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安排日事迹卷七

译当时内臣索要三十万，责令户部、工部和应天府催促请拨，十分急迫。工部会同户部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国家疆土已经残缺过半，民力也已经枯竭。如今把天下的兵马钱粮统筹计算，缺额达到二百二十五万有余。户部现有的库银只有一千多。请下敕令让监臣更加注意节省。”奏疏上报后，于是确定减省。大学士史可法请求颁布讨贼诏书，同时痛切陈述时局。皇帝同意了。奏疏说：“自三月以来，陵墓和宗庙荒废，山河动荡沸乱；杀父之仇就在眼前，却一箭也没有射出。过去晋朝东渡时，君臣每天都图谋收复中原，却只能保住江左；宋朝末年，君臣竭力经营楚、蜀，也只能守住临安。可见偏安只是恢复事业的退步；从来没有志在偏安而能够立即自立的。大变刚发生时，百姓流泪，士绅悲歌；悲痛和愤怒交织在一起，国家还保有朝气。如今军队骄纵，军饷匮乏；文臣安逸，武将嬉游，顿时变成衰暮之气了。近来多次收到从北方传来的塘报，都说北方一定会窥伺南方。水路广泛征调唬船，陆路则分布精锐部队；黄河以北全都竖起了投降的旗帜。而我方黄河沿线的防务，几乎没有一项办妥；人心不统一，号令也不能执行。复仇的军队，听不到已经进军关、陕；讨贼的约定，也听不到已经传达到北庭。简直像把君父之仇置之度外。近来看到北方的文告，竟公然把‘逆’字加在南方身上；侮辱我方使臣，蹂躏我方近郊：这样看来，和议确实绝不可能成功。一旦流寇被北方吞并，北方必将以全部力量南侵；即使流寇声势仍盛，足以与我方相抗，北方也必然转而与流寇联合，先侵犯东南。国家宗庙的安危，就决定在今天。” “我们即使降低宫室规格、节省饮食，卧薪尝胆，集中人才、智慧和精神，枕戈待旦；集中各地的物力，破釜沉舟，仍恐怕也无可挽救。依臣看来，朝廷的作为和百官的经营，显然还有没有做到的地方。将领能够战胜敌人，靠的是士气；君主能够驾驭将领，靠的是志向。朝廷的志向不振奋，前线将士的士气就不能鼓舞。夏少康没有忘记从窦中逃出的事情，汉光武帝没有忘记在萎芜中烧柴的时刻；臣愿陛下成为少康、光武那样的君主，不愿左右掌管侍从御用事务的臣子轻率地以唐肃宗、宋高宗的说法来进言。回想此前北方变乱刚传来时，人心惊骇疑惧；臣等恭迎圣驾来到南都，亿万人的欢呼声震动大地。皇上初次见到臣等，谈及先帝，便泪流沾湿衣襟；随后拜谒孝陵，赞颂高皇帝、高皇后，也泪痕满袖。皇天后土，实在都在俯察这一切。才过了多少时候，怎么能忘记从前的事情？先帝以圣明之主而遭受惨祸，这是千古未有的变故。先帝死于贼手，恭皇帝也死于贼手，这是千古未有的仇恨。先帝以礼对待臣下，以恩德驾驭将领；一旦发生非常变故，在北方的臣子中为国死节的寥寥无几，在南方的臣子中讨伐贼人的也寥寥无几，这是千古未有的耻辱。” “平民之家父兄被杀，尚且想着剖开胸膛、割断脖颈，只有杀死仇人才甘心；何况是朝廷，难道可以漠然置之吗？臣仰观圣上的德行，俯察人情，似乎有始而少有终；臣恐怕恢复无期，就连偏安也未必保得住。如今应当迅速颁发讨贼诏书；严厉责成臣和四镇，使他们全部选拔精锐部队，直指秦关。悬列上等爵位等待有功者，授予便宜行事之权而责成其取得成效。诏书的措辞，应当痛切淋漓；或许可以使天下的忠臣义士听闻后感到激愤。国家遭逢这样的巨大变故，皇上继承大统，原本与前代不同；各位臣子只要有罪就应诛杀，实际上没有功劳值得记录。臣在登极诏书的稿本中，特意删去‘加恩’一款；没想到颁发时仍然重新列入！听说北方看到后，也很嘲笑这件事。如今恩典之外又加恩典，纷纷不断；武臣腰间佩玉，竟与寻常官员一样。名器滥用，到这里达到了极点！以后尤其应当慎重，专门等待真正的战功；这样或许能使前线的猛将劲兵受到激励。至于出兵讨贼，最困难的是没有粮食。搜刮既不可行，劝导输纳又不能持续；充裕军饷的办法，究竟有什么办法可行？童仆和牧夫，扛着兵器却没有力气；面色蜡黄、骨瘦如柴的人，披挂铠甲也承受不了：这叫作弱兵。” “弱兵，应当淘汰。穿着彩衣锦服，轻快地骑在马上；漂亮的童仆和美女，在营中纵情享乐：这叫作奢兵。奢兵，应当收敛。市井游荡的无赖，听到军情报告便惊心；溃散的士卒和逃兵，听到鸣金声就变色：这叫作怯兵。怯兵，应当清除。纸面上的貔貅，按名册看似都有；阵中的勇健之士，核查人数却没有：这叫作虚兵。虚兵，应当清理。请求严令督臣、抚臣、镇臣逐一整饬这些问题：或者开垦屯田，使粮食充足；或者遣散老弱，让他们回乡务农；不要把数百万的军饷，白白耗费在不作战、不守备的军队身上。” 丁酉日，准许苏松巡抚祁彪佳回原籍。祁彪佳任巡抚治理吴地，很得民心。他接连受到朱统■〈金类〉、张孙振的诋毁，于是以疾病为由离职。后来绍兴失守，他上吊而死。命令督臣、抚臣查究山东总兵邱磊。邱磊镇守齐地，却不肯行动；朝廷多次下旨催促，他才携带家属渡过黄河。他又带着被逮捕的原任保定总督侯恂一同前往，督□海北发（？），然后自己率一百名骑兵回到安东索取军饷。抚臣田仰当时因邱磊的亲笔信中有愤怒激烈的话语，秘密送给督臣史可法，说明他有不轨行为。到这时，便诱骗他进入抚院署，将他擒拿下狱。事情上报后，命史可法查究奏报。邱磊死在狱中。戊戌日，加授总兵郑鸿逵宫衔，荫封其子为世袭锦衣卫百户。己亥日，追赠原任大理寺卿陆世科为右都御史，荫封一名子孙。起用朱继祚，恢复其原任礼部尚书之职，协理詹事府。审查处置御史罗万爵弹劾周镳的奏疏。命司法部门查明此事。周镳负责芜关的榷税事务，招致不少非议；罗万爵是芜湖人，把这件事说得很详细。然而罗万爵因为弹劾周镳，便遍及诋毁东林党人，甚至说自己与阮大铖、张孙振等有拥立皇帝的功劳——人人都嘲笑他。庚子日，起用原任南京吏科给事中屈勋，恢复其原官。有关部门题请将原任工部主事徐葆初改授为科员。没有获准。徐葆初为人朴实而笨拙；起初因修缮陵墓有功，奉旨准许改授。等到有关部门题请补任科员时，又认为从都属改授科员只会开启侥幸求进的门路，便将报告驳回——人们说这是因为他没有拜访阁臣。升任工科右给事中李永茂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潮等处。当时李永茂愤愤地说，自己此前巡察京营时，曾因同各位武官争论庭谒礼仪而被故意陷害，派往北方；但他又因这次陷害而得到升迁，大概并不是这样——人们都说阁臣铎因为与他是同乡而私下偏袒他。准许孙惟城袭封怀宁侯。辛丑日，加授户部郎中沈廷扬为光禄寺少卿，仍然办理军饷事务。

译沈廷扬后来在海上起义（原本旁注‘丁亥四月事’）时被擒获，始终不屈；与他共事的三百多人一同在苏州被处斩，没有一个投降的——人们把他们比作田横。升任大理左寺副王文企为太仆寺丞。王文企是旧日的科臣；崇祯年间因进言而被贬谪。加授监军道宋劼、兵部郎中李犹龙二人为太仆寺少卿。加刑部尚书解学龙一级，荫封其子为世袭锦衣卫千户。这是追叙他在崇祯年间江右战捷的功劳。壬寅日，尚未赴任的光禄寺卿许誉卿请求回家奉养老母。皇帝准许了。许誉卿见时局与自己的意愿不合，所以请求辞职回乡。有关部门覆奏说：‘仍按新的官衔给他颁发诰命’——这也算是特殊的恩典。赐予原任兵部尚书吕继祺谥号‘忠节’，并给予祭祀和安葬的待遇。维祺居住在乡里，死于流贼之乱。原任礼部主事周之玙进呈《玉牒》。赐故刑部尚书沈演祭祀和安葬的待遇，追赠太子太保，荫封其子。准许锦衣卫百户张翕之进入锦衣卫借职任用。后来，他以佥事身份掌管南镇抚司；他是张凤翔的儿子。甲辰日，加授考功郎中梁羽明为太常寺少卿。后来他与父亲云构一同在北方任职，官至吏部主事。升詹事府正詹曹勋为礼部右侍郎，仍然管理翰林院事务；加授沈延为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讲，刘同升为右中允兼修撰，陈之遴为左中允兼编修，三人与刘正宗共同管理诰敕。追赠原任山东巡按宋学朱为大理寺卿，荫封其子。济南陷落时，无法确证宋学朱已经战死，所以直到这时才得到抚恤和典礼待遇。当时一同战死的提学翁鸿业，其子上疏请求，也再次遭到驳回。乙巳日，下令永远禁止换授、改升；有敢再实行的人，准许科臣、道臣弹劾检举并削去官职，发往边外永远充军。这明明是圣旨亲自拟定的一条规定，阁臣铎提出的票拟并不对；而且罪行何至于判处永远戍边！丁未日，命张凤翔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身份，总督浙江、直隶的水陆军务，巡抚苏、松等处地方。张凤翔后来投降北方，仍任侍郎。升浙江参议卢若腾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督理江北屯田，巡抚凤阳等处地方。加授副使耿廷箓为太仆寺少卿，监领参将沙定洲的军队，由建昌进入四川讨伐贼人，接受督辅王应熊的调度。北方军队攻陷宿迁——不久又以收复的名义上报。敌军一到就逃跑，敌军离开便声称收复：积弊就是这样。赐予郑彩荫封一名子孙为锦衣卫百户。授予黄魁世锦衣卫指挥佥事，黄政、黄芳各授千户。他们这一辈人都因护卫之功而得到些许勉励性的授官。授予李胤兰锦衣卫百户。他任河南承差，因些微功劳而获得官职。命内臣高起潜提督江北的军队、马匹和粮饷，以及沿江水师。高起潜先乘船渡海到淮地，朝廷命他入京陛见；到这时，才任用他。罢免职方监军。因为任用过多、宠幸泛滥的缘故。己酉日，命九江总兵黄斌卿驻守皖、池，军队所需使用皖地的军饷。黄斌卿镇守九江时，侦知左良玉难以控制，不肯长期驻守；于是改任他处。庚戌日，命都督许定国镇守开封、河、雒。命令提问巡抚何谦、丘祖德、曾化龙以及总河黄希宪。御史沈宸荃说：“现在东、豫两省负责提督约束、经理事务的是王永吉、张缙彦。王永吉先前因失误战机获罪，先帝提拔他担任督师，理应怎样拼死效命来报答！可是他拥兵驻在京城附近，不能勤王救援以挽救败局，只知道逃跑；即使处以最重的刑罚也还算轻。张缙彦先前考选部属，先帝时任中枢官员，也理应怎样拼死效命来报答！可是他身处帷幄之中，不能坚守城池、护卫君主，厚着脸苟且偷生；何况即使加给他一块碎石般的功劳也不算冤枉。幸蒙皇上顾念封疆，宽大恩典使他们有机会改过；那么这两个人，是皇上使其白骨重新长肉的人，难道不能像曹刿、孟明那样在三次失败后重新建立功绩吗！无奈王永吉观望拖延，徘徊在淮、海之间；还没有听说他拿起武器，便先请求颁给诰命。说是旧日劳绩吗，过去的罪过无法逃脱；说是新的官衔吗，今天的功劳又无从记载。况且为什么急于使父母获得荣耀，却把勤劳报效君上放在后面！张缙彦没有听说他射出一箭，便狼狈鼠窜，消息从东边巡按那里传到南方；说什么纠集义勇、收拾河北！难道只是重新穿上衣冠，贪生负国之心便又发作了吗？死后凭什么面对先帝，活着凭什么向皇上和臣民谢罪？不图奋力一战，就会留下万年的耻辱。至于蓟州和昌平，都是三辅之地；王永吉的罪过在所难逃，何谦还多了一条丢失土地、使诸陵陷落的罪过。至于京城陷落、先帝升遐，凡是守土之臣都应当厉兵秣马，等待新君为先帝复仇；可是贼兵的尘土还没有扬起，便先行离去以求观望，那么东抚丘祖德、河臣黄希宪凭什么自我解脱？都不应当让他们站在山头等候廷尉审判。”奏疏上奏后，皇帝将他们与未列名的登抚曾化龙一并提问。兴平伯高杰请求抄没原任大学士周延儒、凤督朱大典、翰林吴孔嘉的家产充作军饷。不准许。朱大典、吴孔嘉都很富有，而吴孔嘉又因为迎合时局的议论而得势。高杰是武人，各份奏疏都是听取幕客提供的线索，并非出自他的本意。大学士马士英请求征收酒税以补充军饷。命令户部议定施行。这是总兵杜弘域所提出的办法。由官府发给凭票，每斤缴纳钱一文；只有土酒缴纳半文。酒坛大小，各依定例分派缴纳。缴纳酒课后，酒坊称为糟坊，作为官店，免除杂差。违犯者，依照私盐律追究治罪。辛亥日，起用补任原任御史曾倜为山东道。曾倜在崇祯年间被逮捕并削职。起用原任山东巡抚王国宾为光禄寺卿。恢复原任刑科吴希哲的原官，并补任工科给事中。吴希哲先前曾因考察被处分。攻取金山、圌山。京口监军主事杨文骢请求这样做。命令迅速审结“从逆”诸臣的案件，按照四种议罪和六等定罪。

译工科都给事中李清说：“现在‘从逆’一案，仿照唐代分六等定罪。然而现在的法律和唐代法律不同，为什么呢？唐代是在东都收复以后议定此事，而现在是在北畿尚未平定时议定此事。有的跟从闯王，有的跟从清军，能让他们像达奚珣、陈希烈那样赤脚拍脸，捆到大理寺受审吗？既然如此应当怎么办？答案是：只能凭借这支笔。孔子悬笔书写《春秋》，难道能够让当时所有作乱的贼臣都在两观之下伏诛吗！只是因为记载了‘弑’、记载了‘叛’，孔子这位素王便用三寸之笔毫不宽贷；直到今天，尸肉早已寒冷，白骨带来的痛苦仍然如新，那么这支笔所带的风霜也同样严厉。所以臣希望今天掌管三尺法的人，哪怕我的头可以砍掉，我的手腕也不能改变，坚持这支笔而已。至于现在关押在狱中的诸臣，只应由法司议处。一时伏法，鲜血总有干涸之时；但千年留下的污点，却永远不会消失。明处有天日，暗处有鬼神。所以臣又希望今天掌管三尺法的人，既不要歪曲这支笔，也不要轻视这支笔；上等罪责处死，中等戍边，下等发配并杖责，一概以明允公正为功。这样一来，从闯、从逆的诸臣便只有死路，没有生路了。第一种议为歼闯。若要歼灭闯贼，应当效法晋代顾荣。” 顾荣陷身敌营时，陈敏只恨自己每天不能把顾荣的首级送到雒阳，并题写“逆贼顾荣之首”。于是顾荣与甘卓合谋杀死陈敏，而顾荣最终归附晋朝：像这样的人，没有罪。第二种议为误闯。若是误入闯营，应当效法晋代朱序。朱序陷入苻坚军中时，在阵后大声喊道：“秦兵败了！”于是谢玄乘其混乱，以八千兵力击破百万军队，而朱序最终归附晋朝：像这样的人，也没有罪。至于跟从北方政权的诸臣，又有所不同。那些以北方功业来对抗闯贼的人，如果身陷异域而心中眷恋天朝，那么使战争停止、百姓安宁，也可以算作报国。一种情况是宋代王继忠，他因兵败而向辽称臣，所以被刺死；但后来终于促成和好，反而得到任用。另一种情况是宋代祁宰，他原先因医术补官，后来因汴京陷落而在金国任官；但最终因劝阻金国南侵而被杀。像这样的人，死者应当抚恤，生者应当宽宥。臣又在六等之外列出四种议法，认为跟从闯王、跟从清军的人，也应给他们留下从一开始失身到最终报国的道路。”奏疏上奏，命令依照所议迅速审结。壬子日，命令苏松督抚张凤翔会同监臣孙元德，清查东南钱粮。当时监生陆佐霖说，东南应缴的正供钱粮，大多是被吏胥侵吞蚕食的缘故。人们认为这是奉承孙元德的意旨。兴平伯高杰上疏推荐吴甡、郑三俊、金光辰、姜采、熊开元、金声、沈正宗等人。皇帝答复知悉。监军侍讲兼兵科卫胤文因高杰的推荐而说：“吴甡巡按豫地、赈济秦地时，离任后当地百姓都留恋思念他；等到他巡抚晋地，剿贼建立功劳，防守黄河没有漏洞，晋人尤其感念他。他有才能、有作为、有操守，这是他的长处。只是他一生最大的毛病，在于把东林看得过分正确：抬高自己一方为君子，轻视并断绝与自己不合者为小人。依附自己的人，即使是盗跖，也指为伯夷；不依附自己的人，即使是伯夷，也指为盗跖。壬午、癸未年间，流贼盘踞荆、襄，吴甡奉督师命令，却逗留三个月；平生的气概，一朝全都冷却了。先帝如果因他抗命违期而诛杀他，确实不算冤枉；只给他薄薄的处分、发戍一处，这已经是最大的仁慈。既然有幸承受先帝的仁慈，那么现在更不必追究吴甡的罪过。扶危济难，如今怎么能没有吴甡！只希望吴甡今后遇到事情便从国家利益出发，遇到人便从人品出发；不要再用‘声气’二字排斥、陷害和把持事务，那就没有辜负先帝的恩典了。郑三俊心地清白如水，气节坚劲如山。但他也有深入骨髓的毛病，就是把东林看得过分正确；再加上性情执拗，偏听成癖。有人说某人是东林，他就相信那是心腹；有人说某人不是东林，他就嫉恨如仇敌。” “至于贪婪奸邪、恶行多端的吴昌时，也因为‘声气’二字而破格提拔；这还谈得上识别人才吗！如果起用郑三俊掌管清闲部门，用来树立清正的典范，那么郑三俊难道还会少吗！金光辰的经世才能不如吴甡，孤高也不如郑三俊；但他把持门户，这一点又颇为相同。周延儒再次起用时，金光辰与吴甡拥护依附他，一手把他控制住，使他为自己所用，后来又逐渐激成水火之争；这就是他的短处。然而他并非庸人，操守又清廉持正；去掉他的偏狭之心，便会成为上等人才。姜采因吴昌时而起升为仪郎，每天上疏催促他赴京，称誉他为贤圣；他是畏惧门户而不敢不加入，于是到了冒昧妄为的地步。如果让他在仪真任职十年，清正的声望和惠民的政绩，仪真人一定会感念他。他担任给事、谏官时，正被称为敢于进谏；把他禁锢在山林之间，难道叫作爱惜人才吗！臣曾感叹，国家败坏，都是因为在朝廷的臣子完全不肯做实事。东林、浙党彼此争胜负：高明者拿有用的精神去制造无益的口舌；卑劣者以结党排斥陷害的威势，作为收受贿赂、招揽权势的凭借。东林中的君子很多，但小人也不少；只是东林小人都借君子的名声欺骗人，而人们又畏惧他们。浙党中小人很多，但君子也不少；只是浙党君子，东林也一定指为小人而加以倾害。” 一方胜、一方负，彼此攻击而不能取胜。只希望皇上在上面明察决断，诸位大臣在下面虚心包容，略去各自的短处，取用各自的长处；这样对时局艰难的补益，就不浅了。”奏疏上奏，得到圣旨：“说到了病根，命令部院申令告诫。” 恢复原任御史苏京的官职，驻在庙湾，联络海上的官民。苏京巡按豫地时，以昏暗无能闻名，又曾跟从逆党；因列泽清的推荐，得到恢复官职。后来投降北方政权，又恢复为御史。癸丑日，赦免原任湖广巡抚王聚奎。因为任事已经败坏，军饷全无，免予议罪；也是因为他曾被黄澍弹劾，后来又与黄澍互相攻讦的缘故。保国公宋国弼等说，两浙是财赋重地，不适合建立藩国。命令礼部重新议论。宋国弼等人只是专心于确定策立之功，因为忌惮潞王近在肘腋之间。甲寅日，起用并升任原任河南左布政杨邦翰为太仆寺卿。杨邦翰年老，因为居住乡里而受到讥笑非难。吏科都给事中张希夏曾当面质问吏部尚书张捷，张捷无法回答。户科吴适上疏弹劾监司陈之伸、夏时亨、郭正中。交给有关部门处分。

译奏疏说：“陈之伸在癸未年调任兖东道，听到警报却退回。正在出阙途中，竟乘国家变故，突然声称得到旨意降职任用，又列入监司。夏时亨因处分县令，谋求补任夏邑劝农知县；又突然声称曾被题请加授副使，担任全省劝农。夏初听到国变，向南逃跑；又正好遇到奉诏出差进入豫地，不久便被称为宪长，借题发挥迎接护送，越级升为江右方伯。郭正中原是被罢职的州守，借危急边疆为名，得以起用授任东省监司；每天忙于上条陈，最终却不到任：这些都是司道官违法中最严重的。又如章旷、黄国琦，既然已经在监军任上滥用权力，就应当命令他们削减官秩、戴罪立功，允许他们洗刷以前的过错；如果不能奏效，就把两项罪责一并追究。既要严格告诫来鼓励他们改过自新，也要正式禁止以断绝效仿者；这样朝廷或许还会有纲纪，臣子也还知道守法。至于大贪□问的曾应瑞、丢失土地暗中逃跑的樊师孔，粉饰辩解、巧于营求，滥行写入奏章，都不合政体。”奏疏上奏，吏部回复：“陈之伸降级调用；夏时亨以佥事之职戴罪立功；郭正中削去道员官衔；章旷与黄国琦都夺职，充任为事官。”一时之间，主张整肃的舆论一致称快。《偏安排日事迹》卷八。十二月乙卯日，准备给殉难诸臣赐谥号，并荫封其后代为世袭锦衣者，命令兵部酌情复核；没有军功的，不得滥行给予。加授兵部侍郎练国事为尚书，原任尚书白贻清为太子太保，各荫封一子。追赠已故陕西巡按李应期为太仆寺卿，停止荫封。都是因为剿灭□寇有功。原任通州副总兵王伯时请求追究“妖书”及“三案”诸臣。王伯时自称曾跟随封为恭皇帝的先帝，最清楚前后事情；于是上疏说：“皇祖神宗在位时，宫闱内政都有贤德的文母，只是册立东宫稍微迟缓。大概是因为孝端皇后年长，明确告谕阁臣要等待嫡子。如果诸臣果真是从国本出发，所说并非不正；但他们认为若不加上‘易储’的名目就无法建立功劳，必定要陷害孝宁太后和恭皇帝于不可测的祸患。读到皇祖安慰皇太子时所说‘逆恶捏造妖书，离间我父子兄弟’的谕旨，言及此处便流泪；皇太子也含泪。当时缉查访拿虽然严厉，无奈庇护者很多，皇上最终只拿贯盈、劣生、皦生光来充数，而真正的大奸终究漏网。等到东宫已经册立、恭皇帝已经封国，原本可以不再议论；却又乘疯汉张差突然闯入东宫之机，王之采以提牢主事的身份指引没有根据的招供词，制作成本犯口供。又幸亏皇祖圣明，把诸臣召到太皇太后的灵位前，太子、皇孙一同侍立在前，曲折详细地宣谕；其中说：‘我父子是多么亲爱，外廷却有许多议论；你们这些人作为不忠之臣，使我成为不孝之子！’由此可见皇祖在骨肉之间也感到不安；那么奸党逞行这种凶恶之心，将把祖后、皇考置于何地？” 当时台臣刘光复越出班次快步上前，大声说：“正如圣谕。”皇祖恼怒他狂妄轻率，又震扰太后的神位，于是将他逮入诏狱。一时轰传他‘能够进谏’，却不知道他究竟进谏了什么。这类痴人说梦，大多如此。等到皇祖升遐，遗诏命令册立皇贵妃为太后，众奸臣坚决执意不从，随后迁居一字号殿，供给的资财器物损失了十分之五六。到了熹宗初年，他们仍然牵强诋毁而不合体统；凡是能够指责祖后、皇考的人，便称赞其有风力。仅这一系列举动，无非是想把祖后、皇考陷入无法言说的祸患。臣又想起先前的三大案件，贤臣和奸臣都很明显。如挺击案，主张追究的是王之采、何士晋，驳斥的是刘廷元、岳骏声、杨维垣。红丸案，主张追究的是孙慎行、张慎言、吴甡，驳斥的是徐景、温□、霍维华、王志道。移宫案，主张追究的是左光斗、魏大中，驳斥的是贾继春。如今皇上承继大统，祖后、皇考都尊崇并加谥号；如果取《实录》看一遍，祖后受朋党奸臣陷害，身处危险疑惧、祸患聚集之地，几乎有三十年。今天进行报复，不应只针对闯贼之后，还应当为此洗清冤屈。” “应迅速颁发诏书，向中外公布；《实录》《通纪》逐一改正，野史、日抄一律删□。或者另写一篇，以揭露朋奸离间的阴谋。仍应列举皇祖的圣谕以及诸臣自己供认的话，一并按罪追究。”得到圣旨：“既然已经大赦，暂且不再深究。” 丙辰日，工科都给事中李清因敌军与贼军相持，请求告诫中外臣民赶快谋求自我整顿。皇帝听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