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译光绪癸酉年以后，考场逐渐崇尚实策，不过旗人参加考试的还很少。到壬午年秋闱时，我三场都写满了卷子，取得副榜第三名；下一科逐渐有人学习作答实策。到了己丑年秋试，我和恩席臣都因为写满卷子而考中，从此便形成风气了。至于文章，过去崇尚清新纯正；到了咸丰末年至同治年间，忽然变成浮泛的腔调，当时称为“咸同派”。光绪乙酉年乡试，潘文勤任主考，竟然崇尚才华；戊子年翁叔平尚书主持考试，忽然崇尚说文；己丑年春闱，文勤又主持考试，崇尚文选体。这虽然是根据题目而采取相应文体，但主考官的好恶也起着作用。贡院的文昌槐在明远楼前。它始于前明，树根从东龙字号生出，蜿蜒向西，横过甬道，树冠覆盖到西边的号舍。枝干曲折挺拔，树下仅能让人通过。相传此树关系到文运，士子生病时，便在树下祈祷，摘槐角服用，往往就会痊愈。戊戌年秋天它忽然枯死，有关官员于是把它砍下当柴烧。第二年贡院又毁坏，到乙巳年，科举便停止了。北闱号舍住满，称为“辰字闱”。过去以至公堂左右的八号作为满号舍，后来增加到十二号。后来因为相邻号舍声音相通，容易滋生弊端，于是改为隔两个汉号设一个满号。这样安排，是因为北闱的满号、汉号一向不相连；不过也要看具体是什么人。还记得戊子年秋闱，我认识的满号、汉号士子最多。在风檐之下煮茶清谈，彼此如玉笋金兰，实在是从来没有过的情景。到了戊戌年春闱，偶然同号的朋友谈起此事，才发现他们有的考中，有的改任官职，有的离开了，有的已经去世，只剩下我、续耻庵（廉）和我弟弟介竹三个人而已。当时又刚遭逢大哥再芳去世，不觉呜咽悲凉。第二场写完卷子的时候，我填了一阕《烛影摇红》词给耻庵、介竹看，他们也都流下了眼泪。词说：最怕伤心，哪里禁得住偏偏来到伤心之处。当年我们同队踏着槐花，人随着槐花飞舞。还记得吗，矮檐下相聚，有多少风度翩翩的美才。多少次谈笑之间，不觉时光暗暗飞逝。转眼光阴过去，飘零的人一半化作风中飞絮。池塘春草的梦再难圆满，挥手之间便成千古。依旧是南楼的夜鼓，却完全不是当年的心情。像王维《渭城曲》那样的一曲送别诗，如今只有何戡还值得重新诉说了。大概我家自乾隆以来，科举功名一直没有中断；耻庵家也是如此，所以两家的交谊也延续了好几代。如今虽然还有我们这些后辈能够承继先人的事业，但对于家世盛衰的感慨，大概彼此有相同的心情。我曾买到一本康熙十一年的《江西题名录》，纸张和墨色精良，书法秀美，远非今天所能相比。它的制度记载也与今天不同：监临为巡抚江西等处地方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至正一品的董卫国（右君，奉天辽阳人，丁未贡士）；提调为布政使刘楗（公愚，顺天霸州大城县人，丙戌进士）；监试为布政使司督粮道参政韩庭芑（燕翼，山东青城人，壬辰进士）、按察使黄龙（卧庵，正红旗人，世袭）、提刑按察使司分巡赣南道佥事姚启盛（际斯，辽东杏山人，乙未进士）。第一场《四书》题目是：“子以四教”二句；“德为圣人”。《诗经》题为：“雨我公田”五句；《易经》题为：“保合太和。君子以正位凝命。”“默而识之”三句；“其旨远”二句。《尚书》题为：“帝德广运。”“道积于厥躬。”“先知稼穑之艰难。”“咸中有庆。”《诗经》题为：“孑孑干▯”二句；“载驰载驱，周爰咨度。”“王国克生”二句；“仪式刑文王之典”□句。《春秋》题为：“郑人侵宋”（庄公十五年）；“楚屈完来盟”（至）；“盟于葵邱”（僖公九年）；“晋阳处父”（至）；“救江”（文公三年）；“齐人来归汶阳之田”（至）；“堕费”（定公十年至十二年）。《礼经》题为：“本仁以聚之。”“德盛而教尊”二句；“君之所谓义者”二句；“笃行而不倦”。第二场的论、诏、诰、表、判题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论》；《拟汉令诸儒议五经同异诏》（建初四年）；《拟宋以杨亿为翰林学士诰》（景德二年）；《拟皇上同诸王九卿躬耕▯田礼成群臣贺表》（康熙十一年）。判语是：赴任超过期限，田地荒芜，服饰居舍不合规制；门禁锁钥；修理桥梁。第三场策论五道：圣学、吏治、漕政、备荒、弭盗。正考官是光禄寺少卿、仍支正四品俸的于嗣登（岱仙，直隶清苑籍安州人，丙戌进士）。副考官是中书科掌科事中书舍人童钦承（在公，浙江会稽人，己丑进士）。同考官分房如下：《易》三房，《书》二房，《诗》二房，《春秋》二房，《礼》二房。考中五十七人：第一名彭恪（清江县附生，《诗》），第二名程建章（鄱阳县附生，《易》），第三名康玮（安福县学生，《书》），第四名徐京（丰城县学生，《礼》），第五名边勋（峡江县附生，《春秋》）。最后附刻各篇文章，其中第二场的一篇表文相当好，抄录如下：“康熙十一年某月某日，具官臣某等恭逢皇上与诸王、九卿亲自举行躬耕▯田之礼完毕，臣等谨奉表称贺。伏思天王所凭借的是农田功业，三壤呈现薇座的祥瑞；皇后广泛施布的是土地之德，五彩祥云映照着▯▯介。一人具有大善，百谷繁茂而降下嘉祥；皇上自身有道，三次推耕而使风雨应时。朝廷庭院充满喜悦，鸫班欢腾；天下百姓都欢欣鼓舞。臣等诚心欢悦，叩头再拜上言：私下考虑，虞舜时代修治六府、征收贡赋，周代九谷各有职方掌管。春秋记载麦苗之事，《诗经》《尚书》中多有歌咏黍稷的篇章。献上种子，只承用从后庭培育的优良种子；按时进献黍稷，不像原庙进献樱桃那样。

译诵读《载芟》诗，周成王才开始举行祈谷礼；读农祥之诰，虢公已经请求亲自耕作。只需整治农桑，不必等到元日祈年；诚心修治祭祀用的卣鬯，欣喜地看着在南郊举步耕作。瑞鸟飞鸣，太史报告协风开始吹来；赤乌飞翔聚集，秩宗掌管的瑶瑟刚刚陈设。感慨自从帝王逐渐疏远农事，金盘祭祀也因此少有。百姓的依靠无人顾念，黍稷不再散发馨香；皇帝的恩眷未能承受，反而任意保存腥秽的祭祀。钩盾宫有千亩土地，未央宫徒有备作弄田的名号；樗社只值一金，南山却开辟成上林苑。桑田长久无人驾车前往，绿色田野看不见青旗。田地荒废后徒然歌唱，剃人空设。还从来没有像今日这样，让公卿率先拿着耒耜，在春季亲自耕作；携同妻子儿女种植桑麻，使家家户户都受惠。如今这都是因为皇帝陛下亲自遵循大禹的德行，内心超越尧帝的仁德。想到农事的艰难，便锄除这些弊政；怜悯民间百姓的疾苦，整顿我们的神州疆土。时值农祥之节，田野礼典隆重举行。首先举行三推之礼，以率领万民勤于农事。鱼丽阵在前面奔驰，在轻宪上扬起芊芊之姿；龙骧阵居中而行，鸣鸾发出哕哕声。各位诸王都是世所罕有的英杰，享受禄食既然出于德行，也应当亲自服事田畴。佩剑垂佩，仪态从容，柳色拂过腰间的玉带；九卿都是在田野贤者中有声望的人，你们必须勤于耕作。旌旗相互掩映，杏花的香气沾染在袍袖上。红纟引绀辕，戴着操持农具勤于御耦；缥车黛耜，众人在灵坛前拜舞。公卿按照班次和爵位的礼制排列，有五等或九等；庶人前来完成耕作一亩的义务，人数成千上万。这样已经是春风吹拂人、夏雨滋润人了。京城抵达象征天子的双阙，宫城屋角确实高峻；不只是替我解衣，也替我穿衣；不只是推食给我，也替我进食。茨梁随着六龙前行，鳞甲之士先行施礼。碧绿的水波荡漾于三畴，不必羡慕潘安的辞赋；黄色的云气高过百雉，也哪里用夸耀杜甫的文辞。臣等能力愧不如上等农夫，享用禄食又惭愧少府。亲身遇到圣明之主，怎敢说是因为自己的饥饿？内心感戴皇恩，对这种不劳而食的情形深感戒惧。捧着鞭子跟随在后，快意地驱赶两头小牛；捧着谷物迎接先农，羡慕百花散发芬芳。皇上应当勤勉，天未亮就开始操劳，直到太阳西斜仍然戒慎自身；家室已经充盈，臣下怎敢白吃饭而占据职位？伏愿恩泽遍洒翠绿的田地，润泽广布于青色田畴。怜悯百姓的疾苦，大有之年特书祥瑞而屡次报告；降下春天的甘霖，前来享用的人接踵而集，卿士们的美好景象也都显现。将要看到歌声充满康庄大道，称颂帝力又说什么呢；恩风吹遍远方田野，快慰我家已经丰盈。这样一日之间，天下仰望河岳共同承受的天命；五彩祥云垂临大地，山川永远兴发祥瑞。臣等无法胜任仰望上天、敬仰圣上的欢欣激动之情，谨奉表称贺，以此上闻。”这份题名录可以考见清朝初年的掌故，这篇表文又可以看出当时文风的盛盛。我的家中还收藏有《嘉庆乙丑会试题名录》，那是先恭慎公与同榜考中者的名录。它的纸墨潦草，远远比不上这一本。不过其中名人最多，三鼎甲是彭春农（浚）、徐少鹤（▯）、何文安（凌汉）。传胪为徐星伯（松），下一名就是李申耆（兆洛），第五名孙文靖（尔准），第七名姚伯昂（元之）。以下二甲中有孙子潇（源湘）、马□□（瑞臣）、胡以庄（敬）、彭春农（邦畴）、于莲亭（克家，改名克襄）、聂蓉峰（铣敏）、胡墨庄（承珙）、宝文庄（兴）。三甲中有帅仙舟（承瀚）、先恭慎、穆鹤舫（彰阿）、那竹汀（清安）、朱椒堂（为弼）、周保绪（济）、童正三（槐）、色□□（卜星额），令人读到这些名字，更增敬仰之情。我家还收藏有《乙丑同年公会图》的拓本，是于莲亭先生刻制后，分别赠给同榜的人。开头有英煦斋相国题写《乙丑及门公会第三图》，并附诗说：从前年来拜谒华美门墙，如今相看都已老迈苍苍。回想当年锁闱中的三位旧友，衰老之人也还是鲁灵光（指朱文正、戴文端、恩雨堂）。彭春农学士为此作记，徐星伯先生书写。记文说：君臣、父子、夫妻、兄弟，都是因天性而结合；朋友则是因人为关系而结合；同年之间互相友爱，又是人为与天性相结合。只是当初游曲江、登雁塔时，少年意气，只把这些看作值得高兴的事，还没有觉察到它们值得亲近。后来各自在不同地方做官，升沉显晦各不相同。有能够互通音问的，有从未见面的，甚至有忘记了对方姓名的。他们在京城同任官职、相互依靠最久的，也只有几十人；相互依靠最久而且相处最为欢洽的，也只有十几人。可是这十几个人又不能保证最终始终聚在一起，这就是创作这幅公会图的缘由。我们乙丑榜共有二百三十三人，这一科刚刚定榜，就按照分发的惯例，同时得到官职的将近二百人，可以说是盛况了。辛卯年，朱菽堂河帅开始创作这幅图。同榜的人从外地来参加的，便随时增加进去，过了两年也只有十八人。后来赵秀峰太守重新摹刻了一幅，只有十六人；前一幅图中的人已经少了两个。这第三幅图是莲亭观察所作，当时张昙村来任选人，又增加了两位，合起来也只有十五人，大概相比前一幅图又少了三人。唉！韩愈先生在《圬者王承福传》中说：他拿着抹泥板进入别人家，一次来过，后来再经过那里就已成了废墟；再次来、第三次来，又经过那里时也已成了废墟。从今天回看过去，这才知道他的话是多么令人悲痛。即使如此，国家以科举取士已经二百多年，从顺治丙戌到现在已有七十九科了。一榜之中，入阁为相的往往最多只有两三人，有时甚至一个也没有。近来，我的鹤舫相国接受正式任命的诏命，这一榜的气运仍然蒸蒸日上。从今以后，主持朝廷政务、掌握节钺的人，还会相继出现。邦畴虽然老朽，仍然能够执笔补写《摭言》的缺漏，以记载功业的成就。诸位努力吧！图中排在最前的是史荔园，右行斜上是朱菽堂河帅，接着是帅海门，再接着就是观察，再接着是何仙槎，然后是赵秀峰、姚伯昂、特芳山、徐香▯、陈韦田、张昙村、穆鹤舫，接下来是我，再接下来是徐星伯，排在最后的是郭鹤眠。

译秀峰的图，我为它记述此事，仿照米海岳《西园雅集图》的体例，因此特意改变文辞来书写。道光丙申年二月，南昌彭邦畴记，北平徐松书。这幅图长二丈多，高一尺二寸。图中画着园亭景物，众人有的看书，有的抚琴，有的清谈，有的垂钓。拓印工艺中，地面用浓墨，树木、山石、几案、床榻和衣物都用淡墨，并且又分出浓淡层次，看上去竟然像水墨画。这块石刻原来在西湖昭庆寺的墙壁上。杭州遭受兵乱后，石刻毁坏，我曾托杭州人寻找，也没有人知道它的下落，现记录下来，以备科举掌故之用。星伯先生精通舆地之学，著述非常丰富，松文清公最为器重他。他晚年任陕西榆林府知府时，给恭慎公写的信十分令人悲叹。信中说：弟于二月二十八日出发到达西安，询问得知北山不通车路。于是就在省城内租了几间小屋，把家眷留在那里。只带着四名仆从继续前进，跋涉河流、翻越山岭，胆战心惊。没想到将近暮年，竟走上这样的险境。三月二十五日才到达榆林，全省都称这里是有名的苦缺，很多人找借口不肯赴任；不过诉讼还少，颇可以借此掩饰自己的短处。等等。我家世代守护着这些藏品。每逢春秋两季举行考试的年份，距离棘闱最近的各条街巷，西边有观音寺、水磨胡同、福建寺营、顶银胡同，南边有裱背胡同，东边有牌坊胡同，北边有总捕胡同，家家都出租供考生居住的房屋，称为“状元吉寓”。每间房租三五两金，或十两金，往往还把妻子儿女送回娘家以避开这种高价。东单牌楼附近，各种货物▯集，价格比平日上涨十分之三。挑担背负、来往运输的人，直到夜里也不停息。这时，人口骤然增加到数万人。市侩和商人都满面喜色；有些平时一年到头都冷清的商家，靠这几天来弥补亏空。起初，我家自乾隆年间从西城迁居到总捕胡同元真观的左边，宅第是在先曾祖水部公时置办的。水部公官至工部郎中，生有我先祖兄弟七人：长子孚吉公，于嘉庆乙酉年中拔贡；次子芳山公，进士出身，官至兵部尚书，谥号恭慎；次子兰谷公，任笔政；次子吉士公，任慕东陵员外郎；次子□□公，是生员；次子鹫岭公，任官学生；第七子就是先祖悟堂公，任福建同知，代理福宁府知府，后以内用身份任慕陵礼部员外郎。悟堂公有五个儿子，先父是第四子。长子大山公，次子凯之公，都因议叙授官，任知县；三子心农公，任刑部郎中，候选道。先父以户部郎的身份出任扬州知府。从大山公到先父，兄弟四人都考中孝廉。先叔卜三公年轻时入学，二十岁左右便去世了。心农公生下家兄再芳，家兄以工部郎的身份出任思恩知府。凯之公生下春字兄，任笔政。我也侥幸考中一次，却碌碌无为，什么成就也没有。先曾祖父居住这座宅第时，乡里人称为文善人家；祖父们都凭借厚德使家业世代相传，所以家族荣耀显达到了这种地步。我没有才德，不能承当先人的事业，实在辜负了历代积累培植的家业。我家世代做官，都以清廉的品德著称。水部公监督琉璃窑时，正值乾清宫发生火灾，皇帝严令督促赶造，催得非常急，而瓦却来不及持续烧制，于是他拿出家财资助。宫殿建成后，家财也就全部耗尽了。恭慎公任马兰镇总兵时，内务府有个司员李某，家产巨富。他历任官员没有不向他行贿通融的，唯独恭慎公什么也没有接受。后来李某败露，交刑部审讯时，有位相国与恭慎公不和，硬要李某攀扯恭慎公。李某大声说：‘历任驻陵大臣没有不收我贿赂的，只有特大人一点也没有沾染。我李某即使死了，也不敢诬陷他。’恭慎公去世后，先伯父竟至于生活困窘。先大父福宁公以福建海防同知的身份代理福宁知府，回来后立即典当衣物。先父任户部官员，每天掌管山东司的印信，最终连一文钱也没有私存。他在档房领办事务数年，凡是奏销案件一概不参与。等到▯南奏销案发生，阎文介逐一指摘，他深知先父一向的品行，唯独对先父没有一句非难。先父任职江南时，曾与沈文肃意见不合；等先父去世，文肃对人说：‘英守去世了。江南像这样的廉吏，恐怕很难再找到一个了。’当天便送来一千金作为丧礼。恭慎公最受宣庙的知遇。任国子监祭酒时，因为主持南学考试而不肯徇私，被忌恨他的人抓住把柄。降职时，宣宗还只是皇子，在书房听说了这件事。等到即位后，连续提拔他，直到左都御史。恭慎公担任秋闱监临时，某位相国的儿子故意违犯考试法令，恭慎公告诫斥责他，于是与那位相国结下很深的嫌隙，因此在卿贰职位上迁延了很久。最终依靠圣明的君主在上，那个相国不能一直压制他，但恭慎公到底也没有能够进入枢要职位。宣庙召见恭慎公时，应当问到了他的家事。恭慎公当时没有儿子，皇上知道后，询问他兄弟有没有儿子。恭慎公回答说福宁公有五个儿子。皇上说：‘为什么不立嗣承继？兄弟的儿子，也就是自己的儿子。’于是便让心农公承继为嗣，这是遵从皇上的训示。福宁公任福建理事同知，以仁惠爱民著称。公务之余，他栽种花木和竹子自娱，有空便临摹古代法帖。一次官署恰好失火，他面对天空祈祷。火势竟出现回风返烧的奇异情形，官署最终安然无恙。而且百姓争相前来救火，就像是在救自家的火灾一样。二伯父将乐公通过选任得到福建漳浦知县的职位，氵位任十八天，叛军就到了。将乐公激励士民，与他们共同立誓守城，并发文书向左文襄请求援助。文襄勉励他坚守等待援军，并且说：‘过一个月后外城陷落，不是你的罪过。’将乐公又向大府请求军饷，但最终仍没有发下来，于是劝募军饷、抽调壮丁、储备药物、铸造兵器，仓促之间全都办妥，叛军多次攻城都未能攻克。过了一百多天，军饷断绝，叛军的侦探得知此事，便大举发兵进攻。将乐公又向文襄请求援助，但文襄刚刚失利，无法救援。一天夜里下了大雨，火药无法点燃，城于是陷落。将乐公自杀未死，恰好溪南社团的勇士听说城陷前来救援，看见他后便簇拥着把他带出城。将乐公在路上稍稍苏醒，破口大骂，要求去死，说：‘你们救我，实际上是害了我。’众人说：‘不是这样。左师刚刚失利，各社团都没有主帅，知道您一定能消灭叛军，所以冒死把您救出来，是为了谋划收复城池。死了又有什么用呢？’将乐公说：‘如果真能这样做，那还可以有所作为。’于是前往溪南，到了铜山。有个萧封翁廷桂，把他请到家中供养，与他共同分衣食。将乐公于是招募、训练勇士，教他们操练枪炮。叛军悬重赏急切搜捕他，百姓争相把他藏起来。恰好提督郭某到来，将乐公与他会合，连续作战三天，城池终于收复。

译将乐公募集钱财赈济饥民，掩埋尸骨，收养孤苦者，并为受难女子选择婚配；修缮文庙，招集诸生，督促学习，以振兴教化。左公极力向朝廷请求，朝廷于是将他革职留任。等到左公离开福建，将乐公也被免职，士民为他刻印《绥安事实》来记载他的政绩。又有沈虚谷茂才作《感事》四章，叙述福建的事情，其中第三章就是指将乐公而言的。后来福建总督为他奏请恢复原官，但部吏索取财物，将乐公不答应，过了七年才获准。这座宅第后来卖给了恩露圃相国（承），如今又归合肥相国所有。东院有枣树，果实非常甘美；西院有榆树，高高耸立，树梢直入云端。我和兄弟三人都出生在这座宅第里。宝源局在石大人胡同，原来是明代石亨的宅第，就在我居所的后面。每逢阴历月末月晦，鼓［1234］的光芒直冲霄汉；这里是工部所属的铸钱局。另有宝泉局在北新桥，是户部所属的铸钱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东堂子胡同，原来也是大学士赛尚阿的宅第。总理由亲王担任，副职由卿贰、章京担任。衙门分成若干股，有英股、法股、俄股、美股等名称，都由六部司员充任，不分满汉。兼任这些职务的人，可以不再顾及原衙门的事务，而升迁调任照常进行。每两年保举一次，过不了几年就能外放为海关道。因此京官争相趋附，把这里看作第一条捷径。按语：苏子瞻的策论中说过：‘现在如果依照古代行人、属国的制度，特别设置一个官职，使其责任重大、要求严格。让宰相从两制官员中选拔可用的人，不要剥夺他的权力。凡是我国派使者到敌国，以及接待敌国使者的事情，都让他自行选择办理。至于非常规的言辞、无休止的要求、难以满足的请求，也让他自行答复。使这些议论不必上达朝廷；他有空闲时，则搜罗天下才俊，研究作战、进攻、防守、御敌的策略，兼听博采，以全面了解敌国的虚实。凡是涉及境外的事情，都交给他处理。这样一来，天子和宰相只须根据他的才干和成效决定任用与否，他的升降也就确实可以简便得多了。’如今的总理衙门，实际上就是仿照这一主张设置的。只是苏轼的本意是借此减轻宰相的烦劳，而如今总理衙门由军机大臣兼理，这并不是苏轼的本意。且园在帅府园胡同，是宜伯敦茂才建造的。有两间小楼，可以远望西山。花畦竹径，另有一种闲逸的情趣。伯敦名▯，是满洲人。天生才华出众，寄情于山水之间。他性情又喜欢做有趣的事，在风雅人物聚集之中，时常创出奇特的意趣。同治初年，京师士大夫结成探骊吟社，扶助大雅之风，遵循正始诗风的轨道，彼此倡和，一时被称为盛事。伯敦于是选取其中最优秀的作品刻印，名为《日下联吟集》。现在抄录他的序文如下：‘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建立功业，其次是著书立言。我们这些人仕途失意，不能进献正确意见、纠正错误，来使君主受到益处、百姓得到恩泽。不得已，只能发抒为诗歌，虽然不足以担当立言的事业，但也未必不是立言的一种形式。有时借此陶冶抒写性情，以排解郁闷；有时有所寄托，以备采风之用。总之，只要不失《诗经》中诗人的旨趣，就可以算是立言之事。扬雄说：雕琢辞藻的微末技艺，壮士是不做的。我认为这句话不可信。友人宗子美，和我是幼年朋友。他为人倜傥，有奇特的志向，后来随侍官员进入蜀地。冫自癸亥年开始回到京师，又捐资取得资格，任戎部吏员。他平日常常郁郁不乐，便约了二十多位志同道合的人，都是当时的俊彦，结社联吟。’ 过了两年，诗稿积成厚厚的一部，请人选定篇目，亲手抄录成若干卷。我正好经过他的书斋，翻阅了一整天，喜爱得爱不释手。于是把诗稿带回来，捐出钱财，假托命令，交给刻工雕版印刷。唉！假使诸位生在一百多年前，能够遇到阮亭、归愚两位尚书，那么这些诗早就不胫而走了，又何必等我来替你们刻印呢？▯没有才华，身份卑微，说话也没有分量。一定会有人说我迎合他的喜好，我也顾不上理会了。书刻成后，于是记下几句话，作为这部书的序。这部诗集共有二十六人参加：宗室宝竹坡侍郎、时甫成孝廉列在最前；其次是志润伯石、俞士彦德甫、宗韶子美、文海镜寰、戬▯宜之、李湘兰宾、启名子义、宝昌朗轩、延秀、德准绳庵、寿英金甫、豫丰登五、遐龄菊潭、英瑞凤岗、文悌仲恭、廷彦子俊、荣光镜波、载本道生、荣祺镜臣、文峻秋山、志觐秋臣、佑善学斋、贵荣竹坪、孙广顺仲良、道士王裕芬，共有诗三卷、词一卷。镫市在明代是极其兴盛的地方。《燕都游览志》所说的情形是：街道两旁都是高楼，楼上设置氍逾帘幕，是燕饮游乐的地方。夜里就在楼上点灯，远望像星辰铺成的街道；如今已经没有这种景象了。我回忆幼年时，还看见路南有六间楼房，巍然无恙，如今已经无法再见了。每逢上元节五个夜晚，在西马市以东、东四牌楼之下，有几座灯棚。各家店铺又高高悬挂五色灯球，像珍珠▯，像彩霞的标志，有的还夹杂着各种颜色的纱灯。从镫市向东直到四牌楼以北，灯火一座接一座，连续不断。每当初升的月亮刚刚升起，街上的尘土也不起，士女云集，儿童欢呼。店铺中锣鼓的声音如雷如霆。好事之人把水浇莲、一丈菊等各色烟火放在路上燃放，观看的人像云一样多；九轨宽的道路，整夜都无法迈步。香车宝马交错其中。越是没有出路，人们却越是不断向前。整个国家仿佛发狂一般持续了好几天，也不比明代的镫市逊色。此外，地安门、东安门外大致也是这样。六部都有灯会，唯独工部最为兴盛。头门以内，四面都是灯彩；把墙面空处用灯填满，借廊檐用灯装点得如同幻境。门上有灯，屋里有灯，陈设的器物上也有灯，整个院落通通都是灯。这些灯都是吏胥、匠役一类人制作的。游人拥挤喧闹，城内外的男女全部聚集而来，拥挤得几乎要把衣服穿破。近来物力消耗，景况渐渐不如从前，灯景和游人的热闹气氛都减色了。《傅青主集》中有《冰镫诗》一卷，可以说是冰灯最盛的记载。不过只是凿冰做成屏风，在里面点灯罢了。如今的冰灯越来越奇幻，甚至有用冰制成酒瓮、瓶罂、鼎彝之类器物，在里面点灯，高高悬挂在四面，观看的人都赞叹它们仿制得极其相像。这类冰灯多设在酒馆里，用来代替招牌，所以尤其巧妙。

译神机营署在煤炸胡同。同治初年，选取八旗精锐，另行设立此营。总管由亲王、大臣担任，没有固定员额。其下设全营翼长二人。再往下分为文案、营务、印务、粮饷、核对、稿案六处，各处都有翼长和委员，印务处没有翼长。此外还有军火局、枪炮厂、军器库、机器局，各自设专人管理，共有士兵一万五千多人。设立之后，八旗京官争相前来投效。文案处委员达到一百六十多人，营务处达到一百八十多人，这还不包括书手。庚子以后废止。我的朋友续耻庵居住在神机营署附近，曾开玩笑在门上题写：‘门前迎接凤阙来的高轩；宅第靠近驹营，天马▯来。’因为从这里向西到东安门，只有一眼可望的距离。耻庵是满洲那拉氏的人，原本出身旧家。他的先人麒庄敏公（庆）曾任热河都统，政绩显著，功名载入旗籍，姓名收藏在册府中，早已为人所熟知。耻庵有苏许国那样的多才多艺，学习张长公避世的作风。座上常常宾客满堂，家中富有藏书，自己把居所题名为‘羞园’。闲暇时便和两三个朋友漫步天街，花尽钱财谋求一醉，是当今特立独行的人。耻庵年轻时作咏猫诗，佳句最多，孙丹五开玩笑称他为‘续狸奴’，见《余墨偶谈》。贤良寺在冰盏胡同，原来是怡贤亲王舍弃宅第建成的，最初在帅府胡同，后来迁到北边。因为这里靠近东华门，外省大官进京朝见时，常常喜欢住在这里。寺院又有层层高耸的屋脊和直入云端的建筑，幽静的院落中花瓣飘落。清晨粥鼓声严整，白天炉烟静静升起。这里人迹罕至，整日长满封苔，确实是一座清静的佛寺。道光年间，凯之公和心农公以及先父、先叔父在这里读书，结成漱芳文社，同人盛极一时。我家研习科举文章的学问，本来出自家传。恭慎公是阳湖管韫山先生的入室弟子，因此几位叔父都在科场享有声名，一同考中高科。凯之公尤其精通科举文章，恭慎公多次担任读卷官。他门下出身的人，都是当时的名流。凯之公与大山公每天都与人酬酢交往，因此交游之盛如云涌，见闻日益广博，一时有‘联珠’的称誉，曾辑成《五枝轩文稿》。凯之公、大山公都擅长古学。大山公的文集名为《榕阴小舍垂根草》，凯之公的文集名为《凭懑录》。法华寺在豹房胡同，建于明代。《啸亭杂录》记载：乾隆年间，法和尚住在城东某寺，与王公交结，放纵淫乱，违法妄为。后来被果毅公阿里衮擒获，立即杖杀，这座寺就是当时的法华寺；它的规模之大，为东城各寺之冠。咸丰庚申之役，王公大臣在这里设置巡防处。总管此事的是瑞文庄公（常）、文文忠公（祥）、宝文靖公（鎏）、麟梅谷（魁）。过了几个月，和议既已确定，诸位大臣在这里接见外国人，这是京师办理对外交涉的开始。寺院西侧有海棠院。海棠树高大，超过寻常；再往里走，便见竹影萧萧，一院清净的绿色。梧桐间的风声、松林中的涛声，使人的胸怀舒畅，这里极其幽静。己丑、庚寅年间，我和同人结社，在这里聚会。每天以读书以及作诗、古文、词为功课，我给自己的书房取名为丁嘤馆。乙未年再次聚会时，同人更加增多，才俊全部汇集，一时被称为极盛。同治初年，昌平孙丹五（▯云）曾寄居这座寺院，写成《余墨偶谈》，记载当时名人之盛；如今座中只剩续耻庵和静澜上人还在了。智化寺在禄米仓胡同，是明代王振舍弃宅第建成的。寺院极其宏伟华丽，如今已经半数倾颓。殿宇很多，佛像塑像仍有明代遗风。西殿是转轮藏，里面另无佛像，这也是其他寺院没有的。万佛阁规模宏大、壮丽，碑文记述王振事迹非常详细。王振自宣德年间入宫掌权，大概到宣宗末年，已经到了三杨也无法制约他的地步。过去还有王振祠，如今已经毁了。阿文成公祠在灯草胡同，如今他的子孙还住在那里。综合评论本朝的各位宰相，一定要把阿文成公列为首位。唐代的姚崇、宋璟，宋代的韩琦、范仲淹，大致可以与他并列；李文饶、张太岳还不足以继承他的地位。况且他生逢明主，能够充分施展才干，这又不是古人所能相比的。从开国以来的各位宰相，大多有人赞颂，也有人诅咒，唯独众人的议论对阿文成公没有一句非难。各家诗文集都可以一一考证。他承担重大任务和艰难事务，做事总能如愿；谋略老成深远，在当时享有很高声望。化林坪发生叛乱时，诸将都不知如何处置，阿文成公用两个月便平定了。金川战役中，天下军队的威势都不能平定，他用两年便平定了。治理黄河、修筑海塘，指挥得心应手，就像早已熟习一样。他一生非凡的功勋，尤其在于开拓西域。西域原本是化外之地，初次纳入版图时，疆域和行政建置都没有头绪。阿文成公划分疆界、设置城邑，简直就像亲手创建了一个国家，一百多年没有人能够稍加改动。即使拿鄂文端的‘改土归流’来相比，也有所不及。因为‘改土归流’直到今天仍有流弊，而西域的治理没有流弊。他还见识深远，朝廷每有一项重大举措，必定替数百年后的利弊作筹划。这正是《诗经》所说的‘远望百里’，也是《尚书》所说的‘能够保全我的子孙和百姓’；古代的圣相，也就接近这样了。傅忠勇公（恒）的宅第在二条胡同。当时园亭落成，高宗曾经临幸，赐名为春和园。忠勇公最初建造这座园子时，正厅用的是▯冉木，高大超过制度规定。等听说皇帝将要临幸，便急忙改换成其他木材，原来的木材于是另行修建了一座寺庙。如今他的后人还住在那里。光绪戊子年秋天，四牌楼以北到十条胡同一带，下起了小石子般的雨，大小如〔原文“べ”字疑误〕豆，呈黑黄色；剖开〔原文“▯”字疑误〕以后，里面层层叠叠，像有好几层，不知是什么东西，其他地方也没有。

译世家自从削减俸禄以来，一天比一天贫困窘迫，甚至有很多沦落到卖房子的地步。能够依旧住在原宅中的，极少。以我所见，如续顺公沈氏、靖海侯施氏，都多次迁换住所，租房居住。到今天还没有迁换的，只有佟府福文襄的后人、果毅公的后人、张靖逆的后人还住在旧宅。佟府有一座野园，介受先生（福）自号野园，就是指这里，至今还在。相传这座府第就是明代严世蕃的宅第。府第前面的灯市大街单贝勒府，就是分宜的宅第。贝勒名丹巴多尔济，是蒙古人。嘉庆八年春天，有个膳房人陈德，手持刀刃突然闯来，御前各位侍卫都不知道如何是好。贝勒径直上前抱住他，陈德未能得逞，反而用刀刺伤〔原文“亻事”字疑误〕贝勒的腹部，肠子流到地上；贝勒仍不松手，侍卫这才上前把他捆住，贝勒于是倒下。皇上急忙命蒙古医生把他的肠子放回腹中，抬回宅第。赐给他宫中珍贵药物，每天派人去探视病情。他起初被封为本公爵，到这时加封为贝勒。贝勒是先高祖赠光禄公受学的弟子。高祖当时正患病，派先曾祖兄弟前去探望。贝勒见到他们，便举手说：“二位来得很好，我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是承蒙老师的教诲。” 我有两首诗，您来和我吧。贝勒随即在枕上拿出诗给我看，当时肠子还没有完全放回腹中。与金日磾擒获莽何罗相比，这件事的困难超过十倍，谁说古今人的才力不能相当呢？贝勒小时候读书背诵很迟钝，每次复习书本不熟，就总是口动眼转，告诫他也不停止。光禄公命人取来一面大镜，放在座位旁，让他自己照看，说：“你自己看看成了什么样子，改不改？由你自己决定。”贝勒这才停止。裕鲁山制府的宅第在班大人胡同。制府曾任江南官员，有政绩声望，晚年殉难时十分壮烈。如今他的子孙还承袭世职。这条胡同本来是义烈公班第所居住的地方，义烈公是他的祖先。刘文清公的旧宅在驴市胡同西头，南北两面都是他的宅第。街北的一所宅子后来改成了饭馆，我小时候多次经过那里，房屋并不十分深邃。正屋五楹，台阶下面有一株青桐树，传说是刘公亲手栽种的。街南墙上有一块横石，刻着“刘石庵先生故居”七个字。如今房屋都已经换了主人，北宅早已拆毁，横石也没有了。刘公在世时，同瑛梦禅先生交情最为亲密。我曾见过刘公写给梦禅的亲笔信，共二百通，从壮年到老年，各种书体都具备。梦禅把它们装订成册，并亲自作序。又得到一册刘公与梦禅互相馈赠物品的清单，日常用品无所不有，几乎没有一天不互相馈赠。还见过两册，多是邀请对方吃饭的书信，由此可以想见二人的交情。大概是因为瑛居住在勾栏胡同，和刘公住在相邻的巷子。刘公一生即使书写楹联，也使用紫毫笔。他尤其喜欢使用蜡笺、高丽笺。任尚书时，批答“诺”字总是画成十字。有关官员仿照他的写法，刘公总能辨认出来，说：“我的字不可能伪造。”然而刘公的三位如夫人都能代他书写，字迹足以乱真，外人无法辨认，晚年多由她们代笔。凡是只署“石庵”二字、并使用“长脚石庵”印的，都是代笔。曾见过刘公写给三位姬人的论书家信，对笔法的指点说明十分详尽。瑛梦禅也曾替刘公代笔，这一点从《存素堂集》中可以知道，只是知道的人极少。得到刘公书法真传的，有伊墨卿（秉绶）的篆书、隶书和陈玉方（希祖）的行书、楷书，都能做到不触犯规范，也不背离法度。至于王惕甫的书法，则像婢女学夫人，形似而神非。张船山有个妹妹，嫁给汉军高兰墅（鹗），因忧郁而死，见《船山诗集》。考察可知，兰墅是乾隆乙卯年玉殿传胪。他也有作诗的才华，世间流行的小说《红楼梦》，就是兰墅所写。我曾见过他的书法诗稿册，上面有一方印章，印文是“《红楼外史》”，那么此人一定是放达不羁的人。兰墅能作诗，而《船山集》中却很少有二人唱和的诗篇，由此可知他的妹妹是含恨而终的。世间流传的《〔原文“▯覃史”书名有疑〕》一书，没有署作者姓名。书中用荒唐的言辞，肆意发表诋毁讥刺之说。详细考察它的用意，似乎是指三省教匪之役。对当时的将相任意毁谤讥刺，甚至有涉及皇帝的地方。考察它的笔法，极像《烟霞万古楼集》，这大概是王昙的手笔。王昙是吴省钦的弟子，吴省钦曾举荐他，说他能够用掌心雷击破贼人，因此受到仁宗严厉斥责；看来吴省钦、王昙都是和珅一党的。那么，这本书不过是发泄怨愤的作品，哪里值得保存呢？书末的《少目翁》已经明确指向省钦，作者无疑就是王昙。沈文定公（桂芬）住在东厂胡同。沈公本来没有房屋，借住在瑞文庄公（麟）的宅第。同治初年，汉军机大臣中只有沈公最能坚持大体原则，遇到喜欢纷纷更改旧制的年轻人，他一概压制，因此尤其不受新进官员喜欢。事情过去以后再回想，才知道他的作用无穷。而且他操守清廉谨慎，从不接受馈赠。居家生活俭朴，曾经亲自雇驴车进宫，到了东华门，守门人呵斥制止。沈公下车步行进去，众人这才大为惊讶：又出现了一个坐驴车的宰相。隆福寺在四牌楼北面的隆福寺胡同。每月逢九、十日开庙市。寺门内有五重殿宇。正殿的石栏杆，还是南内翔凤殿中的旧物。如今却天天供赶集的人抚摸，供游玩的女子倚靠；各种货物搭棚摆设，绳索纵横交错，都集中在这里，这石栏也算不幸而长寿了。庙市上的物品，过去是各处市场中最好的，如今全是普通的日用物品，再没有珍奇之物。我年轻时游逛这里，还常见旧书古拓本，字画也很多，价格不高，如今再也看不到了。只有寺院左右的唐花局，花卉每天更新、每月变化。过去只是在春天有海棠、迎春、碧桃，夏天有荷花、石榴、夹竹桃，秋天有菊花，冬天有牡丹、水仙、香橼、佛手、梅花之类。南方花卉只有山茶、腊梅，也很少。近来则玉兰、杜鹃、天竹、虎刺、金丝桃、绣球、紫薇、芙蓉、枇杷、红蕉、佛桑、茉莉、夜来香、珠兰、建兰到处都是。而且各种外国花卉，名称尤其繁多，这也许是地气造成的吗？此外，西城的护国寺、外城的土地庙，大致与这里相当。而士大夫尤其喜爱推重的是菊花，往往各家自己培育，分畦栽种，名称多达三百余种。每出现一个新品种，就索价数金，爱好此道的人争着先得到它，以此为快。那些精通此道的人，在幼苗刚刚萌发时，就能辨认出是什么品种，栽种嫁接的人家不敢欺骗他们。买来秧苗自己培育，到深秋时往往比栽种嫁接的人家培育的更好。因此，登上富贵人家的厅堂，进入隐士的宅院，所见无不是花；春明士大夫的风雅情趣，这可以说是第一流的。

译完颜氏的半亩园，在弓弦胡同里面的牛排子胡同。建国初年由李笠翁创建，后来贾胶侯中丞居住于此。以后改为会馆，又改为戏园。道光初年，麟见亭河帅得到它，大加修葺，园名于是著称。它纯粹以布局结构曲折、陈设古雅见长，既富丽又有书卷气，所以不容易得到。每个地方专门陈设一种东西：如永保尊彝之室专门陈列鼎彝，琅环妙境专门收藏书籍，退思斋专门收藏古琴，拜石轩专门陈列奇石，供有大理石屏风，其中有极为精美的。端砚、印章成堆，甚至楹联也用石头磨刻而成。佛堂中供奉的也有唐代铜佛、魏代石佛。正屋叫云荫堂，中间设置一件流云槎，是康对山的旧物，原是一段天然木根，卧榻宽长都达到一丈，宛如一朵紫云垂到地面。左边有赵寒山草篆书写的“流云”二字，思翁、眉公也都题过字。这件东西本来在康山，阮文达把它赠给见亭先生，确实是稀世珍宝。云荫堂以南有一大片水池，面积一亩，池中有水亭，有两座桥通向它，名叫流波华馆。此外还有近光楼、曝画廊、先月榭、知止轩、水木清华之馆、伽蓝瓶室等名称。先生去世，已经接近六十年了。完颜氏的门庭一天比一天兴盛，这座园子也不断修缮更新。满洲旧族中，簪笏相承、兴盛而且延续久远的，没有比完颜氏更显著的了。他们的祖先出自金世宗，建国初年尚未入关时，就已经有显贵做官的人。顺治年间，阿什坦学士，字海龙，以理学著称。圣祖称他为“我朝大儒”，他就是先生的祖父。后来和存斋（素世）、留松裔（保）、完颜晓岩（伟）也都成为一代伟人。见亭先生继承其后，崇文勤（实）、嵩文恪（中）又接续其后。文勤公曾任盛京将军，当时盛京正因吏治不修而被告知陷入困境，文勤公为此增设郡县，整顿废弛的事务，使停顿的事业重新兴起。陪都人士至今还在称颂他，可惜不到两年就去世了，未能完成他的功业。文恪公任尚书，是我己丑年的座师。放榜后我前去拜谒，受到他极大的赞许，他还把濮青士先生的寿文交给我写。那种爱惜人才的深厚情意，实在没有人能比得上。大佛寺前有一通明代新建伯王国栋修建永济桥的碑文，碑文说：“距离我的宅第几十步，有一座永济桥。”如今寺院附近实际上没有桥，想来是寺前地势极低洼，每逢大雨便无法辨认道路。光绪甲午年夏至前下了一场大雨，金吾卫也没有办法，直到上奏请求皇帝前往北郊，改道从地安门出城，由此可知地势低洼到什么程度。也许过去确实有桥，如今已经陷入地下了。碑文说“距离宅第几十步”，那么今天额驸景寿的宅第，难道就是新建伯的宅第吗？那条街走到大佛寺便转向西，经过寺院又向北，寺院和街道一定是金、元时期留下的旧迹。明代修筑城墙时，因为寺院不能毁掉，只能顺着旧址迁就修建，仍然保留金、元时期的旧格局，所以地势最低。每逢大雨之后，车马便无法通行。沿街的古槐和高柳，满眼浓绿形成树荫；晚霞刚刚升起，夕阳将要落下。我穿着轻衫、白〔原文“▯合”字疑误〕，沿着河岸独自行走。滚滚的街尘，忽然被风吹起，像谷中的浪；依依的墙边柳树，半被风吹得如弹丝一般。有时一群孩子骑着木头，争相嬉水；〔原文“氵▯女”字疑误〕女孩子提着筐子，争相窥看鬓影。可惜少了一叶扁舟，不能把我置于这幅图画之中。” 宝文靖公（〔原文“▯”字为人名疑误〕）的宅第在南兵马司路西面，园子在路东。宝公年轻时出身寒〔原文“▯”字疑误〕，很了解民间疾苦，后来身居显要，最能通达人情。庚申之变时，肃顺迷惑皇上，促使皇上举行秋弥之举，又引导皇上追求土木营造和音乐娱乐。当时户部的储备所剩无几，肃顺请求把它们全部运到承德备用，皇上都听从了。宝公当时任户部侍郎，奉命守城。既已接到严厉的圣旨，而且专门负责守城的官员已经取来骡网，系在户部仪门外，形势不容稍有迟缓。宝公上疏抗争，坚持不能这样做，极力说明守城需要军饷，国库没有储备，就等于没有京城。他说：“臣愿以死力争。”事情因此中途停止。不久内务府丢失印信，肃顺请求降宝公为五品顶戴，撤去他守城的职务。接到圣旨时，宝公正好在官署，立即亲自摘下官帽，换掉帽顶，并说：“连帽子下面的人都可以不顾，帽子上面的东西又有什么值得说的。”一时之间，他的正直声名震动天下。毅宗即位后，于是重用他。总的说来，宝公的操守不及文、倭二位宰相，但才干实际上超过他们，所以能够共同辅佐成就中兴之治。文文忠（祥）有大臣的气度，立于朝廷时神色严肃，众人看不到他的一笑。遇到有关大局的事情，他一定侃侃而谈、竭力争辩，从不稍作宽让，从恭亲王以下都畏惧他。恭亲王和宝文靖喜欢说笑，只有文公在座时便肃然端正。正因为有文公在座，能使人不敢嬉笑，所以政事很少有过失。退朝以后，他闭门谢绝私人拜访，不与外任官员通信。曾经有一项公费与惯例不符，数额为二十金。文公坚持要追究，众人认为这是小事，有什么值得计较的？文公说：“国事和家事不同。我们这些人多用二十金，确实不值得一提；但如果办理国事因为数额少就不追问，那么二十金就是二千、二万的开端。”这才是真正懂得大体的话。直隶学院署在马大人胡同内横胡同的路东。考察可知，顺天科试在通州，八旗科试在贡院，只有秀才乡试录遗在这里举行。八旗中参加秀才考试的人最少，有时还达不到名额。因为八旗官生、笔帖式都可以入闱，而且免除参加岁考的麻烦。所以参加小试的大多是寒门子弟，他们的学业浅陋，有时反而还不如监生。怡亲王的旧邸在头条胡同。同治初年，载垣死于磬室，爵位归宁王的后人承袭；这座宅邸赐给孚郡王居住。载垣的后人迁居二条胡同，把历代收藏全都带出去卖掉，三十年才卖完，书画上都有“明善堂”印。四王、吴、恽的画，有些已经完成但还没有装裱〔原文“衤票”字疑误〕，直到今天纸墨仍像新的一样。〔原文“▯”字为亲王名号疑误〕亲王的宅邸在齐化门斜街。这位亲王是文宗的弟弟，天性耿介。府门以内，俭朴得像寒门人家；出门只乘一乘肩舆，不再带随从骑马。上朝回来只做饮酒之事，但喜欢降低身份同寒门人士交往。我舅父宜子荣先生（昌）在王府中任馆师，亲王对他稍稍以平等的口吻谈论情谊，像平民朋友一样。有时我舅父家中有庆贺或吊丧之事，亲王便替他应酬宾客。客人都〔原文“▯▯”字疑误〕而退，亲王却独自留下不走，和主人畅饮到傍晚。先生去世后，夫人终身居住在王府的房屋中。大概亲王府延请老师，敬重礼遇超过士大夫。如红兰主人、问亭将军、怡贤王，都以爱好人才著称。履邸之于阎百诗，果邸之于方望溪，慎邸之于李眉山、郑板桥；礼邸之于姚姬传，更为显著。

译〔原文“П”字为亲王名号疑误〕亲王名允秘，封〔原文“П”字为爵号疑误〕王，宅邸在大佛寺北面。瑶华道人就是亲王的儿子。他的诗、画在世上都有很高的声望。他的画取法倪、黄，是一代正宗，画家直到今天仍推重他。他的诗由阮文达公替他刻板印行，法石帆学士送到他的庄邸，如今已经不多见了。这座宅邸现在改成了公主府。内城的老一辈人物中，以书法著名的，西城推重冠九提刑，东城推重锡厚庵都护（缜）。锡公的书法仿效颜真卿，参以〔原文“漫仕”疑为书家或书法术语，原字不明〕，晚年取法河南。他对〔原文“于雁”疑为碑名〕、〔原文“▯╊”疑为碑名〕二碑尤其有精妙的领悟，他的居所在山老胡同。吴梅村有一首《田家铁狮歌》，怀疑写的就是铁狮子胡同。两尊铁狮子在一条狭巷中，如今已经破碎。巷口另有两尊石卧狮，制作极其精巧。梅村诗中有“铸就铭词镌日月”的话，如今狮子半埋在土中，是否有铭文已经无法知道。巷子北面是志尚书（和）的宅第，房屋深邃，院落宽阔宏大，不像士大夫的住宅。后面有土山，山上有树，树干粗到几个人合抱。后墙外就是顺天府学。《帝京景物略》说：“英国公园北面临近柴市。”怀疑说的就是这个地方。也许后来英国公的后人又把它卖给了田氏。明代成国公的适景园，地点在今天的十景花园。他的巷子到东面一半改向南拐，如今东边祥氏的宅第，占地特别宽，也许就是园子的旧址。宝泉局在北新桥南大街路西，是户部所属的钱局。咸丰三年，战事多次发生，军饷供应困难。东南道路阻塞，云南的铜运不到。刑部尚书周祖培、大理司卿恒春、御史蔡绍洛先后请求改铸大钱，以充实财政。户部把这项意见提交上去，当时祁文端代理尚书，极力赞成。三月，先铸造一种当十钱，钱文为“咸丰重宝”，重量六钱，与制钱同时流通。八月，增加铸造一种当五十钱，重量一两八钱。十一月，因巡防王大臣的请求，又增加铸造当百、当五百、当千三种。当千钱重二两；当五百钱重一两六钱，铜色紫；当百钱重一两四钱，铜色黄，都磨〔原文“钅卢”字疑误〕精细，光泽像镜子一样，钱文为“咸丰元宝”。同时把当五十钱减为一两二钱，当十钱减为四钱四分，随后又减为三钱五分，再改为二钱六分。四年正月，命宝源局铸造一种当五钱，重二钱二分；三月，铸造铁制的当十钱；六月，铸造铅制钱，也颇能流通。然而不到一年，私铸钱币的活动便蜂拥而起，即使以弃市的刑律加以禁止，也不能制止。不久，部臣请求停止铸造当千、当五百钱，御史庆惠请求停止铸造当二、当三、当四百钱，得到圣旨批准。没过多久，当百钱和当五十钱也都停止流通，只有当十铜钱、铁钱两种继续流通。七年正月，忽然出现谣言，一天之内铁钱便突然废止。官府挨家挨户发布告谕，百姓始终不听，从此只有铜制当十钱流通。起初规定大钱和制钱并行，后来京城终于不用制钱了。出了城几十里，连大钱也不用了，却不知道是谁设置了这种限制。光绪九年，御史刘恩溥请求公布法令，使两种钱相辅并行，后来又以恐怕惑乱视听为由停止。十四年，户部尚书阎敬铭请求废除当十钱，仍然使用制钱。于是奉旨限定三年为期限，钱局便停止铸造当十钱。凡是交给官府的钱款，用制钱支付，用大钱收取，限三年把大钱全部收回。然而大钱已经使用了三十年，民间从未有过异议（因为名义上是当十钱，而民间把一枚大钱折合两枚制钱，交易都按这个标准计算）。等到这道命令下达，市场大为骚动。贫民买东西时钱稍微少一些，商人往往就不肯收，因为钱局不收私铸钱，于是竟有人在市场上自杀。几天之内，民怨沸腾。私铸钱停止后，官铸钱又少，银价骤然下跌，富人也受到困扰。没过多久，阎敬铭离任，先前的命令也不再实行。咸丰初年，一两银子可以兑换七千多文钱；同治初年，可以兑换一万文钱；光绪初年，达到一万七千文。十四年以后又降到一万四千文，后来又降到一万二千文。二十三年以后降到一万多文，不足一万一千文。京仓设在城内的，北面有北新仓、海运仓，南面有富新仓、南新仓、兴平仓、旧太仓，都在朝阳门以北；禄米仓则在朝阳门以南。凡京官的俸米，都从这里领取。大清门东面皇城夹墙以内还有内仓。凡宫廷用米以及庵寺的粮食，都从这里领取，不过这里总是以新米换出陈米，发出的米多半已经红腐。可是京师贵人家把紫色米视为上品，没有人肯吃白杭米，只有住在京城的南方人才开始吃白米。百官领取俸米时，领到米券，便以低价卖给米铺，再另外购买米铺的米来使用，这固然是因为不善于谋生。但京仓的花户善于玩弄法令。领取官米的人，米中掺和水土，必定使它不能食用；而米铺私下出售的却是上等米。因此，凡是得到米券的人，也不愿亲自领取，米铺便得以同花户之流共同操纵其中的差额，获取厚利，这确实是法律无法解决的弊病。然而如果因此想把南漕改为折色，又不可以。因为利益所在之处，正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假如全部取消仓储，改为折色，似乎可以杜绝这种弊病；但商人仍然可以从米价中获利，吃米的人依旧会受到困苦。况且这是堂堂皇皇的帝都，假如没有这数百万的储粮，万一道路发生阻塞，南方的米不能按时运到，北方的杂粮一定不够使用，那就是安坐着等待困窘了。因此，仓储制度从三代直到今天，从来没有改变过。圣帝明王并非看不清它的弊病，只是之所以因循不改，大概是因为所考虑的事情更长远。顺天府学在府学胡同，原来是元代的报恩寺。学门内西侧有一通明代洪武年间制定学制的碑。考察那套制度，府、州、县都设有学校，命乡里的三老各自推举本乡优秀的人，送入学校。选择县中有学问、有资历的人担任教师，学习不局限于一门技艺，教师也不止一人。经史之外，还兼学礼、乐、射、御、书，数学也略有涉及，并学习击刺和勇力。有余力而愿意学习文章的，听凭本人选择。每月考察学生学业的进退，以此决定教师的去留。有关官员负责监督。学习三年而没有进步，有关官员和教师都要受罚。学业完成后，贡送到太学，就成为进士。这套制度深得王制设立学校的本意，比科举制度高明得多。洪武初年停止科举直到二十年，确实是应该的。谁知没有多久就废弃了，最终仍然崇尚八股文。再加上糊名考试，像在暗中摸索，竟使贤能通达的人沉沦而无人援救。

译嵩茂承（希，文简公曾孙，赫澹士侍郎之子）为介受兹先生作了《野园图册》，其中有彭芝庭、沈文恪、钱文端、裘文达、董文恪、鄂刚烈、双有亭、萨鲁岱、塞晓亭、德文庄、何翰儒、张▯生岚等诸公的题咏。此册旧日为汉军李恩庆收藏，册中有他的蝇头小字跋文，考证受兹先生的事迹相当详细。按：受兹公的妻子施宝环也能作诗。贵云西侍郎（庆）一生有收藏砚台的癖好，刻有一册《咏研诗》，都是同人唱和之作，我曾在庙市见过它。又有铁梅▯先生收藏一方欧阳文忠公的南唐官砚，欧阳公题写道：这方砚台我已经用了二十年。当南唐建国时，在歙州制造砚台，专门选用工匠中技艺最好的，授予他们九品官服，每月供给俸禄，称为研务官，每年为官府制造砚台有定额。这种四方形、平而浅的砚台，就是官砚。它的石质尤其精良，制作也不像今天工匠制作的那样有的奢华、有的粗劣。这方北砚是从如今王舍人原叔家得到的，当时不知道是好砚，子弟们把它丢在一边。我起初得到它时，也不知道是南唐遗物。有个江南老人见到它，凄然说道：这是故国的遗物啊！于是详细说明了它的来历，我才开始珍爱它。欧阳修被贬到夷陵时，砚台的一角被折断。皇祐三年辛卯，龙图阁直学士欧阳修记。又先芝圃方伯（福）收藏一方岳鄂王砚，刻有岳飞亲笔题铭：持坚守白，不磷不淄。下面有谢叠山的收藏题记、文文山的铭文，以及于忠肃、王文成的题字，曾经归董思翁所有。这两方砚台，法石帆都分别作有诗。音德布，字春圃，蒙古正蓝旗人。擅长草书，喜欢用草书笔法写《清平如意》，并把自己的诗和朋友赠送的诗写在册子的上下两面，几乎写满了。他还能够躺着射箭，用脚拉开弓，箭无虚发，也是个奇异的人才。文丞相祠在府学左边，占地仅有几弓。祠堂只有一间屋子，相传府学就是元代的柴市，是文丞相成仁的地方。《日下旧闻》说：旁边有吉安会馆，这恐怕不确切。如今祠堂旁边左边是文昌祠，右边是府学，剩下的地方不多，难以容纳会馆。而且会馆都在南城，北城没有会馆。《藤阴杂记》说会馆在打磨厂，按道理或许是这样。汪文端公（由敦）的宅第在十三条胡同，如今称为汪家胡同。他的住宅具体在什么地方已经不知道了，有人说就是今天廷侯所居住的地方。汪公因为书法受到高庙赏识，曾与张天瓶沿袭前人旧例，刻成《时晴斋帖》。《时晴斋》这个名称，是因为收藏赵孟頫的《快雪时晴帖》而得名。玉元圃（栋）是汉军人，官至学士，住在城北。他收藏的书最丰富，王渔洋、黄叔琳两家的藏书大多归了他，于是筑成读易楼。法石帆有诗说：读易楼前隔年的苔藓，楼门十年未曾打开。不窥园的只有覃溪老人，特意为了寻找书籍来到城北。买书很容易就到了斜阳时分，读易楼中万卷书气息清凉。都门里零落的各处佛寺，鲜红的小印章可以辨认出王渔洋、黄叔琳的藏书。又有怡亲王府收藏图书的地方，称为乐善堂。大楼有九楹，堆积的书籍全都满了。绛云楼被火焚毁以前，其中的宋元精本大半被毛子晋、钱遵王得到。毛、钱两家的藏书散出后，一半归了徐健庵、季沧苇。徐、季两家的书经何义门介绍，归入怡亲王府。乾隆年间，四库馆开设，天下藏书家都进呈藏书，只有怡亲王府的书没有进呈。其中世间罕见的书很多，例如施注《苏诗》全本就有两部，此外也可以由此推知。直到载垣（原文误作端华）因狂悖获罪被诛杀，他的藏书才开始散落民间。聊城杨学士绍和、常熟翁叔平尚书、吴县潘文勤、钱唐朱修伯宗丞得到的最多（以上抄录《仪顾堂题跋》）。按：当时得到这些藏书最多、而且藏书最精良的人，以盛伯熙祭酒（昱）为首。他住在内城，得到藏书比较容易；又有搜集的力量，所以收藏胜过各家。祭酒是肃府宗室，敬文庄公的孙子。世代为世家，三代显贵，家中园林池沼之美胜过众家；又喜爱士人，是士大夫中的佼佼者。门下宾客很多，接待宾客、送别宾客都以此度过一生。春明一带的士人都艳羡称道他，己亥年冬天去世。庚子之乱时，他的收藏竟然没有失散。祭酒著有《蒙古世系表》，尚未刊行。与盛祭酒同时、同年出生的，还有山左王廉生（懿荣），也官至祭酒，收藏尤其丰富。光绪初年，京师士大夫以文史、书画、金石、古器相互推重，争相发扬翁方纲、阮元等人的余绪。当时把潘文勤公、翁常熟视为一代宗师，把盛、王二位看作他们的继承者。四方豪俊进京上计，没有不首先拜访他们的。即使京师人士谈论艺术，下至商贩平民，也没有不把诸位先生当作归依之处的。厂肆出售的金石、书画、古铜、瓷玉、古钱、古陶器，乃至零星的砖瓦，没有一样不因此涨价扬名；而士大夫的学业，也没有超出考据、鉴赏两门之外的。不久，盛司成主持了太学重刻石鼓文的举动；又不久，王司成提出重新开设四库馆的请求，这大概真是太平盛世的大事了。谁知庚子之变发生后，局势一败涂地，再也无法挽回，王君以身殉难。各家的收藏也几乎散失殆尽，一时的学术风气于是大为改变，这哪里是诸位先生能够预料到的呢！当时，满祭酒熙元，字吉甫，与妻子一同殉难；盛君早一年去世，未能亲眼见到这些事情。同时殉难的还有庶吉士寿富，字伯蔸，别号鞠客。他是宝竹坡侍郎的儿子，幼年就有极其真挚的孝性，守丧时遵循古礼，睡在草垫上、以土块作枕，穿布衣素服三年。他写文章提笔立刻就能完成，同时精通西方数学。乙未年，中日和议将要达成，他约同僚上书竭力抗争。于是发愤研究西方技法，游历日本，写作《劝八旗子弟书》。戊戌年考中进士，选用为庶吉士，还没有来得及授予官职。庚子年七月，局势危急，有人劝他离开，他不答应；城破后，全家饮鸩殉难。

译钟祺，字维春，是汉军镶黄旗人，姓马，世袭一等子爵。年轻时是诸生，因为承袭爵位而不能参加考试。授任三等侍卫，后改任二等侍卫。他具有文武才能，读书过目成诵，写诗和古文都流畅而富有生气。起初专心信奉陆王之学，后来又参合程朱、张吕之学，不专主一家，同时以经史百家作为辅助，杂采众说而不竭。为人刚直豪爽，具有奇异的气概，仰慕孙白谷的为人。他尤其喜欢搜访朝野贤士并与之交游，听说有奇异人物，必定立即驾车拜访。无论风晨雨夕，总要到处拜访志趣相投的人；有时一起游览山水，有时直接到酒家，喝醉后就放声吟诵陶渊明的诗。然而他绝不喜欢庸俗之人，遇到他们就用白眼相待。有时听到庸俗人的话，必定吟诗打断他们，因此得到狂士的名声。甲午年战事发生，他上书请求效力，于是从军于奉天。盛京将军伊克唐阿倚重任用他，让他统领镇边马队。和议确定后，他便归来。李忠节巡察长江时，亲自到他家拜访，奏请任命他为营务处官员。庚子乱起，李忠节派他作为先驱，他单骑上路，冒着箭矢向北而行，几次濒临死亡。到了京城，看到时局便流泪，准备上两道奏疏：一道弹劾政府，一道请求剿灭团匪。鉴帅还没有来得及出发，军队就已经出征；军队战败后，李忠节殉难，他护送李忠节的灵柩归来。回来三天，城池被攻破，他自缢而死。著有《五伦大义》《马氏日记》若干卷。文福，字星垣，满洲正黄旗瓜尔佳氏。一等子爵，官至二等侍卫。他信奉程朱之学，同时长于经世之学，喜欢读经世致用的书。曾跟随将军延茂在吉林率领马队，听闻变乱后，自焚而死。延茂，字松岩，汉军正黄旗人，姓杜。以文学著称，主管官学，成就后辈最多。等到担任吉林将军时，营官都由诸生弟子担任。他具有王阳明的风范，文福也是其中之一。被罢官后居住在京师，吟诗作赋从未停止。听闻变乱后，全家自焚。德续，字继亭，满洲镶黄旗人。年轻时是个无赖，熟悉市井之事。他的住所和蔡省吾（绳格）相邻。蔡省吾教他行善，并且教给他书籍，于是他成为善人。听闻城破后，他登上城墙，手持刀作出准备拒守的样子，随即中炮身亡。王节，字竹庵，宛平人。精于琴艺，擅长绘画，只喜欢清静，喜欢住在古寺中。六七月间因忧愁去世，年仅二十五岁。葆初，字效先，是镶蓝旗蒙古人，承袭三等承恩公爵位。他一向擅长楷书，俄国亲王前来朝觐时，曾用千金购买他的书法作品带回去。等到城池将要攻破，他命家人在自己的房间里挖一个大坑等待。城破后，全家按照昭穆次序坐进坑内，命仆人将坑掩埋，仆人不答应而逃走。于是他亲自起身点火，焚烧房屋，全家都被烧死。●卷四 ◎北城 国学在安定门成贤街，沿袭明代旧制。东面是圣庙，乾隆二年改换为黄色琉璃瓦。又仿照曲阜孔庙的规制，领取彝器十种，祭祀时共同陈列在一张案上。案上凿有槽，下面有函足；其中五件有铭文，五件没有铭文。没有铭文的尤其精美，青苍翠绿，仿佛水珠将要滴落。康熙年间，升入配享的十二哲，陆续有若干人入祀；而本朝占了其中四人，可以说十分盛大了。大成门内排列着陈仓石鼓，门外排列着乾隆御制十鼓。元代、明代以及本朝的进士题名碑林立，桧树柏树都粗逾十围。浓荫如翠盖撑在空中，青苔像绣花一样铺满小路，庭院台阶庄严肃穆，风清日暖而幽静闲适。每次瞻仰，都令人产生敬仰圣贤、止于至善的思绪；这里确实是诗礼教化的宫墙、道德学问的园囿。辟雍亭在国子监彝伦堂下。圆形水池环绕四周，屋檐栋梁壮丽，彩绘的桥梁通向四面，碧色牌坊高耸。历代圣主多次亲临，亲自举行释奠礼，手执经书讲学，其典礼远胜桥门。两廊是率性、修道等六堂，堂中排列石刻经书，共有□十□通碑。后面是彝伦堂，悬挂着历代圣主的御书匾额以及祭酒箴。南学额定学生六十人，由考试录取。住在学校中学习，分在六堂，每月共四次课，膏火银八金，成绩优异的升任斋长。所学习的课程有制艺、杂作、札记；戊戌年以后增设算学斋。又有北学，额定九十人，不住在学校，举人、贡生、生员、监生都可以参加，课程和南学相同。国子监的石刻，旧时有《兰亭》《乐毅》《座位》以及四百字、丁香花诗等刻石，其中《兰亭》最有名。国初的人都有题跋，但这些石刻已经散失。我过去认识一位姓张的门斗，以拓碑为业。曾经请他精拓石鼓，但《兰亭》《乐毅》却没有拓本。一天春雪刚停，我观看斋中保存的旧刻，忽然想到要访求国学的《兰亭》，便赶忙到国子监去，想和张某一起搜寻。刚进门，就听到丁丁的声响，清脆悠扬得异常。推门一看，见一方横放的石头，古朴的光泽明亮得可以照见人影，原来就是《兰亭》。我说：这块石头确实没有损坏吗？张某说：前几天从敬一亭的土中搜出几块石头，就是《兰亭》《乐毅》《座位》三帖。《座位》已经残缺，《乐毅》也已漫漶，只有《兰亭》保存完好。张某拿出拓本给我看，和旧拓本没有太大差异，而石头的大小又与另外两帖不同，这才知道这大概是宋刻，先前那些则是元代镌刻。唉！这几块石头被埋没大约一百多年了。鉴赏家再也没有人过问，恰好是我产生了钩沉访古的念头，石头便仿佛应着这个念头而来，不能说不是翰墨之间的缘分。我曾经重新订定《石鼓文》的次序，又撰成《集注》一卷，考辨认为这是秦文公东出打猎时所刻，记载在《十篆斋题跋》之中。虽然知道难免受到大雅之士的讥评，但未必不能作为提出疑问的一点助益。现摘录其大意如下：石鼓文长久以来经过前贤的考论定说，我哪里敢另行提出不同意见？但仔细玩味它的字形笔画和诗歌格调，私下觉得其中有值得怀疑之处；至于郑浃认为它是秦文公时代的作品这一说法，我是赞同的。考察《史记·秦纪》：文公三年，率兵七百人向东打猎；四年，到达▯水、渭水会合之处。这就是石鼓文所说的“▯▯沔沔”。又说：从前周人曾把我们的先祖秦嬴封在这里，后来终于取得诸侯之位，于是占卜是否在这里定居。占卜说吉利，就营建城邑。这就是石鼓文所说的“吾道既平，嘉树则里”，都是在说营建城邑的事。“日佳丙申”，是占卜所决定的出行日期。第一鼓全都说打猎之事，那么以七百人向东打猎便有依据了。而且一鼓之中，天子和公同时出现。哪里有宣王的猎碣，既称天子又称公的道理？那么“天子”就是周王，“公”就是秦文公。再说它的诗句诘屈难通，不像《大雅》《小雅》，却有《车辚》《▯四铁》一类《国风》的风格。前人之所以指为周宣王时期的作品，不过是因为第一鼓“吾车既工”似乎像《小雅》罢了。