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安县志卷七安徽滁州来安县知县汜水刘廷槐重修

译宋、元时期无从考证。旧志称：只有张浦营有戍垒遗址，不知是什么年代。明代设置操练士兵的场地三处：卓家集，是南京锦衣卫屯军操练之处；新集，是南京广洋等卫操练之处；陈家山，万历十三年屯院批准应天、和阳、广洋屯军请求设立。三处都已久废。在小西门外设置演武厅，属于旧址，嘉靖二十三年知县顾问建造，万历四十七年知县周之冕修缮。如今为演武场。塘汛 水口汛在县城南三十里的水口集。原来拨归浦口千总营的士兵五名，雍正年间裁撤并拨往别处，便从守城兵中拨五名充任守兵。营房一所，雍正元年将刘公祠改作营房，前面设置烟墩木楼。乾隆五十二年，知县王永重修。嘉山汛在县城西五十里，拨派汛兵三名。乾隆五年乡里人捐置汛房一所。乾隆五十二年知县王永重修。铺司 县城铺，在本城。雷官铺，在东南六十里的雷官集，和六合交界。官塘铺，在西二十五里，和本州交界。水口铺，即水口汛。囤仓铺，在北三十里的囤仓集。古城铺，在北八十里，和盱眙交界。关家铺，在东北一百二十里，和天长交界。铺司兵二十三名，口粮详见《田赋》。附载驿递 汤村驿，在东三十里。白塔驿，在白塔镇。来安驿，在天井村。明永乐元年设置，设马十匹、驿夫五名，后来裁撤。居安驿在东南乡境内，名称为孝义馆。见《皇华四达记》。水口驿。以上原来共设五处驿站，如今改归铺递。并见旧志。原定额设置走递马二十一匹、驿夫十一名。康熙十五年裁去马十九匹、驿夫十名，康熙二十年又增加马一匹、驿夫一名，共剩马三匹、驿夫二名。《州志》记载：后来在题请明文、请示等事项中又裁减马一匹、马夫一名。雍正六年全部裁撤。《通志》记载：原设置厂夫四十名，康熙十四年全部裁撤；原设置抄牌、传差羽书、医兽共二名，康熙十五年奉令裁撤。《州志》。明代知县魏大用请求改革驿递，详细公文题为《为恳请改革驿递以使穷困得到缓解事》。查得本县处在冲要道路上，东接六合，西通滁州、凤阳，南连江浦，北抵泗州、盱眙。早年官吏从东面来，由六合棠邑驿到达滁阳；从西北来，则由滁阳驿直接送到东葛驿，再到棠邑驿。这是祖宗制定法律、设置邮驿以接送往来人员的制度，是万世不变的通行法典。因此路程均衡，递送没有扰民，百姓安于常规，不认为是祸害。后来往来的官员使者都改走捷径；至于本应经过本县的，例如从滁州到淮安、泗州，或者从淮安、泗州到滁州，暂且不论，因为再没有别的道路可走。若从镇江来，就到六合；从凤阳来，就到滁州，这只不过是河道结冰时采取的办法。到了近些年，徐州、邳州一带河道堵塞，淮阳又有盗寇阻隔，来安遂日复一日成为极重要的交通要地。有时一天要雇马二三十匹、雇夫一二百名，动辄要用银二三十两。有时遇到扛轿的很多，即使衰弱的老人和幼童也不能免除借调服役。廪粮不够，即使卖儿卖女也难以供应办理。往来接续不断，络绎不绝，加上库中没有余钱、仓中没有余粮，解送银两物料的挑夫、调运军马的需要，都急如风火，稍有错失、措置不周，便斥责官员、责罚吏役，锁绑里甲；这些是通常的情形和积弊，难以一一列举。谈到这些，实在令人痛哭流涕。本朝初年以来，来安只是一个狭小的地方，之所以不设置驿递，正是因为朝廷怜悯贫民，特别给予保护，使他们得以安生。如今官员使者往往舍弃驿路不走，更不想想本县道路因为成为冲要之地而日益凋敝残破，已不是从前七里时的旧状况。近来有马骡二十四头匹，站粮二千担折征银八百六十七两，又要协济别处。怎么能拿残破百姓有限的膏脂，供应每天无穷无尽的官员使者呢？我私下常把这比作：一个人有七分力气，应该承担七分责任；如果再加重到十分，责令他长期承担，又没有让他歇肩的期限，这个人不至于跌倒、疲惫而死，是从来没有的。如今来安名义上称为七里，实际约只有五里四分，正是力量小而责任重，承担的远不止七分责任。况且又加上差役繁多、劳役沉重，四处征求。这样的苦难，比焚烧和溺水还严重。即使现在救助他们，也还要休养生息十多年，才可能同其他地方相比。若稍有不然，想使百姓不相继倒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今的办法，想恢复旧路，形势固然难以立即实行；想完全停止往来，情理上也说不过去。请尽快下达改革的命令，以解除百姓倒悬般的困苦。大概从滁阳驿经过本县到六合，路程足有一百三十里；从滁阳驿经过本县水口集到六合，路程只有一百一十里。况且途中桥梁、官渡、市集、房舍没有不齐备的，是商贾往来的通衢。嘉靖三十五年八月内，下官申报此事，承蒙抚台、按台批示，命颍州兵备道佥事许某行文，令本州与六合会商改道。当时六合县官以此事不属于自己管辖为由，偏护本地而不肯听从，大概没有想到土地虽有分界，百姓却没有分别，因此使本院的恩泽不能流布，直到今天百姓更加困苦而无法伸张。下官忝为主管此地的官员，岂敢坐视不言。伏乞俯念交通冲要而极其疲敝的百姓，准许把本县与六合交界处的官亭铺迁到本县水口集，把六合县程家桥铺迁到六合县姜家渡口；雷官集向西至滁州六十里，向东至六合五十里，可在这里增设一铺，作为中间适中的地点。中途供人歇宿、用餐的地方，只请滁阳替本县多承担七十里递送；本县除先前协济本驿的马骡二十四头匹、站粮折银八百六十七两外，如今又愿把扣留的协济本县站粮银一百两拿出来帮助滁阳驿。棠邑驿也替本县多承担二十里递送。只是本县里甲少、百姓贫困，实在难以再分担。查得凤阳河路原来设置颍州、龙窝等驿七处，每年在颍州、寿州、亳州、蒙城、怀远、太和等州县额定编派驿夫四百一十六名，协济前面各驿。自正德年以来，河道淤浅，船只难以通行，官员使者很少往来；是否可以比照定远等县协济池河等处的事例，把原来的驿夫抽调三四十名协济棠邑驿？请下令在两驿门前立石碑，严格禁止擅改驿路；除上司亲自来临、道路经过来安之外，从前议定的往来递送官员使者，都一律由两驿取水口路线递送。若有不遵从的，立即从重治罪，确定为永久统一的规章。这样，极度疲敝残破的百姓就能免除连累祸害的苦难。本院深厚的仁德恩泽遍及穷困县邑，实在有使百姓再生、如骨肉亲人的恩情；这样七里县的县治才可以长久保存而不毁坏。官民感激戴德，应当会是怎样啊！

译《周志》说：永乐初年设置驿站，马只有十匹，不久便随即革除。由此可知来安并非交通要道，也可知圣祖体恤穷僻之地的深意。嘉靖年间，绕远曲折的道路逐渐成为百姓的祸害。读旧志可知，郡公赵某上疏请求恢复旧制，事情在甲辰年间；魏公申明斟酌便利的办法，事情在丙辰、丁巳年间；两位公都在替百姓请命。虽然事情因不合规定而未能实行，但魏公一定详细载入志书，想来是有所等待。到嘉靖四十四年，张公四术极力依循魏公的建议，向当权者陈述。郡守叶公露新专门主持此事，抚台马公森、按台孙公丕扬都批准了这个建议，于是革除经过六合的绕道，来安百姓稍稍得以歇息。然而这并不是白白得到的清闲，滁阳大柳每年协济站粮二千担，折合白银六百三十八两六钱三分。隆庆年间增加到八百九十七两八钱。县里的刘公又斟酌议定由和州、含山帮助贴补，并把两驿各自扣留的铺陈银拿来济用。到了万历年间，又增加到一千四百六十九两有余。近来又申报增加白银一百九十两。唉！来安的田土还是原来的田土，百姓还是原来的百姓，怎么承受得了这种没有止境的需求呢！况且来安原来设置马十匹，是为了应付经过天长、泗州、盱眙的使者。早年每匹马的工食、草料不过给银十八两，后来增加马四匹，知县郑某议定每匹马增加到三十两，已经是极限了！后来又增加到五十两。银子给得越多，祸害就越大，百姓还能承受吗？滁阳驿传送文报到淮安，偶尔因为马病暂时借用来安的马，后来竟成了惯例。驿夫和马都是来安的，但上级衙门呼喊他们的名称却说是“滁阳马夫”，出了事情遭到扑打责罚也说是“滁阳马夫”。他们暗中受苦，又有谁知道呢？至于往来的接待和住宿，更被视为奇货，不论是否应当经过、是否绕道而来，都千方百计索取财物，如折乾等名目多种多样；削减勒索并鞭打马夫，势如狼虎，必定要满足他们的欲望才肯罢休。更严重的是，近年滁阳、棠邑两驿的恶棍，在水口、雷官集胡乱攀扯来安负责接递，想要破坏驿站制度。此前县里已向院道申报并详细核查，事情件件记在案卷中，可以复查。当初魏公虽然申请未获实行，后来张公四术极力请求当道，承蒙抚台、按台两院发牌，规定滁阳、棠邑两驿应供应的夫马：从滁阳到棠邑，由滁州的夫马送到雷官集，再由六合派出的夫马接替；从棠邑到滁阳，由六合的夫马送到雷官集，再由滁州派出的夫马接替；不准来安违反规定承担差役，否则将严加追究，立即刻石立碑遵守等。因而把这件事采录入本县志书，使我县永远凭此遵守。屯政 宋 水田九十四顷三十四亩有余，旱田九顷七十六亩有余。清流、全椒、来安三县相同。明洪武年间推行屯政，分拨军屯于县境。永乐二年，户部查得本县原分拨给滁、泗屯田的滁州卫一顷七十六亩、泗州卫六十三亩，以及南京应天等卫屯田中位于本县境内的田地；这些田地都由各卫官员丈量勘定，交给屯军领种，田粮归屯院征收。《严行记》说：洪武初年，应天京营制度刚建立时设置五府，称为五军营。成祖时期得到边兵三千人，又设置神机营，共为三大营。各营设置管理屯田的官员。锦衣卫，就是今天的上、中、下三元卫，当时专门掌管宫廷仪仗、营卫器仗等事务，不隶属于五府。应天等卫，就是今天的江宁卫，都杂处在县境内；有事时出兵防御，无事时七分守城、三分屯种。县里供应农具和耕牛，每年收取粮食，扣除当月军粮后，余粮上缴仓库。出征服役时，就用仓中米粮供应口粮。本朝 顺治年间，将屯卫指挥、千户、百户等官都改换为守备、千总等官，征收的粮食上缴仓库。康熙十二年，裁撤屯军，屯军与民户一体办理，因为卫所武官虐待军士以及军民相互侵害的缘故。以上都见旧志。又将江宁、上元等卫的赋役改并归县。就是应天、广洋等卫的情况，详见前面的“五军都督府”和《田赋志》。只有滁、泗二卫的屯田仍像旧制一样隶属卫所。考察屯田，亩数并不一致。汉代在张掖等郡设置屯田。魏晋六朝时期，南北攻战，江淮之间的屯田几乎遍及半数郡县；但从未专门设置屯田来防御边境，这些都是因有战事而设置，边耕作边戍守，以免除粮饷运输，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唐代建立府兵制，州镇设置各军，每屯设置五十顷田。明代设置卫所三百余处，把军士隶属于卫所，以屯田供养军队；无事时督促他们耕种，有事时用来防守御敌，大概是承袭古代寓兵于农的遗意。本县明代属于兴王封地，五军府分散驻扎在京城附近，所以屯田多设置在这里。《严行记》说播种、收获都由屯田官负责，那么确实是由士兵耕种。我朝改制并入民籍归农，与民田同等办理，所以江宁、上元等卫的屯田全都裁撤，归并县管。原属江南都使司，今归并于布政使司。只有滁、泗二卫尚未奉命裁并，仍有负责运输的屯丁，但只是供皇帝车驾运输使用，并不是用来训练攻战。因此现在卫制与营制分开，也不像古代所谓的屯田了。附：马政

译宋、元两代都无从考察。明代规定本县摊派种马二百匹。洪武年间在滁州设置太仆寺，办理马政，本县按规定摊派这个数目。弘治九年，又承担饲养滁州田地马一百匹。当时霸州有马二百八十多匹，暂时拨给滁州卫寄养，所以本县也承担饲养。后来继续增加，共饲养种马、儿马、骒马三百零四匹，分为六群，分散饲养在县境内。原来草料以及起解夫马的银两都出自丁田。按田地计算，每匹骒马摊四百亩，每匹儿马摊三百亩；按人丁计算，每匹骒马摊十五丁，每匹儿马摊十丁。嘉靖三十年，知县李懋材想减轻百姓负担，于是改为多摊派人丁：骒马每匹三十丁，儿马每匹十五丁。当时本色马匹本来就虚报，又有很多人逃亡，后来反而成为百姓的负担。嘉靖年间实行本色、折色两种摊派，百姓深受其苦。成化、弘治年间，只是把繁殖牧养的马驹送到京城，数量也不多。后来实行本色、折色摊派，每年六十匹，隔年又增加一匹。本色占七成、折色占三成，每匹折征银二十四两，连同本色马匹一同解送京城交纳。嘉靖三十六年，代理滁州事务的应镳请求整顿马政、解除长期积累的弊病，上文大意说：本州二县合计地方三十里，共饲养种马一千零七十五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七十五匹〕 查考成化、弘治年间，只是把繁殖牧养的马驹送到京城备用，每年不过三十多匹，最多也只到五十匹。近年规定每年摊派本色、折色马二百一十六匹，本色七成，折色三成；按马征银，不论本色还是折色，每匹征银二十四两。下官特此说明本色马的苦处。本州地方湿热，原本不是产马之地，即使有一两匹，通常也矮小，每年都不足以充数。只得预先命令俵头领银子到凤阳以北收买，除二十四两之外，还必须再加银十一二两才能成交，而草料费用还不计算在内。马匹出发后，以为可以不再忧虑，却不知道南方马习惯吃稻草，体性柔弱，不能适应粟草茎秆的干硬。天气炎热、道路遥远，马匹多生疾病，倒毙了必须赔偿，瘦弱受损的也往往被验退。赔偿的要全部赔偿，退回的则转卖；原来一匹马到此时不过卖银三五两而已。没有钱赔买，只得借贷，拖延日久，难免又有死亡和退回，只好再次借钱、再次赔偿；这样一来，所送交的马匹多用于赔换，真正原数解送的反而很少。这种借债赔马的结果势在必然。访查得知，各州府县的马田全都肥沃，养马丁户也大多富裕，所以互相贴补容易，因借债赔马造成的负担较少。本州用田地养马的占十分之一，用人丁养马的占十分之九，贫穷的丁户和下等户能够贴补的很少。马匹刚开始解送，费用已经超过一半。路上遇到涨水，马匹必需乘船渡过，费用将近一两银子。等到投递文书、验看马匹并寄养在衙门时，还要支付按惯例索取的费用，开支又很大。况且停养马匹的人家，都是内臣和权贵之家；验看烙印以后，还要索足草料钱和房钱才肯罢休。这又是必然要借债的情形。并且所借名义上说是十两，实际只能得到八两使用，但借据上已经写成二十两了。幸而获准批回本县，债主却随即赶到，日夜追逼，痛苦难以言说。于是俵头摊派给马头，马头摊派给贴丁，贴丁又摊派给同户，一层摊派给十层，不到卖儿卖女来偿还就不肯停止；这就是百姓生计日益困窘的原因。切实考察，应天等府都缴纳折色，徐、泗等州也准许缴纳折色。本州与应天、徐、泗地势相近，但疲困却超过它们。如今的办法，不如改为解送折色。访查得知，真定等府产马，按当地价格购买，通常可以买到健壮的马。若免除解送本色马，每匹连同额外的草料、盘缠等共需银三十两。解送上级后，每匹通常还可余下折色银六两；按本色一百四十五匹计算，共应得银八百七十两，还可以再买三十多匹。把这些银子收取于贫困百姓，不会有浪费侵吞的弊病；输送给太仆寺，又能作为积存的资金，这个办法是便利的。前任刑部尚书郑某曾巡抚江北，亲眼看到这种弊病，所以提出了这一建议。但如果只实行折色两年，弊病的根源仍然存在，不如永久实行折色才合适。请按照应天、徐、泗的事例，确定为固定制度，永远改为解送折色。这样摊征有固定数额，百姓的困顿也能得到缓解。隆庆二年，变卖一半。太常寺少卿武金奏请把种马全部变卖，印马御史谢廷杰建议由兵部议定，变卖一半，留下另一半，奉旨作为备用马匹。长期以来，购买并解送种马徒有虚名，百姓却受到实际伤害，应当采纳谢廷杰的意见，认真思考、详细定议，暂且革除一半，以缓解百姓困苦。万历九年，全部变卖，折征草料银。太仆少卿裴应章上奏《条议归并事宜以新马政事》，监察御史于有年又上奏《恳乞裁革无用种马以苏民困事》。兵部复议说：先前变卖种马，尚未达到一半，应当通行全部变卖；每匹马每年应折征草料银一两，以补助购买马匹的费用。五月，兵部梁某等具题，奉旨说：这些种马既然全部变卖，就与起送马匹没有关系了。这样苦累小民，依照拟议全部变卖，以缓解百姓困苦。公文传达到县后，知县林鹏飞把种马全部折价变卖，解送京城。每年折征的草料银以及各项折征银，确定为年度定额。并把原有的种牛、公牛、母牛折价，改征草料银。万历年间，知县遵照议定处理尚未完成的事务：本县原定养牛八头，其中公牛二头、母牛六头。母牛三年繁殖一次，每次摊征牛犊银三钱，解送京城。养牛摊派到最贫困的丁户，每头牛一律编派十丁，点验、烙印都附在马院办理，偶有瘦弱受损便要问罪，费用烦琐与养马户相同。种马既已革除，种牛也应当折价变卖，按照马价一并解送；牛犊也准许按数折征草料银。申报获准后，屯院名下每年按例解交摊征的牛犊银六钱。原来设置的牧马场有七处：园觉庵旧额荒熟田地共四顷二十八亩五分一厘九毫；金刚寺旧额荒熟田地共一顷四十亩六厘五毫；月塘堰旧额成熟田地一十四亩；园觉庵旧额荒熟田地九顷六十八亩三分七厘五毫；沙涧旧额成熟田地二顷四十四亩六分七厘五毫；沙涧湾旧额成熟田地一顷八十二亩二厘七毫；金刚寺旧额荒熟田地共四顷三亩三分一厘六毫。

译后来不再牧马，只征收银两解送兵部备用。《周志》记载，弘治七年，南京兵部等衙门的给事中倪天民查办本县原设牧马草场，逐一清查丈量，仍在县衙仪门修建碑刻，镌刻坐落、四至、顷亩数目，后来逐一开垦。合计本县草场七处，其中可种地、报请开垦地、点马空地、不可种地共二十四顷二十六亩九分七厘七毫；可种的熟地八顷四十七亩五分三厘二毫，每亩征银二分，共银十六两九钱五分四厘四毫。不可种的荒冈地十五顷七十九亩四分四厘五毫，另查得下等田地三顷十八亩八厘二毫，每亩征银二分，共租银六两三钱六分一厘六毫四丝。刘正亨说：境内田地高地、低地各占一半，而牧地都处在低洼处，容易蓄水，这是地势造成的；选择便利之处修筑圩堤，已经获得很多利益。如果一定要同水争夺每一寸土地，计较尺寸来修圩，水就无处容纳；洪水泛滥的势头若不冲破圩堤，就不足以泄去它的怒势。议论的人只看到瓜埠泄水处曲折迂回，想开凿浦口来减缓水势，却不知道水患是由于同水争夺尺寸之利造成的。然而还幸好有南北潵水二圩可以蓄纳水流。假如连这两座圩也合并起来，全部筑成一道堤来抵挡霖雨水涝，那么各圩即使以金石作堤，最终也不可能完好无损。我担心追求利益的人忘记了水患，所以把这件事附记在这里。本朝定都以来，马匹都由官府饲养。例如营、驿各自设置马匹，草料全部由官府供给。不与百姓争利，实在是万世长久受益的办法。以上都是旧志内容。兵事 梁武帝天监二年冬十月，北魏统军党法宗、傅竖眼等分兵侵犯东关、大岘、淮陵等处，白塔、牵城、清溪都溃败。党法宗等攻破淮陵，进而攻打阜陵，但没有攻克。《通鉴纪事本末》。《一统志》说：淮陵废县在盱眙县西北八十五里。《方舆纪要》说：白塔镇在来安县东北五十五里。《太平寰宇记》说：阜陵故城在全椒县西南八十里。根据地图，白塔在淮陵东南一百多里，阜陵在白塔西南一百多里，大概是淮陵被围困时，白塔因相距不远，所以惊慌溃败。白塔溃败后，阜陵的屏障已经失去，因此魏兵能够进攻阜陵。北魏用兵的先后次序就是这样。但《通鉴辑览注》说白塔在巢县以南，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宋宁宗嘉定十二年闰三月，金人从盱眙侵犯来安、全椒等县，宋将李全在嘉山击败金兵。《宋史》。旧志说，宋高宗时本县遭遇兵乱，户口仅有一百多户，不足以设置县，于是撤县改为镇。大概来安在南宋南渡以后，百姓遭受金兵劫掠，几乎到了没有遗留下一个人的地步。那么南宋时期来安没有流传下来的战事，大概还有很多。宋理宗绍定元年，宋将赵葵命赵必胜守卫万山。《宋史·赵葵传》。明思宗崇祯九年正月，流寇张献忠、高迎祥等率领数十万贼军包围滁州，焚烧劫掠县境；百姓妇女金赵氏和蔡氏烈女都殉节。贼军攻城时，知县袁翊率众拒守，发射巨炮攻击贼军，贼军全都逃走。恰逢总理军务卢象升集合各路军队前来救援，在滁州五里桥大败贼军，斩杀俘获的贼军数不胜数，贼军全都向西逃窜。《袁翊传》及《明纪事本末》。《来安县志》卷八 安徽滁州来安县知县、汜水人刘廷槐重修 职官志表 文职　武职 文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