达 杨福五，进士，十年四月任职。张文斌 同 治 夏家泰，湖南人，进士，二年任职。康国器，广东人，三年任职。赵均，浙江人，四年任职。周立瀛，江西人，进士，五年任职。张启煊，浙江人，凭军功，七年任职；十三年再次任职。觉罗钟禄，旗人，荫生，八年任职。文吉，旗人，附生，十二年任职。陈恩布，元年七月任职。赵人同，二年任职。赵均，浙江山阴人，三年九月任职。梁元桂，进士，六年二月任职。李春庆，八年二月任职。徐震耀，荫生，九年五月任职。沈赓飏，举人，十二年四月任职。董兆奎，翰林，十三年十二月任职。光 绪 广敏，旗人，笔帖式，三年任职。奎俊，旗人，笔帖式，六年任职；八年再次任职；九年第三次任职。朱明亮，湖南人，凭军功，八年任职。胡日初，广东人，举人，十一年任职；十六年再次任职。恩良，旗人，十一年任职。刘倬云，湖南人，廪生，十六年 徐震燿，浙江人，萌生，十六年任职。雷榜荣，陕西人，进士，十六年兼任并代理。司徒绪，广东人，荫生，十六年十二月任职。孙沄，湖南人，凭军功，二十年任职。翟伯恒，江苏人，进士，二十一年任职。刘传福，江苏人，进士，二十三年兼任并代理；二十五年再次议任。延年，旗人，荫生，二十四年四月任职。恽祖祁，江苏人，监人，二十五年任职。杨正仪，湖南人，监生，二十五年任职。黄祖络，江西人，附生，二十六年任职。徐兆丰，江苏人，庶吉士，二十七年任职。管元善，江苏人，三十四年兼任并代理。杨正仪，三十四年任职。

译张其曜，浙江绍兴人，二年五月任职。冯誉驺，广东高安人，附生，三年八月任职。张国正，汉军人，荫子爵，四年七月任职。光炘，直隶人，翰林，八年十二月任职。邹舒宇，江西临川人，拔贡，十一年九月任职。沈定均，拔贡，十二年正月任职。雷榜荣，陕西人，进士，十一年五月任职。唐赞衮，湖南人，举人，十六年七月任职。唐实，举人，十七年五月任职。刘传福，江苏吴县人，翰林，十八年七月任职。金学献，广东人，翰林，二十六年四月任职。张兆奎，举人，二十九年四月任职。徐承禧，二十九年十一月任职。管元善，江苏常州人，附贡，三十年正月任职。宝康，旗籍，三十二年闰四月任职。朱履诚，三十二年七月任职。恽毓嘉，直隶大兴县人，翰林，三十四年九月任职。林露华，举人，十二年八月任职。丁毓琛，闽县人，进士，十四年十二月任职。童选青，连城县人，举人，十五年十一月任职。李锦，长乐县人，进士，十六年任职。张维修，连城县人，岁贡，三十四年十月任职。叶芗宫，闽县人，廪贡，十二年八月任职。王琦，举人，十三年十月任职。陈瑞旒，举人，十九年六月任职。刘汝霖，二十一年七月任职。卢光周，永定县人，廪贡，二十二年十二月任职。施绍尧，侯官县人，副贡，二十三年六月任职。刘缙官，政和县人，岁贡，二十八年二月任职。宣 统 彭述，江苏人，传胪，二年任职。恽毓嘉，江苏人，传胪，三年兼任并代理。蔡光弼，广东人，三年八月任职。民 国 彭荫祥，湖南人，元年任职。蔡凤，福建人，岁贡，二年任职。黄震白，湖南人，元年任职。李焕，湖南人，二年任职。【校】（1）张鸿举：《延平府志》作“张鸣举”。（2）孙贞石：《延平府志》作“孙员石”。（3）许文章：《延平府志》作“许文璋”。（4）王锡卣：《延平府志》作“王锡囱”。（5）黄元宽：原本作“兀宽”，现据《府志》改正。（6）卓道异：《廷平府志》作“卓道翼”。（7）恽毓嘉：原本的籍贯一处作“大兴人”，另一处作“江苏”，有待考证。《南平县历官表》宋 知县 县丞 教谕 训导 县簿 县尉 巡检 庆历 方士宁 饶希诜1 无从考证。无从考证。无从考证。无从考证。无从考证。淳熙 刘炳 王洽雍 闽县人，绍定壬辰年特奏名，任剑浦丞，勤于体恤百姓疾苦，清廉的声誉十分显著。续表 元　知县　达鲁花赤（地方行政长官）　教谕　主簿　县尉　巡检 无从考证。赤真宝 蒙古人，有传记。无从考证。王益之子，有传记。无从考证。无从考证。续表 明 知县 教谕 训导 县丞 主簿 典史 巡检 驿丞 洪武 刘居信，有传记。

译朱孟常，有传记。张文衡 彭秉德 邵同 正统 徐中，有传记。胡滨　　　　　　　陶华2 景泰 胡清 刘铭 欧阳兴，有传记。邹文简 张旻 天顺 杨忠，有传记。王昭 周义 王璟 姚泰，有传记。徐律 张迪，威县人，吏员。成化 何韶 王贯，有传记。苏昭，有传记。方定，龙游人。王佐，城人 吕诜，山阴人。傅迪3，华亭人，举人。路巽4，山阴人，举人。何鼎，有传记。梁晓，顺德人，举人。方宪，乐平人，举人。陶鼎，上高人，岁贡。皮冠，清江人，岁贡。曹杰，定海人，岁贡。李宜令，吉水人，儒士。徐海，萧山人；据按察省志、郡志记载，均无此人。徐珉，龙游人，岁贡。陆胜，西安人，岁贡。王骥，云和人，岁贡。徐容，仁和人，岁贡。杨鸿，新昌人，岁贡。罗南山，有传记。陈显 李芳 刘哻，有传记。蔡芳，汀州人，5，监生。刑容，江阳人，监生。金安，钱塘人，监生。李文勉，寿昌人，监生。郑贤，奉新人，监生。周克铭 王端，马平人，监生。苏顺，丹徒人，监生。万曜，南昌人，吏员。覃彬6，有传记。冯居正，建昌人，知印。宁显，陵山人，吏员。陈陇，太平人，吏员。杨升，会稽人，吏员。陆琼，嘉兴人，吏员。弘治 杨琦，建德人。陆嵩，有传记。王漟，江都人。江良贵，有传记。蔡玹，保昌人，举人。黄淑，有传记。刘箕，黄冈人，岁贡。彭荣，归善人，岁贡。徐环，常山人，岁贡。经纶，泉州人，岁贡。熊绘，南昌人，吏员。程春，永丰人，监生。张实，和州人，监生。许旦，临州人，吏员。黎春，南康人，监生。宁通，桃源人，监生。孙德全，兰溪人，监生；《兰溪志》写作“例贡”。王文瑞，右卫人，监生。杨伦，秀水人，吏员。汤俊，东阳人，吏员。杨顼，平江人，吏员。王甫，山阴人，吏员。正德 魏朝端，余姚人。郑贵濂，有传记。刘继善，海阳人。王翰，建阳卫人。刘英，上饶人，举人。赵镜，萧山人，岁贡。韩源，有传记。李曰芳，有传记。赵云程，新建人，岁贡。宋晼，汤溪人，岁贡；《宋溪志》写作“朱”。李经7，龙游人，岁贡。黄凤翔，琼山人，岁贡。赵恩，嘉兴人，岁贡。余钦，奉新人，吏员。杜璎，籍贯益阳，监生。倪兴业，监生。夏章，无为州人，监生。陈添，籍贯祁门，监生。王武，籍贯临煦，监生。陈深，籍贯乐清，吏员。尹贵，籍贯新建，吏武。施荣，籍贯武康，吏生。郭能，籍贯四会，吏员。王锷，籍贯山阴，吏员。张录，籍贯开化，吏员。文尚贤，籍贯叙浦，吏员。嘉靖。汪浚，丰城人。任纪，电白人，知礼爱士、体恤百姓，人们称赞他和乐平易。江廷皋，

译贵溪人。袁泰，吴县人。伍伟，有传记。徐臣，江阴人。张焘，有传记。葛山，通州人。蔡廷相，琼山人。康求德，吉水人。陈嘉谟，湘乡人。张存诚，有传记。张璞，籍贯永嘉，选贡。朱绅，籍贯秀水，岁贡。夏汝砺，有传记。姜震，籍贯江山，岁贡。崔嵩，籍贯南昌，岁贡。王言，籍贯山阴，岁贡。海瑞，有传记。姜大经。姚东阳。鲍承堪，有传记。

译张雨，籍贯诸暨，岁贡。蔡敬。金城，江山人，岁贡，善于训导启迪，按照礼节接待士人。宗如龙，籍贯金华，岁贡。鄢元陈10，籍贯奉化，岁贡。蔡汝昌，籍贯广东，岁贡。朱凤，籍贯宜春，岁贡。麦时茂，籍贯香山，岁贡。程一鹤12，籍贯高要，岁贡。余锐，籍贯西安，岁贡。钱翱，籍贯会稽，岁贡。詹周，籍贯乐安，岁贡，学问广博充实，也勤于训导启迪。杨邦任，籍贯信丰，岁贡。李一源，籍贯连州，岁贡。谢经邦，籍贯高安，监生，任职四年。李泰，六安人，监生，任职八年。吴钺，籍贯黄严，吏员，任职十六年。许雁，昌化人，任职二十二年。孙孺，应山人，岁贡，任职二十四年。卢廷友，徐州人，吏员，任职二十五年。沈祐，仁和人，监生，任职三十三年。沈伯甫11，籍贯华亭，选贡，任职三十六年。沈榛。程烓，籍贯淳安，监生，任职四年，有才干，承办委托事务能够成功完成。齐昌，籍贯瑞安，监生，任职十年。朱辅，籍贯新淦，监生，任职十二年。丁淙8，籍贯丰城，监生，任职二十年。唐益，籍贯会同，岁贡，任职二十七年。马兴，籍贯永康，吏员，任职三十年，才干足以委以重任，开辟学路，创办书院，自始至终都尽心尽力。周登堂，籍贯萧山，监生，任职三十五年。陆洪，籍贯丰城，吏员，任职三年。邹仁，籍贯丰城，吏员，任职七年。欧雅，籍贯茂名，吏员，任职十年。姜廷献，籍贯巴陵县8，吏员，任职十七年。周槃，籍贯曲江，吏员，任职二十二年。翁裕如，余姚知印（掌管印信的属吏），任职二十七年。凌世荣，籍贯绍兴，吏员，任职三十三年。何坛，籍贯於潜，吏员，任职三十八年。隆庆。朱让，南海人。郑用渊，番禺人。何汝亮，舂陵人。曾守宗，博罗人。万历。邵龄，休宁人。姚应龙，慈溪人。苏恩，阳江人。戴九牧，马平人，举人。梁宠，南海人。符希曾，有传记。张肖孙，江苏人，举人。堵维垣，有传记。叚然17，有传记。熊承谅，东莞人，举人。陈梦麟，有传记。闵址，籍贯鄱阳，岁贡，优待士人，处理政务迅速流畅。莫一魁，籍贯定安，举人，真诚礼贤下士，办事简约，亲近百姓。吴襄，籍贯武进，举人，以严厉手段驾驭吏员，奸邪弊害之徒都收敛止息，士人和百姓全都喜悦。唐世熙，籍贯桂林，举人。刘兆元，籍贯博罗，举人。江见龙。孙继兆。潘之佳。商之彝，籍贯淳安，举人。张焜芳，籍贯浙江，进士。徐久德，有传记。王道焜，有传记。朱辂，籍贯华亭，进士。祁熊佳，有传记。沈士英，籍贯华亭，进士。刘洪祚按：到万历四十八年为止，前志所记知县历任官员只有五人；天启七年、崇祯十七年，共二十四年，知县有二十三人，而且没有分清天启、崇祯年间，中间的遗漏和讹误必定很多，无法考订，现姑且仍旧如此。梁英，东乡人。黄榜，有传记。方子冲，乐清人。谢国泰，诸暨人。轩中弸，龙溪人。李元芳，博罗人，举人。吴梦斗，瓯宁人，举人。朱懋仁，华亭人16，性情正直，不向权势低头，教导严格而又宽恕。游文淑，连江人。黎梦旸，万安人。黄履谦，揭阳人，博学高雅，温和厚道，使四座如沐春风。郑有学，分水人。高尚忠，邵武人。汤继经18，福州人。孙继经19，浙江人。屠存仁，嘉兴人。林之，福清人，举人。林芸孙，兴化人，举人。蔡应荐，兴化人。唐元皋，广东人，举人。韩廷辅，宁德人，举人。范方，同安人，天启辛酉科解元。曾经修缮学宫，升任国子监助教，历任户部中部督京仓。崇祯甲申年都城被贼军攻陷，贼军前来索要钥匙，他大骂贼军，不肯交出，父子二人同时遇害。黄云观，广东人，举人。方梦龙，事迹见传记。黄元寀，事迹见传记。林棫，福宁人。叶易简，寿宁人。林廷升，建安人。李材，寿宁人。柳元，寿宁人，以诗歌闻名，擅长草书。李维乔，永丰人。林燫章，莆田人。谢汝烈，长乐人。邓应奎，光泽人。李文粹，上杭人。袁希白，事迹见传记。计贞亨，马平人。陈道充，漳平人。方漂，莆田人。陈鹏，连州人。陈上利，邵武人。邱备，汀州人。曾应春，汀州人。靳天颜，云南人。沈登瀛，峡西人。陈三槐，邵武人。黄大式，汀州人。连亢，福宁人。叶从书，寿宁人。经学中，广西人。张应麟，闽清人。陈士章，松溪人。胡 王之直，政和人。郎淑，新城人，吏员。康嘉凤，上元人，监生。胡钺，句容人，监生。詹仕佐，常山人，监生。郑京彦，余姚人，吏员。孙继京，奉化人，监生。郑大宾，嘉兴人，监生。萧科芳，新建人，吏员。詹希舜，宣城人，监生。薛仲，山阴人，知印。袁泽，吉水人，监生。白奇，通州人，监生。黄朝裳，贵县人，选贡。夏良傅，广德州人，监生。江炳，建昌人，监生。周梦祥，青阳人，监生。刘文楷，义乌人，知印。施大荣，石埭人，监生。张应轼，江浦人，知印。张一，泰顺人，监生。汤恩，事迹见传记。王本龙，建德人。张胜，东莞人。祀奇，会稽人。潘可大，缙云人。曾一道，赣县人。洪缘，临川人。孙一锋，临川人。朱能，义乌人。汤邦芝，临川人。雷起鳌

译【校】1.饶希诜：乾隆《延平府志》作“饶希说”。2.陶华：《延平府志》作“陶奕”。3.傅迪：原本作“传迪”，今据同治县志本改正。4.路巽：《廷平府志》作“骆巽”。5.汀州：《延平府志》作“沂州”。6.覃彬：原本及同治本作“罩”，《延平府志》作“谭”。7.李经：《延平府志》作“李维”。8.丁淙：原本及同治本作“丁”，《延平府志》作“于”。9.巴陵县：原本作“巴县”，同治县志本作“巴陵县”，今据此改正。10.鄢元陈：原本作“鄢”，同治本作“邬”。11.沈伯甫：原本作“沈伯庸”，今据府志和同治县志本改正。12.程一鹤：《延平府志》作“程鹤”。13.薛仲：原本及同治本作“伸”。14.叶易简：《延平府志》作“叶义简”。15.黄朝裳：《延平府志》作“叶朝祥”。16.华亭：原本作“华林”，今据此改正。17.叚：“叚”应作“段”。18.汤继经：《延平府志》作“杨继维”。19.孙继经：《延平府志》作“孙继维”。20.李文粹：《延平府志》作“李文梓”。21.方缥：原本及同治本作“漂”，府志作“溧”。22.叶从书：《延平府志》作“叶从善”。23.王之直：省志作“直”，府志、同治县志作“耳”。续表。清代 知县 教谕 训导 县丞 典史 巡检 驿丞 顺治 陆有绳，钱塘人，明代贡士，顺治三年任职。汪蘅，事迹见传记，进士，顺治七年任职。姜修仁，三原人，举人，顺治十年任职。马洪，绍兴人，监生。唐九纬，山阴人，贡生。丛思锦，山东人，举人。程应辰，长乐人，举人，后来考中戊戌科会试第一名。苏文昌，晋江人，举人。陈肇会，福州人，举人。余光辰，传记另有记载。张文苑，授任委官。孟信，普安州人，进士。郑尔身，开封人，岁贡。喻文，灵州人，岁贡。庞新德，汾西人，岁贡。徐跻，六安人，岁贡。叚承勋，沈阳人，监生。张瑗，辽东、广陵。陆琬，钱塘人；省志中没有张瑷、陆琬的记载。孙之蕙，上虞人。汪咸，休宁人，监生。张可进。陆应龙，山阴人，吏员。钮承德，仁和人。大历：李生光，顺天人。康熙。苏嵋，籍贯北京，莆田人，进士，康熙十一年任职。邹维新，辽阳人，生员，七品笔帖式，康熙十四年任职。张翰成，辽东人，荫生，康熙十八年任职。范时习，辽东人，荫生，康熙二十年任职。徐哲，浙江人，贡生，康熙二十三年任职。王绍纲，东鹿人，贡生，康熙二十五年任职。章世德，事迹另有传记，康熙二十八年任职。陈兆声，上虞人，吏员，康熙三十一年任职。顾之安，吴县人，岁贡，康熙四十二年任职。张射标，新安人，进士，康熙四十九年任职。李维祥，宝坻人，监生，康熙五十二年任职。李丕煜，泺州人，贡生，康熙五十四年任职。朱夔，事迹另有传记，镶白旗人，监生，康熙五十六年任职。文国绣，固始人，举人，康熙五十八年任职。许文章，漳州人，举人，康熙十一年任职。张丽天，建宁人，岁贡，康熙二十二年任职。黄中燮，德化人，岁贡，康熙三十七年任职。邓炎，闽县人，举人，康熙四十六年任职。周宗濂，永春人，举人，康熙四十六年任职。张月攀，永定人，举人，康熙五十八年任职。沈果，浙江人。翁，兴化人，举人。王景皇，长泰人。李允禧，泉州人，贡士。吴孔铭，连江人，岁贡；以上人员都在康熙四年以前任职，康熙四年以后该职位奉命裁撤。蓝芝室，上杭人，岁贡，康熙二十二年恢复设置。邓昶，闽县人，岁贡，康熙一十六年任职。张泰期，泉州人，岁贡，康熙三十六年任职。葛玮光，上杭人，岁贡，康熙五十一年任职。吴达儒，福清人，岁贡，康熙五十五年任职。

译刘个臣，兴安州人，监生，康熙十年任职。林梓，南乐人，贡生，康熙二十七年任职。李世玟，大兴人，监生。龚埰，武进人，监生，康熙五十年任职。王克祯，华州人，康熙九年任职。尹士俊，左卫人，吏员，康熙二十八年任职。谢惟靖，会稽人，吏员，康熙四十年任职。刘天祚，泾阳人，内阁供事，康熙五十三年任职。峡：郑永，会稽人，吏员，康熙十年任职。峡：麻绪，高唐州人，吏员，康熙三十一年任职。峡：陆映桓，华亭人，监生。峡：陈祚祯，大兴人，吏员，康熙四十九年任职。峡：周发，山阴人，监生，康熙五十九年任职。大历：董之彪，钱塘人，吏员，康熙十一年任职。大历：杨廷和，秀水人，吏员，康熙三十四年任职。大历：刘起升，灵寿人，吏员，康熙四十九年任职。大历：黄甲，新建人，吏员，康熙五十二年任职。大历：赵之乡，通州人，吏员，康熙五十四年任职。茶洋：任积盛，同官人，吏员，康熙十年任职。茶洋：王良正，观城人，吏员，康熙三十三年任职。茶洋：王有楷，临煦人，吏员，康熙四十四年任职。茶洋：沈自儒，石煦人，吏员，康熙四十七年任职。茶洋：宋仁，房山人，吏员，康熙五十一年任职。大横：洪立政，会稽人，吏员，康熙十一年任职；大横：许必超，会稽人，吏员，康熙三十五年任职。大横：张士达，房山人，吏员，康熙四十九年任职。王台：朱文谟，济宁人，吏员，康熙十一年任职。王台：赵怀印，原县人，吏员，康熙三十四年任职。王台：赵芳，真定人，吏员，康熙四十三年任职。王台：章民祚，大兴人，吏员，康熙五十五年任职。雍正。冯叔，南乐人，进士，雍正三年任职。牛秀章，山西太平人，举人，雍正五年署理。梅廷谟，南城人，举人，雍正六年任职。蒋绍芳，永宁州人，举人，雍正八年署理。蔡维义，镶白旗人，笔帖式，雍正六年任职；为人明察而果断。刘靖，新郑人，副榜，雍正七年署理。彭祐，普安州人，进士，雍正七年任职。胡义本，大兴人，贡生，雍正八年署理。李，郓城人，举人，雍正九年署理。郭伟基，潍县人，贡年，雍正十年任职。许廷璠，事迹另有传记，举人，雍正十一年任职。宋达，莆田人，举人，雍正十年任职。周统，闽县人，举人，雍正十一年任职。张宪三，晋江人，举人，雍正十二年任职。张祚，凤山人，岁贡，雍正三年任职。郑隆形，诸罗人，岁贡，雍正十年任职。叶维荣，商邱人，监生，雍正八年任职。许永镐，吴县人，贡生，雍正十年任职。李国桐，揭阳人，贡生，雍正十三年任职。施承周，宛平人，宗人府供事，雍正三年任职。徐士奇，上元人，吏员，雍正六年任职。峡：赵四，祥符人，吏员，雍正四年任职。峡：王登位，介休人，吏员，雍正五年任职。峡：沈佳瑞，余姚人，吏员，馆供事，雍正六年任职。大历：陈高达，山阴人，明史馆供事，雍正二年任职。

译茶洋：李向荣，修武人，吏员，雍正元年任职。大横：贾世轼，三河人，典史，雍正三年任职。大横：吴继光，山阴人，吏员，雍正四年任职。大横：张大业，宛平人，吏员，雍正六年任职。大横：祝仕陈，荣昌人，吏员，雍正十年任职。大横：王尔佐，深州人，吏员，雍正十三年任职。王台：刘璋，长安人，吏员，雍正七年任职；雍正九年因缺额裁撤。乾隆。初元，美菜阳，拔贡，乾隆四年任职。刘辰骏，事迹另有传记，乾隆八年任职。金承荫，吴县人，监生，乾隆十年代理。裘思通，新建人，岁贡，乾隆十年任职。苏渭生，事迹另有传记，乾隆十一年任职。陈鼎，海盐人，监生，乾隆十三年署理；勤勉谨慎，明察敏捷，百姓没有冤屈案件。陶敦和，常熟人，举人，乾隆十三年任职。王诉然，金坛人，举人，乾隆二十一年任职。耿嘉平，馆陶人，贡生，乾隆二十二年任职。王大辂，中牟人，拔贡，乾隆二十二年任职；为人稳重厚道、简朴少言，真心爱护百姓。李浚原，山阴人，举人，乾隆三十三年任职。凌硕珖，北流人，举人，乾隆二十四年任职。翟瓒，掖阳人，附生，乾隆二十四年代理。丁居信，仪徵人，翰林授，乾隆二十四年任职。何昌楙，事迹另有传记，乾隆二十四年署理。吴宜燮，阳湖人，进士，乾隆二十五年任职。段玠，浮山人，举人，乾隆二十五年任职。赵爱，镶白旗人，语译举人，乾隆二十五年任职。杨愚，兴县人，进士，乾隆二十八年任职。成履泰，文水人，贡生，二十九年任职。卫克堉，凤台人，举人，二十九年任职。王裕，增人，进士。刘世泽，东昌人，贡生，三十一年任职。张为钧，南丰人，副榜，考授州判，三十二年任职。谭紫蟾，潮州人，贡生，三十三年任职。张思振，三十三年任职。王思贤，杭州人，兵部吏员，三十三年任职；程廷，丰人，举人，三十四年任职。王廷璧，江宁人，举人，三十三年任职。礼思鹏，杭州人，监生，三十七年任职。王右弼，济南人，贡生，三十八年任职。礼思鹏，三十八年再次任职。程煜。陆祖庚，松江人，监生，四十年任职。杨开泰，柳州人，贡生，四十年任职。倪庆，成都人，举人，四十一年任职。陶廷梁，常州人，监生，四十三年任职。薛肇璜，常州人，监生，四十三年任职。阎炜，太原人，贡生，四十四年任职。孙湖，顺天人，吏员，四十四年任职。秦为幹，潼州人，监生，四十五年任职。范崑，宁波人，监生，四十七年任职。周丰，常州人，监生，四十七年任职。郑一松，六安人，举人，四十八年任职。王询，平阳人，优贡，四十九年代理职务。吴居恭，瑞州人，监生，四十九年代行职务。齐永龄，顺天人，举人，五十年任职。高穗，镶红旗汉军，五十年代行职务。陈汇义，顺天人，进士，五十一年任职。张鸿恩，安庆人，监生，五十二年兼任并代行职务。万柱，正白旗满州，生员，经议叙授为笔帖式，五十二年代行职务。高穗，五十二年回任。蒋履，台州人，举人，五十二年代理职务。那福，镶红旗满州，生员，考授笔帖式，五十二年任职。王兆和，西安人，举人，五十三年任职。何茹莲，衢州人，拔贡，五十四年代理职务。王兆和，五十四年再次任职。曾中立，嘉应人，举人，五十四年兼任并代行职务。杨奇膺，长沙人，举人，五十四年代理职务。汪焕，常州人，进士，五十五年任职。孟廷对，济南人，进士，五十六年任职。沈沆，镇江人，进士，五十六年任职。王履吉，潼川人〔原文附“13”，疑为校注或OCR标记〕，举人，五十六年代理职务。黄铨，上元人，供事，五十六年代理职务。冯国柄，绍兴人，监生，五十八年代理职务。史恒岱，镇江人，监生，五十九年代理职务。郝远猷，太原人，五十九年代行职务。席槐，保定人，考职，六十年代行职务。赵继祖，成都人，举人，六十年代理职务。王鸿运，琼州人，举人，六十年代理职务。黄铨，六十年再次任职。方定选，南康人，举人，六十年代理职务。吴九美，闽县人，举人，二年任职。庄仰旻，同安人，举人，四年任职。林达，福清人，举人，八年任职。张曹楻，宁洋人，副榜，九年任职。梁惟燮，邵武人，举人，十六年任职；林惟新，安溪人，举人，十七年任职。陈显扬，福清人，举人，十九年任职。吴名带，晋江人，举人，二十二年任职。陈士登，长乐人，举人，〔年份缺失〕任职。黄鲲，举人，三十四年任职。陈化龙，长乐人，举人，三十四年任职。李吉，德化人，举人，三十五年任职。廖玉麟，进士，丙申年任职。陈廷对，长乐人，举人，丁酉年任职。张撰，永定人，举人，四十七年任职。柳世铨，大田人，捐训导，五十八年任职。林鼎梅，德化人，举人，六十年任职。钟紫帏，武平人，岁贡，元年任职。刘良臣，闽县人，岁贡，五年任职。谢学淹，瓯宁人，岁贡，九年任职。王思兴，惠安人，岁贡，十二年任职。陈日来，泰宁人，廪贡，十二年任职。江琯，龙溪人，廪贡，十五年任职。尤慎，诸罗人〔原文附“13”，疑为校注或OCR标记〕，岁贡，十五年任职。范时进，大田人，廪贡，二十一年任职。李振汉，闽县人，优贡。杨琏，福州人，举人，三十四年任职。王沈，海澄人，举人，四十年任职。张履震，邵武人，举人，五十年代理职务。郭孟益，岁贡，五十年任职。林雨化，福州人，举人，五十年任职。廖端，宁洋人，举人，五十一年任职。卢杰，永定人，捐贡，五十八年任职。

译虞荫南，仁和人，监生，四年任职。孙日萃，石埭人〔原文附“11”，疑为校注或OCR标记〕，礼部书吏，七年任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11石〕 金带，江都人，监生，十年任职；五年移驻峡阳。程述祖，上元人，监生，十七年任职。弓名彤，寿阳人，拔贡，十八年任职。何昌楙，事迹另有传记，二十三年任职。曹永植，长州人，监生，二十九年任职。李蔚，州人，附贡生，三十一年任职。关可宪，临桂人，举人，三十三年任职。李，三十三年再次任职。郭世玉，天津人，举人，三十四年任职。王廷璧，江宁人，举人，三十年任职。饶琏灏，嘉应人，举人，三十六年任职。项光宗，吴县人，吏员，三十六年任职。王廷璧，三十七年再次任职。宋大组，汉川人，监生，三十七年任职。张瑞龄，永嘉人，监生，三十八年任职。张琏，合淝人，捐贡，三十九年任职。陈曾楷，蔚州人，监生，三十九年任职。宋大组，三十九年再次任职。骆诚，山阴人，吏员，四十年任职。诸元亮，顺天人，监生，四十年任职。胡宝林，会稽人，监生，四十年任职。诸元亮，四十一年再次任职。沈墀，震泽人，举人，四十一年任职。杨兆荣，昆明人，监生，四十八年任职。吕岳，馀姚人，副榜，五十一年任职。张豫，福州人，增生，五十七年任职。胡奇观，大兴人，吏员，四年任职。袁兆熊，慈谿人，礼部书吏，十三年任职。魏乾惕，昆山人，典吏，二十二年任职。蔡仁基，宛平人，户部则例馆供事，二十二年任职。张之沆，湘潭人，贡生，二十五年任职。刘心一，山阴人，兵部则例馆供事，二十六年任职。范学山，钱塘人，监生，二十八年任职。方国祥，钱塘人，光禄寺书吏，〔年份缺失〕任职。张芝馨，南皮人，监生，乾隆四十年任职。孙武镐，宛平人，工部则例馆供事，乾隆四十一年任职。朱友谦，正红旗汉军，附监，乾隆四十二年任职。沈瑞霖，元和人，监生，乾隆十三年任职。陆廷飏，大兴人，监生，乾隆四十六年任职。赵金铭，长山人，监生，乾隆四十六年任职。罗福洪，金堂人，监生，乾隆四十八年任职。胡森，南丰人，监生，乾隆四十八年任职。李年丰，嘉应人，监生，乾隆四十八年任职。张基，铜山人，监生，乾隆五十年任职。何清，宛平人，吏员，乾隆五十一年任职。王兆熊，汉阳人，珍版供事，乾隆五十四年任职。朱景，山阴人，三通馆供事。张轺，桐城人，监生，乾隆五十四年任职。钱霖，宛平人，监生，乾隆五十五年任职。李赓扬，嘉应人，监生，乾隆五十八年任职。王璋，娄县人，吏员，乾隆五十九年任职。刘桐，历城人，监生，乾隆六十年任职。魏廷鸾，正定人，吏员，乾隆六十年任职。詹星文，常山人，贡生，乾隆六十年任职。“峡”章射基，会稽人，典吏，乾隆十年任职。“峡”舒楷，大兴人，典吏，乾隆十二年任职。“峡”叶士鋐，定兴人，书吏，乾隆十三年任职。“峡”朱鼎，大兴人，典吏，乾隆十八年任职。“峡”刘玉泉，成都人，吏员，乾隆二十年任职。“峡”卢廷梁，海宁人，吏员，乾隆二十一年任职。“峡”周际唐，龙泉人，监生，乾隆二十五年任职。“峡”李资泮，长乐人，监生，乾隆二十九年任职。“峡”项光宗，吴县人，监生，乾隆二十九年任职。“峡”李要汤，汾阳人，监生，乾隆四十一年任职。“峡”陈庆，金溪人，供事，乾隆四十二年任职。“峡”璩煜，新城人，监生，乾隆四十五年任职。“峡”罗福洪，金堂人，监生，乾隆四十六年任职。“峡”袁国梁，茂名人，监生，乾隆四十九年任职。“峡”刘世奇，上元人，供事，乾隆四十九年任职。“峡”郑才纶，上犹人，监生，乾隆五十四年任职。“峡”萧楚庚，湖北汉阳人，监生，乾隆六十年任职。茶洋：杨大用，大荔人，典吏，乾隆二年任职。茶洋：袁永成，蓟州人，实录馆书吏，乾隆十年任职。茶洋：李骥，长洲人，典吏，乾隆十三年任职；乾隆二十年裁撤缺额。大横：陈绍希，黄县人，吏员，乾隆二年任职。大横：俞瑎，大兴人，吏员，乾隆七年任职。大横：周国梁，会稽人，典史，乾隆十四年任职。大横：李铠，曹县人，吏员，乾隆十九年任职；乾隆二十年裁撤缺额。嘉庆。黄铨，嘉庆元年回任。伍灵阿，兼摄。童德本，顺天人，供事，嘉庆二年代理。吴士元，正黄旗汉军，副榜，嘉庆四年代理。童德本，嘉庆四年回任。完智，庐州人，进士，嘉庆五年任职。孙德涵，西安人，监生，嘉庆五年代理。高质慎，河间人，举人，嘉庆五年任职。章德本，嘉庆七年再次任职。钱廷璋，绍兴人，监生，嘉庆八年代理。言尚焜，苏州人，举人，嘉庆九年代理。贺祥，汝宁人，进士，嘉庆九年任职。刁思卓，忠州梁山人，进士，嘉庆十年代理。彭泽濂，鄱阳人，监生，嘉庆十一年任职。吴应韶，江西人，举人，嘉庆十二年任职。谭抡，赣州人，拔贡，嘉庆十一年代理。杨桂森，云南石屏州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以知县任用，嘉庆十二年任职。秦时中，绍兴人，监生，嘉庆十二年代理。杨桂森，嘉庆十二年内帘闱考试结束后，回任。赵瑄，顺天宛平人，嘉庆十五年任职。石景宗，直隶武强人，进士，嘉庆二十年任职。郑谦，浙江定海人，进士，嘉庆二十五年任职。巫登峰，崇安人，岁贡，捐资取得训导资格，嘉庆十三年代理。谢金銮，闽县人，举人，嘉庆十三年任职。王锡貂，永定人，举人，嘉庆十五年任职。林瑛，侯官人，举人，嘉庆二十年任职。李荣寿，安溪人，举人，嘉庆二十四年任职。黄钟英，宁德人，举人，嘉庆八年任职。邹扬休，上杭人，举人，嘉庆八年任职。翁履亨，莆田人，拔贡，嘉庆十三年任职。魏应规，闽县人，举人，嘉庆十五年任职。雷腾见，南安人，廪贡，嘉庆十八年任职。胡焯，长汀人，廪贡，嘉庆十九年任职。

译徐耀崑，金谿人，监生，嘉庆元年任职。萧楚庚，汉阳人，监生，嘉庆二年任职。徐洪杰，安义人，监生，嘉庆七年任职。朱城，新建人，监生，嘉庆七年任职。曾坊，南丰人，监生，嘉庆八年任职。胡光鼐，汉阳人，监生，嘉庆八年任职。王承烈，怀柔人，吏员，嘉庆十年任职。卢锡埰，仁和人，优贡，嘉庆十一年任职。萧华瀚，萍乡人，监生，嘉庆十二年任职。孙伯麟，正白旗汉军人，嘉庆二十年任职。顾潾，浙江桐乡人，监生，嘉庆二十四年任职。宋毓嵩，元和人，监生，道光二年任职。王鹤鸣，阳湖人，内阁供事，道光三年任职。李廷先，嘉应人，监生，道光四年任职。黄肇愈，会稽人，监生，道光五年任职。郭贤漠，新城人，监生，道光六年任职。曹开晟，咸宁人，监生，道光九年任职。倪巨清，诸暨人，吏员，道光九年任职。曹万里，宛平人，监生，道光十一年任职。李栋，石埭人，供事，道光十年任职。梁桂，皋兰人，吏员，道光十一年任职。施德培，顺天大兴人，道光十九年任职。“峡”卢绶，南昌人，监生，道光十一年任职。道光。麦祥，云南楚雄人，进士，道光元年任职。卢择元，江西南康人，拔贡，道光六年任职。邵用之，浙江馀姚人，道光十一年任职。玉庚，正蓝旗汉军，荫生，道光十四年任职。杨景濂，陕西洋县人，廪贡，道光二十年任职。陈上恭，闽县人，举人，道光八年任职。林超，侯官人，举人，道光九年任职。施聚上，龙溪人，举人，道光十年任职。侯锡珪，永福人，廪贡，道光十一年任职。刘烈，邵武人，举人，道光十二年任职。材衎，侯官人，举人，道光十三年任职。何清运，福清人，举人，道光十九年任职。黄懋修，南安人，廪贡，道光二十九年任职。陈景蕃，侯官人，举人，道光三十年任职。王菁华，永定人，岁贡，道光四年任职。胡焯，道光九年再次任职。陈应奎，闽县人，廪贡，道光十八年任职。夏云蒸，福鼎人，廪贡，道光二十二年任职。陈治源，闽县人，道光二十七年任职。林大来，永春州人，道光二十七年任职。高景禄，山西翼城人，监生，道光元年任职。陈凤昌，广东德庆人，监生，道光十七年任职。余自伸，安徽桐城人，监生，道光十九年任职。沈锡瑞，浙江钱塘人，监生，二十一年任职。赵国炳，顺天大兴人，监生，祖籍山西，二十六年任职。吴之焜，顺天大益人，四年任职。傅万全，四川简州人，十三年任职。陈大贵，四川南部人，十五年任职。胡大新，安徽桐城人，监生，二十二年任职。江宿梅，广东嘉应州人，二十六年任职。峡：蔡铭，江西萍乡人，五年任职。峡：黄汝蕙，顺天大兴人，六年任职。峡：俞国祺，顺天大兴人，祖籍浙江，十一年任职。峡：胡镇，顺天宛平人，祖籍浙江，二十年任职。咸丰。刘用锡，元年三月卸任。福增，元年三月任职。赵人同，二年九月任职。师涣，二年三月任职。蔡嘉禾，二年六月任职。李正芳，二年十二月任职。赵人同，四年十月重新任职，六年六月卸任。左垣，六年六月任职。陈恩布，七年五月任职。王镛，八年正月任职。陈畴，八年十一月任职。柯箖，九年五月任职。丁承禧，九年七月任职。汪世清，十年正月任职。郑学鸿，十年三月任职。丁嘉瑚，十年闰三月任职。蔡启昀，十年十月任职。何寿亨，长乐人，举人，四年任职。陈炳焜，侯官人，举人，四年任职。王尧臣，福清人，附贡，六年任职。张希镜，瓯宁人，举人，六年任职。吴冠芳，福清人，廪贡，九年任职。叶昌仪，闽县人，举人，九年任职。许钟泰，侯官人，举人，五年任职。陈益，闽县人，举人，六年任职。刘松年，闽县人，附贡，八年任职。无考。同治。杜世铭，进士，元年任职。蔡启昀，三年再次任职。马腾骏，进士，四年任职。陈培桂，举人，六年任职。彭鏊，副贡，八年任职。潘文凤，荫生，十年任职。汪何驹，附生，十一年任职。杨缉光，凤山人，举人，元年任职。朱凤仪，闽县人，举人，三年任职。齐履仁，永福人，副贡，四年任职。吴叔章，侯官人，举人，六年任职。雷廷显，宁化人，廪贡，八年任职。陈升三，侯官人，副贡，十年任职。石鸣，武平人，举人，十一年任职。许献诹，侯官人，举人，十三年任职。钟肇英，侯官人，举人，四年任职。吴仲翔，侯官人，举人，四年任职。江允升，永福人，廪生，五年任职。张筠，侯官人，副贡，七年任职。徐叙谟，建宁人，廪贡，九年任职。光绪。胡益源，元年任职。范孟兰，二年任职。曾纪石，拔贡，二年任职。梁延锡，四年任职。王家驹，六年任职。章德华，九年任职。唐继斌，十年任职。邱晋昕，进士，十一年任职。饶世缨，进士，十二年任职。秋嘉禾，举人，十二年任职。孙兴寿，绍兴人，举人，十二年任职。恒秀，十六年任职。袁学显，十七年任职。郝士珍，举人，十八年任职。陈实，二十一年任职。张文治，二十四年任职。杨崇铨，二十五年任职。张文鼎，二十七年任职。陈增，举人，二十八年任职。姚步瀛，拔贡，二十八年任职。李祖衡，三十一年任职。潘震临，三十二年任职。殷汝麐，三十二年任职。李懋猷，三十三年任职。王扩中，举人，三十四年任职。黄维祺，南安人，附生，九年任职。詹迪前，福清人，举人，九年任职。刘保棠，闽清人，优贡，十年任职。郑从咸，连江人，廪生，十一年任职。冯拱辰，晋江人，举人，十二年任职。童选青，连城人，举人，十五年任职。林世昌，莆田人，举人，十五年任职。陈瑞旒，连江人，廪贡，十八年任职。高毓彦，闽县人，举人，二十年任职。黄湘庆，永定人，举人，二十一年任职。邹开俊，泰宁人，优贡，三十年任职。

译宋士琛，政和人，增贡，七年任职。祝兴山，浦城人，康贡，八年任职。潘逢禧，闽县人，举人，九年任职。袁搏，上杭人，举人，九年任职。郑宗濂，连江人，廪贡，十七年任职。林应霖，闽县人，举人，十七年任职。蒋其芬，瓯宁人，廪贡，十八年任职。杨芬，政和人，优贡，十九年任职。徐品端，建安人，廪贡，二十年任职。王允晋，长乐人，副贡，二十六年任职。陈钊，晋江人，增贡，二十八年任职。陈益谦，永春州人，拔贡，二十九年任职。梁达士，广东人，十五年任职。王詠年，浙江人，廪贡，十八年任职。庄承绶，江苏人，二十三年任职。张显鑫，四川人，二十四年任职。栢梁，江苏人，三十年任职。邱上琛，广东人，三十一年任职。余鹏，浙江人，三十一年任职。吴元昌，江苏人，附贡，三十三年任职。鲍结章，浙江人，附贡，三十四年任职。宣统。于仲瀛，三年任职。章奎联，浦城人，廪贡，二年任职。胡光炜，广东人，优贡，元年任职。邓祖庚，江苏人，二年任职。刘镇湖，广东人，任职三年。续表。知事。县佐。民国。刘宝奎，光复初年任职。李道楷，民国元年一月任职。李焕，民国二年二月任职。叶大章，民国二年三月任职。林扬光，民国三年十二月任职。万珙，民国四年八月任职。吴栻，民国五年六月任职。袁世钟，民国七年四月任职。周赓慈，民国八年八月任职。程光棨，民国九年正月任职。卢榕森，民国十一年十一月任职。校勘。1.山阴：原本作“山陈”，现据此改正。2.陈肇会：《延平府志》作“陈肇曾”。3.汾西：原本作“汾酉”，现据此改正。4.叚承勋：“叚”应作“段”。5.张瑗：《延平府志》作“张琼”。6.郑永：《延平府志》作“郑永乾”。7.李允禧：《延平府志》作“李允嗣”。8.龚埰：《延平府志》作“龚贞”。9.王台：原本作“求台”，现据此改正。10.沈佳瑞：《延平府志》作“沈佳端”。11.孙日萃：《乾隆府志》《同治县志》作“孙曰萃”。12.诸罗：《延平府志》作“罗源”。13.潼川：原本作“潼州”，现据《同治本》改正。武职。唐武德三年，因为延平处于扼要关键之地，屯聚民兵。到了南唐保大四年，以制置使判镇。过了两年，升为剑州，设置持节剑州诸军事一职；大体上由知州事兼摄节度使的权力，权力全部归于州，而武臣没有专门设置的员额。宋代选用武臣担任兵马都监，又设福州、剑州二州巡辖马递铺一人，隶属殿前司，并有左翼威果、广节、保节、宁节、牢城等指挥。元代则有万户府这一名称，有的专门隶属，有的归府总管节制。明。延平卫指挥使司，设指挥使一员。指挥同知二员

译，后来增加到四员。指挥佥事四员。镇抚司，设镇抚一员。经历司，设经历一员。知事一员。左、右、中、前、后五所，设正千户五员。副千户十员。百户五十员。镇抚五员。清。协守延平城守副将一员。原属汀州镇管辖，雍正十二年改归建宁镇管辖。都司一员。原驻扎将乐，后来移驻延平。左营中军守备一员。原驻扎延平，后来移驻永安。千总二员，其中一员驻守城内。把总四员，其中一员驻守城内。外委千总二员。外委把总四员。额外外委三员。右营中军守备一员。原驻扎延平，后来移驻台湾艋营。原营所有守备、兵马、钱粮等事项，统由中军都司管理。千总二员，其中一员驻守城内。把总四员，其中一员驻守城内。外委千总二员。外委把总四员。额外外委三员。延平卫掌印守备一员，顺治十八年裁撤。左、右、中、前、后五所，设千总五员，顺治十八年裁撤。百总五员，顺治十三年裁撤。民国元年，各级大小武职人员一律裁撤。武职历任官员表。明。延平卫指挥使司指挥使。侯庸，归德州人，永乐年间升任福建行都司都指挥佥事。位庸，侯庸之子。治国，位庸之子。敏，嘉靖年间袭任。徐贵，睢宁人，升任福建行都司都指挥佥事。楷，徐贵之子。以忠，楷之子。环，嘉靖年间袭任。刘胜，玉田人，景泰年间升任福建行都司都指挥佥事。懋，刘胜之子。懋之子。炫之弟。清嘉靖年间，袭任；在尤溪捕盗有功，受委统率部兵，驻福宁防御海寇。王畿，卢龙人。志吕，王畿之子。王进，开始任官，但没有继承人。赵福，降职并被革除。指挥同知。王鼎，盱眙人，洪武年间任职。继高，嘉靖年间袭任，升任浯屿把总。佐，继高之子。金广，固始人，有传记，正统年间任职。镳，世袭。鼎臣，镳之子，有传记。振，嘉靖年间袭任。孙刚，《游志》作“孙纲”，宿迁人，正德年间调任本卫。敖，嘉靖年间袭任；选任并委为烽火门把总，统率部兵在浙江海上多次击退倭寇，因功升任总督广东备倭署指挥佥事。继爵，世袭。明时，爵之子。丁刚。梁，没有继承人。陈懋，没有继承人。萧传。指挥佥事。于成，江都人，洪武年间因功升任福建都指挥佥事。洪，正德年间任职，因功升任福建都指挥佥事。逵，因事而任。天与，逵之子。周金，当涂人，宣德年间任职。承芳，世袭。承志，承芳之弟。泰，嘉靖年间任职。刘进，定远人，永乐年间任职。澣，武举考试中式。斌，澣之孙。张显，长汀人，正统年间任职。琼，世袭。光王，琼之子。绍芳，获优给待遇。鹏，嘉靖年间任职。王刚，山后金山人，正统年间任职。张禄，卢龙人，正德年间调任本卫。松，世袭后降为百户。王学敬，卢龙人，万历年间任职。黄绣，

译寿州人，嘉靖年间以千户身份参加会试，武举中式后升授本职。蔡福 山世袭，但没有后嗣。李实没有后嗣。王礼钢世袭。堂降为正千户。镇抚 马贵 畀世袭。徐胜是武进人，洪熙年间任职。坦是胜的儿子。镒是坦的儿子；“镒”字，省志作（原文此处疑有缺字）。自达是镒的儿子。李佐是龙溪人，隆庆年间因武举中式，授予本职。经历司经历

译王昭 王臻 林杰 金莹，以上诸人均在成化年间任职。胡琏 颜清，以上二人均在洪治年间任职。杨仲芳 余海 揭全 易尧，以上诸人均在嘉靖年间任职。陈应期是南海人，属吏员，嘉靖三十二年任职。知事 黄旸 方杲，以上二人均在成化年间任职。成志贤在洪治年间任职。蔡秀钟 王文盛 熊藩 傅海 彭大端，以上诸人均在嘉靖年间任职。李炳是鄞县人，属吏员，嘉靖三十五年任职。左所正千户 王堂是金山人，承袭父亲钢的指挥佥事之职，嘉靖年间降为本职。绳武世袭。绳德是绳武的弟弟。萧泰在成化十九年、洪治四年，奉例降为本所百户。副千户 张能是江陵人，因功升任正千户。问仁，以上二人均世袭。凤翔 安荣至能没有后嗣。赵恭是汉川人，洪武年间任职。纯忠，以上二人均世袭。豹翀承袭父亲虎的正千户之职，奉例降为副千户，曾多次受委任为福宁守把。继先在嘉靖年间因会试中式，升任署理指挥佥事。张京至斌没有后嗣。李全至瑛没有后嗣。百户 梁震是芜湖人，洪武年间任职。恩世袭。汝高是恩的儿子。俊是汝高的儿子。王寿是黄冈人，洪武年间任职。耀世袭。廷佐是耀的儿子。国桢是廷佐的儿子。安铭是完县人，永乐年间任职。灵世袭。赵旺是泺州人。臣世袭。明耀是臣的儿子。熊留玉是南城人，洪武年间任职。辉世袭。应骐享受优给待遇。叶应春是将乐人，隆庆年间任职。葛斌至椿没有后嗣。潘兴至珍没有后嗣。韩璧没有后嗣。殷礼至兰没有后嗣。洪福没有后嗣。段珍没有后嗣。萧泰被革除。镇抚 张义没有后嗣。普远调往其他卫所。右所正千户 李广在成化年间任职，没有后嗣。副千户 陶诚是六合人，景泰年间升任。柱世袭。国政是柱的儿子。源在嘉靖年间承袭。郭敏至缋没有后嗣。祝善至润没有后嗣。李敬 洪海，以上二人均没有后嗣。百户 张松是卢龙人，承袭父亲禄的指挥佥事之职，降为本职。伟世袭。应魁是伟的儿子。罗贵是舒城人，洪武年间任职。时用世袭。应臣是时用的儿子。经在嘉靖年间承袭。黄镛是泰宁人，成化年间调到本所。继香世袭。光谕是继香的儿子。金良在嘉靖年间承袭。吴敏是太湖人，永乐年间任职。汉世袭。应高是汉的儿子。邦兴在嘉靖年间任职。汪宏是西安人，成化年间调到本所。用卿世袭。继武在嘉靖年间任职。陈遇龙是临淮人。7世袭。璧是他的儿子。焘是璧的儿子。彭观至江没有后嗣。陈忠至灏没有后嗣。陶旺至春没有后嗣。章礼至清没有后嗣。朱珤没有后嗣。董虎没有

译后嗣。镇抚 邓子胜没有后嗣。朱政调任卫所。中所正千户。冯成是顺义人，永乐年间任职。畀经9世袭。副千户。韩璧是光山人，洪武年间升任本职。卿世袭。荣是卿的儿子。刘添是天长人，洪武年间任职。芳世袭。国栋是芳的儿子。森在嘉靖年间承袭。袁福至芳没有后嗣。王篪没有后嗣。百户。金亮是定远人，洪武年间任职。广世袭。定是广的儿子。10是定的儿子。王篪是舒城人，成化年间调任本所。焜世袭。斌是焜的儿子。灿在嘉靖年间承袭，享受优给。赵永是江西德化人，洪武年间任职。龙世袭。恩是龙的儿子。贵在嘉靖年间承袭。张保是定远人，洪武年间任职。镗世袭。应旸是镗的儿子。荣在嘉靖年间承袭。王兴是合淝人，洪武年间任职。一兰世袭。统是一兰的儿子。桂在嘉靖年间承袭，享受优给。舒能是德兴人，永乐年间任职。国珍世袭。洪猷是国珍的儿子。良桂在嘉靖年间承袭。谢安是沙县人，洪武年间任职。云世袭。言是云的儿子。忠在嘉靖年间承袭。安用是宜春人，洪武年间任职。民世袭。贞吉是民的儿子。胜在嘉靖年间承袭。吴凯是广昌人。起世袭。镇抚。李佐是龙溪人，隆庆年间凭武举会试中式，授予本职。游忠调任卫所。殷逊被革除职籍。前所正千户。杨显是江阴人，宣德年间任职。洪谟世袭。公烈是洪谟的儿子。添赐在嘉靖年间承袭。副千户。王祐是萧县人，永乐年间任职。得用世袭，享受优给。应寿是得用的弟弟。刘铎。璞世袭。胡铭至玟没有后嗣。萧源被革除职籍。百户。谈道是广德州人，永乐年间任职；《道游志》作“通”。大器世袭。杰是大器的儿子。绶在嘉靖年间承袭。符庸是诸暨人，宣德年间任职。焲世袭。节是焲的儿子。御是节的弟弟。旻在嘉靖年间承袭。连朝用是建宁人，隆庆年间升任本职。国昌享受优给。杜寿是单县人。本通享受优给。在嘉靖年间承袭。万安是南城人。世忠世袭。相没有后嗣。棋是相的弟弟。邦裕是棋的儿子。李通是沙县人，降等承袭，最初任职者为李宝。胡祥至琏没有后嗣。后所正千户。胡善是滑县人，永乐年间调任本所。韵世袭。镗是韵的儿子。武在嘉靖年间任职。副千户。张庸是单县人，洪武年间任职。启爵世袭。诚是启爵的儿子。承钦在嘉靖年间承袭。宋忠是章邱人，宣德年间调任本所。恩世袭，享受优给。应龙是恩的儿子。黄震是寿州人，景泰年间任本职。绣在嘉靖年间通过会试，升任指挥佥事，掌管印信。即戎是绣的儿子。杨景至功佑没有后嗣。百户。超童是南城人，

译永乐年间调任本所。环世袭。万民是环的儿子。张来子是怀远人，洪武年间任职。韬世袭。象申是韬的儿子。恺在嘉靖年间承袭。杨臣是通城人，万历年间调任本职。国光是臣的儿子。田方是合山人，洪武年间任职。九区世袭。春在嘉靖年间承袭。朱道。荣，世袭。杨兴，至预，无后嗣。王能，至荣，无后嗣。石亮，至成，无后嗣。薛宾，至贵，无后嗣。黄朱保，无后嗣。方全，无后嗣。瞿通，调任卫所。镇抚。郑清，调任卫所。清。延平卫守备。吴汝瑜，桐庐人，武进士，顺治十年任职。中所千总。马犹龙，福宁人，武举，顺治九年任职。延平协镇副将。

译张国柱，字虎臣，陕西人。王爱臣，降为游击。马梦龙。侯全，锦州卫人。袁如桂，忠义右卫人。陈维新，顺天人，甲科出身。章臣，山西人。管良璧，辽东人。陈士恺，漳州人。王朝钦，镶白旗人。吕得胜，山西人。熊经，湖广人。杨世懋，漳浦人。丁沂，扬州人。韩忠徵，凤阳人。欧阳凯，漳浦人。陈植，献县人。柯鼎，镶红旗人。顾洪亮，辽东人。张殿臣，贵州人。初有德，莲莱人。李维扬，阳春人。马骥，宁夏人。李之栋，三原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16人〕 呼麟，陕西人。梁峙楹，陕西人，乾隆二年任职。陈益，宁夏人，世袭，乾隆九年任职。徐梦熊，沂州人，武进士，乾隆十二年任职。郭洪基，大同人，武进士，乾隆十四的任职。杨普，正白旗人，武进士，乾隆十七年任职。刘汉杰，遵化州人，乾隆二十年任职。窦宁，平定人，武进士，乾隆二十一年任职。张文成，兰州人，乾隆二十二年任职。李如筠，咸宁人，武进士，任侍卫，乾隆二十三年任职。翁达，云南南宁人，行伍出身，乾隆三十一年任职。七拉克，镶黄旗蒙古人，荫生，乾隆三十九年任职。沈琯，甘萧宁朔人，进士，乾隆四十四年任职。马熊，山西朔州人，行伍出身，乾隆四十七年任职。林天洛，浙江江山县人，进士，乾隆五十年任职。特克什布，正黄旗满州人，乾隆五十三年任职。曹贵，江南安徽青阳人，乾隆五十七年任职，行伍出身。爱新泰，正黄旗人，前锋参领，乾隆六十年任职。李庆云，正蓝旗汉军，嘉庆四年任职。金殿安，山东聊城人，进士，嘉庆七年任职。张良槐，贵州天定府人，武举人，嘉庆十年任职。花山保，镶蓝旗二喇唹塞克精额佐领下人，由前锋校出身，十三年八月任职。范树恭，镶黄旗汉军，监生，嘉庆十四年任职。吴开泰，湖北东湖人，嘉庆十五年任职。周永德，镶白旗汉军人，嘉庆十六年任职。恒贵，镶白旗满州人，嘉庆十八年任职。张联奎，甘肃安化人，武进士，嘉庆二十三年任职。赵裕福，镶红旗汉军，三等轻车都尉，嘉庆二十四年任职。特通阿，正黄旗满州人，道光三年任职。花尚阿，正蓝旗满州人，道光六年任职。王忠贵，贵州贵阳府人，道光九年任职。文通，正白旗满洲人，世袭云骑尉，道光十四年任职。马崇凯，道光年间。灵德，咸丰元年任职。重治，咸丰二年任职。李寿春，武探花，咸丰十年任职。王捷元，咸丰三年任职。裴什贺，同治年间。闵子谦，同治年间。吴忠贵，同治年间。谢复云

译，同治年间。杨晓春，同治年间。萧仪斌，光绪年间。赖安邦，光绪年间。林传榜，光绪年间。志桐，光绪年间。恭普，光绪年间。长春，光绪年间。群魁，光绪年间。曹德奎，江苏人，进士，宣统元年任职。【校】1.盱眙人：原本及同治本作“旴昭人”，今据府志本改。2.问仁：原本作“翀问仁”，今据府志本改。3.翀豹：原本作“豹”，今据府本改。4.椿：原本作“樁”，今据同治本改。5.柱：延平府志作“贵”。6.应高：延平府志作“应尚”。7.（缺字）：延平府志作“钺”。8.朱珤：同治本作“（缺字）”。9.畀经：延平府志作“冯升”。10.（原文标点为“:”）：延平府志作“镌”。11.单县：原本及同治本作“单县”，延平府志作“巢县”。12.合山：原本作“含山”，今据（相关本）改。13.象申：原本作“象甲”，今据府志、同治本改。14.漳浦人：原书缺，今据（相关本）补。15.陈植：原本及同治本作“陈植”，延平府志作“栋”。16.三原：原本作“三元”，今据府志本改。延平协左营都司。秦名愈，四川成都县人，行伍出身，乾隆二十七年任职。马世熙，直隶河间府人，行伍出身，乾隆三十四年任职。董君玉，广西苍梧县人，行伍出身，乾隆三十八年任职。冯照州，山西阳曲县人，进士，乾隆四十一年任职。王万春，直隶大兴人，武举，乾隆四十七年任职。杨国瑛，广东钦州人，行伍出身，乾隆五十三年任职。史光仪，浙江鄞县人，行伍出身，乾隆五十七年任职。胡云上，江南娄县人，行伍出身，乾隆六十年任职。陈琦，贵州贞丰州人，行伍出身，嘉庆四年任职。黄福，湖南临武县人，行伍出身，嘉庆八年任职。范树如，镶黄旗汉军人，嘉庆十年任职。雷静元，广西全州人，进士，嘉庆十三年任职。奎龄，咸丰年间任职。张，光绪年间任职。景昌，光绪年间任职。林升，光绪年间任职。吴庚龙，光绪年间任职。续祥，光绪年间任职。延平右营都司。原驻防永安，后来改移驻泉州南安县洪濑地方，所以缺少其姓名。左营守备移驻永安。庞国栋，江南人。朱国彦，保安州人。陈辉，泉州人。罗维城，河间人。张任〔1〕。陈光祚。马骥。叶。陈君赞。黄振绪。陆坦，仁和人，雍正十二年任职。余国龙，普定人〔2〕，乾隆六年任职。冯廷揆，平南人，武进士，乾隆十二年任职。吴顺，正白旗人，乾隆十七年任职。何咸逵，当涂人，武进士，乾隆二十三年任职〔3〕

译。杜世杰，长安人，乾隆二十六年任职。张招，正红旗汉军，世袭，乾隆三十一年任职。杨大振，山东滋阳人，武举，乾隆三十二年任职。师圣贵，福建闽县人，行伍出身，乾隆三十八年任职。高守忠，山西阳曲县人，行伍出身，乾隆四十七年任职。黄恩荣，湖北江夏人，世袭，乾隆五十五年任职。袁君选，浙江丽水人，行伍出身，嘉庆十一年任职。【校】1.张任：同治本作“张仕”。2.普定人：乾隆府志作“普安人”。3.何咸逵：乾隆府志作“何成逵”。

译右营守备后来移驻台湾艋舺营。柴自新，另有传记。宁忠弼，顺天人。田嵩，武进士，河南人。李，保定人，后来改任千总，到雍正六年仍任守备。黄成绪，历城人，武进士，雍正六年任职。李玉堂，汝宁人，武进士，乾隆四年任职。黄金章，南海人，乾隆十五年任职。杨嘉禄，浮梁人，乾隆十九年任职。张玙，贵定人，乾隆二十三年任职。周绣，直隶宣化人，乾隆二十四年任职。翟钺，祥符人，乾隆二十七年任职。董振德，山西藿州人，武举，乾隆三十一年任职。蒋观涛，直隶宝坻人，行伍出身，乾隆三十七年任职。王本城，河南祥符人，行伍出身，乾隆四十九年任职。卢植，山西朔州人，武进士，乾隆五十五年任职。高攀龙，山东濮州人，武进士，乾隆五十七年任职。冯长清，陕西韩城人，武进士，嘉庆十二年任职。《学校志》第十二。古代重视国学和乡学，虞代的庠、夏代的校、殷代的序，都是很早的学校制度。周文王建立三雍，培养人才，《诗经》中的《棫朴》《菁莪》就是称颂此事的。根据《周礼》，大司徒掌管教化典章，州长、党正也都是教导百姓的官员。东周迁都以后，学校废弛，郑国处于王畿之内，《子衿》一诗因学校衰败而兴起讽刺。子产执政时，郑人想毁掉乡校。原氏担任王室卿士，甚至在朝廷上说出不喜欢学习的话。然而鲁僖公时仍因泮宫而作颂歌，齐桓公建立士乡也受到称赞，可见又未曾不尊崇儒学、重视士人。汉朝兴起，高祖经过鲁地，用太牢祭祀孔子，这是后世尊崇孔子的开始。汉武帝表彰六经，设置博士弟子员。光武帝开始兴建学校，太学盛时达到三万多人。隋唐以来，虽然通过文章技艺选取士人，却不再具有先王敦厚笃实的意义。不过，古代的大儒虽然因文章著名，实际上都是因道德学问著名。南平自罗文质出生，李文靖接续其后，上承龟山一脉的传承，下启朱子的学术源流。从此人才相继出现，有人在春官考试中取得魁首，有人升任卿贰，人才济济、文质彬彬，盛况可谓蔚然。今天的学校仍如古代的学校。幸运的是，我们生在道学兴盛的地方，四位先生的遗风还未远去，不知是否有人听闻后能够奋发兴起？所以办学应当讲明礼义，不应把猎取功名看作重点。从前朱子任南康军时，创建白鹿洞书院，制定规条来教导士人；明代书院的兴盛，实际上都以此为宗。我县设置道南书院，作为官员和教师讲学的地方。自庚子年那次变革以后，清廷实行变法，于是开办学堂，停止大小考试，学校和书院也都不再是旧日的样子。如今民国初建，尤其重视教育，设立中学、高等小学、国民学校，分为三个等级。在省会，又设有师范、法政等科。教育方法虽不相同，但用来实施智育、体育、德育的目的却是一样的。兴衰本来没有定常，教化才是根本。圣人的道理，如同日月运行在天空。虽然有时会被遮蔽，但等到重新显现，人人仍会仰望它。如今谈教育的人，废弃读经而重视格致之学，这种征兆在清朝末年已经出现。光绪二十八年，南平县学的圣庙发生火灾。不久，国运终于发生改变，选拔士人的权力不再掌握在上级，而转到了下层。现在姑且记载前代的制度规制，并把各类学堂依次列在后面，那么世道变化的由来就可以知道了。儒学。

译府儒学位于梅山寺旧址，始建于宋天圣三年。郡守曹修古在郡治后山山顶创建，即西山，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御史台前面。绍兴二年，郡守刘子翼迁建到郡城西面的龙津馆，不久仍迁回旧址，元代沿袭这一建置。明成化九年，郡守盛颙大加改建扩拓。此后刘侃、王范、苏章、孙衍先后任郡守，相继修建。同知丁隆、通判罗环、教授徐彰又迁到普通寺，以扩大校址。万历戊午年，才迁到现在的地方，规模大体具备。天启乙丑年，又加以改正，制度才完备。崇祯甲戌、丁丑、辛巳年都曾增修。清朝顺治乙酉年，曾司李、钱守、章守、许守相继修葺。康熙己酉、丁丑年，崔守、范守又两次修整。己丑、辛丑年又有疏浚池水、筑桥、开辟墙垣、修建明伦堂等工程。先师庙坐北朝南，东西两侧是两庑，前面是大成门，左边是名宦祠，右边是乡贤祠。门外用石头砌成泮池，再外面是棘门。庙右是崇圣祠，前面是魁星阁〔1〕，庙左是明伦堂。官署房舍就在明伦堂左侧，前后各有六间。教授住在前面，训导住在后面。乾隆十六年，知府胡宝琳倡议捐资，重新修缮学宫和训导的官舍。县儒学旧在西郊，即旧县治西面，宋熙宁年间建立，元代沿袭。明洪武三年，知县刘居信改建于三皇庙旧址，也就是现在的县学，位于西郊虎头山山麓。前面临着九峰，像衣襟和衣带一样环抱着双流，中间是先师大成殿。殿左是明伦堂，后面是崇圣祠。堂左是土地祠，堂右是海公祠。海公名瑞，号刚峰，琼州人，曾任教谕。祠原在右侧，海公亲手栽植了两株桧树。堂东西两侧的廊房，是居仁、由义斋舍。前面是泮池，再前面是仪门。门左是魁星阁，再向左〔2〕是教谕署，署左边的小巷通往罗胜巷，前面通达大街。仪门南面有墙石，题写“泮宫”。东面是大门。圣殿东西两侧为两庑，前面是戟门，左右是名宦祠、乡贤祠。戟门以南是棂星门，再向南是万仞宫墙；墙内东面是义路，西面是礼门。墙外建有“万里鹏程”牌坊。庙右是训导署，署后是文昌阁。刘居信改建以后，洪武十六年，县丞罗南山、教谕彭秉德扩大了校址。宣德七年毁坏，知府雷城重建。正统以后，知县胡滨、刘铭相继修建。弘治十一年再次毁坏，知县陆嵩向知府孙衍、巡按胡华、参政俞俊、佥事富玹请示，并会同教谕黄淑监督修建，规模整齐严密。嘉靖七年，因为圣庙位于明伦堂南面，妨碍远眺，而且庙在前、学在后，在尊崇礼制方面也不够专一，于是向巡按聂豹请示，嘱托知府屠侨把圣庙迁到明伦堂右侧、原豫章书院旧址，并改建棂星门和学门。规模比从前更加宏大宽敞。嘉靖三十三年，知府沈鎜、同知曾子钦因诸生请求，开辟并夷平学宫前的大路。工程从右侧修建“万里鹏程”牌坊，架设长亭，直通旧府学街道路；道路在民居前曲折环绕。万历四年冬毁坏。知府管大勋改为从庙门南面开路，沿中道通出。训导黄元采拓展启圣祠的地基，建成三座祠，中间祭祀启圣，左右祭祀文昌和魁星。万历二十一年，教谕吴梦斗认为祠堂阻碍来龙，不合适，便与署县赵楷商议，改建到庙右。三十六年春，知府薛藩认为前方道路堵塞，无法与朝山相迎。正逢民居失火，便与同署县徐久德一起捐出俸禄，交换地基，面向棂星门前开辟青云路，直达溪边。万历三十九年，知县刘兆元修缮学宫，设置文昌神像。又因为民居小巷逼近并冲射学门，使沟渠的水向外流走，于是改道疏浚，使水环绕流通。四十七年，知县商之彝重建。天启七年，教谕林芸孙修缮。崇祯二年，知县吴襄再次修缮。通判谢朝纪认为庙后启圣祠的地势山环水抱，适合专门祭祀文昌；教谕范方于是重建大阁于其上。清朝改朝换代初期，西郊发生灾害，波及学宫，堂、庑、斋舍以及文昌、魁星祠阁全都焚毁。副将张国柱率兵全力救援，只留下大殿，而门窗、瓦片、墙壁都已不存在。顺治庚寅年，知县汪蘅向巡按王应元、守道曾延孔请求，两人各捐百金倡导修建；后来又耗用学田收入资助，但未能完工，不久便再次坍塌。戊戌年秋，训导李应禧看到学宫长满荒草，门役又杂居其中，原先由前人开辟疏浚的青云路环流沟也再次淤塞，于是与知县姜修仁向巡按成性、提学陈瑾、知府张夙抱说明情况，各自按数捐出俸禄。守道孔自洙亲临察看，又捐百金完成工程。于是先师庙、启圣祠、两庑、棂星门、明伦堂、仪门都恢复了旧日面貌。康熙庚申年，教谕许文章倡议并率领众人重修。己丑年夏，教谕周宗濂、训导张泰期再次谋划修葺，巡道陈廷统、知府章培基、通判孙念绪、知县顾之安、协镇丁沂分别捐出俸禄相助。庚寅年，代理县务的同知江芑芭重修文昌阁及其神像。乙未年，教谕周宗濂与知县李丕煜商议修缮。雍正二年，教谕张月攀、训导吴达儒任内修缮。乾隆二年，知县许廷璠先后倡议修缮，但都只是因屋宇破损漏雨而作小规模修补。先前恢复的规制仍日益被侵占堵塞。乾隆二十五年，训导范时进倡议并率众修建，绅士踊跃题名捐资，耗银三千七百余两，庙学焕然一新。清理戟门左右的空地，建造名宦、乡贤两祠，以补足过去的缺失；并买下左旁陈俊辉、李治岐、魏熙选、陈御章、陈××五家的房屋，用价银一百零二两一钱购得，折算出的地基横向四丈一尺，纵向五丈九尺。右旁买下邓天一、徐华两家的房屋，共两处，用价银三十三两购得，折算出的地基横向一丈一尺，纵向四丈七尺。

译又从训导署中清理出邓姓的库房，用价银一百九十两购得。乾隆三十五年，职员章隽拿出自己积蓄的八百余两银子，开辟青云路，建造“万里鹏程”牌坊，并买屋扩展道路。从万仞宫墙向南直到溪边，左至大沟墙内外，都划归学宫地基；右至陈姓的墙，以陈姓店铺为界，全长一十四丈六尺，横宽七丈八尺，这就是青云路。在道路中段建造牌坊，仍沿用旧题，题作“万里鹏程”。同治八年，郡守赵均、知县彭鏊监督士绅捐资修缮。光绪二十六年再次重修，工程才告完成。到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一日未时，圣殿和两庑、大成门同时遭火灾，只剩下崇圣祠、海公祠、明伦堂以及居仁、由义斋和署门。民国裁撤学校后，春秋两次丁祭改到府学举行，于是难以再建。历代文庙崇奉祭祀。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去世。鲁哀公为他在旧宅建立庙宇，设置守卒看守。周朝衰落、秦朝兴起后，儒学之道衰败。到汉高祖十三年经过鲁地，以太牢祭祀孔子，这是祭祀孔子的开始。到孝武帝时，表彰六经，后世才知道尊崇孔子。汉元帝下诏给太师褒成君孔霸，以他食邑八百户祭祀孔子，并赐孔霸关内侯爵位；孔子后裔受封为侯，从汉元帝开始。汉平帝时，开始给孔子谥号“褒成宣尼公”。光武帝击败董宪返回后，也命大司空用太牢祭祀孔子，并在孔庙中祭祀七十弟子，这是祭祀孔子弟子的开始。明帝、章帝东巡时，都到孔子宅祭祀，章帝尤其虔诚。元和二年，章帝经过鲁地，亲自祭祀孔子和七十贤人，演奏六代乐，在讲堂听讲，命皇太子和诸王讲解经书。皇帝登上庙堂后面向西站立，群臣在庭中面向北方，都拜两拜；皇帝进献酒爵后才入座。又召集孔氏男子，对孔僖说：“今天这样的聚会，难道不是给你们孔氏宗族增光吗？”孔僖回答：“臣听说圣明的帝王，没有不尊敬老师的。陛下亲自屈尊前来，尊崇礼敬先师，使圣德更加光辉。至于说到光荣，臣不敢承受。” 皇帝笑着说：“如果不是圣人的子孙，哪里说得出这样的话？”于是授孔僖为郎中，并赐给孔氏男女钱帛。又下诏让孔僖随驾回京。七十弟子得以陪祀孔庙，也从章帝开始。安帝经过鲁地时，大体遵循元和年间的礼制。即使桓帝、灵帝是昏庸的君主，仍下诏设置孔子庙，置百户守卒史掌管礼器，春秋举行享礼，由王室出钱，供给祭祀所需的大酒费用；河南尹供给牛、羊、猪各一头，大司农供给米。灵帝元光元年，开始设置鸿都门学，绘制先圣孔子和七十二弟子的画像；以画像进行祭祀，从灵帝开始。魏文帝黄初年间，下诏重建旧庙，设置守卒如同以前。魏高贵乡公曹芳正始七年，命太常用太牢在辟雍祭祀孔子，并以颜渊配祀，释奠礼以颜渊配祀从此开始。在此以前，祭祀孔子都在阙里；到这时才在太学举行。晋武帝泰康二年，下诏鲁国四时用三牲祭祀，在中堂举行释奠，以颜子配祀。泰康七年，皇太子亲自在太学举行释奠，太子举行释奠从此开始；东晋元帝、明帝、成帝、穆帝都举行释奠。宋高祖永初年间，下诏修葺鲁郡孔子坟墓和庙宇。元嘉二十二年，裴松之议论说，太子释奠应当使用八佾舞，设置轩悬之乐。释奠使用轩悬之乐，从此开始。北魏道武帝南征到邹山，也用太牢祭祀孔子。孝文帝太和年间，亲自修订拜谒孔子的礼仪，改谥孔子为“文圣尼父”，又封孔子后人为崇圣侯，授孔氏四人、颜氏二人官职，并免除一百户的赋役。文成帝时期，下诏修整宣尼庙，命有关官员举行荐享之礼；由有关官员举行荐享，从此开始。在此以前举行释奠，从未提到庙

译宇；到这时才有“宣尼庙”的称呼。北齐天保年间，规定春秋两季仲月在先圣、先师处举行释奠，并按时修缮祠庙。每月初一，规定由祭酒主持礼仪，博士以下官员以及国子监诸生以上参加饮礼；太学四门博士登堂，助教以下官员和太学诸生都下拜。后世在朔日行礼，从此开始。梁元帝承圣初年，在荆州创建宣圣庙，亲自绘制圣像，为画像作赞并书写，时人称为“三绝”。南北朝和五代之间多有变乱，但尊崇祭祀孔子的制度没有废止。到了隋文帝开皇年间，追赠孔子为“先师尼父”，以周公为先圣面南而坐，孔子面东而坐；命国子学每年四个仲月的上丁日举行释奠先圣、先师。州县学校则在春秋两季仲月举行释奠。北魏虽然命有关官员举行荐享，却没有规定时间，也没有称为释奠。后世州县学校在春秋两季仲月举行释奠，就是从隋代开始的。到了唐高祖武德二年，下诏在国学分别建立周公庙和孔子庙各一所。贞观初年，房玄龄请求另行祭祀周公，尊孔子为先圣，以颜子配祀，皇帝下诏同意。贞观四年，开始下诏各州县都建立孔子庙，四时祭祀，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祀，确定孔子为先圣，正面向南坐；在天下各郡县学校普遍祭祀孔子，并以先儒配祀，也从唐太宗开始。此后尊孔子为“先圣尼父”，亲临国学举行释奠，又命皇子举行释奠；皇太子任初献，祭酒任亚献，光州刺史赵洪智代理司业任终献。到贞观十一年，才确定释奠仪式，由祭酒、司业、博士完成三献。祝词称：“皇帝谨慎地派遣某官行礼，作为奉行诏命。”后世国学由皇帝派官员举行释奠，大概从此开始；州县由郡守、县令主持祭祀，也从此开始。高宗永徽年间，恢复周公先圣的地位，以孔子为师。长孙无忌等人说，贞观年间皇帝亲自降下诏令，确定孔夫子为先圣；如果周公制定礼乐，就应当依照王者的规格祭祀。于是下诏以周公配祀武王，孔子仍按原来规定为先圣。乾封元年，追赠孔子为太师，颜子为少师，曾参为少保。这是后世追赠孔门弟子的开始，以曾参配祀也是从此开始。到唐明皇开元八年，李元璀上奏说：颜子配祀的塑像应当坐着，如今却站着；四科弟子虽然列在庙堂画像中，却不参与配享，反而范宁等人得到从祀。请让十哲在上面以坐像配享，并把七十二弟子画在墙上。曾参以孝道著称，又接受过孔子的经学传授，请像七十二贤一样让他配享。于是下诏，十哲都塑成坐像，一律配祀；特意为曾参塑像，让他坐在颜子之下；并把七十二弟子和二十二位贤人画在庙墙上。开元十三年，皇帝封禅回来，亲临孔子故宅祭奠；又派使者用太牢祭祀孔子墓，设置守卒守卫，并免除孔子后代的赋役。命令天下州县建立孔子庙，赐给百户作为春秋享奠的供给。开元二十七年，追尊孔子为文宣王，穿王者衮冕服，乐用宫悬，舞用八佾；确定祭祀日期为春秋两季仲月的上丁日。追赠孔子弟子爵位，分别为公、侯、伯；又追赠曾参以下六十七人，爵位都为伯。追尊孔子为王以及确定春秋两次丁祭，都从唐明皇开始。供给户役、洒扫孔子林墓、禁止砍伐樵采等制度，历代从未断绝。五代时期国运不佳，战事延续五十多年。后周太祖郭威十分凶暴，但仍因梦见孔子而感动下拜。后周太祖广顺元年，亲自到兖城征讨慕容彦超。城将攻破时，他梦见一位戴着冕旒、身材魁伟而非常奇异的人。入城后，他沿着荒僻的街巷行走，直走到孔子庙，停下来看孔子像，正如梦中所见，感到惊喜，便下拜；随后到阙里，祭奠孔庙、登临孔子墓，均拜了两拜。有人说

译：“天子不应向前代的陪臣下拜。”他回答说：“孔子是圣人，历代帝王都以他为准则，怎么敢不拜呢？”

译宋太祖建隆三年，开始下诏在文宣王庙门设置三十六支戟。太祖亲自撰写文宣王和兖公的赞文，并命当时的文人为从祀贤哲撰写赞文。在此以前，历代因圣贤后裔不列入普通赋役。后周显德年间，派使者均分田地，把他们压编为编户。到太平兴国年间，特意免除孔氏子孙的庸调。下诏让孔宜世袭文宣公。端拱初年，皇帝驾临太学，恭敬拜谒完毕登车，命有关官员张设帷幕、设置座位，并诏令博士李觉讲解《周易》的泰卦。至道三年，赐给太学御书六经。大中祥符初年〔3〕，宋真宗驾临阙里拜谒孔庙。有关官员认为皇帝是君主，商议只行肃立作揖礼；皇帝特意行拜礼，以表示尊敬老师、崇尚儒学的心意。又驾临孔林，因为古树遮蔽道路，便下车改骑马，拜谒孔子坟墓并祭奠。又想追尊孔子为帝，但因有关官员的议论而受阻，只能按照周朝尊孔子为王的先例停止，于是加谥为“至圣文宣王”。追封孔子父亲叔梁纥为齐国公，母亲颜氏为鲁国太夫人，伯鱼的母亲开官氏为郓国夫人。追封孔子的父母和妻子，也从宋真宗开始。大中祥符二年，又给宣圣增定冕服，九旒九章，开始使用玉制桓圭。其他如赐田、赐银币、赐九经三史及其疏释文字、增加守卫等，也都超过前代典制。大中祥符二年，封赠七十二贤。诏书说：“四科中的大贤，都超越五等爵位；七十位通达之士，一律追赠列侯。”命中书门下和两制、馆阁官员分头撰写赞文，命王旦撰写颜子赞。起初皇帝查阅崇文院校订的七十二弟子名录，按照《史记》《唐会要》考查，共有七十七人；如今曲阜孔庙只有七十二人，皇帝问是什么缘故。王旦说：“国学中的七十二弟子，是太祖议定的；曲阜孔庙依照国学画像。”可惜王旦没有进一步说明，只是引用太祖的决定作为依据。于是下诏，左丘明以下到范宁的二十一人都封为伯，王肃封司空，杜预封司徒，并命群臣撰写赞文。宋仁宗即位后，三次幸临太学，按照大中祥符年间的旧例，拜两拜后退下。又阅览七十二贤赞文，观看东序礼器。下令改封孔宗愿为衍圣公，后代“衍圣”的称号，大概就从这里开始。赐给孔氏完整的监本书籍，又赐飞白书〔2〕殿榜、金字篆牌；书写牌匾时，众人都整肃站立，可见他尊师重道到了这种程度。宋神宗元丰年间，开始下诏封孟轲为邹公，配享次于颜子；并让荀况、扬雄〔4〕、韩愈从祀。邹公庙在邹县。政和五年，又下诏让乐正子克配享，公孙丑至子叔十七人从祀，并加封爵位。新法实行后，连庙户也削减了一半以上。宋哲宗初年，幸临太学，行一献礼并拜两拜。此后三次赐田，下令像旧制度那样设置五十户守庙户。至于庙中神像的冠服制度与诸贤不同，则是宋徽宗命太常考订校正的：冕旒采用王者的十二旒，衮服为九章，手执镇圭；增加庙门戟的数量至二十四支，并绘制图样作为天下州县学校的式样。又封孔鲤为泗水侯，孔伋为沂水侯，提升子思的地位，让他从祀。大观四年，议礼局说：古书中记载首夏至廉洁十人，《史记》中也有这些人，唐代开元礼又载入祭祀典章，请一律追赠侯爵，参加祭享。皇帝采纳了意见。政和三年，竟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王雩为临川伯从祀，是非颠倒，仿佛天日昏暗；于是宋室南渡播迁，孔氏带着族人迁徙，像流转到衢地一样。宋高宗绍兴年间，开始由孔玠袭封并赐田祭祀。后来高宗幸临太学，车驾停在大成门外，上下都步行，执爵行初献礼后，才到敦化堂，颁布诏书，表示培育人才的心意。御制文宣王赞、七十二子赞，刻在太学石碑上。宋宁宗庆元年间，开始确定孔子庙为中祀，并诏令各县长吏及应当担任献官的人，除非生病，不得委托他人代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人〕 到宋理宗淳祐元年，才排除王安石，把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列入从祀。辽朝从神册年间就已经认识到佛教不是中国的正统教化，只有孔子是万世所尊崇的，于是建立孔庙，举行释奠〔3〕。金熙宗天眷三年，下诏寻找孔子后裔，以第四十九代孙孔璠袭封衍圣公，主持祭祀事务。元泰定年间，又给圣像增加十二旒的冠冕和十二章的服饰，而颜子、孟子的章服都用九章。奏唱乐歌、陈列乐器，都依照唐开元年间的旧例。元世祖时，中书省说：祭祀孔圣使用王者的礼乐、衣冠，孔子面南正坐；天子亲自供奉祠祭，而举行二丁祭的执事人员仍穿平常服装，在礼制上不合适。应当仿照汉唐祭祀文庙和社稷的礼仪，执事人员都穿公服，手执笏板表示敬意。皇帝采纳了意见。丁祭执事的儒者改穿公服，就是从元世祖开始的。元成宗初年，下令新到任的官员先到圣殿拜谒，然后依次拜谒其他神祇，并把它写入法令。大德十年，大都宣圣庙建成，加封孔夫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元文宗至顺初年，又封孔子父亲为启圣王，母亲为启圣王夫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都加封为公爵。孔子父母加封爵位，则从元文宗开始。在此以前，延祐年间也曾派官员携带金帛前来宣谕祭祀，到了这里，手捧香、额头加礼，将祭礼交给所派来的人，这难道不能说是彬彬有礼吗！明太祖起兵时，像江淮、南昌等地，都先拜谒孔庙。洪武初年，立即颁布诏令，规定春秋两次丁日举行释奠礼，由丞相担任初献，翰林学士担任亚献，国子祭酒担任终献。每年颁降香料，必定在正月最后一天进行。又派使者到阙里祭祀，免除孔子子孙的赋税，拨给洒扫户一百户。洪武四年，重新规定祭器和祭品，各置于高案之上。笾、豆、簠、簋、登、硎，全都使用瓷器；祭牲使用熟肉。乐舞演奏六曲，选取监生中端庄娴雅的人，以及在学校就读的文职大臣子弟，学习舞蹈。洪武五年，暂时停止祭祀孟子，不久又恢复。诏令说：“我听说孟子辨明异端、驳斥邪说，阐发孔子的道统，应当配享。”洪武六年，学士詹同、乐诏凤上奏释奠礼仪，规定乐章和八佾舞（四），大宗伯牛谅上奏礼仪制度，都得到认可。洪武七年，遇上丁日发生日食，改在第二个丁日举行，仍像原定日期那样颁降香料。洪武十四年，文庙落成，派官员以太牢祭祀，祭祀神主，不设置塑像。太祖于是亲临学校举行释奠礼。洪武十七年，开始议定大成乐，到二十六年，才把乐器颁发给天下各郡学，并制定州县学校的格式。

译成祖永乐初年，派官员举行释奠礼。四年以后，命令商议皇帝视察学校的仪式，尚书郑赐说：“宋代制度规定，拜谒孔子时穿靴袍，行再拜礼。”成祖说：“拜见先师，礼仪不可简略，应当穿皮弁，行一奠四拜礼。”释奠礼行四拜，是从成祖开始的。永乐十四年，又派人到阙里祭祀。此后各位皇帝改元时，必定派人到阙里祭祀。宣德年间，派太常丞孔克準前往，殿堂和廊庑都使用太牢，祭祀共设九坛。正统年间，派赵司业琬前往。景泰年间，派侍读吴节携带香帛前往。天顺年间，派孙是前往。成化年间，派少冢宰尹旻前往。弘治年间，派太常卿田贤前往。正德年间，派主事张潜前往。自嘉靖以后，也没有不是这样做的。宣德年间开始，孔谔参加会试来到京师，皇帝召见他后，立即赐予进士出身，授任春坊中允。景泰年间，孔恂会试中式，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特意勉强入朝应对，皇帝赐给他出身，授任礼科给事中，这才开始服丧。服丧期满后，破格升任少詹事。凡是用来优待礼遇孔氏的事情，没有不做到极致的。正统三年，禁止在佛寺、道观中祭祀孔庙。命令祭品中本地不产的，用本地所产之物代替：鹿、兔用羊代替，榛、栗用土产果实代替。景泰六年，因为国学东西两庑的祭品太少，采纳太常寺的请求，增加猪四头、枣、栗和形盐各五十觔，黍、稷各二斗；南京国子监也依照这个规定办理。成化元年，皇帝临幸学校，才开始增加祭牲并使用乐舞。十二年，少詹事杨守陈请求追尊孔子帝号。祭酒周洪模请求把“大成至圣文宣王”改为“神圣广运帝”，按照元代制度设置十二冕旒，笾豆数目也照此办理，使用八佾舞。又说：自古以来，堂上演奏鸣球、琴瑟，堂下演奏笙、镛、柷、敔，两阶之间舞干羽。如今干羽在上，乐器在下，应当按照礼制加以纠正。”礼官交付下去议论后，尚书邹干驳斥说：“神圣广运”只是更加赞美尧帝的用语，不如“大成至圣”有依据。庙中塑像仍沿用元代旧制，所以才有冕旒，本来并非国家礼典。笾豆、舞佾的数目已有成法，不敢擅自议论。皇帝说：“尊崇孔子，是朝廷的盛大典礼，笾豆和舞佾应当按照所议办理。”第二年，果然赐给孔子八佾舞和十二笾豆，并派翰林学士王献到阙里祭告。弘治元年三月，将要亲临学校。吏部尚书王恕上奏说：“古代开始设立学校时，释奠礼要向先师陈设币帛。如今皇上刚登大位，正应当依照这一经义。而且亲临学校和巡视籍田，历代圣主即位时都只举行一次，没有再次举行的。按理应当从厚礼办理。如今巡视籍田时祭祀先农，并且命令有关部门斋戒、检查祭牲后举行释奠，唯独亲临学校不这样做，似乎过于简略。应当依照祭祀先农的礼制，举行奠币和三献礼。”诏令下达后，礼官议论认为：报答先师功德的释奠礼应当使用币帛，如今春秋两次丁日举行的礼就是这样。若天子亲临学校，只需行礼，不必使用币帛；况且古代释奠礼本来没有四拜，而成祖亲自行四拜，尊崇已经达到极点。自成化年间增加祭牲、使用乐舞后，礼制便逐渐纷繁。如今王恕想把它比照籍田礼，恐怕不合洪武旧制；只应增加帛、斋戒并配备乐舞，不应把这种做法当作正确。”皇帝于是下诏说：“祭祀先师应当合乎礼制。成化年间既然已经这样举行，就不必再改。孔子面前增加币帛，使用太牢，把分献改为分奠，其余都依照永乐仪制。”十二年，阙里发生灾害，派学士李杰前往祭告。命令山东巡抚修建孔庙，务必极力崇尚整饰。十七年，孔庙落成，皇帝亲自撰写碑文，命大学士李东阳前往祭祀。弘治年间，皇帝亲自在太学举行释奠礼，召衍圣公和三氏子孙听讲，按等级赐给袭衣、冠、带。衍圣公官秩二品，特赐麟袍、玉带，诰命使用玉轴；大朝会时让其位列斑一品之上，以表示不把他当作臣下。孔氏世代推举一人担任曲阜令，衍圣公的亲弟承子思之后，担任翰林五经博士。孔氏南渡后隶属于衢州的一支，也世袭五经博士。曲阜孔氏无论大小，都免除徭役。衍圣公获准荫庇五百户丁，作为随从人员。正德初年，皇帝也亲临学校，派人召取三氏子孙赴京，观看释奠礼。嘉靖初年，辅臣张璁议论整顿文庙祀典，请把“至圣文宣王”改为“至圣先师”。四配改称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从祀者中，自十哲以下以及孔门弟子，称为先贤；左丘明以下，称为先儒。撤去塑像，设置木主，废除封爵。把大成殿改为先师庙，门改为庙门；祭祀使用十笾十豆，舞用六佾，以区别于郊祀和太庙祭祀。郡学、邑学中，笾豆各减去二，舞也只用六佾，以表示与国学有别。又引用宋代陈禾的议论，请另建祠堂，祭祀叔梁纥为启圣公，以无繇、点、鲤和孟孙氏配享。先贤程珦、朱松、蔡元定列入先儒，也都依从这一意见。这一说法大概出自吴沈、邱璇、程敏政、谢铎、夏寅等人。此前洪武初年，宋濂上奏夫子庙祀典的议论，大意说：“迁移神位面向南方，设置塑像，都不是古制；何况况、雄、弼、逵、预、融也不应当祭祀。颜回、曾参坐在堂上，而他们的父亲列在两庑之间接受祭食，这并不是符合先让父亲受食的义理。大成乐沿袭使用汉、魏的杂律，是乱世的音乐。又如周代设立四代学校，学校中供奉先圣，并选取辅助先圣成就德业的人作为老师配享；这就是天子设立学校的制度。”议案送入后，宋濂被贬谪了。洪武十四年国学建成，最终也没有设置塑像。但洪武二十九年采纳行人杨砥的意见，停止祭祀扬雄，增加祭祀董仲舒，难道也是对宋濂的话有所体会吗？此后沈浚撰写论说，认为孔子作《春秋》，是削去僭越王号，斥责子路把门人当作臣下，这是欺骗上天。孔子一定不愿意亲身成为王；称为文宣大成，这些议论都不相称。而且设置塑像接近于外教，若塑像不像本人，也很不妥。程敏政、谢铎在弘治年间分条提出意见：无繇等人在两庑受祭，容易被误认为是孔子的儿子，应当另建启圣祠，让他们与孟子的父亲配享。程颢、朱熹的父亲以及蔡元定，也都应当列入配享。申党、冉何在《孔子家语》中没有记载，伯寮、秦愬、子路疑非孔门弟子，应当厘正各种不应祭祀和应当祭祀的人物；他们的论述十分详细，也稍微采用了宋濂遗留下来的意见。这些意见都被礼官议论所阻，皇帝只是下令知道了。等到张璁得到皇帝信任后，便把他的意见全部实行，并且进一步推扩。皇帝也亲自撰写《孔子祀典说》二篇，颁示群臣，事情发生在嘉靖九年间。

译十二年二月丁巳日，释奠礼首次祭祀启圣公。夏言钦定文庙乐章，把旧乐章中称“宣圣”“圣王”的地方，分别将“宣”改为“孔”、将“王”改为“师”。于是历来尊崇孔子而不合其道的做法，以及各种鄙陋习俗和容易引起疑义的制度，历代未能更改的，到这时全部革除。清朝尊崇孔子的典制，比过去更加隆重。笾豆、舞佾的数目斟酌安排，达到了完善。康熙二十三年，特意颁赐“万世师表”匾额，分别悬挂在各郡、州、县学校。二十五年，亲自撰写《先师赞序》和《四子赞》，颁发并刻在各学校宫中。雍正元年，特地下诏恢复王爵，褒封孔子五代祖先，命令各省、府、州、县学校把启圣祠改为崇圣祠。把“生民未有”匾额颁赐给文庙。三年，命令避讳孔子的名字，在“孔”字旁增加阝，改作“邱”。乾隆四年，把“与天地参”匾额颁赐给学校。嘉庆元年，皇帝亲临学校举行释奠礼，都亲自到场行礼，颁赐“圣集大成”匾额。道光元年，颁赐“圣协时中”匾额。咸丰元年，颁赐“德齐帱载”匾额。同治元年，颁赐“圣神天纵”匾额。光绪元年，颁赐“斯文在兹”匾额。宣统元年，颁赐“中和位育”匾额。这些匾额全都悬挂在学校宫中，这就是有清一代尊崇儒学、重视圣道所达到的极致。【注】（一）辟雍：原本是西周天子设置的大学，后来成为祭祀场所。（二）飞白书：一种特殊风格的书法。汉代、魏代宫殿楼阙上的题字，曾广泛采用这种书体。（三）释奠：古代学校的一种典礼，陈设酒食来祭祀尊贵的先圣、先师。（四）八佾：古代天子使用的一种乐舞。（五）笾豆：古代礼器。笾用竹制成，豆用木或铜制成。【校】1.魁星阁：原本脱漏“星”字，今据补入。2.左为：原本写作“在为”，今据改正。3.大中：原本写作“太中”，今据改正。4.扬雄：原本写作“杨雄”，今据改正。历代诸儒在孔庙中的祭祀

译宋理宗朝，加封爵位并列入从祀的共有七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张栻、吕祖谦。度宗咸淳年间，列入从祀的有三人：孔鲤、邵雍、司马光。明太祖沿袭前代旧制，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面向南方，四配面向东西，位置稍在前面；十哲位置稍在后面，爵位都为公。从祀的各位贤人排列在东西两庑，共一百零五人，爵位都为侯、伯。兖国复圣公，是颜子；国宗圣公，是曾子；沂国述圣公，是子思；邹国亚圣公，是孟子。这四人就是四配。费公闵损、薛公冉雍、黎公端木赐、卫公仲由、魏公卜商、郓公冉耕、齐公宰予、徐公冉求、吴公言偃、陈公颛孙师，这十人就是十哲。两庑中，东庑为：金乡侯澹台灭明、任城侯原宪、汝阳侯南宫适、莱芜侯曾点、须昌侯商瞿、平舆侯漆雕开、睢阳侯司马耕、平阴侯有若、东阿侯巫马施、阳谷侯颜辛、上蔡侯曹恤、枝江侯公孙龙、冯翊侯秦商、雷泽侯颜高、上邦侯壤驷赤、成纪侯石作蜀、钜平侯公夏首、胶东侯后处、济阳侯奚容蒧、富阳侯颜祖、滏阳侯句井疆、城侯秦祖、武城侯县成、即墨侯公祖句兹、洴源侯燕伋、宛句侯颜之仆、建城侯乐欬、堂邑侯颜何、林虑侯狄黑、郓城侯孔忠、徐城侯公西蒧、临濮侯施之常、华亭侯秦非、文登侯申枨、济阴侯颜哙、泗水侯孔鲤、兰陵伯苟况、睢阳侯谷梁赤、莱芜侯高堂生、乐寿伯毛苌、彭城伯刘向、中牟伯郑象、侯氏伯杜子春、良乡伯卢植、司空王肃、司徒杜预、昌黎伯韩愈、豫国公程颢、新安伯邵雍、温国公司马光、建宁伯胡安国、华阳伯张栻、魏国公许衡，共五十三人。西庑为：单父侯宓不齐、高密侯公冶长、北海侯公晢哀、曲阜侯颜无繇、共城侯高柴、寿张侯公伯寮、益都侯樊须、钜野侯公西赤、千乘侯梁鳣、临沂侯冉孺、沐阳侯伯虔、诸城侯冉季、高宛侯漆雕徒父、濮阳侯漆雕哆、邹平侯商泽、当阳侯任不齐、牟平侯公良孺、新息侯秦冉、梁父侯公肩定、聊城侯单、祈乡侯罕父黑、缁川侯申党、厌次侯荣旗、南华侯左人、郢朐山侯郑国乐、平原侯亢、胙城侯廉洁、博平侯叔仲会、高堂侯邦巽、临朐侯公西舆如、内黄侯蘧伯玉、长山侯林放、南顿侯陈亢、阳平侯琴张、博昌侯步叔乘、中都伯左邱明、临淄伯公羊高、乘氏伯伏胜、成都伯杨雄、考城伯戴圣、曲阜伯孔安国、歧阳伯贾逵、扶风伯马融、高密伯郑康成、任城伯何休、偃师伯王弼、新野伯范宁、道国公周敦颐、洛国公程颐、郿伯张载、徽国公朱熹、开封伯吕祖谦，共五十二人。起初只在京师国学和曲阜孔庙祭祀这些人。洪武二十年，才下诏命令天下各学校普遍祭祀。洪武二十九年采纳行人杨砥的意见，停止祭祀杨雄，增加祭祀董仲舒。永乐八年，又增加祭祀元代吴澄，追封为临川郡公。在此以前，从祀先贤的姓名、爵位和位置，各地郡学、邑学彼此不一致；正统元年，才刊定成书，颁布天下，统一制度。正统二年，采纳群臣意见，增加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从祀。成化元年，加封董仲舒为广川伯、胡安国为建宁伯、蔡沈为崇安伯、真德秀为浦城伯。这一年有人请求让杨时从祀，但因李贤、刘定之反对，皇帝命有关部门在杨时的家乡祭祀他。于是建延平祠，以罗从彦、李侗配享，赐匾额“道南”。成化二年，追封董仲舒、胡安国、真德秀各为其籍贯之地的伯爵。弘治八年，采纳阁臣徐溥的请求，恢复封杨时为将乐伯。此前，国子祭酒谢铎说：“杨时是伊洛学派的正统传承者，远承孟子。虽然晚年曾出仕，却没有考察出什么施政成效；但是他首先请求撤去王安石配享，极力驳斥新学，止息邪说和放纵淫乱，有捍卫道统的功劳，应当列入从祀。至于吴澄，他生长于淳祐年间，在咸淳年间参加贡举，受宋朝恩遇如此长久。他担任国子司业、翰林学士，历任元朝官职，荣宠如此之盛。考察他的所作所为，竟然还不如洛邑的顽民，哪里敢指望他达到首阳山高士的境界。况且杨时、吴澄二人都是太学之师，请把杨时提升到宋代诸贤之列，把吴澄斥退，降列到莽朝大夫一类。”由于尚书傅瀚阻止，议论没有得到答复。到这时，徐溥舍弃吴澄而不提，只特别推荐杨时，所以杨时得以列入从祀。世宗即位后，重新确定祀典。嘉靖九年，辅臣张璁请求整顿孔子祀典，皇帝大为高兴，撰写《孔子祀典录》来给群臣看。张璁所请求整顿祀典的事项共有五条：一是孔子不应封王；二是不应设置塑像；三是不应使用十二笾豆和八佾乐舞；四是不应在庭中祭祀颜路、曾点、孔鲤；五是两庑诸贤应当重新校正。又认为蔡元定应当从祀；蔡元定是蔡沈的父亲，著有《律吕新书》《皇极指要》《洪范大衍详说》等篇章。朱熹疏解经书、修撰史书，都曾同他反复参订。《启蒙》一书，大体也属于他的草稿。欧阳修撰写《本论》，有捍卫道统的功劳；他的学术实际上继承韩愈，推尊孟子，以通达孔氏之道。蔡元定、欧阳修应当列入从祀。行人司正薛侃也说：“宋代儒者陆九渊的学术继承伊洛学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

译只是陆九渊早年与朱熹有不同的见解，朱熹的弟子便把他排斥为禅学之人。其实学术哪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形式，归根到底都在于圣贤之道。臣认为陆九渊应当列入从祀。”这些意见都交给礼部，召集众官共同议论。议论认为：古代帝王承受天命、建立天下准则，君主与老师的职责是一回事。到了春秋时代，君主的教化衰落。孔子推明王道，以自身修养感化他人，于是专门以“师”来称呼。古书说，能够自己得到老师的人才能成为王；老师的地位是尊贵的。请下令天下学校都把孔子塑像改为木主，称为“至圣先师”，庙称“先师之庙”。四配都称“子”；十哲以下，称“先贤某子”；左丘明以下，称“先儒某子”。春秋祭祀时，国学使用十二笾十二豆，府、州、县学校使用八笾八豆。乐舞使用六佾，一律依照明朝初年的制度。另为叔梁纥建立祠堂，称“启圣公”。孔子以颜无繇、曾点、孔鲤、孟孙氏配享；程珦、朱松、蔡元定列入从祀。启圣公所用的祭牲、币帛、笾豆，依照四配的规格；四配依照十哲的规格；三氏依照两庑的规格。把申党、申枨合并为一人。公伯寮、秦冉、颜何、荀况、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杜预、吴澄都停止祭祀。林放、蘧瑗、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宁，分别在各自家乡祭祀。增加祭祀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瑗、陆九渊五位儒者。”诏令说：“可以。”关于把申党、申枨合并为一人，解释说：“《孔子家语》记载，申绩字子周。《史记》记载郑国有申党，字相同，那么申绩就是申党。按《论语释文》，申枨，郑康成说，大概就是孔子弟子申绩。《史记》说，现在把‘棠’写成‘党’，把‘续’写成‘绩’，其讹误是无疑的。后汉王政说：‘有羔羊般的清白，却没有申棠那样的欲望。’因此申枨就是申棠。索隐说，文翁图中有申枨，而今本图中有申党，所以又把申党当作申枨；其实是同一个人。”关于撤去公伯寮，解释说：“他诋毁子路，以此阻挠孔子。”关于撤去秦冉、颜何，解释说：“《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弟子七十六人，司马迁《史记》多出公伯寮、秦冉、颜何三人。《家语》出自孔氏，应当更能得到真实情况。”关于撤去荀况，解释说：“因为荀况认为人的本性邪恶，却又虚伪地讲礼；认为子思、孟子扰乱天下；认为子张、子夏是卑贱的儒者。”关于撤去戴圣，解释说：“他镇守九江时，治理多有违法之处，害怕被何武弹劾，便转任博士，在庙中诋毁何武。后来他的儿子和宾客因盗窃被捕入狱，何武秉公判决，使他们免于死罪；戴圣前去道谢，却毫不惭愧，实在是污秽而无耻。” 关于撤去刘向、贾逵，解释说：“刘向因进献辞赋而得以进身，喜欢诵说神仙方术之言，声称万金可以炼成黄金，铸造不成功，交给司法官吏审理，按罪当死。他所著《洪范五行传》最为错杂荒谬。贾逵因进献颂文而任郎官，依附、附会图谶，因此获得显贵。这两人都是旁门左道之人。”关于撤去马融，解释说：“马融起初应邓骘征召，任秘书，后来历任官职，在南郡任职时因贪污混浊被免官。他被剃去头发，迁徙到朔方，途中自刺却没有死。他教授学生时，前面排列着学生，后面却罗列女乐。他替梁冀起草奏章，杀害忠臣李固；又撰写《西第颂》来赞美梁冀。”关于撤去何休，解释说：“何休有《春秋解诂》一书，贬低周王而尊崇鲁国；又撰写《风角》等书，把它们同《孝经》《论语》并列。”关于撤去王肃，解释说：“王肃世代都是魏国臣子，又把女儿嫁给司马昭。司马昭篡夺之势已成，王肃接受兰陵侯封爵，坐看成败。等到毌丘俭、文钦起兵讨伐篡贼时，王肃又替司马师出谋划策，帮助他成就恶行。”关于撤去杜预，解释说：“杜预所著只有《左氏经传集解》。他镇守襄阳时，经常馈赠洛阳的权贵。伐吴之时，又借口所谓斫瘿的讥讽，把江陵城中的人全部杀掉。”关于撤去吴澄，解释说：“吴澄是宋朝遗臣，却不以侍奉元朝为耻，名节扫地。” 关于在林放、蘧瑗、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宁的家乡祭祀他们，解释说：“林放虽然曾经向孔子问礼，但《家语》《史记》和邢昺的注疏都没有把他列入弟子之中。司马迁说，孔子在卫国时，尊敬地侍奉蘧伯玉；他并不是孔门弟子。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宁五人，虽然似乎没有过错，但他们的立身行事和著书立说，都没有达到圣人学说的精微之处。”关于增加祭祀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瑗、陆九渊，解释说：“后苍在汉初讲说礼制，写成数万字，号称后氏《曲台礼》，戴圣都接受过他的学业。隋朝末年的儒者没有谁能超过王通，宋代师道的建立没有谁能超过胡瑗。欧阳修、陆九渊，则正如张璁、薛侃所说。此时世宗追尊睿宗献皇帝，读到欧阳修所作《濮议》而认为其说很好，张璁的主张正是遵循皇帝的意旨。”其他增加、撤除以及改为在家乡祠堂祭祀的人，都是前朝名臣宋濂、程敏政、何孟春等人曾经提出过的。明代儒臣从洪武到嘉靖，没有人列入从祀。弘治年间，言官因薛瑄而提出请求，有人认为薛瑄没有著述，便作罢。到隆庆五年，韩楫说：“薛瑄是本朝理学第一人，虽然没有著述，但他居心恭敬、笃实行践，无愧于宋代儒者，应当列入从祀。” 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嘉靖年间也曾想让新建伯王守仁、简讨陈献章、布衣胡居仁列入从祀，到万历十二年才确定下来。此后二十二年，湖广巡抚郭惟贤又认为，宋代儒者周敦颐首先开创了宋代诸儒的统绪；如今程子的父亲程珦、朱子的父亲朱松，都从崇圣祠配享，唯独周敦颐的父亲周辅成不应单独遗漏，请依照程珦、朱松的先例，在启圣祠祭祀周辅成。万历三十年，祭酒沈深请求祭祀延平李侗。四十一年，福建提学副使熊尚文请求祭祀宋代儒者罗从彦、李侗，诏令一并说：“可以。”清康熙五十一年，把朱熹提升到十哲末位配享。五十五年，采纳祭酒余正健的请求，又增加宋代儒者范仲淹从祀。雍正二年重新校正祀典，把蘧瑗、林放、秦冉、牧皮、颜何、县亶、公都子、乐正子、公孙丑、万章、郑康成、诸葛亮、范植、尹焞、王栢、黄幹、何基、赵复、许谦、金履祥、陈浩、蔡清、罗钦顺、陆陇其一并列入两庑祭祀。把张载的父亲张迪列入崇圣祠祭祀。乾隆元年，下诏把有若提升到十哲之次，位置在朱熹之上。又把元代儒者吴澄列入从祀，其中有许多是前朝遗漏而没有来得及增加确定的人。此后历朝又陆续增加列入从祀的儒者，详细情况见东西两庑先儒的位次。这里特意记载其源流，使后人有所考证。【校】1.恶性：原本写作“恶姓”，今据改正。2.澄：原本写作“证”，今据改正。大成殿神位次序

译正中供奉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东面配享先贤二位。复圣颜子，名回，鲁国人。述圣子思子，名伋，是至圣孔子的孙子。西面配享先贤二位。宗圣曾子，名参，南武城人。亚圣孟子，名轲，邹国人。东西两面的先贤十哲，以及东西两庑先贤、先儒的位次。东哲先贤六位。闵子子骞，名损，鲁国人。冉子仲弓，名雍，鲁国人。端木子子贡，名赐，卫国人。仲子子路，名由，卞地人。卜子子夏，名商，卫国人。有子子有，名若，鲁国人。西哲先贤六位。冉子伯牛，名耕，鲁国人。宰子子我，名予，鲁国人。冉子子有，名求，鲁国人。言子子游，名偃，吴国人。颛孙子子张，名师，陈国人。朱子，字元晦，名熹，宋代新安人。东庑先贤四十位。公孙子子产，名侨，郑国人。林子子邱，名放，鲁国人。原子子思，名宪，宋国人。南宫子子容，名适，另名縚，鲁国人。商子子木，名瞿，鲁国人。漆雕子子开，名启，鲁国人。司马子子牛，名耕，宋国人。梁了叔鱼，名鳣，齐国人。冉子子鲁，名儒，鲁国人。伯子子析，名虔，鲁国人。冉子子产，名季，鲁国人。漆雕子子文，名徒父，鲁国人。漆雕子子歛，名哆，鲁国人。公西子子化，名赤，鲁国人。任子子选，名不齐，楚国人。公良子子正，名孺，陈国人。公肩子山，名定，晋国人；有的本子作鲁国人。邬子子家，名单。罕父子子素，名黑，鲁国人。荣子子祺，名旗，鲁国人。左人子子行，名郢，鲁国人。郑子子徒，名国。原子子藉，名亢。廉子子庸，名洁，卫国人。叔仲子子期，名会，鲁国人。公西子子上，名舆如，齐国人。邽子子敛，名巽，鲁国人。陈子，字子禽，名亢，陈国人。琴子，字子开，名张，卫国人。步叔子，字子车，名乘，齐国人。秦子，字子之，名非，鲁国人。颜子，字子声，名哙，鲁国人。颜子，字子冉，名何，鲁国人。县子，字子象，名亶。牧子，名皮。乐正子，名克，齐国人。万子，名章，宋国人。周子，字茂叔，名敦颐，宋代道州人。雍正三年，改称儒者为贤者。程子，字伯惇，名颢，宋代洛阳人。雍正三年，改称儒者为贤者。邵子，字尧夫，名雍，宋代涿州人。雍正三年，改称儒者为贤者。西庑先贤三十九位。蘧子，字伯玉，名瑗，卫国人。澹台子，字子羽，名灭明，鲁国人。宓子，字子贱，名不齐，鲁国人。公冶子，字子长，名长，字与名相同，鲁国人。公晢子，字季次，名哀，齐国人。高子，字子羔，名柴，卫国人。樊子，字子迟，名须，鲁国人。商子，字子秀，名泽，鲁国人。巫马子，字子期，名施，陈国人。颜子，字子柳，名辛，鲁国人。曹子，字子循，名恤，蔡国人。公孙子

译，字子石，名龙，楚国人。秦子，字子丕，名商。颜子，字子骄，名高，鲁国人。壤驷子，字子徒，名赤，秦国人。石作子，字子明，名蜀。公夏子，字子乘，名首，鲁国人。后子，字子里，名处齐，鲁国人。奚容子，字子晢，名蒧，卫国人。颜子，字子襄，名祖，鲁国人。勾子，字子疆，名井疆，卫国人。【校】1.勾子：原本作“句子”，今据同治本改。秦子，字子南，名祖，秦国人。县子，字子祺，名成，鲁国人。公祖子，字子之，名句兹，鲁国人。燕子，字子思，名伋。乐子，字子声，名欬，鲁国人。狄子，字子晢，名黑，卫国人。孔子，字子蔑，名忠，鲁国人。公西子，字子尚，名蒧，鲁国人。颜子，字子叔，名之仆，鲁国人。施子，字子恒，名之常，鲁国人。申子，字子续，名枨。左丘子，名明，春秋时期汶上人。雍正三年，改称儒者为贤者。秦子，字子开，名冉，蔡国人。公明子，名仪。公都子，雍正三年增入。公孙子丑，雍正三年增入。张子，字子厚，名载，宋代大梁人。雍正三年，改称儒者为贤者。程子，字正叔，名颐，宋代洛阳人。雍正三年，改称儒者为贤者。东庑先儒三十七位。公羊子，名高，周朝末年临淄人。伏子，字不贱，名胜，秦代邹平人。毛子，名亨。孔子，字子国，名安国，是先师孔子的第十一世孙。后子，字近君，名苍，汉代东海郯城人。许子，字叔重，名慎，汉代召陵人。郑子，字康成，名玄，汉代高密人。范子，字武子，名宁，晋代鄢陵人。陆子，字敬舆，名贽，唐代嘉兴人。范子，字希文，名仲淹，宋代吴县人。欧阳子，字全美，名修，宋代庐陵人。司马子，字君实，名光，宋代陕州人。谢子，字显道，名良佐，宋代上蔡人。吕子，字与叔，名大临，宋代汲郡人。罗子，字仲素，名从彦，宋代南剑人。李子，字伯纪，名纲，宋代邵武人。张子，字敬夫，名栻，宋代绵竹人。陆子，字子静，名九渊，宋代金溪人。陈子，字安卿，名淳，宋代尤溪人。真子，字希元，名德秀，宋代浦城人。何子，字子恭，名基，宋代金华人。文子，字宋瑞，名天祥，宋代庐陵人。赵子，字仁甫，名复，宋代德安人。金子，字吉甫，名履祥，元代兰溪人。刘子，名因。陈子，字可大，名澔，明代新会人。方子，字希直，名孝孺，明代宁海人。【校】2.孝孺：原本作“孝儒”，今据改。薛子，字德温，名瑄，明代河津人。胡子，字叔心，名居仁，明代余千人。罗子，字允升，名钦顺，明代泰和人。吕子，字仲木，名枬，明代高陵人。刘子，字起东，名宗周，明代山阴人。孙子，字启泰，名奇逢，明代容城人。黄子，字太冲，名宗羲，明代余

译姚人。陆子，字稼书，名陇其，清代平湖人。张子，字孝先，名伯行，清代仪封人。汤子，字潜庵，名斌，清代睢阳人。西庑先儒三十七位。

译谷梁子，字元始，名赤，周朝末年鲁国人。高堂子，名生。董子，名仲舒。刘子，名德。毛子，名苌，汉代河间人。杜子，名子春，东汉偃师人。赵子，名岐，长陵人。诸葛子，字孔明，名亮，汉代琅琊人。王子，字仲淹，名通，隋代龙门人。韩子，字退之，名愈，唐代南阳人。胡子，字翼之，名瑷，宋代秦州人。韩子，字稚圭，名琦，宋代相州人。杨子，字中立，名时，宋代将乐人。游子，字定夫，名酢，宋代建阳人。尹子，字彦明，名焞，宋代洛阳人。胡子，字康侯，名安国，宋代崇安人。李子，字愿中，名侗，宋代剑浦人。吕子，字伯恭，名祖谦，宋代婺源人。袁子，字和叔，名燮，宋代鄞县人。黄子，字直卿，名幹，宋代闽县人。辅子，字汉卿，名广，宋代赵州人。蔡子，字仲默，名沈，宋代建阳人。魏子，字华甫，名子翁，宋代浦江人。王子，字会之，名柏，宋代金华人。陆子，名秀夫。许子，字仲平，名衡，元代河南人。吴氏，字幼清，名澄，元代人，崇仁人。许氏，字益之，名谦，元代人，金华人。曹氏，字正夫，名端，明代人，渑池人。陈氏，字公肃，名献章，明代人，新会人。蔡氏，字介夫，名清，明代人，晋江人。王氏，字伯安，名守仁，明代人，余姚人。吕氏，字叔简，名坤，明代人，宁陵人。黄氏，字幼平，名道周，明代人，漳浦人。顾氏，字宁人，名炎武，明代人，昆山人。王氏，字而农，名夫之，明代人，衡山人。陆氏，字道威，名世仪，清代人，太仓人。崇圣祠供奉五位：肇圣王木金父公，居正中。裕圣王祈父公。诒圣王防叔公。昌圣王伯夏公。启圣王叔梁公。东配祀先贤二位：颜氏，字路，名无繇。陈氏，字伯鱼，名鲤。西配祀先贤二位：曾氏，名晢，字点。孟氏，字公宜，名激。东从祀先儒三位：周氏，名辅成。张氏，名迪。蔡氏，字通，名元定。西从祀儒者二位：程氏，名珦。朱氏，字乔年，名松。祭器 竹笾十个。林豆七十个。铜制大鼎炉一个。铜牺尊一个。铜象尊三个。铜爵一百二十五个。铜方簠三十一个。铜圆簋三十二个。铜铏九个。铜长式簋二十二个。铜玷三个。铜方鼎七个。锡铏九个。铜锡登三个。黄龙伞一柄。白绫舞旌一合。乐器 石磬二个。铜编钟一十六个。柷一个。敔一个。陆氏，字道威，名世仪，清代人，太仓人。崇圣祠供奉五位：肇圣王木金父公，居正中。裕圣王祈父公。诒圣王防叔公。昌圣王伯夏公。启圣王叔梁公。东配祀先贤二位。颜氏，字路，名无繇。孔氏，字伯鱼，名鲤。西配祀先贤二位。曾氏，名晢，字点。孟氏，字公宜，名激。东从祀先儒三位。周氏，名辅成。张氏，名迪。蔡氏，字季通，名元定。西从祀先儒二位。程氏，名珦。朱氏，字乔年，名松。祭器 竹笾十个。木豆七十个。铜制大鼎炉一个。铜牺尊一个。铜象尊三个。铜爵一百二十五个。铜方簠三十一个。铜圆簋三十二个。铜铏九个。铜长式簋二十二个。铜玷三个。铜方鼎七个。锡铏九个。铜锡登三个。黄龙伞一柄。白绫舞旌一合。乐器 石磬二个。铜编钟一十六个。柷一个。敔一个。学田 原额实际有学田四十二亩，每年征收租银十七两四钱八分。明 万历二年，训导黄元采捐资买下演仙下里的租米八斗八升八合；有碑记载，并增加供奉春秋两祭，同时祭祀文昌。万历二十一年，通判赵楷捐置遵教里的租米九斗三升六合，收取后发给贫寒生员。万历三十四年，守道沈儆炌捐置罗源里的租米二斗八升。万历三十五年，督学姚景晖捐置租米四斗一升五合。万历四十年，南平县刘兆元查出并发放开平寺隐匿的田租银七两，全部用于月课、起送和科举等项开支。清

译康熙二十一年，南平县范时习捐出俸银二十二两三钱，置办学田六段，坐落在大横各处。共计田三亩六分四厘五毫五丝六忽二微，每年收租谷四百觔、租米一十四斗半。其中一段在猫竹坑，收租谷四百觔；一段在叶厝坑，收租米八斗；一段在水井前，收租米二斗半；一段在朱师坑，收租米三斗；一段在西墘仔，收租米一斗；一段在外窠，收租米一斗。每年缴纳粮银三钱六分五厘四毫、仓米七升九合六勺，缴完粮米后，余下的充作春秋魁阁祭祀之用。康熙二十一年，延平府梁允植捐置学田五段，坐落在梅西里各处。共计田九亩四分四厘，每年收租米二十斗、租银二两八钱七分。其中一段在石台，收租米十斗；一段在山头，收租米十斗；一段在炙八朗，收租银一两九钱二分；一段在卓坑屋基，收租银四钱五分；一段在大旱坪，收租银五钱。每年缴纳粮银八钱九分六厘九毫、仓米一斗九升五合四勺，缴完粮米后，余下的作为开学课费公用。康熙二十二年，总督姚启圣捐银六十两，置办学田三十三段，坐落在大内里各处。共计田三十二亩五分三厘一毫五丝七微，每年收租米一百五十斗。其中一段在罗盘坵，收租米六斗；一段在门前洋，收租米六斗；一段在长崎，收租米四斗；一段在甲兜，收租米三斗；一段在吉洋，收租米十斗；一段在后洋，收租米三斗；一段在长崎粗底，收租米三斗三升五合；一段在甲兜上段，收租米四斗；一段在旁垄，收租米四斗；一段在元山甲岩前垄尾，收租米一十六斗；一段在猪母窠，收租米二斗七升；一段在外垄，收租米二斗；一段在猪母窠上段，收租米二斗七升；一段在外垄，收租米四斗；一段在门前，收租米二斗；一段在门屋垄，收租米二斗三升五合；一段在肥猪窠、猪母窠，收租米一斗三升五合；一段在吉洋，收租米三斗七升；一段在长段，收租米二斗；一段在外垄上段，收租米三斗七升；一段在直墘，收租米一十斗；一段在旁田，收租米四斗。一段在溪当，收租米二斗；一段在坑坪，收租米四斗；一段在坑坂，收租米四斗；一段在墘山甲木，收租米二斗；一段在宝朗墘，收租米十斗五升；一段在茶头，收租米一斗；一段在罗坑登塔垄，收租米六斗；一段在后坑车碓后，收租米六斗；一段在小浴门前，收租米三斗七升；一段在湖尾大坵，收租米三斗；一段在洋中乌石，收租米七斗。每年缴纳粮银二两五钱四分一厘七毫。乾隆二年增加额定银四钱九分四厘三毫、仓米六斗五升，扣除这些之后，分给贫寒士人。有碑记载。乾隆十九年，南平县陶敦和发文移交监生上官桂，呈报充入天竺里的一段田，土名永陇。每年收租谷二百四十觔，共计田一亩三分九厘九毫五丝三忽二微四纤，缴纳粮银一钱三分二厘九毫、仓米二升九合，扣除这些之后，充作春秋兴文祠、海公祠两祠祭祀之用。乾隆三十五年，章隽捐充土名金山塔路下的一段田，每年收租谷一千觔，用于圣诞祭祀。有碑记载。宾兴卷资田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叶又波捐充田四段：一段在莒口地方，土名楼前，收租谷六箩，缴苗六升，由佃户耕种；一段在禹溪地方，土名谷园大垅，收租谷六箩，缴苗六升，由佃户耕种；一段在大横地方，土名康石门前下陇窠，收租谷六箩，缴苗六升，由佃户耕种；一段土名洋头后厝门前，收租谷十五箩。这些田捐出以后，被佃户游文汉吞欠。经呈报县、府、道，直到嘉庆七年，承蒙道台押解游文汉，他因畏罪接受赔偿处理。于是将这些田归给叶祖璋，所得价银以及以前的赔偿款合计折成制钱五十五千文；随即用这笔钱买下僧人恢宇在西芹地方、土名萧家坂的一块田，每年收税谷一千二百觔，价格为制钱五十五千文，没有苗米。佃户为卢木生。除萧家坂租谷一千二百一十觔、没有苗米之外，上述共四段田的其余租谷为十八箩、苗一斗八升，仍记在叶培远户内；每年递年缴纳粮银三钱六分、米七升八合三勺，扣除这些之后，充作宾兴卷资之用。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叶沅兰捐充莒口地方、土名楼前的小赔谷四箩。又有吴上楫捐充大横康石下陇的谷六箩。楼前由佃户耕种，康石由佃户耕种。嘉庆七年二月，奉府宪广善之命，准许充入罗体仁、罗纯一、罗华苑名下的坝头地方、土名上上墘下分的税谷三百觔，由佃户谢林杰耕种。社学 社学共四所：一所在东威武楼坊，后来因废弃改建于东门外，康熙壬辰年毁坏；知府任宗延任内，署县龚贞重建，现已废弃。一所在西郊昼锦坊，现已废弃但基址尚存。一所在南铁像堂坊，现已废弃且无人管理。一所在北紫芝岭坊，嘉庆六年将要倾圮，县学训导卢杰拆毁，基址尚存。这四所都是明正德年间知府欧阳铎所建，万历十六年推官罗心尧重建。又置办学田，年收租银十六两二钱四分，用作社师的束脩和膳食，并把碑刻立在府衙仪门外。又有云盖里鸠源社学一所，是嘉靖年间郡守欧阳铎所建，推官徐阶为它撰写记文，现已废弃，遗址无人管理。罗心尧所作《社学记》已收入艺文。义学 清光绪七年，知府张国正改设城内四所义学，聘请贡生任教师，规定每塾全年束金为制钱五十千文。其中一所设在府署左侧的义学内，另外三塾分别设在东门、西门、北门附近，地点没有固定。射圃在普通岭西山，四贤祠的东面。原来在西郊山川坛的右侧。嘉靖年间，知府沈鎜将其迁到学城外，因而利用西山旧学的空地建造射圃。光绪初年，将这里作为学院岁试步射的场所。书院

译道南书院在郡城北面、龙山山麓，旧日已有道南书院，后来废弃。于是就在府学旁边修建三间义学，作为师生讲习诵读的地方。康熙四十五年，知府周元文下令动用没有妨碍的库银，又捐出俸禄买置田地和田谷，以资助义学经费；掌教者自行向佃户收租。康熙五十八年，知府任宗延才在紫云冈旧府学基址上创建道南书院。中间是讲堂，上面是文昌楼，左边是四贤堂，外面是官厅，斋舍共二十八间，时间久了逐渐倾圮。乾隆十一年，巡道张坦重新加以修整，将官厅题名为“会辅堂”，并亲自撰写记文。把义学的田地归入书院。乾隆二十年，知县陶敦和因师生的膏火和伙食供给不足，设法筹得三百金，买置田地和田谷，余下银两交给当商生息；诸生王雅度也把西竺寺的田地捐入。此后又有审案判决充入的田产，颇具规模，但仍未设置膏火经费。乾隆二十三、二十四年，知县李浚原、吴宜燮相继清查出元妙观的余租银两，详细申报请求归入书院，作为膏火经费，书院规模才算完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三四年〕 过了几十年，书院逐渐倾圮。掌教暂时寄居在梅山寺已经断绝香火的僧房中，因此知道该寺尚有遗留产业，长期被普通寺的僧人侵占。掌教黄宗杰嘱咐诸生呈请巡道戴求仁、知府广善、知县童德本，清查出废寺田租谷二百石有余、租米一百二十三斗有余；租银除去按官秤由各佃户认缴完毕的粮银米外，还剩银十两五钱有余，全部报明备案。先把这些银谷用于修整书院，购买院外民房三间，以扩充斋舍。嘉庆五年议定增加膏火费时，诸生呈请恢复原来的义学，经知府广善、知县童德本详细制定章程，拨出清查所得的寺田银六十两，作为义学主讲的修脯；其余仍用来增加道南书院十名生员的膏火费。嘉庆十三年，知县杨桂森新开大门和门亭。同治年间，巡道周立瀛又在西排关，从公抽项下每月拨洋银四十八元，作为新增加膏火费的生员二十四名课资；每名每月新加钱六百文。童生二十四名，每名每月新加钱三百文。张坦《会辅堂记》、陶敦和碑记，汇入《艺文》。周置购买田三十五段。康熙四十五年，知府周元文把府库储存的远年赃罚银，以及捐解银六项，共一百三十八两五钱，除去三十八两五钱用于修缮学宫两庑外，又自行捐银五十两，交给知县顾之安，购买冯飞渭的苗田三十五段，坐落在大内里、大溪源路前、叶树坪等处。一段在外墘，租米五斛，缴纳米六斗，佃户张元富。一段在后堂，租米一斛半，佃户麻福进，谷三斛五十四觔，册上写作袁福进。一段在岭边，租米三斛，租银三钱六分，佃户陈顺日。一段在枧坑，租米三斛，谷三斛五十四觔，佃户袁君期。一段在南坑坪，谷五斛九十觔，租米二斛半，佃户袁君进。一段在椒林，租米一斛，谷二斛三十六觔，佃户袁太宇。一段在乌石山，租米三斛半有余五升，谷七斛五升一百三十五觔，佃户袁君期。一段在交洋上段，租米二斛半，谷五斛九十觔，佃户袁君进。一段在东墘，租米半斛，谷一斛十八觔，佃户袁国充。一段在乌石山，租米二斛半，佃户袁君期，银四钱二分四厘。一段在交洋下段，租米三斛，谷六斛一百零八觔，佃户袁君期。一段在车盆坵，租米一斛半，谷三斛五十四觔，佃户刘荣台。一段在车碓后，租米四斛七十二觔，佃户袁君期。一段在钵头，租米四斛，谷八斛一百四十觔，佃户蔡阿友。一段在僚前，租米二斛半，谷五斛九十觔，佃户袁君期。一段在坻垅，租米二斛半，谷五斛九十觔，佃户袁君期。一段在车碓后，租米二斛，谷四斛七十二觔，佃户袁君期。一段在车碓前，租米三斛半有余五升，米五斗，佃户袁太宇。一段在牛栏边，租米一斛，谷二斛三十六觔，佃户张朝魁。一段在车碓兜，租米二斛半，谷五斛九十觔，佃户袁君期。一段在保林墟，租米二斛，米二斗十四管，佃户袁太宇。一段在长垅，租米六斛，银七钱二分，佃户叶启太。一段在梅子树，租米二斛，谷五斛九十觔，佃户袁启顺。一段在下田中，租米三斛半，谷五斛九十觔，佃户袁启我。一段在崩山堀，租米一斛半，谷三斛五十四觔，佃户袁福宇。一段在垅堀，租米二斛，谷四斛七十二觔，佃户袁启我。一段在奇头，租米三斛，谷六斛一百零八觔，佃户叶日魁。一段在上乌石山，租米三斛半有余五升，谷七斛一百三十五觔，佃户袁启我。一段在垅坪头，租米四斛，谷五斗八升，佃户袁启章。一段在大垅，租米二斛，谷五斛九十觔，佃户袁君进。一段在垅头坪，租米四斛，谷八斛一百四十觔，佃户袁启顺。一段在桥头及后门垅，租米共十一斛，银一两三钱二分，佃户叶永昌。一段在茶头，租米一斛半，谷三斛五十四肋，佃户袁君进。一段在乌石山，租米一斛，谷二斛三十六觔，佃户袁启章、袁启顺。一段在傍田垅，租米一斛，谷二斛三十六觔，佃户康以胜。

译以上每年收租米共一百零二斛，折合细谷二百零四斛，实际价值银六十二两四钱。购买萧於皇的苗田五段，坐落在新兴里。一段在醮坋，租米七斗，佃户叶招华。一段在赤岐垅，租米四斗，佃户危裔成。一段在月娘边，田租米二斗，佃户曹亮彩。一段在坋中，田租米六斗，佃户李国卿。一段在洋路白蜡坑，租米四斗。一段在坋中各处田，租米六斗，佃户张永吉。契价洋银一十七两四钱。购买丁世康与侄子其华的苗田三十段，坐落在长沙上里。一段在大珩，民苗五升，租谷一百五十筋，佃户吴子秀。一段在松树垅，民苗六升，租谷一百八十筋。一段在盛坑头，民苗五升，谷一百五十筋，佃户林德茂。一段在外岭，民苗六升，谷一百八十筋。一段在八石，民苗五升，谷一百五十筋，佃户林德奇。一段在秋竹窠，民苗一升，谷三十筋。一段在门前洋，民苗二升，谷六十筋，佃户魏国明。一段在尾翁，民苗一升，谷三十筋，佃户游意琳。一段在门前洋，民苗二升，谷六十筋，佃户魏朝燮。一段在黄坑圳头，民苗一升，谷三十筋，佃户魏国永。一段在盛坑，民苗一升，谷三十筋，佃户游宗玉。一段在洋当即后门崩，民苗二升，谷六十筋，佃户魏朝元。一段在九龙尾即池头，民苗三升，谷一百筋，佃户林允大。一段在冢坪即坂当，民苗五升，谷一百六十五筋，佃户张春宣。一段在门前垅，民苗三升，谷一百筋，佃户林元卿。一段在天竹坑，民苗三升，谷一百筋，佃户林允大。一段在新墘，民苗二升，谷六十六筋，佃户林希元。一段在冢后官路前，民苗八升五合，谷二百八十筋，佃户郑全武。一段在黄堀即垅坂，民苗二升四合，谷六十六筋，佃户蔡顺美。一段在秋竹垅，民苗一升五合，谷四十五筋，佃户游意珍、刘希釆。一段在小坑岩，民苗一升五合，谷四十五筋。一段在神宫前，民苗二升，谷七十九筋，佃户蔡明美。一段在秋竹垅，即松坪路后，民苗三升五合，谷九十筋，佃户刘希釆。一段在风树岭，即旱墘，民苗二升，谷七十筋，佃户蔡耀美。一段在木定，即郑坑，民苗五升，谷一百五十筋。一段在坑当，民苗二升，谷六十六筋，佃户蔡星。一段在后垅，民苗七升，谷三百筋，佃户朱高兴、朱阿有。一段在大垅，即牟楼，民苗九升，谷二百七十筋，佃户臧敬初。一段在庙仔前下际尾，民苗一升五合，谷二十筋，佃户吴成友。一段在窠裹，民苗二升，谷十五筋，佃户魏朝元。契价银六十两，共苗二石三斗一升九合。吴省三审断里仔垅一段。乾隆十九年，通判吴省三审理并裁断生员许章范控告吴阿观强行割取田产一案，将许章范购买的一段土名为里仔垅、年收谷五百筋的田产拨充书院，佃户刘相文。陶敦和购买梅东里田十九段 【校】1.十九段：原本作“四十九段”，今据同治本改。

译乾隆二十年，知县陶准许僧人普梵捐银三百两，用其中二百零六两四钱，折合实存库银一百八十五两七钱六分，购买梅东里东山坪等处的苗田四十九段，登记苗额四斗八升七合。一段在官田，谷二百五十二筋，佃户王兴禄。一段在玉瓣，谷一百九十八筋，佃户王兴禄。一段在官池，谷二百八十八筋，佃户吴阿喜。一段在路尾官池，谷一百九十八筋，佃户吴阿喜。一段在阿山，谷一百八十筋，佃户吴阿喜。一段在械树，谷三百六十筋，佃户卢贵临。一段在外缺，谷一百二十筋，佃户王兴禄。一段在曲楼，谷一百八十筋，佃户王兴禄。一段在和尚山，谷一百零五筋，佃户卢德猷。一段在蒲枸，谷九十筋，佃户罗子芳。一段在大长垅，谷二百七十筋，佃户俞茂扬。一段在北斗，谷四十五筋，佃户王德显。一段在秋竹界，谷十八筋，佃户王振裕。一段在秋竹界，谷十八筋，佃户卢德广。一段在山薪，谷九十筋，佃户王德礼。一段在灯心洋，谷三百二十四筋，佃户王国魁。一段在杓竹垅，谷九十筋，佃户王国珠。一段在灯心洋，谷二百八十八筋，佃户王星尧。一段在尾垅仔，谷一百五十筋，佃户王德树。以上苗田十九段，共苗四斗八升七合。还剩银一百一十四两二钱四分，交给典铺生息。生员王雅度等人，将西竺寺的租米拨充书院。乾隆二十年，生员王雅度等人以西竺寺遭受火灾、僧人质文另找住处为由，呈请说明：康熙五十五年，他们的父亲王殷尚与许九俊、李永芳、杨汉英等人，原先捐出租米四十五斗，拨充书院。知县陶敦和批示调取原住持僧慈雨交出的新兴里百丈漈等处正尽老契十二纸，发给经管人员存案并收租。一段在金竹坪，租米十五斗，佃户王天生、王天钖。一段在金竹坪，租米十五斗，佃户王天树。一段在百丈漈，租米三斗，佃户林台生。一段在东坑堀，租米十斗，佃户陈子俊。一段在东坑堀，租米二斗，佃户游嵩宣。乾隆二十一年春，在书院立碑。乾隆二十一年，知县王诉然审理裁断朱杨氏与萧联顺、郑子胤等人争议荒田一案，命令书吏丈量后拨充书院。一段土名荒梯山岚垒仔，租谷二百七十筋，佃户何华渭。乾隆二十二年，知县王诉然上报详文，吴燕成、吴克浩请求捐出田亩，裁定拨充书院。一段在过路垅、焦叶垅，缴纳谷三百六十筋，佃户范阿浩。乾隆二十三年，知县李浚原审理裁断杨文蔚控告争夺田产一案，将田产拨充书院。一段在柿树洋，即桔洋等处，也就是上洋田；其中一段缴纳谷四百二十筋，佃户杨有春。同年，知县李浚原查出元妙观的余租，呈请拨充书院。到乾隆二十五年，知县吴宜燮上报详文，说明现已清查出元妙观余租，每年征收银三百八十四两有余，归书院所有，永远作为师生修脯、膏火的费用。又将存放在库中的余剩租银一百零五两，连同原有本金银一百一十四两有余，一并交给当商生息，如今都已无从查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五两〕 嘉庆六年，知县童德本上报详文，说明现已清查出梅山寺绝产田段，共计租谷二万零四百九十六筋；后来又查出谷四十九筋，另有租米共一百二十三延斗有余、一管半；租银除去各佃户认缴完梅山寺官秤粮银外，还剩租银九两三钱九分，后来又查出租银二两一钱九分五厘，共计租银一十一两五钱八分五厘，也一并归入书院。仍然每年拨出谷银六十两，作为养正书院主讲的修脯；其余都作为道南书院的膏火费用。一段土名判中及朱师垅外田脚二坵，谷八百筋，佃户王维华。一段土名店郊，谷七百六十筋，佃户王维藩。一段土名观后山及杨梅垅长老田，谷二百筋，佃户吴维商。一段土名奖坑，谷三百五十筋，佃户郑梦孙。一段土名金砂长埕垅，即坋中洋，谷六百筋，佃户王孔接。一段土名新田并水田，谷二千二百筋，佃户陈世瑞。一段土名观后山，谷二百筋，佃户吴广成。一段土名坋中洋，谷七百筋，佃户林辉腾。一段土名新田大坋，谷六百筋，佃户陈文华。一段土名车碓仔，谷四百八十筋，佃户陈福生。一段土名新田并水田，谷一千二百筋，佃户陈文华。一段土名坋中心并长程垅，谷六百七十筋，佃户陈永明。一段土名新田，谷七百筋，佃户陈维龙。一段土名兴洋田，谷一百二十筋，佃户魏朝弼。一段土名水井前洋，谷八十筋，佃户许正坤。一段土名罗白坑，谷八十筋，佃户郑长学。一段土名桔树坑，谷六十筋，佃户威富士。一段上名北门，谷一百筋，佃户杨世远。一段土名樟坑洋，谷六十筋，佃户张天荫。一段土名神福洋黄坑垅，谷二百六十筋，佃户张汉成。一段土名葛洋坑，谷一百六十筋，佃户张汉成。一段土名崩岩，即后地，谷一百二十筋，佃户张士云。一段土名林坑，即杉坑，谷四十五觔，佃户张元双。一段土名杉木岭杜坑，谷四十筋，佃户游贞明。一段土名甲深洋黄坑垅，谷一百二十觔，佃户张元梁。

译一段土名罗坑，即塔后，谷一百一十筋，佃户黄真洛。一段土名十箩米，谷五十二筋，佃户张武见。一段土名主簿坑，谷八十三筋，佃户张武元。一段土名林坑，即杉坑，谷四十五筋，佃户张德庸。一段土名车碓后，谷四十觔，佃户张土明。一段土名杜坑，谷一百筋，佃户陈在镐。一段土名后坑四坵，谷六十四筋，佃户魏世卓。一段土名神福洋，即下甲洋，谷一百二十筋，佃户黄景升、黄恒辅。一段土名大垅，谷六十筋，佃户黄景升。一段土名大垅，谷一百八十筋，佃户黄恒辅。一段土名杜坑，谷一百二十筋，佃户陈朝滑。一段土名杉林前，谷一十五筋，佃户陈君远。一段土名十箩米，谷五十二筋，佃户陈君远。一段土名泗姑洋，谷四十五筋，佃户叶兴华。一段土名泗姑洋，谷四十五筋，佃户叶成顺。一段土名漈头洋，谷一百八十筋，佃户王叔九。一段土名砍兜，谷三百七十筋，佃户吴之楷。一段土名门前及坝下又坝下，谷六百筋，佃户罗世长。一段土名木溪，谷三百六十七筋，佃户林朝海。一段小横木，谷一百五十筋，佃户谢家照。一段土名小横坝下，谷二百筋，佃户谢长高。一段土名小横衷庵垅，谷二百筋，佃户叶葵发。一段土名葫芦坵及社坵，谷二百八十筋，佃户詹扬福。一段土名苦竹坑及洋仔垅，谷二百筋，佃户邓如杰。一段土名水井后，谷一百二十筋，佃户王朝光。一段土名苦竹坑及洋仔尾、前仔又南山冢前，谷二百五十筋，佃户张国珍。一段土名常坑牛栏前厅，谷二百筋，佃户杜邦麟。一段土名常坑后门垅，谷二百四十筋，佃户郑廷经。一段土名兆源头里外段，谷四百三十三筋，佃户谢德照。一段土名朱师坑门前陇，谷四百三十筋，佃户罗祥保。一段土名大陇头，谷一百四十筋，佃户萧文明。一段土名墓窠及玉带坵，谷一千六百筋，佃户王大福。一段土名坋中洋田脚二址，谷八百筋，佃户谢道森、谢绍周。一段土名岭下上下，即罗坑，谷二百筋，佃户郑坤条。一段土名黄漈乌树后，谷一百二十筋，佃户罗水养。一段土名岭下洋碓坊，谷二百筋，佃户邓奶顺。一段土名岭下隔水尾，谷二百筋，佃户罗阿六。一段土名小横东山，即崩磡，谷三百六十筋，佃户张元贵。一段土名甲口下段，谷一百五十筋，佃户李永芳。一段土名下地头，谷一百筋，佃户邓元观。一段土名大坪隔窠，谷二百筋，佃户蔡应高。一段土名小横木，谷三百筋，佃户杨应发。一段上名坑坪，谷八十筋，佃户黄荣勋。米租。一段土名大源坋中，租米八斗零五管，佃户李新照。一段土名埂路下，租米七斗整，佃户施福生。一段土名大源坋中，租米八斗整，佃户张兆荣。一段土名大源坋中，租米九斗整，佃户张盛宗。一段土名大源坋中，租米七斗整，佃户施福生。一段土名大源坋尾，租米六斗十一管半，佃户张盛宗。一段土名大源下埂路，租米七斗整，佃户施福生。一段土名大源坋中，租米一十四斗零五管，佃户张怀任、张捷官。一段土名大源坋中，租米一十斗整，佃户张捷祖。一段土名大源坋中，租米七斗半，佃户张兆有。一段土名大源坋中，即大行，租米八斗半，佃户张盛宗。一段土名大源坋中，租米一十四斗零五管，佃户张乃贵。一段土名大源坋中下埂路，租米七斗零十管，佃户张兆亮。一段土名大源坋中下埂路，租米七斗零十管，佃户张兆亮。一段土名大源坋中，租米八斗零五管，佃户曹元圣。银租。

译一段土名东坑底塘，租银七钱，佃户叶延芳。一段土名萧坑陇，即猪母坑，租银八钱，佃户叶振华。一段土名丁坑陇，又名葫芦垅，租银一两四钱，佃户林振达。一段土名东堀，银租一两二钱五分，佃户刘开柱。一段土名白麻坑，即泥坑，租银九钱，佃户高华炳、高长兴。一段土名沙庞当，租银七钱，佃户魏添润。一段土名岩下垅，租银三钱，佃户丁樟永、丁樟元。一段上名南山牛屎崎，租银五钱，佃户叶廷玉。一段土名殷坑门前，租银四钱八分，佃户陈光熙。一段土名殷坑崎坋仔，租银三钱，佃户朱尚恭。一段土名上塘，租银折钱五十文，佃户朱尚荣。一段土名殷坑鱼池塘，租银一钱五分，佃户朱国清。一段土名庵林，即坋尾，租银一两二钱，佃户黄立圣、黄立宗。一段土名南坪外远，租银二钱五分，佃户余金龙。一段土名崎仙仔，租银一钱一分，佃户张奴清。一段土名上重石铁崎边，租银三钱，佃户范天荣。以上谷租、米租两项，共计价值银二百零二两七钱四分。按八五折钱计算，为一百七十二千三百一十九文。银租银两除扣除补助义学馆司束金二两外，其余准备用于给佃户支付运米脚费和饭食费用。梅山寺拨充书院的费用数额。一项拨给养正书院，修金六十两。一项增加道南书院生员、童生十名的膏火费，银一百两。遇闰月，增加一两。一项增加道南书院伙夫的工食银五两。遇闰月，增加五钱。一项增加养正书院门夫的工食银四两。遇闰月增加四钱。以上每两都按八三折钱计算。嘉庆十一年，前任知府李尧栋将僧人添惠控告张名魁一案所涉田产，拨充道南书院。一段土名视坑碓仔垅，年收租谷二千八百觔，佃户廖广汉。嘉庆十三年，知县杨桂森审理裁断应用圭控告张永禧一案，将田产拨充书院。一段土名徐墩街路前鱼塘一口，以及四周的塘埂旱田；佃户除向徐宅退还苗租银七钱、折合铜钱六百三十文外，每年缴纳官租铜钱二千文，佃户徐健官。嘉庆十三年，知县杨桂森审理裁断黄瀛和控告张大有一案，将田产拨充书院。一段土名法师庙及老佛殿前，年收租谷四百六十六筋，佃户李魁元。又一段土名桐墘，年收租谷二百二十筋，佃户雷水生。嘉庆十三年，知县杨桂森审理裁断郑子祯控告郑凤畅一案，将田产拨充书院。一段土名塔底洋，年收谷一百二十六箩，每箩二十五筋，四箩合为一百筋。每一百筋折钱七百五十文，都以每年十月初五日以前为限，由本人缴入书院，交监院收管，佃户郑子祯。元妙观余租拨充道南书院的费用数额。每年定额征收银二百四十九两九钱九分五厘。定额征收租谷一百九十七石六斗四升二合六勺，每石折银七钱八分，共折银一百五十四两一钱六分一厘。定额征收租米一十五石三斗四升七合，每石折银二两。三项合计征收银四百三十两八钱五分。掌教束金、往来路费以及端午和中秋节仪，共计钱一百三十九两。生员、童生的膏火银三百两，按八五折钱计算。学长辛劳银十两，按八五折钱计算。门夫、水夫的工食银二十两，按八五折钱计算。火神祭品银六两三钱，按八五折钱计算。共计银四百七十五两三钱。遇闰年增加发放课席银一两五钱。生员、童生膏火银三十两。学长辛劳银一两。门夫、水夫工食银二两，均按八五折钱计算。养正书院原为古义学，建在府学旁边，只有成年人才能入学。乾隆十一年，义学的田产归入道南书院，从此义学只剩下名称。嘉庆六年，诸生呈请知府广善重建义学，便把梅山寺的空屋改建，题名为“养正书院”。每年从梅山寺清查出的田租中拨出银六十两，作为掌教的修脯，使年幼的学生也能够有所成就。现在它与道南书院并行，后来改为剑津书院。民国元年拆毁，只剩遗址。旧延平书院在城南九峰山麓，里面有祭祀李文靖公的祠堂，左右两侧以廊庑相翼，庑前向南设门。宋嘉定二年，郡守陈宓认为延平是杨、罗、李、朱四位贤人讲学传道的地方，于是仿照白鹿洞书院的规制建造书院，作为奉祠和讲学之地。院中有礼殿，用来祭祀先圣；有祠堂，用来祭祀四贤以及周、张、二程、廖德明、黄干等贤人。聘请九江蔡念成担任院长，请宏斋李燔制定学规，并捐出俸禄买田，以供养诸生。此后郡守傅康、陈某又有所建置。端平年间，赐额“延平书院”，有阁、堂、斋舍，还有濯缨亭、闻亭、光风霁月亭，并有风雩桥，后来都倾圮。郡守董洪修复，元末被盗寇毁坏。明代知府俞廷芳开始建堂，专门祭祀李侗；佥事匡显修建横翠楼、亭、桥，逐渐恢复旧规制。正统年间又毁于盗寇。景泰年间，佥事李颙、通判杨季琦、监察御史倪敬重修，并将“旧延平书院”匾额揭挂起来。嘉靖二十四年由巡按御史何维柏重修。万历十七年由推官罗心尧捐资修缮。万历三十八年由知府倪朝宝重修。崇祯七年毁坏。清光绪七年，巡道朱明亮、知府张国正重建。民国三年，建安道尹蔡凤重修。游定夫先生的旧书院坐落在普安里凤池乡。明嘉靖年间，知府沈鎜主持改建，并修建了大门牌坊，奉祀宋代儒者游定夫先生。同知曾子钦和分巡佥事吴朝凤又修建了二门及两侧廊屋，这些建筑至今仍保存着。

译旧九龙书院在县衙东南、长安北里。院中有礼殿，供奉先圣以及四配、十哲的塑像；有祠堂，祭祀杨、罗、李、朱四位先生。相传这里是四位先生从前讲学的地方。明宣德年间，殿堂倾圮，先圣和诸贤的塑像迁到本县县学祭祀，只有门额和旧址还保存着。嘉靖四年，参政蔡潮重建，后来又毁坏废弃。如今有印山书院，已改为印山两等小学校。屏山书院在峡阳县佐署右侧，如今已改为两等小学校。民国时期改设的城乡各学校一览。延平中学校在紫云冈，旧址为道南书院。清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刘守传福开始改设中学堂。光绪三十二年，管守元善又改为师范学堂，招收学生教授速成科，毕业一届。宣统二年恢复名称为中学堂，仍以旧有余租银、刘守任内新捐的寺租银，以及道台从排关公抽项下拨出的银两作为经常费用；又由省里每月补助银三百元。到民国二年十一月，汪巡按使削减补助月费二百元。此后经常费中，余租银八百元，新捐寺租银二百二十元，排关公抽银一千四百四十元，省补助费一千二百元，全年经费实际共计洋银三千六百六十元。民国三年十二月，甲班学生十四名毕业。民国五年二月，乙班学生十五名毕业。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设在府儒学明伦堂，清光绪三十二年成立。县立第一国民学校设在天官岭，清光绪三十二年成立。县立第二国民学校设在府经历署，民国二年五月成立。县立第三国民学校设在箭道，民国五年二月成立。一区。公立第一国民学校设在安丰桥，民国七年三月成立。三区。公立第一高等小学兼国民学校设在峡阳，清光绪三十一年成立。公立第二国民学校设在江汜，民国六年三月成立。公立第三国民学校设在漈头，民国七年二月成立。公立第四国民学校设在渎溪，民国七年三月成立。四区。公立第一高等小学兼国民学校设在大历口，清光绪三十一年成立。五区。公立第一高等小学兼国民学校设在宝龟山，清光绪三十四年成立。公立第二国民学校设在谢地，民国四年八月成立。公立第三国民学校设在照口，民国六年成立。公立第四国民学校设在茂地，民国六年七月成立。六区。公立第二高等小学兼国民学校设在九墩桥，民国二年十一月成立。公立第二国民学校设在三连埂，民国六年二月成立。公立第三国民学校设在埂头，民国六年二月成立。私立第一国民学校设在埂头，民国四年六月成立。七区。公立第二国民学校设在溪后，民国二年五月成立。八区。公立第一国民学校设在王台，清光绪三十三年成立。九区。公立第一高等小学兼国民学校设在西芹，清宣统二年成立。十区。公立第二国民学校设在下道，民国七年一月成立。公立第三国民学校设在佘溪，民国六年十二月成立。十一区。公立第一高等小学兼国民学校设在漳湖坂，清光绪三十四年成立。私立第一高等小学兼国民学校设在漳湖坂，民国二年四月成立。十二区。公立第一国民学校设在保福，民国四年三月成立。

译《选举志》第十三。从远古五帝相继治理天下开始，三辅共同辅佐政事；燧人氏有四位辅佐者，伏羲氏有六位大臣，轩辕氏、黄帝有七位辅佐者，少昊有四位叔父，他们确实能够掌管金、木、水等事务。伊耆氏时代设置四岳，也把阴阳分别作为官职。夏、商任用父辈，周代重视宾礼和荐举。通过梦兆和推荐，选拔那些才能出众的人。齐桓公曾三次选拔人才，整治并尊崇有德有贤者。战国时期纵横家游说各国，手持策书求取仕进；人的才智和辩说逐渐发展，文章技艺也如蒿矢般兴盛。汉代公孙弘开创以对策取士，东方朔开始应公车征召；晁错参加贤良文学的选拔，董仲舒参加茂才、孝廉的荐举。汉元帝增加太学生名额，甲科任郎中，乙科任太子舍人，丙科补任文学掌故。建初年间设置四科选拔，汉顺帝以年满四十岁为限制，提拔高等者而罢黜下第者，仕进的道路更加宽广。魏设监试之官，吴建立程试之科。晋代考试虞挚，是策问的开始；举荐阮种，是廷问的开始。宋代皇帝亲临国学，亲自考试诸生。齐代以策问考试秀才，不崇尚繁琐文牍。梁代收取寒门品第，并施惠于羊肆。南齐以策问考生，出现用贿赂买取名次的现象。隋代以两科选拔人才，起初称为贡士；隋炀帝大业年间特设进士科。唐代在含元殿举行殿试，并增加口试；天宝年间策试增加诗赋，唐代宗放宽考试期限，允许供给蜡烛。乡贡士携带文书赴试，并参加鹿鸣宴和续宴。武后即位后，实行糊名、复校。宋太祖赐给士人宴饮费用，开宝年间优待并开设恩例。太平兴国年间确定三甲制度，在琼水赐宴，在榜文上加以褒荣；端拱年间更加重视春闱。咸平初年设立秋试，有时因为试官需要回避亲属，有时因为渡江选拔人才；年龄长幼明确后，才确立状元，魁首和甲等的声誉，称为皇帝诏命的荣宠。辽重视长策，金设置童科，元代也沿用，预示着传递花榜的制度。明代考试采用八股文，科目彼此有所不同。清代沿袭明制二百多年，所得人才被称为盛况。到了末期才开始停止科举，广泛开设学堂，但取士的途径反而更加混杂。轻视文章技艺而崇尚技术，剽窃西方的学说，忘却中国的经书训诫，这正是所谓变本加厉。民国刚刚兴起，崇尚科学。京师设有大学、专科学校，各省设有师范、正预二科以及中学校，县设有高等小学，乡设有国民学校，都招收青年子弟，逐级递进升学，以期培养成有用的人才。读书人生活在今天，也正逢这样的盛会。南平自宋代黄裳考中状元以来，科举声名十分兴盛，密集如箭簇，为桑梓增光。一个人的名声能否流传，并不完全取决于科举；然而通过科举取士，确实有许多人因此显达。学校的设置，也是为了尊重教育。所有读书人，都应当思考如何竭尽心力研习实际学问，不辜负国家和社会深厚的培养，这样做可以吗？因此逐一叙述历代选举制度，列在下面。宋代以前科举名次等事已经失传，无从考查。太平兴国八年，进士赐同进士出身，分为三甲；殿试分甲从此开始。淳化三年壬辰科，糊名考校，分为五等；上三等赐及第，其余赐出身。咸平元年戊戌科，这一榜开始在小录上使用绫，称为金花，贴在卷首，记载知举官任职年份、甲行和名次，以及家讳、私忌；登科者大字书写姓，小字书写名。咸平三年庚子科，分为六甲：第四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五甲赐同三传出身，第六甲赐同学究出身；赐别科出身从此开始。景德四年闰六月壬午日，皇帝亲自考试制科举人。大中祥符元年戊申，开始赐袍服和笏板。四年，设置誊录院，禁止监门负责防守稽查，脱衣查阅试卷也从此开始。天禧三年己未科，开始有特奏名。宝元元年，这一年改元，第一甲都赐绯色官服。皇祐元年至皇祐五年，开始把四年举行一次考试改为间隔年举行。嘉祐二年丁酉，这一科亲自考试举人，凡是进士及参加殿试的人，开始免于黜落。熙宁三年庚戌，这一年皇帝考试策问一道；到熙宁七年，因为进士科已经取消词赋，所试策问就与制举没有差别。对于时政的缺失，已经允许人们上密封奏事，于是废止贤良等科。熙宁六年癸丑，这一年第一甲、第二甲赐及第，第三甲赐出身，第五甲赐同学究出身。熙宁九年丙辰科，这一年诏令第一名以下都兼试律义、断案，赐给官钱，刊印小录，废除明经科。元丰二年免试刑法，第一甲、第二甲赐及第，第三甲、第四甲赐出身，第五甲赐同出身。元祐六年辛未，这一年兼试诗赋者，第一场考经义三道；专治经艺者，两场各考五道，第四场各考策二道。绍圣四年废止诗赋，专门学习一经，但廷对仍考策问。崇宁三年甲申，这一年建立辟雍，用来接待天下士人。每年贡士中考试合格者脱去布衣，三次考试不中，除退回原籍外，三年举行一次乡贡，称为大比。宣和六年因贡士人数众多，特意增加省试名额一百人，并赐御制诗。建炎二年戊申，诏令把省试名额分配给各路。绍兴二年壬子，这一科重新恢复诗赋，仍按原定名额考试。绍兴五年乙卯，首次在南省考试：第一场赋各一首，专治一经者考本经义三道、《语》《孟》艺各一道；第二场论一道；第三场策三道；殿试策也如此。自绍圣年间废止诗赋，到这时才重新恢复。绍兴十五年乙丑，恢复经义，将诗赋、论、策合为三场。绍兴十八年戊辰，经义和诗赋重新分为两科。绍兴二十七年乙丑，诏令恢复兼试经义，依照绍兴十三年的制度。绍兴三十年庚辰，这一科经义、诗赋并行考试。隆兴元年，经义、诗赋重新分为两科，仍免除殿试。宝庆二年丙戌，当时科举的弊端有传递答案、换卷、改换字号、把试卷带出考场、誊录潦草等，诏令加以防止。明洪武三年开始开科取士，采用八股文。永乐二年甲申，命工部在国子监修建进士题名碑。宣德二年，会试分为南卷、北卷、中卷，此后沿用。崇祯十五年壬午，赐特用出身。考查福建省中式人数，自洪武以后，有时几十名，有时一百几十名，没有固定名额。景泰八年丙子，开始定额九十人。万历四十三年增加五名。天启元年，特加恩典，福建增加名额三名。崇祯三年庚午，增加名额一名。崇祯十五年壬午，增加名额十名。清顺治五年开始开科，中式一百零五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五人〕

译顺治八年辛卯，中式一百二十人。顺治十四年丁酉，仍中式一百零五人。顺治十七年庚子，中式五十三人作为定例。康熙二年癸卯，特加恩典，中式增加十五名。康熙五年甲辰会试起，以策论两场取士，这一科以及第二年的会试都沿用此制。康熙八年己酉，福建增加中式十名。康熙十一年，中式定额仍为五十三名，副榜十名成为定例。康熙十九年庚申，补行考试增加中式十名。康熙二十三年增加中式十名。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科，增加台湾府一名，作为定例。康熙三十五年丙子，福建增加十七名，共七十一名，作为定例。到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奉恩诏增加十名。康熙四十一年，分出官卷七人。康熙四十四年，增加五经卷三人。康熙五十二年癸巳，这一科中式八十九人。雍正元年，恩科中福建省增加中式名额三十名，共一百十五名。诏令乡试、会试第二场仍以《孝经》作为论题。雍正七年己酉，各省乡试每十名正额加中一名；十名之外有零数的，也加中一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五人〕 雍正十三年乙卯，开始革除《春秋》合题。乾隆九年甲子，这一科开始革去五经卷。乾隆十二年丁卯，这一科以后确定名额为八十四名。乾隆二十一年，定例乡试第一场考四书文三篇，第二场考经文四篇，第三场考策五道；论、表、判一律删减。会试第二场增加表文一道。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场条例规定，第一场考四书文三题，增加性理论一道；第二场考经文四题，增加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三场仍用策五道。乾隆四十八年癸卯，这一科以后，第二年把诗归入第一场，第二场兼用《孝经》。乾隆五十一年丙午，这一科以后，第二年裁去论，改用经文五篇，按《诗》《易》《礼记》《春秋》的顺序，乡试、会试轮流采用。乾隆五十七年壬子，这一科专用《春秋》，以后五经一并采用。嘉庆三年戊午，这一科增加名额三十名。嘉庆十二年丁卯，增加台湾一名，作为定例。武科考试，唐、宋、元三代的通志都没有记载。明代以及清代庚申科以前，武举的中式名额，在耿精忠变乱以后，因册籍无据而无法查考。考查康熙庚申科以来：这一科福建省中式五十一名，辛酉科四十九名，甲子科四十六名，丁卯科五十名，庚午科四十八名，癸酉科四十九名，丙子科四十名，己卯科四十七名，壬午科四十六名，乙酉科四十九名，戊子科四十七名，辛卯科四十九名，癸巳科四十八名，甲午科五十名，丁酉科四十九名，庚子科四十六名。雍正癸卯科中式五十名，甲辰科四十三名，丙午科四十三名，己酉科四十六名，壬子科四十五名，乙卯科四十六名。乾隆丙辰科中式四十三名，戊午科四十四名，辛酉科五十四名，甲子科五十一名，丁卯科四十一名，庚午科四十六名，壬申科四十五名，癸酉科四十三名，丙子科五十五名，己卯科四十三名，甲辰科三十九名，壬午科三十八名。从这一科以后，武举中式名额确定为五十名，作为定例。拔贡始于明崇祯乙亥年。清朝规定十二年举行一次，以逢酉年为期。优贡三年举行一次，每次全省六人。县学岁贡，三年举行两次。生员入学的名额，雍正二年，诏令增加学额，把小学改为力中学，中学改为大学，大学按照府学名额办理。南平学额二十名，从此开始。乾隆六十年，南平学额增加七名。嘉庆元年，南平学额增加五名。选举科目。宋。

译太平兴国五年庚辰，苏易简榜。廖亚之。雍熙二年乙酉，梁灏榜。江嗣宗。淳化三年壬辰，孙何榜。叶温。罗鼎。大中祥符元年戊申，姚华榜。余实。洪询。大中祥符五年壬子，余爽榜。“余”字有的版本写作“徐”。廖淮，《寰宇志》中没有记载。江虚舟。大中祥符八年乙卯，叶齐榜。鲍光。天禧三年己未，王整榜。廖淳，任洪州、抚州推官。天圣二年甲子，朱郊榜。廖处平。李干，任屯田郎中。天圣五年丁卯，王尧臣榜。李参，赐《中庸》。天圣八年庚午，王拱辰榜。赐《大学》《中庸》和《儒行》。吴辅，传记见《列传》。景祐元年甲戌，张唐卿榜。张拟。吴照，任宣教郎、信州判官。皇帝怜悯孤儿寡妇无法进取，诏令在南省参加考试的进士和诸科举人，录取其中的十分之二。又下诏：凡年满五十岁，进士参加五次考试、诸科参加六次考试的，照常参加殿试；进士参加三次、诸科参加五次，以及曾经参加前朝御试的人，即使考试文章不合格，也不得随意黜退，都要把姓名上报。从此以后，通常都以此为常例。宝元元年戊寅，吕溱榜。宋綨。余凂。李纁，李幹之子，任朝散大夫。讨论考试士人的办法时，富弼说：“殿试本是武后创立的，不值得效法。应当命有关官署评定名次，引领考生到殿前唱名赐第，废除殿试。”这一年改元，第一甲都赐绯色官服。庆历二年壬午，杨寘榜。李纬。郑先。庆历六年丙戌，贾黯榜。李绎。叶斐，《泰通志》写作“裴”。杨师颜。廖山甫。范迪简。皇祐元年己丑，冯京榜。到皇祐五年，开始改为四年举行一次，中间年份停考。杨介石。胡式职。嘉祐二年丁酉，章衡榜。这一科亲自考试举人，凡进士以及参加殿试的人，开始都免于黜落。陈皋谟。吴潜，任越王宫教授。嘉祐四年己亥，刘辉榜。范峒，范迪简之子，任漳州守。嘉祐六年辛丑，王俊民榜。范峋，范迪简之子。冯泽。当时礼部考试和御试中落第的有四人，侯官人陈传是其中之一。陈传字商老，著有《瓯冶逸事》。嘉祐八年癸卯，许将榜。王端，传记见《文苑》。治平二年乙巳，彭汝砺榜。练毖，传记见《列传》。朱甲立。查考郡志，尚有廖平；省志写作廖子平。注中说：“他是将乐人廖淳的次子，起初名叫铁柱，任南安知县，后来屡次升任宝谟阁学士。”据此可知，天祐三年的廖淳确实无疑是将乐人。治平四年丁未，许安世榜。张冕。范峵，范迪简之子。杨宇。熙宁三年庚戌，叶祖洽榜。吴君称，吴辅的第四个儿子，解元，任朝奉大夫、知州郡，死后追赠正奉大夫。胡璞，传记见《文苑》。这一年皇帝考试策问一道，废止诗赋。帖经、墨义方面，士人各自专治一经，并兼考《论语》《孟子》，废止《春秋》三传。考试分为四场：第一场大经，第二场兼经，第三场论一道，第四场策二道。到熙宁七年，由于进士科已经废止词赋，所试策问就与制举没有差别。对于时政的缺失，已经允许人们上密封奏事，于是废止贤良等科。熙宁六年癸丑，余中榜。叶唐懿。余行之。叶恕。吴辟。林修。叶唐稽。这一年第一甲、第二甲赐及第，第三甲赐出身，第四甲赐同出身，第五甲赐同学究出身。熙宁九年丙辰，徐铎榜。宋宜甫。曹将美。宋毅，《宋游志》写作“宗”。尤询。余卞之。蔡元方，省志写作将乐人。这一年诏令第一名以下都赐试律义、断案，赐给官钱，刊印小录，废除明经科。元丰二年己未，时彦榜。叶唐稷。吴择。罗仲彦。朱起 张齐 时彦，榜单上有的版本或作“李”字。这一年免试刑法，第一、第二甲赐进士及第，第三、第四甲赐进士出身，第五甲赐同进士出身。元丰五年壬戌，黄裳榜。黄裳，第一名，有传记。魏任，有传记。范嵎，范迪简的儿子。特奏名，是指屡次应试而未中，后来收录任用的人，称为特奏名。按语：特奏名释褐，都是宋代选取士人的科目。魏容，元丰四年因明堂恩典免解赴省。这年参加廷试，选为特奏名第一名，赐同进士出身，暂授承务郎，不久又应试博学宏词科。元丰八年乙丑，焦蹈榜。杨烈，《寰宇志》中没有记载。吴常，任瓯宁知县。“蹈”字，旧志有的写作“熖”，有的写作“韬”。这一年颁行《三经新义》。元祐三年戊辰，李常宁榜。吴佸，任大庾知县；《佸游志》写作“括”。黄尧俞 邓刚，《省志》写作“邓光”。范峣，范迪简的儿子。李怺 杨敦仁，《省志》将他列入将乐人，注说：《闽书》称他是剑浦人，常常与杨时交往，讨论反身知命之学以及佛、老学说属于异端的原因。元祐六年辛未，冯……《省志》写作马涓榜。徐麟符 胡璪 胡元勣 这一年设立诗赋、经义两科：考诗赋的人兼习一经，专治经学的人不兼作诗赋。每次考试分四场：第一场考本经义两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第二场考赋、律诗各一道；第三场考论一篇；第四场考子史、时务策各两道。专治经学的人以经义为主，兼习诗赋的人以诗赋为主；名次高低则参考策论成绩。绍圣元年甲戌，毕渐榜。张孝裕 杨循道，《省志》写作将乐人。绍圣四年丁丑，何昌方榜。冯躬厚 练祇刚，《寰宇志》中没有记载；《省志》说“练”字有的版本作“陈”。徐公辅 诏令停止考诗赋，专门学习二经；廷对时仍然考策。元符三年庚辰，李釜榜。专门采用《新经》《字说》。杨道成 李麟 朱齐旦 大观三年己丑，贾安宅榜。张浚 陈麟，传记见《列传》；《省志》写作沙县人。《闽书》在陈麟之后列有梁泽民，《郡志》也记作剑浦人；《省志》认为他是将乐人，旧志没有记载，现今仍依从这一说法。政和二年壬辰，莫俦榜。尤深 范珙，《游志》写作“洪”。廖方 吴擢，字君称，任罗源知县；“擢”字，《省志》写作“权”。尤申 政和五年乙未，何榜。吴播，字君称，传记见《列传》。张宪武 罗仁远 张俞 刘天牧 吴溥，字君称，是吴播的孙子。黄举，《省志》写作尤溪人。宣和元年戊戌，王昂榜。魏贯 陈祗柔，旧志写作“练”。范杞 张时彦 杨申 朱允 这一年，嘉王赵楷的考试成绩列第一。朝廷不想让宗室压倒众多士人，于是提拔名列第二的王昂为第一名。宣和二年庚子，上舍释褐。范悰，《省志》没有记载。宣和三年辛丑，何焕榜。“焕”字，《省志》写作“涣”。吴芳庆，传记见《列传》。余谊 彭泽 李邦 尤昱 刘浩 张杰，任御史，有蹇锷那样的风骨。宣和六年甲辰，沈晦榜。杨谆 柯发 宗庠 谢方 林邦彦 刘昱

译由于贡士人数众多，特意增加省试名额一百人，并赐给御制诗。建炎二年戊申，李易榜。魏郁，传记见《列传》。范津 伍渊 范邦彦 郑桂。这一科诏令把省试名额交由各路漕台汇同考试；因为建寇，改在本州考试。绍兴二年壬子，张九成榜。这次考试开始恢复诗赋，仍按原定名额考试。张大中 廖拱 何铎 陈迁 伍颖达 吴淦，任浦城知县。《寰宇志》只记有吴淦，没有记载张大中等五人。特奏名 罗从彦，据家谱说，他的八世祖罗京城从豫章避难而来，定居剑浦；生有两个儿子，一个迁居沙县，一个留居镡城2。传记见《儒林传》。绍兴五年乙卯，汪应辰榜。起初在南省考试，第一场考诗、赋各一篇；专治经学的人考本经义三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第二场考论一道；第三场考策三道，殿试考策也如此。自绍圣年间停止诗赋考试，到这时才恢复。吴武陵，任焕章阁直学士，追赠吏部尚书。绍兴八年戊午，黄公度榜。这一年免行殿试。张维，传记见《列传》。宗序 绍兴十二年壬戌，陈诚之榜。张廷杰 蔡士龙 罗无咎 绍兴十八年戊辰，王佐榜。段有直，《游志》写作“友”。宗升 绍兴十五年乙丑，恢复经义，并将诗、赋、论、策合为三场；这次考试中，经义与诗赋又重新分为两科。绍兴二十一年辛未，赵逵榜。廖挺 杨纯臣 吴渐，任漳浦县尉。绍兴二十四年甲戌，张孝祥榜。“祥”字有的版本写作“孙”。廖 王宋端 绍兴二十七年丁丑，王十朋榜。绍兴年间恢复兼考经义，依照绍兴十三年的制度。石应城 黄藻，传记见《列传》。吴人瑞 李信甫附载于其父李侗之后，见《儒林传》。李友直，李侗的儿子。绍兴三十年（庚辰），梁克家榜。该年经义、诗赋两科并行。李淙 张时发 吴天常 乾道二年（丙戌），萧国梁榜。自隆兴元年起，经义、诗赋又分为两科，仍免行殿试。陈滂 高人杰 乾道八年（壬辰），黄定榜。田澹 黄衍 陈束 宁渊 特奏名 陈瑀，列为第一人。淳熙八年（辛丑），黄由榜。高三美 李三有 罗大聘 陈民望 淳熙十一年（甲辰），卫泾榜。郑光 李衍 鄞康成 黄公信 淳熙十四年（丁未），王容榜。张显甫，传记见《文苑》。邓文举 张如圭 石中立 陈备、逯：考查韵书，没有“备”字，怀疑应是“刚”字，误分成了两个人。考查《通志》，“逯”字相关记载系旧志误写。庆元五年（己未），曾从龙榜。黄友直 余谈 吴焕，任广东检法宣教郎。范倓 廖起宗 崇炳 杨子文 杨晏 开禧元年（乙丑），毛自知榜。廖渭 开禧三年（丁卯），上舍释褐榜。《寰宇志》记邓子克为剑浦人，是乙丑年进士。《邓通志》写作“赵”，认为是尤邑人。嘉定元年（戊辰），郑自诚榜。该科及第的郑自诚、孙德舆、黄宫柱三人都是闽人。陈鹗，旧志写作“谔”。赵崇彪 赵崇藩 赵崇廑 萧荣祖 赵汝抚 赵希咏 嘉定四年（辛未），赵建大榜。赵崇隆 宁柄，宁渊的儿子。赵崇鲁 赵崇璘 赵时夫 赵时淳 嘉定七年（甲戌），袁甫榜。叶仪凤 赵崇锐，《省志》写作“鋔”。刘次恭 黄宜卿 张庚 特奏名 张安，《游志》认为他是沙县人，尤溪县也记载了他的姓名；旧《省志》和《县志》则认为他是本邑人。嘉定十年（丁丑），吴潜榜。彭申 魏梦社 赵崇濂 陈烨 黄由行 江楫 嘉定十三年（庚辰），刘渭榜。游拱之 杨武 冯源 嘉定十六年（癸未），蒋重珍榜。《将乐志》认为杨浩然是该县人，姓氏写作“汤”。杨淳子 黄直卿 宝庆二年（丙戌），王会龙榜。赵必延 赵必洪 赵崇丽 赵崇禩，碑刻如此书写。赵崇兑 黄复，传记见《忠烈》。赵必逢 汤冲，碑刻写作“杨”。魏鼎 吕桥 冯子威 李多 叶参 叶浚 赵崇允 赵崇霄 赵崇照 赵崇需 赵崇宝 赵必躬 赵必曼 绍定二年（己丑），黄朴榜。杨武子 蔡应龙 邓焕章 赵必衍 绍定五年（壬辰），徐元杰榜。吴一鸣，传记见《列传》。赵孟垓 宗良：《续题名记》写作“艮”。《寰宇志》中没有“良”，却把许合列为本邑人；《游志》将其收入尤溪，旧志沿用《游志》的说法而不再记载，如今仍沿用这一记载。端平二年（乙未），吴叔吉榜。吴瑞，任宁化县尉。赵孟岗，《黄志》写作“炯”。蔡简夫 尤垕之 萧虞韶 嘉熙二年（戊戌），周坦榜。吴应的传记见“列传”。张时中。张希顔。赵崇。冯梦得，官至史部尚书。汤露。淳祐元年辛丑科，徐俨夫为该科榜首。谢华。《黄志》作“崋”。陈徽，字鹗子。黄应升。赵若琎。陈采。以上合计，释褐者为赵若琎。淳祐四年甲辰科，留梦炎为该科榜首。张弇。汤逢辰，《省志》记作将乐人。淳祐七年丁未科，张渊微为该科榜首。陈雅，第一甲。李公足。聂渊潜。陈燮。淳祐十年庚戌科，逢辰为该科榜首。冯宝。王应丰。郑元芳。吴珩。《珩旧》作“衍”。李公儒。宝祐元年癸丑科，姚勉为该科榜首。吴元之，乙科亚魁，任湖州教授。赵必檖，乙科，赵崇锐之子；《通志》《游志》作赵崇兑之子。黄介龙。王必谦，国学。赵必崇，赵彪之子，宗学内舍。宝祐四年丙辰科，文天祥为该科榜首。陈桂，甲科。赵必，赵必兄长，上舍甲科。赵瑶，赵阜之子；《游志》作“珤”。严桂发。邓观光。聂庆隆，聂渊潜之子；“隆”字《游志》作“龙”。宋日隆。开庆元年己未科，周震炎为该科榜首。邓俨，邓文举的从孙。范又新。吴光国。钟吉昌。景定三年壬戌科，方山京为该科榜首。吴震，吴应酉的弟弟，任德化尉。赵良爌，上舍，任学谕。赵崇汝，赵抚的从子，上舍。杨自得。赵必琏。赵孟塾，赵孟垓的弟弟。咸淳元年乙丑科，阮登炳为该科榜首。赵崇溥。李溶，李信甫的曾孙。魏应。陈鄂。赵与橪。赵必途，赵崇鲁之子，赵必琏的哥哥。赵与澴。赵必。赵必太。赵良玿，赵必琏的哥哥。赵必鍄，赵必琏的哥哥。赵孟领，赵必琏的曾孙。赵时仆，《游志》作“傼”。赵孟沐3。赵时仿。赵必仹。赵孟溍。赵必。赵崇倘。赵良琏。赵孟绣。赵良玕。赵必锟，赵必琏的弟弟。赵崇钵。赵必。赵孟仲；另有赵孟某某、赵必某某四人，姓名缺失。按《通志》记载，各县每科之后还有“宗子”一项，都记载姓名而不写姓氏；唯独延平没有这一项。推测这些赵姓登科者人数很多，也一定是宗子。咸淳四年戊辰科，陈文龙为该科榜首。赵必逳，赵崇鲁之子。范联，赵崇鍄的弟弟。罗诚子。赵必造。宁章，一作“璋”，赵柄之子，学士。《游志》还记有陈某、赵时某二人，姓名都缺失。咸淳七年辛未科，张镇孙为该科榜首。赵孟衍。赵与玉，第一甲。朱仲长。徐孟张，《省志》作“梦”。罗太孙。赵孟谦。曹辅，曹孙之子。赵必凑。魏有庆，大学士。陈布禄。聂古，聂渊潜之子。汤传，乙甲，汤涣的曾孙。冯士选，冯梦得之子。冯、汤二人，《省志》都列为将乐人。

译进士。元。元统元年癸酉科，李齐为该科榜首。张，本传见“文苑”。明。洪武二十七年甲戌科，张信为该科榜首。王耈，任龙泉知县。洪武四年辛亥，开始举行会试，录取吴伯宗一榜，共一百二十人。诏令在各省实行，连续开科三年。这一年秋天又举行乡试，壬子、癸丑两年举行乡试；到甲寅年停止会试，于是有十一年没有再开科。直到洪武十八年乙未举行会试，丁显为该科榜首，录取四百七十二人，首次选取进士任庶吉士。洪武二十一年戊辰，任亨泰为该科榜首，开始刻印程文；第一名授予修撰，第二、第三名授予编修，并把这些规定著录为法令。到洪武三十年丁丑春榜，福州陈某、山阴刘谔等五十一人，北方人都未被录取；他们申诉考试不公，于夏榜重新考试，录取韩克忠等六十一人。永乐二年甲申科，曾棨为该科榜首。李镡，任靖江知县；“靖江”《游志》作“清”。命工部在国子监修建进士题名碑，命侍读学士王达撰写碑记。永乐十年壬辰科，马铎为该科榜首。叶宜的传记见“列传”。在此以前，己丑年会试结束，正赶上皇上巡幸北京；庚寅年冬天才回銮，到辛卯年才举行殿试。直到永乐三十一年乙未，才在北京举行会试。对再次考试而落第的举子，又续取二十四人，并赐给冠帽和衣带，授予教谕之职，送入国子监读书。永乐十六年戊戌科，李骐为该科榜首。李骐原名马，皇帝亲笔将其改名为“骐”。吴恭的传记见“文苑”。天顺元年丁丑科，黎淳为该科榜首。自宣宗宣德二年会试起，分为南卷、北卷，此后一直沿用。刘璋有传记。成化二年丙戌科，罗伦为该科榜首。明朝科举考试选得人才，以这一科最为盛大。罗明，有传记。成化八年壬辰科，吴宽榜。吴珙是恭之的侄孙，任户部主事，传记见《列传》。曾拱辰，任新喻知县。正德六年辛未科，杨慎榜。胡琼，有传记。正德九年甲戌科，唐皋榜。萧歆是韶的弟弟，任兵部郎中。黄焯，传记见《列传》。郑庆云，有传记。嘉靖八年己丑科，罗洪先榜。王滋，任池州推官。嘉靖十一年壬辰科，林大钦榜。游居敬，传记见《列传》。万历二年甲戌科，孙继皋榜。陈正谟，传记见《列传》。万历三十五年丁未科，黄士俊榜。邱宪章，传记见《列传》。天启五年乙丑科，余煌榜。骆天闲，传记见《列传》。崇祯七年甲戌科，刘理顺榜。金章任博罗县知县时，捐出俸禄修缮学宫；遇到荒年，竭力赈济抚恤百姓；又率领义勇军攻打贼寇，消灭了他们的首领。调任合浦县知县后，请求赐予养归待遇。崇祯十五年壬辰，赐予“特用出身”，这与宋代的特奏名大致相同。考察旧志，此条记载为崇祯十三年庚辰，现据题名碑改正。邓宗荩。邓芳晖。林润蓁，传记见《列传》。清。顺治九年壬辰科，邹中倚榜。吴璞，任唐县知县。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科，蔡升元榜。黄宫柱，传记见《列传》。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科，施云锦榜。余祖训后来改名为余甸，是福清人。曾任江津知县，历任吏部郎中、山东济宁河道、山东按察使司、顺天府府丞。乾隆十六年辛未科，吴鸿榜。杨有光，河南籍。乾隆十九年甲戌科，庄培因榜。谢纯钦。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王杰榜。官志涵，任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科，秦大成榜。危履亨是世美的曾孙，任赵州临城县知县。乾隆五十八年癸丑。陈存远，钦赐进士出身，特恩点授翰林院检讨。乾隆六十年乙卯科，王以衔榜。应丹诏，任浙江义乌、陕西固城县知县。这一科以前，癸丑年会试时，每部经文试一篇；五经轮流考试一周后，取榜上前五名中各经成绩优异者一人。从此以后，才开始兼用五经考试。嘉庆二十四年己卯恩科，陈沆榜。龚联奎，籍贯四川安岳，任华阳县知县，升任绵州直隶州知州，奏请代理潼川府知府。光绪三十年甲辰科，谭延闿榜。郑元桢，钦点为兵部主事，改授广东龙门县知县。举人。元。至正十年庚寅。周祐，第一名，再次中举。宁祐，璋的孙子。孙伯颜。至正十三年癸巳。尤英。明。

译洪武三年庚戌，李升榜。这一年开始，诏令举行科举取士，福建取中四十名。张文衡。尤旻。魏谧。洪武十七年甲子，黄维清榜。自甲寅年会试以后停止开科，这一年诏令恢复乡试，榜取四十人。季镛，在府学中式，任教谕。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张伯福榜。周盛，在府学中式，任永明知县。石寿，任知州。洪武二十六年癸酉，林赐榜。祝寿，任石城教谕。徐贵，都是在府学中式，省志没有记载。王耈，联捷进士。洪武二十九年丙子，李骐榜。萧讷，任国子助教。建文元年己卯，杨子荣榜。旧志称为洪武三十二年，《闽书》说建文年号己〔原文疑有脱字〕，现存诏书仍使用旧说，今据此改正。王寿，在府学中式。胡昭，任善裕州学正。永乐元年癸未，陈用榜。按期本应举行会试，但因新帝登极无暇办理，于是下令再次举行乡试。方达。朱员，任雷州训导。章纶，都是在府学中式。季镡，联捷进士。永乐三年乙酉，杨端仪榜。吴恭，在府学中式，戊戌年中进士。王礼，第二名，任崖州学正。永乐六年戊子，杨慈榜。叶宣，在府学中式，壬辰年中进士。施显，观的儿子，任仙居教谕。朱隆。梁观，任教谕。永乐九年辛卯，林志榜。朱经，传记见《孝义》。谢瑗，任临山卫经历。张清，任经历，都是通过府学考试中式。李胜，传记见《列传》。王胜，任教谕。永乐十二年甲午，何琼榜。邱良，在府学中式，任豹韬卫经历。范顺，任教谕。永乐十五年丁酉，李马榜。包耘，任台州训导。吴寿，任湖州教授，都是在府学中式。吴宁，任华亭训导；因为父母年老，改任将乐。吴氏族谱写作“善宁”。永乐十八年庚子，吴观榜。朱广，任茂名知县。高祐，任东阳知县。陈宗，任光禄寺丞。彭寿。朱盟，任平乡教谕。永乐二十一年癸卯，汪凯榜。罗胜富。陈德，任宗郃阳教谕，都是在府学中式。“德”字，《游志》写作“得”。邓富，任高邮州判。宣德元年丙午，林时望榜。王屿，耈的儿子，任上津教谕。张斌，都是在府学中式。宣德七年壬子，林同榜。吴惠，第四名，籍贯闽县，任聊城教谕。刘祐，任北流教谕，都是在府学中式。北流，省志写作清流。符节，任荆州推官，很有政绩声誉。正统三年（戊午），林侨榜上有名。林，是同儒士，中式。景泰元年（庚午），翁宾榜上有名。施，在府学中式，任香山教谕。陈纶，传记见《列传》。景泰四年（癸酉），许评榜上有名。这一年福建省中式一百三十七人，至景泰八年（丙子）才确定名额为九十人。刘璋，丁丑年进士，传记见《列传》。罗明，丙戌年进士。天顺二年（己卯），杨琅榜上有名。朱显，在府学中式，任香山知县。胡启，任宁陵教谕；治家严整，做官廉洁，父母去世时守墓庐居，乡里都推重他。成化元年（乙酉），赵榜上有名。吴珙，是恭的从孙，壬辰年进士。成化四年（戊子），黄文琳榜上有名。曾拱辰，在府学中式，壬辰年进士。成化十年（甲午），黄乾亨榜上有名。袁宝，在府学中式。王福，是玙的儿子。李凤翔，在应天中式，任瑞金县知县；上任八天就因病辞官归乡。他性情刚直特立，与世俗少有合拍。成化十六年（庚子），吴造榜上有名。郑贤，在府学中式，任广西都司都事。弘治五年（壬子），林文迪榜上有名。吴从周，在府学中式，任岑溪知县。弘治八年（乙卯），宋元翰榜上有名。黄清，是镠的儿子，在府学中式。陈一言。弘治十一年（戊午），林士元榜上有名。陈邦彦，考取第五名，任宁国知县。黄相，是清的从孙，任会稽教谕。萧韶，任户部郎中。李时修，是郁的儿子，在府学及应天中式，任处州推官。弘治十七年（甲子），黄如金榜上有名。吴泰，传记见《列传》。陈福，是纶的儿子，任临桂县知县；二人都在府学中式。肃歆，是韶的弟弟，甲戌年进士。陈玙，在应天中式，任肇庆通判。吴臻，在府学及顺天中式，任无为州知州。正德二年（丁卯），林文俊榜上有名。骆升，在府学中式，任星子知县。正德五年（庚午），黄廷宣榜上有名。胡琼，在府学中式，连续考中进士。正德八年（癸酉），张岳榜上有名。郑庆云，是友的儿子，连续考中进士。黄焯，是中的儿子，连续考中进士。正德十四年（己卯），陈公升榜上有名。陈绅，在府学中式，传记见《列传》。嘉靖四年（乙酉），林东海榜上有名。王滋，在府学中式，己丑年进士。嘉靖十年（辛卯），陈让榜上有名。游居敬，是纶的儿子，连续考中进士。嘉靖十三年（甲午），杨子克榜上有名。黄焲，是相的儿子，后来改名，传记见《列传》。嘉靖十六年（丁酉），章日闇榜上有名。吴必学，在府学中式，传记见《列传》。罗钟，改名为汝贤，任南雄通判；为政慈祥和善，爱护百姓，百姓都感念他的恩德。嘉靖二十五年（丙午），洪世迁榜上有名。陈应鹗，附载于父亲陈绅名下，传记见《列传》。嘉靖二十八年（己酉），黄士观榜上有名。邓应登，在府学中式，任太和县知县；仁慈惠民，到任还未满一期，就因病去世，百姓无不为他惋惜！嘉靖三十一年（壬子），黄星耀榜上有名。朱成文，在府学中式，传记见《儒林》。黄成乐，在府学中式，传记见《列传》。嘉靖三十四年（乙卯），黄懋冲榜上有名。黄应林，附载于父亲黄焯名下，传记见《列传》。朱成武，是朱成文的弟弟，传记见《列传》。嘉靖四十二年（甲子），王大道榜上有名。宁烈，传记见《列传》。万历元年（癸酉），苏浚榜上有名。王以蒙，传记见《列传》。朱廷献，附载于父亲朱成文的传记中，在府学中式。陈正谟，是陈应鹗最小的儿子，连续考中进士。万历四年（丙子），刘廷兰榜上有名。林有梧，是瑄的儿子，传记见《列传》。万历七年（己卯），陈文选榜上有名。林大亨，是若桂的儿子。万历十九年（辛卯），黄志清榜上有名。邱宪章，丁未年进士。应懋璜，传记见《列传》。万历二十二年（甲午），王畿榜上有名。黄梦瑞，传记见《列传》。万历二十八年（庚子），周起元榜上有名。陈国祯，传记见《列传》。万历四十年（壬子），高崇谷榜上有名。魏懋绩，传记见《列传》。万历四十六年（戊午），戴国章榜上有名。自万历四十三年甘汝挺榜起，按例增加中式五名。徐尚卿，传记见《忠烈》。天启元年（辛酉），范方榜上有名。这一科是特别恩典，福建放宽名额三名，共九十八名。骆天闲，在府学中式，乙丑年进士。天启七年（丁卯），戴震雷榜上有名。宁永龄。

译崇祯三年（庚午），张能恭榜上有名。这一科放宽名额一名。林凤仪，在府学中式，任工部主事。金章，甲戌年进士。邓宗荩，任紫阳知县。邓芳晖，任新繁知县；邓宗荩、邓芳晖二人都由福州府学中式。崇祯六年（癸酉），陆希韶榜上有名。林润蓁，是钟鸣的次子，考取第五名，传记见《孝义》。崇祯九年（丙子），蔡高标榜上有名。应人文，任安陆知县。王际显。崇祯十五年（壬午），何承都榜上有名。这一科放宽名额十名。段国纪，4思贤的次子，任茂名知县。清朝。顺治五年（戊子），李维华榜上有名。这一年开始举行科举考试，中式一百五人。邹仪周，在府学中式，任丹徒知县，传记见《列传》。林润芝，是钟鸣的儿子，任永宁知县。段有綵，任彭水知县。应国贲，任南安教谕。吴金，是思立的曾孙，任平和教谕。省志没有记载应国贲、吴金二人。顺治八年（辛卯），陈圣泰榜上有名，共一百二十人。林晋，任肥乡知县；省志写作“肥城”。朱腾炜，二人都在府学中式。金世祯，是金章的侄孙，任榆次、常宁二县知县。吴璞，籍贯属江南，壬辰年进士。顺治十四年（丁酉），吴孟榜上有名，仍为一百五人。艾日华，任平和教谕。邱三捷，在尤溪学中式，传记见《文苑》。顺治十七年（庚子），吴道来榜上有名，这一科以五十三名为定例。彭长龄，在府学中式，历任锦县、临颍二县知县。欧鸿，在顺天中式，任滦城知县。康熙二年癸卯科，李达可中榜。当时蒙恩额外录取十五名。林笔就日子。康熙五年丙午科，蔡奎中榜。自甲辰年会试起，采用策论两场取士；本年及次年会试仍沿用这一办法。王祐的孙子蕃孙。蔡邦英。毛志伊，念恃的孙子，省志中没有记载。康熙八年己酉科，何龙文中榜。本科恢复采用八股文取士，福建额外录取十名。危世美，传记见《列传》。康熙十一年壬子科，林鉎中榜。中额仍为五十三名，并以副榜十名充任贡生、监生，成为定例。康熙十六年丁巳，特别恩准福建（此处原文不完整）。十七年戊午，福建并入浙江乡试；十九年庚申，曾炳中榜，作为补行科次，额外增加十名。陈聘，任武强知县。黄宫柱，壬戌年进士。康熙二十年辛酉科，郑元超中榜。谢圣扬，传记见《列传》。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科，邱坦中榜。额外录取十名。杨凤羽，任安溪教谕。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科，萧洪梁中榜。本科开始定为台府额外录取一名，成为定例。陈国柱，府学中式，任江南高淳知县。康熙二十九年庚午科，潘金卣中榜。谢瓒，考取第二名；附载于其父谢圣扬传中，传记见《列传》。康熙三十五年丙子科，余正健中榜。本科福建增加十七名，共七十一名，成为定例；到三十八年己卯科，张远中榜，奉恩诏再增加十名。余祖训改名为甸，福清人，丙戌年进士。康熙四十四年乙酉科，施鸿纶中榜。自四十一年分出官卷七人起，本年增加五经卷三人。应宣，任莆田教谕。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科，林昂中榜。余祖荫，府学中式，余甸的弟弟，任广东番隅知县。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恩科，江日升中榜。本科共录取八十九人。萧泳，任江南溧水知县。康熙五十九年庚子科，谢道承中榜。李永芳，考取第四名，任江南当涂知县。何彬，任山西潞城知县。施晋，附载于父亲的《中传》中，事迹见《孝义》，任闽县学教谕。雍正元年癸卯恩科，廖学信中榜。何炜，任广西阳朔知县。雍正七年己酉科，陆祖新中榜。陈梦鹤改名为贺，任湖广麻阳知县，后改任教谕。雍正十三年乙卯科，黄元宽中榜。此前《春秋》考试有单题、合题并出的情况，本科开始废除合题。卓元岱，沙县籍，府学中式。乾隆九年甲子科，朱仕琇中榜。本科开始废除五经卷。翁晟，侯官人。张逢泰。乾隆十二年丁卯科，黄元吉中榜。本科以后，定额为八十四名。何琇，彬的儿子，任闽县学教谕。席液，任四川泸州州同。乾隆十五年庚午科，蓝彩琳中榜。饶象仁，考取第四名。杨有光，河南籍，中式，接连考中进士。乾隆十七年壬申恩科，蔡延芳中榜。谢纯钦，甲戌年进士。危履亨，危世美的曾孙，癸未年进士。萧元极，愿昌籍，任乐昌知县。乾隆十八年癸酉科，骆天衢中榜。汪淳。黄彤云。叶日上，瓯宁籍，任连江教谕。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科，杨凤腾中榜。施上炯，府学中式。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恩科，张克绥中榜。自己卯年开始，第一场考四书文三题，增加性理论一道；第二场考经文，并加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三场仍考策五道。官志涵，考取第四名，接连考中进士。乾隆二十七年壬午科，赖涛中榜。林烶，任霞浦教谕，升任邵武教授。乾隆三十三年戊子科，翁霖中榜。何维锦。周润章，府学中式，代理清流教谕。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顺天府郭思敬中榜。练纲，任清流教谕，升任福宁教授。

译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科，张舫中榜。朱。施国柱。邱中，任曲周知县。许国梁。乾隆四十四年己亥科，张经邦中榜。卢家元，任竹溪知县，历任云梦、黄安、来凤、利川等县知县，代理宜昌分府。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科，陈从潮中榜。曹有年，任武平、南靖教谕。宫廷桂，任建安教谕。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顺天府裴显相中榜。本科以后，次年改为将诗归入第一场，第二场兼考《孝经》。王之藩，丁酉年拔贡，任国子监助教。乾隆五十一年丙午科，谢淑元中榜。本科以后，第二场裁去论，改用经文五篇，依《诗》《书》《易》《礼记》《春秋》的次序；乡试、会试轮流采用。应丹诏，乙卯年进士，任义乌、固城知县。乾隆五十七年壬子科，吴宏谟中榜。本科专考《春秋》，以后五经一并采用。王朝俊。龚宜之，任邵武县学教谕，先在景山官学任教习。陈存远，钦赐。嘉庆三年戊午科，郑兼才中榜。本科增加名额三十名。许卓然，任归化训导。嘉庆五年庚申恩科，张光浩中榜。龚绅，龚宜之的儿子。嘉庆六年辛酉科，张翘中榜。汪承荫，历任泰宁训导、凤山教谕。嘉庆十五年庚午科，罗叶孙中榜。包焕章，任宁德教谕。嘉庆二十三年戊寅恩科，叶大章中榜。龚联奎，龚宜之的孙子、龚绅的儿子，接连考中进士。任四川安岳、华阳知县，绵州直隶州知州，潼川府知府。黄俊苑，传记见《儒林》。张祖庚，癸酉年拔贡，任宁洋教谕。道光元年辛巳恩科，林文斗中榜。李光笏。王万孚，任侯官教谕。道光二年壬午科，李家辉中榜。欧梦白，任福州、建宁府学训导，泉州府学教授。道光五年乙酉科，林扬祖中榜。邱在濂，本科拔贡，任广东宜兴知县。道光八年戊子科，郭礼图中榜。李光国。道光十二年壬辰恩科，吴景禧中榜。陈国琦。道光十四年甲午科，林廷祺中榜。黄世臣，任汀州府学教授，于咸丰十一年殉难。叶祖绵。高鸿。道光十七年丁酉科，刘志抟中榜。朱绶。道光十九年己亥恩科，叶修昌中榜。曾世霖。道光二十三年癸卯科，曾照中榜。陈国玙，任侯官、长乐、诏安教谕，福州府学教授。叶新榆，任直隶临城、南乐知县，升任云南阿迷知州。道光二十四年甲辰恩科，叶畊心中榜。应登铭。应銮，任阶平坡知县。道光二十六年丙午科，黄维岳中榜。李上林 应上开 胡云章，任永春学正。咸丰二年壬子科，陈翔墀榜录取。王世錞，列第二名。张家模，任长乐、凤山教谕。咸丰五年乙卯科。欧恩卿，任漳平、武平县学训导，归化县学教谕。咸丰九年己未恩科。蔡宗谟，任海丰知县。曾云清 同治元年壬戌恩科。叶芳椿 欧立元 同治六年丁卯科。胡逢文，钦赐出身。光绪元年乙亥恩科。叶永滋；光绪二年丙子科，邓瀛洲榜录取。蔡友当，任永福教谕。光绪五年己卯科，傅朝旭榜录取。欧良海 光绪十一年乙酉科，童其浚榜录取。蔡建贤，任政和训导，兼理松溪教谕；训导加同知衔，宣统二年列为卓异，获正荐。光绪二十年甲午科，伊象昂榜；本科加中三十名。章云汉，列第四名，签分广东藩库大使。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林志烜榜录取。郑元祯，连续考中进士。府学恩拔副贡 明 吴思立，事迹有传。吴思亨，任池州训导。朱成贤，任广西都司断事，代理清远县政；有惠民政绩，士人和百姓都称颂他。林应芳，传记见《文苑》。陈所蕴 黄期豫 叶成章，任承天通判，政绩声誉很好；居家四十年，品德美善，足为世人楷模。清 徐大升，顺治四年恩贡，任广州卫经历，升任琼州同知。萧梁，康熙癸巳年恩贡。王堂，原名者堂；乾隆庚午年恩贡，安于贫困而努力求学，品行方正自守。林钟，事迹有传。陈元捷，雍正癸酉年拔贡。范振声，乾隆乙酉年拔贡。游袭宗，嘉庆己未年恩贡。危际唐，道光乙酉年拔贡。王世勋，道光丁酉年拔贡。邱昌煦，道光己酉年拔贡。王世晋，道光己酉年拔贡。张文漱，光绪乙亥年。陈振馨，光绪乙酉年拔贡。吕承尧，光绪乙酉年拔贡，任直隶知县。陈厚华，光绪西酉年拔贡。邱延玺，光绪丁酉年拔贡。欧经凤，宣统己乙酉年拔贡。胡焕庚，宣统己酉年拔贡。府学岁贡 明

译魏宗，任知府，另一说任知县。宁善，任丹徒知县。朱焘，任江华知县。杨道恭 官懋，任荆门知州。吴坚，任德安千户所吏目。吴韶 萧韶 徐春，任新兴知县。萧源，传记见“孝义”。杨文，任博罗主簿。欧澜 刘森，任昌化知县。朱泗，任湘潭知县，有惠民政绩。谢瑞，正德年间任贵池县知县，政绩声誉很好；越级升任南京按察司副使，还未赴任便去世。杨恩，任增城县丞。吴廷绣，任英山训导。吴廷礼 李时修，后来中式。陈春，任知县。查厚，传记见“孝义”。应山，任南昌训导。吴良贵，吴良泰的次子，任晋王府教授。吴良甲，吴良泰的三子，任楚王府纪善。杨清，任新兴教谕。杨琼，任德庆训导。陈寿，任崇阳、谷训导。萧崇礼，附载于其父萧源的“孝义”传中。吴良田，任广宁教谕。陈祚，陈纶的儿子，任富阳教谕。游纶，事迹见其子游居敬传。林缙，事迹见其子林应芳的《文苑》传。李梦庚，李时修的长子，任相州训导。刘应蛟，刘森的长子。刘应凤，刘森的次子，任潮州训导；与兄刘应蛟都以孝友著称。万金，任乐昌知县，为人恬淡严正，有惠民政绩；升任淮府审理，因奉养父母而辞官归乡。吴道宣，传记见《文苑》。官鹗，任龙溪教谕。张体中，传记见《文苑》。徐登第，传记见相关篇目。林若桂，传记见相关篇目。黄缙，传记见相关篇目。吴必勤，任虞城教谕。朱民范，任严州教授。陈应桐，传记见相关篇目。黄道充，任感恩知县。杨大武，传记见相关篇目。黄应期，任永福教谕。吴会寅，任万州学正、晋江教谕。杨宗元，任训导。吴谧，吴思齐的儿子。张铎 陈璧，任训导。林人纪 徐奈，任连城训导，历任万州学正；因孝敬父母，便辞官回乡奉养。骆良图，任教谕。徐查，任镇南卫训导。杨道南，任留守经历。邓可大 王学易，任教谕。吴廷相 车任重，任训导。刘达，刘文和的儿子，任兴化府训导。甘懋勋 余一跃 林沛，应芳之子，任建安训导。张问达 段思贤，传记另见。李廷春 吴国垍，任汤溪训导。杨国埙，都是恭珙的玄孙，任南靖教谕。朱廷用，成文之子。黄昱 王志伊，由训导历任汀州教授，士人感念他的教诲，立碑记载思念之情。邓居顺 吴士选，任邵武教授。甘应寰 杨士清，任河主簿。庄彦 黄彦 黄嘉爵，传记另见《孝义》。杨德厚，任长汀训导。谢绍书，任长泰教谕。黄应雷，任福宁训导。陈廷芳，任潜江教谕，是正谟的嗣子。黄焕章，任教谕。李正芳 应士遵，任浦城教谕。官应能，任龙溪教谕。杨钟崶 黄

译炳如，传记另见《孝义》。余日升 张时泰 余登彦 黄以邦 清 徐大勋，顺治丁亥年。徐大基，顺治辛卯年任训导。邹名台，顺治癸巳年，任崇安教谕。龙懋韩，顺治甲午年，任福宁训导。黄增禧，顺治己未年。邓芳升，顺治丙申年，任同安训导。黄济元，顺治戊戌年。骆震甲，顺治庚子年。李本盛，康熙癸卯年，传记另见《孝义》。朱世翘，康熙己酉年。刘昌命，康熙庚戌年。官上取，康熙壬子年。邬鼎新，康熙丁巳年。黄朝选，康熙戊午年。宁项，康熙庚申年。杨玉树，康熙辛酉年。张朝佐，康熙甲子年。廖升，康熙乙丑年。朱世洪，康熙丙寅年。毛章业，念恃之子，康熙丁卯年，传记另见《孝义》。吴绍宽，康熙己巳年。范友韩，康熙庚午年，任同安训导。陈奇之，康熙丁丑年。朱鋐，康熙癸未年。谢珍，康熙己酉年，任崇安训导。林锦，康熙丙戌年，任南安训导，教学规范严肃端正。章之槐，康熙丁亥年。郭镇，康熙庚寅年。林世荫，康熙辛卯年。游元日，康熙甲午年。邹廷机，仪周的幼子，康熙乙未年。陈观光，康熙丙申年。朱芳春，康熙戊戌年。林昌骥，雍正戊申年。洪殷雷，雍正壬子年。方文衮，乾隆壬戌年。曹国楫，乾隆丁卯年，任罗源训导。陈凌云，乾隆甲申年。邱磊，乾隆年间。陈廷蕃，乾隆年间。谢纯镳，乾隆丁酉年。叶长蔚，乾隆年间。刘之镇，嘉庆辛酉年。朱逢时，嘉庆癸亥年，候补训导。吴宫磌，嘉庆己巳年。王有声，嘉庆乙丑年，候补训导。蔡从封，光绪乙亥年。陈式苓，光绪丁亥年。陈式番，光绪壬辰年。叶昌禄，光绪戊戌年。陈鸾镳，光绪庚了年。郑永华，光绪辛丑年。王家璋，光绪丙午年。童鸣凤 县学恩拔副贡 明 郭中 游文信，任教谕，升任随州学正。吴景濂，国埙之孙，天启辛酉科。应士宁，天启年间恩贡，任遂溪县丞。刘汝益，森之孙。游应丰，于东之子，任崇明知县。应士会，恩贡。谢懋卿，崇祯癸酉年，拔贡，任兰溪知县。叶瑞蓂，成章之子，崇祯乙亥年特科拔贡。余慎行，崇祯丙子年恩贡，附在父亲履信的传记中，见《列传》。邱毫，改名为若浚，己卯年副榜，任馀杭知县。黄起元，壬申年副榜。县学恩贡 清 徐登俊 吴培，顺治丁亥年，任丽水县丞。陈俨，顺治戊子年，附在父亲国祯的传记中，见《列传》。余日旭，顺治辛卯年，任湘乡县丞。管际明，顺治甲午年。邓仪，顺治辛丑年。吴瑶青，康熙丁丑年，传记另见《孝义》。王奇坡，康熙癸巳年。危定，世美之子，雍正癸卯年。叶展，雍正

译乙卯年，任连江教谕。萧世俊，乾隆庚午年恩贡，壬午年副榜。危振，定之子，乾隆壬申年。胡鐄，乾隆壬午年。黄镇，乾隆庚寅年。黄翔蛟，乾隆庚子年。蔡序椿，乾隆乙巳年。萧琛，乾隆庚戌年。蔡，嘉庆丙辰年。梁天行，嘉庆己未年。丁伟，嘉庆己巳年。黄尚修，嘉庆己卯年。杨文哲，嘉庆庚辰年。邱铭，道光元年辛巳。黄奇章，道光乙未年。蔡邦熙，道光乙巳年。林当山，咸丰元年辛亥，候补州判。陈评，咸丰壬子年，署理政和训导。陈彦菁，咸丰癸丑年，候补教谕，其美好的品行足以作为榜样。张惠言，咸丰乙卯年。蔡家珍，蔡邦熙之子，咸丰辛酉年。林有升，同治癸亥年。陈锡龄，同治乙丑年。应冠洲，同治壬申年。王献辰，光绪元年乙亥，就任教谕。黄大錞，光绪戊寅年。林茂年，林当山之子，光绪辛巳年，就任教谕。应仲璜，光绪己丑年。陈翰云，陈锡龄之子，光绪庚寅年。王瑞槐，王献辰之子，光绪庚子年，就任直州判。卢金声，宣统元年乙酉，任广东直州判。胡，宣统己酉年。县学拔贡。清。

译邹廷韶，邹仪周之子，康熙壬子年。朱绿云，康熙乙丑年。康衡，康熙丁丑年。黄毅，雍正癸卯年，任政和教谕。官志涵，乾隆辛本年中拔贡，丙子年列入副榜，任连江教谕。陈正儒，乾隆乙酉年，任松溪教谕。王之藩，乾隆丁酉年。官道烜，乾隆己酉年。罗钟英，嘉庆辛酉年。张祖庚，嘉庆癸酉年拔贡，戊寅年中式。邱在濂，道光乙酉年，本科中式，任宜兴知县。曾世霖，道光丁酉年拔贡，己亥年中式，获中书衔。应蔚华，道光己酉年。邱荫桦，咸丰辛酉年。王圣诠，同治癸酉年，就任教谕。罗邦彦，光绪乙酉年，任山东高密知县。高镛，高余孙，光绪丁酉年，任连城训导。林升平，宣统己酉年，就任广东直州判。胡振圻，宣统己酉年，就任直州判。县学副榜。清。罗联飞，顺治戊子年，任济和知县。欧鸿，顺治丁酉年，在顺天中式。萧泳，康熙辛卯年列副榜，癸巳年中式。郑朝梅，乾隆戊午年。官志涵，乾隆丙子年。萧世俊，乾隆壬午年。应有容，乾隆辛卯、丁酉年。王泽沛，嘉庆庚申年钦赐。陈国琦，道光辛卯年列副榜，壬辰年中式。叶祖绵，道光辛卯年列副榜，甲午年中式。欧立元，道光丁酉年列副榜，壬戌年中式。胡遇文，咸丰壬子年钦赐。黄世琦，同治甲子年，就任教谕。胡逢文，同治庚午年钦赐。应有龄，光绪丙子年钦赐副榜，戊子年钦赐举人。徐云龙，光绪己卯年钦赐。县学岁贡。明。杨星，任给事中。吴毅，事迹见《列传》。张复，任建昌教授。周公锡，任监察御史。廖任，任顺天推官。李钦，任龙阳主簿。杨旻，任按察司知事。李真童。冯銮生，任光禄寺丞。林禄，任苏州卫经历。魏顺，任保定府通判。蔡成，任郁林知州。谢善，任杭州照磨。池子安，任台州推官。陈安定，任合淝县丞。魏宁祖，任衡阳知县。梁谌，任钦州判官。吴长，任石埭知县。杨慈，任南充知县。王显，事迹见《列传》。章璇，任市舶提举。陈轸，任上元知县。冯巽，任光禄寺丞。魏璟，任遂溪知县。谢成，任高州通判。吴敬，任吉安通判。黄恭，任宛平知县。周全，任怀远知县。李瑶，任汶上知县。杨道泰，任广州卫经历。谢福畴，任乌程知县。黄祖吉，任知县。王埌，任汉州知州。曾道，任贵州知州。黄淳，任惠州通判。黄性，任南京大理寺官，升任泰州知州后退休；当地父老挽留他，成化年间因朝廷恩典，选授奉议大夫。应士铨。吴真，任乐林知县。郭

译泰，任鄞县教谕。林铁，任均州知州。朱全，任霍邱知县。郭镇。王瑛，任曲阳县丞。王定，任河内训导。杨寿，任卫经历。陈山，任长沙照磨。卢晟，任新昌知县。卢善，任知县。林琅，任湖州通判。黄镏，任分宜县丞。罗护，任吏目。张荣，事迹见《列传》。徐茂，任宣平主簿。赵昒，任苏州推官。苏钟，任连州推官。吴早：上舍生。魏琮：汤溪主簿。郑升：广州卫经历。李郁：临海县丞。杨骥 陈实：广信经历。林瑶：杭州经历。薛宗铸：嘉善主簿。卢童 梁元：教谕。王拱：芦州检校。林盛：新乐县丞。郭天举 康荣：西安训导。罗睿 王铭：乐清主簿。吴中 甘汝霖：兰溪知县。郭敬：新兴训导。胡政：丹阳县丞。冯文兴：广东盐课司提举。欧茂 郭显：传记见《文苑》。魏成：宣平训导。赵瑄：瑞州训导。汪文：吏目。吴嵩：卫经历。邓胜：赣县县丞。梁镇 黄瀚：廉州训导。黄楷 林顺：石城知县。卢潭：永康训导。黄中：见《子焯传》。何源：高安教谕。王润：江阴训导。陈义：太平教谕。朱正：南海训导。张桂：如皋训导。应荣：永嘉训导。郑友：宾州训导。黄福 王钦：主簿。黄侗：句容知县。罗云麟：附载于其父罗明名下，传记见《列传》。林学：兴国训导。陈 吴思齐性情恬淡安静，起初任和阳训导，士子都乐于跟从他；后来历任都昌王府教授，因父母丧归乡，此后便不再出仕。郭凤来任衢州训导，性情恬淡安静，任官不到一年便辞官归乡，闭门不出。王南山：河南崇府审理。陈：惠州经历。翟纲：禹城教谕。邱举历任登州教授，善于诱导诸生；在和平名宦祠中受祭祀。王臣是王拱的儿子，任嵊县教谕，侍奉父母极为孝顺；教导士人以诚信为本。冯临：嘉兴通判。谢宏：安东卫教授。李梦吉是李时修的次子，任和平教谕。朱化宗：海宁教谕。官凤：温州训导。郑唐：杭州训导。陈廷器：大名训导。李昂：上杭教谕。蔡明任教谕，崇尚义行，和睦宗族，受到乡里舆论的推重。施明任南康训导，学识广博、见闻丰富，众多士人都庆幸得到这样的老师。王汛：徐州训导。张翱：麻城教谕。欧金梁由武康训导历任宿州学正，能写文章，擅长作诗，著有《燕居楼》。游文义：教谕。刘：赣县训导；为人端正自持，历任升为教授后辞官。叶桂：铅山训导。陈应鹏：湖州教授。林瑄：见其子林有梧的《列传》。游于北：附载于父亲游居敬的《列传》。

译黄应春：传记见《列传》。邬轩 黄起莘：传记见《文苑》。朱子仪：训导。查应秀：附载于祖父查厚的《孝义传》。杨秉纪：传记见《列传》。朱成廉：浦城训导。林以文：传记见《列传》。吴朝策：德安训导。杨天衢：训导。林鼎：福宁训导。黄润任庆远教授，曾多次代理宜山令；爱护士人，体恤百姓，辞官归乡后，门下没有闲杂宾客。蔡谟：训导。余履信：传记见《列传》。谢邦俊：连州训导。游于东：教谕。邱应登：益府教授。黄期升：乐昌教谕。林有檀：长汀训导。余麒：龙溪训导。应懋钦：萧山县丞。吴茂钟：建安训导。杜云鹄：百户，是杜璁的儿子。黄应贤：传记见《孝义》。陈师尹有卓越的品行，任教授后归乡，仍教导启发后辈，直到年老也不知疲倦。黄以礼 吴懋昙 林钟鸣：附载于父亲林以文的传记中。张勋：教授。王懋德是王镐的次子，任诏安训导。程应节 吴名俊：邵武教授。万禹辉：太仓学正。游正庭历任建阳、于潜两县的训导，掌管两地政务；操守坚定有气节，离任归乡时一贫如洗，靠授徒自给。吴从进：崇安训导。徐联芳 吴从周：漳州训导。汪荣：缙云训导。黄廷扬：九江训导。龚奎烜 高 朱光耀 金及第 蔡时馨：惠安教谕。林有槟：传记见《列传》。黄应山 杨文焕：闽县训导。

译清代 林日勋，顺治戊子年，事迹见《列传》。官天眷，顺治辛卯年，任上杭训导。邓芳联，顺治癸巳年，任崇安训导。营际亨，顺治乙未年，任漳州训导。叶瑞，顺治丁酉年。林起凤，顺治己亥年。高芬，顺治辛丑年。游世绣，康熙己酉年。吴其竦，康熙辛亥年。游梦湖，康熙癸丑年。郑连，康熙丁巳年。林云纪，康熙己未年，任晋江训导。张宇亨，康熙辛酉年，任崇安训导。陈新之，康熙癸亥年。王纯义，康熙乙丑年，任松溪训导。黄宫良，康熙丁卯年，任海澄训导。骆如蛟，康熙己巳年。吴之楫，康熙辛未年。杨鹏冲，康熙癸酉年。谢士超，康熙乙亥年。官箴，康熙丁丑年。林之椿，康熙己卯年。谢瑶光，康熙辛巳年。郭孔文，康熙癸未年。黄天植，康熙乙酉年。康济海，康熙丁亥年，编有《四贤纪要》。严溶，康熙己丑年。李一韩，康熙辛卯年。程祖伊，康熙癸巳年。谢坦，康熙乙未年，任德化训导。翁兆行，康熙丁酉年，爱好学习，能写诗，著有《力言集》。许广，康熙己亥年。张文佐，康熙辛丑年。饶崙，雍正癸卯年，任福鼎训导。何廷烈，雍正乙巳年，性情刚正，独立行事。黄祖琼，雍正丁未年。艾延钊，雍正己酉年。黄宗升，雍正辛亥年。应旗招，雍正癸丑年，任屏南训导。林樵，雍正乙卯年，任泉州训导。王际，乾隆丁巳年，事迹见“孝义”门。朱靖，乾隆己未年。江湘，乾隆辛酉年，任仙游训导。江涛，乾隆癸丑年。丁宣，乾隆乙丑年，任龙溪训导。魏不同，乾隆丁卯年。冯上琼，乾隆己巳年，任宁德训导。危峻，乾隆辛未年。张国祚，乾隆癸酉年。叶涵，乾隆乙亥年。邱愉，乾隆丁丑年。施国柱，原文作“晋子”，乾隆己卯年。朱廷俊，乾隆辛巳年，任兴化府学训导。高彬，乾隆辛巳年，欧宁籍。胡琏，乾隆癸未年。朱绍李，乾隆乙酉年。黄鹄，乾隆年间廪贡，代理连江训导。张绍谟，乾隆戊子年。黄瑶光，乾隆年间。万国宁，乾隆年间。曾翼健，乾隆年间。童旗，乾隆丁酉年。何震，乾隆己亥年。余名俊，乾隆辛丑年，选任闽清训导。应遇莘，乾隆癸卯年。何维鋐，乾隆乙巳年，任闽县训导。李坦，乾隆丁未年。吴宫础，乾隆己酉年。魏维琮，乾隆辛亥年。高颖，乾隆癸丑年。张鸿磐，乾隆乙卯年。陈元谅，嘉庆丁巳年。谢世钤，嘉庆己未年。林苑，嘉庆辛酉年。王朝弼，嘉庆癸亥年。梁上龄，嘉庆乙丑年。王秀卿，嘉庆丁卯年。应作翰，嘉庆己巳年。应际汾，嘉庆辛未年。王朝彦，嘉庆癸酉年。官道烱，嘉庆乙亥年。蔡国琨，嘉庆丁丑年。蔡文

译褒，嘉庆己卯年。卢轩举，道光辛巳年。胡忠谟，道光癸未年。何毓基，道光乙酉年。蔡敏中，道光丁亥年。廖轩，道光己丑年。邹元抡，道光辛卯年。吴允彬，道光癸巳年。谢德舆，道光乙未年。吴里厚，道光丁酉年。官晋阶，道光己亥年。许长城，道光辛丑年。应昱，道光癸卯年。廖继陵，道光乙巳年。陈承平，道光丁未年。李国滋，道光己酉年。叶祖纯，是祖绵的弟弟，咸丰辛亥年。张锡川，咸丰癸丑年。张祖铭，咸丰乙卯年。曹文楷，咸丰丁巳年。吴上勋，咸丰己未年。林立勋，咸丰辛酉年。吴上焘，是上勋的弟弟，同治癸亥年。卢书勋，同治乙丑年。胡典常，同治丁卯年。高余，同治己已年。官邦彦，是晋阶的儿子，同治辛未年。傅龙章，同治癸酉年，就任训导。陈其昌，光绪乙亥年。张联奎，光绪丁丑年。应以敬，光绪己卯年。陈汝霖，光绪辛巳年，就任训导。张昌年，光绪癸未年。张铭绅，光绪乙酉年。林运超，光绪丁亥年，就任训导。应赓赞，是蔚华的儿子，光绪己丑年。章焕星，是荃的儿子，光绪辛卯年，就任训导。危曜，庚履亨的曾孙，光绪癸巳年任职训导。杨宗坡，光绪乙未年任职本省县丞。应进元，光绪丁酉年任职县丞，代理崇安、松溪两地典史。廖涟清，光绪己亥年。刘汉孙，光绪辛丑年。陈振龙，光绪癸卯年。应时利，光绪乙巳年。高仰之，光绪丁未年。卢书方，光绪丁未年任广东府经历，代理浦司巡检。游英，宣统己酉年。陈德馨，宣统己酉年任职县丞。叶玉桢，宣统庚戌年。梁锡瓒，宣统庚戌年。优贡。朱澐，乾隆戊午年由县廪生参加选拔并获优贡，任南靖训导，调任凤山训导，升任饶州府经历，退休回乡。荐辟。宋南平，宋代因荐举而被征召任用；省志、府志都没有记载，现据《罗谱》补入。罗良佐，罗从彦的五世孙，理宗五年甲子年通过例行荐举出仕，任汀州教授。罗鼎，罗良佐之子，恭帝德祐乙亥年因选荐出仕，任惠州直学。元。吴璧，传记见“孝义”。陈文举因以人才资格授任本路判官。李必达因明经资格授任建阳令。明。孙伯延，教授。朱汉，工部员外。尤明，知县。尤英，山东按察佥事。周谟，浙江按察佥事。欧仲玉，教授；以上六人都是由明经秀才征召任用的。练国本，鸿胪寺鸣赞。范子清，衡州同知。何琅，江山县丞，原任楷书。应伯真，北平知州。王应良，庆元庆簿。黄宗宝，靖州知州。当时靖州水患很多，他架设桥梁十七座，使百姓不再受涉水之苦，因而升任长沙知府。赵信，定海县丞。廖尚贤，兴国知州。骆义

译，浙江布政司检校。以上各人都是以人才资格征召任用的。林有，江西石城王府仪宾。清。黄佳驹因军功出仕，初任涿州州判，后任宁州州判。席存鼎，广西临桂知县。王肇声，分发山东，任候补州同。高飏，浙江严州府经历。民国选举。郑元桢，民国元年任福建临时省议会议员，民国二年任福建省议会副议长，民国七年再次当选众议院议员。林升，民国二年任福建省议会议员。吴超然，民国三年递补为福建省议会议员。陈耀煌。吕承章。张德浚。陈振玉。应浚元。林上荃。林文焕；以上各人于民国五年由建安道考试选取为俊士。民国各学校毕业生。

译卢嘉璧，全闽师范数学选科。陈德麟，北京朝阳大学法科。邱昌勋，北京朝阳大学法科。卢凤鸣。章道坤。谢章锡。张澐。曾毅；以上各人毕业于福建法政别科。陈广心。陈广錞，福建法政本科。张式儒，福建法政别科。陈振玉。傅彰德。王长庚。王德扬。以上各人毕业于延平中学校甲级，毕业年份为民国四年。应曜光。应学程。应积德。梁开銮。龚鸣珂。叶拱璜。应守孟。罗家勋。叶大馨。叶月礼。张宝云。邱承纲。应仁声。梁联辉。龚履谦。以上各人毕业于延平中学校乙级，毕业年份为民国五年。卢世荣。卢震声。卢曜履。卢选卿。叶在崧。章道升。王以镗。卢明廷。以上各人毕业于省立第四中学校丙级，毕业年份为民国七年。叶荫蓪。蔡绍伊。陈守治。蔡绍禹。江学海。以上各人毕业于省立第四中学校丁级，毕业年份为民国八年。武进士。宋。崇宁四年。吴栋，福建都巡检使。明。隆庆二年戊辰。赵继先，延平卫指挥佥事。清。康熙六年丁未。蔡茂相，陕西巩昌府岷州卫守备。康熙九年庚戌。甘淮。康熙三十年辛未。林英。据省志记载，有康熙壬戌科的吴日光，旧志没有记载。武举。清 顺治十一年甲午年，陈泰登榜。罗顺 顺治十七年庚子年，杨邦宪登榜。陈廷魁 康熙五年丙午年，张略登榜。蔡茂相连续考中进士。甘淮，庚戌年进士。康熙八年己酉年，林堡登榜。许克扬，原籍晋江。康熙十一年壬子年，王锡履登榜。陈绥之 何申兴 康熙十九年庚申年，赛涟登榜。林英，在府学考试中式，为辛末年进士。陈开极 康熙二十年辛酉年，林睿功登榜。张琏 据省志记载，康熙庚午科有严擢，丙子科有严锋，二人都是福清县人。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年，颜沧洲登榜。罗应麟，在府学考试中式；任泉州提标千总，代理守备。黄生蔚为人端正厚重、谨慎整饬，确实符合乡里的评价。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年，王桢镐登榜。徐国梅 雍正十年壬子年，黄开先登榜。张其炜 雍正十三年乙卯年，张希云登榜。叶桐，任浙江都司。乾隆三年戊午年，吴振拔登榜。侯国梁 乾隆六年辛酉年，唐绪登榜。张其焯，任浙江温州镇大荆营卫守备。乾隆十八年癸酉年，林洪登榜。陈纪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恩科，王国泰登榜。廖宗燿在府学考试中式。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恩科，邹联元登榜。胡弼俊 嘉庆五年庚申恩科，罗云台登榜。胡杰，胡弼俊的儿子。嘉庆十五年庚午年，张春辉登榜。高敬章 应步衢 嘉庆二十一年

译丙子年，康荔芳登榜。应晁，任督标。道光二年壬午年，李经邦登榜。杨明 道光十一年辛卯年，陈六书登榜。廖廷豪 道光十八年戊戌年 高大勋 同治十二年癸酉年 张家飏 光绪年 陈光礼 光绪十一年乙酉年 黄绍波 清代福建省中，凭行伍出身而升任副将、参将、游击、守备等职的武官，各郡都有不少，旧志没有记载，年代久远，已无法考查。壬子年编纂的省志，只记载提督、总兵以上的武官，其余全部从略。南平县从军出仕的人本来就不多，不能以通志的做法为例；现在把其中有依据可考的，附列在武科之后。章隆，任赣州镇总兵。骆俨，任汀州镇左营游击。章琳，任福宁镇标、福安左营游击，代理桐山营参将。翁一治，代理延协右营游击。翁耀，任云南昭通镇标游击。连国标，任贵州安龙镇标中营游击。胡楷，任湖南岳州水陆参将，代理崇庆镇总兵。高凤，因功加授都司佥事。高桂英，因功加授守备，任邵武把总。高亮，代理连江营守备。刘瑞，任延协右营千总，代理守备。范廷宾，因功加授守备，任邵武把总。汪文耀 陈贵 饶镇 张观元 王璧，以上诸人都任延协千总。张兴宗 邓德坤 廖允宪，因功加授都司，任邵武、大田、沙县把总。张大成 魏尚文 范兆熙 许德亮 王龄 林瑞 谢麟 潘麟 詹凯，以上诸人都任延协把总。萧永，任浙江把总。丁文炳，任江南把总。廖文明，任建宁把总。刘朝建，任建宁把总。杨升，任建宁千总。刘高耀，任泉州把总。高耀，任千总。朱英，任延协把总。王洪兆，任福宁守备。曹桂芳，任延协把总。王洪元，任延协千总。叶元亮，任延协把总。施圣哲，任建镇千总，代理右营守备。彭夺标，任延协把总。吴忠贵，任游击，代理延平协镇副将。池占鳌，任游击。陈云照，任延协千总。杜鹏飞 刘朝栋 康胜标 陈荣徽，以上诸人与前文相同。章焕微，任建宁千总。吴庚升，任延协千总。曾步高，与上文相同。李树棠，任延协把总。吴鹏超 许步升 冯朝凤 陈世魁 杜延芳 黄道谦 马云升 陈云龙 赵得贵，均同上文。封赠 宋代旧志中的封赠事项，记载从明代开始。今根据谱牒和文状可以考见的，增补宋代八人的考证。李侗的行状记载：曾祖李幹、祖父李纁、父亲李焕，都有受赠的品秩，但没有记载是因何官职而获赠，因此仍然缺载。吴仁肇因儿子吴辅，获赠直方员外郎。吴辅因儿子吴君称，加授中散大夫。吴君称因儿子吴播，加赠正奉大夫。

译吴觏因儿子吴方庆，加授承仕郎。吴升因儿子吴武陵，获赠通直郎。张某因儿子张维，获赠朝议大夫。吴奎因儿子吴一鸣，加授通直郎。吴翊因儿子吴应肃，加授朝奉郎。明

译叶善德因儿子叶宜，获赠承德郎、户部主事。刘彦高因孙子刘璋，获赠嘉议大夫，并加赠资政大夫、工部尚书。刘通因儿子刘璋，屡次获赠嘉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并加赠资政大夫、工部尚书。罗皈远因孙子罗明，获赠嘉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罗永龄因儿子罗明，获赠文林郎、河南道监察御史，并加赠嘉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大有因儿子朱成文，获赠奉政大夫、柳州府同知。黄中，任武康丞，因儿子黄焯，获赠承德郎、南京礼部主事。胡胜得因儿子胡琼，获赠文林郎、山西道监察御史。张仕谟因儿子张荣，获赠文林郎、江西星子县知县。游纶，任睢宁知县，因儿子游居敬，封为中宪大夫、广东按察使司副使。游居敬任刑部侍郎，因儿子游于广任南京户部郎中，晋级追赠为通议大夫。林暄因儿子林有梧，获赠奉直大夫、饶州知州。陈维孝因儿子陈国桢，获赠文林郎、广东长宁县知县。邱云龙因儿子邱宪章，获赠文林郎、广东惠州府推官。黄应元因儿子黄梦瑞，获赠文林郎、广东广宁县知县。林孟荣因儿子林暄，获赠文林郎、广西博白县知县。黄崇礼因儿子黄宗宝，获赠中顺大夫、长沙府知府。黄彦成因儿子黄性，获赠奉议大夫、泰州知州。黄禧因儿子黄成乐，获赠奉直大夫、松江府同知。黄应宿因儿子黄嘉爵，获赠奉直大夫、兴国州知州。骆良诏因儿子骆天闲，获赠文林郎、直隶常州府宜兴县知县。范良臣因儿子范廷举，封为征仕郎、豹韬卫经历。萧亮因孙子萧韺，获赠昭勇将军。萧天贵因儿子萧韺，获赠昭勇将军、锦衣卫指挥使。清朝 黄汉儒因儿子黄宫柱，获赠奉政大夫、吏部郎中。陈俨因儿子陈世荫，获赠奉直大夫、顺天府通判。邹国恩因儿子邹仪周，获赠文林郎、江苏丹徒县知县。谢昌应因儿子谢圣扬，获赠文林郎、广西平南县知县。危应元因儿子危世美，获赠文林郎、山东利津县知县。陈日闲因儿子陈国柱，获赠文林郎、江苏高淳县知县。叶龙因儿子叶泳，封为文林郎、江南凓水县知县。陈景奎因儿子陈贺，获赠文林郎、湖南麻阳县知县。官叔宴因孙子官志涵，获貤赠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官良玉因儿子官志涵，获赠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黄文卿因儿子黄毅任政和教谕，获赠修职郎。何仕宝因孙子何伟任阳朔知县，获貤赠文林郎。何廷烈因儿子何伟，获赠文林郎。朱鋐因曾孙朱沄任饶州府经历，获貤赠修职郎。林就日因儿子林钟任江西靖安知县，获赠文林郎。丁某因儿子丁宣任龙溪训导，获赠修职郎。叶远荃因儿子叶日上任连江教谕，获赠修职郎。林润藩因孙子林烶任邵武教授，获貤赠文林郎。林茂槐因儿子林烶任邵武教授，获赠文林郎；林烶先前任霞浦教谕，获赠修职郎。危定因孙子危履亨任直隶赵州临城知县，获貤赠文林郎。危振因儿子危履亨任直隶赵州临城县知县，获赠文林郎。陈国梁因儿子陈正儒任松溪教谕，获赠修职郎。王希向因孙子王之藩任国子监助教，获貤赠文林郎。王如纶因儿子王之藩任国子监助教，获赠文林郎。应钟因孙子应丹诏任浙江义乌知县，获貤赠文林郎。应射策因儿子应丹诏任浙江义乌知县，获赠文林郎。洪朝鼎因孙子洪煜援例任州同，获貤赠儒林郎。洪基因儿子洪煜援例任州同，获赠儒林郎。江巨济因孙子江允清援例任州同，获貤赠儒林郎。江汉云因儿子江允清援例任州同，获赠儒林郎。应际关因儿子应旭昀任汀州武平县学训导，请求封为奉政大夫。应旭昀因儿子应肇元任浙江寿昌县，请求封为奉政大夫。应际唐因孙子应銮阶在湖北枣阳县任内保举升任同知，并加授知府衔，获貤赠朝议大夫，赏赐戴花翎。应旭曜因儿子应銮阶在湖北枣阳县任内保举升任同知，并加授知府衔，请求封为朝议大夫，赏赐戴花翎。应作麒因孙子应蔚华任德化县学教谕，获貤赠奉直大夫。应昱因儿子应蔚华任德化县学教谕，请求封为奉直大夫。应銮阶因儿子应衷任江西鄱阳县，晋级追赠为中宪大夫。叶常春的嗣孙新榆先任直隶赵州临城知县，后升任云南阿迷直隶州知州；叶常春也因此获推恩追赠为朝议大夫。叶映春因孙子叶新榆，获貤赠朝议大夫。叶年芳因儿子叶新榆，奉诰命封为朝议大夫。陈学忠因儿子陈国玙任福州府学教授，获赠承德郎。陈国璋因弟弟陈国玙任诏安教谕，获貤赠文林郎。叶际镛因儿子叶文澜援例任同知，获赠朝议大夫。蔡承惠因儿子蔡友当任永福训导，获赠承德郎。蔡梦熊因孙子蔡建贤任政和、松溪教谕并加衔，请求封赠为奉政大夫。蔡成封因儿子蔡建贤任政和、松溪教谕并加衔，请求封赠为奉政大夫。郑仁美因孙子郑元桢任兵部主事，改任广东龙门知县，获貤赠中宪大夫。郑良泰因嗣子郑元桢受到覃恩，获貤赠中宪大夫。郑良彬因儿子郑元桢受到覃恩，获赠中宪大夫。民国七年，又因其担任众议院议员，呈请大总统，蒙准题写“孝弟兼著”匾额；其继室杨氏，请求旌奖节孝，也蒙准题写“妇德母仪”匾额。郑元坤因弟弟郑元桢受到覃恩，获貤赠中宪大夫。民国七年，又蒙大总统题写“乡党称弟”匾额。民国

译陈厚章因儿子陈德麟从朝阳大学毕业，民国五年，呈请大总统，蒙准奖赐“孝思不匮”匾额。其妻卢氏获奖“众善俱备”匾额。两人都颁发红、黄、蓝合绶褒章，并准许建坊立碑。傅赞禹因儿子傅彰德请求褒奖，民国七年，蒙大总统奖赐“好善乐施”匾额，并颁发紫、绿合绶褒章。其妻林氏获奖“妇德母仪”匾额，并颁发黄、红合绶褒章。叶魏氏因儿子叶拱璋请求褒奖，民国八年，蒙大总统奖赐“里党观型”匾额。陈叶氏因儿子陈振玉请求褒奖，蒙大总统奖赐“慈孝兼著”匾额，并颁发红、黄合绶褒章。赵体纲以受业弟子郑元桢的名义，于民国七年呈请大总统，蒙准奖赐“义行可风”匾额。封赠武职 清朝 胡存性因儿子胡楷任泉州城守营守备，获赠武信将军。叶文禄因孙子叶桐任绍兴守备，获貤赠武德将军。叶珩因儿子叶桐任绍兴守备，获赠武德将军。杨岑云因孙子杨升任建镇中营把总，获貤赠武信骑尉。杨克生因儿子杨升任建镇中营把总，获赠武德骑尉。朱洵因曾孙朱振飞任漳镇中营守备，获貤赠武德骑尉。朱翘梅因孙子朱振飞任漳镇中营守备，获赠武德骑尉。朱炯因儿子朱振飞任漳镇中营守备，获赠武德骑尉。王可象因孙子王洪兆任建镇中营把总，获赠武信骑尉。王国宝因儿子王洪兆任建镇中营把总，获赠武信骑尉。施邦略因孙子施圣哲任延把总，获赠武信骑尉。施朝椿因儿子施圣哲任延把总，获赠武信骑尉。曹琪因儿子曹秀芳任北路协营把总，获赠奋武校尉。荫子 宋 吴君称的儿子吴辅，因恩荫任兴化知录。吴孝友的儿子吴武陵，因恩荫任通直郎。吴天民的儿子吴孝友，因恩荫任丞直郎、监文思院丞。吴尧臣的儿子吴栋，因恩荫任飞山巡检。元 吴用的儿子吴壁，因恩荫成为太学生。明 罗云凤的次子罗明，任宣城主簿。刘华璋的嗣孙，因恩荫入监。游于广是游居敬的儿子，任南京户部郎中。清朝 邹光泰，字仪周，邹元孙之子，获荫授恩骑尉。吴鹏，高洪之子，获荫授云骑尉。陈映，桓璧之弟，获荫授云骑尉。宫道炘，廷梅之子，获荫授云骑尉。陈元辉，艺继之子，获荫授云骑尉。乡宾 明代大宾。黄，中大宾。罗云麟，大宾。陈师伊，大宾五。游王庭，大宾十有六。应懋期，介宾。吴凤 胡友敬 谢应寿 清朝 王志伊 林日勋，大宾五。陈国柱 叶荣我 危世美 黄汉儒 王际 朱沄，以上为大宾。陈琚 朱先登 朱万春 谢丰 陈有祥 胡虞贤 余殿飏 曹光禉 应元龙 黄宏道，以上为旧介宾。陈之廷，咸丰癸丑年的介宾。刘元和 危应元 徐德济 吴善建 林廷华 叶仰高 李瑀 王仕仪 吴宠 陈其序 王君惠 梁螽庆 黄纶 章帝佐 骆龙姿 应彤蛟 危汝枢 邱上选 杨绍 林梦龙 黄师熹 邓继康 魏

译天任 邓本明 林廷柱 邹大勋 魏中柱 徐士臣 叶云蔚，以上为旧耆宾。耆寿 明代 魏文选，一百岁。叶成章，九十二岁。陈凯，九十八岁。黄应宿，九十三岁。清朝 林锦，九十三岁。林日勋，九十三岁。余殿铨，九十六岁。曹永席，九十八岁。黄永绥，九十六岁。游嘉度，九十六岁。叶维标，九十岁。叶光弼，九十岁。朱捷，九十岁。陈，九十岁。黄孔容，一百岁。周子皇，九十二岁。卢廷光，九十二岁。蔡廷宣，九十九岁，四代同堂。罗觐光，九十岁。张天机，九十岁。杨其铨，八十六岁，四代同堂。陈茂功，九十岁。游朝霜，九十三岁。班凯，九十二岁。吴成建，九十五岁，五代同堂。蔡熊兆，九十六岁。应树谷，九十五岁。曾振芳，九十四岁。应朝钦，九十一岁。罗伯高，九十岁。姜云章，九十三岁。陈有威，九十四岁。邓伯英，九十四岁。邹公翼，九十六岁。庄焕廷，九十二岁。陈廷商，九十二岁。陈子会，九十一岁。陈奇璟，九十岁，五代同堂。邓维光，九十六岁。张经德，九十七岁。刘廷镇，九十七岁。姚永华，九十岁。卢鳌，九十一岁。叶增智，九十七岁。卢渤，九十四岁。廖赐寿，九十七岁。郑天禄，九十六岁。梁景祐，九十一岁。张之枢，八十六岁，五代同堂。卢文灿，九十岁。雷有相，九十六岁。曹文重，八十二岁，五代同堂。陈礼树，九十一岁。陈轩儒，九十一岁，四代同堂。陈建州，九十四岁。卢学魁，九十岁，亲眼见到四代同堂。卢行安，九十六岁。王亨荣，九十四岁，亲眼见到四代同堂。卢行道，九十三岁。卢飏芬，九十一岁，有五个儿子、十七个孙子、二十二个曾孙、三个元孙。王成卿，九十六岁。陈文敏，九十岁，具有州同衔，有五个儿子，孙、曾孙、元孙共三十三人，五代同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三十三人〕 民国 陈金钢，九十三岁，贡生。黄上程，字哲选，九十三岁。应戬锡，九十五岁。魏灿辉，现年九十一岁，精神健旺，身体健康。梁笏卿，九十六岁。应茂元，九十一岁。应选芹，九十五岁。应钟观，九十岁。应纯观，九十岁。应朝藩，九十岁。骆伯瞻，九十六岁。应腾球，九十岁。应祥徵，九十岁。应青，九十岁。廖学谟，九十五岁。妻氏也长寿至九十岁。长寿妇女

译胡敦元的妻子陈氏，一百岁。马文福的妻子陈氏，一百岁。应汝辉的妻子叶氏，九十一岁，五代同堂。胡虞鼎的妻子陈氏，一百岁。陈廷柱的妻子郑氏，九十九岁。胡恒迎的妻子郑氏，九十五岁。叶茂元的妻子陈氏，九十七岁。甘周氏，九十八岁。吴皇正的妻子魏氏，九十岁，五代同堂。黄朝禹的妻子卢氏，九十九岁。陈廷华的妻子余氏，九十九岁，四代同堂。黄维积的母亲卢氏，九十九岁。吴朝元的妻子谢氏，九十岁，五代同堂。梁馨祖的妻子王氏，九十一岁。陈奇璟的妻子吴氏，九十岁，五代同堂。叶彦光的妻子张氏，九十岁。刘孚中的妻子廖氏，九十岁，五代同堂。廖以诚的妻子张氏，九十三岁。骆升鼎的妻子朱氏，九十一岁，五代同堂。范贻久的妻子刘氏，九十三岁。骆智慧的妻子王氏，九十四岁，五代同堂。梁乔的妻子徐氏，九十五岁。李阿保的妻子卢氏，九十岁，四代同堂。骆龙光的妻子卢氏，九十一岁。梁宜尔的妻子应氏，九十三岁。聂杨氏，九十四岁。扬7承基的妻子邓氏，九十四岁。杨登苑的妻子叶氏，九十一岁。吴景文的妻子谢氏，九十一岁。陈锡龄的妻子罗氏，九十岁。欧大藻的妻子郑氏，九十五岁，仁慈温顺，五代同堂。陈锡晋的妻子罗氏，九十一岁。吕廷鸿的妻子官氏，九十四岁，五代同堂。李学璧的妻子高氏，九十五岁。卢越的妻子叶氏，九十四岁，有五个儿子、五个孙子。陈见湖的妻子欧氏，九十四岁。叶承武的妻子官氏，一百零四岁，生有九个儿子，亲见四代同堂。卢怡的妻子应氏，九十一岁。王廷爵的妻子黄氏，一百零一岁，六代同堂。王成卿的妻子陈氏，九十一岁。卢承烈的妻子王氏，九十一岁，有一个儿子、八个孙子、十个曾孙、七个元孙。陈元瑚的妻子吴氏，九十六岁，五代同堂。官克敏的妻子卢氏，九十二岁。黄廷彩的妻子王柳英，九十三岁。刘元运的妻子陈氏，九十五岁，四代同堂；延建邵道奎赐给她“祥钟人瑞”匾额。民国 杨承佐的妻子吴氏，九十岁，现仍健在。应銮阶的妻子谢氏，九十三岁。张钟杰的妻子谢氏，九十二岁。骆作仁的妻子林氏，九十一岁。吴华林的妻子张氏，九十三岁。骆定穆的妻子张氏，九十四岁。骆伯瞻的妻子王氏，九十五岁。王天聪的妻子官氏，九十二岁。应射策的妻子黄氏，九十三岁。张茂槐的妻子邓氏，九十六岁。应宗发的妻子张氏，九十岁。应上培的妻子黄氏，九十岁。叶秉衡的妻子杜氏，九十四岁，五代同堂。乐朝暄的妻子刘氏，九十一岁。陆文鹏的妻子陈氏，九十六岁，四代同堂。曹文彬的妻子张氏，九十七岁，五代同堂。吴国的妻子叶氏，九十五岁，四代同堂。邱华松的妻子陆氏，九十六岁，四代同堂。曹学义的妻子张氏，九十岁，四代同堂。【校】1.范峋：原本脱漏“峋”字，今据同治本补入。2.镡城：原本写作“镡津”，今据同治本改正。3.孟沐：同治本作“孟沭”。4.段国纪：原本写作“叚”，今据同治本改正。5.佥事：原本写作“佥书”，今据校本改正。6.元亮：同治本作“光亮”。7.扬承基：“扬”应作“杨”。《武备志》第十四 《易》说：“君子因此整治兵器，戒备意外之事。” 《书》说：“有准备就没有忧患。” 所以，武力不可滥用，这是止息战争的意义；但又必须有所准备，这是防备祸患的意思。国家在开创之初，讲求兵制，军事装备完备严密。到了衰乱末世，武臣懒惰无能，防备全都松弛了。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军令不严，军饷白白耗费。他们的将领都是勋臣世家的子弟，士兵都是市井中的庸劣之徒。平时没有训练，将领又没有才能。因此，讲求军事的根本，在于选用将领而已。平安无事时，守卫城池、保全疆界、保护行旅，都是将领的职责。将领如果稽查严密、选拔得当、赏罚分明、训练勤勉，那么士兵就不敢扰害百姓，并且足以保卫百姓；这都是因为将领任用了合适的人。有战事时能够克敌制胜，将领能够身先士卒，与士卒同甘共苦，取得士卒的信任，获得士卒拼死效力的支持，于是能够百战百胜；这也是因为将领任用了合适的人。军事防备依靠的是人，也取决于地势，并要看时势。燕、赵的百姓大多剽悍，吴、越的百姓大多柔弱，只要加以激励并善于使用，都可以使弱者转为强者。宋、明以前，多有戎狄侵扰之祸，防备重点在西北，而有利于使用车马。明、清以来，重视海洋防务，防备重点在东南，而有利于使用舟船。火器开始于元代，轮船开始于清代。如今欧美各国兵轮、火炮的制造技术越来越精良，中国也已经仿制，用来加强防御。如果确实能够明确纪律、统一号令，那么内防又有什么不完备之处，外患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南平民众的气质较为脆弱，地处交通要冲，防备应当更加严密。前代可以叙述的兵制，全部记载如下。民国初年，各项事务刚刚草创，武备尚未统一，这就要靠执掌国政的人多加留意了。武备

译福建自东汉建安八年起，吴国开始在建安设置南郡都尉；福州开始有都尉营。南平旧属会稽南部，其军队也应当归属那里。晋代设置典船校尉，又有温麻船屯州兵。南平的军队编制属于谁，已经无法知道，历时久远，也没有考证资料。唐武德三年，开始把延平设置为军，因为延平处在咽喉要地、总要之区，于是在这里屯驻、聚集闽地军队。永平镇在剑津北岸，五代时王延翰设置都镇，在此屯驻闽城的士兵。王延政在建安擅自称号，召军归入其辖下，并改置为镡州。南唐保大四年，以制置使兼理延平镇政务。过了两年，升格为剑州，任命陈诲、陈谦为使，持节统领剑州诸军事。《游志》说：宋代以前，延平有“制置郡将”的称号，大体上由知州兼任其职，也就是节度使的权力归于州，武臣并没有专门设置的职位。宋代军制屡次变更，大致有三种：京师的称为禁兵，戍守州城的称为厢兵，把百姓登记编入军队的称为乡兵。福建有三军，分别是水军、保节军、崇节军。驻在南剑州和建州、汀州的，是保节军，共有步军三千人。熙宁以后，福建路水军的编额，从水军以下三军一并改称为保节军。后来又增加派遣禁兵驻扎，长吏兼任兵马钤辖，选派武臣担任都监，专门负责训练。当时规定各路禁军的编额，福建路得到四千五百人，后来改隶三十三指挥，增加到一万一千一百五十人。建炎以后，在福建的禁兵有威果、广节之名，厢兵有直宁、节丰、国监之名，乡兵有枪仗手之名。旧志记载南平有威果、广节、宁节营，因此南平也有禁兵和厢兵。当时武臣有专任官职，并不全像制置使那样由知州兼任。又有侍卫司、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所统领的步兵称宣毅军；旧志没有记载。后来又有砦兵，设置巡检寨，登记百姓作为巡逻的弓兵手，所以南平又有弓兵营。宋代设置的各营 中军帐在城西北方，位于田坑广节营后山，是凭借高处眺望远方的地方。宋绍兴初年，叶文、叶武率一万多人从小路入侵，郡守张建把这里作为侦察哨所，并由招捕使陈重建造。广节营在城西田坑、广济桥一带。保节十五营在招福坊。保节十六营在建安门内。保节十七营在仰爱堂旁边；以上三营都在城东。牢城营：据《宋史》记载，各路厢兵的名称，从骑射到牢城，共有一百二十三种。其中有的因事招募人员、编组设立新额，有的负责工作、榷酤、陆运、传送、道路、山险、桥梁、驿传、牧马、堤防、堰埭以及剩员值守牢城，所用的都是等待发配的罪犯。壮城专门修治城墙和城防，不承担其他差役。宁节营上、下二营，都在城西登俊坊。威果营在城西北田坑上，共七营，都建于宋端平年间，由郡守董洪修建。关隘。黄墩关隘，在城西二十五里。麻州头关隘，在城北梅岐里。寨。

译卤水岭寨，在城西长砂上里。寨后靠山、前临溪流，山壁上下陡立万仞，道路仅能通行步行者，险要处有数道曲折。这里是招捕使陈寨的驻所；它与中军帐、鹅鼻头尖寨一样，都是因警报而设置的，并不像各营寨那样属于常设编制。鹅鼻头尖寨，在城北考窠岭上十三峰一带，平地上耸立十多丈。中间有便道通往郡城中军帐，后面通向峡阳，前面通向溪源等地。有邻近地区发生警情时，就驻扎在这里侦察瞭望。该寨建于建炎年间，由郡守张建修建。湖头寨，在城东十里，面向溪流、背靠山岭，前面建有浮桥。宋建炎年间，[原文“彻入寇”疑有讹误]，郡守张在这里设下伏兵，将其射杀。阳门寨建于宋元丰三年，隶属剑津县左翼军。桐岭寨在城西梧桐岭，宋嘉定七年由提举刘允济修建。峡寨在峡镇上，建于宋元丰三年。弓兵营在城内将顺门外，宋嘉定五年由郡守陈宓、县尉张元简修建。过了两年，毁于洪水；端平三年，郡守董洪、县令赵希綮重建。附：已废的四镇。罗源镇，在城西，隔岸就是罗源。西津镇，在沙水、顺水合流的地方。东津镇，在城东凿滩一带，是范迪简居住的地方。静江镇，即今峡巡检司所在处。元初以军队增设各路戍守，有万户、翼万户，府县设有千户所，另有巡军、弓手，一并隶属巡检司。当时福建有畲军制度，但已无从考察。明代兵制，第一类叫卫兵。洪武初年，从京师直到郡县，都设置卫所。延平卫隶属福建行都司，设前、后、左、右、中五个千户所；每个所、卫设置旗军，共五千六百人。征取士兵的方法，有的挑选民户壮丁，有的从其他省调来，有的把获罪徒犯编入军伍，均登记为世袭军籍。守城的称为见操军，把守关隘、巡查河道的称为拨差军。孔志记载：把巡处共有八处：坵墩、秋竹各二十人，砂溪三十人，诏州十三人，桔溪、茶洋二十一人，龙源二十四人，尤溪口十五人；每处派官一员，每三个月轮换一次。每月发给米粮：普通军士八斗，小旗九斗六升，总旗一石二斗，在丰衍仓支取。又征取籍没财产和废弃寺院的田地，分给各所军士的一半屯田耕种，每人授田三十二亩。游志记载：屯田共九所。左所二处，一处在永安，一处在闽县；右所二处，一处在永福，一处在闽清；中所二处，一处在怀安，一处在永福；前所二处，一处在侯官，一处在怀安；后所一处，在侯官。原定共四地五百二十四顷五十七亩八分四厘，后来增加三十七顷二亩六分七厘。每处缴纳赋税六石，征收正银二钱五分、耗银一分一厘。用米缴入仓库叫本色，用银缴给官府叫折色，依土地远近规定。凡甲胄、兵器之类，都由本卫军匠制造，器物有固定式样和规定数量。无事时登记后收藏入库，有事时发出交给士兵，事情结束后再归还入库。铳、炮、火药之类，则设置专局收藏。卫所军队轮番赴京师，称为班军。明初重视武备，军政整顿严明。都指挥使与布政使、按察使并称三司，是镇守一方的大臣、掌握军政要务的重臣，文武官职也没有固定界限。正德以来，军职冒滥，受到世人轻视；兵帅如同走卒，加上隐占军额、虚报冒领等弊病。嘉靖年间，延平卫现存守城操练军一千九百八十二名，拨出屯田九所的军士一千七百五十名。然而大多只是名义上列入军伍，私下学习其他技艺，充任别的差役，把它作为谋取衣食的办法，估计超过一半。操练时便应名操演击刺、抽旋、超距等姿态，盛装显示仪仗，以便暂时逃避责罚；事后又照旧从事其他行业，终于不足以承担作战守御任务，却还想责令他们御敌建功，实在困难了！第一类是弓兵。宋、元时期都设置，明代沿用。凡是要害之处，都设置巡检、巡缉机构，征集民间壮丁服役。南平峡、大历两巡检司各有弓兵三十人，并免除其家中的差役。孝宗时，以田赋确定差役，官府发给饷银。每名民兵每年发银七两二钱，而民间雇佣费用则增加一倍。嘉靖末年，倭寇侵扰，军门因各巡检司的弓兵大多逃亡，议定减少人数，征收多余经费以充军饷，供给客兵。弓兵这种兵制，实际上只剩下名义。第一类是民兵，即民壮，有时也称机兵。洪武初年沿用元代制度，设营统领民兵万户府；后来听从山西行都司的建议，允许边地百姓自备军械，结团防守边境。闽、浙地区苦于倭寇，指挥方谦请求把壮丁较多的民户登记为军户；不久又担心祸及邻里，诏令闽、浙两地互相迁徙。当时已经使用民兵，但还不是招募制度。正统二年才开始招募各地剩余民壮中愿意自愿效力的人。正统十四年，命令地方各自招募民壮，随处操练，遇到警报便调遣。景泰年间，掌兵者建议，凡临敌时损失一名以上军士的，与失机罪同罪，于是设置机兵。官府供给鞍马、器械，按时训练，以备使用，并免除本户的丁粮。每户又免粮五石，每户免二丁。弘治二年，制定佥选民壮的办法。凡州县辖地七八百里者，每里佥选五人；五百里者四人；三百里以上者二人。[原文“汜三百里以上二人”句式疑有脱误]南平共佥选二百五十名，春、夏、秋三个月各操练两次，冬季操练三次；遇到警报便调遣。官府发给行军粮食，而工食则从里甲丁粮中发放，每年七两二钱。起初称为快手，每十年轮换一代，后来改称民壮。正德年间，工食改从田赋中支取，服役者领取雇佣钱，官府每年发给，用来守卫关隘、追捕盗贼，由巡捕官督率，这也是宋代乡兵遗留下来的制度。久而久之，只征收工食、雇人服役，称为募兵。嘉靖末年，军门又从其中选取标兵，隶属自己麾下，上奏增加其工食，却减少人数。每名加倍征收工食十四两四钱；选取其中一半编为团操兵的，每名工食十两八钱半；担任防守的，每名工食七两二钱；其余全部充作军饷。大概当时平定倭寇以后，主管者认为土著兵和卫所兵都不能使用，而戚继光平定福建倭寇时，使用的全是浙兵。于是福建善后防备的军队，大多每年从金华调来，称为客兵。因此卫兵废弛而不整顿，又重新建立民兵；民兵训练日益松弛，反而转而依靠客兵。这是在法律之外另立法律，在弊病之中滋生新的弊病，只是徒然剥削百姓，使自身更加困弊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三百里〕 崇祯年间，裁撤机兵四十名，同时裁减工食一千四百二十两有余，机兵也只剩下名义而已。

译第一类是土兵。据考《明史》，卫所之外，郡县有民壮，边郡有土兵。南平原来没有设置。嘉靖年间，宁洋山寇突然发动侵扰，尤溪、永安、大田的百姓都受到祸害。郡守周贤宣设法招抚，得到四百三十人，在水南建立营寨；每人每月发给口粮，由三名头目、一名把总统领，又增设机兵五十人，对他们进行团练，命名为南营。清代废除原有兵制。顺治初年，延平卫设置掌印守备，下辖左、右、中、前、后五所，各设千总、百总。后来专门使用镇兵，延平协设置副将，统辖左、右两营，马兵、步兵和守兵共一千六百二十六名。乾隆三年，两营各裁减步战兵二名、守兵二名，拨归福州城守左军，并新设屏南汛。乾隆八年，两营各裁减步战兵一名、守兵一名，拨归诏安营，并新设花岭汛。现在左营马战兵八十一名，其中五十七名驻守城内；步战兵二百九十五名，其中一百四十七名驻守城内；守兵四百二十六名，其中一百一十五名驻守城内。以上马、步战兵和守兵，扣除各官养廉银及公粮后，实际驻城共二百八十五名，其余拨往各塘以及顺昌、将乐、尤溪三县。官用马三十二匹，兵用战马八十一匹，每年所需俸饷及闰月银共一万五千七百一十五两五分六厘八毫。右营马战兵八十一名，其中五十七名驻城；步战兵二百九十五名，其中一百四十三名驻城；守兵四百二十六名，其中一百四十名驻城。以上马、步战兵和守兵，扣除各官养廉银、公粮以及另行贴补各塘的防守费用后，实际驻城共二百六十六名，其余拨往各塘以及沙县、永安、尤溪三县。官用马二十匹，兵用战马八十匹，每年所需俸饷及闰月银共一万五千二百二十两九钱四分八毫。兵米。[原文“见田武注”疑为注文或错字，无法确定]雍正七年，奉皇帝上谕：朕为在京八旗兵丁，已经尽心筹划。他们家中如果有婚嫁、丧葬等吉凶之事，需要用钱却无处筹措，一时陷入困窘，实在令人怜悯！特从内库拨给银两，命王公大臣等经营生息，以备兵丁一时之需。如今想到外省驻防的满洲、汉军兵丁等，也应一体施恩。江宁、杭州、西安、京口、荆州、广东、福建、宁夏右卫共九处，每处赏银二万两；天津、河南、潼关、下浦、城都共五处，每处赏银一万两。都从布政司库中支给，交给该处将军、副都统等共同储存，经营生息。如果驻防兵丁家中有吉凶之事，就酌量用利息银赏给，以帮助他们使用。延平两营于雍正十年领取帑本银三千二百二十八两，开设广恩当店，经营生息。因当铺利息微薄，乾隆三年将银款移交盐道衙门，借给盐商廖恩光等代为运作；又于乾隆九年，将剩余利息银四百五十两给当商林密等领运。又奉文规定，自乾隆十四年起归还司库原本；现在以利息作为本金，共计银三千六百七十八两。每两每月利息一分五厘，应收利息银六百六十二两四分；遇吉事每次赏银三两，遇凶事每次赏银四两。副总府在天河边坊，旧址在酒务巷。清康熙五十年毁坏，迁驻到现在的地方。旧址改作箭道。都司署在天河边坊，原为右营守府，嘉庆年间新设。左营守府在梅山寺坊，嘉庆年间迁驻将乐。右营守府在天河边坊，现为都司署。嘉庆年间，本营迁驻永安。千把公署在迎仙坊，原为广恩当铺，现已废弃。提镇行台在酒务巷坊，位于较武圃场内。演武场就是较场，在县治东门外演仙下里，周围一百一十丈八尺。原属民田，设置较场后，按苗派给演仙里，每六升按七升计算；如今所说的七升，就是该地的田粮数。旧时马道不平，演武厅也已朽坏；乾隆二十三年，副将李如筠、知县赵爱各自捐出俸禄，重建房屋二十四间，并建东边打靶亭一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丈〕 教武圃场就是箭道，在酒务巷坊，原为旧协署的地基。乾隆年间，副将李如筠因城外演武场路远，便经常在此率领士兵和武官比试射箭，过去称为射圃；三十年后才改为现在的名称。火药库在普通寺左侧，即三皇殿旧址。原来在北镇街十烈祠旁。康熙五十四年，知府任宗延迁建于此；民国时由官产处变卖。军装库在酒务巷坊，原为旧协镇署，乾隆三十年由协镇李如筠修建。威远楼在北门城墙的女墙上，位置最高，可以远望，又名敌楼。窝铺环绕城墙，共六十四所；左边的隶属左营，右边的隶属右营。炮台环绕城墙，共三十二座；左边的隶属左营，右边的隶属右营。炮位没有炮房，炮械收藏在城楼中。大东门六位，小东门七位，延福门二位，西门五位，南门三位，北门七位。水陆塘汛：康熙五年，总督张朝璘发文命令府县，凡水陆险要之处，每十里设置一座塘房和望楼，派兵驻守。每个险要处派十人，山僻处派五人；巡查水路时，上下往来的船只如果遇到天晚，就停泊在湾中，安排更夫防护。陆路商贾经过时，务必保证安全无虞。这些兵员都从延平营的常设编制中拨出。左营管辖二十五塘，共有士兵一百一十名；扣除养廉银和公粮所占人员后，实际一百零一名。南路。陆塘水东底，三名。十里庵，五名。麻梨，五名。安济，五名。桔溪，五名。金沙，五名。茶洋，五名。岳溪，五名。龙源，五名。清风，五名。武步，五名。峡，六名；外委一员，跟丁一名。水塘土埠州，二名。九里潭，二名。蛟坑，二名。铁场，二名。漳湖坂，二名；千总一员，跟丁五名，字识一名。以上各处通往赴省的道路。山塘罗源，二名。鸠源，二名。大盖，二名。龙岩寨，三名。以上各处通往尤溪的道路。双髻鸦，三名。巨口，三名。遵教，三名。大演，三名。右营管辖三十一塘，共有士兵一百零六名；扣除养廉银和公粮所占人员后，实际士兵九十六名。东路。

译陆塘水东，三名。坵墩，五名。上京，五名。高桐，五名。大横，五名；外委一员，跟丁一名。水塘埂埕，三名。黯淡滩，三名。以上各处通往建宁府的道路。西路。陆塘南门，三名。秋竹，二名。西芹，二名。发竹，二名。砂溪，五名。渡头，二名。青州峡，三名。水塘渔船窟，二名。以上各处通往沙县的道路。北路。陆塘城门衕，二名。吴坑，二名。王台，四名；千总一员，跟丁五名，字识一名。紫岭坝，二名。樟槎，二名。筼筜，二名。三连，三名。水塘鸬鹚口，二名。浪石，二名。峡阳，二名。诏口，二名。燕子岩，二名。王埠，二名。高梧，二名。以上各处通往顺昌县的道路。山塘长窠岭，三名。岩头亭，三名。以上各处通往峡阳的道路。嘉庆十二年十二月，知县杨桂森捐出俸禄新建腰塘九座，位置在西北路；详细说明拨派士兵防守，督促缉捕奸邪盗匪。沙溪上，设绥靖塘。渡头上，设泰安塘。又在沙溪上设永靖塘。城门衕上，设永宁塘。吴坑上，设永安塘。王台上，设兴福塘。紫岭上，设新兴塘。樟槎上，设长安塘。筼簹上接联升塘。马塘、水陆塘以外，水东、清风两处各增设马兵四名，用来接递提督的奏折和差使。遇到军政年时，在峡、清风、岳溪、金砂、安济、十里庵、上京、大横，以及西路南门底塘、西芹、沙溪、王台、樟槎、洋坑尾等处，每隔二十里增设马兵二名。台湾平定以后，内地各营抽调士兵驻守各个汛地，轮流更换值守，三年更换一次。左营步战守兵 第一班，拨往台湾城守营左军二十二名，南路下淡水营十二名，北路中营十三名，左营四名，右营十名。第二班，拨往台湾镇中营二十六名，左营三十六名，右营四十一名，北路淡水营十名。马班原来派的是马兵，因为台湾没有马匹，每一名马兵改作三名守兵。拨往台湾镇右营三名，七路中营四名，左营三名，右营二名，北路淡水营五名。以上战兵、守兵共一百九十一名，郡汛拨六十三名，塘汛拨二十名，其余拨往顺昌、将乐、尤溪各汛。右营步战守兵 第一班，拨往台湾城守营左军二十二名，南路下淡水营十一名，北路中营十四名，左营九名，右营六名。第二班，拨往台湾镇中营三名，左营七名，右营十二名。第三班，拨往台湾镇中营二十三名，左营二十五名，右营三十三名，北路淡水营九名。马班与左营相同。拨往台湾右营三名，北路中营四名，左营三名，右营二名，北路淡水营四名。以上战兵、守兵共一百九十一名，郡汛拨五十八名，塘汛拨二十三名，其余拨往沙县、永安、大田各汛。雍正二年，奉上谕：前往台湾换班的兵丁，驻守海外的险要疆域，粮饷在台湾支给。他们留在内地的家属，如果没有力量供养，那么服役的兵丁必然会因此分心并受困苦劳累，朕对此十分怜恤！每月由各户发给米一斗，用来供养家属。内地米粮不足时，即动用台湾储存的米粮，连同船价一并核算，雇船运到厦门，交给地方官，亲自按户发放，务必使各户均能得到实际的利益。雍正七年，奉上谕：福建台湾驻防的兵丁，他们的父母妻子留在内地，先前已经施恩，每月发给米粮，作为供养费用。听说台湾兵的惯例是，每月从所领钱粮中留出五钱在内地，用来供养家属。朕想到兵丁远渡海洋，所得饷银又被扣除一部分来养家，恐怕他们自身的用度会有所不足。现在特降恩典，给驻台湾的兵丁每年赏银四万两，专供在内地的家属使用。命总督等均匀分派，按期发放，使兵丁自身的饮食用度能够宽裕，而留在内地的父母妻子也能得到供养，以表达朕体恤士兵、赏赐劳苦的至意！现在驻防兵每人发给路费银一两五钱，每月供养家属米一斗，折银九分；每季供给银八钱四分八厘五毫八丝，不分战兵、守兵，一律发放。道光元年七月奉文，裁撤马战兵十名。二年奉文，裁除马步战守兵二十八名。咸丰二年正月奉文，裁减马兵、改为步兵四十名。同治六年正月奉文，实行裁兵加饷案，其中裁兵五成。共裁减马步战守兵三百零五名，另设字识五十六名、号令手一十四名。十三年六月奉文，抽调赴镇武右营的战守兵一百六十五名；其中拨往台湾的兵，换班到十二年为止。光绪十二年奉文，裁兵一成，战守兵二十四名。二十二年四月奉文，马兵改按步兵标准领取饷银。二十三年先后奉文，裁减制兵二成，马步战守兵四十八名。二十三年六月又奉文，裁减字号二成，裁除字识十名、号令手二名。二十七年七月奉檄，均匀裁减，以抵补抚标练勇四名。二十九年十二月奉文，字识、号令手一概裁撤。三十三年六月奉文，裁撤都司一员，裁兵四成。共裁减战守兵四十四名，尚存战兵一百二十名，其中左营存城四十名、塘汛十三名；右营存城五十五名、塘汛十二名。镇武营练兵五百名，清同治十三年编练，原属延平协兼统，驻扎在东门大教场，后来迁到教场后面的纱帽山。福安水军于清同治四年由总督左宗棠奏准开办，设置管带官、哨官，把炮船分布在上游内河各处要地。光绪年间，归延建邵道兼统。祥胜军，光绪二十三年由福建陆军统领孙道仁委任管带官率领一营士兵，驻扎在延平城东小教场；兵房由士兵自己筑成，后来改称福强军。民国

译省警备队士兵，归建宁府统领官徐镜清统领，派营带官一名、士兵一百名，驻扎在延城普通寺。县警备队由县长管辖，设置队官一名、巡官一名、士兵四十名。水上警察，民国四年设立，南平设分署长一名、巡官一名、士兵××名。《实业志》第十五 从前管子治理齐国，士、农、工、商四民各有职业：市场设三乡，工匠设三族，湖泽设三虞，山林设三衡。使海泽有堤防，沟渠在有水洲的地方得到疏通，山林四周设有牢固的围护。因此把东莱的鱼盐利益流通起来，财富超过诸侯。所以他说：“山泽能够防救火灾，草木能够栽种成长，这是国家的财富。沟渠在狭窄障碍处能够疏通，水流安定地蓄藏，这是国家的财富。桑麻种植在田野，五谷适宜当地生长，这是国家的财富。六畜在家中繁育，瓜瓠、荤菜和各种果实都齐备，这是国家的财富。”然而先王的政令，由太宰以九种职业安排百姓：第一，三农生产九谷；第二，园圃培育草木；第三，虞衡管理山泽；第四，薮牧繁育鸟兽；第五，百工整治和制造八种材料；第六，商贾使财货丰盛；第七，嫔妇治理丝麻；第八，臣妾采集疏材；第九，闲民没有固定职业，随着需要转移从事各种事务。司徒向各诸侯国、都城和乡邑颁布十二类职业，又加上学习技艺、世代承袭的事务和服事工作，从来都是纤细详尽、完备周全的，因为担心百姓失去职业。孟子把这些道理举出来告诉齐国、梁国的君主，于是王道的始末就全备了。自古以来有道的君主，没有不重视农业、看重粮食，发展商业、优待工匠的，使农民安心在田地里，妇女安心在乡里，工匠安心在官府，商贾安心在店铺，行旅安心在道路上。这是因为征取百姓财物有制度，盗寇不兴，所以农民遵循祖先开辟的田地，工匠使用高祖、曾祖传下的规矩和尺度。开始有人驾车牵牛、从事经商来供养父母，平民在官府任职，俸禄足以代替耕种所得，织机上的经纬线不再因空置而使人叹息，驺虞也将歌唱那茂盛萌发的草木。这不只是《虞书》所说的六府、《洪范》所说的八政，也是中国谈论实业的先声。近来观察西方各国，它们以商业开创国家，而农业方面的讲求也日益完备。至于从动物获取肥料，制造机器代替犁锄，中国确实有所不及。中国农民大多贫困，靠借贷来耕作，其中大半替豪强富户佣作租种，不像西方都是贵族豪富自行经营自己的产业。他们在盐碱荒地上开垦，在万里之外种植；牛羊充满山谷，林木遮蔽原野；凿山开隧道，淘金炼铁，五种矿物熔炼开采，工艺如神工鬼斧，各种技术争奇斗巧。役使水力、火力来辅助机器，借助风力、电力来发挥神奇作用。因此他们制造的器物精良，木、石、金、铁转眼就能制成器具。纺织业获利丰厚，丝、絮、羽毛的花样每天更新。又从邻近国家取得生货，制成品遍布中原。工匠聚集，商贾云集。人们只知羡慕西方实业的兴盛，认为那不是我国所能达到的。却不知道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从科学发明开始的。看它们研究声学、光学，有电学、化学，有测量计算学，有几何、图画学，甚至聋、哑、跛、盲者也都有相应的学问。因此国家没有游荡失业的人，田野没有荒废的土地，生财之道就广阔了。现在中国想要扩大实业，必须先明白这些学问，而且还要有最大的资本作为先后开展各项事业的基础，然后才谈得上发展实业。虽然如此，外国的实业在于联合群体，中国的实业在于各人自食其力，使每个人各自掌握一门技艺，能够凭此成名；一家五口就可以不挨饿。经典说：“顺应上天的时令，利用上天的利益，谨慎修身、节省费用，以供养父母。”这大概说的就是平民吧。南平承继道学的遗教，读书人以季次、原宪的操守相互砥砺。但他们的生活资粮淡薄，有的还靠替人抄书来维持自己，读书人处境就是这样艰难！如今崇尚学堂，不是学习新学的读书人，就不允许进入其中。可是四方乡村风气尚未开通，学校还不能普遍设立，贫寒的读书人和有学问的老儒生，想求得一个席位却求不到。若靠耕种谋食，由于山多田少，收获不足以养活五个人。县城处在闽越交通要道上，应该成为一方货物集散之地。上游的百货，向东从南雅、房村运出，向西从上洋、沙、永运出，向南抵达省城；想设置一个转运码头，却没有办法平抑物价，居民既不善于经营，又害怕出远门。鱼、盐、布帛、药材以及洋货、广货等商人，全都是外乡客商。至于各种工匠，偶尔有一两户居住本地，但也实在太少了。府中的吏员、书吏和差役，只有居住城中的人较多，常有人员拥挤的忧患。地方物产种类不少：新兴、梅西、峡阳、梅南一带多产茶，但如今逐渐稀少；罗源、云盖、太平、余庆一带多产笋，百姓以笋为业；演仙、瀛州、金砂、保福、大源内外一带多产纸，百姓以造纸为业；深谷密林之中多产蕈。蕈并不是自然生长的，而是砍伐树木直到断根，再把树段砍成鱼鳞状，经过霜雪和冬日暖阳，便会成堆生长出来。这些都是浙东人从事的行业，本地人前去探问，他们却秘而不肯传授。沿着溪涧、向阳的山地多产杉木，棚民和山主合伙经营；这是十年才能见效的事业，也只有富裕人家能够优先经营。浇灌菜园、蓄养池塘，城近居民很能从中获利。烟草过去多，现在少了。洋靛最近开始盛行，种植的人日益增多，山边偏僻之处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蚕桑的利益过去从未听说。棉花种植也很少，因为不熟悉灌溉方法。同治六年，郡守赵樾芗曾刊印《种棉说》，在城乡劝导百姓种植，但没有老农加以指导，所以最终没有推行。至于工艺，是用来生财并满足日用的，更是当前最急迫的事务。宣统初年，上级命令在县治小教场设立工艺所，新建了墙屋。六县流徒犯都押解到这里，命令他们入所学习织带等技艺，售出产品后把所得利润发给他们；委派府经历办理此事，每县令各出费银一百两。至于口粮，则按人数多少由各县解送供给。到宣统三年九月光复时，所内的徒犯全部逃走，于是工艺所废止。民国三年，北路观察使蔡凤把振兴实业作为自己的责任，在旧箭道和西门外创设第一、第二工艺传习所，沿用旧屋加以修葺，并增建楼房。聘请技师，分别教授藤竹科、木科、油漆科，仿制胰皂，招收各属子弟学习，历届毕业生的成绩都很好。所制藤器、木器、漆器等器具，精致坚固，很值得观赏；胰皂也畅销外地。民国五年，把第一工艺所迁到建瓯，以便学生就学，工艺教育的推广也更加扩大。又感慨洋布传入后纺织业衰废，另在天官岭设立纺织局，筹集资金倡办，并增加绅士股份。由本县绅士潘祖彝、陈德章主管此事，计划织成若干种爱国布绸和洋毛巾，自制织机，受到购买者称赞。

译艺徒学成后，回家传授给家人，不久家家户户都响起织机轧轧的声音，成效尤其迅速。我国最大的利益在农业，其次在蚕桑。蔡观察使开始购买浙江、广东的桑苗和蚕种，分发给本地人，劝导督促他们发展蚕桑。当地人很怀疑上游的山川气候不适合蚕桑，只有内政务科长梁淇祥是广东人，对蚕桑很有心得；他买地种桑，如今已经长成桑林，桑叶肥大，和浙江、广东所产的没有一点不同。他建了几间房屋，用作养蚕缫丝之所，每年所得蚕丝一百多两，色白、纤细而柔软。从二月到秋天，一年养蚕三批，售价颇有盈利，由此可见本地并非不适合蚕桑。然而本地森林资源之丰富，本来居全福建之首；松、杉、猫竹尤其多，其次是椮、桐、乌桕，可作油料；梓、楠可制器具；枫、樟可制香料，到处都有。此前王台、官山有大片荒地，荒草覆盖蔓延，蔡观察使于是开辟为建安道苗圃，成绩优良，多次得到省里嘉奖。可惜上游懂得造林知识的人极少，民国七年在县城创设甲种森林学校，聘请留学海外林业大学毕业生担任主任教员，希望培养造林人才。至于园林果木，近来人们多种李树，达到几千株，果实累累，不只是南营道所产的李子好。桔、柚、橙、柿各乡都有出产。至于北路的杨梅、林檎，比其他地方的更好；这些种植业也可以帮助农业。我们县重山叠嶂，矿产积聚，应该很丰富，只是灰矿很早就已开采，如上下场从清朝前期开始，已经有几十年了。马头山和董坑的灰矿过去曾封禁，到民国初年才准许开采烧炼。煤矿、铁矿还没有发现。铜矿最初在枣兜村发现，外来居民租赁民间山地开采，虽然已有几年，但还没有很大发展。总的说来，这里土地广阔、人口稀少，荒地到处可见，资源尚未开发，实在可惜！因此把大概情况列举记载下来。【注】（一）驺虞：古代乐曲名。（二）六府：古代掌管府库的官职。（三）八政：古代八种政事，指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见《尚书·洪范》。（四）泰西：就是极西方，旧时用来称呼西方国家，一般指欧洲、美洲各国。《交通志》第十六 从前，圣人制作器物、取法自然形象，是为了满足百姓的使用需要。所以《易经·系辞》说：“剖开木头制成船，削尖木头制成桨，船和桨的便利，可以渡过不能通行的地方、到达远方，使天下得到便利。这大概取法于《涣》卦。驾牛乘马，牵引重物到达远方，使天下得到便利。这大概取法于《随》卦。”舟船和车舆的制度，起源已经很久远了。后来疆域日益扩大，往来日益频繁。越裳前来进贡，于是制造了指南车；吴越相互攻伐，于是有了余皇战船的号呼。又如行夫，掌管传递事务；象胥学习夷狄的语言，用来沟通阻塞、交往远方之人。《春秋左氏传》记载，晋侯用传车召伯宗，祁奚乘驲车去见宣子，郑国弦高派使者骑快马急忙向郑国报告；唐代刘晏治理漕运赋税，命令快脚传递消息，以察看各地丰歉；宋代郑侠通过马递上呈流民图，这些都是在仓促情况下传达实情。明代制度规定，达官奉命出使，有乘驿传车的惯例，后来转而成为百姓的户役负担。清初才开始革除这种制度，但南平地处交通要道，原来管辖五个驿站，供应驿站厨传的费用又成为官府的负担。嘉庆丁卯年，有关官员向上级请求，作为均衡劳逸的办法，请闽清负责水口，古田负责黄田峡，南平负责茶洋、剑浦，建安负责大横、太平。又请求仿照古田均匀帮办的例子，每年均匀帮办银三千两。从此，赔垫亏空的弊端消除了。不过上下传递文书都靠脚力，旧时有走递夫、京报夫、塘递夫等名目。到光绪九年间，福建才开始办理电报，南平在马站设立电报局。二十九年，又在城中设立邮政局，并在各市镇设置分柜，这就是邮电事业的开端。民国初年，驿站全部废除，公私文件和书信，紧要的多用电报传达，平常的交给邮政，传送迅速，商民都称便利；但可惜其中的利益大多被外国人攫取。如今归政府自行办理，对财政颇有补益。我们县溪流陡急，滩石密布；上游要拉纤绳，绵延不断，行人肩背相摩；下游则水势一泻千尺，船行如箭，却仍时时有倾覆的危险！因此小轮船只能航行到水口为止。至于设置火车铁路，受到重山险阻、危崖峭壁的限制，开拓并不容易。路线测量虽然已经有了规划，但工程浩大、费用繁多，主管方面也无可奈何。所以把邮电已经实现的情况列在本篇中。【校】（一）“无如”：原本作“无知”，今据改正。明清邮驿

译剑浦驿旧时在建宁门溪东，明嘉靖十三年，同知张真迁建到延福门内。康熙三十八年归县管辖，设在延福门城楼；如今仍迁回溪东马站。向上到大横四十里，向下到茶洋七十里。留设赡夫一百三十名，走递夫十名，兜夫十五名，新设京报夫二名，又设塘递夫二名。大横驿在县东汾常里。洪武初年建景泰门，驿丞冯清重建。乾隆二十年归县管辖，向上到太平四十里，向下到剑浦四十里。留设赡夫一百名，走递夫八名，兜夫十五名，新设京报夫二名，又设塘递夫二名。有萨都剌的诗，见《艺文》。茶洋驿在县治东南金砂里。宋代称金砂驿，元代改为今名。洪武年间知县刘居信修建，景泰年间多次重建。万历己卯年被洪水冲毁，知县刘兆元重建；乾隆二十年归县管辖，向上到剑浦七十里，向下到峡四十里。留设赡夫一百名，走递夫八名，兜夫十五名，新设京报夫二名，又设塘递夫二名。有萨都剌的诗，见《艺文》。峡驿在县东南长安北里，原由峡司代理；乾隆二十一年归县管辖，向上到茶洋四十里，向下到古田县黄田四十里。留设赡夫一百名，走递夫六名，兜夫十五名，新设京报夫二名，又设递夫二名，如今名为清风驿。王台驿在县西天竺里。宋代称站，元代沿用。洪武初年改为今名；成化年间，知府王范发檄命县丞郑贤，换用民地重建，后来坍塌。清朝重新设置但没有建成，雍正九年归县管辖，向上到剑浦七十里，向下到顺昌县双峰六十里。留设赡夫一十名，走递夫三名。以上五个驿站，共设置夫役五百三十五名；每年定额发给夫役食银三千八百一十两，遇到闰年，加发定额银三百一十七两五钱。据考，南平山多地瘠，不产马匹牲畜，驿站传递全靠脚力。过去负责大横、剑浦、茶洋、峡四个驿站和西路王台一个驿站，历任官员都被五驿拖累。听说往日台湾林逆作乱时，浙江军队经过境内，长官都躲到寺院里；仓库和府库的储存，动辄耗损短缺数万。清嘉庆丁卯年，有关官员向上级请求，作为均衡劳逸的办法，请闽清负责水口，古田负责黄田、峡，南平负责茶洋、剑浦，建安负责大横、太平。又请求仿照古田均匀帮办的旧例，每年均匀帮办钱三千两；上级批准了，后来统一裁减。驿馆 旧时有大横公馆，在汾常里，嘉靖年间知府裴椿设立。金沟公馆在城东仁州里，嘉靖年间知府彭澄设立。王台公馆在本驿前，由知县伍伟设立，如今已废。发竹公馆在县西长砂上里，由知县伍伟设立。武林公馆在县南长安北里，由知县张焘设立。茶洋公馆 西芹税馆先在长砂里，后来迁到天竺里王台馆。如今全都裁撤了。铺附 府前总铺，定额设置铺兵九名，分段传递文书。城东铺向下到倪铺十里，城西铺向上到秋竹铺十里。按季度发给，每季银十九两二钱五分一厘。东路城东铺，十里到福州路。坵墩铺，十里，到建宁路。上京铺，十里，另名金沟。高桐铺，十五里，属仁州里。大横铺，十里，属汾常里。以上五铺，每铺定额设置铺兵七名，每铺每季各发银一十四两九钱七分三厘。西路城西铺，通往邵武、汀州路。沙溪铺，十里。以上两铺，每铺定额设置铺兵六名，每铺每季各发银一十二两八钱三分四厘。秋竹铺，十里，属罗源里。西芹铺，十里，属长砂上里。发竹铺，十里，属长砂上里。吴坑铺，十里，属天竺里。王台铺，十里，属天竺里。樟槎铺，十里，属资福里。筼铺，十里，属资福里。三连铺，十里，属建兴里。以上八铺，每铺定额设置铺兵五名，每铺每季各发银一十两六钱九分五厘。南路倪坑铺，十里，属崇福里。安济铺，十里，属崇福里。吉溪铺，十里，属迁乔里。金砂，十里。茶洋铺，十里，属金砂里。白砂铺，十里，属金砂里。龙源铺，十里，属长安北里。清风铺，十里，属长安北里。武步铺，十里，属长安北里。峡铺，十里，属长安南里。以上十铺，每铺定额设置铺兵七名，每铺每季各发银一十四两九钱七分三厘。东、西、南三路二十六铺，共有铺兵一百六十六名；全年定额工食银以及均匀闰月并带征的银两，共一千四百二十两零二钱九分六厘。分四季发放，每季发银三百五十五两零七分四厘，每名应发银二两一钱三分九厘。此外还有罗源铺，属罗源里。鸠源铺，属云盖里。大盖铺，属云盖里。岭头铺，在尤溪界。通往尤溪的是山路，不属于大道通行的区域。冷铺设在城的四角和人烟聚集的地方，每十多户设置一所。里面存放灭火器具，半夜轮流值宿，以防备紧急情况，同时兼防盗贼，如今已经废止。据考，宋绍熙年间，太守胡舜创立水铺来防火，冷铺就是继承了这一遗意。清代府、县衙门前各备有应援旗号、大小桶楻，蓄水以备扑灭火灾，大概就是由此而来。电邮。

译电报局始设于清光绪九年，最初设在马站，由各官署按月捐助报费，并以电报生管理。到民国二年，才把电线铺过河通到城内，租用民房设局，不久迁到旧县署监狱的旧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2月〕 邮政局始设于清光绪二十九年，起初设分柜，租用清泰坊的商店，后来迁到左三坊，改称分局。【校】1.“两”：原本写作“里”字，今据改正。2.“按月”：原本写作“接月”，今据改正。《外交志》第十七 从前周文王凭借方圆百里的土地，取得天下三分之二。大国畏惧他的威势，小国感念他的恩德。所以《诗经》说：“虞、芮两国争讼得到解决，文王因此振奋而兴起。”《大学》说，他同国人交往，归结为诚信。大概人们所愿意帮助的，就是守信的人。依凭诚信行事，就能使近处的人喜悦、远方的人来归。春秋以后，诸侯结盟会见日益频繁，尤其重视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郑国善于措辞应对，诸侯都依赖它；鲁国以秉持礼制著称，大国因此庇护它。这也是善于外交的明显征验。所以孟子说：“只有仁德的人才能以大国侍奉小国，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以小国侍奉大国。”又说：“小国役使大国，弱国役使强国，这两种情形都是天意；顺应天意的就能生存，违逆天意的就会灭亡。”他告诫滕国国君时又说：“只要努力行善罢了。怎样行善呢？国家处于安定有余的时期，就趁这时明确政令刑法，即使大国也一定会畏惧它。”当时的国君不能明察，因此泗水一带的十二个诸侯国最终并入六国，六国最终又并入秦国；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侍奉秦国的过错，祸患在于不能使自己强大罢了。中国自秦统一诸侯、向北击退匈奴、向南平定百粤以后，声威震撼偏远地区。汉初答应与匈奴和亲，汉武帝命将出师，向北追击到大漠以北，匈奴终于被击败，于是打通西域，斩断了匈奴的右臂。唐朝平定突厥，四方少数民族前来朝见。唐肃宗、代宗借助回纥军队平定安史之乱，难道不都是得力于外交吗？宋朝的外交确实是失策，秦桧因主张议和而误国，贾似道又因忌讳议和而误国。明太祖英武，驱逐元朝势力，使其向北迁徙。明朝末年，西洋、荷兰等国开始进入沿海岛屿，成为通商泛滥的开端。清朝开始通商时，仅限于粤东澳门；后来签订江宁条约，于是允许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租设界地作为商埠，但仅限通商口岸，不得擅自进入各州县。那时教堂还没有普遍建立，只有外国人游历时要申请护照通行，这也是在交通往来中寓有种种限制。同治、光绪以来，法国、日本不断挑起争端，中国的藩篱全部撤除，而外交日益棘手。北京开始设置使馆，我国也派遣使节前往驻守。事情以兵戎开始，没有不以玉帛和解结束的。外交以诚信为根本，以国际公法为准绳，能否在酒席间折冲调停，全在于是否选得合适的使臣。中国的宗教，过去一向只有佛教、道教，唐朝才有回教传入。自明朝末年西洋宗教传入以来，南怀仁、窦玛利、汤若望等人，都是西洋杰出人物。但基督教仍未兴盛。同治、光绪初年，南平县还没有教堂，偶尔已经发生教案争端。到了清朝末年，教堂才开始建立。如今洋楼高高耸立，学校兴起，医院开办，教徒遍布乡里；然而人们习以为常，进入其中便随之受到教化，外交事务也更加烦劳有关官员筹虑！由此可以知道世局变化的由来了。所以撰写《外交志》，把这些记载在篇中。【校】（一）虞、芮：古代国名，在今陕西大荔县。

译各国传教堂 天主堂在城内东山头，建于清光绪中叶，里面供奉天主，并有西洋神父居住。耶稣福音堂有两处：一处在盐仓坪，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是美以美会举行礼拜的地方；一处在北镇街山麓的流芳学堂内，也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流芳学堂在北镇街山麓，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是基督教徒教育子弟的地方；民间子弟也都允许入学。西人萌为廉任校长，主持开始营建。淑馨女学堂在北镇街山麓，另有懿德女道学堂；布道师宝师姑、赖师姑、贵师姑先后担任堂主任。两所牧师住屋都在北镇街山麓。吐吡哩医院在紫云冈，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西医苏雅各任医士兼院长。民心堂在大街开平坊路前，建于民国六年，是美以美会阅读报纸、收藏书籍的地方。按：天主教传入南邑，始于清初，到雍正元年又被禁止。从前民间虽然传播这种宗教，但西方人还没有亲近到来。到了光绪中叶，西方人才开始在东山头购买民房，改建为天主堂。至于耶稣教传入，则始于光绪初年。当时有一名闽侯籍教会人员租用小水门的店屋卖书，美国人薛承恩偶然来此布道，儿童聚集围观并滋事，延平守董公、张公先后办理，案件才告结束。从此十多年间，辗转租用过几处房屋。光绪二十三年，又租下绿竹岭民房，作为培元书舍，用作传道学习班兼礼拜场所。此后女布道师宝师姑、赖师姑和萌教士相继来到本地，才开始在盐仓坪、北镇街、紫云冈等地购置土地，于是福音堂、流芳学堂、医院相继建立。后来传播逐渐扩大，凡是外乡镇，如峡阳、王台、下道、畲溪、樟湖坂，无不各有传道场所，两教便在南邑并驾争逐起来。《礼俗志》第十八 先王依据人的情感制定礼，并为礼制定节度和文饰，抑制过度，引导不足。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丈夫守义、妻子顺从，兄长友爱、弟弟敬重，这些叫作礼。作揖谦让、进退举止、应答交往、周旋往来，这些叫作仪。学习仪式却没有实际德行，就叫作不懂礼。所以说，道德仁义没有礼就不能成就；教化训导、端正风俗，没有礼就不完备。礼以合乎时宜为最大，顺理其次；礼还要遵从适宜，办事要依从风俗。既然如此，君子想教化百姓、形成良好风俗，除了礼还能凭借什么呢？百姓生来具有五常之性，却不能没有血气、心智和欲望。好恶取舍、行动静止没有固定不变的状态，会随着上下各阶层的情欲而变化。因此匡正风俗的方法，不能拘泥于已经形成的样子，也不能急于改变其本来的状态。要改变它，必须由主持治理的人端正自己的心，再用端正的心去端正人的心；人心端正了，礼就可以恢复。上面有急功近利之心，下面就有争夺、欺凌、暴虐的习气；上面有恭敬、节俭、谦让的德行，下面就有质朴敦厚的风俗。虽然说靠近城镇的地方风俗浅薄，却往往畏惧法律；居住乡村的人质朴厚重，却又容易流于粗野。使浅薄的变得厚重，使粗野的变得文雅，难道不是用礼来引导吗？这样以后风俗端正、百姓和睦，刑罚减少，诉讼也会平息。南平承受四位贤人的遗教最深，读书人学习诗书，农民安于耕种。男子专心于本业，女子不出内室，处处呈现端庄谨慎的风气，互相揭发、争讼的案件也比其他县少。如今中外交通往来，服饰、饮食、器物逐渐受到欧洲风气影响，有见识的人不能不感叹奢侈！而古代礼制几乎成了被弃置的旧物。负有整顿风俗责任的人，应该怎样激励、约束和抑制，使人们走向礼制？这样看来，我们南平仍然是容易治理的地方。所以考察本地礼制，叙述本地风俗，编写成篇。冠 古代男子二十岁举行冠礼并取字，从明代以后长期废止。清朝文武生员应试、进入府县学宫的人，都要择吉日戴冠束带拜谒祖先，邀请师友亲族，摆酒设宴庆贺，仍有冠礼遗风。婚 婚姻礼俗重视门第，即使两家世代有交情，也不通过媒人便不能自行订婚。先把男女的生辰帖配合，称为合婚。合适后，男家把手镯或金器送到女家，称为插髻。女家议定聘金，通常为四十两或六十两。正式迎娶前先送帖子告知吉日；纳采时备好乾坤书、聘金以及鱼肉果品，女家回赠礼物，包括帽子、靴子、金珠和衣裙；第二天送妆奁，丰俭各随家庭情况，这都是古代六礼的遗俗。婚期当天，彩轿进入家门，夫妻入堂行四拜礼，三天后到祖庙拜见祖先，随后夫妻一同到岳家回门；乡间只有女婿前往，然后女子才开始操持妇事、主持家中饮食。丧 亲人刚死，家属赤脚哭泣、披散头发，准备沐浴和含殓之物，举行余阁祭。入殓时穿新衣，亲朋全部到场，告知成服。第七天开始接受吊唁，每天早、中、晚进食三次，早晚哭祭。下葬以后，返回举行虞祭。当地风俗崇尚佛教，天黑后便请僧道诵经、燃灯；吊祭日按三七、五七等日计算，亲友男女都来参加。每逢七日，设斋供、拜忏；六十天时糊制纸船焚烧。百日停止哭泣，只在每月初一、十五的早晚哭祭。下葬时，家属匍匐着扶送灵柩前行，举旗鸣铙，前面用鼓吹引导。诗礼之家不做佛事，不鸣铙，但有时在葬礼上使用鼓吹。选择墓地、占卜日期，受堪舆家和择日者说法牵制，有的人几十年都没有下葬；即使富贵人家，也不能避免。有时要等地方官严厉催促才下葬。城东、城西郊外有义厂、义园，都用来停放灵柩。如今迷信逐渐破除，停柩的已很少；乡村居住者则七天便下葬，因为山地便利且可以节省费用。祭 家祭只用牲醴。特别祭祀用猪、羊。忌日所用祭品没有固定规格。宗祠祭祀在春、秋两仲月，或在冬至。墓祭多在清明、白露节，城乡都如此。五祀祭中，只有腊祭时祭中霤、祭灶，日期为腊月廿三、廿四日。神庙祭祀都在神灵诞日举行庆祝。庆吊 祝贺礼俗中，遇到亲族长者寿辰，先送礼物，傍晚前往点烛，清晨前往拜寿，必须穿戴衣冠，亲自前往表示敬意，通常行三拜礼。婚姻前往祝贺，前辈还讲究穿戴衣冠，如今已经很少了。祝贺者多行长揖。入泮、登科时，必须穿戴衣冠前往祝贺，也行长揖。吊唁礼用香、烛、纸箔，或另备银钱作为礼物，到期穿素服前往祭奠，行三叩礼；中午准备酒食款待宾客，然后散去。若是长辈、至亲故旧去世，入殓时还要备办裯衾，妇女也前往。遇到夭折、灾祸等事，只亲自前往慰问。乡饮

译乡饮酒礼由县令和学官共同主持。礼前邀请宾客，凡是缙绅、乡绅、年长儒者，以及年满古稀、耄耋的人，都可以参加，称为介宾。乾隆年间盛行，嘉庆中叶仍举行这种礼仪，此后便停止了，古代的道德风尚也不再恢复。士人相见都行揖礼；宾朋从远方来，初次见面设酒称为洗尘，送别时设酒称为祖道，如今还有人实行。民行 百姓大致分为九类：儒、农、工、商贾、吏书、卒徒、巫、僧，以及转徒执事者。儒者地位最高，五步一所塾，十步一所庠，早晨诵读、晚上弹琴，声音处处可闻。农民手脚长满老茧，耕作于污斜、贫瘠崎岖的土地，山地几乎都已开垦；农具器物朴素，市场上没有奇巧淫靡、难以获得的物品。吏役把官长的态度看作自己升降进退的依据，他们的欺诈行为也容易被察觉，很少有剽悍粗犷之人。巫、僧熟习经忏，没有迷惑人的法术。士君子崇尚节操，很少有圆滑逢迎之人；普通百姓质朴简约，吝啬而畏惧法律，不敢作奸犯科。妇女从事针线，不出门户；除非举行盛大礼仪，否则不加装饰。出行乘坐篮舆，行走时必由男子在前引导。普通百姓即使贫穷，也宁死守节，不把男女子女出卖。亲戚之间互相扶助，尊卑依次序相处，不因贵贱而区别对待。彼此和睦、任恤相助，财物有时不足，但情意有余；贫贱者之间，亲戚情谊更加深厚。言语 福建省的地方口音，各府不同，各县也不同。南平城内外却没有独特的地方口音，只是语言直率朴实。上游各乡与顺昌、建宁的口音相通；樟湖坂以下，则接近省城的口音。衣食 南平每天三餐都吃饭，以吃粥为耻！只有夏天晚上吃粥。百姓吃蔬菜，即使富人也不常吃珍品，偶尔食用珍味也不同时用多种菜肴。没有茶馆、菜馆；酒只有乡村人家自酿，例如峡阳、西芹、徐洋、南溪、樟湖坂、大横，都有库酒发酵。樟湖坂的酒按照福州的制法，在生酒时装入瓮中，用笼糠煨熟。峡阳的酒则依照延平的制法，酿造、窨藏仍合规矩。城中市场出售的酒，有人把蔗糖煎成糖膏，加入火烧酒，以助色并增加酒的浓度；有人加入酒母。酒母就是把酒糟压榨后，放置一年以上、受潮回润而出的汁液，加入酒中味道很重，饮后使人头晕，也有人把它入药。酒变坏了就用石灰补救，这些都损害人的身体。有一种白酒，酒质厚重的叫双醅；近年来米价昂贵，双醅逐渐不如从前的短白。前辈有句谚语说：“没有客人不提着酒壶。”吏役大多嗜酒，有的人不吃饭，却整天沉醉在酒乡中。近郊居民中，也很少有不提酒壶的人家。宴会过去使用高头席面，如同古代飨礼，表示恭敬节俭的意思。菜肴只求丰盛洁净，不看重难以取得的东西。近来渐渐趋向奢侈，几乎到了两簋还可以用来宴请，八簋反而不够办宴席的地步。衣服崇尚布料，颜色只用青、碧，很少使用丝绸。娶媳妇时做一套鲜艳衣服，春夏秋冬每季一套，夏天换用葛布就足够了。鞋袜大多由家中自制。面衣用单层布，絮袍和皮衣都很少有。近来服饰逐渐华美，常常穿丝鞋、拖白绢，年轻人备有夹袍，有的还穿多层皮衣。居处 城中房屋多依山搭建，只求能够避风雨，没有雕饰屋脊、彩绘栋梁、曲折栏杆和回廊。只是悬崖山隙、陡峭山峰相连，举步便有登山远眺的乐趣；烟云山岚缥缈，放眼即可观赏山水。从前有藏春峡、水云村、观物园，如今有的改成寺庙，有的变成菜地，有的已成废墟。房屋居室之间通常是一夫一妻，即使富贵人家也很少置办侧室。供人使唤、代替劳力，多雇用佣工，也很少长期蓄养奴仆。南邑很少有远游的人，平时害怕应酬，缙绅都关门少出，生活淡泊俭素，始终不改旧日作风。岁时 元旦五更，各家打扫房屋、焚香，陈设果品和酒，焚烧纸钱，拜祭神祇和祖先。爆竹声喧闹不绝，称为开大门。长幼依次行拜礼，亲朋互相祝贺，称为贺春。前三天市场不开店，称为节假；第五天各人开始做自己的事情，称为开假。亲朋互相宴饮，称为春叙。立春前一天，郡守、县令在东郊祭祀勾芒神，并把土牛迎到府中，等交春时鞭打它，人们争相取土，认为可以使年成适宜。正月初九，传说是玉皇大帝的诞辰，清晨擦净几案、焚香奉祀。上元夜祭祀祖先，各家都点灯，称为元宵灯。里社从初八、初九开始，各自制作花灯迎神，街道上挤得水泄不通，箫鼓声通宵达旦。本地人、尚书刘璋，客居外地时追忆延平，曾有“最是元宵风景好，花灯万朵闹楼台”的诗句。清明时妇女佩带柳枝。士人和百姓祭扫祖先坟墓，除牲醴外，还用青树叶染秫米制作饭团，或用饼和果品，果品中掺艾草；祭祀完毕，把纸钱挂在墓上。春季三个月，各坊社择定吉日，请道士设坛举行醮礼以祈福，迎接所祭祀的神灵，以驱除不祥。端午时，在门上悬挂菖蒲、艾草，把菖蒲根切碎，加入雄黄酒饮用，民间认为可以解毒；又用箬叶包米做粽子祭祖，同时使用牲畜和果品分送亲戚，称为分节。把香料和药物合在一起，装入绣囊；制作蚕形虎饰和圆形蒜饰，用锦带编成长命缕，让小孩佩戴。县中人争相参加龙舟竞渡；此前游人有时邀伴泛舟，投放标物以赌胜负。近年来百物价格飞涨，这种风俗已经完全没有了。夏季五、六月，乡人击鼓、举旗，前往溪源庵、披云道院等处求取香火，称为保苗；如果年成干旱，就向神灵哀叹祈求降雨。七夕，女子准备瓜果，祭祀牛郎、织女两颗星，在庭院中祈求心灵手巧。中元节祭祀祖先，焚烧纸钱、纸衣和纸制冠帽。大户人家设置斋食、果品、馄饨和冥钱等物，请僧道举行焰口、蒙山法会，称为施食。白露时祭扫坟墓，和清明一样。中秋节前，各里社设置祭坛祭塔，有的用纸制作，有的用瓦垒成；张灯结彩，笙歌通宵，观看的人多得像集市。士人和百姓有一半在这一天祭墓，携带牲畜和祭品，像最初一样拜祭。重阳节，士人和百姓结伴登高，蒸栗糕，饮茱萸酒，认为可以解除恶气。冬至用粉米3做团子祭祀祖先，把果子粘在树上以助阳气。民间在前一晚制作团子庆贺。家中有服丧的人，必须亲自到亲属家中。腊月择日打扫房屋，清洁器物。腊月二十四夜祭灶，里人传说灶神升天；到了除夜，便燃香点灯迎接灶神回来。岁末除夕，民间祭祀祖先，称为还年；用酒、米、牲畜和果品互相馈赠，称为分年。除夕蒸饭储存，称为岁饭；蒸米粉做糕，称为年糕。儿女点灯围炉直到天亮，称为守岁。当晚各家门前火光冲天，爆竹声此起彼伏，用来驱除鬼祟。禁忌 自古以来人们就重视胎教，南邑尤其忌讳动工。即使是邻居，听到斧凿声也一定禁止。箍桶、糊窗、疏通堵塞、修补缺损，都在禁忌之列；违反禁忌就会流产，或者生下不健全的孩子，严重的还会伤害孕妇。分娩以后忌讳锁门或使用锁钥，认为这样会使孩子不能吃奶。杂俗

译里图枌榆4以外，还有蓝雷一族，称为畲民，不知道他们的起源。语言各不相同，性情质朴而粗俗。男女都努力劳动，以开垦山地为业，不承担租税和徭役。自行婚配，很少同外人交往。天下太平时，也租种百姓的田地耕作，偶尔有一两人读书。乾隆五年，编入图籍、隶入户籍，也有人进入县学，渐渐受到华夏风气的熏染。依山傍谷，砍除茅草、捆扎屋舍而居的，叫作棚民。他们带着山稻、山芋、桐、茶、杉、漆、靛、苎、番薯等种子，携带家眷来到这里，披荆斩棘，驱赶狐狸后种植作物，大多是汀、泉、漳、永一带的人。三四年以后，土地变得贫瘠，便常常迁徙。四时节令各自遵循原乡风俗。这些人性情强悍，刚来时还很谦逊谨慎，人口渐多、财物稍微充足后，便变得桀骜不驯，成为当地人的祸患。原本哀鸿般的流民终于变成凶猛的鹰鹯，有见识的人对此很忧虑！以船为家、漂泊在溆浦和芦漪之间的，叫作渔人。他们大多靠着滩头停泊，捕到鱼便换取粮食，吃饱后酣睡，不必追逐乡民来谋生，以此度过一年四季。还有游民，没有固定住所和职业；衣食一旦得到满足，便没有什么不去做的，子弟也跟随他们，往往流荡不定。譬如流水一样，怎样才能堵住他们？希望不要彼此牵连而一同败坏。【校】1.“双醅”：原本写作“双倍”，今据改正。2.“辈”：原本写作“辇”字，今据改正。3.“粉米”：原本写作“纷米”，今据改正。4.“枌榆”：原本写作“榆扮”，今据改正。《惠政志》第十九 自古以来，只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只有法令也不能自行施行。所以必须先有真诚的用心，然后才有实际的政绩；有了实际政绩，才会有真正的恩惠。然而把财物分给百姓、广泛施舍救济众人，即使尧舜也会感到为难；有恩惠而又懂得治理政事、救助灾害和抚恤患难，即使后世君王也能实行。《洪范》所说的八项政务，以粮食为首。周礼中的司稼，根据年成丰歉制定征收、发放办法：发放时降低价格出售，征收时提高价格买入，耿寿昌常平仓的办法实际上就是由此而来。直到元、明两代，仍沿用这种制度，可以说是很好的制度了。然而常平仓由有关官员掌管，按时收进、发放粮食，百姓仍然有所不满。隋代长孙平于是创制义仓，命令百姓劝勉督课、捐粮输纳，储积粮食以备荒年。至于朱子的社仓办法，规划尤其详细，命当地富裕人家主持此事，春天借粮给百姓耕种，秋天加息归还；不借手于胥吏，也不受官长牵制。宋孝宗把这个办法下发各路实行，它所带来的恩惠非常大。大概先王怜悯下层百姓，因此又制定保息之政，使老年人得以安享晚年，幼儿得以成长，壮年人都有所用，鳏寡孤独以及残废疾病者都得到供养。后世的育婴、养济、存恤、救生、掩埋等事，都是由此开始的。南邑山多田少，百姓粮食不足，曾经有过“庚癸之呼”，贫民生下女儿大多不能养活。自从设置义仓，荒年便有了依靠；设置育婴堂，女婴得以活命；设置救生船、催葬局，生者和死者都得到安宁。这些难道不都是善政中清楚可考的事例吗？所以逐一列举，记载在篇中。仓库储粮以备荒歉，原本没有固定数额。平价出售、协助救济，也没有固定条例。清乾隆十四年，巡抚潘思榘把福建省各属的仓粮，酌量各地情况，应该增加的增加、应该减少的减少，制定为固定数额。县常平仓，定额为二万三千二百五十一石五斗一升。乾隆二十九年，实存谷二万三千二百五十三石九斗六升六合，另存杂项谷四百三十二石三斗二升八合九勺。府常平仓，定额为六万一千六百八十九石二斗六升六合三勺。乾隆二十九年，实存谷六万一千六百四十七石二斗六升六合三勺。三十年奉文，改归县管理。延粮厅仓，定额为新捐监谷一万零五十一石四斗。乾隆二十九年，实存谷一万零二百九十一石三斗九升九合九勺。以上依据前志记载，府常平仓、县常平仓和延粮厅仓三项合计，共有谷九万五千六百二十四石九斗六升一合一勺。其中扣除乾隆五十三年因逆犯林文爽在台湾滋事、军需准予销用的谷二万一千六百一十三石四斗四升九合五勺，原应存仓谷七万四千零一十一石五斗一升一合。现在查明，府、县常平仓和延粮厅仓早已倒塌，粮食一概没有保存下来。它们以前如何耗用，因为归县管理，年代久远，已经无法查考。如今只剩下府仓改归县管理的丰衍仓所储谷物，设有广、积、黎、育四廒，现列于下。一广字廒，储谷二千六百四十石。一积字廒，储谷二千三百三十五石六十八筋。一黎字廒，储谷二百二十四石一十七筋。一育字廒，储谷二百七十八石七十筋。实际共存谷五千四百七十九石五十五筋。仓廒 县常平仓，原记有五十九间。其中新字一大廒在县署大堂左边，其余在县署附近，建于明朝末年。乾隆十八年，知县陶敦和申请拨款修理；乾隆五十七年，知县黄铨又详细申请修理。清朝以前已经倒塌无存。民国四年，知事林扬光奉官产处之命，将县署全部卖给福州人建造会馆。延平府衙仓，原记有三十九间，在府大堂旁边及府署后面，建于明朝末年，原先归府管理。乾隆三十一年，奉文改归县管理。乾隆四十一年，知县陆祖庚详细申请修理过两次；后来未经修缮，早已废弃倒塌，只剩下地基。延粮厅仓，原记有三十五间，建于明朝末年，地址在开平坊后街，原属延粮厅管理。乾隆三十一年，奉文改归县管理；因年久失修，早已倒塌，只剩下地基。丰衍仓有二十三间，建于前明，靠近府学，原属府管理。乾隆三十一年，奉文改归县管理；乾隆四十一年，知县陆祖庚详细申请修理。现在查明，县里储存官谷的广、积、黎、育四廒，又借用丰衍仓的瑞、新、盛三廒储存公仓义仓谷；其余空廒数间，也大多腐朽坍塌。义仓

译义仓起始于道光十四年。当时溪水暴涨，米价突然昂贵。省城及延平等府筹措粮食救济百姓，费尽谋划，于是商议倡设义仓，并上奏请求通令各地照办。当时署道瑶峰祥公劝令城乡富裕绅士捐置义谷数千石。道光二十五年，琴山黄公又劝城中富裕绅士捐谷数千石，共计一万一千九百五十石，分别建造新、旧两仓收储。后来从西排关排捐项下提取钱款，陆续增购义谷。随后由于新、旧两仓不够分仓储存，特意把官有丰衍仓的瑞字等廒大加修理，借来储存义谷。原定章程规定归道署管理，设立印簿两本，一本存道署，一本存绅董处。新、旧两仓总门的钥匙归道员掌管，各仓门的钥匙归绅董掌管。遇到收粮、支粮、出纳、盘点粮食、碾米、平价出售陈粮等一切事务，由官府和绅士共同办理、相互稽核。事情办完后，由仓胥填写两本印簿；所需各项费用，从西排关项下支给。这套制度制定得相当完备。新义仓在城府前坊。一际字廒，储谷九百七十一石八十一筋。一升字廒，储谷一千零六石零九十六筋。一平字廒，储谷一千五百五十石零二十筋。一盛字廒，储谷一千一百六十五石一十七筋。一世字廒，储谷一千零七十七石一十七筋。一大字廒，储谷八百六十四石。一有字廒，储谷九百六十三石七十七筋。一丰字廒，储谷九百二十四石七十八筋。一年字廒，储谷九百四十七石零一十筋。以上共储谷九千一百二十九石六十九筋。旧义仓在城内城上坊。一时字廒，储谷九百一十九石三十五筋。一和字廒，储谷八百五十石零六十二筋。一岁字廒，储谷八百九十石零一十八筋。一稔字廒，储谷一千一百八十石零八十二筋。一物字廒，储谷一千四百三十二石四十八筋。一阜字廒，储谷一千四百三十二石四十八筋。一安字廒，储谷八百零七石四十四筋。以上共储谷七千五百三十八石五十九筋。丰衍仓 一瑞字廒，储谷二千六百零五石二十七筋。一盛字廒，储谷二百三十石零六十筋。一新字廒，储谷九百五十七石。以上共储谷三千七百九十二石八十七筋。旧育婴堂 宋代设有举子仓，嘉泰年间由知州事叶筠创建；又有提举司举子仓，嘉定年间由知州事刘允济创建，后来都废弃了。清乾隆十年，巡道明福下令修建育婴堂，地址在县衙前龙鼎坊的观音堂；乾隆十三年由知县苏渭生建成，知县李浚源、赵爱又重修。乾隆五十年倒塌，只剩下地基。原来堂内款项共计银一千零一十多两，但只交付移交账目。后来从乾隆五十八年到嘉庆九年，清查后向各任前县令申报，追缴赔款补足。育婴堂本息银共一千三百二十四两二钱四分，并没有解送，只是记在空册上。又有额定征收的田租谷一千筋，都记载在前志中，如今已经无人管理。又在园租项下每年收租银九两二钱三分七厘，各处土名和佃户姓名都记载在前志中，如今也无人管理。另载新兴里三图八甲每年缴纳育婴堂额银三两零九分一厘、米六斗七升四合，现在也没有着落。新建育婴堂

译在紫芝坊，旧时属于天宁寺僧舍。清同治七年，知府赵均倡议创设育婴堂，详细申报巡道周立瀛；周立瀛命同知县陈培桂以及绅董曾世霖、胡云章、王世錞、任潢、林运昌等筹办经费，制定章程并备案。堂屋有两进，外面建牌坊一座；前面是大门，左右有两廊，天井中是正厅，旁边是堂董办事房，后厅外墙屋为乳妇和婴儿的居室。后面另有一间小库房，用作储谷仓。大门外另有一间小库屋，租给人居住。正厅及门楼在民国元年旧历十一月，即新历一月一日申时遭火灾焚毁。到民国四年，道尹蔡凤拨款重建，面貌焕然一新。此前赵守派举董事二人：一人驻堂，管理婴儿的出入并监督乳妇；一人任经理，负责银钱收支以及制作女婴衣裙。两人各支月薪钱六千四百文。使用堂丁二人看门，并兼雇乳妇、抱送婴儿出入寄养以及收取租谷等事，每人每月给工食钱四千文。雇乳妇四人，住在堂内抚养婴儿，每人每月给乳资和伙食钱五千四百文。最初的经费来源是：茶船经过时，大箱抽钱二文，小箱抽钱一文；盐船每只抽钱一百文。又有许多商户主动题捐善款，以三百文为一愿。当时茶叶业大为兴盛，各项抽捐和题捐每年不少于三四十千文。除去每年的日常费用外，还置有田地，收谷一百余石。到了光绪年间，茶市萧条，善款难以募集，而女婴又多，收入不够支出。光绪十六年，经堂董林茂年、谢金章等申禀请求增加经费，巡道司徒绪命令从排关项下按月补助钱二十千文。二十一年，又恳请道宪翟伯恒批准每月增加钱二十千文。此后每月领取钱四十千文。民国元年，盐政归官办理，船捐停止征收。经堂董邱延祥等呈请邑长叶大章，再转呈盐政处批示，认为这是善举，应准许堂董按照章程抽收。现在每年约收一百六七十千文，茶捐项下每年约收二百七八十千文；田租谷每年约值二百千文左右。所抚养的女婴每年不少于一百名，收入和支出仅仅能够相抵而已。救生局的船始建于清光绪　　年，由知府、　　委员绅士办理。制造救生船十多只，分别停泊在各处险滩。从城溪南到三都口一带巡守等候，遇到险情便前往救援。每只船配水手二人，经费附加征收木排百货捐。派董事二人负责收款，每年约征收洋银二千多元。到民国四年，设置水上警察，因为筹措警费没有款项，便将经费提取充用并解送省里，救生船也被裁撤，从此废止。养济院在西郊外夫人宫坊，宋绍兴年间由郡守吕行己创建。明洪武年间，知府唐铎重建，作为孤贫男女的居住之所。定额以内的孤贫四十二人，每天发给口粮银一分，衣布银另计。定额以外的十一人，照发口粮，不发衣布。存恤院原在水南南庄，后来迁到水东剑化阁下的偏僻地方，作为孤癞男女的居住之所。定额以内的孤癞四十二人，每天发给口粮银一分，衣布银另计。定额以外的十二人，照发口粮，不发衣布。安乐社由宋嘉定年间的通判詹大椿创办，每隔二十里或三十里设置一所房舍，使道路上患病的人归来休养。义园

译丛冢庵在城东，宋乾道年间，郡守李庾开辟土地，允许无力安葬的百姓在这里安葬。建两座塔，以区别男女，并召请僧人看守，每月供给香米。后来林洁己又开辟了一处，筑墙培土加以围护。安福庵建于宋宝庆初年，由知州事傅康创建，用来让百姓安葬死者。仓一庵 漏泽园由宋嘉定年间知州事林洁己置办，允许百姓收殓安葬，禁止火葬；停放的棺柩也都使其安置在适当的地方。明代设置四处园地：一处在城东演仙下里，一处在西剑津里，一处在城南崇福里，一处在城北演山下里。成化年间由知府郑时建，弘治年间由知县陆嵩建。义冢一处在太古山，明万历年间由知府薛藩、署县徐久德置办。一处在凿滩瓦厂，建庙置田，并有碑记，旧志称为东义冢；一处在水南坊，用牌界定并以墙围护，旧志称为西义冢，都是清代知府周元文设立的。一处在溪东地藏堂玉屏山右侧，由郡判杨毓购买民间山地，允许百姓埋葬；又置田六段，坐落在崇福，合计田赋苗三斗，由地藏僧收取，负责掌管、看守和封识。旧志称为东南义冢。一处在北郊外，乾隆十二年，知府胡宝琳捐出俸银三十六两，购买百姓张映西的一片山场，坐落在后峡地方，并有碑。一处在西郊外河对岸，嘉庆五年十月，知府广善捐出俸银二十圆。购买百姓胡世楷等人的一片山地，坐落在水南地方，土名新铺后门；此山上界到山顶，下界到鱼池，左界到坑，右界到小较场南营菜地，上下立有石界牌两片，并有记载。一处在东郊外，嘉庆五年，百姓黄玉标、黄孔文愿意把剑浦坊土名小八卦山的一片土地捐出，横向六丈四尺，纵向三丈六尺，允许百姓自行安葬。其余山地仍归黄姓管理，并立有界牌两片。一处在东郊外黄家碓后，乾隆三十年，百姓吴朝元设置义冢一座，允许百姓自行安葬。又在乾隆三十二年，于玉屏山地藏坛对面的山上修建义冢三座，并在大路外段设置义冢四座，命人在每年秋季第二个月焚烧纸帛。一处在城西郊外无祀坛左侧，嘉庆五年全县共同捐资，筑墙建园，允许百姓自行安葬。【校】1.任潢：原本作“在潢”，现在据此改正。2.吕行己：嘉靖《延平府志》作“吕行巳”。3.林洁己：嘉靖《延平府志》作“林洁巳”。祠祀志第二十 人间有百姓，幽冥有鬼神，祭祀的道理是相同的。古代先哲君王举行报答根本、追念始祖的祭祀，礼制在郊祀、宗庙、社稷祭祀中最为隆重；又举行报答功劳、彰明德行的祭祀，其道理同样适用于忠烈、贤良之人。《尚书》说：“以祭祀上帝的礼仪举行祭祀，以禋礼祭祀六宗，在山川前望祭，并遍祭众神。” 《祭法》说：“功法施行于百姓的，就祭祀他；为政事尽死效劳的，就祭祀他；以劳绩安定国家的，就祭祀他；能够抵御大灾、捍卫大患的，就祭祀他。”这些都是对百姓有功业的人。至于九黎扰乱德行、神人与人混杂，陈国风俗崇尚巫术，冬夏都歌舞不断，所以祭祀不应祭的鬼神叫作谄媚，祝官和史官使用正当言辞则叫作诚信。季氏去祭祀泰山，孔子非难他；裨灶请求通过禳祭消除郑国的灾祸，子产没有同意，他大概懂得祭祀的道理吧。然而君子经过庙宇便产生敬意，登上礼敬神灵的场所，游行于舞雩台下；夏代的松树、殷代的柏树、周代的栗树，使人肃然产生追念故国古木的感情。何况祭祀忠烈贤良，能够使顽劣者廉洁、懦弱者立志，使百世以前的人振奋，也使百世以后听闻的人没有不受到激励的呢？所以把与教化有关的祠祀列举出来，记载于此。【注】（一）六宗：孔安国《尚书传》认为是四时、寒暑、日、月、星辰、水旱六种神，各家说法不一。坛庙附载于府。社稷坛在城西、府学旧址后面的山顶上，宋元丰年间创建，明洪武七年重建。确定礼制，并把规定刻在坛旁石碑上。坛面向北，四边各二丈五尺，高三尺，东西南北四面台阶各三级。坛南立石主一座，又设置木主两座，一座称“府社之神”，一座称“府稷之神”。旁边有神厨、神库、宰牲房和斋房。每年春、秋两季第二个月的上戊日，郡守率属下举行祭祀，结束后把神主收藏在库中。清代仍沿用这一制度。民国四年，知事林扬光奉官产处之命，将其卖给夫人宫坊民众。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城西、旧射圃左侧。洪武元年，命府、州、县祭祀境内山川；后来又命将风云雷雨与城隍合祭于一坛，设置三个神位：中间祭风云雷雨之神，左边祭境内山川之神，右边祭城隍之神，全部面向南方。每年春、秋举行祭祀，仪式同社稷坛。旧坛位于水南剑津里，正德十五年，知府欧阳铎认为渡河不便，改建到现在的位置；斋堂、厨库等都按定额营建。清代仍沿用此制，民国开始废止。先农坛在城西虎头山，有神厨、斋房，清雍正五年修建，乾隆二十四年重修。坛上供奉先农神位，每年初夏亥日，巡道率属下举行祭祀，并确定耕籍礼的日期。每年十月初一日，礼部颁发历书，预先选择吉日上奏，命各省督抚转令府、州、县同日一体遵行；祭祀仪式比社稷坛更隆重。礼毕，各官更换蟒服，不穿补褂，等候吉时举行耕籍礼：巡道执耒，知府拿青箱，知县播种，一名耆老牵牛，两名农夫扶犁，推九次、返回九次，由农夫完成一亩地的耕作。各官穿上补服，率领耆老和农夫面向宫阙行三跪九叩头礼。四月举行常雩，也在先农坛行礼；坛上设置社稷、先农、山川神位，仪式如前。延平的耕籍礼始于清雍正六年。当时县令冯叔奉文拨动银三十四两五钱六分，购买籍田一段，面积四亩九分，田赋苗三斗八升八合，坐落在东郊外演武场后、土名蔡家碑处，每年收租谷八石四斗二升四合。每年准许动支谷五石，不论谷价贵贱，除缴纳粮银五钱七分五厘、米一斗二升八合外，再供给先农祭品银二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斗〕 其余谷物汇入常平仓，收存并登记造册上报。

译附载雩祭：清乾隆十一年奉部文规定，每年四月　　日举行；如果当年干旱，就祈求降雨，也称雩祭；如果发生水涝，就祈求放晴。府城隍庙在府治西北方的紫芝岭上，原为东岳宫旧址。此前是罗豫章书院，现今碑石还保存在庙中。旧庙在开平坊鼓楼前，洪武二年改建在县学右侧；正德十二年，知府廖纪、同知万廷彩迁建于旧县衙所在地。嘉靖二十八年，知府范来贤改建在城西北角东岳宫旧址。平时没有单独祭祀，而是合并在山川坛祭祀；举行厉祭时，才迎请城隍神主。凡是有司官员初到任，必先在庙中斋戒住宿，陈列牲礼告知神灵，然后赴任；遇到祈求水旱时，也必先发文告知，再到坛上祈祷。县城隍庙在县衙前稍偏东的地方，过去没有专门祭祀。康熙三十二年，知县陈兆声才开始创建，祭田的情况有碑记载。乾隆十三年，知县苏渭生重修。厉坛在城北山冈上，洪武九年修建。祭祀没有专门祠庙的鬼神，坛中有厅堂、神厨和神库。每年清明、中元和十月初一举行祭祀。祭祀前，主祭官先向城隍发文告知；到祭祀日期，迎请神位到坛上主持祭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十月〕 无祀坛在西郊，有神厨、斋房，但没有固定的祭祀典礼。旁边有义冢，火葬者大多葬在那里。考察无祀坛，就是厉坛；古代郡、县和乡都设有这种坛。北面的厉坛是郡厉坛，这里疑为邑厉坛。龙神庙在城南九峰山麓，原来是万福精舍。乾隆十一年，知县苏渭生改建。火神庙原在南门城楼，清乾隆二十九年改到玉清宫旁的文昌祠内供奉；军营中另建有一座庙，在箭道以内。设厅庙：府中设有厅庙，在开平坊，祭祀宋代南剑州知州张　　，敕封为忠佑王。县中设有厅庙，在县衙仪门外东侧，由明代知县商之彝创建；清乾隆十三年由署县陈鼎重修，二十六年知县赵爱重建。旗纛庙在延协副将署右卫、后山山顶，俗称九峰堂。乾隆三十年改建到酒务巷坊箭道内，供奉军牙六纛神位。每逢霜降日，按少牢礼祭祀，协镇官穿戎服，率属下举行祭礼。凡是出兵，都迎请旗纛祭祀；军队返回后再到庙中祭告。马王庙原在卫署后五帝庙右侧供奉，乾隆八年毁坏，乾隆三十年改在箭道供奉。土地祠：府土地祠在府署仪门外东侧。县土地祠就是设厅庙，春、秋两季举行祭祀。民间土地庙有三处：一处在小普通岭，又名土地公岭，宽度不到一丈，但神灵特别显验；一处在梅峰坊圣者堂右侧，庙宇虽小，有求必应；一处在虎头山。特祠 道南祠在城北龙山山顶，明成化元年奉敕修建。祭祀宋代儒者杨时，以罗从彦、李侗配祀。这一年，有人请求把杨时列入孔子庙庭从祀，翰林院议定由乡郡建祠祭祀，制度获准，并赐额“道南”，由知府郑宗良建祠，何乔新撰写碑记。弘治八年，议定准许杨时从祀孔子，于是这里成为专祠，仍由其世袭后裔穿戴衣巾守护。春、秋两季第二个月的上庚日，郡守率属下祭祀。嘉靖元年，佥事吴昂认为此地偏远，不便前往祭拜，议定改到府城西外旧豫章书院处建祠，但旧祠仍然保留。嘉靖二十八年，知府范来贤因府学迁到城西，又在旧文庙遗址改建四贤祠，祭祀杨、罗、李、朱四位先生；前祠也同时保留，作为有司举行祭祀的场所。万历三十九年，知府倪朝宾修缮；清康熙十九年，协镇杨履道重建；三十七年，知府范光阳重建前厅。四十五年，御赐杨时祠额为“程氏正宗”；罗从彦祠额为“奥学清节”；李侗祠额为“静中气象”。五十七年，学院李钟峨捐银八百两，知府任宗延捐银四百两，重建道南、文公两祠。此前，顺治十三年，巡按朱克简修建四贤祠，在寿山、徐洋、大内、隔头、横坑尾等处置田，田赋苗二石一斗，充作祭田，并有碑记。乾隆三十年二月，龙山发生野火，延烧到华表、飨堂，田地和碑石也都毁坏，只剩大门和寝室。十一月，巡道杨仲兴、知府傅尔泰、知县卫克重建。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毁坏，次年巡道徐兆丰、知府刘传福、知县张元鼎重建。祭祀典礼每年春、秋两季第二个月举行，原来支用地丁银八两，后来为四两，由杨姓后裔中的生员轮流收取。巡按朱克简另捐祭田祭祀。有关何乔新《道南祠记》、苏章《道南祠诗》、徐即登《四贤祠诗》。文公祠在道南祠左侧。明正德年间，知府欧阳铎认为朱熹对后世儒学有功，而且出生于本郡，特意建祠祭祀，春、秋两季祭祀仪式同道南祠。嘉靖三十二年，知府沈鎜重建；万历三十九年，知府倪朝宾修缮。康熙十一年，教授郑泰枢率朱熹后裔朱弼、朱上达等募捐修建祭祀经费。明弘治四年，吏部听选监生林海奏请，获准在尤溪南溪书院每年春、秋两次丁日之后，于朱熹诞辰举行特别祭祀，并酌量发给祭品，依礼祭祀。清代每年九月十五日朱熹诞辰，支用地丁银四两，由有司举行祭祀。乾隆十二年，牛员朱绍李等呈报知县苏渭生，详细申请后获准拨粮银六两；除春、秋两季第二个月的末丁日祭祀外，由朱氏后裔轮流收取。巡按朱克简捐田租谷，另行祭祀。徽商陈程吕等共同捐资购买鸠源土名界树垅等处田地七段，田赋苗三斗九升五合四勺，共收米四十斗，作为修祠费用。巡按朱克简捐祭田的情况，详见道南祠注；另有耿定力《重建祠记》。罗豫章祠在罗源里南山，明弘治年间修建，嘉靖年间由知府范来贤修缮，并有碑记。万历二十八年，知府陆志孝修缮。四十年，督学冯公珽给罗氏第十八世孙罗文林发放衣巾，后来祠堂倒塌。康熙四十五年，监生罗圻彬重建。五十七年，督学李钟峨捐金五十两重修，并把寓居本地的贤人艾南英木主附在祠中祭祀。乾隆十三年，知县苏渭生捐银十两，交给奉祀生罗万选修葺。有范来贤《罗源祠记》、沈涵碑记。

译李延平祠在城内天河坊。明正德年间，知府欧阳铎毁掉淫祠，改建为此祠，并拨给祠田。嘉靖年间，佥事吴昂认为罗、李二位先生已经在道南祠配祀杨龟山，按时由子孙各自主持祭祀。嘉靖十九年由知府裴椿修缮，三十一年由知府沈鎜、同知曾子钦再次修缮，费宏、游居敬有记。万历三十八年，知府倪朝宾修缮。清顺治十四年，代巡王应元重修。康熙五十五年，学院车鼎晋捐金四十两，知府任宗延捐银十两置办祠田。乾隆七年，学院于辰捐俸银一百两，由附祠生李元璋重修，并有碑记。十二年，李氏后裔生员李腾辉呈请，获准每年拨地租银六两，用于祭祀；春、秋两季第二个月，请官员举行祭礼的费用也由此支出。游氏三篇记文以及徐渭《谒祠诗》收入艺文。光绪十八年，知府唐宝、教授李锦重修。宣统二年，巡道彭述、知府恽毓嘉、税厘局即补道俞凤官、知县王扩中捐出俸禄重修御书阁，绅董章云汉、叶玉桢、应昭德、章有年等督工修建。大忠祠在龙山道南祠右侧，明正德年间修建，祭祀宋丞相文天祥，并以太监赵时赏、少卿陈龙复、寺簿刘沐、总辖吕武、检院林琦、提刑何时配享。康熙三十七年，知府范光阳又把明代知府王士和列入配享。春、秋两季第二个月的上庚日，郡守率属下举行祭祀。原春坊中允、被贬为通判的郭希颜置祭田三十五石有余，并亲自撰写记文。万历三十九年，知府倪朝宾修缮。顺治十三年，巡按成性捐出俸银，江西人陈景星、洪应祥捐资，募众重修。康熙三十一年，知府张楷、知县章世德共同修建。康熙六十年由知县文国绣重修，乾隆十三年由知县苏渭生重修。祠堂正中有“两间正气”匾额，康熙己卯年范光阳题写并作记。有郭希颜《祀田记》、黄巩《忠义祠张程祭文》，以及《大忠祠诗》、张恒诗、龚贞诗、张秉诚诗、曹国楫诗。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二十岁时考中进士第一名，考官王应麟上奏说他的策论古雅义正如龟卜，忠心肝胆如铁石。德祐二年，他奉命出使元军，被伯颜拘押，押往北方的太平州；步卒吕武在镇江把他救出，于是从温州渡海到行在，任枢密使，在南剑州开设督府，招募军队收复邵武。第二年六月，军队在空坑溃败，他的妻妾子女都被俘。元至元十五年十二月，张宏范到潮阳五坡岭，文天祥被捕并押送京师，始终不屈。至元十九年，他在柴市被杀，临刑前对吏卒说：“我的事情已经完成了。”妻子欧阳氏收殓尸体，发现他的衣带中有赞文：“孔子说成仁，孟子说取义。正因为义已经尽到，所以仁也达到了。读圣贤书，所学究竟是什么？从今以后，大概可以无愧了。”王文恪赠联说：“千秋不化苌弘血，百折难回豫让心。” 赵时赏，字宗白，和州宗室。咸淳元年考中进士，历任官职，做到宣州旌德县知县。德祐元年，因功升任直宝章阁军器大监，跟随二王进入闽中。益王即位后，文天祥在南剑开设督府，上奏征召他任参议军事、江西招讨副使，授予他偏师，让他独当一面。赵时赏风采神态明朗俊秀，议论慷慨，富有谋略，尤其受到文天祥器重。空坑战败后被捕，坚贞不屈而死。陈龙复是泉州人，和文天祥同年考中进士。文天祥在南剑开府时，陈龙复任福建提点刑狱，升任督府参军，负责发放军饷、治理军队，文天祥十分依赖他。空坑战败时，陈龙复侥幸逃脱。文天祥进军驻扎潮阳，正在五坡岭吃饭，张弘范的军队突然到来，文天祥被捕，陈龙复也因此而死。刘沭，字渊伯，是文天祥的邻里，同年少时便亲近相熟。刘沭性情诚实，同时机敏警觉。文天祥起兵后，征召他补任宣教郎、督府机宜。文天祥出使时，刘沭率兵返回。文天祥在南剑开府后，刘沭收集部属前来会合，改授太府寺簿，专门统领一军，作为督府亲卫。当时江西的忠义之士，都是刘沭号召而来。空坑战败后被捕，与他的次子同日遇害。他的幼子又跟随文天祥，在岭南战死。吕武是太平州的步卒。文天祥出使时，他在汀州、梅州一带跟随文天祥，应募同行，在镇江解救文天祥脱险，又沿海南返，这些行动大多有赖吕武的武力。文天祥在南剑开府后，吕武因功补官，奉命联络各州县起兵响应；道路阻隔，艰难跋涉数千里，挺身处于患难之中，使盗贼转变为百姓。他率领数千名卫兵出江西。后来因为对士大夫无礼，死于横暴之祸，全军含泪将他安葬。吕武忠直刚强出于天性，不畏惧强权，却喜欢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常常触犯忌讳，所以遭到灾祸。林琦是闽人。德祐二年，元兵已经逼近临安，林琦在赭山聚集数千名忠义之士，防守海道。因功补任宣教郎、督府主管机宜文字，兼任检院。文天祥在南剑开府后，林琦辅佐他招募军队，对外有文才，对内忠诚踏实，多次经历危难，从未有怨恨之言。后来军队移驻潮州，林琦一同被捕；到惠州时，他逃脱后又被抓住，向北押行途中投水，被官吏拉住，到了建康，因忧愤而死！何时，字了翁，抚州乐安人。与文天祥同年考中进士，任兴国县知县。文天祥起兵后，征召他署理帅府机宜，兼带监文思院。文天祥入卫朝廷时，何时任留守，分司吉州；吉州失守后，他脱身回到乡里。益王即位，文天祥在南剑开府，何时起兵赶赴兴国接应，并以何时兼任江西提刑。何时聚兵收复崇仁县，不久兵败，便削发为僧，逃迹岭南，自号坚白道人。王士和，字瑞育，号味艾，金溪人。崇祯庚午年举人。经历南北两都的变乱后，悲痛得几乎失明。丙戌七月二十六日，他以兵部主事身份任延平府知府；八月二十二日，征南将军贝勒孛薄率军来到城下，百官已经争先拥卫离去，唯独王士和留下守城，军民也几乎逃尽。他在官署墙壁上题诗说：“阙风烈烈捣虚城，正气从来履险贞。一月守延甘殉难，孤忠千载有谁明。”于是穿戴整齐，怀抱官印，面向北方拜了两拜，自缢而死。

译天后宫在大东门内、李招讨祠左侧。清乾隆三年开始修建后殿，五年又修建前殿。乾隆十六年，进一步建造戏亭，飞檐楼阁、彩绘栋梁，规模宏伟壮丽，颇称一处胜景。天后原封号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乾隆二年加封“福佑群生”；二十二年，经册封琉球正副使全魁、周煌奏请，奉皇帝谕旨加封“诚感咸孚”。乾隆十八年，详细确定福建省祭祀典礼，春、秋两季祭祀。嘉庆六年十一月间，奉旨为天后的父母制作神牌供奉，春、秋两季祭祀。光绪　　年七月毁坏。　　年重建，　　年重修。贤良祠在大东门内、李招讨祠右侧，清乾隆五年修建，二十三年修缮，祭祀惠献贝子神位，并有碑记。如今祠堂已经废弃，但碑记仍然保存。名宦祠在县衙大门外稍偏西处，原本祭祀明代知县陆嵩、江良贵；后来因县衙迁建，又增加祭祀知县陈梦麟。康熙三十三年毁坏，乾隆二十八年由知县赵爱重建，春、秋两季祭祀。九烈祠在城北镇街。明嘉靖十五年由知府沈大楠创建，清乾隆二十七年由知县赵爱重建。祭祀宋代小常村妇，以及马氏、廖氏、元氏、林氏愈娘、明氏、张氏陂娘、縻氏曹婢、张氏贵娘、陈氏月娘、祐溪贞女。康熙戊子年，知府周元文的儿媳李氏为节义而死，也附入祭祀。后来又附祀梅氏、管氏、章氏，于是共有十三位烈妇。年代久远后逐渐倒塌，乾隆　　年由知县黄铨重建。小常村妇的传记见《烈女传》。马氏是范旺的妻子，顺昌人。绍兴初年，土军陈旰等作乱，杀死她的丈夫和儿子。马氏跑去查看，贼人威胁并想侮辱她，她不肯屈从，于是被贼人肢解而死。廖氏是平民之妻，沙县人。绍定初年，被贼人掳掠，贼人命她歌舞。廖氏骂道：“我恨不得把你的肉剁碎，难道还肯讨你的欢心吗？”贼人发怒将她杀死。当时廖氏怀有身孕，贼人想窥探州城，剖开她的腹部查看男女，以此决定进退；剖开后发现是女胎，便带兵离去。招捕使陈具上报此事，朝廷追赠她为懿节夫人，乡人建庙祭祀她。林氏是刘国美的妻子，名愈娘，沙县人。至正末年，江西盗寇邓克明攻破县衙，林氏不知丈夫下落，藏在草丛中，被贼人掳走并强迫同行。当时同行的邻妇有十多人，走到安济桥时，她对众妇说：“我宁死也不受辱！”又抚摸怀中的孩子说：“我的命运不好，也是你的命运不好。与其把你丢在路上，谁会怜悯并抚养你？不死也等于死了！”于是痛哭投河而死。通判刘总把此事上报，诏令旌表她的家门。张氏是彭阿积的妻子，名陂娘，尤溪人。她幼年便有操守，嫁给彭阿积后，孝敬侍奉公婆。洪武年间，彭阿积溺水而死，她发誓不再改嫁，要抚养遗孤。公婆想改变她的志向，在定下婚期的那天，她投河而死。縻氏的传记见《烈女传》。陈氏是张文宗的妻子，名月娘，顺昌人。正统十三年草寇作乱，抓住陈氏，想把她献给贼首。经过西渡时，她欺骗贼人说：“你如果把我捆起来，我就告诉你的主帅，他一定会派人放了你。”贼人害怕，解开了捆绑。船行到河中间时，她投水而死。张贵娘是将乐人。正统戊辰年，沙寇进入境内，贵娘十八岁，被贼人抓住，准备抬走。张贵娘欺骗他们说：“请允许我收拾首饰后再跟你们走。”贼人答应了，她得以脱身，偷偷躲到屋后，投池水而死。儒士骆善为她作传。嘉靖二十九年，知县王铃在县学西南立碑记载此事，并与温烈妇一同旌表，称为“双烈”。祐溪贞女姓名失考，沙县人。正统十四年，贼人邓茂七攻破县衙，贞女藏在草丛中，遇到两个贼人想强迫她跟随。她设法推脱，说过了溪就跟其中一人，以便终身侍奉他。两个贼人信以为真，扶她走到桥中央时，她突然用双手抓住两个贼人，把他们投入深渊，二人都溺水而死。弘治四年，宪副杨泽、郡守苏章建祠祭祀她。郭氏姓名失考，大田人。正统十四年邓茂七作乱，乡人在东岩筑寨。贼人攻破山寨时，郭氏怀抱刚满一岁的孩子，而且正怀着身孕；贼人驱赶她离开，她奋力痛骂，便抱着孩子跳下百尺高崖，与孩子一同摔碎在乱石之间，胎儿和肠子等散乱狼藉。贼人惊叹说：“这才是真正的烈妇！”于是用土掩埋她们后离去。李氏是知延平府正黄旗汉军周元文的儿媳、兆熊的妻子。她性情慈爱孝顺，能够遵守妇道。丈夫死后，她日夜哭泣，哭声不断。选定日期把丈夫的棺材移到郊外后，她换上丧服，闭门自缢。管氏的传记见《烈女传》。梅氏的传记见《烈女传》。章氏的传记见《烈女传》。关帝庙在府治东北角普通岭上、贡院南面，祭祀汉寿亭侯关羽。雍正三年十一月毁于火灾，四年重建殿宇，乾隆元年重建戏亭。旧传正统年间，沙、尤两地的盗寇进攻郡城，远远望见城中全是红脸神兵，盗寇心中震慑，稍稍退却；王师随后乘势将其消灭，大概是神灵暗中相助的功劳。关帝忠义勇烈，史书已有记载，历代不断褒封崇祀，庙宇遍布天下。清雍正三年，追封关帝三代，按太牢礼制祭祀。乾隆二十五年奉旨，给关帝谥号加“神勇”二字；每月初一、十五，知县随郡城文武官员进香，称为武庙。春、秋两季举行两次祭祀，城内外共有庙宇六所。民国四年奉文，将宋代岳武穆王合并供奉于庙中，春、秋两季祭祀。关帝三公祠 敕封：曾祖光昭公，祖裕昌公，父成忠公。李招讨祠祭祀唐代招讨、湖南观察使李系，李系是忠武王李晟的曾孙。他有守卫抵御的功劳，百姓感戴他而祭祀。建炎三年，赐庙额“灵祐”；绍兴年间，封为威胜侯，加号“显应英济”。明洪武初年，诏令去掉封号，只题写唐代官职，命有司春、秋两季祭祀。祠堂在东门内，背靠县衙，面临建溪。城墙垛口环绕在祠前，形如张开的弓，地势特别宽敞。祠前有楼跨在街道上，依城墙向八面开窗，匾额题为“凌虚”。从楼上俯视溪流，风帆、沙鸟从楼前经过；东南群山全都映入窗中。风和日丽的早晨，雨后起身登楼远眺，眉目舒展，顿觉清爽；山岚翠色暗暗袭来，衣襟仿佛都要被润湿，这确实是全县的胜景。喜欢游赏的人常常带着酒席，在这里饮酒宴乐、长啸吟咏。墙壁上的诗句琳琅满目、光彩夺人，多得无法一一记述。清康熙三十三年毁于火灾，只建了一间屋子供奉神位。雍正九年重建，虽竭力仿照旧制，仍不如原来的规制，只能勉强免除狭窄局促的讥评。有陈新之《重修庙记》，收入艺文。

译忠义孝弟祠后来迁到县学明伦堂右侧、海公祠对面祭祀。节妇祠：以上两祠原在东门外，雍正元年各位宪官奉旨修建，如今已经废弃，只剩地基。节孝祠在县学明伦堂左侧，祭祀历代贞洁、孝顺、守节、刚烈的妇女。海公祠在县学明伦堂右侧，祭祀明代南平县学教谕、忠介公海瑞，祠内有海瑞亲手栽种的两株桧树。仓圣祠在县学明伦堂后、崇圣祠左侧。文昌宫府学、县学内都建有。民间的文昌宫有四处：一处在县衙右侧；一处在草鞋坑玉清宫右侧，清乾隆二十八年改为祭祀火神，三十年乡里人就在旧宫后面开辟土地重建；一处在长安南里樟湖坂头；一处在普安里大坝。以阁命名的有两处：一处在县衙前，正面对着建溪，与天后宫相互掩映。乾隆十三年，监生杨永佑把上画罗坑土名苦竹湾的一块田施入，年收税谷一千一百九十筋，佃户郑师尧；一处在府城隍庙后，乾隆二十八年乡里人募捐重建。嘉庆　　年奉上谕，各郡县建立文昌祠，按太牢礼供奉，于是就在县衙右侧的文昌宫举行春、秋祭祀。每月初一，知县随郡城文武官员进香。光绪年间，改在天麟山吕祖宫右侧祭祀，新建文昌阁。吕祖宫就是蕊珠宫，位于天麟山脚下。清同治初年，募集民众合力兴建，庙宇外观高大雄伟，规模宽敞宏丽，并且多次显现神灵应验。嘉庆十年，奉旨赐给“燮元赞运”四字，加在原有尊号之上，建立牌位供奉。每年定于二月初四、八月初四举行祭祀，每次祭祀使用蔬菜水果十多种。精忠庙位于天官岭上，祭祀宋代岳武穆王，庙中有张瑞图书写的“万古精忠”匾额。另有一座在龙山下十字街，乾隆十五年重修。三皇宫在天河边协署前、紫云岭半山腰，清康熙三十年重建，祭祀伏羲、神农、黄帝。药王庙在天河边紫云岭半山腰，祭祀孙、韦二位真人。真君庙位于卫后五帝庙前，也叫铁柱宫，祭祀许旌阳。乾隆八年毁坏后，改建在酒务巷坊，与华光庙遥遥相对。考察许逊，字敬之，曾任旌阳县令；后来弃官修道，带着全宅升天。豫章铁柱宫井中，相传有许旌阳镇压蛟龙的铁柱，所以以此命名为铁柱宫。豫章人尊敬信奉他，各地会馆也都祭祀他的神像。闽王庙在三魁坊，祭祀闽王王审知。汉闽越王庙在威武坊。旧志记载：原来的殿宇毁坏后，闽越王屡次显灵应验；每逢灾年，常能远远看见火光中有一名穿袍戴冠的人前来救止灾祸。有关官员利用旧社学的地基扩建庙殿，又空出左边的地基，给县令某人建生祠；社学的废弃就是从此开始的。威惠王庙在府城南面，所祭神灵的来历已经失传。庙中有一块古碑。唐广明年间，黄巢的军队经过延平时，忽然有风雷、暴雨和冰雹从庙中发出，贼兵于是退走；宋天圣年间重修。雷从事祠又名灵应祠，就是化剑阁，在水东，祭祀晋代雷华。雷华是晋代丰城县令雷焕的儿子。宋庆历年间，通判陈执礼因为雷华曾任剑州从事，经过延津时发生佩剑化龙的奇异事情，于是画出他的像，建立祠堂祭祀。后来乡里人把晋代司空张华和雷焕的像也与雷华一同祭祀，年代久了，庙宇废毁。元统癸酉年，达鲁花赤衲儿杉伯重建。至元乙亥年，乡里有人因邻近庙宇可以获利而侵占庙产，乡人将此事禀告宫府，宫府重新修复了庙宇，留下了石刻。明正统年间毁于战乱，景泰癸亥年乡里募集民众重建。正德丙子年，知府姜文魁拆除旧庙重新修建，题名为“化剑阁”。清乾隆二十七年重建时，中殿祭祀天后，右边影堂祭祀张华、雷焕二位公，而不祭祀雷华，此后一直沿袭至今，大概已经失去了当初建立祠堂的本意。张焘、邹维琏、施中、何兰各有诗作。陆公祠在城外水东坊，祭祀明代知府陆相儒，万历四年建立。陆公调任本省监军后去世，军民感念他的恩德，募集钱财为他建祠。清顺治丁亥年毁于兵火，只剩下遗址。如今改为供人小憩的亭子，题名为“襜帷暂驻”。沈公祠在西郊府学旧址，万历三十三年为南道前提督学使沈儆炌建立，后来长期废弃。堵公祠在东门明翠桥桥头，为知县维垣建立。万历三十七年被洪水冲毁，三十八年重建，有碑记载此事，后来又废弃。顾公祠在水东街尽头，万历三十二年为同知顾起淹建立。顾起淹是吴县进士，清廉正直、严于自持，不屈从权势；后来升任贵州佥事，百姓为他建祠祭祀。现在祠堂已经毁坏，乡里百姓就在原地基上建了社庙。闻公祠在溪东永慕祠的右边，万历二十五年为知府闻金和建立，如今已经废弃。徐公祠共有四所：一所在城东徐存斋公去思亭的右边，一所在城东铺的左边，一所在溪东永慕祠后面，一所在五里亭下面。万历三十七年为推官徐久德建立，如今全都不存在了。薛公祠在城东化剑阁旁边，万历三十六年为知府薛藩建立，后来长期废弃。永慕祠在县城东门大溪东岸，祭祀明代知府孙衍、陆嵩二位公。二人为百姓祈求降雨，雨果然降下；他们徒步退去车盖，走了十多里，同时感染疾病而死，郡中百姓十分感念他们。因此建祠祭祀。每年七月初三，郡守率属员前来祭祀，因为这一天是孙公的忌日。原祠在城南门外，嘉靖九年迁到西郊府学西边，匾额题为“哀慕”。嘉靖十七年，知府裴椿认为祠堂狭小低洼，又靠近学宫，便迁建到东郊，改名为“永慕”。巡按包节、讲官张潮为此撰写记文。顺治丁亥年毁于寇乱，后来有张潮重修祠记和游居敬的记文流传下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 昭忠祠建于嘉庆八年，位于大忠祠旁，祭祀台湾北路中营额外外委马兵王洪、福州城守右军额外外委马兵唐起龙等人。嘉庆七年，朝廷查办苗匪、教匪，命令各省府县建祠分别祭祀军营中阵亡的弁兵。督抚上奏说，苗匪、教匪两案中，福建省并没有奉调出征的官兵；但近年台匪陈光爱、陈周全、陈锡宗等人滋事的各案中，派兵前往剿捕、效命疆场以及在海面遇贼被害的人也很多，确实与苗匪、教匪案中的阵亡者没有区别，因此一并入祠祭祀。王洪是本籍人，任台湾北路中营额外外委首兵。乾隆六十年，台匪陈周全滋事，王洪随营队前往八卦山，立志报效国家，鼓起勇气赴战，亲自冒着箭矢和滚石奋战，奋不顾身，最终阵亡。

译唐起龙是本籍人，任福州城守右军额外外委马兵。乾隆六十年台匪陈周全滋事，唐起龙运粮到福清县沙坞洋西面时遇到盗匪，奋勇前去擒贼，冒着刀刃也不退缩，于是被害。陈得元、蔡廷举、张升玉、聂国豪、郑义、梅亮、谢宏、谢亮、徐得胜。以上都是本籍人，任步战兵。乾隆六十年三月十四日，他们在八卦山作战时阵亡。另附祀顺昌守兵三人、将乐战兵六人、尤溪战兵三人。主管官署颁发的春秋祭文：英灵在上，你们志向坚定，深入险穴；心怀报国之志，急切请求出征。凭勇气奔赴大义，以刚烈成就忠贞。有的乘风破浪，最终把忠骨埋在苍茫海域；有的身披坚甲、手执锐器，将碧血洒在战鼓和兵器之间。追念你们雄伟卓绝的身姿，虽然已经去世，却仿佛仍然活着。让忠魂在故土得到慰藉，承受盛世给予的褒奖和表彰；在时令祭典中献上馨香，成为桑梓的光荣。活着是烈士，死后成为捍卫国家的干城。依照礼制彰明祭祀秩序，使美名永远流传。尚请享用祭品！宋千总弁兵殉难冢：咸丰三年四月，红巾黄有使率领匪徒前来攻打县城。福镇城守左军千总宋世超、把总杨鹏南、外委陈逢亨带兵在西芹三门瓦厂前抵御，遭匪徒从兔坑山路包抄，因敌众我寡，全队覆没。千总宋世超等人奋力作战而死。西芹乡绅蔡梦熊等人怜悯他们的忠义，准备棺材将遗体收殓，埋葬在后山，修建坟冢、竖立碑石祭祀。每逢七月中旬，由纸商约定日期祭扫。同时殉难的士卒共三十八人，其中督抚标兵有潘得升、韩文亮、陈连标、欧连升、江振标、郑淮元、林建、陈联升、严大标、尤高魁、叶得标、许得标、魏得标、林同春、马尔标、林荫淮、宋学銮、郭金镛、沈协、王捷贵、张得高、王定魁、张茂、林长保；延平营兵有吴延镳、李鸿升、董连升、王国丰、周旺标、张清云、金得名、汤朝标、连得标、陈夺标、饶顺标、曾武顺、罗春发、李大章等，全部列在碑中。【校】1.刘沭：原本写作“沐”字，现依据嘉靖《府志》版本改正。2.樟湖坂：原本写作“漳”字，现据此改正。《艺文志》第二十一。技艺形成后属于下等，以文章作为技艺，便成为上等。古今文章数以亿万计，能够流传下来的，一定是因为它们意义重大、关系深远，所以不能不加以传述。杨、罗、李、朱的文章，阐述身心性命的宗旨，以及五伦五事，遵循这些道理便有可遵循的路径。至于直言极谏的大臣，进献一句话，便能开启万年的福祉；提出一条策略，便能挽救千人的性命；扶助危局、安定倾覆，扭转乾坤。仁人的言论，其利益多么广大啊！至于记述一件事的沿革，详述一件物品的兴废；有时登高赋诗，有时临水抒写志趣。全部收录，既嫌过于繁多；一概删去，又会缺少考察依据。因此选择那些切合事实、涉及政治教化、概括山川名胜的文章。有的因人而流传，有的因言论而著名。各篇取舍的意义各有不同，难以拘泥于一种格式，所以全都记录在这一篇中。【校】1.性命：原本写作“惟命”。【注】（一）五伦五事：五伦也称“五常”。封建宗法社会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称为“五伦”。五事指容貌、言语、观看、听闻、思考。各家著作书目。五代。陈陶。《癖书》十卷。《诗集》。宋。杨时。《较正伊川易三经义》。《春秋礼记解》。《学庸语孟解》。《周礼解》。《经筵讲义》。《易春秋孟子义》。《列子解》。《庄子解》。《辨字论说》。《日录奏议》；罗从彦。《诗解》。《春秋解》。《春秋指归》。《语孟师说》。《中庸说》。《遵尧录》。《台衡录》。《议论要语》。《二程龟山语录》。李侗。《延平问答》。《语录》。《萧山读书传》。《论语讲说》。《读易管见》。朱熹。《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这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韩文考异》。《楚词集注辨证》。《论孟集议》。《孟子指要》。《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通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仪礼五经传通解》。吴熙。《三传通解》二卷。《礼记讲义》十卷。《孝经》一卷。《诗文集》三卷。《藏春语录》。吴辅。《怡轩诗文集》。黄裳。《演山集》六十卷。张维。《槃涧集》。《奏议》。黄复。《文集》三十卷。明。查厚。《宦游集》。《从祀七贤要旨》。吴恭。《学古斋集》。胡琼。《九峰稿》。《奏议》。黄焯。《遵美堂政录》。《修来篇》。《论语中庸读法》。《贻光堂集》。黄应麟。《四书讲义》。《量田管见》。郑庆云。《剑溪媿稿》。张体中。《洪庵诗集》《螟螺集》《经书讲义》《代贤奕编》朱成文 《读书会要》《越闽议略》《天目剑津会语》《钟台问答》《续壤琐吟》《艺林枝语》赵弼 《雪航肤见》《赵氏史评》游居敬 《五经旁注》《可斋文集》《奏议》《丹图集》7 陈国桢 《车尘杂述》《竖语焚馀》《壑舟外言》吴道宣 《楚游文集》欧金梁 《燕居楼草》黄起莘 《书经正说》《说铃》《四书诗经讲义》朱廷献 《启庄文稿》清

译林钟 《哦江集》《拙庵纪事》《归园集》邱三捷 《闲吟杂著》《文艺作述》《仕学说》林就日 《太极图说》《元祐党人碑赞》《胡传删补春秋讲义》乐斌 《古今太乙纪》施中 《望岁庄稿》康济海 《四贤纪要》毛章业 《蔚庐诗文》谢丰 《瘅疟指南》《诸症辨疑》8 《理元脉诀》黄釪 《兰室纪要》施开治9 《自怡集》杨之桢 《崇俭编》《迂草》翁兆行 《方言集》萧泳 《柳溪集》《游武彝草》朱涛 《四书寻疑》林昌麟 《四书融解》《自娱集》陈世荫 《花圃吟》官志涵 《枝亭稿》朱澐 《平平居士诗稿》李兰 《诗文稿》陈国玙 《雪樵诗稿》高镛 《剑浦诗编》10 《紫云山人诗钞》流寓 林定徵 《尊心堂遗稿》毛念恃 《四书讲义》《孝经注》《小学训解》《四贤年谱》【校】1.《辨字论说》：原本作“辩”字，据同治本改。2.《读易管见》：原本作“读书”，今据同治本改。3.《辨证》：原本作“辩证”，据府志本改。4.《纲目》：原本作“网目”，今据改。5.《仪礼》：原本作“议礼”，今据改。6.《胡琼》：原本作“吴琼”，今据嘉靖府志本改。7.《丹园集》：原本作“丹图集”，今据同治本改。8.《辨疑》：原本作“办疑”，今据同洽刻本改。9.《施开治》：原本作“开冶”，今据改。10.《剑浦诗编》：原本作“诗篇”，今据改。《艺文状疏议》《缴进遵尧录状》宋代　刘允济 臣听说，进献忠言而能被后世记录下来，本来就是前代贤人的一贯志愿；事情虽然一时缓慢，却对当今有所功用，也是治理天下的时代所乐于听闻的。山林中的读书人，虽然不急于追求功名，身处田亩之间，却从未忘记君主和父亲。有些言论在当世未被采用，事情却有时会遇到合适的时机。司马迁把《史记》收藏在名山之中，以等待后来的圣人；孔安国从屋壁中得到《尚书》，全部上交送给官府。人虽然没有急于求售、求取世俗承认的心，道理难道会有最终穷尽的时候吗？又想到那些湮没失传的残缺简册，果然遇上了熙和融洽的昌盛时期。臣年轻时就带着纸笔，长久游学于学校；早已听说罗从彦是闽地的名士，操守品行非常高尚。他在徽庙朝时居住乡里、教授门徒，坚守道义尤其笃实。臣未能亲自了解他一生的言行实迹，但每当听到他的高尚声誉，便心怀敬仰。前些日子，臣承蒙圣上误加恩宠，来到延平守卫这个偏僻的城垒。才知道从彦实际上是本郡人，但询问他的世家情况，却因资料寥落而难以查考。于是向各位年长的故老询问，并勤勉地搜求考察。过了很久，才见到《春秋》《诗经》解说的许多编册；其中竟有《圣宋遵尧录》八卷，亲自用楷书抄写，并亲自撰写序文。全书大致认为，我朝由太祖开创基业，列位圣君相继承统；纲领端正，条目分明，没有汉、唐那种杂有霸道而不纯正的情况。君主圣明，臣下贤能，正如舜、禹遵循尧的道统而不加改变。书中详尽叙述太宗对于边防事务和战机等重大问题，都遵守既定的规模制度；又说仁祖在承继封禅祭祀和宫室营建的基础上，更加恭敬节俭。书中宣扬伟大的法度，追溯其根本在于深厚的仁德。大的方面，写到郊庙、宫禁等处的严肃制度；其次，写到朝廷、郡国的政事。有时阐释文字，以充分发明其中的旨意；有时辨析细微之处，以寄托讽谏的诚意。最后说明元丰年间改制的原因，认为这一切都是王安石开创祸端的过错。他采用管仲、商鞅的法术，创立了追逐功利的谋划；章倡导、蔡跟随，渐渐预示了后世夷狄的侮辱。罗从彦为此痛心疾首，闭门著书。书在靖康丙午年已经写成，却正值金兵侵犯边境，无法上呈。八十九年来孤愤不平的气息，郁积着一直未能伸张。四万多字的文章，恳切明辨，文采也很丰富，足以采录。臣因此看出从彦的道术精纯，议论公正平和。虽然他只是山林泽畔的寒微儒生，却有如朝廷台阁中清白自守的官员。道义由内心激发，言论从不曲意逢迎。他活着时像葵藿一样始终倾向于太阳，死后却同草木一起腐朽；他的遭遇实在令人怜悯，但他的忠诚永远不会磨灭。臣谨慎地把全书抄录完成，封缄进呈帝座之前。希望圣上在处理万机事务的闲暇，特别抽空阅览一遍。如果其中有合于圣意之处，幸请下令交付史馆保存。还乞求圣上以睿智慈悲之恩，赐给他谥号，使他与近朝的尹焞、邵雍等人相匹。这样或许可以使天下人心归附，也可与仰慕古代贤人的下惠、少连相提并论。这不只是为了慰藉罗从彦埋藏于黄泉之下的遗志，也将要在人心中振兴大道。臣又考察从彦平生所提出的各种言论，确实无愧于古今贤哲。只是想到他没有后代可以继续他的声名和事业，所以希望这些文章能够得到圣明君主的知遇，或许可以使他的名声永久流传。臣所说的话实在狂妄而浅陋，按罪当诛。现有罗从彦原撰《圣宋遵尧录》八卷，谨慎缮写为两册，随同本状密封进呈。以上事项谨此奏闻。【注】（一）“状、疏、议”：状，是陈述的意思，如“行状”，指记述死者世系和生平大概的文章。“疏”，指奏章；“议”，是旧时的一种文体，用来议论事情、说明道理或陈述意见，如“奏议”。（二）“椠铅”：古代削木制成、用来书写的版片；这里指书写工具。（三）“考”：年老的人，即老者。（四）“揄扬”：宣扬。（五）“黼座”：就是帝座，指皇帝的座位。请为罗、李二位先生议定谥号的呈状

译宋·杨栋 礼部呈状：据淳祐六年三月十七日都省批示，朝奉郎、直秘阁、福建提刑杨栋上状说：臣私下认为，想要治理天下，首先要端正人心；想要端正人心，首先要端正学术。学术不端正，名分与实际就会混淆，是非就会颠倒。上面没有可以裁断的准则，下面没有可以效法的榜样。上面没有裁断的准则，所以君上听闻而迷惑；下面没有效法的榜样，所以民众的志向混乱。民众的志向不能安定，遗弃亲人、怠慢君上的风俗就会兴起，天下的祸患也由此开始。因此，端正学术来端正人心，确实是当今最急迫的事务。恭敬地想，圣朝文治兴盛，纯公周敦颐、正公二程先生在伊洛之间崛起，从元公周夫子那里听闻圣道，终于达到最高境界。他们继承孔子、孟子公正宏大的传承，开创万世可以长久延续的事业；从根本到末节贯通一致，使自身和他人都能立身。即使尧、舜重新出现，也不会改变我们的言论，啊，这是多么盛大啊！二位先生去世后，传承他们道统的，是龟山杨文靖公。龟山杨文靖公把道统传给罗先生从彦，罗先生从彦又传给李先生侗。当时朱文公专心致志地讲学，四处寻访老师。后来见到李先生，听到所谓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的学说，顿然明白，道的根本正在于此。朱熹跟随李先生多年，反复询问、辨析，最终传得了先生的学问。从周敦颐、二程传下来的道统，其传授的根本、末节和源流，确实不可欺罔。陛下继承大位后，首先尊崇朱文公之道，以此教化天下。他门下弟子中的贤者，也得到褒奖表彰，有的还赐予美谥。然而朱文公的学问，实际上是以李先生为老师的。唯独没有听说有人推尊他的老师，难道是因为他的老师著书不多，不如其他人的论述详尽、阐发广泛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厚礼尊崇他的弟子，反而遗漏了他的老师呢？天下最善的事，莫过于尊师；师道树立，善人就会增多。善人增多，朝廷就会端正，天下就会得到治理。况且圣贤的著述，都是出于不得已。孔子说：“我想不说话。”孟子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颜子没有著书，实际上足以称为亚圣。然而《论语》一定以《尧曰》结束全篇，《孟子》最后一章历述尧舜直到孔子。韩愈《原道》一文所说“把这个传下去”，必定谨慎选择并明辨道理，这是为了把天下公认的传承昭示于万世，引导天下人走正道。看朱文公称述罗氏说：“潜心思考，努力实践，责任重大而能达到最高境界，像罗公这样的人，只有一位。” 他称述李氏说：“讲诵经书之余，整日端正地静坐，用来考察喜怒哀乐尚未发作以前的气象究竟如何，并寻求所谓的‘中’。像这样做了很久，才知道天下万物的根本就在于此。”由此可知，朱文公从李先生那里所得的学问、李先生从罗先生那里所得的学问，或许正在这里，而且有超出文字词义之外的内容。如今天下的学士，家家都有朱氏的书，人人诵读朱门的言语；但对于其中切要而宏大的道理，精纯真实而中正的内容，能够从内心领会并见之于行为的，知道的人却很少。这只是诵读文公所著的书，却不知道文公所传的道。假如不明确昭示正统，使天下人明白地知道应当趋向哪里，以求达到至善的境地，臣杨栋恐怕名实会混淆，是非会颠倒；即使文公的书还存在，文公的道也将要丧失了。因此臣私下认为，想要彰明文公之道，不如遵循文公的老师。臣承蒙任职，奉行圣旨，考察访问闽部，实际正是在罗、李二位先生的家乡。臣平生一向景仰他们，冒昧列举这些事上奏。恳请圣上慈悲，探究圣学的传承，重视师道的根本；把尊崇文公的方式推广到尊崇他的老师，再逐级上推，直到罗氏。请分别赐予他们美谥，以昭示宠爱褒奖，作为表彰和勉励后来的榜样。这样或许可以使伊洛之学不沦为只讲言语的学问，使朱氏之书真正落实于实践。这样做不仅能使二位臣子的潜在德行得到发扬，使他们的道更加光大；对于减少浮华文饰、崇尚德行，端正学术、端正人心，也确实会有一点补益。举荐吴熙、吴仪的奏疏 宋·王潮，南剑知州 臣恭敬地看到，本州进士吴熙精通经学，品德高尚，行为端正，众人都推重佩服他。他参加科举求取功名未能实现志愿，便安然退处；闭门读书，修养日益深厚。他与同宗分割家产时，把肥美丰厚的部分推让给别人，自己只取微薄的部分。他廉洁正直的操守，古人也很少能与之相比。他的堂兄吴仪，专心致志地博览古书，也以名节自我勉励。本州人士常以“经明行修”举荐吴仪，他担心占用乡试解额的名次，恳切地避让而不接受。乡里对他的赞誉，也无愧于吴熙。臣虽然官位卑微、言辞轻微，但像这样二人的志行隐约未显，尚未被盛世所知。倘若蒙受圣恩，加以考察，赐给他们一项官职，使他们充任学官，对于圣朝收罗人才、用以敦厚士人群体，并非没有补益。请封爵并列入孔庙从祀的奏疏 元·胡瑜

译我曾经认为：文治兴盛，应当举行久已废置的大典；褒美前代儒者，是希望用来激励后世。国家教化百姓、形成风俗，没有比学校更重要的。学校的设置，必定要尊崇祭祀先圣、先师，这是报答功德并显示劝勉的办法。我朝崇尚儒学、重视道统的心意，超过了前代。既已加封先圣孔子“大成”的尊号，又追尊宋代儒者周敦颐等人的爵位，使他们列于孔庙配享。从报答功德、显示劝勉的道理来说，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然而主管官署讨论得还不周全，仍遗漏了先儒杨时等五人，未列入从祀。于是使盛明之世仍有礼典缺失。只有故宋龙图阁直学士、谥号文靖的龟山先生杨时，亲自得到程门道统的传授，驳斥王氏经义的谬误。南渡以后，朱、张、吕三家的学问，其源流脉络都出自杨时。故宋处士、延平先生李侗，传授河洛之学给朱熹。朱熹各书集注所引用的老师言论，就是李侗讲论的旨意。故宋中书舍人、谥号文定的胡安国，从伊洛学派听闻圣道，立志研究《春秋》，编纂为《春秋集传》，辅助阐明正经；阐明天理、扶持世教，是对圣人之门有功的人。故宋处士、赠太师、荣国公、谥号文正的九峰先生蔡沈，跟从朱子学习，亲自承受他的指授。他著书立说，汇集成编，阐明了前代儒者尚未达到的地方，对圣人经典有很大功劳。故宋翰林学士、参知政事、谥号文忠的西山真德秀，博学而穷究经书，实践修养笃实。当时朝廷设置伪学之禁，以禁锢善良之士；真德秀晚年出仕，独自把弘扬斯文作为自己的责任。他讲习并亲身实践，党禁解除后，正学得以彰明。这五个人的学问接续道统的传承，著述发掘前代儒者的奥秘，功劳非常大。何况科举取士，已经把胡安国的《春秋》、蔡沈的《尚书集传》表彰并加以尊用；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也列入经筵讲读。这些都对国家的治理之道有所补益。各人的出仕与退处，详见《宋史》本传。他们都应追赠名爵，列入先圣孔庙从祀，以敦厚儒学风气，激励后学。应当命令礼官讨论礼典，按照周敦颐等人的先例上奏施行，以补足礼典的缺失，这是我们道统的幸运！本省把他的意见完整咨报中书省，又派胡瑜赴都，投呈中书省；中书省判送礼部，转行翰林、集贤、太常三院会议，都同意他的意见。回复呈报中书省，奏准送交礼部，确定五位先生的封爵、谥号，一律追赠太师。杨时追封吴国公，李侗追封越国公，胡安国追封楚国公，蔡沈追封建国公，真德秀追封福国公。各自制作诰词开头和宣命，派官员携带前往福建行省，访查各人的子孙并交付给他们。若没有子孙，就在他们原来居住的乡里、郡县学，或者书院、祠堂内，安置施行。【校】1.“谥”字：原本误作“谧”字，今据此改正。请补列宋代罗、李二位先儒从祀孔庙的呈议奏疏 明·林钿

译为恳请奏报，将二位真正的儒者补入孔庙从祀，以尊崇道统、光大盛典一事。臣私下认为，圣贤的学问，在于继承过去、开创未来；帝王阐明道理，首先要尊崇功绩、报答德行。因此考察师承授受是否是一脉相承，必定要追溯其源流；极力推尊历代公认的定论，也会使俎豆祭祀更加光彩。臣生长在双剑之邦，私下接受四位贤人的遗泽已经很久了。如今杨中立、朱晦翁已经进入孔庙受祀，而罗仲素、李愿中却还没有列入从祀。这是历来礼典的缺失，也是议论礼制的人不应迟延的事情。追溯杨中立承载道统南传，他是后世学士的鼻祖；承衍杨中立心传的，是罗仲素；承接罗仲素嫡传的，是李愿中。由罗、李二人递相传授给朱夫子，或亲见而知，或闻知而明，道统相互衔接。老师传授、弟子学习，前后本是一源。譬如河流，杨中立如同星宿山脉，是水脉的发源处；罗、李以及朱子，也如同经过济水、漯水、淮水、汉水，最终流入大海。从前宋元丰七年，曾将《孟子》与颜子并列配享。后来议论者说：孟子向子思学习，子思向曾子学习。咸淳三年，于是把曾子、子思也列入配享，四位贤人一同配享，至今仍称为千古最恰当的礼制。如今尊崇朱夫子的道，却没有追及他历来传承的源头。这就像进用孟子，却忘记曾子、子思一样，怎么可以呢？本朝礼制明备、音乐完备，即使薛文清、王文成、陈白沙，也都得以从祀；何况像罗、李二位先儒这样承接先圣、启迪后世、足以为百世师表的人，他们对道脉的功劳尤其显明突出。谨考宋代以及有关性理学的诸书：罗从彦，字仲素，沙县人，后来迁居南平；曾在萧山跟从杨时学习，后来在山中筑室，断绝了求取仕进的念头，内心充实而自得。朱子说：“龟山先生在东南倡明道学，游学于他门下的士人很多。然而若说到能够潜心思考、努力实践、担当重任并达到极高境界的人，像罗公这样的，只有一人。”又说：“先生教导学生，在静坐中观察喜怒哀乐；尚未发作叫作‘中’，要看未发作时的气象究竟如何。真正能够探索根本、洞见道体。”周垣说：“先生在罗浮山静坐三年，穷究天地万物的道理；注释《遵尧录》，提取要旨、概括纲领，无非是关于治乱安危的大事。由此大略可以推知，先生的学问能够明体达用。”李侗，字愿中，剑浦人；在山中结庐居住，谢绝世俗事务。四十多年间，有时连饮食也不能充足，却仍然怡然自得。朱熹以弟子礼事奉他。朱子说：“先生年轻时在乡校游学，已经很有声誉；后来听说郡人罗仲素从龟山门下得到河洛之学，便前往求学。多年间接受《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的讲说，从容潜心玩味，内心有所领会，完全得到他所传学问的奥妙。”又说：“先生跟从仲素学习，在讲论之余，整日端正静坐，以考察喜怒哀乐尚未发作以前的气象究竟如何。”又说：“先生天资刚劲奇特，气节豪迈；但修养充实而纯粹，不再有棱角锋芒。精锐之气显现在面容上；面色温和，言语严正，精神安定，气息平和；言语或沉默、行动或静止，都端庄安详、闲适泰然，自然合乎中正，仿佛自有成法。”邓迪说：“愿中如同冰壶和秋月，晶莹澄澈，没有瑕疵。”这两位儒者承衍道学南传的脉络，就是使千圣相传的绪业不致坠失；他们开启紫阳朱熹的道统，就是使六经的日月光辉照耀中天。如今遇到宗师大人主持风俗教化、辅佐道统同盟，恳请将本地真正的儒者奏请列入孔庙从祀。这样或许能使崇儒重道的礼典更加光大，也能使仰慕贤德、追景高行的心愿共同得到慰藉。这是地方的大幸，也是斯文的大幸！【注】（一）私淑：对于自己敬仰却不能亲自跟从学习的前辈，常自称为“私淑弟子”。（二）圭角：圭玉的棱角，借指锋芒。奏请补列罗、李二位儒者从祀的奏疏 明·熊汲，提学副使

译臣认为，崇尚儒学、尊重道统，是帝王的美德；继承过去、开创未来，举起百年来遗留的事业，以彰显一代的盛大局面，若非大圣人有所作为，是不能做到的。恭敬地想，陛下圣明神武，顺应时运中兴；心传之法，上合尧舜。敬天法祖，制定礼乐，陈列文教极则，彰明道统轨范，已经极其明备，巍峨灿烂，无可再加。于是考察古制、尊重文教，在殿廊祭祀周公、孔子；登记颜子、曾子的后裔。对于道统的传承，尤其用心。海隅的百姓，都在不知不觉的太平治理中欣欣然鼓舞，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如今有学术明备、道统有所传承的宋代真儒罗从彦、李侗，作为一代真正的儒者，应当列入孔庙祭祀，却没有受到采录，难道不是儒者士绅的建议还没有涉及吗？总之，公论历久不灭，圣道要靠人来传承；那么倡导彰明并主持此事的人，难道不应寄望于今天吗？臣想到《周礼》所说，太司乐掌管成均的法制，用来教育国子弟；凡是有道德的人，就以其为乐祖，在瞽宗祭祀，这就是祭法中先师祭祀的起源。如果孔子道德高尚深厚，承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传承，使六经流传后世，功德惠及世人，理应万世享受祭祀报答而无穷无尽。所以孔子得以受到学校尊崇祭祀，被奉为先师。当时跟从他的弟子，如颜、曾、由、赐等；私下承受其学问的后人，如孟轲氏，虽然闻道各有不同，但总的说来都有所得。因此，四科十哲依照德行排列次序，陪祭配享，这是礼制所不能废止的。汉代董仲舒、隋代王通、唐代韩愈、宋代周敦颐、程灏、程颐、张载、邵雍、杨时、朱熹、胡瑗、司马光等儒者，前后经过议论排列，都得以从祀；本来就是因为他们对孔门有功，对道理相互阐发，这也是礼制不可更改的。至于罗从彦，他向杨时学习，承接濂、洛之学的传承；李侗向罗从彦学习，开启朱熹的学问。这两位儒者关系到道统传承的延续，一脉相承，列入从祀、报答功德的礼典怎么可以缺少？以罗从彦来说，他从小聪颖悟性高，不专门从事言语文字之学；起初以审律吴仪为老师，听说杨时得到程氏学问，便徒步前往跟从。见到杨时三天后，惊讶得汗流浃背，说：“若不是来到这里，几乎要虚度一生了。”学业完成后，在山中筑室，断绝求取仕进的念头；整日端坐，有时沿溪行走，吟咏而归，内心充实而自得。朱熹曾说，杨时在东南倡明道学，士人中能够潜心思考、努力实践、担当重任并达到极高境界的，只有罗从彦一人。以李侗来说，罗从彦喜欢静坐，他退回室内后也静坐；在静坐中考察喜怒哀乐尚未发作以前的气象。时间久了，对于天下万物的道理，能够包罗贯通，逐步融会解释，各有条理次序。即使饮食不充足，也怡然自得。内外闺门和庭院，和穆得仿佛无人，众多事务自然处理妥当。他尤其不倦地接引后学，曾说：“求学问道，不在于多说话，只要默坐澄清内心，体察认识天理。如果发现哪怕一丝一毫私欲萌发，也要退避它。长久在这方面用功，或许逐渐能够明白，讲学才开始有益。”这两位儒者的人品和学术光明正大；他们潜心默识，身体力行，不行动也保持敬意，不说话也使人信服。列于孔门弟子之中，应当属于德行一科，难道不可以补入从祀行列吗？何况他们修养充实有道，棱角锋芒浑然无迹，也并非完全无意于经世致用。比如罗从彦的《遵尧录》，洞悉宋代治乱的事迹，深刻抨击元丰年间崇尚功利的人；“天下没有不是父母的话”，又足以扶持三纲、确立人的准则，暗中消除叛逆、动乱、篡位、弑君的祸患。李侗忧虑国事、感伤时局，常常以三纲不正、义利不分为言。他又深切慨叹王安石执政，使人心沉沦。他一心致力于阐明天理、端正人心、崇尚节义、勉励廉耻，把这些作为治理的根本。假如能够分别表彰他们，使他们得到任用，必定会有可观的成效。虽然他们自身没有得到任用，未能彻底施行其主张，但他们的议论和风采，听到的人自然足以受到振奋！宋臣杨栋特意向朝廷请求，希望将二位儒者昭示宠爱褒奖，分别赐予美谥。（以下缺文）嘉靖二十四年八月某日具呈。【注】（一）瞽宗：殷代乐人的宗庙和学校；西周的大学也称“西学”。（二）六经：六部儒家经典。请列入从祀的奏疏 明·周木，南京行人

译谨奏崇尚儒学、尊重道统一事，其中有一件：臣听说，凡是对圣人之门有功的前代儒者，都应列入从祀；何况是得到圣人正统传承的人呢？臣私下看到，宋代儒者延平李侗，得到伊洛道学的精妙传承；徽国文公朱熹确实尊奉他为老师。李侗讲明正学，对圣人教化的功劳很大。绍熙五年十二月，朱熹六十五岁时，才开始建成沧洲精舍。他在精舍释菜祭祀先师孔子，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以周敦颐、程灏、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和李侗七人从祀。当时提升从祀地位的礼典还没有实行。此前淳熙七年三月，朱熹任南康守时，曾上申省转奏，请求提升泗水侯孔鲤的地位，但在从祀一事上没有实现。朱熹去世后，到理宗淳祐元年，才依手诏将周敦颐、程颐、程灏、程颐、张载和朱熹提升为从祀。度宗咸淳元年，他们进入太学，又将邵雍、司马光提升为从祀。咸淳二年，又将泗水侯孔鲤提升为从祀，全部按照朱熹先前的做法施行，唯独没有涉及李侗。当时宰执本应有所请求却没有听说这样做，原因无他，只是有贤君而没有贤臣罢了。臣私下认为，李侗的学问，其传承历来都有源头。而且朱熹的老师也不止李侗一人。沧洲精舍祭祀时，唯独推尊李侗而没有涉及其他人，其中一定有深意。后来朱熹的门人蔡沈，以及元代儒者许衡、吴澄，有的读到朱熹的《小学》便像敬奉神明一样敬信，有的读到朱熹注释的《大学》便知道治理国家的重要原则。蔡沈、许衡、吴澄都是亲自接受朱熹熏陶或私下承受其学问的人，如今也已经提升列入从祀很久了。何况朱熹自己说过：“李侗是对我道义深重、恩情深厚的老师。”从宋代到现在，一直没有人为此请求，原因无他，大概是李侗的学问超然独得于心性幽微之处，而不是停留在言语文字的末节，这本来就是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只有朱熹真正了解它，所以沧洲精舍祭祀时唯独列入李侗。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性与天道，即使以子贡的资质，也尚且不能听闻。过去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只有颜子整日显得愚钝，却独自被称为好学。考察他的实际表现，不过是不把怒气迁移到别人身上、不重复犯错罢了。回答他关于仁的问题，就说：“克制自己，使行为恢复合于礼。”再问具体条目，就说：不合礼的不要看、不要听、不要说、不要做罢了。至于身居简陋的箪食瓢饮之中，仍不改变自己的快乐；三个月那么久，内心没有违背仁。因此周敦颐认为，颜子发掘了圣人的深奥蕴藏，可以教育万世而无穷。曾子的学问专门在内心上下功夫，所以每次行动都一定要从内心求取依据。他所传《大学》的开头说，用功没有比从“明德”的格物开始更重要的。《中庸》这部书，是子思忧虑道学失去传承而写的；其中指出用功的要领，没有比在喜怒哀乐尚未发作以前戒慎恐惧更切要的。孟子这部书，只是要人端正人心，使人存养内心、培养本性罢了。因此他曾说：“求学问道没有别的，只是把放失的心找回来罢了。”又引用孔子的话说：“操持它，心就存在；舍弃它，心就亡失。”《孟子》七篇的要旨，没有超过这些。因此，李侗对于四位先贤之道所作的义理阐发，可以见于朱熹的集注；他亲身实践这些道理的事迹，则散见于《宋史》。李侗传授给朱熹的言语，大多与朱熹年谱所载相合；跟从李侗游学的详细情况，见于朱熹文集所载；李侗的行状、祭奠李侗的文章、挽祭李侗的诗文，以及周敦颐《通书》后的评论文字、沧洲精舍告祭先圣的文章，合起来考察，就可以看出李侗学道的精妙、作为朱熹老师所给予的益处，以及李侗对世间教化究竟有没有功劳，这些本来都有无法掩盖的事实。有人或许认为李侗著述很少；从前胡安国曾请求将程灏列入从祀，大意说：程灏虽然来不及著述，但门人向他质疑请教、他回答问题的言语，流传于世的很多，难道可以只凭著述多少来判断吗？况且圣贤的学问，大体只是顺应本性罢了。李侗真正得到圣人的正学；在沧洲精舍祭祀时，朱熹曾把他的牌位尊崇到与周敦颐等人相同，列在颜子、孟子之下。然而直到今天，他却不能列在性恶论者荀况之下，这是什么道理？臣愚昧，实在不知道所谓的理由是什么。臣又听说，朱熹曾将李侗的言论和事迹辑成一编，名为《延平问答》。此书流传多年，如今即使世代为儒的家庭，也有很多不能拥有。臣看到本朝《性理大全》《五伦书》所采录的内容，都是关于性命道德的言论，精纯明备；使求学者不能看到李侗的完整著作，尤其可惜！这正是世上了解李侗的人少的原因。伏望陛下命大臣依照旧例讨论，给李侗加封爵位，提升其牌位列入孔子庙庭从祀；仍下诏内阁，搜求他的著作，校订后刊布施行，便于学者传习，辅佐维护正学。使孔子之道在人间更加光明，使天下的学术都归于正道，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臣是何等幸运，能够亲身遇到这样的盛世。成化二十七年七月某日。【校】1.“大全”：原本作“大金”，今据此改正。【注】（一）箪瓢：安于贫困、恪守俭朴的说法。（二）羽翼：辅佐、维护。请列入从祀的奏疏

译明·本县人游居敬，刑部侍郎 为请求表彰先儒、尊崇其在孔庙的祭祀，以显示正学、进一步光大圣人教化一事。臣听说礼经规定，身穿皮弁、举行祭菜礼，是为了表示尊敬道统。因此圣王在学校特别重视祭祀礼典。先师庙以孔夫子为主祭对象，以大贤配享，以十哲辅翼，又涉及洙、泗一带的众弟子以及汉、唐以来的各位儒者。这是历代沿袭的制度，经圣祖直到先帝各代考订裁定，通行千百世而没有异议。只是宋代大儒罗从彦、李侗，仍然没有列入从祀。此前已经多次有人建言，上达朝廷，却一直没有定议；这是因为先臣考察核按得不详细，拟议也不精确。臣考察：罗从彦，字仲素，学者称为豫章先生；李侗，字愿中，学者称为延平先生，二人都是南剑州人。他们在当时一同崛起，把倡明圣学作为自己的责任；向上追溯孔门邹、鲁一带失传的学问，中间承接濂、洛、关、闽的道统，向下开启浙、瓯、江右相继出现的真正儒者，二人的功劳占了很大部分。如今考察河南二程兄弟，他们从周濂溪茂叔那里得到道统；将乐人杨时，字中立，在二程门下受学，得到道统后返回闽地。所以程伯淳送别杨时说：“我们的道要向南传了。”杨时在南方，第一传成为罗从彦，第二传成为李侗，第三传成为朱熹。到了朱熹，汇集各位儒者的成就而集大成，功劳确实伟大。但他的师友渊源从哪里来，譬如水流，杨时是开端，罗从彦疏浚其流，李侗扩大其支派，朱熹汇合其波澜，并使它最终归宿。道学向南传播后，得到四位大儒。他们神明般地阐发道理，所以如今五经、四书和理学的宗旨遍布天下；家家传授，儿童学习，并为它分章断句、解释古书中的词句。究竟是谁的功劳？是四位大儒的正确传授和承接，为这一切打开了道路。如今尊崇祭祀先师庙庭的，只有杨时、朱熹二位儒者，罗、李二位儒者却被遗漏，这难道是报答功德、劝勉士人学习的办法吗？何况罗、李二位儒者在当时都考究古学，著述不少，问答讲论、阐明道理的内容很多。称赞罗从彦的，说他“潜心努力求学，担当重任而达到极高境界，天性明达，修养深厚，行为完美而品行洁白”，这些话见于《宋史》记载；称赞李侗的，说他“如冰壶秋月，晶莹透彻而没有瑕疵”，这些话见于《渊源录》的记载。罗从彦常常让学生考察喜怒哀乐尚未发作以前的气象究竟如何，并寻求所谓的“中”。李侗也把这些话传授给朱熹，并且说：“求学问道，不在于多说话；只要默坐澄清内心，体察认识天理。如果发现哪怕一丝一毫私欲，也要退避它。长久在这方面用力，或许逐渐能够明白，讲学才开始有益。”其他议论和指授，也都推求性命之学的美善，穷究内圣外王的完整道理；阐明洙、泗学派的旨意，融会贯通下学上达的奥秘。因此朱熹领会了其中深邃的旨趣，向上承接尧舜“精一执中”的话，孔门博文约礼的训诫，孟子知言养气的言论，全都贯通起来。上承往圣，下启后学，他对我们道统的功劳太大了。朱熹晚年建造精舍，私下祭祀先圣、先师，让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司马光、延平李侗七位先生从祀；他推尊道学南传的诸儒，以继承邹鲁之学，本来是朱熹报答功德、崇尚德行的私心，实际上也是天下人的公心；不只是当时人心的公论，也确实是后世人心的公论。此前已经多次有人请求将罗、李二位儒者列入孔庙从祀，但礼官和翰林院中负责议礼的官员没有人代为申请，难道不是盛明朝代的缺失，而是如今应当整顿纠正的事情吗？礼制有应当纠正的地方，却沿袭旧例而不实行，这不是制定、继承礼制的正确做法；道义有应当举扬的地方，却因循迟疑、害怕改变，这也不是继承先业的善举。圣明的君主在上，汇集众人的意见而作出裁断，现在正是时候。臣如今不顾自己平庸浅陋，直接把不变的公议陈述在皇帝面前。伏乞敕令礼部以及翰林院讲读诸臣，趁当今熙盛之时考察汇集资料，先让他们提出建议、斟酌裁定；再请圣上裁决，将宋代罗从彦、李侗二位儒者尊崇祭祀于孔庙，春秋两季从祀。并通行天下各州、府、县的学校，谨慎遵照举行。使天下士子都知道以正学为宗旨而奋发前进，寻求合宜的义理，急于亲身实践，并通过中正的实践恢复人性本有的纯粹。对于彰明道统源流的地方，确实应当特别用心；这样礼教一定会更加兴盛。【校】1.“朝廷”：原本作“朝宁”，今据此改正。【注】（一）训诂：解释古书中词句的意义。请为罗豫章先生议定谥号 宋·陈协，太常博士 活着时有爵位，死后有谥号。所以爵位尊隆的人，才可以得到谥号，用来显示他的节操。至于隐居乡野而蕴含德行、立言对当世有补益、可以流传给后学的人，那么褒德定谥的礼典出于朝廷特别诏命，就不能拘泥于通常制度。像罗公从彦，可以说是有德有言的隐逸君子。起初龟山杨时得到伊洛之学，在东南倡明道学，游学于他门下的士人很多；在潜心思考、努力实践、担当重任、达到极高境界方面，同辈中只有罗公一人。徽宗时，他居住乡里教授学生，坚守道义尤其笃定。同郡李公侗传承他的学问，后来朱文公朱熹又得到李公的传承，他的道于是显明于世，学者仰望他如同仰望泰山北斗，这个开端都是由罗公发起的。罗公是延平人，去世以后家中没有子孙，所以他的遗言在世间不多见。嘉定七年，郡守刘允济开始搜访，得到罗公所著《遵尧录》八卷，进献朝廷。此书四万字，大意认为：太祖开创基业，历代圣主继承统绪，如舜、禹遵循尧的道统而不改变；到了元丰改制，都是王安石首先倡导，创立功利之谋，逐渐预示了后世夷狄的侮辱。这正是他身在田野仍不忘君主的心意，难道能同长沮、桀溺那类寻求隐遁、行为怪异的人相比吗？谨按谥法：道德广博深厚称为“文”，言语与行为相互符合称为“质”。罗公的师友渊源，使他洞彻明白天理，可以说是道德广博深厚；他清廉耿介、超绝世俗，著书立说而有声誉，可以说是言行相符。请给罗公谥为“文质”，谨此议定。复议谥号 宋·周坦

译有些士人隐居垂钓，但他们的道德学问足以成为后世的师表。虽然活着时没有一项官爵，去世以后，这一道统的传承却越久越光明；他们作为维系人心和纲常的准则，关系极其重大。因此沿着流传的脉络追溯源头，褒德定谥的礼典怎么可以缺少？罗公从彦不向世间求取声名显达，胸中的抱负没有充分显露。唯独他得到道德学问的深厚源流，上承伊洛的正统，下启中兴以后各位儒者的传授，明白昭著，不可磨灭。罗公在龟山门下求学，他潜心思考、努力实践、担当重任、达到极高境界，同门都推重敬佩他。当时义理之学正被压抑，只有这一线传绪依赖他才得以勉强保存。考察他在罗浮山静坐三年，正是这样切实地穷究天地万物的道理。他著《遵尧录》一篇，叙述本朝世代相传的宏大规范和美好法则，以及名臣、重臣们谋划建言的情况；下至元丰年间，崇尚功利的人更改法度，给国家留下祸患。全书提取要旨、概括纲领，无非是关于治乱安危的大事。由此大略可以推知，罗公的学问能够明体达用。太常议定给罗公谥为“文质”，符合谥法。五月二十四日，奉圣旨依议施行。请列入从祀的议文 明·熊尚文，福建督学 题为地方真正的儒者，议请补列从祀，等待批复已经很久，谨依职掌恳请皇恩迅速赐予批复补列，以隆盛风俗教化、光大圣明的治理。臣私下认为，继承过去、开创未来，没有比彰明学术更重要的；推究功劳、崇尚报答，没有比盛世的礼典更重要的。况且挽救风俗衰败的关键，全在于发掘幽隐、阐明潜德的圣明言论。臣奉命考察闽地学政，这是臣职分内可以请求的事情，今天也不避冒犯而为此请求。所属延平府的宋代儒者罗从彦、李侗，万历三十三年已经由巡抚徐学聚、巡按方良彦上题请求从祀。奉圣旨说：“是，交该部知道。”钦此。谨遵圣旨办理。到现在已经四年，该部仍未上题答复。人和事情本来有时要过很久才能定论；至于罗从彦潜心思考、努力实践、担当重任、达到极高境界，李侗道德纯备、学问通明，《宋史》的记载已经是四百年来公认的定评。事情固然有待定论后才能施行；但罗从彦、李侗请求从祀一事，在元代有浙江行省的议论，在我朝有学臣金贲亨、周洪祖的议论。今天举行这件事，确实关系到万代瞻仰。我朝废黜各家学说，独尊朱熹的注释；二百年来，名臣重臣和贤能善良的人，求取功名者把它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立志追求道德者把它当作渡过河流的门径。试看师生之间的问答，渊源本来有自。浅近地说，读紫阳朱熹注释的人，就可以说是延平李侗的弟子。朱子曾说：“自从见到李先生，我的求学才开始走上平实的道路，才知道以前从事佛教、道教的学说全都错了。”深一层说，可以说成就朱子的人，与生养朱子同样重要。只取用青色，却完全忘了它来自蓝草，恐怕不是彰显国家厚重报答功劳的办法；尊重成就者的根本，却遗漏传授学问的源头，更不是扩大老师恩惠、惠及后人的仁德。查考孔庙配享制度，曹魏七年时只有颜子一人配享；到宋元丰七年，增加孟子，成为二位配享。议论者说孟子曾向子思学习，子思曾向曾子学习；咸淳三年，于是将曾子、子思一并配享，之后配享者才有四人。杨时承载道统向南传播，罗从彦亲自承受道统，李侗承衍其绪脉，之后朱熹接续传承。因此，朱熹对于李侗、罗从彦，就如同孟子对于子思、曾子。既然配享孟子，就应当因孟子而配享他的老师；成文的礼制已经存在。既然从祀朱子，就应当因朱子而从祀他的老师，事理相同。我朝皇上崇尚理学，特意让胡居仁等人从祀，而罗从彦、李侗的贤德又不只如胡居仁等人，这自然是圣朝不应缺少的礼典。臣奉到玺书说：风俗教化所涉及的事情，应当以维护纲常为自己的责任。地方有这样的儒学大儒，而祭祀礼典还没有举行，也是臣自身不能推卸的责任。倘若蒙准施行，敕令礼部迅速上题答复，地方幸甚，斯文幸甚！万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具题。奉圣旨：让该部看过后上报。【注】（一）筌蹄：比喻达到目的的手段。（二）津筏：帮助人渡河的木筏，比喻引导人的门径。复议从祀事项 明·翁正春，吏部侍郎 礼部查阅了熊尚文、方元彦题请儒臣从祀的意见。这件事关系到人心和世教，实在不是小事。如今巡按方元彦上疏举荐罗、李二位儒者，列入孔庙配享。二位儒者潜心研究正统学问：上承伊洛学派的传授，下启紫阳学派的源流，确实是圣学正统的主脉。罗豫章既是杨龟山的入室弟子，李延平又是朱紫阳所尊奉的嫡传。当时已经把杨、朱列入俎豆祭祀之列，却唯独对这两位儒者吝于配享，这是为什么呢？我朝称述道术，总说孔、孟，必定也说程、朱。然而孔子在洙泗倡明圣道，有曾子、子思相继阐发，后来孟子承接了这一传统；程氏在伊洛倡明圣道，得到罗豫章、李延平承继正宗，后来朱子又发扬了这一源流。那么罗、李二人的功劳，实在与曾子、子思相等。因此，从祀的典例，在元至正年间，浙江行省曾有议论；在本朝，则学臣金贲亨、周洪祖等也曾议论。今天这一举措，正是关系万代瞻仰的大事。但事情重大、体制隆重，不可不慎重。查考往年薛瑄、王守仁、陈献章等人从祀，都是先令儒臣谋议上奏，然后会集百官在朝廷议论，再上请皇上。是否可以按照过去的例子，仍敕令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国子监等衙门的文学之臣，广泛咨询、博采众议，将两位贤人的生平事迹以及人心中的公论，逐一迅速撰写议论，各自上奏。复议从祀之议 明代孙慎行，翰林学士

译礼科参看认为，熊尚文、方元彦、徐学聚等题请儒臣从祀的议论，虽然处理得较慢，实际上却十分切要。这件事关系到学术道统、人心和世教，实在不是小事。如今巡按方元彦上疏举荐罗、李二位儒者，列入孔庙配享；适逢本部礼臣翁正春收到了议论文书五本。现在臣等又再次催促议论，后来又收到议论文书六本。谨将诸臣前后所议关于二位贤人的大略，逐一陈述如下。詹事府詹事臣何宗彦议论说：“设置祭祀典礼，是为了报答功德；孔庙历代从祀，尤其重要。有的人著书立说，辅翼六经，功劳在于阐明圣道；有的人继承前人、启迪后世，统承正学，功劳在于传授圣道。宋代儒者如豫章、如延平，纯粹地成为洙泗圣学的真正传人，上承程氏，下启诸儒。”臣曾读《宋史》本传、《性理大全》《遵尧录问答》等书，知道了他们的大概情况。豫章年幼时侍奉龟山，三天后汗水湿透脊背，说：‘几乎枉费了一生。’后来又到洛阳拜见伊川，更加相信龟山的学说是正确的。他侍奉伛偻的老者二十年，完全获得了不曾传出的精微奥秘。整天静坐，观察内心；有时在溪山之间吟咏，自得而充实。龟山有一千多名弟子，能够默默思考、身体力行、承担重任并达到极致的，只有豫章一人。” 豫章著作中有许多名言，《遵尧录》尤其体现了经世济用的实学，可惜没有看到他把这些学问付诸实践。延平听说豫章获得了河洛之学，便跟随他多年，接受关于《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的学说，融会贯通。豫章教他在静默之中观察喜怒哀乐尚未发作以前的气象，探求所谓的‘中’；久而久之，他知道天下万物的根本就在这里。凡天地的高大深厚、万物的化育，以及经书训诫和先儒遗言，乃至日常生活中的细小事物，无不一一得到其中正的道理。因此他的涵养更加纯粹，洒脱超然，如同颜氏所说的‘卓尔不违’始终存于心目之间。他说，求学不在于多说话，只要默坐澄清心念，体察认识天理，即使极微小的私欲也会退去。又说，学习的人知道理是统一的，而事物各有分别，才不会被似是而非、混淆真理的说法迷惑。朱子常常尊奉他的见解，后来又把问答整理成要语。朱子曾说，人们每次到延平来，都会听到愈加高超绝妙的见解，他的学问就是这样日日更新、从不停止。总的说来，豫章以笃实见长；但他在静中穷究天地万物的道理，所以笃实而从来不缺少超然的领悟。延平以超悟见长；但他读书必定落实到行事上，圣贤所达到的境界都努力前进，所以超悟而从来不缺少笃实。二人的清正节操和纯粹修养，在宋儒中已经十分突出，理应配享。何况他们上承程氏的源流，下启朱子的传授，使尧、舜以来‘一中’的道统，如日月般昭然流行，这是谁的功劳呢？” 可是从祀典礼长期缺失而没有举行，难道符合先河后海的礼义吗？不用说后世人的内心会不安，就是朱子在接受祭祀、享受祭品的时候，也会有恭敬而局促不安的感受。况且如今天下的治理和教化虽然清明美好，但道统荒芜也已经很久了。有的人砥砺名节操行，行为合乎规矩，不能说不配称为名士大夫；但他们没有窥见性命之学的精微。有的人标榜门户，谈论幽微玄妙，以讲学自居为高；考察他们自身的修养，却多有昏暗缺失。这种说法【原文‘说玲繁缛’疑有讹误，含义不明】，对于道学简直是背道而驰。二人的学术，正是医治学术积弊的良药，也是继承、阐明道统真传的正道。既然如此，就应当批准学臣的请求，把他们列入从祀之列。这不只是报答功德，也是为了彰明他们对于人心世道确实关系重大。左春坊左中允臣张以诚，左春坊左赞善臣盛以洪，右春坊右赞善臣邱未实，左春坊左赞善臣王毓宗，左春坊左中允臣周如磐，翰林院修撰臣黄士俊，翰林院编修臣龚三益，翰林院检讨臣薛三省，翰林院检讨臣郑以伟，国子监司业臣周道登，以上诸位儒臣会集议论所上的奏疏，已经十分详尽、准确地陈述了二位贤人的品德概况，阐发并搜求了二位贤人的精神。” 这些内容拿来与圣学相核对而不惭愧，流传给后世学者也没有弊病，已经极其详尽准确，无须再议。臣等看，二位贤人在宋代儒者中也是特别卓越、十分难得的。然而数百年来一直没有列入俎豆祭祀，实在是典礼上的缺失。而且我国功令所尊崇的，独有程、朱之学；二位贤人一位承继其后，一位开创其先，他们对于道学的功劳非常巨大。如今天下虽名义上尊奉程、朱之学，但有些声名很高的人往往想跳出二程、朱子之上，甚至以二位贤人笃行有余、超悟不足为理由加以贬低。程子的笃实，如果没有二位贤人就无法传承；朱子的笃实，如果没有二位贤人就无法启发。但二位贤人本来并不是只凭笃行而显名的。学者如果真正进一步考察，就会看到他们所认识的是最根本、最源始、最精粹的道理，正如衣服提住衣领，条理便各自归整；又如水得到源头，流行便自然畅达。这样恍然可以认识性命的真实以及诚与明的结合。崇尚实践的人，当然不必担心拘谨板滞；即使希望获得玄妙领悟的人，也不会坠入空虚。难道会有只讲求致知而不努力践行的道理吗？又难道会有只努力践行而排斥致知的道理吗？二位贤人对于程、朱的功劳也十分巨大。因此，既然学臣以及抚按诸臣都已请求，就应当立即加以尊崇祭祀；这不仅是百年来应该举行却久被废置的盛典，也是当今振兴正学的紧要事务。” 恭请皇上鉴察二位贤人的学术都合乎正道，阅览诸臣所撰议论又都意见相同。请即将二位贤人列在宋儒胡安国之下、朱熹之上，入孔庙尊崇祭祀。这样或许可以使正学不灭，使盛大典礼重新光明，对世道人心也有所补益。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具题，三十日奉圣旨：‘是。’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六月，奉圣旨：在圣庙尊崇祭祀。”},{ 【校】1.缛：原本写作“绣”字，今据此改正。【注】（一）踧踖：形容恭敬而局促不安的样子。巡按直隶监察御史臣游居敬谨此。

译奏请严加告诫和整治那些表面倡导道学、暗中却心怀邪僻的大臣，以端正士人的风气，使圣人的教化发扬光大。臣私下听闻，能够维系万世的，是道的功劳；能够扶持此道的，是君主和老师的力量。道存在于天下，就像元气流行于天地之间。它有时显明、有时隐晦，固然取决于人；但它根植于人的内心，本来就不容许断绝。皇上效法上天，建立皇极，揭示《敬一箴》，并颁下《五箴》的注释，确实足以继承前代圣人的道统，使皇极昭明彰著，天下归于同一。有志于自立的人，谁不振奋警醒、奋发而起，仰望效法圣人的训谕？但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迂腐的儒生和乖僻的士人，大多倡导新说，另立门户，以误导后来的学者。而世上的求学者，也多厌弃寻常、喜爱新奇，借此沽名、追逐异说，于是跟着附和。虽然其中也有许多才俊之士，但浅薄污杂之徒却助成偏颇的学说，把它信作正确。于是竟至于彼此雷同、互相标榜，逐渐蔚然成风。他们羡慕虚名，却败坏实际的修行；背弃先儒的训诫，却贩售空洞的谈论。推究其开始，不过是想猎取声誉；追究其结局，竟然迷失而不知回头。臣亲耳听闻、亲眼见到这些情形，深深为之忧虑，认为在圣明的时代不应有这种人。臣所见到的倡导者，就是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湛若水的学说，大概想与先前的尚书王守仁并立争胜，以此在世间显名。王守仁的学说以“良知”为主，湛若水的学说则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准。王守仁所说的“良知”，大概是承袭宋儒陆九渊尊崇德性的学说，认为只要运用一个“良知”就够了，不必再谈实行。这种说法的偏颇，姑且还来不及论说。湛若水所说的体认天理，又暗中宗奉王守仁的学说，只是改变说法来号召喜好名声的人，实际上是私下依附于王守仁。然而王守仁曾因宸濠之变而竭力支撑局势，以平定大难；虽然当时也有其他议论，但他忠于国事的谋略和应对变乱的才干，实在不可磨灭。至于湛若水，不过是一个迂腐的儒生。他的才干不足以应付实际事务，学问不足以通达权变。若只是让他居于翰林文墨之职，供职于文辞写作，或许还可以；若让他承担重大责任，那么覆餗之忧、负乘之咎，都是难以逃脱的。因为听他说话似乎接近正确，考察他的行为却大为不然。臣请就湛若水邪僻的行为加以说明。臣曾诵读孔子的话说：“乡愿，是败坏道德的人。”又说：“憎恶紫色篡夺朱红色。”还说：“憎恶恶草，是怕它扰乱禾苗。”孔子这些话，都是担心似是而非的事物造成祸害。如今湛若水迎合世俗、求取容悦，装扮出忠诚信实、温和厚道的样子来欺骗人。他的讲学追随者，也往往称赞他有道，表面上尊奉他为老师，这也差不多就是乡愿的行迹。然而乡愿并非忠厚，却装得像忠厚；并非谨慎诚实，却装得像谨慎诚实。湛若水则在外表和言辞上表现出忠厚谨慎诚实的样子，内心却并非如此，不过是想求取名声、希求宠幸罢了。与乡愿相比，他还不如乡愿。况且他妄自创立新的论说和讲章，把自己附会到先哲的言论上。其中却常常援引旧说，借助诐僻的言辞，执着于虚无的见解，以破坏完整的学问，这也正像篡夺朱红色的紫色，像扰乱禾苗的恶草，像败坏道德的人，是圣人所憎恶的。即使讲解很多、著述丰富，又有什么用呢？至于他逢迎顺从而没有刚直不阿的气概，纷纷更改而没有特立独行的操守；广泛收纳无赖之徒，却没有廉洁耿介的节操；任意游览山水，却毫无顾忌；违背正道、曲意回家，却没有爱戴君主的忠心；私自创办书院，做出不合常规的行为；自行刊刻书册，却不顾扰乱有关官府；滥交坏人，却不惜丧失名节；倡导空虚的言论，却不尊重当时的制度；妄自尊大，居处其中而毫不疑惑。湛若水曾经担任讲官，也曾经担任礼曹官。臣看他向皇上进言所作的事情，不过是写作《鹊鹿赋》罢了。至于像剪桐那样进献箴言规诫、提出正确意见以补救过失的言论，湛若水做得到吗？况且他谄媚奉承有权势的人，结交清贵显要；随俗浮沉、混同于世，对任何事情都不表示可或不可；随波逐流，志向并不在于恬淡退隐。因此臣说：“他逢迎顺从而没有刚直不阿的气概。”登山临水，是幽居隐士所适宜做的事；身在仕途、担任官职，就应当尽到职业责任，以国家和百姓为念。到处游览山水，哪里是这种人的本分？臣听说湛若水自从离开南都以后，凡是经过的地方，每逢山水之处，便不论远近，任意停留。而且广泛聚集空谈之徒，连船随车，白白耗费驿传供给，这难道是做官的人应当做的吗？因此臣说：“任意游览山水，却毫无顾忌。”设置书院，古代本来没有这种制度。到了宋代以后，周敦颐在濂溪倡导道学，程颢、程颐在伊洛讲学，张载在关中讲学，朱子在白鹿洞、武夷讲学，这些地方都是他们当时隐居求志、讲论经史、藏修游息的处所。因此后人仰慕他们的道德学问，便以他们居住的地方命名，编建为院宇，用来寄托仰望高山、景仰先贤的意思。如今湛若水本来凭借章句之学取得科第，读的是程、朱的著作和传注。说他强于记忆、见闻广博还可以；说他足以追及周敦颐、二程等诸位君子，臣却不敢这样说。他既然不足以追求前代哲人的实际学问，却妄想承袭先哲留下的遗迹，广泛建立书院，私自创立美名。根据臣所听闻和见到的真实情况，姑且举一二处来说：在徽州有福山书院，有斗山书院，有石桥书院，名称虽然不同，都是为湛若水设置的。在池州有九华书院、甘泉书院，是湛若水的门徒因为附近有王守仁在此的书院，便建立书院与之并列。在广东、广西、扬州、姑苏、嘉禾、南韶，也有很多这样的书院；有的称天泉，有的称新泉，都是湛若水的门徒错误地题名标榜，以成就其冒妄的名声。臣听说他去年到池州，登上九华山，擅自进行讲说。如今又绕道进入徽州，假借拜谒朱子阙里的名义。到了福山等处，随从很多。当地那些没有志向的士人，大多借托他的名义，把那里当作求取进身的地方。他们常常携带粮食远游，骚扰郡县，却无所事事。既不手执经书前去请教问难，也不是居住在学舍中学习修业，只是习惯于空虚荒谬的言辞，认为科举所学不值得重视。这种弊病，臣不知道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译臣查访各地，发现有些豪强之家平日害人作恶，害怕官府依法惩治，也多预先投到湛若水门下，做他的弟子，以求免于刑法约束。实际上他们反而更加放纵，以为有所依仗；这难道是讲学者应当有的行为吗？因此臣说：“私自创办书院，做出不合常规的行为。”我朝把五经、四书、传注、五伦等书颁行天下，使求学者都知道应当向往的方向。传习日久，理学大为显明。如今湛若水舍弃旧有传承而创立新说，用来炫耀耳目。他拾取先儒的糟粕，装饰自己的空疏见解，不过是说“内外合一”罢了，说“体认天理”罢了，说“存心”罢了。他的用意，大概是想暗中排斥朱子的传承，而 secretly? 主张陆氏的学说，使新进的士人不接触经史，不探究实践履行，也不追溯先儒学说的渊源，动不动就自称：“我的学问，就是湛若水的学问。”他们不懂得性与情的分别，却说：“这是我的内外合一之学。”不探究道心、人心究竟是什么，却说：“这是我的体认天理之学”，又说：“这是我的心学。”关于心性的问题，程、朱诸位先儒已经论述得很完备了。湛若水若只是加以阐明讲解，尚且可以；如今他却不让人宗奉程、朱的学说，反而倡导空虚的言论，另立名目，流于顿悟的荒唐境地而自己还不知道。这些就是湛若水妄说的不足之处，本来不值得辨析；但它造成的流弊，将会发展到废弃学业、抛弃事务，归于清谈，涉入禅学，对人心造成的危害实在不浅，这难道可以任其长久存在吗？从前王通著书模拟经书，君子认为这是僭越。不过王通处在隋朝末年，教授于河汾，仕途不得志，便以著书立说为务，他的志向还有可以原谅之处。如今湛若水身居官位，又处在圣明的时代，只要诚心奉行前代哲人的学说就够了；却任意放纵浮夸之言，写作《明论》，自称是在阐明圣道；写作《新论》，自称是新学。等到考察他的言辞，又都是妄自编造问答，模仿孔门师生问答的语气，恰恰足以扰乱经义、积蓄罪过，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僭越呢？因此臣说：“倡导空谈，却不遵守当时的制度。”他的根本问题如此严重，固然已经足以使学术遭到砍削败坏；至于他讲说丰富、见闻广博，又有什么用呢？湛若水这种鄙陋泛滥的行为和欺诈私心，就是如此。臣去年十一月在内廷看到邸报，见湛若水把他所撰写的《二礼经传》进献给朝廷，他的用意，似乎是暗自以继承前代学术自任。后来礼部覆奏说：“奉圣旨：既然与孔子的话相违背，就不可以传示后来的学者，停止刊行。钦此。”臣私下仰观皇上如日月般的明察，知道皇上能够察觉衰败邪僻的学说，建立中正的准则。然而臣愚昧，曾听说不是圣人的学说就没有法度。如今湛若水竟敢非议孔子的言论，他的罪过很大。皇上没有依法治罪，反而容忍他，这是莫大的宽赦。湛若水听到圣人的言论后，本应痛切自我惩戒、悔改，彻底醒悟，或许还不至于犯下大错；可是他竟私自刊刻传播，若按照《春秋》诛心之法来衡量，湛若水的行为难道不是最大的不忠吗？如今圣明的皇上建立准则，万邦都承受法式。湛若水一人的邪恶固然不足以大大损害圣明教化；但不堵塞就不会停止流动，不制止就不会有正常运行。偏邪之说一旦倡导起来，士人便望风而动，不辨察真假，纷纷跟从。日复一日，昏暗迷失而不醒悟，那么它的弊端将会像宋代蜀党、洛党那样，实在不是大同之世所应有的。杨朱、墨翟之所以自成一派，难道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君主和父亲、甘愿把自己等同于禽兽吗？只是由于一念偏颇，自以为正确而没有觉察，势必发展到那种地步罢了。如今湛若水暗中宗奉陆氏学说，而求学者又争相不断仿效他，将会导致废弃实学、助长空谈，将来凭什么取得实际功用呢？臣请举出湛若水偏邪学说中一两个容易看出的地方加以驳正。《中庸》说：‘君子尊崇德性，以求学问。’ ‘达到广大境界而又穷尽精微，达到极高明境界而又遵循中庸；温习旧知识而获得新认识，以敦厚的品德来尊崇礼。’这几句话，是圣贤向人说明修养德性、凝聚道统的功夫，没有比它更精切的了。朱熹解释它，大意是说，尊崇德性，是为了存养心性；遵循问学之道，是为了获得知识。这二者在起始处本来相互依存，但功夫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如今湛若水的学说只说存心，却略去了致知的功夫。这样，他所说的存心就会变成玄妙幽暗的说法，而不是朱熹所解释的清醒自持之法，其流弊就会进入禅学。孟子说：‘人不用学习就能做到的，是良能；不用思虑就能知道的，是良知。’最后又说：‘亲爱亲人就是仁，敬重大人就是义；没有别的，只是把这种仁义推达于天下。’这又是孟子教人亲自体察、扩充仁义的真切言论。如今湛若水的学说偏重良知，认为王守仁的学问专门以这两个字作为题目，这种说法已经陷入只重知识的一偏。况且朱熹解释‘达’字，是通达的意思，指天下人人共同具有的东西；湛若水却把‘达’解释为通过人的努力而达到，否定了这种知能本来就是天然具有的意义。湛若水的学说中，其他与圣贤经传相矛盾的地方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不过就是这两点。从这两点的偏邪来看，其他问题也就可以知道了。朝廷是天下四方的准则，朝廷所崇尚的，天下治理的好坏都会随之变化。如今皇上修明礼乐，建立中和的准则，而湛若水身为大臣，却不体察皇上的德意，反而做出扰乱经义、败坏风俗的事情。怎样调和并纠正这些问题，全在皇上一次举措之间。恭请皇上洞察湛若水偏邪的学说和鄙陋、放滥、邪曲、欺诈的行为，俯赐罢免遣归，或者赐予礼遇让他退休，以示惩戒；另选公正而有实际操行的人代替他的职务。仍请敕令礼部，把近来违背圣训以及湛若水私自著作的书，按照正学加以纠正，严格禁止。通行两直隶和十三省，将私自刊刻的湛若水著作全部斥退、禁绝。只遵循我朝依据经书取士的制度，讲习诸经史及传注，讲求正道，以求实际应用。不许妄自制造异同来沾取虚名、违背圣制。对于那些为了崇信湛若水而创办的书院，或者命令拆毁，或者命令改作别的馆舍，以消灭其名称。以后再有人敢私自创办书院，官府可以依法治罪；为首的人，应把所花费用交归官府，以充作公务开支。

译在籍学生员和国子监监生中，如果还有像以前那样成群结队、无故远出跟随游学的人，应由提督学校官严加稽查并治罪，作为不务实学的警戒。这样，天下人或许就会明白，偏邪的学说在皇极之世不容存在；那些羡慕虚名、忘却实学，背离古训、迷惑于荒谬言论的人，也都会知道警惕奋勉，走向正道。廉耻可以得到激励，士人的风气可以端正；风俗因此恢复淳厚，人才也会由此汇聚而出。朝廷托付的澄清政务、任用贤能之事，也将因此获得真正的实用人才。【校】1.“糜”字：原本写作“麋”，应当是错误，今据校改。2.“辨”字：原本写作“办”，今据校改。福建延平府为请求尊崇祭祀乡贤、彰明风俗教化之事。据本府以及南平县儒学廪生、增生、附学生员吴会寅、杨天衢、吴尚贲等联名呈文说：已故刑部右侍郎游居敬，天性聪敏纯粹，幼年便立志学习圣贤之道；学问造诣精深纯正，未满二十岁便贯通古今；早年考中高等科第，声名遍于缙绅；首先被选入中秘，声望高如山斗。他思念继承程门立雪的先辈传统，素来怀抱面向太阳般的孤忠；处境艰险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刻苦自励，甘于清贫；在玉堂积养声望，手执簪笔，日日侍奉承明殿；在柏府乘骢马任职，整顿缰辔，澄清畿辅；弹劾官员时朝廷缙绅胆寒，巡按所属地区时贪官污吏纷纷逃窜；任杭州佥宪时，禁止游湖，使男女各有分别；后来参与治理张楚，在交趾任职时，臣民都来不及安定；总理浙江按察司时，审理案件公允，获得不传播冤屈的声誉；巡行宣布政令于两省，额外收入从不染指；荐升中丞，开府六次奉诏；兴革之事永远可以成为法典，宽严措施都恰合时宜；剿灭数十年来的叛乱夷人，使人心痛快；裁抑一百多年形成的权势威严，使奸邪盗贼暗中消散。偶然被贵人嫉恨，又在元宰面前抗守节操，于是被捏造诬陷之言，远远戍守边远地方。岂料竟然加罪于立功之臣，众人都称其冤屈。” 但他只是被邪曲之人所忌恨，反而更加显出清正自守。身处荒僻道路、漂泊零落，却安于天命；守着蓬门，不改操守，怜悯时局而著书。遇到公道大为彰明之时，朝廷再次用蒲轮征召；承蒙圣恩选拔，重新登上高位。起初由户部改任刑部，后来又从南京转到北京，长期在审理众多狱讼方面建立了公允可信的声望，提出建议，希望振兴宏大的纲纪。任用他主持政务已有时日，朝野都拥戴他。正当三年考核政绩的时候，忽然产生了故乡莼鲈之思；上疏一封便辞官归乡，保全了名声和节操。过了四个月便突然仙逝，生时顺遂，死后安宁。幸而抚恤典礼屡次加厚，身后得到格外优厚的待遇。老成之臣虽然逝去，典范仍然存在。我们只是徒然想象他的风采和谋略，惭愧没有能够宣扬其万分之一。完全可以称为乡贤，永远符合祭祀典礼。如今适逢宗师老大人兴起斯文，一时被称为盛举；表扬前代贤哲，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像游侍郎这样的人，才德兼备，确实是乡里的仪表和典范；武功振作、文德修明，卓然是国家的法则和榜样。应当为他举行尊崇祭祀，以振兴风俗教化。据道府呈文，随即批示府、县两级学校，会同师生，从公议定后结报。此后，现据府学申报：本学教授樊一贵同南平县学教谕黄榜，会同训导林域等、生员朱方、吴尚贲等，遵照要求再次详细考察，议定已故游侍郎确实学问深厚、渊源有自，操行卓绝，没有瑕疵。” 他从树立心志一直到付诸行动，内外实际德行彼此相符；从居乡到做官，出处进退的大节都十分显著。在朝廷任职正直，担任补衮之职时慷慨敢言；居家孝顺廉洁，遭逢父母丧事时哀痛过度，形销骨立；历任藩司、按察司等职时勤劳尽职，在滇南防御边患时竭尽全力；中途被贬谪到遥远荒僻之地，在流离困顿中志向更加坚定；晚年重新起用进入朝廷，心中仍未忘记田野江湖。入仕将近四十年，忠诚真挚始终如一日。历官做到卿贰，而家产不超过普通人家。考察乡里的评价，确实没有虚妄；衡量祀典，也完全相称。于是具结说明经过，呈报府中。据此，查照近来承蒙钦差提督学校副使王某案验申明学政的规定，其中明确规定乡贤、名宦二祠。若有人举荐近来的乡贤、名宦，必须功德显著，确实符合舆论，才允许呈送有关官司，转报裁决。现遵照办理。如今据前述情况查得：已故刑部右侍郎游居敬，嘉靖壬辰年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山东道监察御史，升浙江按察司佥事，历任广东副使、湖广参政、浙江按察使、左右布政使、山东左布政使，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升南京户部右侍郎。” 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因为征讨东川逆贼阿堂有功，得罪了首相，又被裁革职务。沐国公强行夺取民田，与巡按云南王御史不合，于是共同捏造奏章，游居敬因此被逮捕并贬谪广东。隆庆元年，奉恩诏释放回京。隆庆三年，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某、巡按御史王某、广东巡抚都御史李某、南京工部尚书林某，联名上章荐举。四月，奉旨起用为南京刑部右侍郎，改任刑部右侍郎。隆庆五年，因为上疏请求罗、李二人从祀，违逆当权者的意旨；二月请求退休，不久因病去世。万历元年八月，敕令抚恤，办理安葬和祭祀。查照乡宦右侍郎游居敬，先前经同乡生员集会呈报，随后又据两学师生揭报，众人意见一致。考察其一贯操行，确实符合舆论。他抗疏而被贬谪到遥远地方，已经显示了立朝的大节；退职后甘居田野，更加保全了晚年的美名。入仕将近四十年，留给后代的不过一两处旧有产业。他卓然如先代贤哲，确实是乡贤。应当列入崇祀祠堂，或许可以彰明并激励世人的典范。名节已经保全，抚恤典礼也很优厚。这正是学政所说的功业显著、确实符合舆论。” 因为这是呈请尊崇祭祀乡贤的事务，本府不敢擅自决定，因此专门详细呈报，将经过以及该学送到的师生结状一并粘连呈上，请求按照详文施行。请求消弭盗患的议论 杨桂森

译南平县为遵照札文要求，议定消弭盗患的章程，恭敬陈述管见，以备采纳。嘉庆十三年六月初九日，承蒙巡抚衙门札文说：考察消弭盗患、安定百姓，全在地方文武官员切实巡防，使匪徒收敛行迹，商人百姓免受扰害。近来听说延平、建宁一带，水陆两路抢劫很多；只有南平、顺昌两县还算认真，其余许多县并不认真缉捕，行旅和乡里百姓屡遭劫掠，实在是轻忽怠慢。除札令延建邵道以及延平、建宁二府督促缉拿外，一并札令立即督率所属官员，会同文职人员，各自调拨兵役，在城厢内外的道路、村庄以及沿河一带的偏僻处所，昼夜巡逻，严密缉捕。务必将盗匪的窝点和线索全部捕获，严加审讯并通报，以安定行旅、平靖地方等。承接此札后，职下考察消弭盗患的方法，没有比保甲更好的；然而保甲施行于今日，利少害多，确实有许多隔阂难行之处。例如一县之中，大乡有千户，或数百户；中乡有几十户；小乡有五六户不等。计算一县四境之内，不下十万户，人口不下数百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万口〕 太平盛世休养生息，恩泽深厚，人口日益繁多。如果一定要逐户逐丁查点，发给门牌，命令他们编入保甲，县官亲自办理，非得几年不能完成；如果任由书吏、差役办理，则需索骚扰的弊端会更加严重，百姓负担更深。况且如果实行保甲，十家必设一甲长。凡是大小事情，都只追究甲长；可是各乡之中，绝没有一个人愿意担任甲长。现在各县十个乡里，拥有地保的不过十分之一二，没有地保的竟有十分之七八。这些没有地保的乡里，即使每天命令乡人并教导他们设立地保，最终也会推辞逃避，不肯推举。那些有地保的，都是当地的恶棍无赖，平素以欺诈百姓为业的人充任。县官本来知道地保会危害百姓，却又不能革除；至于没有地保的乡里，若想强行设立，办理各种公务又会产生许多隔阂。这是保甲难以施行的第一难。其次没有比塘汛更严重的了。塘汛的兵丁，名额多而实际人数少。例如一塘五名兵丁，这五人中如果不是附近土著，便没有人肯充任；必须有田地，或者居住相近的人，才肯担任。既然按就近原则充兵，他们每天或者耕田，或者砍柴，都经营自己的生计，至于守塘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 偶尔有公文，不过交给挑担的人，把几十份文书汇集起来，托一个人代为递送。塘门经常关闭，即使盗匪经过，塘兵也不知道。有些无赖甚至串通盗匪分赃，帮助他们作恶；或者借查验为名盘问良民、良商，索取无厌。这是塘兵对于消弭盗患没有益处的第二难。至于乡里有练总、县里有捕役，捕役抓捕良民、诬陷诈骗的本领有余，真正捕捉盗贼、秘密侦察的能力不足；练总包庇盗贼有余，防备盗贼不足。这就是消弭盗患尤其困难的原因。职下愚见，若想平靖盗患源头，不如治理那些类似盗贼的人，治理盗贼聚集的窝薮；又必须专门责成捕盗官，严格查访盗贼往来、吃饭、住宿的地方，也可以采取治理其流弊、清除其源头的方法。类似盗贼的人，就是挑担匪徒和乞丐。盗贼的窝薮，棚厂是一处，花会是一处，宝厂也是一处。福建省的乞丐往往穿着好衣服，借乞讨为名，聚集几十人，恶意强讨强乞，严重时便结伙凭强抢劫。夜间盗窃的是这些人，白天抢劫的也是这些人。要治理他们，不如严明发布法令：凡瞎眼、烂脚、缺脚、年老、残废有病的人，准许每人单独随缘乞食，不准结群，达到两人以上。” 凡是强壮健康的人，一概不准乞食；确实痴呆、孤苦、年幼而没有谋生能力的，仍准许一人乞食。若有结群达到两人以上的，就按照挑担匪徒论处，准许乡民捆绑押送，戴枷责罚，发回原籍安插。凡是一切空庙、凉亭，都命令乡民设置门户，白天打开、夜晚锁闭，使挑担匪徒没有藏身之地。这就是治理类似盗贼的人；类似盗贼的被治理，真正的盗贼也就可以平息。再说治理盗贼窝薮：凡是棚厂的居民，耕山搭厂，大多是从府县来的匪徒，寄居此处谋生。安分守己的只有十分之一，不安分的有十分之九。棚厂倚仗没有邻里、无人稽查，而且距离城市乡里很远，容易潜藏。窝藏盗匪、从事盗窃的，大多是这些厂民。然而要把所有棚厂都驱逐，势必难以周全。职下愚见，凡棚厂发生犯罪，都把山主戴枷责罚，厂匪则加倍戴枷责罚；烧掉他们的厂房，清空土地，押解回籍安插。这样惩罚一个人，就可以警戒百人，对于消弭盗患大有帮助。至于一切花会、宝厂，塘兵查访比较容易，应当严令塘汛：凡有花会、宝厂，都由塘汛负责查问。每月命令查实一次，具结一次。因为花会、宝厂既是盗贼的窝薮，也是销赃的窝薮；销赃的窝薮一旦清除，盗贼的源头自然断绝。然而尤其必须责成捕盗官，查访盗贼往来、吃饭、住宿的地方。州县中掌管刑名、钱谷的事务繁多，不如专门责成捕官；如县丞、巡检、典史，明确划分各自管辖的界限。凡是一切饭店、点心店、住宿店，都命令设置巡环印簿，每月上报查核一次；并命令捕官把辖区内有多少饭铺、多少点心店、多少住宿店，以及如何稽查，每月向臬宪、道台、府台各报告一次。盗贼既没有空庙凉亭可以歇息，又没有饭铺客店可以容身，没有赌厂可以销赃，没有棚厂可以潜藏，盗患怎么会不能清除呢？以上四条，都是针对延、建、邵三郡消弭盗患的方法，比较切合实际，也不是互相抵触、难以实行。是否恰当，恭请宪台察核。至于职下先前曾与营员在本县西路共同建立腰塘九处，时间已久，却还没有承蒙批准拨派兵丁。塘兵虽然未必完全有助于消弭盗患，但险要关口不可不增设腰塘。譬如猫用来捕鼠，猫虽然机敏，但有猫来制伏它，老鼠自然有所畏惧，不敢肆意妄为。

译查考本县，南路通往省城，东路通往建安。往来的官员和商人络绎不绝，自然不必设置腰塘。只有西路通往沙县的一路，以及通往顺昌的一路，是邵郡、汀郡和江西省往来的必经之路。运布的客商、运木材的客商、运烟草的客商以及携带货银的人很多。虽然属于驿路，但终究地处偏僻，不得不设置腰塘。共设置九处，先前请求每处拨兵五名；究竟是否照此拨给，还是每塘拨三名，应当请示营务部门，斟酌事务繁简，以便迅速派拨，来安定地方。至于民壮额数本来就不够差遣铺兵，此事关系到向有关部门申报，不便擅自改动。倘有公文事务，便会因而难以传达。如果腰塘各处每处只有三名士兵，也足以控制局面，保全安宁。所拨士兵应当在原有额设之内，按照事务繁简酌情安排，以求适宜。不必另外增设，以免涉及申报传达之事。因承蒙此前的缘由，现将遵照札文筹议的事项，具文详细回复，请宪台核示。嘉庆十三年　月　日，知县杨桂森禀报。【校】1.“差遣”：原本写作“遗”字，今据改正。《艺文志·记》上卷 《重建风雩桥记》洪武三十五年 明代　倪俊㈠ 延平郡守、括苍人俞公，已经重新修建文靖李先生的祠堂，又在祠堂前重建小桥。工程开始时，估计所需费用不少，于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凤阳人王希哲。希哲为人豪放洒脱、卓异通达，刚强坚毅而又平和快乐；再加上他崇尚读书、喜好礼义，仰慕道义、努力行仁，因此镡津的官员和士人没有不恭敬他并交口称誉的。他的伯父虽然总领军务、镇守郡境，希哲却积累学问、继承文业，因此得到俞公的说明后，慨然承担下来。他还说：“先生上承杨、罗二位先生，下传朱子，他留下的风教和教化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光明显著，人人都看得见、听得到。我们居住在这里，受到先生教化的好处不少，却常常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补报而感到惭愧和遗憾！如今俞公既然恢复了先生的祠堂，像修桥这样的事，我王希哲难道敢推辞吗？”于是丈量长宽，估量高低，筹措材料，雇用工匠，所有事情都由希哲总管，不到一个月便建成了。桥下用石头层层砌成，桥上用木材构筑。有一座拱桥高高隆起，有一座亭子像鸟张开翅膀一样舒展，既可游览休息，也可登临远眺，匾额题作“风雩”。桥西几步远有一座亭子，名叫“濯缨”，四周环绕着竹木，因袭旧有的规制。俞公嘱托我倪峻作记。我想，从前孔门四位弟子陪侍孔子坐着，曾点谈论自己的志向说：“到沂水去洗浴，在舞雩台上吹风，唱着歌回来。” 孔夫子感叹说：“我赞同曾点的志向。”孔子的志向，是让老年人得到安定，让朋友得到信任，让年轻人得到关怀。曾点的志向与圣人的志向相同，这正是尧舜时代的气象。自孟子去世以后，圣人之道失去了传承。世俗的儒生拘泥于章句训诂，沉溺于佛教和老庄之学，卖弄个人的聪明，以求取得功名；断送人的性命本性，贪图富贵。对于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他们却茫然无知。谁还知道圣贤所享有的快乐呢？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千多年，河南程氏二位先生出现，领会了孔子、颜子的快乐，把吟风弄月作为归宿，于是圣人的学问又在世间复明。当时在春风中受教、程门立雪的人不止一个，只有杨文靖公得到了程学的正宗传授。不久他南归，道也随之一起南传，于是又传给豫章罗先生，进而传到延平。延平先生洒脱明澈、真诚光明、清正通达、平和快乐，这就是在舞雩台上吹风的那种气象。天下后世的人，谁不会像仰望泰山、北斗一样敬仰他？但对于他获得这种快乐并使之各得其所的道理，真正了解的人大概很少。古人因此给桥命名，不只是为了让人知道先生的志向，实在是因为他们真正领会了先生的快乐。然而这座桥毁坏、名称湮没，已经三十多年了。俞公能够恢复它，希哲能够建成它，使先生之道重新显明，使先生之乐得以流传彰著，他们对于这一道统的功劳究竟多么大啊！何况俞公凭文章才学和政务能力治理郡府，始终把使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放在心上，以使老人安定、年轻人受到关怀为志向。吉日，他和希哲率领郡学的学生们，在祠堂下面拜谒先生；在风雩桥上游览休息，在濯缨亭中吟咏而坐。讲明道学，那么这种快乐并各得其所的人，不在先生，而在俞公和希哲了。政事和教化由此推行，风俗由此变得美善，那么这种气象就不在昔日，而在今天了。即使先生九泉之下能够复生，也应当感叹不已！用“风雩”给桥命名的意义，难道是徒然的吗？因此应当把这些刻在石上，使来这里游览的人知道道学的渊源，都有志于实行先生的志向，都能享有先生的快乐，直到无穷无尽。洪武三十五年十月　日。【注】㈠倪俊：又作倪峻，无锡人，洪武年间举人，任沙县知县，官至都给事中。《道南书院记》明代　邱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