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译考察诸罗设置县治是在康熙二十三年。过了两年，宪副周公才首先请求建立学校；又过了十一年，高公才提出开始创建；又过了十年，凤山令宋君才开始奠定基址；又过了两年，郡司马孙公才开始营建；再过两年，宋君又继续营建。又过了七年，风雨飘摇，学校几乎变成荒草地；直到今天，规制才大体完备。哪里只是礼乐要到百年之后才兴盛，即使是讲学行礼的场所，也积累了三十多年才告建成。此前学校还没有明伦堂。夏、商、周三代的学校，是用来彰明人伦的；人伦不能彰明，所学的又是什么呢？确实如陈中丞湄川先生《台湾明伦堂记》所说：‘有了人类就有人心，有了人心就有人的道理，这是天造地设而应有明伦堂。明伦堂不建立，士子讲习诵读就没有地方，必然导致人伦不明、人的道理泯灭、人心昏昧，最终将不能算作人类。’至于文昌祠的修建，前人认为这是士子有幸得到禄籍，而把道教荒诞的神祇排列在先师旁边。然而天下儒学所在的地方，大多有借助这种做法来暗中辅助教化、费用激励劝勉的，因而也不是圣人和圣道设教时完全废弃的办法；这里记载它的营建。凡是有关学宫内部的事情，全部列在下面。御笔手书。本朝二十四年，皇帝亲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在直省各府、州、县的文庙中。康熙二十五年，皇帝撰写《至圣先师孔子赞》《四贤赞》，颁行直省各府、州、县，并刻石立于学宫。《至圣先师孔子赞》（并序）。自从天地人三才建立以来，天地不把创生万物的功劳据为己有；自从中正之道流传以来，圣人代代阐明其中的奥义。有奉行大道的圣人，获得君位来安定治道；有阐明大道的圣人，著书立说来为后世建立法则。这正是正统学术所以长久光明、人心所以没有泯灭的原因。现在考察往昔的源流，仰望追溯前代的美德：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身居高位，兼负君主和老师的职责，是奉行大道的圣人；孔子没有得到君位，困穷而处于下位，掌握删定、撰述经典的权力，是阐明大道的圣人。奉行大道的圣人，功勋事业在一朝显赫；阐明大道的圣人，教化恩泽遍及百代。尧、舜、文王、武王之后，如果没有孔子，学术就会纷乱，仁义就会湮没堵塞，这条大道失传已经很久了；后世之人想要探求二帝、三王的治心之道，把它作为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准则，又从哪里取得正确的依据呢！这样看来，孔子是万古以来独一无二的人物，确实如此。朕巡视东方诸国，拜谒孔子故里阙里，敬仰之情更加深厚。于是恭敬挥笔作赞曰：清浊形成气，刚柔形成质；圣人参赞其中，人道的最高准则由此确立。行为要合乎道，习惯要经过观察，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道路；只有皇帝建立最高准则，只有后王安定治道。既做君主又做老师，传下万古不变的统绪；说的就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相隔五百多年，至圣孔子挺然而生；像金声玉振一样集大成。整理《尚书》、删定《诗经》，审定礼制、匡正音乐；既穷究《易经》卦象爻辞，也严格裁定史笔褒贬。向上继承前代圣人，向下给后世树立典范，使大道不至于永远晦暗，使大经大法井然有序。百家学说纷纷杂陈，途径不同、旨趣各异；日月的光明没有什么能超过，仿佛在羹墙之间也能见到圣人。孔子的道，只在中正与平常；这种心、这种理，是千代圣人共同具有的。孔子的德，是仁义中正；人所共同具有的善性，根本出于天性。希望自己早晚努力，勉励成就美好的事业；追溯洙水、泗水的源流，景仰唐尧虞舜的足迹。经过庭院台阶，来观览礼器；挥笔仰望赞颂，内心远远向往！百代以前，以圣人为归依；百代以后，以圣人为老师。并不是只以孔夫子为老师，而是以大道为老师；统摄上天、流传后世，只有大道才是宝贵的。泰山高峻，东海浩荡；孔门墙高万仞，这就是孔子的殿堂。谁能窥见它的门墙，谁能找到它的路径？大道并不远离人，只要能够存心思考，就可以成为圣人。《四贤赞》。颜子。他很早就听闻圣人之道，天资尤其纯粹；约束自己合乎礼，广泛学习文理，不因外物改变，也不三心二意。把一项善行牢记在心，万种德行便汇聚而来；能够教化自己并使自己与圣人齐同，所得到的快乐也是一致的。夏、商、周、春秋四代的礼乐和治国方法，他都兼备；该施行时便施行，该退藏时便退藏，是辅佐帝王的人才。曾子。洙水、泗水一带传承的圣学，鲁国因此得以获得；曾子回答‘唯’，一以贯之的道理就在这里。使百姓彰明德性，以止于至善为目标；推究事物、获取知识、使意念真诚、端正内心，再把这种修养推广到天下均平。最高的德行和重要的道理，是各种行为的基础；继承修整道统，修明圣人的训诫文辞。子思子。多么深厚的天命，是大道的根本源头；静时涵养，动时省察，实行平常的德行，说平常的话。用它来养育万物，用它来赞助乾坤。九经、三重之法，宏大的法则由此保存。笃实恭敬，谨慎独处，成就德行的声誉；收敛时深藏而精密，扩展开来则广大无边。孟子。贤哲相继凋零之后，杨朱、墨翟的学说盛行；孟子排斥它们，倡言仁义。他唯独阐明善性，主张知晓言辞、涵养气概；推尊尧舜之道，排斥追逐功利的学问。光辉灿烂的《孟子》七篇，与六经一同流传；孔子的学说由此传承，禹治水的功业也足以相配。康熙四十一年，皇帝亲自撰写《训饬士子文》，颁行天下各学宫，用来训诫士子。国家建立学校，本来是为了兴行教化、培养人才，这是极为优厚的制度。自朕即位以来，尊重师儒，重视学校；近来又慎重选任学使，整治剔除弊端，务求风俗教化修治清明、贤能人才蓬勃兴起，以达到《诗经》中培育人才的本意。可是近来士人的习气不端正，儒学的成效很少显著。这虽然是因为内外臣工奉行得不够完善，也由于你们诸生积弊已久，难以突然改变。现在特意亲自撰写训言，再加以警戒。你们诸生，都要恭敬地听取！

译自古以来，求学的人先要树立品行，其次才涉及文章学问。学术和事功都有先后次序。你们诸生幼年听受家庭训诫，长大后进入学校，早晚诵读，难道没有讲求吗？一定要亲身修养、实践实行，磨炼廉正的操守；要厚重孝顺之心来侍奉父母，秉持贞正忠诚来树立志向。穷究经书、考察义理，不要混杂荒诞经学的言论；选择朋友、亲近老师，要全部化除骄傲自满的习气。文章应归于醇厚雅正，不要追求浮华；行为规范应合乎规矩准绳，尤其要防止放荡越轨。青衿之士轻佻放纵，自古以来就为人所讥讽。如果行为举止有所亏缺，即使读书又有什么益处？如果存心不善，行为多有过失，有的散布飞语流言，胁迫控制官长；有的隐瞒粮税、包揽诉讼，出入官府；有的唆使奸猾之徒欺骗孤儿、凌辱弱者，召集同党结社立盟。像这样的人，名教不能容纳，乡里也不屑与之为伍；即使侥幸逃脱革去功名、苟且窃取士人身份，回到内心，难道能不惭愧吗？何况乡试、会试的科名，是选拔人才的大典，关系尤其重大；士子如果真有才学，何必忧虑困顿而不能遇到时机？可是有人竟然标榜虚名，暗中互通声气，攀附权贵、图求侥幸，完全不顾自身和家族；又有人篡改乡贯，妄图求取进身，喧嚣凌厉、沸沸扬扬，钻营私利：种种弊端，实在令人痛恨！况且士子开始取得身份时，尤其贵在正当。如果最初拜见、献纳之时便已经作奸犯科，那么将来败坏操守、逾越法度，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又怎能希望他们秉公持正，为国家谋划建立功绩，成为后来和先前疏远或亲近人才的选用对象呢？朕为了厚待你们，所以不厌其烦地反复恳切告诫。现在训言颁到，你们务必共同体察朕的心意，谨慎遵守明确的训示；对一切过错痛下决心改正反省，争相自我洗涤磨炼，积累德行、勤奋学习，以求上进。国家每三年选拔人才，备办束帛、弓旌等礼物；不只是你自身有荣誉，你的祖父、父亲也会增添光彩和恩宠。遇到时机而得志，哪里还需要等待别的求取途径？如果仍把它看作具文，玩忽岁月而不知警醒，毁坏方正、投身邪曲，自暴自弃、甘心堕落；王法明明俱在，朕不能再替你们宽免了！从今以后，内至国学，外至各直省的乡校，凡是学臣、师长等负有主持教化责任的人，都应当召集诸生，采取多种办法督促劝勉，以符合朕的心意。否则职责没有修明，罪责也难以逃避，不要说朕没有预先告诫过你们。你们众多士人，还要恭敬地听取啊！条约 本朝顺治九年，命礼部依照明代旧制，在学官左侧重新刊刻《卧碑文》，向生员晓示。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除他们的丁役和粮税，优厚供给廪膳，设置学院、学道、学官来教导他们，各衙门的官员也以礼相待；完全是为了培养贤能人才，供朝廷任用。诸生都应当上报国家恩德，下立个人品行。所有教条，开列如下：一、生员家中，父母贤明有智慧的，子女应当接受教诲；父母愚昧鲁莽或有不正当行为的，子女既然读书明理，就应当再三恳切劝告，使父母不至于陷入危难和灭亡。一、生员立志，应当学习成为忠臣、清官。书史所记载的忠臣清官事迹，务必相互讲习研究。凡是有利于国家、爱护百姓的事情，更应当留心。一、生员存心应当忠厚正直，读书才会有实际用途，出仕后必定成为良吏。如果心术邪恶刻薄，读书必定没有成就，做官必定招致祸患。做伤害他人的事情，往往也会自取灭亡，应当经常思考反省。一、生员不许向官长托人求情，也不许结交权势显要来图谋进身。如果果真心地善良、德行完备，上天自会知道，必定给他降下福分。一、生员应当爱惜自身、忍耐性情。凡是主管官员的衙门，不可轻易进入。即使有关系自身的紧急事情，也只许由家人代为申诉。不许干预他人的诉讼，他人也不许牵连生员作证。一、求学应当尊敬先生。先生讲说时，都必须诚心听受。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应当从容地再次询问，不要妄自争辩诘难。作为老师，也应当尽心教诲，不要懈怠。一、军民一切利弊事务，不许生员上书陈述意见。如果有一言上书建白，按违犯制度论处，黜退革除功名并治罪。一、生员不许纠集党徒、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专断乡里。所写的文字，不许擅自刊刻。违犯者，听凭提调官治罪。这一年，又颁行六条谕令，命地方官责成乡约等人每月初一和十五公开宣读。一、孝顺父母。一、尊敬长辈和上级。一、与乡里和睦相处。一、教育训导子孙。一、各自安守生计。一、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康熙九年，颁布皇帝谕旨十六条。每月初一和十五，主管官员与绅士、生员一起聚集在明伦堂，军民等人也都听取宣讲。一、厚待孝敬父母、友爱兄长的品德，以重视人伦。一、笃厚对待宗族，以彰显和睦亲爱。一、使乡党和睦，以平息争执诉讼。一、重视农业和蚕桑，以使衣食充足。一、崇尚节俭，以爱惜财物和费用。一、振兴学校，以端正士人的习气。一、排斥异端，以尊崇正统学说。一、讲习法律，以警戒愚昧顽劣之人。一、彰明礼让，以厚植社会风俗。一、专心经营本业，以安定百姓的志向。一、训导子弟，以禁止违法乱纪。一、停止诬告，以保全善良的人。一、戒止窝藏逃犯，以免受到牵连。一、缴清钱粮，以减少催征。一、联结保甲，以平息盗贼。一、解除仇恨愤怒，以重视人的生命。康熙十八年，颁布《乡约全书》。每月初一和十五，主管官员与绅士、生员一起聚集在明伦堂，军民等人也都听取宣讲。康熙二十六年，驻防镇江将军董某上疏说：『臣看见京口的官兵经过文庙时，很多人不下马，请求通行禁止约束。』于是下诏在学宫照墙东西两侧各立一面「下马牌」，牌上分别书写满文、汉文，使军民无不知晓庙庭的尊严。养老 本朝顺治二年，诏令各省州县：每年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在儒学举行乡饮酒礼，设置宾、僎、介、主等席位，宣读律令，申明朝廷的法令，敦促尊卑长幼遵守礼节。所需费用从「存留钱粮」中支办，永远作为定例。正宾由绅士、生员担任，介、宾则由有品行道义的老年百姓担任。诸罗举行乡饮酒礼，始于康熙四十七年。康熙九年，奉恩诏：八十岁以上的老人，给予绢一疋、绵一觔、米一石、肉十觔。康熙二十七年十月，奉恩诏：军民中年满七十岁以上的，准许一名壮丁侍奉赡养，并免除杂泛差役；八十岁以上的，给予绢一疋、绵一觔、米一石、肉十觔；九十岁以上的，所给加倍。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奉恩诏：军民中年满七十岁以上的，准许一名壮丁侍奉赡养，并免除杂泛差役；八十岁以上的，给予绢一疋、绵一觔、米一石、肉十觔；九十岁以上的，所给加倍。到一百岁时，题报说明后，给予修建牌坊的银两。

译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奉恩诏：军民中年满七十岁以上的，准许一名壮丁侍奉赡养，并免除杂泛差役；八十岁以上的，给予绢一疋、绵一觔、米一石、肉十觔；九十岁以上的，所给加倍。到一百岁时，题报说明后，给予修建牌坊的银两。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奉恩诏：军民中年满七十岁以上的，准许一名壮丁侍奉赡养，并免除杂泛差役；八十岁以上的，给予绢一疋、绵一觔、米一石、肉十觔；九十岁以上的，所给加倍。到一百岁时，题报说明后，给予修建牌坊的银两。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恭逢皇上六十岁万寿，各省的老人亲自到宫阙前叩头祝寿，皇上召他们到畅春苑宫门外赐宴。奉行的上谕说：『《尚书》称赞周文王善于养老。孟子说：“七十岁的人，没有丝帛就不能保暖，没有肉就不能吃饱。”帝王治理天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从来没有不把养老尊贤作为首要事务的。近来士大夫只谈论做官是否贤能、移风易俗是否有效，因此无暇讲求孝悌的根本诚心。今天的聚会，正是出于这个意思。如果孝悌之心稍有轻忽，却想移风易俗，那么本应厚待的反而薄待，本应薄待的反而厚待了。你们都是老人，回到乡里以后，要向邻里说明，都必须先讲孝悌。假如天下人都知道孝悌最重要，这实在是移风易俗的根本、礼乐辞让的根源，意义绝非浅薄。昨天甘霖大降，四野都得到充分滋润，朕心大为喜悦。你们不要耽误农时，赶快回到本地去！特此谕告。』 以上所载皇帝亲自撰写的各篇文章，使圣庙光辉显赫，也向儒林昭示。学者如果能够用自身的身心加以考察，把它们奉为楷模，深入思考、反复探究而有所心得，那么所知所行每天进步到高明广大境界，就没有困难了。至于刊立《卧碑文》、宣讲圣谕以及养老的各项条文，都是为了启发众人的蒙昧、开导聋瞽，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关系到学校的大事；所以一并记载，用来补充《郡志》的缺漏。生员、廪膳、增广 明代以前，学校选取士人的人数无法考察。明初设置廪膳生员，府学四十人、县学二十人；后来增设增广生员。明代后期，科考、岁考每学录取大约一百人。本朝顺治四年开始确定名额：大学四十名、中学三十名、小学十二名；先举行科考，后举行岁考。到顺治十五年，岁考又确定为府学二十名、大县学十五名、中县学十二名、小县学四名或五名。顺治十八年，规定科考、岁考两种考试合并为一次。康熙九年，又确定府学二十名、大县学十五名、中县学十二名、小县学七名或八名。康熙十二年，仍实行科考、岁考两试，先岁考、后科考；于是成为定制。廪额方面，府学廪膳已成材生员四十名、增广四十名；大县学廪膳二十名、增广二十名；中县学与之相同；小县学廪膳十六名、增广十六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年〕 康熙二十三年，设置诸罗县。康熙二十五年，台厦道周昌详细请求督、抚两院题报确定：诸罗县学按照中学的条例，科考、岁考各录取文生员一十二名；廪生依照内地的条例各十名，增广生各十名；岁贡依照内地条例，每二年贡监八名。由于台湾隔着重洋，学使不能远行渡海，所以提督学政事务，依照陕西延安、广东琼州的例子，由台厦道提督学政，并兼办考试事务。武生 顺治初年，武童依照文童的条例，由督学三年举行一次岁考，录取没有固定名额；由附属学校的学官管理相关事务，也依照文童的条例办理。武生只在岁考中录科，没有科考。顺治九年，命令各直省：武生由督、抚、提、镇在本省就近从副将、参将、游击中委派一名熟悉骑射的人，会同学道考取。康熙十年，题报确定武童入学名额：府学二十名、大县学十五名、中县学十二名、小县学七名或八名。康熙十四年，题报确定学道考试武童，不必会同地方武职官员。诸罗县学从康熙二十六年开始，每年按照中学的条例举行岁考，录取十二名。社学生（顺治九年，通令选取，用来补充乡社教师；康熙二十五年，裁革） 赞礼生 康熙二十五年，命令府、州、县学不得滥用赞礼生，应当选择在学校学习、文才品行都优秀、仪表端庄、声音洪亮的生员来补充；大学六名，小学四名。考试时准许列为优等，仍然照例上报礼部。乐舞生 康熙二十六年，命令郡县选取年轻、没有过错而又俊秀的子弟充任乐舞生，每所学校八十六名，用大型合奏乐舞祭祀先圣；各自发给衣服和顶戴，并免除差徭。督学按岁考、科考到临的日期，另造名册申报，送交考试。义学（附载学田） 原来在文庙右侧；康熙四十五年，台湾府同知孙元衡代理县务时修建，因年代久远倒塌毁坏，已经不存在。康熙五十四年，知县周锺瑄在县署右侧重新修建；前后两座共六间。前面用楔木建成牌坊，匾额题写“义学”。义学田在目加溜湾。康熙四十五年，本府同知孙元衡代理县政，因曾耀、陈俨请求开垦而互相控告，拨出四十甲充作本县义学田；实际上是州园。每年定租银五十两，作为义学聘请教师和修脯的费用。康熙五十年，管事柯招报告大水冲崩陷落；教谕陈声勘察丈量后，实际存有园地二十甲，定租银二十两。康熙五十四年，又报告冲崩陷落一十四甲。现在存有园地六甲，仍归柯招名下管理，每年缴纳租银一十二两。社学 在县邑汉人庄社的有八所，用来教育汉童：一所在县内红毛井旁；一所在新化里八灶庄；一所在善化里关帝庙后；一所在开化里观音宫；一所在安定里姑妈庙；一所在打猫庄；一所在斗六门庄；一所在半线庄营盘旁。（以上八所，康熙四十八年由知县刘作楫奉巡抚张伯行之命通行修建。） 在番社的有八所，用来教育番童：一所在新港社；一所在目加溜湾社；一所在萧垄社；一所在麻豆社。（以上四所，康熙二十五年由知县樊维屏修建。）一所在诸罗山社；一所在打猫社；一所在哆啰啯社；一所在大武垄社。（以上四所，康熙五十四年由知县周锺喧修建。）

译论说：自宋仁宗赐给兖州学田、诏令天下州县设立学校并增置学官以来，历经南宋、元、明三代，学校制度不断扩展壮大。到了本朝，师儒和儒学教化远播海外，文治的兴盛在这里达到极点了。诸罗建学三十年来，考中科举的多是取得内地寄籍的人。学校中的士人，泉州、漳州人占一半，兴化、福州人次之，本地土著寥寥无几。士、农、工、商各自世代从事自己的行业，所以容易有所成就。诸罗人最初来到这里的，不是商人就是农民；把读书作为世业的，十人中还不到一个。儿童五六岁时，也曾让他们入学；稍微长大后因为贫穷，就改去务农、经商、做工，有的成为吏胥或士卒；最终能够完成学业的，十人中还不到一个。朱子曾说：“自从田地不再按井田制授予，人民便没有固定产业；而读书做士人的尤其困于贫穷，反而不能和农、工、商人并列。上面的人想把他们聚集起来教导，他们又怎么能够整年带着饭来向我求学呢！”因此汉元帝、汉成帝年间，增设博士弟子员，让他们仰赖大官供给；不久就报告停止了。连聚集天下的力量供养士人的费用都不够，如今想把责任交给州县微薄的俸禄，即使设置义学，也只能量力而行；否则，不过是徒具文书罢了。即使有聪颖明悟、才华出众的孩子，不能独立谋生，最终也只能改变志向、另作打算。然而大商人开店居住在市廛，金帛货贝足以彼此夸耀；种田的老人多收十斛粮食，豆、麦、稻、粱也足以彼此夸耀；吏胥舞弄文书、营求奸利，以穿华衣、吃美食彼此夸耀；有强力的人改名混入士卒队伍，骑骏马、弯强弓又彼此夸耀：于是这个地方把求学看成迂腐而无用的道路。内地郡县中不得志于主管官员的人，成群结队渡海东来。科考、岁考两种考试，本地人拱手相让；一旦考中解额，便飞扬得意地返回故里，海外的文教人文何日才能兴盛呢？先王谨慎整治学校来培养士人，五礼、六乐、七教、八政，养老人、抚恤孤独者，推尊贤能以崇尚德行，选退不肖以贬斥恶行，并不只是为引导人们取得荣华、猎取俸禄而设置的阶梯和资本。因此，在家中修养德行，然后向朝廷推荐；德行高妙、志向节操清白，能够表率端正风俗，使百姓不轻浮，是君主和大夫所敬重求取的，也是长吏尊敬礼待他们的原因。然而有的人孝悌毫无声誉，逾越法度、放荡失检，奔走请托、攀附权贵，侵夺鱼肉百姓、专断乡里；即使有玉圭玉璧般的身躯，士人也已经有缺失了。主管官员因此对他们严加约束，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司马温公说：“士人应先重德行，后重文章。”就文章而言，经学又应先于辞章。因为经学是格物致知的学问，是进而达到诚意、正心、修身，并用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工具。如今的学者夜以继日地苦读，只把科举当作唯一要务。即使是所谓科举文章，也不是以经学为根本、阐发义理，从内心有所体会再宣之于口；不过是揣摩迎合，企图取得锦衣玉食罢了。就他们所学的东西，难道经得起自己追问吗？诗书所陶染的气质，比丹青的感染更深。不要担忧才智达不到，而应担忧志向没有树立。年轻力盛、资质优美时，开始进入学校讲习修治经典训诫，这是立志于道、据守德行的基础。通过积累考核成绩而取得优等补缺，长久列身学校，努力学习而不厌倦，这是依循仁德、广泛学习六艺的渐进过程。古代的求学，从一年到七年称为小成，九年称为大成，所以能够精深通达经学，明白熟悉时务，贯通本末，继承圣人的美好事业。向朝廷陈述政事时，文章可以观赏；以功绩接受考核时，复杂难办的事务也都能处理有利：出仕可以成为家国天下的祥瑞，退居也可以成为学术和人心的依靠。如果只取支离破碎的时文来求取应试，粗略懂得对偶便妄想登上高等科名；乡里中那些懵懂的儿童俨然成了老师和塾师，又怎能希望他们能够触类旁通、通达事理、意志坚强而不改变呢？不论是雕虫小技，靠它取得名声都不是真实的；即使达到极高境界，又与圣学的兴亡、风俗的盛衰、政治的得失有什么关系？用这种办法求取人才，只是空话罢了！汉阳朔二年，诏令说：“儒林中的官员，是四海学术的渊源，应当都明白古今，温习旧知识而获得新认识，通达国家体制，所以称为博士。否则，学者便没有可以传述的东西了。”胡安定先生在苏湖教授学生时，严格遵守师生礼节，把诸生看作子弟；诸生也像信任爱戴父兄一样信任爱戴他。他教育人的方法，设有经义斋和治事斋。经义斋选择通达经义、有才器和度量的人学习；治事斋则每人专治一项事务，同时兼学另一项，如边防、水利之类。因此天下人都说湖学秀异人才很多。许鲁斋在燕京设学施教，弟子出入进退，严格得如同君臣；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以此调节学习的张弛。诵读功课稍有空闲便学习礼仪，有时学习书法和算术。年幼的学生，则让他们学习拜跪、揖让、进退和应答。时间久了，人人都能自有所获，尊敬老师、敬重学业；即使年幼的童子，也知道三纲、五常是人的立身之道。如今有的博士弟子，冷漠得如同路人，更严重的甚至躲避而不相见。二者必有一方面已经失误了。乡里的塾师，有的崇尚饮酒嬉戏，倚着座席而不讲学。弟子也轻视老师，老师的去留并不由老师决定，父兄全都听凭弟子的爱好。这样还可以希望师生共同有所成就吗？

译即使如此，县令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又是师长的统率，责任也没有可推卸的。过去各县学校宫室长满杂草，借口说已经破败松弛，尚且不可以；如今这座高大显敞的学校，是新近修筑的，讲学行礼已有场所了。从前县里有湾里溪的园地四十甲，由学博掌管，每年征收其收入，用来供给义学教师。如今所说被冲毁的园地，其中难道没有把甲地移作乙地名目之弊吗？如果加以经营管理，教师的修脯费用还是可以有所凭借的。不能供养所有士人，就选拔其中最优秀的，如孙明复那样，那么范希文的钱袋也可以解开资助；不是公务不要轻易召见，就选择那些难以招致的人，如徐孺子那样，那么陈仲举的坐榻也可以放下来相待。寄籍者不必禁止，可以借助他们博雅宏通的学问，作为本地人的切磋对象；土著人才不能多，就表彰那些聪明通达、才能出众的，作为全县人的观摩榜样。从前文翁治理蜀地，每次巡视各县，都选择通晓经书、品行端正的诸生同行；蜀人争着做学官的弟子，几乎可以和齐、鲁相比。明道先生任晋城县令时，各乡都设置学校，纠正儿童所读书文的句读；教师教得不好，就立即更换。各乡为乡社制定规条，表彰善行、区别恶行。如今县令被文书和期限事务缠身，每天都忙不过来；何况此地幅员千里，势必不能逐乡每日巡行、逐人当面教诲。应当广泛鼓励教化，使县里的人明白知道求学的可贵，成群趋向学校。义学、社学应聘请有学问和品行的生儒主持。民间塾师必须登记姓名，核查他们的文艺和品行。内地寄籍者要提高礼遇；本地尚未进入学校的读书人，应当恢复其身份并免除相应负担。要制定教约来严格要求教师，教师有考核优劣；要制定教学方法考核学生，学生有奖惩。每月初一，与学博、诸生讲求皇帝所制《训饬士子文》。文章必须以经学为根本，并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加以申明，不要沾沾自喜地只崇尚科举。这样，全县人的文章和德业，哪里还可以估量呢！卷六 赋役志 户口、土田、饷税、存留经费（附） 向百姓征取财物和劳役的方法，各朝代都有固定制度。但制度不可能全都便利，也不可能全都有弊端；任用得当的人便有利，任用不当的人便有害。不要把百姓的财力和劳力全部耗尽，能够在使用一分、缓征二分之间权衡取舍，全在于主持政务的君子。各县在海外荒远的盐碱地上，财赋都有固定制度；穿着草衣、额上刺花纹的部族进贡獒犬、献上野鸡，如果不是圣人的德行光明广大、含容弘厚，谁能使这些事情实现呢？考察历代立法的大致情况，追溯其源流；对于本地制度沿革、增减损益所适宜的地方，审察其利弊。使阅读者查考簿籍、鉴察古今，明白得像看火一样，也算是辅助国家富裕、百姓宽裕的一点力量吧。户口、土田 饷税 存留经费（附） 户口、土田 户口、土田考 根据土地质量确定赋税，起源于《禹贡》；所谓布帛、丝缕和粟米的征收就是这种赋税。《周礼》说：“小司寇掌管民数，登记出生人口，周遍掌握人数，以此办理劳役。”这就是所谓劳力之征，并不是要收取他们的财物。汉初开始向百姓征算赋，十五岁以上、五十六岁以下的人缴纳赋钱。户口之赋，实际上从这里开始。唐初制定租、庸、调制度（租：每个成年男子授田百亩，每年缴纳粟二石。调：每个成年男子按照当地出产，每年缴纳绢和绫各二丈、绵三两；不产蚕的地方，缴纳布二丈五尺、麻一觔。庸：每个成年男子规定服役二十日，不服役则每天缴纳绢三尺）：有田就有租，有户就有调，有人身就有庸。这套制度以丁身为主要依据。到唐德宗时，杨炎改为两税法，把租、庸、调合并为一种税；夏税不得超过六月缴纳，秋税不得超过十一月缴纳。户籍中没有户主的，客户按现居地登记入册；人口没有中丁的（唐代把民众出生称为黄，四岁称为小，十六岁称为中），便按贫富分等。这套制度以资产为主要依据。以丁身为主要依据的制度，发展到最后，田地丧失了赋税仍在，户口逃亡了户籍仍存，仍责令缴纳租、庸，百姓困苦而无处申诉。以资产为主要依据的制度，发展到最后，庸钱已经缴纳，差役却依旧存在；无事之时又另外巧立名目取财，战争兴起、费用增多时，又在正税之外征取财物：这是一种弊病。然而租、庸、调制度，实际上仿效周人的遗意；所以杨炎改变它，前代贤人把他的罪过与商鞅相提并论。但考察唐初，岭南各州有的缴纳米税，归附的番人缴纳钱税，并不只是逃亡流动、寄居者的问题，其中还有无法统一通行的情况。因此两税法推行以后，沿袭五代、宋、元、明直到今天，不能改变。大概按丁征税，转而难以核查；按亩征税，土地界限清楚，容易核验。两税法不能废除，正如井田制不能复兴一样，只在于执行法令的人是否善于办理。明初以黄册确定天下户口、土田的赋税。到了明代中叶，流变成四差之弊（里甲、均徭、驿传、机兵，称为四差）。到万历中期又改为一条鞭法，把一县的丁、粮、徭役全部汇总，详细记载每人一年应缴的数额；把传票下发给百姓，让他们缴纳折算的银两，而由官府办理差徭。但法令施行久了，人们渐渐忘记旧制，于是把差徭合并征收的银两当作正赋。沿袭到本朝初年，又有缴纳代役价值的大当（大当：九甲的一切夫役杂费都在当年一并征收，家产会立即破败）。所以，明初的黄册制度已经免不了在两税之外另有差徭；一条鞭法施行以后，又把差徭折算为定额征收，劳力之征最终仍不能免除。大当接踵而来，使一种法令变成多出一倍的征收，只是缓解眼前，却造成无穷的祸害。凡是寄托着百姓生计的人，不能不慎重啊！世祖章皇帝刚平定天下时，诏令说：“天下的丁银，本来有固定制度。近年来人口凋零减少，有司应仔细加以查核，老年人和幼年人都一律宽免。”顺治四年二月，诏令说：“福建的人丁、地亩本色和折色，以及卫所钱粮，全部依照前明万历四十八年的税则征收。唐、鲁二藩僭越称号，反复横征暴敛，地方尤其称苦受累；一切停止。”顺治十四年又诏令说：“绅士、生员只免除自身的徭役，用来宽恤民力，使徭役能够均匀减轻。”由此看来，本朝初年的赋役全都沿用明制，只是除去其中最严重的弊端罢了。大圣人至公无私、体恤百姓的心意，至今仍然可以想见。然而当时各种事务刚刚创立，每天忙得无暇应付；加上四方多有变故，到甲寅年三藩之乱时，海上局势又加剧，军饷、米运以及各种名目的费用更加繁多。于是总督姚启圣慨然请求革除大当，以缓解百姓困苦；这就是当今皇帝康熙十九年。以上这些，都是诸罗归附以前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