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安县志卷十四安徽滁州来安知县汜水刘廷槐重修

译嘉山遗留的堡垒与《滁州志》《全椒志》的记载不同。《宋史·李全传》说：“嘉定十二年二月，金人围攻淮西时，又围攻安丰军以及滁州、濠州、光州，分兵从盱眙进犯滁州的全椒、来安，以及扬州的天长、真州的六合。朝廷调遣李全和石圭的军队援救盱眙，在嘉山与金人相遇，交战后小胜。”《滁志》说：“金兴定二年二月，金军在滁州击败宋军，斩首一千多级；攻下小江寨，斩杀一万多人；又攻下嘉平山寨，斩首数千。”现在考察：宋嘉定十二年，正是金兴定三年，《州志》却说是兴定二年。《金史》中有《纥石烈牙吾塔传》。《李全传》又说：“李全到达涡口，遇到金将乞石烈牙吾塔。”这些记载都不写作“乾石”。《李全传》说“在嘉山与金人相遇”，《州志》却说“攻下嘉平山寨”，其说法与宋、金两部正史不同，不知依据何在。如今嘉山还有战垒遗址，周长大约数里，应当就是李全所筑、后来被金人攻下的寨垒。当时李全奉命援救盱眙，在嘉山扼守，是为了保卫盱眙，所以不久便驻扎到盱眙。《通志》又说：“嘉山相传是宋将孟良在这里修筑的寨垒。”但对李全抵御金人以及金人攻下寨垒的事情都没有提及，恐怕是考察得还不全面。《滁志摭遗》只是那里地势险阻幽深，足以凭借它控制扼守，也可能同时有孟良留下的寨垒，这也未可知。《全椒志》记载这件事与《州志》相同，但又直接把嘉平说成全椒山。考察《全椒志》，其中并没有嘉平山。只是全椒在萧齐时期曾改置为嘉平县，大概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然而史书记事贵在纪实，嘉平县只是萧齐偶然设置的县名，距离赵宋已经很久远了。如果按这种说法，应当说是“全椒山寨”，不能说是“嘉平”。至于盱眙、来安相接处的嘉山，其名称十分古老。宋代县中有嘉山乡，所以《宋史》才提到它。八石山旁的墓并不是王琳墓 《旧志》说：“八石山下有一座大墓，传说是王者之墓，没有考证。”有人认为，北齐刺史王琳被陈朝将领吴明彻杀害后，首级被送到建康；王琳的旧部请求安葬王琳，于是把他埋葬在八公山旁，因此怀疑这里所说的“王者”是“王琳”的讹误。现在考察，王琳是北齐寿阳刺史。吴明彻攻下寿阳后，在城东二十里处杀死王琳，并将首级送到建康。王琳的旧部朱玚写信给徐陵，请求安葬王琳，陈主答应了。朱玚便把王琳埋葬在八公山旁。不久，寿阳人茅智胜等人秘密把他的棺柩送到邺，北齐发给辒輬车为他重新安葬。这样看来，王琳确实是在寿阳被杀，朱玚请求的，是把首级送回寿阳，与遗体合葬。寿阳有八公山，大概就是埋在八公山旁，后来才归葬邺地。来安县八石山的墓，应当仍如《旧志》所说，作为传疑之说也可以。以上为符氏稿。刘猛将军一事有三种说法。《怡庵杂录》认为，将军就是宋朝将领刘锜，景定四年奉诏敕封为蝗神。《降灵录》说：“神名叫承忠，是吴川人，元朝末年任指挥使。正好江淮一带飞蝗遍野，他挥剑追赶，不一会儿飞蝗全都被赶出了境外。后来朝代更替，他投江自沉。有关官署上奏请求，于是授予他‘猛将军’的称号。”《居易录》又说：“旧说长江以南没有蝗灾，近来才开始出现。民间祭祀南宋金坛人刘漫堂宰，把他作为蝗神。赵枢密为《漫堂集》作序，称赞他的学术根本出自伊洛学派。不知从此以后，为什么有人要对他进行诬陷。”这三种说法既然不同，就应当以《降灵录》的说法为正确。《滁志摭遗》。特奏名并不是特殊的恩典。《日知录》说：“宋代有一种所谓‘特奏名’。开宝三年三月庚戌，诏令礼部查阅进士名册：这里说的是没有考中进士的人，以及曾经十五次参加考试并考到终场的人。共查得司马浦等一百零六人，赐予本科出身。特奏名的恩例从此开始，称为恩科。咸平三年竟达到九百多人。士人依仗这种恩例因循度日，不再学习，所以天圣年间的诏书说：‘习惯于宽大的恩典，于是毁坏了平素的学业。苟且简略成为风气，实在可耻。’元祐初年，知贡举苏轼、孔文仲说：‘如今特奏名的人已经达到四百五十人，又允许按成例在额数之外递减，一次考试就会再次增加几百人。这些人到了老年，除此之外别无指望，分布在各州县，只顾贪污财货作为自己的归宿。前后任命的官员已经有几千人了，哪里有一个人能够自己奋发努力、在当时有所声名？而残害百姓、败坏官政的人却数不胜数。由此可知，特奏名没有益处，反而有害。’等等。”按：这就是特奏名作为宋代滥施恩典的一种制度。赵察凭特奏名补任官职，想来并不是他的本意。以下为新增内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年、一百六人〕

译明代贡生、监生的出身途径不同。《明史·选举志》说：“洪武年间天下平定以后，诏令选取府、州、县学的诸生入国子学，又选取年轻举人赵唯一等人以及贡生董昶等人入学读书。洪武二十六年，将监生刘政、龙镡等六十四人全部提拔为行省布政使、按察使以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他们成为各地高级官员的，几乎无法计算。台谏官的选任也出自太学。那些按常规调任的，便担任府、州、县六品以下的官员。到了允许纳粟捐资入学的例制实行以后，士人的等级和流品逐渐混乱。举人、贡生可以担任府的佐贰官以及州、县的正官；援引成例取得监生资格的人，只能选任州、县佐贰官以及卫学、王府教授的职位，终身都属于不同于正途的仕进途径。”据此，县志《官师表》中明代前期出身为监生的人，实际上属于举人、贡生的正途；而《选举表》中明代前期任卫学及王府教授的人，则属于纳粟取得资格的异途，就像如今的廪贡一样。县志与正史的异同。《明史·宦官汪直传》说：“成化十三年设置西厂，由汪直统领。他安排官校刺探事端，汪直的权势和声焰超过了东厂。后来曾经裁撤西厂，不久又恢复设置，以千户吴绥为镇抚，汪直的声势更加炽盛。成化十七年，降汪直为奉御，并剥夺、驱逐他的党羽王越、戴缙、吴绥等人。”县志说吴绥因孝行而被征召，未必完全符合实际。考证：王详对魏国不忠，帮助司马氏篡夺帝位。但王详的孝行，后人不敢提出异议。吴绥依附汪直，他的人品本来就不值得称道。如果因为他的人品而连他的孝行也怀疑，同样不符合事实。既然如此，那么王祥的孝行难道也不可信吗？《明史·食货志》又说：“嘉靖年间实行召商法。在此以前，凡是上供的物品，按照各地土产作为贡品，称为‘岁办’；如果供应不足，就由官府出钱购买，称为‘采办’。后来实物和折价钱兼收，采办日益繁重，于是召集商人置办购买，物价往往使商人亏损，商人便纷纷隐匿不出。嘉靖二十七年，户部说：‘京师招募商人，交纳货物后领取价钱；富商设法逃避，实际应役的都是贫弱下户，请求核实情况，编定审查。’给事中罗崇奎说：‘各商人之所以陷入重困，是因为物价低时减价，而物价上涨时却不敢增加给价；并且收纳货物没有固定时间，一遇风雨便不能使用，往往导致商人赔偿亏累。货物收取以后，主管官员更替不定，不立即支付货款，有时竟然长期搁置。即使幸而给了货款，官府又在上面折扣损耗，差役在下面侵吞侵夺，名义上虽然按公平价格计算，商人实际得到的还不到一半。若能革除这些弊端，商人自然乐意前来，哪里还用得着编审？’皇帝虽然采纳了他的话，却仍按照户部的意见实行编审。”按：招商法是明代前期有害的政令，史书没有说是谁上奏提出的。根据县志，常道传中说是常道上奏实行召商法，诏令将其确定为法令。这样看来，常道就是凭此取得皇帝信任的。究竟是这样吗？还是不是这样？《考正》按：明代前期的采办法，有关官署都强行向百姓索取物品，有时不给价钱，扰害民间；明代前期的奏疏对此记载得十分详细。常道果断地革除这种弊政，上奏实行召商法，命令商人交纳货物并领取价钱，使民间百姓不再遭受采办之害，他的功劳很大。至于《明史》所说召商法产生的各种弊端，乃是日久之后弊病滋生、胥吏勒索商人造成的，并不是这种立法本身果真有弊端。《道光志》不加考察，竟然因为常道创行、改革召商法而责怪他，还诋毁说他凭此取得皇帝信任，这不是对古人的过分诬陷吗？《明史·潘埙传》又说：“嘉靖七年，潘埙任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潞州大盗陈卿占据青阳山作乱，山西巡抚江潮、常道先后出兵讨伐，都没有取得成功，于是下诏命潘埙会同剿贼。”等等。县志《常道传》记载他讨贼有功，应当属于传闻中的另一种说法。《考正》：《明史·潘埙传》说常道讨贼无功，于是下诏命潘埙会同剿贼，等等。现在考察：青阳山在山西、河南交界处。诏令潘埙会同剿贼，是命令河南巡抚潘埙会同山西巡抚常道，合兵剿灭贼寇；这与县志所说“常道与河南巡抚潘埙会同剿贼”的叙述相同。道光志引用史书来驳斥县志，也不恰当。速报司。现在庙里有速报司神，但没有人详细知道他的来历。考察元好问《续夷坚志》说：“世间传说包希文凭正直之德主持东岳速报司，山野百姓没有不知道的。”据此可知，速报司就是包孝肃公。新增。拾遗。永阳旧治。在县城北面约二里处的北塔山，就是现在的茆家营一带。《周志》所说的“白茆村”就是这里。山仅仅像一座小山冈，如今名叫瓦砾岗，岗上有圣塔寺，已经废弃很久了。严钟铭说：“永阳旧治在今县城北面约二里处的瓦砾岗。上霄宫在这里，桥水环绕在它的下面，地势高而开阔。从这里远望西北，群山仿佛就在几案席面之间，不像今天的县治那样地势低下狭窄。山冈上到处是瓦片砖块，可以想见唐宋时期这里的繁盛。宋朝南渡以后，本县成为南北战争的地方，城郭沦为废墟，百姓几乎全部流亡，县治也因此废弃了。近来有人说永阳废县应当在县城西北的教民场一带，这种说法不值得相信。”《周志》说：“永阳旧治在北塔山，就是瓦砾岗。”《周志》修成于明代万历年间，距离古代还近。又据《太平环宇记》说：“八石山在永阳县西南十三里。”如今瓦砾岗距八石山正好十三里；如果旧县治在教民场，那么距八石山只有十里。用这一点来证明，《周志》的说法可信而且有证据。《考正》按：关于永阳旧治，《道光志》既说在县北瓦砾岗，又说在县西北教民场，两种说法彼此矛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十三里〕 严氏的说法相当详细明白，现在保留下来。袁县令抵御贼寇。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以强大的盗寇势力蹂躏中原，几乎把百姓杀戮殆尽。崇祯九年，张献忠挟带数十万贼军包围滁州，并分兵进攻来安县。太仆寺卿李觉斯等人守卫滁州城，来安县令袁翎也同时率领众人抵抗防守，发炮轰击贼军。恰逢总理军务卢公象升率大军前来援助，杀灭贼军无数，滁州的水都被染成了红色。这一战，卢公的功劳很大；然而袁公凭借羸弱的士卒守卫孤城，他的功劳尤其不可比拟。境内十多万百姓没有遭到屠杀，这是谁赐予他们的福祉？是卢、袁二公。不给他们列入本县名宦祠祭祀，难道不是礼制上的缺漏吗？新增。程县令殉难。《一统志》说：“明朝崇祯年间，来安县知县程道寿是孝感人，离职回到家乡。贼军攻陷孝感后，程道寿召集壮士杀贼，被贼擒获，辱骂贼军而死。”新增。

译关壮缪的神异灵验。明代金光宸所撰《来邑关帝庙碑》说：“去年春天，贼军侵犯中都，也就是凤阳，逐渐逼近内地，到冬天已经临近城下。他们在窥伺观望之间，看见几名身穿红绿衣服的官将，阴雨之中仿佛还有灯火旌旗，于是开始悄悄逃走，孤城仍然安然无恙。众人都把这归功于神的威灵。”据此看来，张献忠进攻来安县，虽然有袁公守城的功劳，难道神也曾在暗中给予帮助吗？据庙碑增补。顿丘石笋。李锡贤《稿》说：“顿丘山上有石头，嶙峋耸立，像石笋一样。”旧志记载项世荣的月课谕中有“顿阜重生石笋”一句，这是旧时确有石笋的证明。所以当地老人也传说它叫“石笔”。《永阳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记载：“林〔缺名〕撰《永阳郡志》三十五卷，命法曹龚维蕃修订。”《宋史·艺文志》记载：“林〔缺名〕《永阳志》三十五卷。”宋代曾旼所撰《永阳郡县图志》收入《集文》。来安县在唐初属于滁州，天宝年间改为永阳郡。林公的志书采用“永阳”这一名称，是沿用古代郡名。既然称作《郡志》，就应当兼及整个来安县。此书是来安县有志书的开始，可惜如今已经失传。《滁志摭遗》。来安县令。宋代韩淲《涧泉石记》说：“熙宁二年十一月，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韩维说：‘处士孙侔授任试大理评事、知滁州来安县事，因为疾病没有赴任。如今听说他病逝了，希望授予他一个职官。’诏令孙侔仍依原来的官阶，权任常州团练推官。”当时孙侔虽然没有治理来安县，但诏书说他“仍依前官”，那么他无疑就是来安县令。县志没有记载此事，这可以用来补足它的缺漏。《滁志摭遗》。《摭遗》又引用《夷坚志》和《六研斋二笔》所载摩耶夫人、刘僧遇题诗的事情，如今没有收录。元代儒户。泰定四年《杜居敬德政碑》的末尾记载了儒户、前教谕倪德懋、刘子成、张之才三人，旧志的选举表却遗漏了他们。冰雹造成的异常灾害 《明史·五行志》记载：“崇祯三年九月辛丑日，下了大雨雹。”如今根据县志所载吴道昌《重修学宫记》：“崇祯庚午年，冰雹异常，〔‘瓵裂甓堕’原字样疑误〕，殿宇和低矮的围墙一时之间毁坏残缺。”考察这一年，正好与史书相合，但《祥异》门却没有记载，这是为什么呢？又根据旧志《郑礼贤传》：“康熙壬子年捐出粮豆，帮助赈济灾民。”这与《通志》所载“来安设厂赈粥”相合。根据知县乔嵩《重修谯楼记》：“康熙二十年，年成受到灾害，百姓饥饿。”根据《叶允霖传》：“康熙己丑年发生旱灾和蝗灾。”根据《夏鸣琯妻叶氏传》：“康熙癸巳年发生饥荒。”根据《名宦祁文瀚传》：“康熙五十七年，到任时正好遇上严重旱灾，竭力请求免除赋税并赈济灾民。”这样看来，康熙十一年、二十年、四十八年、五十二年、五十七年都属于旱灾和饥荒年份。旧志既然分散记载在各篇传记中，为什么唯独不载入《祥异》呢？根据周寺副濂的家传，康熙丙戌年发生旱灾，造成大饥荒；乙未年发生旱灾，濂所拥有的各庄都歉收。既然说“各庄”，那么县境内的情况大概也可以由此知道。旧志全都没有记载这些事情，而且还在康熙五十四年记载为大丰年。马令的事迹 县志所载《马令云衢传》说：“只是制止了旗员游猎，使百姓得以安宁。”这大概是康熙年间江宁某位将军的事。将军听说石固山曾经出现过驺虞，便准备在来安北部边境纵情打猎。县中百姓惊恐害怕，都想着逃跑。马令用厚重的贿赂诱使将军门下的差役，于是将军才停止了此事。一件偶然出现的异物，竟然带来祸患，而且祸及将近二百年以后。所谓祥瑞究竟在哪里呢？考察《明史》，宣宗不接受朝廷群臣的庆贺，他的见识和器度远远超过群臣。韩令的事迹 乾隆三十三年，来安县发生旱灾和饥荒。县令韩公巡视灾情，来到北乡，因天气炎热，暂时在一户村舍休息。正好赶上这户人家煮碎麦，掺杂糠秕和野菜，准备拿去喂猪，满满地盛在瓦盆里，仓促之间还没来得及撤走。韩公看见后便询问，家人谎称这是人吃的东西。韩公哭泣着说：“我的百姓竟然吃这个吗？百姓吃什么，我怎么可以不吃？”于是他把两碗都喝完，叹息着离开了。他的内心就是这样爱护百姓。此事见于徐侃的笔记。记述园林 宋代人李去非作《洛阳名园记》，借园林的兴盛和荒废来验证地方的盛衰，并不是随意写成的。来安县虽然地方小，但一丘一壑也足以供人吟咏观赏。城内西北角有郝园，几十年前松竹浓密成荫，亭台水榭错落有致；聚集奇石堆成山，牵引古藤搭成架，名流在此饮酒赋诗，一时之间声名传播。东街南面有武园，亭台池塘、栏杆门槛，构造格外精巧。北城外一里多地有郝园，是鹿野的别业。后来归寺副周次叔所有，他辞去官职后在此逍遥自得，园中也极为兴盛，文人饮酒作诗之事不断。东城外一里多地有武园，就是严素臣诗中所说的东园，后来也归入周寺副家。园中有数万竿修长的竹子，四周环绕着绿水，名花珍木交错种植其中。东面偏处是朱园，土地相连而稍微狭小。沿着这里向南有杨园，在顿丘山的南面，林木繁茂，与山色、河流相互映衬。南乡距城约八里有宋园，是宋严州经营的园林。高大的松树有百尺，凌空独秀，由此可以想见当年景物的美盛。如今有的因年代久远而渐渐荒废，有的因更换主人而失去了原来的面貌。只有东园的风景不比昔日逊色。近来又有余氏西园在城西，魏氏将就园在城东南。园中开池种树，顺应原有的自然地势，时时显出天然的趣味。把它记录保存下来，或许也是不应被大雅之士废弃的材料吧。《习勤轩笔记》燕山陈媛墓石 墓地如今已经失去所在位置，只有墓石还保存着，上面大字写着：“燕山陈媛藁葬处，崇祯辛巳年立。”这块石头过去被当地人取去做城西桥梁。嘉庆庚申年夏天洪水上涨，桥被冲毁，石头重新露出，来安县人严钟铭在城壕中看见它，便命人抬到庆成庵左侧，并撰文记载此事。考察陈媛的事迹，没有文献可考；她的死一定与节义有关。虽然只是草草埋葬，但她的名字足以流传不朽，所以为她标明墓地。然而，当时既然有力量刻石，为什么偏偏不能按礼制安葬她呢？也许原来已有这座墓，到崇祯年间，有崇尚义行的人特意立石标志，以记载古迹吧。《伍志》有错误，现逐条订正如下。卷二：寺观 金光宸、张应辰所作的两篇《关帝庙记》，大量使用《三国演义》中的说法，大概是没有读过陈寿的《三国志》，难免被博雅之士讥笑。朱黼的诗中说玉石寺是唐代尉迟鄂公修建的，所以取名为尉迟寺，这种说法似乎不足以凭信。卷二：古迹 滤马湾，相传明成祖发动靖难之役时曾在这里洗马，所以得名。不过当时是强藩侵犯正统，即使有遗迹，也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译卷五：水利 王来《开河议》在“何不委用”下面突然接着写“痛责监禁”等语，必定有脱漏或讹误。又“助屯工食”一句下面、“虚费官银”一句下面，似乎也都有缺文，无法查考补出。卷六：方言 “虹”读作“扛”，“肉”读作“揉”，“忘”读作“望”，这些读音在韵书中都有。旧志却认为是来安县的土音，大概是没有考察罢了。卷十一：人物 张德辉、王之荩、周幹、冯仰京、李多寿、武韬、张映台，《伍志》都分别作了两篇传记，分列在两个门类中。这不符合史书体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卷三：徭役 江右卫的余成公船、徐晫周船两船，以及余加名半船，因男丁稀少、力量衰弱，每年额定差役都不能足额完成，到道光五年以前已经积欠费银七百五十多两，无法追补。道光九年，知县刘廷槐准许已故乡绅的妻子徐赵氏捐出漕平纹银四百二十两，发给丁夫领取，用来置田收租，陆续缴清欠额，并发布告示、刻石记载。徐赵氏又在道光七年呈请捐出田地种额八石，拨入府军卫周提元船，用来弥补差役缺额，也已经发布告示、刻石记载。这两条留待续补。卷四：义田 古城集同善堂在道光九年置办黑树李田种十二石，额定完纳民正银二两。这一条留待续补。清净庵同善堂在道光九年置办段家营田种六石五斗，其中周王氏捐田种三石五斗。周王氏的继侄、卖田人周凌云捐田种二石。又有田种九石三斗，其中卖田人周王氏捐价一百三十千文，连同凌家营义地卫粮银二钱，共额定完纳卫正粮银七两二钱九分六厘。这一条接在续补水口同善堂义田之后。按：《正误》共有几十条，纠正《伍志》的错误，考核都很精确。只是《伍志》已经亡佚很久，皮既不存在，毛又附着在哪里呢？而且既然已经逐条更正，似乎也没有必要再全部刊载。现在只记录其中稍有关系的六条，以及应当续补的四条，其余不再记录。另外，王士杰传中有“外藩英吉利入觐，士杰护送得体”的话。《正误》说：“乾隆年间只有安南国王阮光平入朝觐见一次，并不是英吉利。这属于国家典制，不能凭空撰写。”按：乾隆中叶，英吉利曾派使臣进贡方物，请求入朝觐见，清高宗下诏谕告英国国王，拒绝其贡物，并命令沿途护送英国贡使回国。这件事见于王氏《东华录》。《邑志》说“护送得体”，指的就是英国贡使。道光志删去士杰传中的这件事，未免不妥。现在把护送英国使者的事补入士杰传，并在这里加以辨正。附录：捕蝗方法

译陆曾禹《捕蝗八条》一、蝗虫从哪里产生。蝗虫发生前，一定先在大泽边缘以及水面忽然涨满、忽然干涸的地方出现。崇祯年间徐光启在奏疏中认为，蝗虫是由虾子变化而成的，这个说法确实不可更改。在水常年充盈的地方，虾子仍然是虾子；只有在有水的地方突然大幅干涸时，水草留在岸边，虾子附着在水草上，既得不到水，又受到春夏湿热之气蒸腾，便会乘着湿热之气变成蝻，这个道理是必然的。所以干涸的湖泽有蝗虫，芦苇地有蝗虫，确实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任昉《述异记》说：“江中的鱼变成蝗虫，吃掉五谷。”《太平御览》说：“丰年时蝗虫变为虾。”这是一个证据。《尔雅翼》说：“虾善于游水而喜欢跳跃，蝻也喜欢跳跃。”这又是一个证据。二、蝗虫怎样繁殖。蝗虫成形后就会产卵，一定选择坚硬、干燥而地势高的地方，把尾部插入土中。蝗卵埋得不到一寸深，仍留有孔洞，形状像蜂窝。一只蝗虫产下十多个卵，形状像豆粒，里面只有白色汁液；逐渐充实后，便分成一粒一粒，其中一粒就有细小的卵一百多个。蝻出生后成群飞行、成群取食；产卵时也一定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进行，所以形状像蜂房，很容易寻找。蝻刚出生时像米粒或小米，不到几天就长得像苍蝇那么大，能够跳跃并成群行动，这就叫作蝻。又过几天便成群飞起，这就叫作蝗。它们停留的地方，嘴不停地啃食。再过几天便在地上产卵，地下的卵十八天后又变成蝻，蝻又变成蝗，如此循环繁殖，所以危害范围越来越广。三、蝗虫什么时候最旺盛。蝗虫最旺盛、繁殖最炽盛的时候，没有超过夏秋之间的。那时各种谷物正将成熟，农家辛苦劳作、生活困窘，收成却不够供蝗虫和蝻吃一口，实在可恨。考察《春秋》直到前朝的记载，书中记载蝗灾并注明月份的共有一百一十一次：记二月的两次，三月的三次，四月的十九次，五月的二十次，六月的三十一次，七月的二十次，八月的十二次，九月的一次，十二月的三次。由此看来，蝗灾的盛衰也是有时节的。四、蝗虫不吃什么。蝗虫不吃豌豆、绿豆、豇豆、大麻、苘麻、芝麻、薯蓣和芋头叶。水中的菱角和芡实，蝗虫也不吃。如果把秆草灰和石灰各取等分，研成细末，或洒或筛在禾苗稻谷上，蝗虫就不吃了。五、蝗虫害怕什么。飞蝗看到成行的树木或密集排列的旌旗，就会盘旋飞行而不降落。农家如果多用长竿挂上红白色衣裙，成群挥动驱赶，蝗虫也不会落下。蝗虫还害怕金属声和炮声，听到后就会飞到远处。鸟铳装入铁砂或稻米，朝蝗虫前方射击，前面的蝗虫受惊奋飞，后面的也会跟着飞走。由此类推，炮竹、流星等也是蝗虫所害怕的，红绿纸旗也可以使用。六、蝗虫可以用来做什么。捕捉蝗虫用来喂牲畜，可以获得很大利益。陈龙正说：“崇祯辛巳年，嘉兴、湖州一带发生旱灾和蝗灾。乡民捕蝗喂鸭，鸭子很容易长大，而且肥壮。山里人养猪，没有钱买饲料，便捕蝗虫喂猪；那些猪起初体重只有二十斛，十天之间就又肥又大，体重达到五十多斛。这才知道蝗虫可以供猪鸭食用，这也是不同事物之间有相宜之处。” 七、怎样消除蝗虫。蝗虫在麦田、庄稼和深草中时，每天清晨都聚集在草梢上吃露水，身体沉重，不能飞跃，适宜用筲箕、栲栳之类的器具从左右两边抄取，倒入布袋；也可以把它们蒸熟、煮熟、捣碎或焙干，或者挖坑烧火后倒入坑中。如果只把它们掩埋，隔一夜大多能够掘地逃出。蝗虫在平地上时，适宜在前方挖坑，坑挖得长而宽为好；两旁用木板或门扇之类连接起来，摆成八字形，集合众人呐喊，后面的人拿着木板驱赶，蝗虫便会进入坑中。又在坑的对面准备十多把扫帚，见到向上跳的蝗虫就全部扫入坑内，盖上干草，点火烧掉。不过坑里的蝗虫最终仍不会死，必须用土压住，过一夜才可以。一种方法是先在坑中点火，然后把蝗虫驱赶进去。《诗经》说：“除去那些螟螣和蟊贼，不要伤害我的幼苗。田祖有神，把它们交给烈火。”说的就是这种方法。蝗虫如果正在飞腾，遮天蔽日，又能够渡水，来不及扑捉消灭，就应当等候它们降落的地方，集合人众，各自用绳网套取，装进布袋，然后再处理至死。以上三种蝗虫，确认已经死去后，仍要集合先前出力捕捉的人，抬到官府，官府或发钱，或发米，兑换后平均分给他们。否则，有田产的人或许肯出力，没有田产的人谁肯勤勉呢？八、怎样彻底消灭蝗虫。有的蝗虫可以在尚未发生之前消灭。督抚官应当命令地方官，查清当地湖荡、水边以及水面忽涨忽涸的地方；凡水草积聚其中的地方，就集合多人，发给他们工钱和饭食，进入水中割除水草，收集后放到高处，等它干燥后作为柴薪使用；如果不能使用，就在当地烧掉。有的可以在蝗卵即将孵化时消灭。凡是蝗虫遗留在地里的卵，地方官应当命令居民和里老经常寻找查看，一看见土脉隆起，就立即清除，不能稍微耽搁。把蝗卵送到官府，可以换取粟米作为奖赏。有的可以在刚出生、像蚂蚁那么大时消灭。用竹子制作的拍打工具，不但打不死蝗虫，还容易损坏；应当用旧皮鞋底、旧草鞋或旧鞋一类的东西蹲在地上拍打，随手就能打死，而且工具狭小，不会损伤禾苗。一张牛皮可以裁成几十块，分发给甲长，事后还可以收回。听说外国也有这种方法。有的可以在蝗虫成形后消灭。既然已经叫作蝻，就必须挖沟捕捉。挖一条长沟，沟的深和宽各二尺；沟中相隔约一丈挖一个坑，以便掩埋。集合许多人，不论老幼，沿沟排列。有人拿扫帚，有人拿拍打器具，有人拿铁锹。每五十人安排一人敲锣，蝻听到金属声就一定会跳跃，逐渐被驱近沟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枚〕 锣声便不停地大力敲击，蝻受惊后进入沟中，势头像水流灌入一样。众人各自用力：拿扫帚的扫，拿器具的扑打，负责掩埋的掩埋，直到沟和坑都装满才停止。各村都这样做，各县也都这样做，还担心蝻不能全部消灭吗？《来安县志》卷末 跋；旧志序；旧志编纂人员姓名；附存文章目录

译重修《来安县志》跋 丁亥年四月，县令刘公重修前任县令符公所作的《来安县志》稿，把沿革、人物、艺文作为自己的责任，其余部分交给我，并嘱咐我与香岑贺子、方壶戴子共同裁量斟酌。经过五个月，志书完成，县令又亲自审定刊改，到今年二月才交付刻印，可见他十分慎重。近来州县志书通常由官府编修，政务事项取自册籍档案，人物事迹凭借采访，按照类别抄录汇集，也足以编成书。我县令却说：“县令有教化百姓的责任，修志也是为了彰明教化，怎么可以苟且从事？来安县虽然小，志书中所列的门类，都是国家典制。官员各自尽到职责，才是好官吏；百姓各自安于本业，才是良民；读书人各自在学业上奋发，将来才可能做官、治理百姓。我以职官作为统领各项政务的开端，以名宦作为各项政务成就的关键，把各种事物编入这部志书。这样可以劝人尽忠。志书中所列人物，有的因品行德义著称，有的因功名成就显达，但都必须确实有值得传述之处。我在所能采集的材料中，尊重实际，排斥虚假的美誉，参考公众议论，删节繁琐文字。叙述者不歪曲事实，接受记载的人便无愧色，使他们的子孙读到这些记载时，都能想着有所继承其志业、发扬其事业，以成就自己的名声；否则，就不能与他们的祖父、父亲一同流传。” “这样可以劝人尽孝。这两点就是修志的大纲。大纲既然确立，各个门类便依从它。引用一句话，必须有益于民生和国计；记录一篇文章，必须与人心风俗有关，无不都是教化。难道只是为了夸耀独到的裁定、追求广博的辩论吗？”我县令重修志书的主张就是这样，由这部志书也可以知道他的政绩了。他在丙戌年冬天到来安县任职，到今年戊子年春天调任宿州，政绩声誉在江南江北都被称为最好。来安县人欧阳泉题跋。重校《来安县志》跋 现存《来安县志》十四卷，是道光八年县令刘公廷槐编修的，后来毁于兵火。光绪初年，县贡生吴遐昌才从前任县令张公世烯家中得到刻本，带回保存。文献没有失传，实在不是偶然。光绪己亥年，嘉应人李公续修县志，以培森为总编辑。于是取《一统志》《安徽通志》等书，与县志互相校勘，才知道县志人物门与《通志》有同有异。后来又在滁州知州熊公鞠生那里看到来安旧志稿两卷。这部书是嘉庆三年严公钟铭所修，附在《滁志》之后。上卷比较完整，下卷有一半以上残缺。于是请求借来抄录，凡是与道光志相同的便不再抄写，不同的则全部抄录。严氏志稿大多与《通志》相同。由此，县志便有了可以参考的书籍。近来我远游西域，思念故乡，便取出行李箱中的抄本和县志重新校勘。志书中偶有遗漏简略之处，就采用严氏志稿加以订正；人物门删削有不恰当之处，就采用《通志》加以增补。广泛搜集材料、表彰前代贤人，是后学的责任。欧阳省堂先生在县志跋中说：“县令刘公重修县志，把沿革、人物、艺文作为自己的责任，把其余部分交给欧阳泉裁量斟酌。” 这说明沿革、人物等门类出自县署幕宾之手，优劣杂陈，所以欧阳省堂用含蓄的话来表明自己的意思。既然如此，现在进行校补难道是可以不做的吗？重校本与原本不同的地方，都取自《通志》和严氏志稿。我冒昧加以考订，附在志书末尾，使后来的君子有所考察。己酉年夏月，我培森在西域题跋。今年本县人士商议重印道光年间的县志，于是把过去的校本交付印刷。培森记。旧序一　胡松 来安设置县邑虽然始于南唐，年代并不算很久远，但从中兴戊午年到现在，也已经六百多年了。然而官员和师儒，从杜居敬君以下；乡里的贤哲，从赵察君、苟与龄君直到明朝兴起时的常中丞一辈，只有寥寥几人。虽然其中本来有许多独守一节、品行高洁的人，但如果不是具有辅佐将相、治理国家的才略，怀有内圣外王的学问，能够光明显耀于当世的人，难道是山川的精气神秘，有时才会发露吗？还是本来曾经有这样的人，却遭逢时局多变，人在世、文籍也随之散失，文献无从查考，于是终于湮没不传了？古语说：十户人家的小邑中一定有忠信之人，千跬之内一定有丰茂的草木。难道来安方圆数十上百里、历经数十上百年，反而会没有这样的人吗？大概唐朝末年庞勋、黄巢之乱，宋代徽钦二帝北狩、南渡的灾祸，来安实际上是边境县邑，遭受焚烧、杀戮的惨祸不知有多少次。明朝兴起后，虽然荡平各种乱象，使天下大为清明，但承接元朝摧残儒学的余波，又加上兼用严刑峻法，人们不乐意做儒生，甚至还要从富裕和相貌之间搜求、选拔人才；做官和求学的人大多苟且从事，没有闲暇为长远打算，又怎么会奇怪人才寥落、声名不彰，只有区区几个人呢？即使如此，在困穷艰难达到极点、时运极其困厄之时，终究一定会有伟人、硕士、名卿、贤大夫，具备辅佐将相、治理国家的才略，怀有内圣外王的学问，这样的人会出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里、十百年〕 而且后来又遇上昌明盛世，二百年来没有烽火战鼓的警报，恰好有这部志书为他们开创先路，从此大概不用担心他们没有流传后世的凭据了。这样看来，魏侯创始并留下事业，对来安是有功劳的。将来的来安人士难道不会宏大而有作为吗？我把这篇浅陋的文章附在志书后面流传久远，他们难道不会感到不快，反而会感到庆幸吗？所以我写下这篇序放在简册末尾，使后人能够借此流传。希望来安本来就有的山川，幸逢清明昌盛的时代，也因此使魏侯的名声永远流传下去。至于疆域的广阔，制度沿革，赋税的轻重，户口的增减，徭役的繁简，物产的有无和多寡，风俗的美好、恶劣、污浊、隆盛，以及魏侯建置县邑的劳苦功绩，读者自然可以从志书中得到了解，这里就不必详述了。

译旧序二　魏大用 嘉靖乙卯年冬天，我承蒙委任来到安。当我进入县境，看见土地贫瘠、贫困百姓流离迁徙、赋税运输繁多而艰难、使者车辆往来不绝，城垣残破而不坚固，经费开支没有节制，不禁长叹说：“百姓的疲惫困顿到了这种地步，实在是主管地方的我的责任啊！”到任办事后，始终把抚恤百姓、节省开支放在心上。一个月后，事情颇有头绪，百姓也谅解我并非薄情寡义之人。于是向乡里的士大夫询问地方志，借鉴旧有制度和成规来施行政务。大家都说：本县自设县以来从未有过志书，只有《滁志》纂修时附带记载了一些本县事务，而且十分简略；如今又过了二十多年，没有续修。我读了《滁志》，志书本来不是专门为本县编写的，记载不完备自然是应该的。我不自量才识浅陋，颇有编纂志书的意愿。然而倭寇警报时常传来，百姓心神不得安宁。我先筹划最紧急、最重大的事情，修筑城墙以守御。第二年冬天，学谕约我和林子到来，向我询问修志之事，我说没有志书。林子希望我来撰述，我于是嘱托大家共同完成此事。便搜集旧有典籍，综合前人的遗稿，分门别类编纂。凡是出门入户，行囊箱笥中都带着笔墨纸砚。寒暑更替两次，稿本才拿给太守见翁，请他承蒙审定，志书于是完成。本县本来属于扬州分野星次所对应的地区，建置始于南唐中兴之年，开头先记载这些，以说明其起源。山川也环绕滁州，使这里成为用兵之地，地势险要的形胜本来没有改变。曾经迁徙西龙诸山一带的居民，经过秋沛诸水之地，以充裕灌溉的条件；可是耕作粗疏草率，收成往往很少，这确实是百姓懒惰造成的。慰劳百姓并劝导他们互相帮助，我对自己的责任没有什么可以宽免的。至于镇市集镇的贸易、物产的生长和繁衍，都是百姓生活所凭借的。况且山川显现灵秀，人文汇聚英才，就能为本县增添光彩，难道不可以寄希望于今日吗？县境之内，使者车辆纷纷而来。过去棠邑、滁阳两地之间相互递接，如今却绕道进入本县。百姓再次受到困扰，恳请改换旧路，多次向大吏呼吁，有人或许会为此忧念，百姓的困苦大概可以得到缓解了吧？县署和学宫我哪里敢奢侈，只希望时时加以修缮，使它们不至于废弃。这些正是记载本县疆域和建置的各种志书所谨慎保存、用来考察的内容。户口和赋役关系到百姓的生计。里胥和豪强的弊端，漏报、虚报，以及诡寄、飞洒等违法行为层出不穷。不严格加以稽查，贫民也就没有办法生存了。额定办理、额定征收，旧来已有固定的规条；可是提编的命令、筹措安排的檄文又接连而来。当今事务繁多，百姓恰好遭受这些祸害。我又不知道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了；记载户役，难道不是记载百姓的忧患吗？官员和老师是百姓的表率，科举选拔是百姓的希望；历数过去的贤哲，贤能与否都不遗漏。所以考察人物传记，有的记载、有的不记载，凡是我辈士大夫都不可怠慢自我修养。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军事，志书不能不记载这些。城池是我首先创修的；可是勇壮之士的选拔、器械的精良、操练的熟习，作为守城的装备，难道不是我和百姓的责任吗？寺观不属于正道，所以另作《外纪》加以区别。最后把灾祥列为《异纪》，是因为上天降下的征兆不可测知。倘若石固山的驺虞再次出现，寿隆的芝草再次生长，我就可以把这些全部进献，以报效忠诚；这本来就是圣天子所需要的。上天的意旨为百姓昭示这样的吉祥恩赐，太平昌盛的运势难道不能挽回吗？我编写这部志书，是为了我的百姓，难道只是徒然写作吗？至于校勘，是学谕王子儒、司训尹子居仁和邝子沾，以及庠生六人朱诏、常恂、张高、张文显、常自新、武顺先。誊录、刻印和督理工役，则交给幕史祝子东曦办理。旧序三　周之冕 志书，是古代史书的遗制。说它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史书兼有褒扬和讽刺，而志书专门记载事实；所以“志”就是记识，是记载之书，也是地方长官的镜子。治理国家、规划郊野，设置官署、划分职掌，按土地物产制定贡赋，祭祀时香气远闻，以及迁徙更代、选拔征召、显达隐晦和美善淑德的事迹，训导百姓、诘问奸邪、使民生富足和物资便利的方法，其他如琳宫梵宇、祥瑞征兆，以及叙述、赋、记、咏歌之类，也全都具备；这就叫作志，这就叫作记识。来安有志书，始于嘉靖戊午年光化魏公。魏公的功绩载在传记中，他的精神至今仍在人们心中；而他创修志书，恰在案牍事务繁忙之时，真是盛举啊！如今又过了六十年，我承任此地官职。只是时运中的灾祸还没有停止，流民如鸿雁般哀鸣，旱魃接连作祟，蝗虫幼虫又兴风作乱。我计算人口赈济饥民，使流亡者聚集归来；诚心斋戒，徒步祈祷，以求上天降下吉祥恩赐，这些都是我分内的劳苦。不久之后，凋敝困惫的局面有所振作，年成丰收，于是得以慨然纂修志书，远远追随前人的盛举，实在依靠各位乡绅、孝廉、文学之士竭力而终于完成。全书分为五类，十卷。编排事实、按类相连，具有经线分开、纬线综合的意义；撰写考证、系联箴言，含有以颂扬寄寓规劝的宗旨。由此我深深地作了长久思考。臣下享用君主的俸禄来安抚民众，普通百姓享用土地的产物来向公家纳赋。君主的俸禄，实际上是百姓的剩余。佩铜章、系墨绶的官员庄严地处在其间，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谈何容易！疆域已经陈列在志书中，究竟由谁来守卫边疆、使险隘之处得到治理呢？建置已经完备，究竟由谁来尽守职分、不使职守荒废呢？想到百姓的脂膏，就应当警惕赋役之事。祭祀神灵难以招致感应，就应当严肃祭祀典礼。按年份编列表、列传记，务必使芳名流传，这是实行贞正教化时应当谨慎的。统筹兵防、整饬风物，务必使其完备，这是安民时应当急切办理的。尊崇儒学以整饬正道，施行惠政以迎接福祥。记载外事、异事，考订异闻，考察文章，都可以满足采集风俗、贡献民情的要求，也可以作为考察礼制、观赏乐教的资料。志书也是史书，所以说它是记载之书，也是地方长官的镜子。我没有文才，实在愧居地方长官之职，因此请动笔墨，大略叙述事情的始末，以告知后来的人。否则，条目脉络只是粗略列举，采集编辑也不周全，恐怕会留下对休文才学的遗憾议论。我是什么人，哪里敢安然置身于著作者之林呢？

译旧序四　项世荣 我自雍正九年担任本地学官以来，拿本县志书来阅读，私下怀疑魏侯草创之作，本来就难以详细完备；后来又经周侯修订编纂，按理应当前后有条理、轻重有次序了，为什么仍然混杂简略到这种程度？何况如今又经历了一百多年，如果不重新大加修续，使其有据可考，那么对于我圣朝昌盛光明的文教和盛治，怎么能够有所补益呢！于是我同县令伍先生急切商议此事。伍侯本是西江的宿儒，又是甲午科名列第一的人；听了我的话，说近年早已有这个想法，正准备设法订正并增补它。我便把他的意思转告给司训姚简翁。姚翁说：“县侯准备修志，确实懂得要务。不过，县侯辛勤处理各种政务，早晚不得闲暇；又受到上级宪官的器重，邻境勘察灾情、扑灭蝗虫、查核积贮、审讯疑难案件、协助交接等事务，几乎没有不交给他的，县侯就是这样劳苦。如此一来，又怎么能顾及这件繁难的事情呢？”甲寅年，我恰因公事在州中，姚翁在宪台杨公面前称说我，杨公便把修志之事交给伍侯。因害怕不敢承当，我特意推举同年好友魏星翁代替我；魏翁也是西江宿儒，且是伍侯的旧友。不久，魏翁因事回去了，姚翁又告老离任，伍侯再次诚恳地写信敦请我。我被他的诚意和恳切言辞所感动，又想到姚、魏两位老先生都已离去，而我仍然固执推辞，这就会使修明文献的盛大心愿因我而受阻。于是我不敢再推辞，从十月下旬起每日勤勉纂辑；伍侯则频繁来到冷清的官署，按次序阅览，随时供应纸张、笔墨和灯火费用，直到年终才完成十分之二三。入春后开始连续办理州试、院试，住在州城的日子很多。四月回来，又重新纂辑，渐渐有了条理；但伍侯的意思是希望尽快完成。有熟悉伍侯心意的人愿意以协助编纂来效力。我于是就在学宫设置编纂机构，诸生张瑀、夏濬、武毓璿、王琮、周道贵、贺际昌都拿笔跟随。伍侯又发文拨给张、武二位生员薪水，给夏生供应笔札；伍侯实在是谦逊而办事敏捷的人。无奈本县没有遗留下来的文献可以查考，我又不敢轻率凭主观臆断，以致违背体例纲要；所以从冬天到夏天，经过八个月，各篇编稿才具备；又反复校勘了两个月，这才综合全书为它作序。开头记沿革，次记疆域，以确定地理位置。地理位置确定后，便仰观天文，所以接着记星野，并附载祥异。又俯察地理，所以接着记山川，随后记城池。从城池写到乡里，所以乡都、桥梁、塘沛接着编列。统摄乡里和城池，考察人口聚居，治理财货，防备祸患，审察风俗习尚，衡量土地所宜，所以户口、田赋、兵防、风俗、物产又依次编列。至于古迹、墟墓、寺观、庵宫，虽然列在乡里城池之中，却不是重要区域，所以又编在后面。以上各项，如果没有任命的官员就无法施政治理，如果没有科举制度就无法兴举贤才，所以官师、选举接着编列。由官师、选举而建立丰功、成就大业，在官场上便称为名宦，在乡里便称为人物，所以紧接着记载。可是人物中有些通过选举出仕，有些并非通过选举，难道能因为小小的善行就抛弃他们吗？所以又编列《人物杂志》。至于妇女的贞洁与淫行，也是教化的根本，因此详细登记节操事迹，并附载慈善长寿之人。只是志书本是文学之事，偏僻县邑虽然少有华美辞章，但略微收录杂文来发扬这里的风雅，不也可以吗？所以附录诗文和旧序作为全书结尾。全书编成后，拿去请县侯审阅；县侯大概是坚持正道、又想以宽恕施行的人。凡是他裁定改正的地方，大致只是略微删节繁芜、标举要点而已。等到开始付诸雕版刻印时，工程才完成一半，恰好伍侯调任离去。过了几天，新任县令孔侯来访志局；他详细阅览了卷首序文和各篇目录后，特意把阙里通行的礼仪节文授给我，使我能够补充遗漏。我于是连同全书交付刻工付梓，志书也就完成了。不过，两位县侯深厚的胸襟和高雅的气度，已经在来阳广为人知了。只是想到像我这样见识浅陋的人，承蒙杨宪台和两位县侯过分信任，冒昧承担这一职务；即使不至于像魏收索求黄金、陈寿索求米粮那样，再次受到君子的羞辱，但我只守着自己拘泥固执的性情，声音如蚯蚓般微弱，见识如窗下萤火般短浅，恐怕无法体会诸公的诚挚心意，又怎能供皇朝采择，恐怕罪责终究无法逃脱。阅读这部志书的人，倘若能够体察我的不足，加以纠正，那么就是后来君子的功劳，我能不对此抱有希望吗？旧志纂辑人员姓名 明嘉靖年间创修本县志书人员姓名 纂修：知县魏大用，湖广光化人 校订：教谕王儒，河南汲县人；训导尹居仁，山东茌平人；训导邝沾，湖广宜章人 参校：交河知县张文显；平乡知县常自新；衡王府教授张高；严州府训导朱诏；遂平训导常恂；上虞训导武顺先，以上均为本县人 嘉靖四十五年续修志稿 知县刘正亨，江西新淦人 万历年间续修人员姓名 纂修：知县周之冕，江西新建人 总纂：青州府通判、选贡周幹，本县人 分纂：户部主事、举人王化振；永康知县、举人冯师京；都匀府教授王之荩；安庆府训导张廷献；舒城训导王宏庇；岁贡生张应辰；诸生张遇辰，以上均为本县人 国朝雍正年间续修人员姓名 纂修：知县伍斯瑸，江西新建人 纂辑：教谕项世荣，江苏昭文人 分辑：恩贡生张瑀；诸生夏濬；诸生武毓璿；诸生王琮；诸生周道贵；诸生贺际昌，以上均为本县人 私人著述中采录收入本县志书而有讹误者，列录于后 本县廪生严行著《来安县志新稿》本县举人严钟铭辑录《来安县志稿》和《滁志摭遗》本县贡生李锡贤辑录《来安县志稿》训导杨云煜与本县进士欧阳泉、拔贡徐侃、岁贡凌春华、诸生景岱辑录《邑事遗闻》一百几十条 道光年间续修人员姓名 详见卷首 以上各位都是纂辑旧志的人，补列在卷末，希望不埋没前贤著作的功劳。

译附存文章目录 旧文中有些不必刊登的，删去是为了从简。仍然保留篇目，是为了说明这些文章已经删去，并非有所脱漏。共计三十二篇。吕氏《牧爱堂记》张映台《牧爱堂记》张国翼《仕优堂记》邹元标《东璧楼记》乔嵩《东璧楼记》杨谏《修学记》鲁崇志《科目题名记》王可立《修学记》吴道昌《修学记》武韬《吉祥寺记》贾岩《吉祥寺记》；一说为周幹所作 石玺《孔雀寺记》金光宸《关帝庙记》张应辰《关帝庙记》，另有《重修天王殿记》刘正亨《龙王庙记》郝孔昭《龙王庙记》杨起元《开元观记》周之冕《开元观记》黄光夏《三清阁记》曹寅《吉祥庵记》杨于庭《连龙书院记》周之冕《景濂书院记》党安《杜侯德政碑记》廖庄《边公善绩记》武钺《林公生祠记》彭梦祖《郑公生祠祀》李觉斯《袁公去思碑记》项世荣《月课谕》刘瓒《建阳书院记》武家彦《青阳桥记》伍士超《东璧楼记》严钟铭《把总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